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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挂

6月前
10月前
2年前
年纪小的时候,拿红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每年农历新年必然准备一个新的钱包,把一年的祝福收进去,然后压在枕头下15天,这是我自创的文化。如此年复一年循环,我逐渐成长,红包予我的意义悄然起了变化。 我的家庭文化较为传统,除了农历新年,长辈会在晚辈过生日或某个意义重大的节日给予晚辈红包,因此我家的红包可谓承载了长辈真挚而朴素的祝福。 也许农历新年传统习俗的影响对我而言较为深刻,我年幼时认为拿红包理应是回家后发生的事,无论庆生抑或喜庆之日,总之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刻,红包才会出场。成年后,我恍然发觉红包象征出走的祝福,其真正的意义是给离家的孩子捎来问候。 我是土生土长的槟城人,4年半的大学生涯都在槟城度过。因此我的升学时光,不仅不曾离乡背井,就连最后两年的大学时光,也被疫情偷走。去年年中,马来西亚的疫情趋缓,我幸运地被自己向往的实习单位录取,于是我决定到雪兰莪展开为期12周的实习。那趟实习虽然是本科生涯的最后一堂课,却是我本科阶段唯一的实体课。 出发前一天,妈妈、干爹、干妈、阿姨、舅舅分别为我准备一封红包。我将这些红包搁在行李,拖起来显得格外沉重。当我想家的时候,我会看一看红包封外长辈的留言,感觉自己离家不远。 实习结束后的两个月,我终于迎来毕业典礼,这对家人而言是一件可喜可贺的日子。为此,表姐们和表嫂费心为我举办毕业庆祝野餐会,庆祝我正式从校园里逃脱。离开温暖的校园怀抱,何尝不是一种出走?当天,前来参加的长辈各个再给我一封红包,纷纷感慨金家的小女儿长大了。从长辈手中接过他们的红包,我知道那封红包是鼓励,亦是寄望,但我因为害怕自己无法完成他们的期待,感觉手上的红包多了几斤。 所谓“红包”,其实是惦念的化身。18岁的我曾单独与两位好朋友到云顶游玩三天两夜,妈妈偷偷在我的背包塞了一封写上“一路顺风”的红包。我用红包的钱给妈妈买了一份等值的纪念品。回家后,妈妈斥责我钱不是用来买东西给她的,而是给我额外的伙食费。我听了有些纳闷,不理解妈妈为何不肯接受我的好意,直到实习那回我才明白,原来红包是母亲对孩子的牵挂。 还有一回,我第一次随姑姑返乡探亲,收获满满的战利品,竟然是红包。从亲戚们的眼里看来,我们这一家是家族的游子。爷爷在战乱期间漂向南洋,而后在槟岛开枝散叶,直到老了,再也没有回家几次。亲戚们说,这些红包是给我的见面礼,希望我记得我们身上流淌同样的血缘,记得回乡走访。我带着红包回槟城,宛如完成爷爷奶奶对家族团圆的期盼。 给我红包的人越来越少 最近一次收到红包,是远在吉隆坡的二姨专程托表姐为我送来一封“开学红包”。从幼儿园算起,这是我第6次开学。经历小学、中学、文凭班、学士学位,我已经是学生界经验满满的老学生,没想到二姨竟然把我深造的事情放在心上。这封红包令初为“菜鸟研究生”的我自省,别因为倦怠而辜负长辈们的用心。 小时候老爱在心里嘀咕,为什么我生日时,收到的红包数量比礼物还多?当时的我搞不明白,那是因为家里还有很多人能给我祝福。近3年的新年,我发觉新钱包里装载的红包越来越薄,不是长辈的钱给少了,而是能给我红包的人,一年比一年减少,一个接一个离去。现在的我,称红包为“出走的祝福”,因为游子,总是在出走后才能有一个回家团聚的理由——回家拿红包,再拿红包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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