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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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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岁末特辑/40后】意识形态真难了解/碧澄（吉隆坡）

人类被誉为万物之灵，“万物”想必没有反对此说法的声浪。如今科学的进展一日千里，医学界、物理界、宇航界等等有了许多突破，乃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对于人之为人，生物之为生物，许多生命之谜，谜底依然未能揭开。宗教与科学或哲学，日后或许一直各依其理，分道扬镳；或许相辅相成，双轨而行或混合并进，谁能预料？在世上活了80年，我觉得最难了解的是意识形态。它附于个人的思维以致演变成为行动指引或生活方式，这种思想行为的酝酿变化程序十分复杂，不易理性分析。把它简单化、具体化，变成思想体系或政治制度，则往往流于不能说明它实际之为物，更难以说明其发展的过程或对一个人或一群人所产生的改变或作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我生活在一个政治动荡而不自觉的社会环境中。可以说大部分华人，尤其是年轻一群都倾向于社会主义，极少部分（以中学生占多数）为西方国家提供情报以挣取可观的报酬。我是另一类，表面上无疑十足同情左倾思路，不屑于右倾分子所为，然而我总是站在自己的立脚点，不偏不倚，想起来真有点儿不可思议。根据我的观察，家境是促使一个人改变其思想的主要因素，环境、友朋或接触的书报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年轻伙子，血气方刚，公正、美好生活的憧憬无疑是把一个人推向某个方向的巨大动力。老实说，这几个因素或条件我都具备，我可自始到终，我行我素，完全不为四周氛围所动。在中学的几年，课余大部分时间用在为个人或家庭分担一点责任的力气活儿上，例如替咖啡店、住家以及自己家里（从巴士车修理厂）挑自来水、替人把一节节的橡胶木劈成一条条的木柴、到铁厂前面的垃圾堆捡拾铜铁碎屑去卖、到锯板厂以麻包袋收集木糠回家煮猪馊喂猪、到金山沟把水笔射出来的硬木抬回家去晒干当柴烧，或是走到铁轨两旁去砍较粗的野山茶回家当燃料，整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星期六或星期日则有更充足的时间利用。那时老师给的功课不多，除了数学练习，主要是两周一篇周记和作文，作文有时在班上写好，就不必带回家去做。课外书往往是晚间在煤油灯或煤气灯下一页页读下去的。学校曾有过一两次“学潮”（出来社会做事才得知的），我们比较低班的随着大伙儿走出课室听几位学长慷慨激昂地讲话，然后排队回去照常上课，汗流浃背，莫明其妙。老师也没有解释，只是关怀的吩咐我们把汗揩干，准备上课。班上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同学要我去他的家借书来看。他的藏书几乎全是来自当时中国或是译自苏联或俄罗斯的理论思想介绍，对我来说，无异生吞活剥，更兼没人辅导，读了几本，也就不再去借了。班上有时会有一些油印的短篇论文传阅，偶尔与华文教育有关，就多读几页；如是思想性的东西，觉得异常枯燥无味，望望标题，就敬谢不敏，快快传给另一些同学了。人的意识最难了解透彻也曾“受邀”出席在吉隆坡湖滨公园举行的联络活动，唱〈找朋友〉和跳舞，我觉得自己跳起那活泼舞来笨手笨脚，歌倒唱得轻松。去了一次，再也没有回头。居住在吉隆坡市郊的非法木屋区，老一辈的人过着贫困简朴的生活，儿童很多没有上学，每天赤着脚到处乱走。其中不少到了青少年阶段即“失联”，家长也不去警局报案。这样的地方，制造出一个个私会党，打家劫舍，不足为奇，其中有些还进入森林，大赦时期不见出来，70年代才参与的另一批，直到1989年末“合艾三方和谈”签订过后，也没有他们的踪影。何以他们能那么坚决投入，我着实想不透。最近写一部与中共和马共有关的长篇小说，总认为只能写人物的表层，无法深入他们的心灵。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最难了解透彻。我何以不跟他们走进森林与当局进行抗争，而独立独行，老实说，我本身也说不准。

3年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