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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

“做学问,做田调,让我学会聆听,学会接受,改变脾气和性情,也改变整个人生态度。” 年轻时自觉是个愤青,有着所谓知识分子的一股自傲,后来因缘投入本地华人籍贯文化研究,带着学生走入乡村小镇,探访古迹与庙宇,跟安哥安娣打交道挖史料,慢慢地,人也变得温和有耐心。安焕然感叹,做学问也是一趟学习做人的旅程。 同是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的他说,在知识储备以外,做文化研究,做田野调查,最重要有三法:能走、能睡、能吃;“能”,其实就是学会接受。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陈世伟、受访者提供 投身大马华人籍贯研究的契机,始于2001年。 在潮州籍的郑良树教授牵线下,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与高教学府合作,展开“搜集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回忆当初,安焕然坦言接下这份任务时,心里有些胆怯,毕竟课堂上关于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的理论,此前从未有实践的经验。 “万事起头难,我们走了很多冤枉路,”曾因助理拨电过于频繁而被对方盖电话,也曾因不谙潮州话而受阻,“慢慢从这些磨合中学习。” 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深受当地80年代乡土研究风气影响,尤其是台湾历史学者何培夫执教的古迹维护课,让他意识到乡土教育普及化的重要性。“我们每年都有古迹巡礼,学长姐带着我们骑脚车看古迹。” 为了培训学生支援、接班史料采集的工作,时任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的安焕然,将“古迹巡礼”挪进新山,成为系上品牌活动。 “后来学生自己走,去了印度庙、锡克庙、清真寺,做很多跨文化的活动,整个古迹巡礼已经远远超越原先对潮州人的研究,也带起一些风气。” 田调有三法:能走、能睡、能吃 寻根溯源是一趟艰难的跋涉,安焕然总这么说。 每次带学生走入乡镇田调,他就像是老父亲般,叮嘱学生他多年领悟出来的田调三法:能走、能睡、能吃。 能走与否,无关速度,“而是耐走,常常我们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不是没试过,走到天黑,正要结束行程,村民突然告知远处有个重要墓碑,“我们还是得去看看。” 体力很重要。要有好体力,在他看来,前一晚的睡眠必须充足,才能养精蓄锐。但出门在外,不是每件事都会发生在掌控之内。这些年带学生出行,住过当地居民预订的豪华酒店,也无意闯过烟花柳巷,“我们只好让男生轮流睡来守门,这样的日子我们也有过。所以要去接受,不管再好再恶劣的环境,你都要能睡,第二天才有充分的体力。” 在餐桌上,也相当考验一个人的接受度。 “乡下嘛,安哥安娣会请你吃饭,问你好不好吃,要说好吃,问你加不加饭,一定要加饭,你要学会去吃,要去接受不同的口味。”往往等到添饭后,安哥安娣越聊越兴起,许多发现就这样蹦出来了,“那才是精彩的地方,所以你要跟他们做朋友。” 田野调查是一场持久战,最怕抱有功利心,只想快速得到资料便匆匆离开。安焕然说,这是行不通的。“你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但都是值得的,冥冥中会有很多回馈。” 学会聆听与接受 回馈除了反映在体重,他不忘自嘲,也体现在性情上的转变。 “我以前很凶,批判意识很强,脾气暴躁,可是你听这些安哥讲话,他明天来还是会重复同样的话,你要有耐心去听他们讲,就算他说错了,可以慢慢引导他,不需当场拆穿他。当你学会聆听,学会接受,整个人生态度也改变了。” 回馈有时必须先有施予,换取信任,才会有来有往。 “有时村民会拿族谱来请教我们,就帮他们看。”有次,峇株巴辖有一家人告知,原先有条路名写着他们家爷爷的名字,后来换成“Jalan Sekolah”,“我们就帮他们找,找到一排店屋挂有的旧执照上写的是旧路名,拍照登报后,他们拿去申请,把旧路名换回来,最后成功了。” “人家会信任,是因为我们有帮忙,所以他们不时就来提供资料。” 回馈有时也体现在,打破自己给自己的束缚后,世界变得更宽广了。 安焕然原本无法接受擂茶的味道,却在多次走进河婆客家村,被村民带去吃擂茶,“一次还得吃两碗,”他笑说,吃着吃着也喜欢上这道料理。 这些种种让他想起自己与父亲的关系,想起自己在年少气盛时留下的遗憾。 “那时我不珍惜,当你要去对话时,已经没机会了。可是在跟这些安哥谈天,你不一定认同他们,但通过聆听,通过吃饭,原本不能接受的东西也可以去接受了。这些东西里面,它是可以化解很多事情的。” 与父亲的碰撞 安焕然的父亲,是他口中的“老左”。来到求学的年纪,父亲把他送入华小、独中,毫不犹豫。在家里,父亲订购中国连环图图册、香港《儿童乐园》刊物,让安焕然在一个大中华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长大。 同时,他也遇到一些人,给了他不同的滋养。比如一名潮州籍绘画老师,擅长油画和水墨画,画的却是本土景物,“画渔村,画马来乡间。他也带我们去橡胶园写生,耳濡目染了他对乡土的关怀。”中学时,他阅读新马会馆史研究先驱吴华的报章专栏,“他写地方掌故,写新山最早的行人桥,那些剪报我都还收着,是我对乡土教育的启蒙老师。” 后来,他远赴台湾升学,碰到民主化浪潮翻涌而来,“冲击很大”。 那是在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野百合学运跟着爆发,“学长姐都有参与,我跟他们走得很近,感染那种氛围。”民主化运动也带动台湾乡土教育的崛起,“那时有很多新理论,新的落实,用脚跟踏实地走出去。” 期间,他没有中断与父亲的书信往来。“在父亲晚年,我和他是有冲突的。父亲觉得我越来越在地,而不认同大中华主流论述,他说我的变化让他伤心。” 考入研究所首周,传来父亲患病的消息。两人的隔阂未及消除,父亲便离世了。母亲整理父亲遗物,翻出他的日记,“我边看边落泪。是一部生命史。父亲有他的理想,离世前,他希望可以去天安门。”安焕然开始反思,“不应该跟他吵架,而是要去了解他的心境,他在中国出生,对中国有情感,你不能用自己的经历去看父亲的人生。” 历史系出身的人,不会陌生中国历史学家钱穆的那句话: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可真要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才会有更深刻的领略。 保持距离,多去比较,才看得清自己 在马来西亚研究华人文化,似乎也逃不掉大中华与本土之争的论述。但两者真是冲突的吗? “最后我慢慢理解,这是不冲突的,当我们对研究对象怀有温情与敬意,我们要把握的是历史情境和脉络。我们要去爱双脚踩着的土地,不好太离地,但有些脉络也是切不断的。纵然你未必认同我父亲那套价值观,可为什么不能对话呢?” 寻根溯源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他又说。 后来,安焕然将《星洲日报》的专栏名称取为“边缘评论”,提醒自己要跟主流论述保持距离。所谓的“边缘”不含悲情色彩,而是充满自觉。“边缘其实很宽大,那里才最精彩,你的视野也会不同。” 在学术上,“边缘”的意识也提醒他跟自己保持距离。身为海南人的他,先做潮人研究,再做客家人研究,最后才做海南人研究,并在今年出版《海洋与南洋:海南人的历史与文化》。他并不认同,什么籍贯的历史非得由该籍贯的学者来撰写。“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让更多非海南学者参考、交流。保持距离,多去比较,才看得清自己。” 若要给年轻学者一些提醒,他会这么说: 第一、不要太功利,要跟村民做朋友,要帮助他们,知识与人脉是做学问的两本存折; 第二、过程中,不好引导研究对象说出符合自己心中的答案,这是常见的学术误区; 第三、不要只去一个地方,就一直待在同个地方。研究对象有其生命史,要走入他的历史情境,把握他的历史脉络。 他也认为,年轻人的多语能力,以及对网络科技的掌握,将是他们的优势。在知识储备与技能掌握以外,安焕然说得最多的,始终是心态。 “做学问是一种人生体悟,你要走过去才知道。” 更多【新教育】: 本地药理学先驱颜怡江/做学问要走出象牙塔 【锺灵毕业生绽放光芒 01】槟城锺灵独中毕业生王智政/见识物理的巨大力量,获美国MIT录取 【锺灵毕业生绽放光芒 02】北海锺灵毕业生黄哲炎/从参与奥数赛到考获美国MIT ,每一步皆由热爱筑成
3月前
9月前
请白伟权提供做田野的照片,背景不是庙宇就是义山。几张搭肩自拍合照,对象是庙门口的石狮子、义山锡克兵石像。他是本地青年文史地理学者,“出道”代表作是2013年的〈绵裕亭义山的㳉墓〉,研究过程抄录了新山绵裕亭义山两千多座战前墓碑。回想,他也认为是那份研究让他在本地学界踏出第一步。 白伟权现是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助理教授,担任东南亚学系主任。说起那次抄录墓碑,他清楚记得,地理启蒙老师陈鸿珠在绵裕亭治丧期间,他就近走到后方义山……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陈世伟、受访者提供 地理是什么?是山川河流?是国土接壤?地理学系博士白伟权说,地理学的概念是做什么事一定要从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开始,了解后才能慢慢推展去其他的地方。“地理学特别强调乡土,或者地方认同。你对这个地方认同才能产生爱。你爱这片土地,那以后这个社会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他是这样了解自己的“地方”的。中学时,地理老师陈鸿珠鼓励学生在笔记后页书写下对各种事物的看法,他写学校“边疆”的厕所老旧,核心区就比较美。老师给予那些年不科学的环境观察很多回馈,让他立志要念地理系。后来,他负笈台湾师范大学,师承启蒙老师的恩师陈国川。 “我们学地理不外乎研究这个聚落有多少人,从几时来。”家乡新山想当然耳是白伟权心中的研究起点。大学期间,他做自己所处的住宅区户口调查,“每个人不是研究新村就是传统老街, taman没有人研究,因为觉得理所当然,那时我就去研taman。” 硕士时,他还是想做新山,可新山有个安焕然(当时在南方学院执教,现为白伟权在新纪元的同事),最热门的柔佛古庙又有一大堆人写了。“我心里想,研究新山还可以做什么,从哪里入手?后来就去了义山。” 2010年1月24日,陈鸿珠老师病逝,停柩新山绵裕亭治丧。那几天,白伟权拜祭后就走到后方中华义山抄墓碑,籍贯、生卒年、名字。“我觉得跟我们的IC(身分证)上的没有两样,你是男女、住哪里、生日、死的日期……”他心想如果义山全部坟墓都抄下来,或许会有新发现。 几个寒暑假,他都从台湾飞回国继续研究。在那个智能手机还不发达的年代,他带了一台相机、一本活页簿进入义山。天气太热阳光太猛,相机荧幕反光,难能反复检查每个墓碑是否拍摄清楚,所以还是用活页簿蹲在墓旁抄录更好。 每抄一座墓碑,他同时记下GPS卫星定位,与年代、籍贯等资料一起整理进电脑系统, 可以很快透过墓碑群的年代变化看出华人社会的结构演变。 一开始看不清楚字样的墓碑,白伟权只知淋水擦拭,后来学会划上粉笔拓出字迹。有些老墓碑半截埋在泥土里,得摇动墓碑弄松,听来也太不敬了吧? “其实对年轻人来讲不会pantang,反而觉得这样很威风。”当时他对每一座墓碑都合掌拜一拜,说明来意,二十几座后,索性对整片墓碑群“报告”,“小弟要来抄你们的墓碑,没有冒犯啊……”那个二十几岁的白伟权沉浸在“发现”的喜悦,这头墓碑是民国20年,转个身另一座是光绪年间,那个人是清朝买官的。 墓碑看似禁忌,他却反而觉得好运连连。他的研究受到安焕然的肯定,对年轻的他是莫大鼓舞。他也开始受邀到大学演讲,发表研究论文,在学界展露头角。 用地理概念研究过去社会 “我的研究方向是本土,而且是跨域的本土。”白伟权说,大学时跟随陈国川老师做了很多台湾乡镇研究。老师觉得马来西亚人就得做自己国家的研究,暑假反而跟着他回马一起到笨珍考察。陈鸿珠老师在世时还参与了一次师徒孙三人考察之旅。 硕士时期,刚好是槟城第一次变天由反对党夺得政权,又联合马六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在那个时代背景叫‘槟城热’,每个人写很多槟城,什么义兴、海山。”白伟权说,“研究新山很‘显’(郁闷)的,五帮共和很团结,人家海山、义兴械斗,英殖民政府又怎样,觉得人家很精彩。”于是他决定博士论文一定要研究曾经发生拉律战争的太平,而南马种植,北马采矿,拼凑好整块马来半岛。 白伟权研究马来西亚,大学期间又帮老师研究台湾,对两边的地理都相熟,近年获得旅台马华学者高嘉谦邀稿编书。他原以为是两三篇,等到高嘉谦来催时,才发现自己搞错了,是要写二三十篇,自成一本书。 不小心错过太多时间,但他不想放弃机会。“人在紧张的时候真的会肾上腺素飙升,我记得那时候一个礼拜写一个chapter(章节),有时是三四天写一个chapter。”就连坐在马桶上、睡觉前或一睁开眼,只要有机会打字,他都在写书,后来真的在一年内写出了《赤道线的南洋密码》(2022年出版)。阅读白伟权的文章会有种历史研究的感觉,“我们是研究过去的社会,但是以地理的概念研究过去。”他强调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例如中国的康有为是如何与马来半岛产生连结,台湾的邱家和马来西亚的邱家又有什么关系?“不外乎,他们的连结和产业、经济有关,这个就是地理。” 他解释,地理研究较不强调个人扮演的角色,又如南马种植经济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械斗?用地理概念,北马矿业是靠不可更新资源谋生,自然比较紧张;靠可更新资源谋生,社会就比较和谐了。 不怕累不怕不富裕,只怕自己被淘汰 一年写一本书,听来非常夸张。“因为这个学科我喜欢,所以不会觉得累,你会觉得有发现。”白伟权说,很多人怕的是努力没有成果,他认为研究地理、历史很容易看到成果。例如当年抄录墓碑,他很清楚明白要在学界“混”就一定要端出不一样的东西,那抄录墓碑肯定会有成果,那就不累了。 成果是什么?是新书大卖?是很多人认识这些小众研究?“我们这种人很宅的,所以我们也承认这是很小众的东西,但因为喜欢,这个东西在心里是有一个世界的。”白伟权说。“它不会小众,我们这种宅男可能还会问回你,‘不是每个人都应该要喜欢历史的吗?’” 白伟权也明白这些研究不会换成金钱,不会因此富裕,但至少得到认可。就像小学生考到100分,或者作业贴堂,得到认可就会很开心。他只怕自己懒惰,赶着写《赤道线的南洋密码》时写到怕了,2022年他没有什么作品,直到最近开始有危机感,担心自己被淘汰。 白伟权除了教课,也兼一些行政工作,书写的时间少了。同是文史研究者的好友莫家浩提醒,“你现在忙,少写,等你不忙的时候再写,还有人看吗?”还真的铆起来每隔三四个月至少写出一篇认真考证的专栏文章或期刊论文啊! 推广史地,望能让各族群相互了解 做学术研究,书写量那么多,难道没有瓶颈吗?“没有瓶颈,不会有瓶颈。”白伟权说得肯定,因为马来西亚的史地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处等待填补,不像台湾,每家大学几乎都有台史所,每个乡镇都有人研究。 “真的叫‘大到爆’,马来西亚华人都研究不完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其实很狭隘,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些以前殖民政府,政治的、政策的影响?”白伟权认为,跳出华裔族群框架,还有好多可以研究的事物,例如英殖民政府、马来人、印度人。他形容研究题材是“随便走都不会撞墙的”。 而放眼现在国家局势,白伟权也认为文史研究非常重要。族群之间存有刻板印象往往是因为没有好好了解彼此,“如果你没有透过一些地方研究或历史的关怀的话,你永远都会停留在现在。” 他以生活经验为例,华人常刻板认为公务员都是马来人,进而把公家机关效率慢归咎于族群问题,但其实在国外的公家机关办事,也会遇到同样问题,效率慢其实跟族群无关。 他认为,唯有互相了解,才能解决眼前时局问题,而社会科学会是很好的推广方式。他自认,研究史地,做社会科学的人不会那么偏激,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运作。而作为文史工作者,他要做的是不要把这些知识变成艰深的学问。“像我演讲也是尽量搞笑,尽量让大家听得懂。” 他和好友莫家浩在YouTube开设了【马蚁学人】频道,定义成文史综艺台,期许提起年轻人对文史的兴趣。虽然好像有点哗众取宠,但白伟权认为吸引年轻人更重要。“当年轻人对这个东西没兴趣,这个学科就死了。他有兴趣的时候,先进入,慢慢他会正经回来的。” 更多【人物】文章: 探险家Yusuf Hashim/老了还要看世界 诗人学者 李有成/世界动荡 思想自由是最大的幸福 台湾视障心理咨商师朱芯仪/脑瘤无阻成为人生中的主角 匾额收藏家魏国华 / 探寻墨香匾影 保存华人文化 恋雪山人黄振景 / 三十年磨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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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年在昔加末县利民达新村展开田野调查的陈建发表示,“人”的故事是塑造“地方”特色的关键要素,也唯有此能抵住时代更替和流行转变,持续塑造一个“地方”的个性与价值。 他表示,许多华人村镇因无法融入商业发展主流,而在人口流失下失去了昔日光彩,其历史也遭到忽视。 他对星洲日报《大柔佛》社区报表示,“活化新村”的口号近年来震耳欲聋,一般实践方式为透过旅游业恢复村镇的昔日光彩,一些有志之士也渴望透过各种装置艺术来塑造地方特色。 抢救大量珍贵历史 而他希望,通过利民达研究能够为本土华人地方史研究增瓦添砖,并发挥抛砖引玉之作用,吸引更多年轻学者投入这门研究,以抢救大量流失中的珍贵历史及记忆。 他说,大家对田野调查的资料运用和规划有所不同,他个人认为首先是需要制定清晰的研究计划,才能确保所采集的资料,能够解答自设的问题,避免重要资料缺失。 他认为,资料收集要全面,不可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地方上每一个事物,都是社会结构的一环,是蜘蛛网上彼此牵连的一个点。反之若选择性地采集,恐会错过很多精彩故事,甚至无法有效推导出其所以然。 他的硕士阶段已快结束,他下一个研究对象是昔加末县华社,范围包括拉美士和峇都安南等地。他希望可将所学实践在其他华人村落,以保留华人拓殖到定居的故事,记录华人在昔加末县,乃至马来西亚所付出的贡献。 他表示,作为昔县的一份子,他觉得有此责任和义务,采集昔县华社故事,并希望届时能够得到居民的协助与支持。 廖文辉引入门 田野考察好乐趣 陈建发就读中文系学士班时,上过一门名为《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课,此课是由他现在的硕士导师——廖文辉博士教授。 他表示,当时廖教授布置一项作业,要求他们到乡镇进行田野考察,而他是在那刻体会到个中乐趣。后来在廖的引荐下,他在2017年担任马六甲中华大会堂主持的《槿织风华》人文地图采访组员。 他在三宝井路住了一个月,每天到武雅拉也(Bunga Raya)采访一名受访者。这一个月的“蹲点”体验,让他跟当地居民从陌生变成熟络,也让他更加了解自身的心之所向。 他记得,当时组长陈寿锦说“一个地方若没有人的故事,它只是一座空城。人的故事,是地方的特色与价值所在。”这番话,让他倾尽全力进行田野调查,希望记录每一个故事。 他后来报读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华研究硕士课程,在老师的鼓励下选择自己的家乡——利民达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他热爱的田野调查。 遗憾已故颜再枝 无法见到作品 陈建发从2019年开始在利民达进行田野调查,很多受访者是地方耆老,他们都很期待他的作品,而他也以此为动力,以不辜负期待。然而人生无常,一些受访者已经离世,他很遗憾未能及时给他们阅读作品。 最让他难忘的已故颜再枝先生。田调期间,他得到颜先生的统筹及协调,不论到何处采访,颜先生都会拨冗相伴。颜先生一再叮咛他“写历史要公正,要不偏不倚”,并期待有朝一日一睹他的研究成果。 “我很遗憾无法见他最后一面,更无法在他离世之前完成作品。如今我已接近得到学位,颜先生却已悄然离去。” 他表示,他之所以选择利民达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是当地人便于挖掘“在地知识”,可将最真实和贴近居民认知的利民达呈现出来;二来是从学术角度而言,以利民达为个案的研究寥寥无几,虽然并非无迹可寻,但都未能完整地呈现当地华人不同阶段的历史面貌;三是个人对家乡的情感所驱动。 他说,这份情感让他能够持续投入田调的工作,在每个周末都从工作地点加影回到利民达,直到实施行管令后才暂停下来。过程虽然辛苦,但他乐在其中,因为他知道所做的研究,不仅是他个人的学术追求,更是回馈家乡的方式。 百年利民达 精彩故事多 陈建发住在利民达已二十多年的期间,对利民达的认识却有限,直到进行田野调查后,才知道原来这块土地,承载了如此精彩的历史故事。 他表示,华人在这块土地从拓殖至今,定居的时间已有百年之久,不同阶段的利民达华社,呈现不一样的精神面貌。 他说,许多事我们现今习以为常,甚至觉得理所当然。比如新村,在现在很多人眼里只是简单的住宅区,甚至不明白其“新”之处在哪?它其实象征一段风雨如晦的年代,虽然年轻人感陌生且淡如水,但在许多耆老心中,那是难以抹灭的、依旧炙热的回忆和体验。 “利民达春秋二祭的福建与客家道士轮流值班,原来是地方领袖不忍华社长期受到籍贯的分裂,而大胆推出的团结华人社会的措施。” 他说,上述措施迄今依旧执行,但没有多少人记得当时的地方领袖,承担多大的压力去推动与落实。这正是为何我们要学习历史,尤其是地方(家乡)史,我们更能学会感恩,了解如今的利民达是过去先贤一砖一瓦砌筑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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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9日讯)引领学生走进历史田野。笨珍培群中学副校长李文辉认为,将课堂教学与户外教学相结合,学生有更深感触与体验,而持续进行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工作,也能丰富地方志的书写。 第102场南方沙龙于昨晚通过南方大学学院脸书直播,主题是《走进历史田野的教学实践》。主讲人为笨珍培群独中副校长李文辉, 主持人为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莫家浩。该校人文史地学会主席林靖扬、课程负责人林诗雅、《我们的方志:走进历史的田野》主编罗方柳也参与讲座担任与谈人,分享参与田野调查的感受。 培群人文史地学会长期户外教学 笨珍培群独中的人文史地学会,近十余年来长期进行户外教学,走出课堂,穿梭义山拓碑寻墓,驻足庙宇采集资料,访问地方前辈,不时在报上发表田野调查报告,逐渐形成校园外另辟蹊径的历史教学,与传统历史教学形成互补。 有鉴于此,南方沙龙邀来培群独中人文史地学会师生,阐述与分享他们多年来走进历史田野的经验故事,以及个中的甘苦、探索、思考和意义。 李文辉也是笨珍培群独中图书馆主任暨历史科主任,从事笨珍与乡土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带领中学生做口述历史,搞田野调查,办古迹巡礼。2019年指导学生编纂《我们的方志:走进历史的田野》。 李文辉盼为家乡书写历史 笨珍是李文辉的家乡,他选择回母校执教,带着中学生做户外教学,是期望未来能写一部家乡的方志。 在讲座会上,李文辉分别从走进历史田野的原因、走进历史田野的活动回看,以及教学的意义这三方面进行分享。 李文辉提到,20年前,他在就读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期间,曾跟随老师安焕然进行田野调查。他们在考察之前,会做很多事前准备,收集很多资料,而他当时发现笨珍的资料相对匮乏,因此,下定决心希望未来能为笨珍家乡书写历史。 笨珍地方研究仍有深掘空间 他认为,笨珍的自然环境与社区资源适合作为教学场域,而笨珍的地方研究仍有相当宽阔的发掘与深掘空间。 他表示,初返母校期间,他希望能在课堂之外另辟蹊径,让学生对历史产生兴趣。于是与校方商议,先从联课部份做起,即在学校成立人文史地学会,随后逐步落实心目中的历史教学,带着学会学生走进田野,进行口述历史与古迹巡礼。 文辉表示,2007年开始,在一些长辈陪同下,学生分别到笨珍不同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活动。同学们觉得活动很有趣,并期待接下来的活动。 培养学生策划及办活动能力 他说,除了进行田野调查教学,也希望从中培养学生的策划和办活动能力。例如怎么通过展览呈献,和为参观者进行导览。 他强调,课堂教学是另一种模式,与田野调查可进行互补与搭配。 他以带领学生访问南侨机工后裔谈抗日筹账为例解释,当学生通过田野调查与口述历史,接触到活生生的历史,再回到历史课本时,会有更深感触与体验,也懂得更多。 “当在课堂上说到日侵时期,学生的理解与互动就比较不一样。” 田野调查被视不务正业 不过,从另一角度而言,李文辉有感而发说,田野调查耗时间、耗力气、耗资财,需承担潜在的意外风险,甚至被视作不务正业,遭冷嘲看不清现状。 随着年岁渐长,疲于处理校务工作,他有时候会感觉疲惫,或抱恙生病时,意志脆弱。所幸校园里仍有师长常用正面话语鼓励,以及身边还有一些阳光活泼的孩子支持,协理社团大小活动,包括编辑《我们的方志:走进历史的田野》。 他说,这本书是笨珍培群独中人文史地学会的户外考察成果,十几年教学实验的一次总结,是一部资料汇编,收录学生写的新闻稿、文章、作业与图片。 他解释,出版此书主要有感于剪报与资料保存不易,需要做一次系统的整理与结集,并为笨珍地方史的记录献力。 他希望未来继续和孩子们一同书写地方历史,再有方志二或方志三,集成一套书。 林靖扬:深入了解地方历史 在学生方面,林靖扬表示,他在还未参与田野调查之前,以为历史科只是对过去的一种描述。惟在参与田野考察后,他对历史科改观。 林靖扬认为,通过田野调查,不仅让他更深入了解地方历史,也对地方历史有不同了解与感受。 现在,历史对他而言,可回顾过去,反省未来,甚至能找到生活的影子。 林诗雅:发现田野调查精彩 林诗雅觉得,田野调查是另一种学习方式。不仅能了解历史,还可从中掌握田野调查的技能和沟通技巧。 她说,起初以为田野调查很辛苦与乏味,后来才发现它的精彩。 罗方柳:从中学习许多技能 罗方柳透露,她从田野调查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并朝这方面努力。 她认为,田野调查可学习许多技能,对历史产生认知,与地方长辈进行联系等。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