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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护

5天前
(新加坡2日讯)狮城残障领域趋势报告显示,照顾残障人士的看护者年龄中位数为57岁,而四分之一是65岁及以上的年长人士。 另外,约50%的看护者是残障人士的父母,配偶占两成,孩子则是10%左右。 女儿后来到彩虹中心上课,许桂萍也跟专人学习如果更好地照顾孩子。 “我跟着去,然后老师就教怎么可以帮助孩子,教我可以怎么支持她,在家里可以做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她比较可以走路和讲话。” 《8视界新闻网》报道,许桂萍坦言,治疗资源有限,让她感到有压力,因此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名额,让特需孩子能够接受治疗。 “我女儿是在医院做物理治疗跟言语治疗,到了一个阶段,他们就会告诉你,其实你的女儿现在可以讲话了,就不需要了,其实其他孩子更需要的。我是觉得我女儿是真的还需要帮忙的话,就要找私立,但费用就会很高了。” 许桂萍也会带大女儿和儿子陪小女儿接受治疗,让他们学会如何照顾和陪伴妹妹。两人和妹妹的感情很好,让妈妈感到欣慰。 现在睿珍13岁了,目前就读恩园学校。女儿进入青春期,生理和心理上出现转变,为桂萍带来挑战。 许桂萍也担心女儿的前途,希望社会能对残障人士更加包容,也让女儿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因为她是唐氏综合症,样子是看得出来的,以前出去就会有人一直看她,感觉很不舒服,还有人认为为什么要生下他。现在好很多了。我现在担心,如果孩子长大了之后,有哪些就业机会?我是觉得如果可以雇可以给多一点机会。”
3星期前
4月前
(新加坡18日讯)七旬男子中风半身不遂住院,年迈姐妹无法在家照顾,他只好无奈住进疗养院。所幸家人同心协力接受看护培训,终于在11个月后把他接回家,20人大家庭热热闹闹过龙年! “没有人想要住疗养院,我每天都想要回家。”76岁的陈威桢在住家坐在轮椅上接受《新明日报》采访时如是说道。 陈威桢从小与3名兄妹感情很好,如今大哥已离世,单身的他与同是单身的小妹陈美凤(66岁,食堂职员)联名购买榜鹅组屋,彼此照应。不少家人也住在同一社区,经常相互串门走动,家庭凝聚力十分强。 不料去年1月,患有“三高”的陈威桢因双腿无力摔倒被送往樟宜综合医院,后确诊中风并进行手术。 术后的陈威桢无法自理生活起居,且须吃流食。巨大的看护压力自然落到同住的妹妹陈美凤身上,虽然68岁的姐姐陈美娟也会帮忙分担,但两人都有工作且不具备专业护理知识和技巧,无奈之下只好把陈威桢送到芽笼东的职总保健疗养院,由专业团队照顾。 陈美娟形容,家人之间关系密切,就连10名侄孙和外甥孙也争先探访,还会帮忙补贴陈威桢的医疗和生活费。尽管家人无微不至陪伴,但失去行动能力的陈威桢对生活感到沮丧,陷入抑郁和低落的情绪。 回忆在疗养院的时光,陈威桢说:“每天睁开眼就是吃,吃完就去睡。” 好在家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开始学习如何看护。去年10月,当陈威桢得知家人要接他回家住后,他开始主动配合复健。经3个月等待后,陈家在2月1日把陈威桢接回家,大约20名家人陪伴他一起热热闹闹过除夕。 终于回家的陈威桢开心地说道:“回家好啊!”   请女佣照顾 让她上培训课 由于姐妹二人都有工作,她们为陈威桢聘请了女佣西蒂专门看护。 由资深医疗社工、高级职业治疗师和高级物理治疗师组成的团队,也评估了陈威桢住家是否适合疗养。陈家前后花了3000新翻新地板、购置护理床和轮椅等。 职总保健疗养院(芽笼东)高级物理治疗师马艾艾说,她会教导西蒂如何照顾中风雇主,包括安全从床上移动到轮椅、药物服用、安全洗浴、用餐和简单复健动作。 西蒂坦言要安全转移中风雇主具有挑战,所幸经过6堂培训课程已掌握技巧,也更有信心。 社工:在熟悉环境休养    有利于身心健康 熟悉的环境和人,更有利于改善患者的身心健康。 职总保健疗养院(芽笼东)资深医疗社工陶佩玲说,疗养院有58名像陈威桢这样的中风住客,当他们到疗养院时,对环境和人感到陌生,一些可能出现情绪低落的情况。因此在家人能力以及住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帮助这些年长者回到熟悉的住家休养,或有利于改善他们的身心健康。 目前,陈威桢虽已回到家中,陶佩玲仍十分鼓励陈威桢到社区的日间护理中心,一方面可继续复健改善行动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参与社交活动。 如今已恢复吞咽能力的陈威桢开心表示,现在心情好时还可吃下一盘烧肉饭。
10月前
(新加坡6日讯)五旬单亲妈妈2年前患失智症,17岁男生发愤图强努力念书,考取奖学金和助学金为妈妈治病,即使有时妈妈不记得自己,也无怨无悔肩负起看护责任,坚强挺过。 如今已19岁的许威良仍忘不了,他完成O水准会考不久,才58岁的母亲突然当面问他:“你知道许威良在哪吗?” 这句话让许威良感到惊慌失措,当时年仅17岁的他对失智症几乎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后来妈妈的症状逐渐恶化,甚至开始忘记日期和时间。 “我很害怕她会忘记我,我一个人会变得无依无靠。” 原来,许威良的父母在他15岁时离异,自此,他就与妈妈一起生活,由于妈妈还患有糖尿病且行动不便,家中还有一名女佣帮忙照顾起居生活。 妈妈罹患失智症后丧失了工作能力,家里经济落到许威良身上,最具挑战的是,他一度不知母亲的病情,该向谁求助。 成绩优异的许威良进入初级学院后,因层层压力和情绪低落接受学校辅导员的辅导,所幸辅导员帮他与失智症相关的社会资源牵线。 许威良在课业上也继续努力,多次获得奖学金和助学金,包括SHINE青少儿童服务助学金来支持生活开支,以及给妈妈看病。 家庭的变故让年纪轻轻的许威良一夜长大,他作为妈妈的主要看护者,经常在繁忙的课业之余,提早回家照顾妈妈,他说,妈妈偶尔会偷吃巧克力,他就得与妈妈的失智症斗智斗勇,确保妈妈饮食健康。 看护是长期的承诺,许威良坦言,有时想到回家要面对生病的妈妈不免感到压力,所幸有辅导员为他疏导情绪,且多年的努力让妈妈的病情慢慢缓解,令他十分欣慰。 目前许威良已顺利完成A水准会考,正在国民服役。他透露,他已获新加坡一家大学录取,对未来充满憧憬。 到2030年 料有逾15万人确诊失智症 获新加坡卫生部支持,护联中心(AIC)从今天起至3月31日,将在新加坡博物馆二楼的望山堂(Glass Atrium)举办“直面失智症”展览,入场免费,预计会有8万名访客参观。 护联中心总裁陈光杰说,到2030年,新加坡预计有超过15万人确诊失智症,护联中心希望通过展览,帮助更多年轻人和家庭认识失智症、辨别失智症症状,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从而打造一个对失智症更友善的社会。  
12月前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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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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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24日讯)随着台湾重新开放边境,对会讲华语的女佣来说,那里或是更具吸引力的工作地点。受访帮佣中介指出,狮城会讲华语女佣的供应因此减少。 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地相继开放边境,但受访的女佣和看护中介说,这不会影响新加坡能讲华语女佣的供应,该国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台湾。 来自JForce女佣事务所的王坚俊指出,对于这些女佣来说,台湾雇主能提供比这里多一倍的薪水,也会给予女佣更大的自由,因此更受女佣青睐。 “会说华语女佣的需求总是存在,如果她们来自印尼,通常是曾经在台湾工作的人,并且在那里学讲华语。在台湾时,她们大部分的工作是照顾年长者,因此会说华语并曾经在台湾工作过的人,非常适合在新加坡担任年长者的看护。” 曾在台湾工作3年的印尼籍女佣苏安(化名,36岁)告诉《联合早报》,她在台湾工作了3年后就回印尼,之后由于有几名亲友在新加坡工作,她经介绍也前来新加坡工作。 她在台湾主要是辅助雇主照顾父母,在新加坡的工作量会比较大。 她说:“我比较能适应这里的气候和生活习惯,而且社交圈子也比较广阔。虽然在台湾的收入比较高,但女佣决定在哪里工作可能有不同考量。” 另一名会说华语的女佣玛斯丽雅(Masriyah,40岁)当年因母亲病重,只身前往台湾打工,在疗养院照顾老人。 从最初完全不会讲华语,到只字片语,她如今已说得一口流利的华语。由于在台湾的逗留时间累计达到12年的年限,她不得不离开台湾,转移到新加坡工作。 中介:可扩大来源 或开办针对性培训 另一名不愿具名的中介也说,目前会讲华语的女佣来源有限,主要是曾在台湾或香港工作过,或曾在新加坡工作并在上一任雇主家学过华语。 这也意味着会讲华语的女佣并没有固定的供应,主要是转聘(transfer)的女佣。因此,他认为应探讨扩大来源或开办具针对性的培训课程。 谈到是否有新女佣来到新加坡才学习华语,王坚俊说女佣一般上抵达新加坡两三个月后就会到雇主家,没有足够的时间受训。 不过,新加坡也不乏来到当地后才开始深入学习华语的女佣。 缅甸籍的瑙瑙伊(Naw Naw Yi, 30多岁)10年前到新加坡时只会说简单的华语,但是与雇主和她的家人相处久了,慢慢掌握这个语言,如今可以很流利地以华语交谈。 她说:“选择来新加坡是因为这里很安全,而且天气以及饮食习惯都和家乡很接近。我觉得华语是容易学的,学会就能更好地同雇主家人沟通,但我身边其他女佣没有几个想要学华语。” 瑙瑙伊的雇主陈明娇(72岁,退休人士)认为,语言障碍会导致冲突,很多时候是因为雇主缺乏耐心。 “希望女佣能说华语,也是要看雇主有没有耐心去教导她们,有多一点耐心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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