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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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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计划今年在国会下议院提呈《社会工作专业法案》(Social Work Profession Bill)。” 同一句话,在2010年、2017年、2019年、2021年、2022年到2024年,透过几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KPWKM)部长重复了好几次。今年1月份的最新消息,部长南茜苏克利透露预计在7月份提呈国会。 社会工作是什么?为何需要一个法案规范,还前后延宕超过10年?社会工作到底与你我有什么关系?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赖国华、取自MASW脸书专页 2024年9月爆发的GISB儿童之家丑闻,一个月内警方拯救出622名遭受性侵和虐待的儿童。一时之间,全国各州需要大量社工介入安置、关怀受害儿童,协助他们恢复身心灵健康。 在马来西亚,举凡医生、律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辅导员等专业,都有一套专业法令规范。这些领域的工作者必须向相关法定机构(statutory body)提出专业证明及注册,如马来西亚工程师局(BEM)、律师公会(Bar Council)等。我们看医生、接受辅导,都可以到相关法定机构查询医生或辅导员的注册编号,查证他们的专业资格。 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在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扮演重要角色。在东南亚,菲律宾自1965年便已颁布专业化社工的法律和政策,加强对社会工作者的支持。新加坡、泰国和印尼也有相关法令,马来西亚却远远落后。 社工帮助个案指引方向,尽快恢复社会功能 提到社会工作,不免联想到电影《富都青年》为无国籍人士奔走申请身分证的社工一角。然而,社工服务的对象不仅是电影中所刻画的无国籍、难民或移工等弱势群体,范畴还包括:儿童、青少年、家暴家庭、性侵幸存者、嗜毒者、乐龄人士、身心障碍、精神健康、社区发展、灾难、扶贫等等。 马来西亚社会工作者协会(MASW)会长张爱华介绍道,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ing)泛指一个人能自立自足生活,例如有工作和稳定收入,能处理个人生活起居,有社交能力等。而社会工作的目的就是帮忙生活失衡的个人、家庭或一个社群恢复社会功能。 与辅导(counselling)深入探讨个人不同,张爱华套港剧常用来形容社工的“北斗星”解释,社工的工作是帮个案指引方向。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帮忙整理资源,尽快恢复社会功能。例如,申请救济金或援助金、报读短期课程取得相关知识,进而取得就业资格等。 社会工作也不只是慈善救助,更是长远的计划,协助个案摆脱困境。常见慈善团体提供急难救助,例如民间救护车、医疗基金、助学基金等,更着重于当下或一次补助,服务者也未必是专业的社工。 “当然,一个人急需救济的时候,你不能跟他谈未来。”张爱华补充,社工看的是当下什么是最主要的问题?例如灾难发生,首要是人身安全,把灾黎移至安全的疏散中心,提供饮食,过后再谈家园重建。 又如儿童虐待事件,儿童人身安全为首要考量,需先带离原生家庭以免继续受虐。若施暴双亲因毒品入狱,社工需透过专业评估,将孩子送交儿童之家,还是寄养家庭(fostering home,受过鉴定有能力暂时抚养孩子的家庭,让孩子保有在家庭环境下生活)。等父母出狱后,社工还要跟进双亲是否完全解决毒瘾,再评估孩子是否适合回去原生家庭。 解放代议士服务中心的人力资源 为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工作需要专门法令规范?张爱华解释,社会工作非常繁重,其实需要接受专业训练才能胜任。而社会工作又是社会安全网的其中一环,拟定法令有助于推动专业化,提升社工整体专业水准。 “专业化就是必须有相关资格、培训,有一个法定机构(statutory board)被授权处理专业资格注册。”张爱华补充,当社工有违行为守则,这个法定机构就有一定权力判断他的行为、方式是否符合专业规范,并给予适当惩处。 社工法令与你我有何瓜葛?你的生命里曾出现社工吗?刻板印象,社工帮助的是穷困人士或团体,对很多衣食无虞的人而言,一生中好像不需要社会工作的服务。真的是这样吗? “我同事在英国深造,回来很激动抓住我说,‘我现在了解社工做什么了!’”张爱华的大学同事带妻儿远赴英国深造,填写入学资料时注明孩子患有学习障碍。没想到入学第三天,就有当地社工上门,主动告知就学资源等等,带领他们融入当地生活。那是2000年代的英国。 在马来西亚,人民代议士服务中心常常是接受“疑难杂症”的地方。不管是低收入户、露宿者、独居老人等,很多民众第一时间想到请“YB”处理。如果掌握地方社工组织,这些议员办事处可以更好调配资源,与社工配合,提供专业服务。 “社工在各种情况可能会帮到你” 在社会工作体系完善的国度,社工能做到主动走入社区,帮助所有需要各种不同福利资源的人。张爱华强调,不一定要穷困的弱势群体,才需要社工服务。 他分享,目前社会保险机构(PERKESO)开始广招社会工作系毕业生。他们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包括,协助工伤意外的雇员重返职场,以及协调间中各种资源申请。“所以说,不表示你不是穷人意外就不会发生,很多事情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社工在各种情况可能会帮到你。” 他也举例,在日渐高压的生活环境,未来心理健康是备受关注的领域。在美国,临床社工(clinical social worker)是社会工作的分支,评估、辅导精神、心理障碍等个案,并透过社会工作长远计划的方式协助他们重返生活。 张爱华分析,一个人心理健康出状况,进而影响的是家庭、交友、工作现况,甚至可能失去工作。家人、亲友、同事如何重新接受个案?“这就需要社工,因为不能单靠辅导,需要社工介入处理他的日常生活,而社工必须对精神科有一定认知。” “社工的角色很重要,不只为你(有需要的人)开这个门,让你有机会成长,他也是改变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偏见和误解。” 社工专业化后,可与政府机构互补 目前没有社工专业法令的现况之下,政府机构如福利局(JKM)、国家反毒机构(AADK)、政府医院的社工皆以相关部门的法规为依规,因此能行使相关权力。例如,依照儿童法令,福利局儿童保护官(protector officer)有法定地位可以介入个案,将受虐儿童带离施暴者、送医检查、安置到安全的地方等。若后续上庭作证,儿童保护官也能提出有法律效力的评估报告。 然而,非政府组织的社工即便接受过专业训练,仅能从旁协助,例如提供资源让个案家庭尽快回归生活原来的秩序。 “如果社工专业化,我们双边可以互补。”张爱华指出,在法令之下,所有社工都需符合专业资格,注册后才能执业,政府就会有全国各地专业社工的名单。如此一来,福利局不必延揽所有个案,一些个案交由非政府组织的社工跟进,建立整体更完善的社工服务网络。 社工服务有风险,却缺乏保护 马来西亚人口与政府福利局社工的比例为1:8576,远远落后于新加坡(1:3448)及澳洲(1:1040)。那么,目前我国共有多少位政府与非政府的专业社工?确切数字无从得知。 张爱华解释,缺乏官方注册系统,实在无法统计。而马来西亚社会工作者协会采自愿加入,目前会员只有逾300人。 就现况而言,政府体系社工在执业或风险受到公务体系保障,然而非政府组织的社工,即使工作面对的情境同样复杂且有风险,却缺乏保护。 张爱华以教师保险为例,社工如果在职场发生什么意外,也应有保险保护。若有社工法令,预计能纳入社工福利,以期基本薪金、保险、福利等保障。 相关报道: 【社工法案/02】我国社工发展早、教育培训有系统 为何走向专业却落后于新泰菲印? 延伸阅读: 【前线社工/01】成为社工,满腔热血是不够的,你需要专业的知识与信念 【前线社工/02】社工不是救世主,不能拯救所有人,我们只能把资源带给你 【前线社工/03】通过社工培力,帮助幸存者跨越层层障碍,修复社会功能重返社会
1月前
社会工作(Social Work)发展自英国工业革命时代,随着工业化大批农民涌入城市,社会问题频繁,政府不得不重视社会福利问题,民间开始成立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COS),有系统地协助社会弱势群体。 身为英殖民国家,马来西亚的社会工作发展得早,可以追溯到1877年海峡殖民地时代。既然发展得早,为何来到21世纪的今天,社工(Social Worker)仍不是受到政府认可与规范的专业?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赖国华、取自MASW脸书专页 没想到我国社会工作的历史,与南来华人有关。马来西亚社会工作者协会(MASW)会长张爱华介绍,英殖民政府于1877年在海峡殖民地新加坡率先成立的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其他地区后来陆续设立。华民护卫司署可谓本地社会工作最早的雏形,成立目的在于处理南来华工的福利问题。后来,华社延伸出娼妓等议题,少女被贩卖从事性工作,华民护卫司署的业务随着拓展至保护妇女和儿童。 而我国当代福利局的样貌则是在二战结束后、独立前逐渐成型。二战之后,英国本土发生剧变,1945年工党首次组建多数政府,推行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政策。当时马来半岛在战后由军人安定局势,但社会上很多人流离失所、失业,整体经济停顿。 英殖民政府于1946年成立社会福利局(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提供食物救济。同年,英国拯救儿童基金会(Save the Children Fund)成立了双文丹男子学校(Serendah Boys’ School),收容战后失去家人的孤儿,提供教育与培训。 “当时(战后)英国政府也没有钱,所以他们授权殖民地政府不必参考英国福利国的作业方式,所以后来社会福利局就开始招收本地人。”张爱华说,社会工作教育相应有所需求,1950年代位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开始设立社会工作文凭课程。 1973年,马来西亚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1975年,第一个社工学系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设立。至今,我国共有8所公立大学和3所私立学院提供社工课程。由此可见,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体系发展得早,也非常有系统。 独立之后,我国社会福利部的范畴也从儿童慢慢扩大至老年、妇女、原住民等。发展至今,原住民事务已另有原住民发展局(JAKOA)处理,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KPWKM)的管辖事务则包括社会福利、儿童、女性、家庭、社区、老年、赤贫、露宿者、灾害管理和身心障碍等。 马哈迪任相后,社会福利部预算开始缩水 即便我国的社会工作早在独立前就已开始发展,至今仍没有一条法令管理社会工作相关事务,例如社会工作者的资格规范、标准化社会工作教育与培训内容等。 张爱华从宏观的角度解释,这源于我国历任政府并不倾向福利国家的政策,即鼓励人民自强。他进一步说明,在马哈迪于1980年代开始第一任首相任期,大举缩小社会福利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预算,因为他认为整个社会发展应该由私人界推动。 社会福利部缩水导致人手编制变少,而合格的社工退休后,导致后来的社会福利官员青黄不接。2005年马来西亚社工协会的抽样调查显示,在职政府及非政府社工,有相关社工培训的人员不足10%。于是社工协会开始与社会福利部积极配合,提供社会工作者在职培训。 但此做法治标不治本,应从源头开始就招募有社会工作相关科系的毕业生入职。不过,隶属于社会福利部的社工属于公务员,资格需受公共服务局(JPA)认证。张爱华点出关键,社会工作专业并没有一条法令把关资格,公共服务局该以什么法令、条件为依据? 一如工程师有马来西亚工程师局(BEM)、律师有律师公会(Bar Council),这些专业都在相关法令下成立的法定机构(statutory body),自我规范执业资格。马来西亚社工协会于是向政府提议立法,内阁于2010年批准后,他们便着手起草法案。 法令落实最难的考量:金钱 “不过,在我国的宪法里,福利(welfare)是联邦和州政府共享的权利。”有基于此,福利部、马来西亚社工协会和非政府组织不得不巡回各州,游说及征求各州政府的同意,才能将法案带进国会寻求通过。 当时砂拉越政府并不同意另设法令,担心会限制义工(volunteer)的服务。即便义工、社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当时社会对社工的理解非常模糊。法案因此暂时作罢。 2018年政权更迭,希盟政府应允重启法案,花时间重新整理法案。正当他们准备就绪提呈至国会时,却不幸发生冠病疫情,紧接2020年希盟政府倒台,法案再次作罢。后来,接连国盟、国阵政府更迭,几经波折,《社会工作专业法案》就此延宕近15年。 张爱华坦言,其实朝野政府相当支持社会工作专业法案,只是2018年希盟政府碍于财政问题,当时的内阁决议不再新设法定机构(Statutory Body)。 说来,社会工作专业法案面对很多技术问题,张爱华认为最大困难是经济考量。社会工作不像工程、医药、法律等职业,有强大的企业后盾支援运转。“福利的经济效益不是这样来的,它是当你帮助一个贫苦的人,让他回到社会发挥社会功能……” 法令落实后,助规范专业资格、提升服务质量 社工专业法令的目的在于将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一旦法令生效,将要求现有社工注册和认证。乍看之下,似乎会让现有许多在职社会工作服务者陷入注册与否,或资格不符的混乱。 张爱华倒认为,这何尝不是借机审视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好时机。他解释,社会普遍将助人工作者一概称为社工,然而如何定义,胥视助人范围。如果只是提供急难救助,也许只是慈善事业。他再三强调,社工的专业在于协助个案重拾社会功能,重新融入社会,自立且自理生活。 因此,他相信,有了社工专业法令,对社工有一定资格要求,未来社工专业与服务得以逐步提升。就如辅导领域受1998年辅导员法令规范,民众懂得识别有注册的辅导员。辅导界也会把关,非专业人士不敢随意自称为辅导员。 对民间福利或助人机构而言,张爱华认为这也将是审视机构经营路线的契机,要以慈善、义务服务为主,还是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法令将为社会工作服务把关,提高门槛,若一家福利机构要走专业路线,就需要聘请受法令认证的专业社工,并在法令规范下经营。 张爱华强调,社工法令并不强求福利机构一定要聘请专业社工。“我们的目的是让有心把助人作为终身志业的人提供一个完善的制度,让他们能得到国家的认可,进而把社工专业职业化,让他们在很多机构都有就业机会。” “这对我们现有的专业社工也是一大挑战。”张爱华说,这表示现有社工必须展现出,专业手法与非专业确实有一定差距。 如此一来,社工法令落实后可能会经历一个过渡期。在职社工若非相关科系或课程毕业,需另行上课取得资格。这会否对现有社工造成打击? 张爱华认为问题不大。目前福利部的马来西亚社会学院(Institute Social Malaysia)提供政府社工在职培训。至于私人界社工,马来西亚社工协会长期提供培训,只是没有那么多资源。说到底,社工培训不能只仰赖私人界或非政府组织,待法令通过,政府整合资源,社工的在职培训并不是问题。 相关报道: 【社工法案/01】社工服务惠及所有人 社工专业法令助政府完善服务网络 延伸阅读: 【前线社工/01】成为社工,满腔热血是不够的,你需要专业的知识与信念 【前线社工/02】社工不是救世主,不能拯救所有人,我们只能把资源带给你 【前线社工/03】通过社工培力,帮助幸存者跨越层层障碍,修复社会功能重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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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前
根据多个国际儿童保护组织的数据,全球约80%至90%的儿童并非孤儿,事实上,他们至少有一位健在的父母。然而,多项研究表明,长期生活在收容所的孩子,因缺乏温暖、稳定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关爱与引导,使他们更容易成为虐待、剥削和忽视的受害者。 报道:本刊特约 杨林宜 摄影:本报 陈世伟 我国于今年9月揭发了一起跨国商业机构“全球兄弟私人控股有限公司”(GISB)的丑闻。警方从全球兄弟辖下的儿童收容所救出了数百名少年与儿童,他们相信是全球兄弟成员的子女,但被强迫长期劳动,甚至遭受性侵害、虐待,也在精神上被洗脑与控制。 这一事件震惊了我国社会,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本该为儿童提供庇护的收容所,反成了剥削和虐待儿童的场所。 在该集团的控制下,这些孩子被剥夺了正常的成长环境,恶劣的待遇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拿督斯里南茜苏克里于10月15日在国会下议院作出汇报时指出,获救的385名7岁以上儿童中,经过评估,发现近30%(约108名)患有认知障碍。同时,所有获救的儿童中,94.3%的孩子表示至少有一位亲生父母仍在,而剩下的5.7%的儿童则没有或无法提供父母的相关信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儿童保护总监希玛森古达(Sheema Sen Gupta)在接受联访,对这起事件作出回应时强调,UNICEF随时为受害儿童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 身为大马人,希玛对此事件深感遗憾,但她高度赞扬警方及其他相关机构的果断行动,特别是妇女部和社会福利局迅速接手,为受害儿童提供了及时的照料和保护。无论如何,此案仍在调查和审讯阶段,她暂不作进一步评论。 良好的儿童保护系统需父母及专业人士推动 根据UNICEF的最新估计,全球约有4亿名5岁以下儿童(占全球儿童人口60%)经常在家中遭受精神侵害或体罚。 在大马,统计局总监拿督斯里莫哈末乌兹尔于11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儿童肢体性侵案件达到1389宗,比2022年1147宗增加了21.1%。此外,2023年福利局的数据还显示,需要照护的儿童人数从2022年的6770名增至8536名,增长了26.1%。 希玛对此发表看法时表示,从另一个角度看,报案率的上升可能是因为人们对虐待或侵害儿童行为的认识加深,或者社会变得更加透明,大家更愿意举报这些行为,也说明人们不再隐瞒,而是选择站出来。 “我认为,特别是在过去十多年,人们对儿童保护的意识逐渐提高。过去在很多文化中,体罚和打骂孩子被认为是正常的,而如今,我们越来越清楚这些行为对孩子的伤害。” 希玛表示,UNICEF会继续跟踪相关数据,评估是否需要增加更多服务途径,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更有效的保护。她强调,家庭问题往往也涉及照护者,尤其是父母。因此,父母的再教育尤为重要,这有助于他们认识到哪些行为对孩子有害,并学会如何更好地教育孩子。 她指出,UNICEF与大马政府及民间组织合作已有70年,大马政府一直坚定推动儿童权利和福祉。从1995年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到2001年制定《儿童保护法令》,再到2017年通过《性侵儿童罪行法令》,都体现了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 然而,一个良好的儿童保护系统除了需要法律的支撑,还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员去推动和执行。她认为大马正处于关键时刻,政府不应再拖延已延迟14年的《社会工作者专业法案》,必须尽快提呈该法案,强制要求社工具备必要的资格与专业训练,确保他们掌握处理儿童保护案件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进而推动儿童保护系统的改革。 “我们可以通过大学培养专业人才,也可以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即使他们目前没有合适的资质,经过培训后也能成为合格的专业人员。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有更多经过培训的人来识别问题,减轻医生或医疗系统的负担,让其他系统也能发挥作用。例如,孩子在学校或者在社区中遇到困难时,也能得到及时的帮助。” 希玛强调,社工是保护受害儿童的“前线人员”,他们的专业素质对于推动儿童保护系统改革至关重要。社工不仅负责照护幸存者,还需要提供预防服务,如家庭支持与教育、早期干预、社区教育与宣传等。 “这是一个长远而有序的计划,旨在保障幸存儿童的最佳利益,帮助他们走向康复之路。尽管许多国家的儿童保护改革往往是在发生憾事后开始推进的,但我们应该把这次危机(全球兄弟丑闻)作为一个契机,推动改革进程,确保类似事件不再重演。” 大马缺乏专业社工体系 希玛说明改革的阻力并非来自抵制。事实上,每次她与各国政府官员接触时,都没有听过“我们不想保护儿童”这样的说法。她表示,改革进展缓慢的其中主因在于优先级的安排。 无论如何,她欣慰大马政府已朝着改革的目标前进,如南茜苏克里在今年9月表示,随着儿童发展局(JPKK)的成立,人手的增加和能力的提升,预计到2026年,处理儿童案件的保护官员和道德官员比例将从每年1对108人提升到1对30人。届时,妇女部将能够更全面地处理儿童案件,包括干预、评估、监督以及相关的宣传和教育活动。 “对我们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但大马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缺乏一个专业的社工体系,这必须通过立法保障,才能加强儿童保护的整个流程,包括精准地收取数据、人员配置和案件处理效率。” “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他们可能遭受的虐待,也不能在照护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心理支持。同时,父母或监护人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也至关重要,这一切都依赖于社工的专业能力,才能确保孩子获得真正的保护。” 她指出,UNICEF一直与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紧密合作,提供技术支持、经验和帮助,以改善儿童保护体系,确保相关工作顺利进行,并通过数据和证据来推动研究和改进。 “我们应该利用数据来识别问题所在,找出系统中的漏洞,确保政府的工作更加精准高效。通过数据分析,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哪些领域需要更多的支持。” 应避免儿童与家庭分离 希玛还特别提到了“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概念在儿童保护系统改革中的重要性。 “《儿童权利公约》第9条阐明,每个孩子都有权生活在家庭中。因此,我们应该共同努力避免儿童与家庭分离,送入收容所。社工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必须确保所提供的帮助真正符合脆弱儿童和家庭的需求,帮助家庭维持完整。” 根据国际儿童福祉领域的专家Mulheir和Browne在2006年提出的研究,生活在收容所如孤儿院和其他儿童机构可能对孩子的心理、情感和社交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他们提倡“去机构化”,将孩子从机构中转移到家庭或社区环境,以减少这种不利影响。 希玛表示,“去机构化”是一项重要的改革,目的是逐步改变儿童的照护方式,减少依赖传统的收容所,转而为儿童提供更多基于家庭和社区的支持。这意味着,孩子们不再仅仅依赖孤儿院、社会福利局和儿童福利院,而是通过新的安置方式,让他们能够在家庭或社区的环境中成长。同时,有关当局包括社工为脆弱的家庭提供所需的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照顾孩子。 她提到,土耳其、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已经开始实施“去机构化”改革,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限制某年龄阶段的未成年者进入传统的儿童机构,例如意大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等国家在《为欧洲儿童打开希望之门》(Opening Doors for Europe’s Children,2015年)的倡议下,禁止两岁以下的婴幼儿进入收容所。至于受家暴和虐待的儿童,他们将获安排进入收容所,但仅为临时性或过渡性措施。 每个国家都应先给孩子一个出生证明 希玛也对无国籍儿童问题发表了看法。她表示,《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指出每个孩子都应拥有身分,而出生证明是确保身分的关键。 “我认为,只要不与宪法有冲突,每个国家都应该先给予孩子一个出生证明,这样他们就不会’消失‘,他们不会掉入社会的漏洞中。 “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出生证明,他/她不仅在国家系统中不存在,甚至在法律上也‘不存在’。身分对孩子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他们能否享有教育、医疗等基本权利。我们绝不能让孩子们消失在社会中,甚至不知道他们已经消失。” 无论如何,她对大马政府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肯定,并认为这是一项积极的成果。 未来危机无法预测 另外,希玛认为,儿童如今还面临两大难题:气候变化和数字化世界。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现在马来西亚的温度比我小时候高很多,我能明显感受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意识到气候变化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并做好准备。” “冠病疫情教会了我们,未来的危机是无法预测的,但也让我们意识到,保护孩子的工作远不止于传统的方式。” 她指出,疫情期间,线上学习成为了一种主流模式,这不仅改变了孩子们的学习方式,也影响了他们的社交和未来发展,并可能带来一些安全风险。 希玛并不反对孩子们接触数字世界,但她担心的是,很多人无法完全看到数字世界的复杂性。如果孩子在没有正确引导和预判能力的情况下盲目探索,可能会面临很大风险。 “这和孩子在公园或田地里玩不同,现实世界中我们能看到孩子在哪里,知道哪些地方不安全。但在数字世界里,我们不能总是全面掌控。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走在前面,确保能提前预判、做好准备,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希玛希望父母或监护人能够引导孩子,像参与现实社会一样,让他们理解数字世界对生活的深远影响。 “就像我们小时候父母教我们过马路时要‘右看左看再过’一样,我们也需要教孩子如何安全使用数字世界。首先是让孩子们意识到这一点,然后通过立法和为数字产业制定指导方针来确保他们的安全。这非常重要,我们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要共同努力,确保数字世界对孩子们来说是安全的。” 更多【新教育】: 绘本雨林协会办绘创客 孵化本地绘本创作梦 APU工业设计系学生展才华 家具设计比赛创佳绩 Z世代精通科技 重塑职场层级
4月前
1年前
(新加坡29日讯)为了演绎病患,新加坡艺人陈欣淇减重6公斤,敢敢剃光头,还说她要从“头”开始。 陈欣淇将与张智扬,在新片《好好说再见》饰演情侣,期间面对感情与死亡的挣扎。 《新明日报》记者从旁探知,饰演“女社工”的欣淇是一名癌症病患,为了角色在11月12日剃了光头。 陈欣淇表示,当导演任锦添找她,说角色需要剃光头时,她马上就答应。 她说:“这是我自懂事以来第一次剃光头。我很久没拍电影了,外界对我一直存在邻家女孩的形象,这次就颠覆大家的既定印象,既然我是演员,就以角色为重,从专业角度出发。” 为保密戴假发 剃头后的陈欣淇很开心,不过,由于造型须保密,11月12日剃光头后,她出门得戴假发或帽子,今日消息一曝光,她就能光明正大以光头示人。 她说:“这些日子还要戴假发,太‘虚伪’了。我希望能坦诚面对最真实的自己,这么多年,外界也知道我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剃头后感觉非常轻松,过去几年经历蛮多,如今真可说是从‘头’开始。” 陈欣淇说,她以前洗澡要30分钟,如今顶上无毛发,5到10分钟就搞定。 不过,她属于毛发茂盛的女生,每一两天就得剃毛,才能做到“光秃秃”。 她表示,除了剃光头,也为角色需求,在短短几个星期减掉6公斤,身高172公分的她,只有区区48公斤。 她说:“体重原本54公斤,我新陈代谢很快,一天可吃四五餐,为了角色减重,一天吃一两餐,加上吃得清淡,很快见‘瘦’。” “减重后,身体感觉有点‘虚’,看上去不够健康。12月5日电影一杀青,我就会积极‘吃’回重量,重现一个健康的自己。我也不想给人看‘轻’啦。” 她也表示圣诞节会和跟家人与朋友过,恢复她的单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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