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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

编按:为了更贴近时下年轻人,让大家多接触和喜爱中华传统文化(《红楼梦》、《牡丹亭》等相关内容),白先勇9月11日就开始入驻小红书。不到3天,他的粉丝量已经接近5万,真心替他老人家开心!白先勇曾多次到访马来西亚,最著名一次是2017年来马接受第14届“花踪文学奖”颁发的最高荣誉“花踪世界华文学奖”,不知道你还有印象吗?本期【读家说书】且来回味一下白爷爷的经典著作吧。 提及白先勇,读者总会想起他的成名作《台北人》与《纽约客》。20年代国共内战爆发,共产党与国民党为了争取主权而引发了长达23年(1927-1950)的对抗,随后日军的侵略更导致生灵涂炭,连年争战摧毁了无数家园,数以万计的华裔为了寻找出路而被迫逃难至南洋及香港。 白先勇出生于广州桂林,父亲是国民党将军白崇禧。少时亲身目睹了中华同胞颠沛流离的一生,白先勇以这两本著作记载了父辈一代的艰辛及磨难,小说中的主人翁在命运的操弄下显得格外卑微渺小。 ◢身不由己的台北人宿命 《台北人》集结的短篇小说描绘了人在大时代的推进间身不由己的宿命,〈孤恋花〉以酒女领班阿六的口吻叙述了陪酒女郎——娟娟的悲惨命运。娟娟的母亲因为精神失常而被父亲关押在猪棚内,一次,娟娟心疼母亲而私低下送午饭给母亲,失常的母亲却发狠紧咬她的脖子,痊愈后的伤口在娟娟喉头上留下了一道伤疤,她在狎客面前吟唱乐曲时,喉结上相似蚯蚓的疤痕随之摆动,但蚯蚓只能在原地上下抖动,仿佛隐喻娟娟想要摆脱酒女的命运,却难以如愿。 娟娟15岁被父亲醉后性侵,随后还不断侵犯以至怀孕。肚皮渐渐圆隆时,父亲却在邻居面前诬赖她在外偷汉,并逼她喝下堕胎药,这个不幸的遭遇促使娟娟下海当陪酒女。性情温顺的娟娟被嫖客任意灌酒而不敢抵抗,她甚至被声名狼藉的黑窝主柯老雄看上而踏上了不归路。悲惨的遭遇压垮了娟娟,柯老雄在床上寻乐时肆意暴虐把娟娟逼疯了,她骑在柯老雄身上,用铁烫斗把他的头颅硬生生砸烂,柯老雄被爆砸的脑袋相似豆腐浆般流溢四地;虽然被逼疯让娟娟逃过了牢狱之灾,但余生只能在疯人院度过。 《台北人》的14篇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书中的数个角色拥有类似的遭遇,却经历了廻异的人生际遇。同样以舞女为要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以诙谐的手法衬托出西门町夜巴黎领班金兆丽穿梭于酒吧的人生,当金大班的同侪为了寻找归属而纷纷出嫁时,她才惊觉自己已逐渐年华老去,而匆匆与商人订婚。金大班在最后一天当班时遇到了一位羞涩的大学生,此时深印脑海的陈年往事再次爬上脑海,金大班就如其他女孩一样憧憬恋爱,对上门寻花问柳的酒徒感到厌倦,她亦曾恋上稚气未脱的盛月如,但卑贱的出身让这段恋情无疾而终,金大班只好以没有情愫作根基的婚姻摆脱纸醉金迷的人生。 ◢身在异乡当纽约客 26岁时母亲骤逝是白先勇人生的一大打击,他在几年内停止了文学创作,1966年远赴美国留学前,父亲到机场践行,这亦是他与父亲最后一次相聚。白先勇在美国留学时撰写了《纽约客》里的6篇短篇小说,身处繁忙的纽约街道,乡愁与对祖国饱受战火蹂躏的磨难在他心底激发了创作的苗头,他记载了父辈们那忧患重重的岁月。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大事件。〈夜曲〉里的4位好友:吴振铎、吕芳、高宗汉、刘伟在美国留学时对未来充满抱负,他们誓要学成后回国在祖国大展拳脚,为中国献上留学时所学所得。吴振铎的父亲是个医生,早年在中国行医时挽救了无数罹患肺痨的病患,并善诱儿子势必投向祖国怀抱。吴振铎毕业后与洋人成婚而在纽约安顿,这个抉择让他逃过了文革浩劫;吴振铎身上有种稚气,他只透过报章上了解一丁点文革的新闻,但并不知道身处其中的煎熬;他甚至为自己没法回国而感到愧疚,一直到吕芳告诉他亲身经历,他才发觉昔日同僚在文革面临了生死考验,高宗汉不堪被批斗而在树上吊颈自尽,而吕芳被下放农村时,因为手指被有毒的荆棘扎入手指而化脓,为了拔除伤口上的毒刺及挤出毒脓,吕芳忍痛把指甲硬生生拔掉,痊愈后无名指与尾指相似两根肉球,叫人看了触目惊心。 ◢处女作获夏济安高度评价 《寂寞的十七岁》收录了白先勇的处女作〈金大奶奶〉,写好文章后,白先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手稿交给夏济安,夏济安对文章给予了肯定,他觉得白先勇的文笔老辣,懂得收敛情感,并把文章刊登于《文学杂志》,白先勇回首往事时感念夏济安的赏识开拓了他的创作之旅。 〈金大奶奶〉与〈玉卿姨〉皆以一个幼童的视觉叙述成人世界千丝万缕的复杂情感。〈金〉里的荣哥儿与虹桥镇的大户金家为邻,由于奶妈与金二奶奶熟络而经常登门造访。金家拥有百多亩田,那是金大奶奶前夫去逝后遗留给她的,但改嫁后,丈夫在掌控了财产后即刻露出狰狞的真面目,金大奶奶在金家被人任意践踏,丈夫讨了姨太后还引来弟媳试图轰走她;在金大爷纳妾的婚宴,荣哥儿百般不愿拿着糕点来到金大奶奶房内,但却亲眼目睹金大奶奶服毒自尽后的惨状,金大奶奶死前经过痛苦挣扎,双手掐在颈上,一只小脚还虚吊在床脚边,孤独的走上了绝路。年幼的荣哥儿还不明瞭人性的阴暗面,但金大奶奶可怖的死状烙印他脑海,他逐渐看透金家阴险的手段。 〈玉卿姨〉则讲述女子丧偶后想要寻觅终身伴侣的故事,玉卿姨的丈夫因为吸食鸦片而骤逝,她当奶妈省吃俭用补贴身患肺痨病的情人庆生。玉卿姨对庆生过分的呵护,他仿佛是一只被玉卿姨关在笼中的鸟,过度的管辖最终引起了庆生的厌恶,庆生另结新欢并向玉卿姨提出分手,因爱生恨的玉卿姨在手刃情人后把刀插入自己胸口,结束了这段孽缘。 这3本短篇小说内的人物试图扭转命运的安排,但个人的力量难于抵御宿命。白崇禧将军骁勇善战,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瑜亮情结导致白崇禧晚年时受到蒋介石的猜疑。 蒋介石委派特务紧盯着白崇禧一家,让白家如坐针毡,白先勇忆及这段往事时仍然无法压制心中的悲愤,若当时手上有枪,他或许会向这些特务扫射。“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台北人》内短篇小说〈梁父吟〉引用的杜甫诗词,隐喻了白先勇父亲的一生。 相关文章: 白先勇/只是当时已惘然 《台北人》序  
3星期前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句出自《论语·学而篇》。为人弟为人子,进家孝顺父母,出外顺从兄长,行为谨慎、守信,有爱心,并且亲近仁者。上述几点做到之后,若有余力,则应研习六艺之文。 白先勇在《蓦然回首》说他在成功大学念了一年水利工程后,发觉没有兴趣,第二年转台湾大学外文系,事先没和父母商量。其父白崇禧秉性刚毅,喜怒不形于色,知道儿子善读书,在水利工程系考第一名,不解。儿子说了半天,父亲知道大势已定,没有坚持,但忍不住用“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发出惋惜话,白先勇说他只能含糊回应“人各有志”。其母发挥慈爱本色,“行行出状元”,她说。 几年以后,母亲病故下葬,白先勇按伊斯兰教仪式走40天坟后,出国留学。白崇禧送机,步步相依,送到飞机梯下。“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白先勇说。文章有感情铺垫,就是耐读。 读胡适《南游杂忆》,想起中学时白崇禧名字如何进入眼帘。胡适书中两篇文章〈广西〉和〈广西的印象〉提白崇禧,以其字健生称呼,印象是好的。1935年1月胡适由广州飞梧州,第二天在南宁见白崇禧。胡适被力劝延后归期,增加演讲次数,顺道旅游。住了15天。 胡适因反对读经、拜孔、拜关岳等复古活动得罪广东政府,不获准在广州演讲。走后第二天,广州各报刊登中山大学中文系古直、锺应梅及李沧苹三教授联名电文。他们致电广东省党、政、军、警、宪各首脑,要求将胡适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又致电广西省党、政、军、学首脑,要求将胡适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意料之外是李沧苹发表声明否认参与此事,胡适将此闹剧记在《南游杂忆》里。 广东将领有流氓气,白崇禧有文化气。他礼贤下士,作为邀请人,一切安排妥当。胡适乘坐飞机,除梧州和南宁,又到武鸣、柳州、桂林、阳朔等地。胡适说读经、拜孔、拜关岳、修寺、造塔等迷信或恋古风气,他在广西境内看不到。 白崇禧有幽默感 胡适提广西家喻户晓故事。白崇禧下令将香火鼎盛的桂林城隍庙摧毁,地方绅士担心得罪神灵,要求白母出面劝阻。白崇禧回应方法独树一帜,他在庙墙贴上公文,声明如有灾殃,与人民无干,他一人承当。地方绅士接受解释,负责人则在拆庙时事先烧香,说明上命差遣,概不由己。白崇禧破除迷信有法,不惹民怨。胡适又记有一次收到祀孔通令,白崇禧幽默地说“得造个新孔庙”,因为原有孔庙早已移作他用。 胡适在《四十自述》回忆自己11岁时受范缜和司马光文章启发,成无神论者。有过将泥菩萨抛毛厕建议,虽因同行者反对作罢,但是却大无畏拿着石子丢掷神像。白崇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胡适竖起大拇指。 白崇禧外号小诸葛,有运筹帷幄军才。他与同学李宗仁、黄邵竑在军阀混战时崛起,建立新桂系,成功统一广西全境。三人团结一致,后来黄绍竑离开广西,投靠南京政府,位子由黄旭初取代,但无损分工合作氛围。胡适南游时,是广西最稳定时期,胡适借用美国传教士艾迪(Sherwood Eddy)的话,称广西是中国模范省,爱国者“必然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又借艾迪的话对比广州政府,艾迪“很明白地赞美广西,而大骂广东政治的贪污”。《南游杂忆》还附录大公报主笔胡政之文章,里头称赞“广西改革力量达到下层”。 国民党失守大陆,蒋介石将不少责任推给白崇禧。1994年白先勇在美国提早退休,那时他57岁,希望重写民国历史,为父亲讨公道。他与廖彦博合著的三册《悲欢离合四十年:白崇禧与蒋介石》最为人所知。白崇禧在大陆三次反蒋,埋下祸根。他在台湾虽持陆军一级上将职位,却无实权,且被特工监视,外出有黑色吉普车跟着。“车子号码是155429”,白先勇记得一清二楚。白崇禧有幽默感,一次吉普车抛锚,白崇禧要侍从告诉特工不必紧张跟丢,他们的车子会等吉普车修好才开走。 1952年11月,胡适自美返台,白崇禧及一些国民党将领到机场接机,白先勇所编《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收有当时合照。胡适捧着花,白崇禧在旁,灿烂笑容掩不住沧桑历史。二人晚年都在台湾,都因心脏病去世,都回不了中国,都带着遗憾。
7月前
12月前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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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海不断思索工作上繁琐的事务而辗转难眠;越想入眠时脑袋反而愈见清醒,由于无法入睡而频频查看智能手表,在漆黑的卧室内,长夜仿佛永无尽头,表上的显示屏慢慢迈向一点、一点三刻、两点;知道今夜与美梦无缘后,瞬间想起刚购买的白先勇著作《纽约客》。 原本只打算随意翻阅书籍以打发漫漫长夜,但一翻开扉页,就被书里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谪仙记〉深深吸引。小说描绘明眸善睐,倔强高傲的女子李彤的传奇人生,李彤出生名门望族,但少年时,双亲不幸在战争中罹难让李彤的人生产生了巨变。随后在纽约谋生,光鲜亮丽的社交圈子无法填补她内心的孤独,最终选择在欧洲旅游时跳海自尽,结束自己那短暂但璀璨的一生。 呼吁亲朋戚友踊跃投票 《纽约客》里的短篇小说叙述中国人因为战争及政治内耗而流离海外、在纽约拼搏的故事,小说里的角色皆散发出异乡客在美国奋力向上,追求美好未来的愿景。主人公的遭遇让我联想起数十万来自全马各州属,越堤来到新加坡谋生的马来西亚人。不知从何开始,到新加坡求职的大马人就被新国媒体简称为“马劳”,这个称号混杂了些许外来者的意味,像似以往我们看待印尼外劳的眼光。 外来者英文称为“Outsider”,有种侵犯主权的含义。我曾经在工作岗位上因为“马劳”的身分而受到歧视,第一天上班就隐约察觉到同事相对不友善的态度及尖酸的措辞,随后与同事共事时更受到对方的冷言讥讽,但为了确保能与同事维持良好关系,以妥善完成上司托付的任务,我把无休止的嘲讽当作耳边风。 虽然已在新加坡生活长达10年,却仍然关注马来西亚的时事动态,今年3月份举行的柔佛州选举,经过喜来登政变,数个国会议员跳槽致使希盟垮台后,身边许多朋友皆已对政治冷感而放弃投票,但我仍然热衷于呼吁亲朋戚友踊跃投票,偶尔还会为自己的傻劲感到费解而莞尔一笑。 新币节节攀升的兑换率使得越堤族的人数逐年增长,根据2020年的统计报告,每天有将近30万的马来西亚公民长途跋涉,从新山越过长堤来到邻国新加坡谋生,当中包含每天骑摩托车往返新柔长堤的大马人。今年4月1日新柔关卡恢复通行时,一群准备返回家乡的摩托骑士在即将抵达马来西亚领土时停下摩托,向记者的摄影镜头举起双手,欢呼呐喊;这是冠病肆虐以来,人们受困于国外两年后终于再次踏入国土的欢呼声,与亲人相聚的喜悦及对家乡的思念在那一瞬间得到了解放。 身处异乡,愈加思念小镇的纯朴与母亲烹饪的菜肴,周末返回家乡时,坐在餐桌旁与双亲闲聊生活琐事,是游子与亲人难能可贵的相聚时光。 读罢〈谪仙记〉,我的思维从李彤骤逝后,陷入悲哀空洞的氛围中返回现实;而我,今晚得继续在异乡逐梦。
2年前
文坛重量级作家白先勇的经典作品《台北人》,今年适逢出版五十周年;今年的台北文学奖得主,也正是由白先勇这位在当今华文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获得。 台湾文学杂志《文讯》与尔雅隐地先生合作完成【《台北人》出版50周年精装典藏版】,书法家董阳孜重新挥毫,经过20年沉潜,新版「台北人」三个字,更添几分灵动与沧桑。封面是砖红色的京都元素纸,「台北人」字体烫金,搭配淡粉色书腰;内封则是美术设计黄子钦挖掘出1960《现代文学》创刊时,由张绪先设计的前卫图案,简单耐看,表现一种现代都会追求速度,但也内缩封闭的「骄傲与孤独感」。由外到内,希望呈现半个世纪不坠《台北人》的文学经典与世代风华。   今年是《台北人》出版五十周年,五十年间如反掌,半个世纪的岁月就这样匆匆过去了。隔着这么遥远的时光,回头再去翻阅自己的旧作,不禁惊诧,《台北人》这部书竟承载着浓浓如许的愁绪,满纸沧桑,不知道是从那里来的。细细回想,恐怕须得从我童年、少年的经历讲起。   我出生于民国二十六年,七七抗战爆发的那一年,可谓生于忧患。在山清水秀有如仙境的桂林城市,度过六载不知忧愁的童年。那时我们刚搬进风洞山下东正路的新家,一片大花园接着山脚一溜岩洞,那是我们家的防空洞,日机来轰炸桂林时,我们全家人便躲进风洞山的岩洞里去。花园里遍植桂花树,都是黄澄澄的金桂,秋天来时,满园子飘着桂花香。   在我的童年印象里:桂林是碧湛湛清可见底的漓江,漓江两岸那些绵绵不断、此起彼落、嵚奇秀拔的山峦,象鼻山、马鞍山、老人山各具形状,还有月牙山,山上尼姑庵的老豆腐,山下是花桥,桥头米粉店里的马肉米粉,漓江艇仔上的田鸡粥,这些桂林美食,小时候吃过再也不会忘记。   民国三十三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这是抗战后期日军对中国最猛烈的一次攻击,桂林机场有美国陆军航空队,日军担心美机利用桂林机场直接轰炸日本本土,因此制定「一号作战」计画之初,便锁定桂林为头号攻占目标。是年秋季,日军二十万部队攻打桂林城,桂林全城燃烧,一片火海,我们风洞山下的花园洋房也毁之一炬,把我童年对桂林的美好记忆烧得精光。母亲领着白、马两家亲戚眷属八十余口,仓皇赶上最后一班火车,逃出桂林城,加入了湘桂大撤退,抗战最大逃亡潮之一。火车上,挤满了难民,火车顶上也坐满了人。火车穿过许多岩洞,火车顶上的难民一不小心,便被岩石刮下车去,死于非命。火车过载,蹒跚而行,日军天天追在我们后面,大家紧张万分。经过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我们终于抵达重庆,逃难中,祖母九十高龄,小弟先敬尚在襁褓中,母亲所受的压力太大,一到重庆,便病倒,从此患上高血压症。日军攻打广西,广西受了重创,四分之三的县市沦陷敌手十一个月,桂林五万七千多家房屋烧得只剩下四百七十余户。桂林守军壮烈牺牲,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与城共存亡,举枪自戕。最后八百多官兵退入普陀山七星岩中,负隅抵抗,被日军施放瓦斯毒气,以及喷火,全数殉难,是为广西版的「八百壮士」。八年抗战,广西军民死亡二百一十万。   八年抗战艰苦的日子终于走到了尽头。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晚上我跟家人正在家中院子里乘凉吃西瓜,重庆街上开始此起彼落有一两下炮竹声,接着愈来愈大,整个重庆的炮竹冲天而起,全城劈劈啪啪,好像炸了锅似的,炮竹响了一整晚,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声音都哽咽了,宣布:日本投降了,八年抗战胜利!我们全家都跳了起来,欣喜若狂。就像杜甫的诗所写的: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战后我们全家便欢欢喜喜由重庆飞往南京,这座千年古城,中华民国的国都,八年抗战,南京是受伤最重的,南京人民经历过惨烈无比的大屠杀,三十万军民死于日军的刀枪下。如今抗战胜利,政府还都南京,南京人民欣喜兴奋之情,难以形容。那时南京城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气氛。我们从重庆这座黄泥斑斑的山城来到六朝金粉的古都,到处都是名胜古迹,令人目不暇给。在明孝陵,我爬上那些巨大的石马、石象上照相,在雨花台,我挖到一枚半透明晕红起螺纹的彩石,那枚彩石日后变成了我纪念南京的信物。父亲带领我们全家到中山陵谒陵,告慰国父孙中山在天之灵八年抗战胜利。我在桂林念中山小学一年级,我们的校歌头一句便是:我敬中山先生。那时年纪虽幼,可是也明白爬上中山陵那三百多级石阶是一项隆重的仪式。在秦淮河畔的百年清真老店马祥兴,我尝到南京著名的咸水鸭。我在南京居住的时间很短,但南京的印象却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因为那时南京是我们的国都,而我看到的南京是抗战胜利后的南京。那一刻,是国民政府在国内外声誉最高的时光。   抗战期间,上海除了八一三保卫战受了一些损伤,并未遭到兵祸的破坏,战后的上海仍然是中国第一繁荣的国际大城。我在上海住了两年多,看到了旧上海最后一瞥的华丽。国际饭店十四楼的摩天厅、永安公司第七层楼的七重天、大光明戏院楼梯上厚厚的红绒地毯、美琪大戏院金发碧眼的洋妞带位员。我在美琪看到梅兰芳和俞振飞合演的昆曲《游园惊梦》,也在百乐门舞厅门口看过婀娜多姿的舞小姐,姗姗步上石阶。还有汇中饭店的嫩羊排,五芳斋的蟹黄面,我一双童年眼睛好像照相机一样,把这些上海风情画一张张咔嚓咔嚓都拍了下来,收在记忆库里。 回去,已是39年后的事了   可是好景不长,没有多时,渔阳鼙鼓动地而来。民国三十七年底,徐蚌会战开打。上海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一夕间,上海繁华落尽,市面一片萧条,经济崩溃,通货膨胀,人们彻夜排长龙到银行挤兑,到处疯狂抢购物资。街上学生游行闹学潮,在我就读南洋模范小学,我亲眼看到对面交通大学的学生,一卡车一卡车被抓走。十二月,我们全家又开始打包准备逃难了,这回是逃共产党。我因生肺病被隔离,一个人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一间法式洋房里。那天,大门一关,我便离开了,在车上只看见我收养的那一头流浪狗──狼犬来西,一直追在车后,不停的狂吠,好像它知道,它的主人这一去,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们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的中山码头坐船沿长江直下武汉,武汉已进入寒冬,大雪纷飞,我们在父亲的华中剿匪总司令部,住了一阵子,司令部树上的老鹰都被冻得掉下地来。徐蚌会战,国军大败,武汉震动,母亲领着我们乘上粤汉铁路的火车,摇摇晃晃,一直奔向广州。广州到处都是北边逃来的难民。本来我们以为在广州可以待一段时间,家人还打算把我送到东山培正小学去借读,才上了两个礼拜的课,没想到共产党的军队南下这么快,广州也不稳了。于是我们又急急忙忙坐船逃往香港。我在船上睡了一晚,睁开眼睛已到了香港的油麻地码头,这一离开中国大陆,再要回去,已是三十九年后的事了。   我离开大陆时十二岁,在我童年、少年时期,经历了八年抗战,将近四年的国共内战,可以说是成长于战乱之中,我曾目睹战争对于中国那片土地所造成的灾难,一瞬间,山清水秀的桂林城焚烧成一片焦土。经历过仓促上道,逃离共产党的彷徨慌张。当然,我也曾见证抗战胜利后,南京、上海暂短的荣景,当时还误以为歌舞升平的太平日子会永远继续下去。在我童年、少年的记忆中,充满了桂林、南京、上海这些城市兴与衰的画面。在我的认知里,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那场天翻地覆、天崩地裂的历史大变动里,在大陆的那个中华民国已经亡掉了。台湾的中华民国是历史的另一章。在我心中总隐隐地埋着一股无法释怀的亡国之痛。这股哀痛,有意无意间也就渗透到《台北人》这部书里了。 《台北人》是以文学来写历史的沧桑。 我的故友柯庆明教授在一篇短文中如此描述我的作品:   它们大半是以华美流利之笔触,写〈黍离〉、〈麦秀〉的当代幽思:寄孤臣孽子去国离家的深情于放浪形骸云雨悲欢的感官际遇。整体说来是一部宣叙不尽、追怀中华古典文化的现代〈哀江南赋〉长卷;或者竟是本本以「魂兮归来,哀江南!」作结的当今《桃花扇》传奇。真的是:点血作桃花,谁解其中味? 庆明说得很好,《台北人》的确是我的《哀江南》。 民国一一○年九月十二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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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