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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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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桃花源记〉、〈桃源行〉以及《乌托邦》/碧澄（甲洞）

中二那年，我在华文课读到〈桃源行〉一诗，而在中四那年，再读到〈桃花源记〉一文。当时不晓得两者的关系，更没想到何者为先与何者为后的问题，当然更没深究桃花源的背景。老师虽也指出桃花源实际上并不存在（今湖南省桃源县南部，有桃源山，却没有桃花源这样的村子），但似乎没有进一步讲解何以作者要虚构这么一个故事。最近重读上述作品，觉得课本编者应先编〈桃花源记〉，后编〈桃源行〉，如能把两者编在同一年级（中四）那就更好。当时的编者可能只考虑到两者的“深浅”问题，也许认为诗歌比较容易理解吧。〈桃花源记〉作者为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他出身贫寒，少年时曾有远大的理想，想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但他3次出仕，3次退隐。彭泽令只做了八十多天，即决定辞归田园，“躬耕自资”。那时他只有41岁。晚年贫病交迫，在“窥灶不见烟”（〈咏贫士〉）的窘况中郁愤而终。陶渊明一生不得志，虽也与他的个性有关，但统治阶层的内斗与外族的伺机入侵，内忧外患，导致国家社会的动乱与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则是主因。他虚构故事，却有条有理，令人信以为真，但不忘留下伏笔，目的是叫人不必再去寻找。渔人离开桃花源时，曾“扶向路，处处志之”；他把所见所闻告诉太守，“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他更搬出爱游山玩水的“高尚士”刘子骥来佐证，“闻之，欣然欲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作者虽以想像为主，但仍以现实为依归。他以晋太元（孝武帝，376-396）为时代，武陵（今湖南常德县）为地点，一名渔人为主角。先见“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再介绍桃花源的特殊情形——“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居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隔绝”。渔人离去时，居民吩咐渔人“不足为外人道也”，已暗示如向外人道将不会有结果。陶渊明生于乱世，不满现实，期望有个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人人自由平等，没有战争，没有徭役。这种理想社会，当时只是妄想，只有寄托于幻想。〈桃源行〉的作者是王维（701-761，或698-759），唐代著名诗人，长于五言律诗，更工书画、善音律。他有“诗佛”之称，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一些诗具有诗、画、音乐三结合的特色。〈桃源行〉以“古风”的形式来叙事，每句7字，注重押韵。〈桃源行〉和〈桃花源记〉单在形式方面，就有明显的差别。全意是空想的国家在王维的眼里，那地方的人已和仙人无异，对于人世间的纷扰全然不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山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这几句抒发了作者的佛道思想，与陶渊明的避世思想有所不同。无论如何，陶渊明和王维心中都有一个理想的境地，只是说得比较空泛，不够周详。后来西方有人提到“乌托邦”，那就具体得多了。“乌托邦”（utopia）原是拉丁语，本意是现实中并没有的一个美好地方，引申为很理想但不可能实现或完成的好事情。华文依照音译，十分传神：“乌”为乌有，“托”为寄托，“邦”为邦国，全意是空想的国家。一般字典把这字的意思解作“空想的完美境界”。广义来说，凡是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主观理想的愿望或方案都可称为“乌托邦”。其实“乌托邦”一字出自英国的一名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他以拉丁文写了一部叫做《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英译为Of a republic’s best state and of the New Island of Utopia）的书，人们习惯简称为《Utopia》。笔者写此文，乃有感而发。如今天下纷扰，冠病病毒肆虐仍未结束，乌俄激烈战事爆发，天灾处处发生，世界什么地方才有桃花源？过了1600年，世外桃源依然是个幻想境界，最大可能是在我们的梦中出现。

3年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