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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前景

7月前
10月前
10月前
经济是团结政府的软肋,上任近一年,安华没有拿出振兴经济的办法。以巴冲突可能演变成中东战争,打击疲弱的全球经济,政府是否做好准备? 首相安华近日风尘仆仆,为捍卫巴勒斯坦人奔波,提高了国家在伊斯兰世界的声望,不过却顾此失彼,忽略了国内问题。 当首相前往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出席第一届东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时,国会下议院也“炮声隆隆”,因为有太多课题让议员们炮轰政府。 譬如,国盟国会议员抨击团结政府临时修改2024年财政预算案收入报表(Buku Penyata Hasil ),多个收入预估与提呈财案时不一样,并指此举堪称史上第一次,包括明年的间接税收从原本的6亿2300万令吉增至46亿9800万令吉、国内税从5亿2300万令吉增至11亿4800万令吉,而增加2%税率后的服务税的额外净税收也从4亿8400万令吉,增至45亿5900万令吉。 收入报表在财案公布后才修改,这是财政部的错误,不能以内阁在财案提呈当天才决定将服务税从6%提高至8%作为推卸责任的理由。 除了收入预估差距逾40亿令吉,财案是否获得执行也是一大疑问。巫统森波浪区国会议员希山慕丁就揶揄正副部长们行动缓慢,尤其在执行财案的各项举措时,更显得无所作为。 在财案公布后,马币写下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新低,新币兑马币也一度跌破3.5。马币一贬再贬,将推高进口粮食的价格,增加低收入群体(B40)的负担。 尽管在以巴冲突课题上,国家赢得了赞誉,但人们会因为生活费高涨,动摇对政府的信心。因此,政府必须优先解决本地白米、白糖和食油短缺的问题,避免取消鸡肉和鸡蛋补贴后,B40陷入水深火热当中。 政府在提高人民收入方面也没有进展,原本说好的在财案公布渐进式薪金制的细节,却没有下文。为公积金会员增设提领存款的第三户头,也将进一步削减人们的退休金,与增加储蓄的原意背道而驰。 经济是团结政府的软肋,上任近一年,安华没有拿出振兴经济的办法。以巴冲突可能演变成中东战争,打击疲弱的全球经济,政府是否做好准备? 除了效率和执行力低下,政府接二连三错误的决策,也损害当权者的威信,人民的观感。首先是政府延长莱纳斯稀土厂的营运执照,直到2026年3月,理由是研究结果显示,可以从水沥滤净化固体(WLP)废料中提取含有放射性的钍,但是没有人相信大马有这样的新技术,政府的U转非常难看。 其次,安华宣布写给政府部门的函件,都必须以国文书写,否则一概会被退回。这项决策也过于草率,并没有事先和砂拉越及沙巴州政府商议,结果东马两州继续接受以英文书写的函件,让联邦政府颜面尽失。 第三,教育部指示属下的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学校、技职学校、预科学院和师范学院,在10月29日至11月3日举行“巴勒斯坦团结周”(MINGGU SOLIDARITI PALESTIN),也招致国会议员的抨击,认为这将影响学生的学业。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砂行动党主席张健仁表示,他已向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确认,砂拉越学校并非强制要举办“巴勒斯坦团结周”活动。而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倪可敏披露,内阁议决只是鼓励学校举行,并非强制性。 学生在学校内拿着玩具枪,这是在教导孩子“以暴制暴”?孩童需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不宜过早涉及复杂的国际课题。 政府接二连三犯错,显示决策力和判断力都有问题,如果缺乏专注力,以后会有更多犯错的机会。 此外,当希盟议员批评政府时,安华也必须放开胸怀的聆听,比如公正党巴西古当国会议员哈山卡林提醒首相在为声援巴勒斯坦人奔波时,也要捍卫其国会选区遭驱逐的菜农。 拱桥农民遭暴力驱逐不只是关系到弱势群体的权益,清除农作物也违背政府粮食安全的承诺。 行动党武吉免登国会议员方贵伦则以本身经历的痛苦,促请政府为反对党议员提供选区拨款。安华打着民主的旗号,不能行违反民主之事。 最近凸槌事件不断,坊间批评声浪高涨,若政府不自觉自省,迟早会被问题淹没,让昌明理念沦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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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落在何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候选人会端出什么政见,如果又是千古不变的族群议题,那么现在选或明年选的意义差别其实不大。 东南亚整体的疫情已经趋缓,高峰已经过去了,此时是各国的复原时刻,各国的经济复苏计划正在艰难前进,政治生活以维持政治局面稳定为重,因此,菲律宾的总统选举与柬埔寨的地方选举刚完成,明年将是印尼的总统选举与柬埔寨的全国大选,至于本国的大选会落在今年或明年,关键在等国阵认为何时是它的必胜时刻。 朝野政党签署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只确保7月31日前不会解散国会,各党领袖实际已在备战状态,着手在找寻伙伴“搭帐篷”。 我国自4月起解除防疫限制后,确诊病例数有在缓缓下降,人民大致放心迈入常态生活的阶段。不过社会经济如大病初愈,各领域振兴需有政府的辅助方案,而且,国家经济需要转型以扶植货币成长,才能够应对国际压力。所谓的国际压力,是美中竞争与美俄对决的关系正在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俄乌战争和美国货币紧缩政策导致供应链中断而致物价上涨、2019年以来的世界各地洪灾更在加剧了粮食供应的危机。 在全球经济处于低迷的状态下,不管经济是复原或转型都不会一帆风顺。往深层想,东南亚政治稳定所依的是经济发展,经济衰退衍生的政治社会问题,印尼1998年已经上演过,所以尽管国际政治纷扰,东南亚国家领导毫不犹豫的选择优先发展经济,不多耗费时间介入大国的政治博弈。 从经济复原谈到国际局势对东南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笔者意在强调重视民生课题和社会乱象。发展经济是为提高人类幸福生活指数,如今人类的生活已经出现粮食危机引起的生存问题,决策者需对福利和经济的预算支出尽量达到平衡。按历史经验,要避免重演社会不幸,无疑须先解决基层个体经济的困顿。 然而我国政府似乎有意恢复消费税,以此填补疫情时期过多的开支。 在无灾害的年代推行消费税都能惹出民怨,试想想现在社会愁云惨雾的时刻,连中上阶层也陷入财务困顿,若执意恢复消费税或增加赋税,恐怕积累的民怨与2018年大选前的民怨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况且选举最迟落在明年,若这期间落实消费税对国阵的选情也不利。 除此之外,百货价格上涨、银行存款被盗及猖狂的网络诈骗犯,这些是我国面临亟待解决的乱象,但公权机关的无能为力让公众深感失望和无助,更令人费解的是一般公民意见的表达被漠视,而身背贪污罪名的政治人物却享有公共资源表达政见。 上述所指之政治人物是我国前首相纳吉,他以批评时政的形象重塑,网路和现实公共资源都为他所用,甚至与安华通过网路辩论展现治国型的战略思维,充分的体现犯了贪污案子的官员依然高调的跟人民一起议政的荒谬现象。社会像温水煮青蛙般的渐渐容忍这般荒谬现象。纳吉公开劝告首相提早大选,这“起死回生”的架势比国家复原经济之途更平顺。 从发生2020年联邦政变以来,政党斗争从没停过,谅解备忘录只是暂时扼制住斗争乱象,其实从政党到人民都对政变后的局面不满意,既然如此,大选落在何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候选人会端出什么政见,如果又是千古不变的族群议题,那么现在选或明年选的意义差别其实不大。
3年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受冠病疫情影响,全球持续复苏的势头已经减弱,经济前景面对的风险已经增加,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则变得更为黯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虽然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但受冠病疫情影响,复苏势头已经减弱,要直到疫情完全结束才有可能走出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姬达.哥宾纳(Gita Gopinath)指出,高传染性的Delta变种病毒正在全球肆虐,而全球因确诊冠病而死的人数已接近500万人,各国如今正面对巨大的健康风险,这阻碍了经济实现完全复苏的进程。 [nonvip_content_start] “处于全球供应链重要环节的国家暴发疫情,导致供应中断的持续时间比预期更长,这推高了很多国家的通货膨胀。总的来说,经济前景面对的风险已经增加,政策权衡取舍已变得更加复杂。” 她于10月11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文章中说,相比今年7月的预测,他们已将2021年全球增速预测值小幅下调至5.9%,惟2022年的预测值依然维持4.9%。然而,总体增速预测值的小幅下调掩盖了一些国家的大幅下调。 随著冠病疫情恶化,姬达直指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已变得更为黯淡,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的近期前景也变得更为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供给扰动所导致。 她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基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上调了部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增速预测值,这部分抵消了全球增速预测值的变化。 “疫情对接触密集型行业造成了干扰,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复苏明显滞后于产出复苏。” 不同国家的经济前景呈现出危险的分化趋势,依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根据预测,发达经济体的总产出料会于在2022年恢复至疫情前的趋势水平,并于2024年超出疫情前趋势水平0.9%;反观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的总产出,到2024年时预料仍将比疫情前的预测值低5.5%,意味着这些国家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的进展将出现更严重的倒退。 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国际研究与经济学教授的姬达指出,这种分化是由“疫苗的鸿沟”与政策支持的巨大差异所导致。在发达经济体,超过60%的人口已经完成疫苗接种,一些人甚至正在接种加强针,然而低收入国家仍有约90%的人口没有接种疫苗。 此外,她说,虽然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产出缺口更大,却因为融资环境趋紧,加之通胀预期变动风险增大,它们正在更快取消政策支持。 “供给扰动带来了另一个政策挑战。疫情暴发及不利气候导致一些国家的主要生产投入品出现短缺,造成制造业活动疲软;另一方面,这些供给短缺,加上被压抑的需求释放及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导致消费人价格通胀迅速上升。” “美国、德国以及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出现上述情况。在粮食安全问题最为严峻的低收入国家,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最大,这加重贫困家庭的负担,也加剧社会动荡风险。” 在文章中,姬达表示,减缓全球升温,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日趋严重的不利影响,是全球范围内另一项紧迫的重要工作。因此,各方需要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更有力的承诺,并实施一项涵盖以下内容的政策战略——制定根据各国国情调整的国际碳价下限,推动开展绿色公共投资并提供研究补贴,以及向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补偿性转移支付——这将有助于以公平的方式推进能源转型。 此外,她说,各方应该协调采取多边行动,确保为资金受限的经济体提供充足的国际流动性;同时加快实施二十国集团的“共同框架”,对不可持续的债务进行重组,因这些措施将有助于遏制各国经济分化趋势。 在国家层面上,她认为,各国应该继续根据本地疫情状况与经济形势调整政策组合,以期实现最大程度的可持续就业,同时维护政策框架的公信力。 “很多国家的财政空间正在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理应继续将医疗卫生支出作为支出重点;各国也需要提高救助措施与转移支付的针对性,并通过提供再培训与支持措施,促进劳动力的重新配置。随着健康形势改善,应当将政策重点转向长期结构性目标。” 须确保各国都公平获得疫苗 姬达坦言,冠病的持续肆虐对全球社会造成影响,以致金融市场承担风险行为增加,同时加剧非银行金融机构脆弱性,给货币政策带来了另一个挑战。因此,政策的重中之重是,让所有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于2021年底达到至少40%,在2022年中期达到至少70%。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她敦促高收入国家履行现有的疫苗捐赠承诺,与疫苗生产商协调,以于近期优先向“冠病疫苗实施计划”(COVAX)提供疫苗,以及取消对疫苗及其生产原料的贸易限制。 她强调,各国还应该填补捐赠款中余下的200亿美元缺口,为病毒检测、患者治疗及病毒基因组监测提供资金,这将拯救生命,并保证疫苗能有效应对疫情。 “疫苗生产商和高收入国家也应该通过提供资金与技术转让,支持发展中国家扩大本地区疫苗生产。” 姬达认为,近期形势清楚地表明,世界共同置身于冠病疫情这场危机中,只有所有地方的疫情结束,这场疫情才算真正结束。 她说,若疫情产生持久的影响(持续到中期),那么全球未来五年的GDP,可能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前预测累计收缩5.3万亿美元。 “为了不会出现这个结果出现。国际社会必须大力行动起来,确保各国都能公平获得疫苗,在疫苗供给充足的国家消除民众对疫苗的疑虑,如此才有希望改善所有人的经济前景。”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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