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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脆弱性

灾难的发生涉及人为的脆弱性和危害等因素,很多天灾的发生,其实是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过程,因此人类应该积极主动地减少灾害影响,不是将灾难的发生都归咎于气候。 当危险灾害与脆弱性相遇时,灾难就会发生。然而灾难的发生,往往涉及人为的脆弱性和危害等因素,而在积极、主动地减少灾害所造成的影响时,却必须强调人类所起的作用。 洪水、干旱及热浪等自然天灾之所以成为灾害,乃源于社会脆弱性,也就是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受到伤害的倾向性。通常,人类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决定了不同与不相称的影响的性质。 [nonvip_content_start] 此外,许多天灾的发生也不仅仅是自然过程,实则是基于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而变得更有可能及更强烈。尽管人们早已理解这一点,但天灾仍然被解释为“上帝的行为”,或被描述为“自然”。 《自然》网站在一篇专题报导中,呼吁停止将灾难的发生归咎于气候。相对于指责大自然或气候,明确传达人类活动在灾害中所起的作用的论述,将更有利于采取积极主动、公平以及最终成功的方法来减少灾害造成的影响。 若将洪水、干旱及热浪等与气候有关的危害称为“气候”或“自然”灾难,意味着灾害与脆弱性无关。事实上,脆弱性往往是被构建的,这包括没有计划的城市化进程、系统性的不公正(如一些人被拒绝获得资源),以及由于宗教、种姓、阶级、种族、性别或年龄而被边缘化。 脆弱性其实是社会和政治过程的产物,包括权力及(不良)治理等因素。这些结构性不平等的产生方式往往是故意的,同时扎根于社会和政治结构中。 根据报导引用的例子,在城市地区,由于城市规划过程中没有考虑到风险因素,自然危害变成了灾害。──因为基础设施不足,缺乏可以减少影响或帮助从过去的灾害中恢复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将最脆弱的人群推到危险地区居住的过程。这就造成了不相称的影响(可见与不可见的损失及损害),特别是在同时存在多种危险的情况下。 从肆虐全球逾两年的冠病大流行就可以看到这些影响:冠病疫情与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其他自然灾害结合在一起,可能使已经脆弱的人口变得更加脆弱,也就是复合脆弱性。例如,在冠病疫情期间,许多地方缺乏医疗保健系统,加上缺乏其他社会保护系统,以及不良的减少灾害风险措施与治理,从而加剧了这些灾害的影响。 报导认为,将灾难的发生归咎于自然或气候只是一种责任转移。主要是人类的影响产生了脆弱性,而把矛头指向自然原因则会产生一种政治上方便的危机叙述,用来证明反应性的灾害法律和政策的合理性。例如,城市地区的政府更容易指责自然,而不是解决由人类造成的社会及物理脆弱性。 此外,转移责任也导致不公平的现状得以持续,即社会中最脆弱的人,往往是每一次灾难发生时都是受到最严重影响的受害者。将灾难的发生归咎于自然的论述,也为那些对造成脆弱性负责的人铺设了一条微妙的、逃脱责任追究的借口。 气候科学及归因可发挥重要作用 对气候相关危害的评估往往集中在基于气候模型网格点的空间尺度的指标上,如用一年中最热的一天来表示极端高温的变化,抑或是气象学上最极端的事件。相反的,为了帮助减少灾害影响,在与风险及脆弱性相关的时间及空间尺度上评估危害会更有参考价值,例如在一天或几天内观察城市中跨越特定温度阈值的热浪,而不是估计国家尺度的极端热。 评估的空间尺度可以产生很大的差异。据估计,由于气候变化,欧洲于2018年出现热浪的可能性增加了30倍,可是,在死亡率最高的3天里,欧洲个别城市出现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仅高出2至5倍。 气候科学及归因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区分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是灾害的关键驱动因素方面。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气候变化加剧了风险,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危害很可能会恶化,而过去的观察结果变得越来越不相关。气候变化的归因也必须用来沟通今天哪些灾害是部分或全部由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所造成。 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工作组的第六次评估报告发布后,各国的政策决定者有机会进行反思及行动,进而设法大大地减少灾害带来的影响。 不过,人类必须停止指责大自然或气候造成灾难,并将脆弱性和公平放在积极主动及参与的灾害法律和政策的中心位置。对这种基本概念的重新定位是一个必要的起点,以确定与利用结构性的、系统性以及有利的解决方案,将社会转变为更加公平且拥有长期的抗灾能力。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