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议题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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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嘘，别说话/邓晓慧（八打灵再也）

前几天，我收到一条好友发来的消息，说她准备暂时卸载所有社交软件，回归“真实的生活”。这几年，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尤其是疫情期间，线上活动几乎成为了生活的全部。从视频会议到线上购物，再到社交平台的滚动刷屏，我们仿佛已经习惯在方寸屏幕上完成一切。朋友圈的点赞数量似乎变成我们评判生活是否“有意义”的标准，虚拟互动逐渐取代真实的对话。我们可以轻松地在屏幕前发表“意见”，却忘了自己在现实中是否真的懂得那些所谓的道理。我的这位朋友一直是个“意见领袖”，她在社交平台上总是有很多看法，似乎每件事她都有权威的见解。她告诉我，她开始觉得累了，这种“发声”的压力和随时随地在线的生活，逐渐让她感到窒息。她坦诚说有时她并不懂那些复杂的社会议题，却感到自己必须说点什么，仿佛沉默就意味着不关心、不参与。承认自己的局限并不丢脸听到她这样说，我开始反思我们真的需要随时随地发言吗？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所有人都有平台说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每时每刻都发表看法。过度发言、随意评论，只会让人们失去倾听的能力。我们往往忘记思考的过程，急于表达以获得认同和点赞，却忽视事实的真相。沉默是一种智慧，懂得何时发言、何时静思，不仅是修养，更是责任。每个人的精力和认知都有限，我们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成为专家。当我们不懂的时候，承认自己的局限并不丢脸，反而是通向学习和成长的起点，而恰恰是那些不懂却强行发言的人，往往让信息的噪音更加嘈杂，掩盖真正有价值的声音。我们生活在一个节奏飞快、充满焦虑的时代，时常陷入需要“随时在线”的错觉，仿佛只有通过源源不断的发声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真正的生活并不需要时刻被展示和评论。虚拟世界的生活，无法代替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联结。屏幕背后，我们可能以为自己懂得很多，其实只是停留在表面，内心的深度却被不断消耗。卸载社交软件的决定，对朋友来说是解脱，对我而言更像是提醒：学会适时停下，真正走进现实生活，或许比随时在线更为重要。虚拟世界的便利和诱惑无处不在，但它从未也不应该取代我们内心的真实感受和认知成长。在信息轰炸的时代，懂得何时沉默、何时发声，学会放慢脚步，回归生活的本真，才是我们保持内心平衡与充实的关键。就像朋友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有时，不说话反而更能看清生活的真相。”

2星期前

星云

焦点

【我们的电影节／01】“吶喊”Why Freedom?自由电影节不自由了？

“自由电影节”在本地算是“历史悠久”的活动。如何走过20年？

4月前

焦点

新教育

【Content Forum网络研讨会】面对仇恨言论，我们能做什么？

配合联合国国际反对仇恨言论（Hate Speech）日，Content Forum，一个促进内容自我监管的行业论坛于6月29日举办了一场题为“语言伤害：平衡言论自由与人权”的网络研讨会，汇集了4名关注人权和平权的女性，共同讨论仇恨言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及应对方法。她们分别是网媒SAYS的视频负责人南蒂妮（Nandini Balakrishnan）、智库The Centre的前研究员兼#TrackerBenci倡议负责人谭家文、国际人权组织ARTICLE 19大马项目高级人员娜丽妮（Nalini Elumalai），以及社运分子艾因（Ain Husniza）。艾因和南蒂妮是语言暴力的受害者，她们勇于为社会议题发声，却换来各种质疑，但这些质疑并非针对议题本身展开的讨论，而是充满情绪化的人身攻击。艾因（社运分子）：女性在发声时面临的挑战远比男性多得多大约3年前，艾因通过社媒Tik Tok揭发一名男教师在课堂上开强奸玩笑后，面临来自学校、同学、社区和网络的巨大舆论压力，甚至被迫举家搬迁。当时，她所得到的“反馈”并非来自事件本身，而是针对她的外貌、种族、个人穿着等个人特征，甚至将她的举报行为政治化，导致原本可以展开讨论的议题演变成仇恨言论。艾因的这段经历让她意识到，女性在发声时面临的挑战远比男性多得多。例如，她因个人穿着不符合大部分人的“传统观念”，而遭到不友好的质问，导致原本应受到关注的议题被淡化。同时，各种批评和被强加的标签令她深陷焦虑和抑郁。 “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就像是你越是努力反抗，越是会面对更多的阻力……有时确实很让人沮丧，但清理污秽的过程本就充满挑战。” “但我也必须承认，当人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当人们不断地重复这些仇恨言论时，会逐渐影响你的潜意识。你会开始自我怀疑而变得沉默、自责，甚至会认为自己真该如他们所言那样去改变打扮和表达方式。后来我才明白，当有些人已经否定了你，无论你怎么做，他们还是会否定你。” 从负面情绪中抽离为有类似经历的人提供帮助这番经历让艾因看清了社会的现实，但在家人的陪伴和坚定支持下，她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她决定将注意力集中在帮助那些受到仇恨言论影响的人身上，而不是沉溺于负面情绪之中。艾因通过自己的平台为有类似经历的人提供支持，并积极参与相关论坛，分享她的看法并提出观点。她说，倡导工作总是会有风险，但正因如此，它才显得更有价值。 “年轻人勇于发声这件事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何我们有那么多保护18岁以下儿童的法律，因为发声确实存在某些风险。但对我而言，父母的支持很重要，在我去警局之前，我的父亲问我：你准备好应对各种后果了吗？我回答说：是的，我准备好了，我愿意为我的倡导工作和对社区的影响承担这些后果。” 尽管前方的挑战看不到尽头，艾因仍然希望尽自己的力量，为更多人营造一个安全且自由的发声空间，保护吹哨人，哪怕只是一点点空间。 “当我们为自己迈出一步时，也在为其他女孩迈出了一步。”艾因说，最让她感到满足的一件事是，当一些年龄大约在6岁到15岁之间的小女孩走到她面前，问道：“你是艾因吗？”她回答说：“是的，我就是。”这样的时刻对她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努力激励了其他女性。南蒂妮（网媒SAYS的视频负责人）：在站出来前先照顾好自己，充实法律知识活跃于网络并关注人权课题的南蒂妮经常遭受网民的恶意攻击，这些仇恨言论往往集中在她的外貌、肤色和种族等方面。 “我收到的很多仇恨言论都是关于我的外貌，告诉我看起来很糟糕，不应该存在。很多评论会说，如果你穿得好一点，如果你不染发，如果你不穿异国风情的衣服，或许你可以谈论这个话题。但因为你看起来不符合某种标准，所以你最好闭嘴。” 她坦言，几乎每天早上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面对那些令人沮丧的信息。无论信念多坚定、自我建设多强大，都难免会有崩溃的时刻。这样的经历，她走过了10年，而现在还在经历着。 “每天都有人给我冠上各种花名……这些事确实严重影响了我的个人生活。我发现自己在回复信息时很挣扎，因为每次都会遇到一些奇怪或令人害怕的内容。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善于沟通，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经历，比如司机会在看到我后摇上车窗，然后开走。” 然而，南蒂妮还是会遇到暖心和理性的人，他们的文字鼓励成为她的动力，在她时而感到恐惧和无助时，依然坚信自己的追求是有意义的。 “这些年我学会了理解我的听众，这样针对议题而展开的辩论也会取得成效。真诚地展开你真正关心的话题，否则人们能看出你的虚伪。” 过往痛苦的经历还是让南蒂妮上了一课。她建议人们在谈论敏感话题时要小心谨慎，避免触犯法律，因为自由地发表观点往往可能伴随着刑事和不公平对待。 “知识便是力量。对社会和法律的深入了解让你能更早意识到挑战的存在。我这么说并非阻止你表达意见，而是在此前务必保护好自己，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和世界异常残酷。她认为社会应更加关注人权教育，从小教导孩子们情绪管理、理性言论，并平等看待不同种族、文化、宗教和背景的群体，以消除不平等、不公正、歧视和仇恨，通过知识改变社会。 “为年轻的倡导者创造积极的环境，让他们理解风险并为他们建立支持系统。不过，在你站出来之前，先照顾好自己，充实法律知识。” 娜丽妮（国际人权组织ARTICLE 19大马项目高级人员）：宣导工作和教育至关重要以《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命名的国际人权组织ARTICLE 19，强调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主张人人有权享有表达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任何人无权禁止。同时，《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作为一项具体的国际法律文件，其第19条也明确阐述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娜丽妮指出，国际法并未统一定义仇恨言论，但强调任何宣扬暴力的言论应当被禁止，因为仇恨言论通常会导致人们感到被排斥并自我贬低。她说，仇恨言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现，例如刻板印象和谣言，并可能在多人参与并蓄意煽动的情况下，发展至严重后果，如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暴力，好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其中的原因可能与长期仇恨言论有关。娜丽妮认为法律是解决仇恨言论引发问题的途径，然而大马的《煽动法令》和《通信与多媒体法令》第211条文（禁止猥亵、伤风化、虚假、具威胁性等内容）多年来经常被滥用于压制异议分子，使得真正利用散播仇恨言论来谋取私利的人逍遥法外。她希望我国政府引入《拉巴特行动计划》（Rabat Plan of Action），因为这一行动计划中的6项准则——（一）背景、（二）发言者、（三）意图、（四）内容或形式、（五）言论的范围，以及（六）可能的危害性和迫近性，可作为界定煽动仇恨的标准。她进一步指出，《拉巴特行动计划》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起，旨在应对仇恨言论并保护宗教和信仰自由。人权理事会第16/18号决议是该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促进宗教和信仰的和谐与尊重，防止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歧视和暴力。不过，娜丽妮强调宣导工作和教育对改变社会的刻板印象，以及提高人们对人权的关注至关重要。她认为，从幼年时期开始教授人权概念，并尊重言论自由，可以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了解与谅解，从而营造健康的对话环境。她说，这样的努力能让人们意识到并非所有冒犯性言论都是仇恨言论，同时强调彼此尊重包括文化、种族、宗教、社会经济地位在内的多样性，建立高度包容与和谐的社会。谭家文（智库The Centre的前研究员兼#TrackerBenci倡议负责人）：仇恨言论的定义需明确才能更有效识别和处理谭家文分享了她在推动社交媒体#trackerbenci项目中的经历和感受。她从研究和技术角度出发，强调#trackerbenci是依据《拉巴特行动计划》而制定的项目，旨在6个月内收集与异族、性别和性取向有关的仇恨言论，作为重要的参考数据。她说，在项目推广的过程中，团队面临了不少挑战，包括如何准确识别和分类仇恨言论。他们与社交媒体平台代表进行了多次磋商，其中与推特的合作效果最为显著，然而在分析成千上万条推文对于团队而言，也是一项巨大的心理挑战。 “这也令我对从事这类内容审核的工作人员表示深深的敬意。” 谭家文认为，目前处理仇恨言论问题主要通过刑事法，这种做法可能会被滥用，导致不公正的结果。因此，她主张建立更清晰和具体的仇恨言论定义，以便更有效地识别和处理这类言论。她建议在国家层面上采纳一套系统化的政策，参照《拉巴特行动计划》的准则来确立清晰的标准，帮助识别什么是刻板印象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并支持相关的研究和教育项目，以提升公众对刻板印象的认知。她说，只有深入了解仇恨言论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才能有效地预防仇恨言论的产生，或减弱仇恨言论对社会和谐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多【新教育】: 藤光／真正的AI元年民众不熟社会企业马来西亚DiD众筹之路步步艰辛内陆小学教师肖恩史丹利／用创意教学方式，让孩子看见更广阔的世界

5月前

新教育

新教育

藏在童书里的社会现象瑞典儿童文学的魅力

为了让孩子接触更多元的文化，沙亚南拉惹敦乌达图书馆、瑞典驻马大使馆和马来西亚儿童读物联盟（MBBY）合作，举办长达1个月的绘本特展。在2月26日举办的开幕典礼上，瑞典大使馆邀请当地教授前来分享，如何透过童书绘本推动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等深刻的议题。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蔡伟传 “儿童文学对国家认同有一定的影响力，瑞典最著名的儿童文学《长袜皮皮》(Pippi Longstocking, 1945)，她独立又敢于挑战权威，对瑞典人来说，她的地位不可抹灭，甚至是代表瑞典的一个象征符号。”节录自剑桥大学前任教育学院院长玛丽亚·尼古拉耶娃（Maria Nikolajeva）的〈Two National Heroes: Jacob Two-two and Pippi Longstocking〉一文。在瑞典，儿童绘本可说是陪伴孩童成长的好伙伴。尚未识字的幼儿，透过父母口述书中图画，塑造对社会的认知。若从瑞典的儿童文学来看，不难发现和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息息相关。 “瑞典的儿童绘本的内容涉及不同领域，无论是老师、图书管理员、学者或出版商，大家都深信阅读有改变少年的潜力，帮助他们的个人成长。”专注在儿童绘本领域、目前任教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埃琳娜·德鲁克（Elina Druker）分享。她认为，针对生涩难懂的社会议题，儿童文学（注）让孩子们在童年时就能够接触，她分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荣誉教授鲁丁·西姆斯·毕肖普（Rudine Sims Bishop）曾发表的言论，“多元文化的文学作品，能够作为一扇窗口和一面镜子，不但让读者从窗口远望世界，也让他们从镜子看到自己。” 因此，德鲁克强调图书也能成为儿童开拓眼界的视窗，让他们更了解不同的人文风景。 *注：儿童文学的定义，是指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文学作品。瑞典童书发展历史 19世界末20世纪，民族浪漫主义和美学运动席卷欧洲。当时瑞典的女性运动萌芽，且注重公共教育政策，当地开始关注儿童的美感教育。对此，瑞典教育改革家以及女权主义者爱伦凯（Ellen Key）呼吁，20世纪应当是儿童的世纪，提倡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她随后出版名为《儿童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的书籍。迈入新世纪之始，关乎孩童教育的权益，终于搬上历史舞台讨论。“凯强调，儿童发展不应该被框住，应追寻自由意愿。即便这样的论点，她在百年前就提出了，但其影响在瑞典尚未散去。”德鲁克说。为了对抗工业现代化，在那时瑞典兴起的民族主义，推广回归自然的美好。瑞典画家艾莎·贝斯寇（Elsa Beskow），在1910年出版《森林里的小宝贝》（Tomtebo Barnen），描绘住在森林深处的精灵家族，和大自然共生的故事。 “贝斯寇要传递大自然美好的想法，书中的儿童善良、乐于助人，同时拥有高度的自由。尽管《森林里的小宝贝》传递道德价值的重要，同时强调孩子的个性发展不该被限制。” 而时代不停往前推进，人类面对的课题更为复杂，无阻瑞典创作者将这些议题作为童书绘本的主轴。透过童书谈论性平谈及性别平等的课题，瑞典是国际间的楷模。 1945年，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创作的《长袜皮皮》（Pippi Longstocking）首次出版就大受欢迎。主角皮皮留着一头红发、两条翘起的辫子、脸上的雀斑，脚上的长袜子颜色不一，穿着自己缝制的连身裙，独自住在一栋大房子里，不需要去上学。由于放肆、自由、乐于助人的性格，皮皮成为女孩子的榜样。 “但大众对皮皮的争议不减，《长袜皮皮》挑战传统的性别规范，因为她调皮的形象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期待当时大家认为女孩得彬彬有礼，行为举止都要礼貌。” 1972年，作者古妮拉·贝里斯特罗姆（Gunilla Bergström）创作了名为《阿尔菲·阿特金斯》（Alfie Atkins）的绘本。故事中描绘主角和爸爸的故事，德鲁克说：“这或许是瑞典第一个单亲父亲的作品。”在绘本中少了母亲的角色，只有父亲一个人照顾阿尔菲，作家真实地呈现家中混乱以及衣服四散的环境。无独有偶，阿尔菲和皮皮的都是令人头痛的“野孩子”形象，最终却成了瑞典儿童人物代表。或许，这些儿童作家们想传递的，正是人类与生俱来、却被遗忘在后的“狂野”童真。家长也有疲惫的时候瑞典绘本童书除了展示孩童好奇、活力满满、不受控的天性，在巴布鲁·林德格林（Barbro Lindgren）和爱娃·艾瑞克松（Eva Eriksson）创作的《野孩子》（The Wild Baby）中，更着重描绘母的疲惫心理。 “书中写到，妈妈很爱她那个小而珍贵的孩子，但他总是不听话，很吵闹……有时候，童书的内容也会把一些讯息带给成年人的内容，那些当了妈妈以后忘记的事情。” 在皮雅·林登堡（Pija Lindenbaum）所创作的《阿文的妈妈喷火了》（When Owen’s Mom Breathed Fire）中，他以恐龙的形象代替母亲，刻画阿文妈妈在教育小孩时，面临的心理矛盾和沮丧。国际议题从小读起 2015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当时，难民乘船渡海意外身亡的死亡数字屡破纪录。而在欧洲童书市场中，也出现与难民有关的内容。瑞典儿童文学作家乌尔夫·斯达尔克（Ulf Stark）以二战时期为背景，创作《海上的妹妹》（The Sister from the Sea），讲述女孩从芬兰逃到瑞典，深刻地描绘孩子被迫离家的悲伤，与难民情况无异。另外，林登堡的另一本童书《Poodles and Fries》在讲述“流亡”的主题上，更具批判性。故事以狗替代人型，它们因干旱被迫离家，德鲁克说：“书中一幕展示，主角航海扬帆到他国，却被当地人拒绝，这样的故事线微妙地符合和那时的局势。”透过童书绘本有助于处理可怕的新闻事件，透过书中的角色带着读者一步步了解历史故事。 “这样就能创造一个空间，让孩童讨论在现实世界难以讨论的话题。”她说。为配合“我们来谈谈吧！”（Jom Kita Bincang）活动，即日起至4月10日，拉惹敦乌达图书馆一隅以瑞典风格打造一个小小的阅读角落。此外，在一旁也设有“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奖”（Astrid Lindgren Memorial Award ）与“绝不使用暴力”（Never Violence）的展览，供民众前来感受瑞典儿童文学的魅力。更多【新教育】: KLCC公园巴西大师留给吉隆坡的绿宝石带上一本书到吉隆坡漫步 4位地贫女孩用音乐传递希望

9月前

新教育

动力青年

【动力青年】这次，我们路见不平┄┄

“身为老师，我们只负责搭建鹰架，通过大量有目的性的提问让孩子思考继而行动，最重要的是，孩子必需了解‘利他共好’是支撑整个历程的意义。” ——蔡文珮院长提案的每一个过程，文珮院长都是负责提问和引导，把主权交给孩子。这4位孩子会从其他孩子中脱颖而出被选上，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在团队里的角色，性格也互补。12岁的大哥哥博程年纪最大，性格沉稳不怯场；11岁的可倩是团队里的领导和粘合剂，她从不忽略任何队员；同样是9岁的欣约和宥宁，一个不怕失败，一个是使命必达的好队友。4个孩子在这个路见不平专案从无到有的过程，慢慢找到了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声音。文珮院长当初带孩子去公园视察问题的时候，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能力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你们会解决什么?”起初孩子们在决定要提什么专案时曾几度吵得不可开交，文珮院长从不喊停，因为她相信这是一个孩子学习的过程，最后孩子们也得出一个共识：一个困扰他们社区已久的公园路洞问题。博程知道公园的路洞问题严重，因此决定要做些什么去改变社区，这就是他当初会那么努力提案的原因。定下专案题目后，他们首先到社区访问居民，结果发现不少人或亲人曾经因为公园的路洞而受伤。孩子们当下就发现了这個共同的问题，他们的心开始和社区有更深和真实的连接。孩子们关心的社会议题孩子们收集了社区居民的意见后，开始制作海报和演示文稿，完成后带去市议会提交给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鸿圣。这是他们第一次踏进市议会，更是第一次和市长面对面，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可倩说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市长说的那句话，“你的位置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贡献了多少”。 “要教出会关心世界的孩子，老师本身必须是那个关心世界的带路人。我记得有人说过，大人的世界有多大，孩子的世界就会多大。关心世界应该是进阶式的由关心自己和家人开始，再延伸到社区。这些孩子在Taman Woodland Park长大，对这公园是有感情的，这就是他们的初心。”文珮院长对于教出关心世界的孩子，有自己的一套见解。当小朋友们被问起为什么要关注社会，欣约说仔细去观察和关注社会发生的事，让我们能够避免下一次悲剧的发生。宥宁则表示关心社会培养公民意识才会让社会更美好，小孩子也是社会的一分子。社会就是最好的课室。走出班级去关注社会，连接社会，当一个关怀社会的人，这就是最好的教育。 “制作完提案海报的傍晚，可倩要求重看海报，她告诉我她很满意，她觉得自己很有力量。”文珮老师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我透过zoom荧幕，看到她眼里闪烁的晶莹光芒。孩子的教育，从衣食住行出发孩子的教育，从衣食住行出发除了提问每一个孩子最想改变社会的一件事，我也问了文珮院长，她告诉我她最想改变的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家长小时候的老师。这句话听起来很不合逻辑，但是她希望自己能让这些孩子成为一个看见意义的人。没有看到意义的大人，自然带不出一个看出生命意义的孩子。我们的教育过程，起心动念很重要的，只有看见每一件事都具有自己的意义，看见自己，听到自己最真实的声音，主动性才会出来。要百分百相信自己在做着，孩子才会相信，并且有信念去成为一个更好的孩子。与其硬灌知识，不如从衣食住行出发，和孩子生活息息相关才能更让他们贴近真实教育。教育本质从来没有变，对于文珮院长而言，教育本质就是人类的福祉在永续的条件进行，还有善待大地。她发现了现今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现代孩子和这个世界没有挂钩，有一次她问孩子，咖啡如果放了白糖，白糖是浮着还是沉下去的，结果孩子答不出来，因为孩子只是顾着看手机没去留意身边的咖啡。文珮老师曾经读过《成长的极限》这本书，书中写到人类来到一个高点，人就会走下坡。人类到了2100年就会到了极限。现在的孩子是非常有可能走到那一天的，如果孩子不关注社会，他不懂如何当好一个抉择者，没有自己的世界观，那么肯定会被淘汰。关怀社会，从小做起！如何栽培一个关注社会，敢于发声的孩子？从我们大人做起，言传不如身教。路见不平的专案从提案到结案到修补公园前前后后历经了三四个月，之所以能成功，除了文珮老师的教育理念以外，孩子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一直持续追踪市长的后续行动也是成功原因之一。这就是年纪小小的他们，向社会发出最铿锵有力的声音。

1年前

动力青年

放映室

陈头头／《Revoir Paris》再见巴黎，后来的她／他们

电影凝视的是幸存者的“其后”，抒情悲悯，对社会议题的探视也是善意与温柔，不批判不控诉。在伤害与死亡面前，导演Alice Winocour的目光异常温暖，或因为现实里她的兄弟也曾经历这场劫难。

1年前

放映室

柔佛透视

周志诚｜公民教育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恰好体现在公共设施与议题上，取决于他们怎么看待、讨论社会议题，甚至不引发社会问题，简言之不为他人制造困扰和不便，说起来倒容易，是否有着一套紧密的课程实践？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在此时便体现出来了。我国现有的课纲，其实一直都围绕公民议题，或深或浅，也到皮不到肉。就从我们生活周遭来看，这项教育贯彻得并不彻底，这点可从公共设施和待人处事的氛围上略窥一二，就总结来说，我国公民教育的推进，和其他地方相较而言已然落后，甚至是不如人意的，这点是值得我国人民重视的议题。试问你出门在外或在家时，是否碰过因为他人的无礼，而造成的不愉快经验？那些被刻意涂鸦的墙漆、不顾他们感受的恶邻居、没被妥善照顾却原本可使用很久的设施、换了又换的凸面镜、公园里的设备、堵塞的沟渠、莫名形成的垃圾堆、没被照顾好的公厕等。若你经历以上种种，便可得知我们身处的环境究竟有多恶劣。这些问题其实得以改善或根除，就得仰赖公民教育的大力推行了，毕竟国人都希望自己身处文明且繁荣先进的国家里头，可是在那基础上，要搞好的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和对周遭环境的重视及爱护。好比近来首相安华提出的学生照顾厕所卫生议题，大家只着重在“学生得洗厕所”这结果来谈，自然忽略其背后的重要意义。让学生参与清洁工作与否不是重点，那是过程，让他们体会清洁工人的不易，最后才能有同理心地照顾公共空间的卫生，这才是重中之重。公民教育最后的结果导向、受惠者其实还是自己，只是借由外在形式，使得人们有同理心地从内在出发，再将其扩展到整个社会。公民教育的进展缓慢，体现不出应有价值，也是人们不重视的诱因之一。随着我国下调投票年龄，我们是否也希望下届选民有足够智慧，履行自身的公民义务？他们是否知晓自己在民主体系里头，自身的权益和所扮演角色？这些都是公民课应该被指导的概念，而非空泛的演说，即，我们得承认公民教育是一门专有学科及专业，而专业的事项必须由专业人士执行和处理。由此可见，公民教育的重要不亚于其他学科，除课堂理论外，也重于实践，而这些教育工作必须从小就做起，培养良好习惯，借由个人影响他人，只有人文环境的质量提高，我们才有机会实践和谈论更高层次的社会议题。最后，附上弗·培根的一段名言：“一种集体的习惯，其力量更大于个人的习惯。因此如果有一个良好道德风气的社会环境，是最有利于培养好的社会公民的。” 投稿须知： ■来稿可电邮（[email protected]）至本报新山办事处； ■来稿可用笔名发表，但必须附上真实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与电话、电邮网址，以及银行帐号（汇稿费用）； ■投稿内容不可涉及包括宗教、种族等敏感课题； ■字数限800字； ■编辑对来稿内容，有修整的权力； ■本须知若有未尽善处，本报有权随时增删之。

2年前

柔佛透视

星云

转瞬即逝的课/郑咏介（新山）

终于来到年底，又来到总结全年表现的时刻。我和学生讨论我的哪一堂课最让他们印象深刻时，许多学生都表示辩论和政治课最让他们觉得有趣。说起来，让学生在课堂上辩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要教的东西排得满满的，还要复习再复习，以免学生考试时忘记老师说过什么。政治课更不必说，若不是上个月刚好遇到选举，学生又刚好考完试，就算学生对国内的政治生态再怎么好奇，我大概也没有办法腾出时间和学生讨论这件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大事。生活在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下的我们，了解这些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不仅是唾手可得，且似乎已经变成一种必须，尤其孩子们好奇心强，对周围发生的事理应更敏感，努力追根究底。但现实是我们大人常常拒绝和孩子讨论生活中的种种课题，不是怕这些课题耽误孩子的考试成绩，就是孩子问的问题太多太深，自己也答不上来。到最后孩子失去对生活的热忱和好奇心的时候，我们却感叹现在的孩子和木头一样，只会盯着手机。而尽管社交平台的兴起让获得资讯变得十分便利，但演算法反而让年轻人获得的资讯更为封闭和零碎，没有完整的脉络，更缺乏多元性。在海量资讯的不断干扰下，年轻人缺乏细细咀嚼和分析资讯的机会，而演算法带来的回声室效应也让大家闭目塞听，甚至完全接收不到任何政治和时事的相关资讯，对政治现况一问三不知也就成为常态。大人对孩子缺乏信任感更是一大致命伤。大人不想和孩子讨论生活课题的思维背后，是期望年轻人成人成才，却又不相信他们有能力掌握未来的矛盾心态。这样的不信任从一开始便体现在教育方针上，要求老师和教育机构安排好所有的课程，提供标准答案，不要讨论政治和社会议题，认为这些议题太复杂，更担心孩子被洗脑。没有哪一类人没资格发表意见但这样的方针反而导致孩子被迫要在成年后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政治和社会资讯，却没有从小培养应对和判断能力，这样的情况又加深了大人们认为孩子还小，无法妥善思考政治和社会议题的观点，形成严重的恶性循环。孩子到了青春期，本来就会慢慢开始对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形成自己的看法，大人该做的是提供更多元的视角，以协助他们分析和分辨，而不是一味否定和轻视孩子的观点。我在和孩子讨论大选的过程中，发现孩子其实对国内政治生态的了解并不逊于大部分的成年人，但也因为受到成年人的影响而往往带着深厚的种族偏见。这显示他们并非对周遭事物冷漠，也乐于表达自身观点，他们需要的是培养更有系统地思考，以及跳脱事物非黑即白的固有印象。一堂课转瞬即逝，而生活依旧缓缓往前。我不知道他们明白了多少，思维模式有没有转换，但我想至少他们明白，生活中的种种课题，没有哪一类人没资格发表意见，因为意见应以有无建设性为标准，而不应以年龄、族群、性别为局限。

2年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