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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

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交平台的盛行,短视频和短剧已成了大家的挚爱。看似既能省时间且打发时间的短剧,实质是在如黑洞般无限吞噬着我们的时间。短剧以抓人眼球、不切实际的剧情和极度压缩的情节,成为现代人难以拒绝的精神快餐。所有资讯来得快捷,就连以往的电视剧也逐渐被短剧替代。我自己也从厌恶劣质无营养的短剧,变成逐渐习惯了那快进的剧情。 随着短剧的崛起,我渐渐地被同化了。同时,我的耐心也被不断地消磨,从二倍速看视频到快进短剧,最终连完整的剧情都变得难以忍受。而这种急躁并非毫无征兆,早在短剧流行前,我便习惯一口气追完数十集电视剧,沉迷其中却倍感空虚。我觉察到自己的心急,也不喜欢那样沉迷看剧的自己。我十分厌恶那样虚度光阴的自己。非黑即白的我,在找不到对治我心急毛病的前提下,干脆决定完全不看连续剧,只选择看些没有连带关系的综艺节目。 但没想到,短剧的崛起让我沦落成当初一样,心急地搜寻全集,到头来荒废几小时去看完一部短剧。猛然发现,我竟从一个深坑跌入另一个深渊,专注力急剧下滑,甚至连短剧都需要快进才能看完。 特意把手机屏幕调成黑白 屏幕占据了我的时间,而我却无法摆脱这无意义的沉溺,心中充满对自己的厌恶与反思。我渴望让时间回归有价值的事物,重拾生活的充实感。我尝试过无数个方法去戒手机瘾,下载过无数个软件来节制自己的屏幕时间。但,都以失败告终。 无意间,我看见了一个朋友的帖子总结能控制屏幕时间的方式,其中一个是我从未试过的方法,那就是把手机屏幕颜色调成黑白。刚开始,我很不习惯,看着灰灰的手机屏幕,不禁有种头晕想吐的感觉。过程中,曾多次想放弃。但,我心想我自己是不是有点极端了,也许自己也需要个适应期吧。所以,我把黑白的巴仙率调到自己能接受的程度。随之慢慢习惯灰屏后,才调去100%黑白。从刚开始的不适应,到最后的习以为常,让我成功蜕变成了个更另类的人,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同事看到我的屏幕颜色时,都以为我手机坏了。每当他们知道是我自己故意为之后,所有人都表示不理解,觉得我的手机给人一种在看报纸的感觉。可是,我其实挺享受这样另类的体验。因为这过程的的确确给了我许多不一样的体会。即使在他人眼中,我显得格格不入,但我很享受坚持自我、活出内心真实的感觉。那种与众不同带来的满足,这远比随波逐流更为踏实。 最重要的是,把手机调成黑白的确能减少屏幕时间。而且,正在减肥或购物欲强的兄弟姐妹们请注意了——简单地调整屏幕颜色真的能让你失去多余的食欲和购买欲。对我来说,这样的生活比较踏实,因为社交软件上形形色色的吸眼球广告,无疑是在洗脑,最终让我们沦落为受他们掌控,疯狂购买他们产品或食物的傀儡。只要我们在脑海中播下了那一颗想买或想吃的种子,无论如何,我们最终将会无法摆脱那个心心念念的欲望,着了商家们的道。其实,这早已成了现代人的常态,吃着嘴里的,却想着别人盘里的。 手机转换成黑白屏,让我更懂得去聆听和关注自己身体真正的需求,进而得到比盲目浏览社交平台得到的满足感更踏实的感受。简单的调屏幕颜色让我不再如盲人般一顿摸黑摸索,而能全心全意地去追求自己真正需要的。看似失去了色彩,却为我的生命增添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色彩缤纷的虚构网络世界固然吸睛,但长期接触过多的视觉刺激后,会逐渐让我们感到审美疲劳,并且更难感到幸福和满足。 某一天搭车上班的路上,放眼望向窗外时,我竟发现窗外平时看似平平无奇的景色变得异常好看,色彩斑斓。这让我不禁感叹,自己竟错过了那么多生活中的小确幸。蔚蓝的天空、翠绿的树木、耸立的建筑,相映成趣,美得如此动人。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变,让我学会了停下脚步,不再随波逐流,重新感受生活的本质与当下的美好。原来,幸福竟如此简单!纵使庸庸碌碌的生活偶尔会让世界显得黯淡无光,但只要用心体会,定能看见那一抹为你绽放的绚丽彩虹。幸福,从来不在屏幕里,而是在我们对生活的真切感知中。
2星期前
我在一家新开的独立小店里看到一则广告,简洁而尖锐,写着:“你的人生正在被‘平替’。”那一瞬间,广告的简短语句像是一道闪电,劈开我的思绪。我不禁思考: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能找到平替,手机、衣服、甚至连感情,都会有比它更便宜、更方便的版本,那我们的存在是否也会被某个“更好的版本”取代? 在这个时代,“独特”也变得容易复制。你精心挑选的那件衣服,或许几天后就会发现,某个小品牌推出更便宜、质量更高的“平替”;你辛苦坚持的个性,可能也不过是某个潮流的影像。我们生活的世界,每一秒都在被成千上万种选择充斥,快速而便捷。今天你的某个决定,也许明天就能被一个“更好的”选择替代。你追求的不再是独特,而是“性价比”的完美版本。 如果一切都能替代,那么什么才是“无法被替代”的?如果我们每个人也能被复制,活成别人已经走过的路线,那么我们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你可以用AI写文章,用程式合成视频,甚至用科技工具精确地识别每张面孔。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完美的复制几乎没有门槛,创意不再是创意,工作不再是工作,生活甚至不再是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别人的“平替”。 所谓的“平替”不仅仅是物品或服务的替代,它背后还蕴藏着对“不可替代”的深刻焦虑。我们害怕成为一个数字化的零件,变得不再独特。每一个“平替”的存在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你也许很快就会被替代。”在职场上,你是有平替的;在人际关系中,你是有平替的;甚至连你自己的生活,都可能有更精简、更高效的“版本”。 不要因便利而迷失 如果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自己的“平替”,那么我们作为独立个体的意义又何在?我们如何保持那个不易被取代的“自我”?假如外界的一切都能找到平替,我们如何在这片汹涌的“平替海洋”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那些无法复制的自我、无法替代的情感、无法重现的瞬间,或许正是我们最应该珍视的。 “平替”这个词,早已潜藏着深刻的警示意义。它并非让我们陷入焦虑与恐惧,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因便利与选择而迷失,忽略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的。我们无需害怕成为“平替”,因为在这些不断被替代的瞬间,我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那并非通过不断追求“更完美”的版本,而是通过无畏地追寻那些仅属于自己的独特时刻以及无可替代的真实。 “你的人生,正在被‘平替’。”这句话刺痛人心,却也带给我一个深刻的启示:在这个替代品层出不穷的时代,最值得我们珍惜的不是那些可被复制的外在,而是那些无法轻易取代的东西。
3星期前
3星期前
忍不住期待,接下来这一年会不会是我和旧朋友重启连接的一年呢?从去年底开始,十根手指数不完,我已经和那么那么多的旧朋友、老同学见了面,叙了旧,还安排了未来的联系。 一定是感动的。毕竟,和一个10年没见面也没联系的旧识,在现实生活里慎重地碰面,你不免会忐忑:我们要聊什么呢? 这样的担忧很快就过去了。我和他们从一坐下就停不了话匣子,你来我往,一抛一接如此顺畅,不是那些干巴巴的追忆往日之类话题,而是真诚又坦然地分享近况,以及这些年来的生活感悟、人生体会。丝毫没有尴尬和隔阂。依然是当年那种率直的语言。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对方的信任,也知道对方听得懂自己的话语,不需要稍微费力地猜想对方可能会感兴趣的话题,或是因为对方的价值观与认知层级而调整自己使用的词汇。 太难得了。我想,他们是真正的朋友。我曾经对交朋友的意义感到迷惑,或许是因为我对人际往来的需求极低,乐意一个人完成许多事,也不懂得配合友情的推拉展演。我需要朋友吗? 没有必要定时定量互相取悦 如果友情必须是人们口中那么黏黏糊糊甜甜腻腻的,所有的生活变动比如搬家啦谈恋爱啦都必须让对方第一个知道,过节或生日一定要送礼聚餐,否则就是不重视对方;不能公然反对朋友的价值观和立场,要无条件支持对方的荒腔走板,每一次见面都要拍照打卡上传社交媒体再来一个标签 #bff——这对我来说,更像是用某种表演在努力说服双方:我们都要把对方当成好朋友噢! 但朋友是这样勉强的关系吗?一定要有这样那样会带来压力的情感索取嘛?现代人喜欢说的那种,情绪价值? 我有几个知心好友其实都定居国外,平常不多联系,也不常交流近况,会挂念,但也不会太挂念,我们每年也不过就是碰面那两三次,又或是约一次到第三方国家的旅行。可是,我们知道对方是可以当婚礼伴娘的关系,也确信若家中有重大变故,彼此都会为对方两肋插刀。 然后,我们这样的朋友,每一次见面都没有拍合照。说起来有趣,我是在去年的圣诞节,浏览了社交媒体上许多的聚餐合照,才赫然发现这件事。于是我怀着一种惊奇,传讯息给前几天才见面的海外好友:我们下一次是不是应该拍张合照?我们这10年来竟然完全没有拍合照欸! 朋友哈哈大笑,传过来一篇文章,篇目〈跟越亲密的朋友见面,发合照贴文的频率越低:你身边也有这种高品质相处的挚友吗?〉——我也忍不住哈哈哈大笑了。 没错,光是聊天都来不及了,从白天聊到深夜还总是意犹未尽,连手机的存在都被遗忘了,当下真的不会记得要拍合照耶。或许我们双方都有一种默契,知道彼此会长久陪伴,是某种生命同行者,因此下意识不觉得需要某种宣示友情的仪式——反正,拍了照,我们也不会贴上社交媒体,只会私下留念。 是的,我需要朋友。不是一起吃饭看电影聊八卦的那种,而是,即使隔着物理上的距离,没有时常联系和日常相处,也不会让我们的友情淡去——当我知道,我的这么一个朋友,怀抱着一些可贵的价值和信念,在远方拼搏,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凛然地存在,那样的景象就足以给我一种友情上的支持。 好朋友,没有必要定时定量互相取悦,而是一种相互的选择。这阵子和老朋友们见面之后,我更加笃定了自己多年来选择朋友的眼光,以及看待友情的方式。 我爱我的朋友,是因为他们真实的人格,是因为他们相信的世界。我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待我好,而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心。当然,他们也待我好,他们可能也会说,他们爱我,是因为我有很好的心。我们作为朋友,滋养了彼此的心。
1月前
“早上好!如果见不到你,就先和你说声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这是楚门的经典台词,看似和邻居请安,实则鬼使神差地同步向世界各地不同时差的观众一道请安。 《楚门的世界》,一部1998年的科幻喜剧电影,年份虽然老旧,但放到当今社会来看,题材依然新颖,而且很贴合现代人的习性,不得不赞叹导演过人的远见和前卫的思想。 影片讲述了楚门是一档热门肥皂剧的主人公,他身处于乌托邦,一个叫做海洋天堂的市镇,里边的所有事情都是虚假的,老婆是假的,好朋友是假的,父母也是假的,全都是演员,但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第一感觉,觉得很不舒服。这很不道德,很不正确。怎么可以窥探人家的私生活呢?然而现代生活中,网红们都自愿把自己的日常直播给全世界人。恨不得自己是世界中心,被众星捧月。被蒙在鼓里的楚门,他有权利知道吗?他需要知道吗?如果他活得好好的,很开心很快活,并且丝毫没有怀疑这一切的真实性,这个善意的谎言是不是应该一直隐瞒下去呢? 被选为万众瞩目的主人公,这是一个诅咒还是一个福气?戏剧中的导演一直用上帝视角主宰楚门的一切。他说,他给了楚门一个正常的幸福生活。这个世界,你和我处在的世界,生病了。海洋天堂才是这世界应有的样子。他在他创造的世界里,是安全的。 楚门踏出屏幕的那一刻,我还在期待。他梦中情人,西尔维娅已经在门外等着他了吗?会有一堆影迷围着他转吗?他有足够的毅力面对真实世界的残酷吗?或是他最终还是会踏入影视圈? 然而,电影留给我的,只有一片黑幕。没有了。 剩下的,只能自己想像。 如果,万一,我现在身处的世界,其实也都是假象?万一这一切都是编好的剧本,我会有勇气踏出那扇门面对更残酷现实吗?我可能会迫不及待抢过剧本,翻到结局看看会是喜剧还是悲剧。可是我为什么要在意结局?来这世间走一遭,不过就是为了体验过程吗?结局重要吗? 听过这么一席话:我们来这世间,只是为了看花怎么开,水怎么流,太阳如何升起,夕阳怎么落下,经历有趣的事情,遇见难忘的人。生活原本就很沉闷,但跑起来就有风了。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是一定要实现的。你能做的就是,不断尝试,收获,感受,然后放下…… 只要还有感受,就还活着。 活着时,只要开心的事情多过不开心的事情,就值得了。 早上好!如果见不到你,就先和你说声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3月前
5月前
2年前
小说本来是虚构(fiction),属于作家精心布置的一个叙事空间,不能视为真实。张贵兴是一位擅长提炼故事的雨林探索者,运用精研细磨的文字,融合历史事实、祖辈故事、童年回忆,拓展成一个万兽齐聚的雨林王国。想当然耳,文本虚实之间总能营造各种想像和错觉,也许如他所说,有时虚构的比真实还真实。 张贵兴说,写作过程中,往往写得最好的部分是突然冒出来的想法和情节。   “日本突击珍珠港9天后,一万日军搭乘战舰,在3艘驱逐舰、4艘巡洋舰、一艘驱潜舰艇、两艘扫雷舰和两架侦察机护送下,从南中国海登陆婆罗洲西北部日产原油一万5000桶的小渔港猪芭村。”(摘自《野猪渡河》) 《野猪渡河》主要的时空背景为1941至1945年,日军占领砂拉越的时期。张贵兴儿时常被各种故事围绕,双亲与长辈们会聊起二战时期的事迹。在旁听闻之后,他都默默藏在心底,静候酝酿。时机到了,他俯身拾起搜罗到的故事和记忆,将细节相互连接,让它们在小说里有了安顿的地方。 《野猪渡河》刚获得第43届金鼎奖图书类文学图书奖。   文中的猪芭村(亦称珠巴,Krokop)正是他父亲家乡的原型。不过,张贵兴并不出生在那里,而是距离约7公里外的罗东镇(Lutong)。他的父亲是一名木匠,母亲是家庭主妇。父亲年轻结婚时就搬离家乡,惟婆婆和叔叔依然住在猪芭村。张贵兴小时候常会到那里与亲戚的孩子们玩耍。留存在他记忆里的猪芭村是一个华人农村,有很多户居住在木屋的家庭养猪或务农,生活节奏比较缓慢简朴。如今水泥洋房到处林立,昔日乡村景观已不在,屋价和地价都变得很昂贵。 雨林探索始于露营 这一段年少回忆令张贵兴变得滔滔不绝,提起了不少趣事。张贵兴有很多兄弟姐妹,双亲都放任他们,只希望孩子们可以平安和健康长大。罗东镇很靠近雨林,他年轻时很好动,中学时期恰好认识几位伊班同学,对方父亲又正好是职业猎人,促成各种探索雨林良机,让他有机会随同学露营,一睹大自然的美妙。 “当然我没有打猎,却会观察雨林的生态。”张贵兴触碰不少动植物,然而不知道名称和来源。一切直到他在台湾念书了,通过各种途径和书籍补充这些匮乏的知识,再实地考察应证,令他对雨林印象更为深刻。 写作时,这些景物自然的流进作品里,汇聚成一个雨林版图。小时候,他早与各种动物“接触”,天上常有老鹰盘旋,老家后面有莽草丛,隐藏四脚蛇、蟒蛇或穿山甲,河里又有鳄鱼。“父亲的时代,鳄鱼都吃人。到我的时代,住户比较多了,鳄鱼都往上游,比较少在下游。”在他的印象中,砂拉越是鳄鱼最多的地方。根据资料,从2007至2013年,全马一共有42宗鳄鱼袭击人类事件,当中有40宗来自砂拉越。这些鳄鱼因凶猛残暴和袭击居民闻名,渐渐被大家冠上称号,例如80年代的婆罗洲白背食人鳄鱼(Bujang Senang)。 离开了,记忆更鲜明 人的记忆会随着年龄渐长而有些斑驳脱落,张贵兴脑海里却有一座坚固的宝库,贮藏着珍贵的回忆与故事。他称,最近一次回马已经是6年前(2013年),由于父母亲已逝就较少回去。当问及会否担心年少的记忆模糊,他听完马上说“不会”,离开婆罗洲以后,记忆反而更鲜明。“过了(离开)一阵,透过一段距离去观察,你才会看得更仔细。” 他坦言,毕竟超过40年,离开砂州实在太久了,虽然间中有回去,难免对部分事物有些隔阂。张贵兴20岁离开砂拉越到台湾深造,其小说创作的时空背景大多围绕在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砂州回忆。“当然,我写作也未必只集中在20岁以前,也会书写80至90年代的情景。”所幸网络发达,许多新闻都垂手可得,可以掌握砂州的地理景物变化。 那一年,父亲正好在相亲 2016年7月,张贵兴卸下教职而专心写作,同年11月开始动笔撰写《野猪渡河》,直至2018年2月才完成。“我的原意其实是帮我父亲那个时代写一个故事。” 那是一个父亲不断复述的相亲故事。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大肆侵略东南亚国家。张贵兴父亲那年20岁,是一名初中三学生;母亲16岁,读着小学四年级。由于受教育的机会非常稀少,不少人都超龄入学。然而战乱,他的双亲也被迫停学。 日军侵占一个地区后会征召当地未婚女孩子充当慰安妇,猪芭村里的女孩开始掀起结婚潮。父亲仍是一名单身汉,有次在茶馆相亲,眼前的女孩有一头飘逸的长发,却遮住了半张脸蛋。父亲与女孩闲聊,觉得还不错,有意娶她为妻。突然茶馆外面吹来一阵西南风,吹开了对方的头发,女孩脸上露出一大块的胎疤。当下吓了一跳,令他打消结婚的念头。由于父亲不断梳理这些往事,张贵兴内心一直猜想那个女孩后来的命运,是否被日军抓走?还是成功逃跑了?为此,他构想了一个故事,〈断臂〉里的何芸就是她。“她本来是这本小说的主角,后来小说的发展越来越庞大,她就逐渐变成其中一个角色。” 《野猪渡河》有部分故事是真实的,好比日军把小孩赶上树,再用手枪打断树枝,接着用武士刀砍死小孩。另一个是日军命令猪芭村民抓蜗牛事件。张贵兴便以文学手法把事实与虚构相互糅和,营造成诡谲怪异的画面。小说也有部分情节非常血腥惊悚,有些读者看了或许不忍,他说,“我写的残忍其实不及事实残忍的十分之一。” 想写就动笔写 张贵兴从老前辈听到这些故事后,循序发展成各种故事,例如那位有胎疤的相亲女孩,他在小说中变成了何芸,不幸成为慰安妇,遭遇坎坷的命运。当然故事情节是由张贵兴的想像建构而成。正如父亲相亲的故事也在他心中藏了已久,只是一直在构思如何写出来。“有些事情放太久不见得是好事,当你想要写的时候,赶快动笔写,因为有可能过了几年就没兴趣了。” 写作过程中,他认为最好的往往是冒出来的想法,而非最初设计好的情节。比如小说里其中一篇〈野猪渡河〉,“那天晚上,一艘沉没南中国海的日本超级战舰从海底浮起,乘风破浪冲上猪芭海滩,直驱猪芭街头,泊靠猪芭菜市场,船舷撂下数十道绳梯,一批荷枪实弹的水兵下了战舰……”他声称,这段是在写作时突然冒出来的画面,非常魔幻,而恰恰在构思时不曾想到。 教学时,写作时间很破碎 回想起教书生涯颇为累人,时间过于零碎,有时晚上回到家,依然无法放下学校所累积的情绪。写作是需要很宁静的心境,梳理好情绪才能专心投入去写。 《群象》正是他凑合零碎时间所诞生出来的作品,当时他正参加一个文学奖,10月底截止,他便从8月份开始写,直至9月开学,时间略显不足。当时只能尝试“偷时间”,碰到学生考试、早自习或读书,趁机利用空档在讲台上奋笔疾书。“全心投入书写是没问题,但时间很零碎,正是这些情况影响,后面写得不是很好。如果有很充裕的时间,或许会写得更好。” 在第15届花踪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张贵兴(右)凭《野猪渡河》荣获马华文学大奖。左起为星洲日报总编辑郭清江和马华文学大奖主评封德屏。 不限制读者想像力 很多人会问张贵兴,《野猪渡河》里的“猪”是否有特别意涵?他通常不直接回答,因为觉得没有必要。好比海明威所写的《老人与海》,有人说文本里的鲨鱼、马林鱼和海都各有所指。海明威曾回答,海就是海、鲨鱼就是鲨鱼、马林鱼就是马林鱼,它们没有代表什么意义。“要怎样诠释(文本)是读者的权利。” 他认为说出答案等于限制读者的想像空间。有些读者或许猜中他的想法,但不代表别人想法不正确。张贵兴直言,作品诞生后就要给他人阅读和批评,这是无法控制的事。 最后,他笑说,“有些人觉得写作很寂寞,我从来不觉得写作很寂寞,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没必要去想这个问题,就算只有一个读者我也觉得很快乐了。” 张贵兴祖籍广东龙川,1956年出生在砂拉越美里罗东镇。1976年中学毕业后,远赴台湾师范大学修读英语系。接着,他在当地国中任教,1982年入籍台湾。2016年7月,他退休专心写作。作品多数以故乡婆罗洲的雨林为背景,著作有《伏虎》、《赛莲之歌》、《顽皮家族》、《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沙龙祖母》和《野猪渡河》。   〈快问快答〉 问:最喜欢的食物? 答:炒粿条,我每次回去砂拉越都会一直吃。不然罗惹和煎蕊也行,但是要做得够道地。这些是我小时候爱吃的食物,让我很怀念。虽然台湾有卖,但味道不道地,可能是食材和做法不同。 问:最喜欢的歌曲? 答:Oh my God,应该是披头四(The Beatles)的〈Yesterday〉。这个乐队在1960年代非常红,1970年才解散。披头四是我最喜欢的乐队,从小直到中学都爱听。当时我有去学吉他,但在我家乡都没有吉他老师教导。后来去了台湾,有一位师大学长是吉他老师,对方就教导我。如今弹吉他只是一种嗜好(记者:那么可以完整弹出〈Yesterday〉了?)自娱啦!哈哈! 问:最喜欢的作家? 答:有好几个,包括马奎斯、莎士比亚、格雷安·葛林等,中国作家则是钱钟书。年轻时候喜欢三岛由纪夫,后来就不怎么阅读他作品。 问:想要有什么超能力? 答:我想要回到17、18岁的时候,那是一个令我无忧无虑写作的文青时代。给我再多的钱和房子都没有用,回到年轻是无价的。大家要珍惜自己的青春。 问:请建议书籍给年轻读者们。 答:1. 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撰写的《林肯在中阴》。作者凭这本书拿到2017年布克奖。       2. 马奎斯任何一本作品都可以看,例如《百年孤寂》。       3. 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撰写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笑忘书》或《生活在他方》。       4. 格雷安·葛林的《事情的真相》,这位作家一生被提名过21次诺贝尔文学奖,但始终没有拿过。 (原稿上传于2019年8月19日)
2年前
【散文创作谈 04.】 回看有关“黄金之心”的讨论,竟已10年。从那之后每每与散文相关的谈论场合,总不能绕过能否虚构的诘问。最近和为数不多的年轻朋友聊起散文创作,赫然知道她曾参与的初中文学讲座,其主讲留下一则建议:“写散文时或许可以全篇虚构,但最重要里头的情感是真实的。” 若单是以这一句来解释,确实容易引起误会。一来略过了伦理与技艺的层次,也还没厘清虚构的对立面。从争议源头梳理,才能逐步摸索非虚构的伦理问题:在文学奖散文组出现的“山寨”身分背景,而评审无法以单篇辨识,往往出书集结或公开作者才露出端倪。 这几年读中学生或大专生的参赛作品,从一些细节发现破绽:马来西亚可有冬季?一支啤酒可需要上千元?除了这些不合逻辑之处,也可以理解初学创作者正揣摩文字与生活想像,且未能把握文体与作者的关系。课堂作文如海边野餐、记一个教训等,通常与真实的情感无多关系。为了切题,无论有没有亲身经历,大多以“我”的视角完成相关叙述。让文字为自己所用,以书写叙述生活的表象,是非虚构写作的第一步。但另一常见的问题是堆砌细节,将所见所闻都尽数记录下来,力求“真实”。 散文与生活无法分离,理解经验更是一种技巧。不管文字还是画面影像,文艺作品都是“其后”——后来的理解与当时的现实产生了距离。生活譬如河道,文学语言即是标本也是船上的符号。为了看清当时的情感、因认知有限而产生的困惑,所以不断调整观看的角度,追溯回游,为那一段生活的截面找到诠释的方法,慢慢构筑出自我的系统。或许不限散文,如何审视经验对写作来说都是永恒的挑战。 既然现实无法把握,那么散文该如何接近真实?谈散文的“虚构”(伦理问题)时,并不是指运用意象等书写技艺,而是指文章中的“我”,和生活上的我是否契合。诚实对待,为的是相信审视经验所带来的发现和反馈(这些回顾未必有用积极,也可能是一处破口,无人看重、不曾留存记忆的失落之地)。那么多人与生活的碎片一同载浮载沉,而我们捡拾排序,或是乐于看其他人梳理,是要还原当时场景,确认一次已知的答案吗?书写自己的经验、观察别人的来历,并不是依附现实而已,更是介入现实。在生活的迷宫里,事后我们也未必能获取飞翔的能力,在上空俯视一切路径的形状。许多事情,“我”是唯一的亲历与目击(孤独的处境),而事情要比既定认知来得更复杂、某个价值在“我”这里是怎样的感悟——技艺为此留下主观叙述,这是文学的真实。 试着回应问题时,我总想起创作初期经常生起的疑惑:该如何区分小说与散文?对比差异,可知小说较散文来得自由——小说,甚至现代诗的主体“我”,未必与作者相同。但文类的分别一开始或许不那么重要,总要书写后慢慢掌握文类意识、自觉。身为读者,也会发现文类极其暧昧的重叠之处。比如自传或小说的分别,需要依赖作者的声明。虽然生活碎片经过技艺的转化,形成有秩序的结构,我们还是能够看见作者留下的影子和痕迹。在这个转化的过程,散文还是拥有相当自由的书写空间。 自文学奖的场域引发的争议,是在隐去作者身分即难以辨别捏造身世之作的情况下,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备受考验。借1933年的鲁迅文字回应当下:“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 从〈小品文的危机〉也可以得知,“白话文学”以雅致文笔表达情致,是针对白话不能作为文学语言的反抗态度。一再提起虚构问题或界定文类,并不能消除危机,但可以避免无声息的死亡。 不管虚构与否,我们理应警惕什么样的表演与谎言呢?对创作来说,真正的死亡是如何发生的?这让我想起卡夫卡写的一则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艺术家表演挨饿,即便席上无人,也毫无松懈偷懒的迹象。公众视野断断续续,参观者或多或少,开始时风头无两,后来风潮过了,他还像是路上一座固执的问号。他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好,观众的不理解也会引起他的愤怒。由始至终,他的饥饿不只是表演,而是对抗没有选择的一种方式,不得已留下的自辩:“原谅我,我实在别无选择啊。如果我找得合适的食物的话,相信我,我绝不会故意惊动他人的,我会像你和大家一样,每天吃得饱饱的。” 对艺术家来说,倒在草地上的一刻不是真正的死亡。后来取代艺术家的是一只年轻的豹,看守员尽责喂食,丝毫没有饥饿的问题。关在笼子里的豹,手中的利爪丝毫不被囚禁减弱了威风,自由还留在它的身上。感受不太灵敏、最迟钝的观众,也能从中获取“舒服的休息”。大家应该不会再记起那个艺术家,他最后不是自豪的姿态,而是想着要继续饿下去的心意。 对艺术家来说,在视野以外的地方,哪怕取巧些许,才是真正的死亡吧。这篇小说呈现的是艺术追求的极端处境,但也是对创作最严肃的诘问。又联想卡夫卡想要自毁作品,或《月亮与六便士》那样的故事,“我”的挣扎和世界的摩擦不会结束。赖香吟在〈反书写〉也借此对书写说出关键的核心:“对自己诚实,远比对他人诚实,是更内在的问题。” 再往前一步,其实此类危机并不限于散文:虚构的对立面是什么呢?从创作技艺谈为文虚构,是为了遵循内在的追求,而不得不做的演出。造假却是“反客为主”,只要没有观众,艺术家随即就可以脱离自己的认知与身分吗?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诚实即是道德,也伴随着风险。作者揭露自我与想法,也会害怕为写作对象(包括自己)带来伤害。于是使用字母的代称,改造一些真实的细节,或以修辞技巧掩饰,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编按:文中粗体关键字为编辑所标明。本系列每月第三个星期五刊出。) 延伸阅读: 【散文创作谈 01】卢姵伊/我为何写作之——史前生活 【散文创作谈 02】卢姵伊/透明的散文? 【散文创作谈 03】卢姵伊/成为“我”
3年前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