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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云霄回鹤梦,泉石伴人间。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诗是石涛配画之作。群鹤归巢,梦影回荡。泉水山石相伴,悠然度过尘世岁月。不曾觉察天地已然老去,只知天外青山苍翠如初。  满人在石涛两岁时入主中原,他是明室后代,崇祯自杀后,其父靖王在混乱时局中参与皇位争夺被杀,他被贴身太监相救,削发出家保命。身分让他命运多舛,皇族血统注定浮荡处境。他一生贫困,以字画为生,以字画找到精神寄托。  胡适在1949年3月7日日记说他为吕平得题《石涛画册》时突有感触。“石涛自题云:‘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可见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石涛此诗意境幽清高远,提“遗民”,胡适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垒块,想的是石涛其人而非其诗。  1947年11月外交部长王世杰写信给胡适,说访美时,不少人问胡适近况,他们不满“中国的政府竟令兄赋闲,亦即中国政府遭受美国社会不信任之一因。蒋之受冤类此者亦多矣。”  1922年胡适任北大教务长时,王世杰是法律系主任。二人同年,谈得来,蒋介石常借王世杰传话。国民党军队前线节节败退,民心转向共产党,美国政府信心渐失,蒋介石担心影响援助,希望胡适帮忙暂撑门面。他不只在国内学界地位崇高,在美国政界与舆论界也深受尊重。  蒋介石要他入阁的决心没变,1947年3月甚至要他参加总统竞选。1947年12月12日,他到南京,蒋介石透过王世杰,希望他出任大使。日记写当天谈话:“这是出我意外的提议。他说,国家需要我去。我说,我老了。10年的差别,如今不比从前了。”  二战担任大使时满腹委屈的阴影犹在,他不愿重做冯妇。12月16日,蒋介石安排饭局,日记说:“我去时始知只有我一个客。他力劝我再去美国做大使。他的意思很诚恳,但我不敢答应,只允考虑。”  饭局结束,他找王世杰,重复旧说。怕不清楚,第二天再写信,提接任北大校长1年半,毫无成绩,即去作他事,在道义上对不住国家、学校,也对不起自己:“我今年57岁了,余生有限。此时改业,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这是不是一件大损失?至少我自己有点不甘心。” 夹在学生和政府中间苦不堪言  傅斯年支持不当官决定。1947年2月4日他致信说虽然和中共势不两立,但是在野才是良策。入政府就无法奋斗了。“国民政府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后来信件中他一再提醒胡适:“先生一走,北大即垮。”  1947年12月19日胡适心脏病复发,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致信王世杰,说胡适因为大使一事,意甚焦虑。数度失眠,“北大普遍心理,实‘隐倚之为长城’。不问继之者谁属,在心理上,无形之中将少一精神的维系。”他说胡适从南京回到北大,“两次心脏警告,医生坚嘱静卧,现尚末出门。”王世杰没有强人所难,告知蒋介石结果。  局势变化过快。1948年11月24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因币制改革失败辞职。蒋介石又想起他,派陶希圣当说客。他“表示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此时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已失东北。他要陶希圣转达:“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国民党劣迹他何尝不知,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反复强调在共产党铁幕底下,没有民主,没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二战以后,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他明星光环变小。邓广铭在〈我与胡适〉说20年代及之前日子,“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30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到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这就是因为上课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  学潮此起彼落,被捕学生与日俱增。学生无心上课,教授无心教书。国民政府对示威学生不手软,他一边营救被捕学生和政府周旋,一边力劝学生专心向学。夹在中间苦不堪言。1948年2月患病学生邓特被捕,他被批评“对保障校内自由推诿搪塞”,“身为一校之长而不顾学生安全,只求酬应周全于权贵之间”。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约吃饭,希望他到美国以正朝野视听。他答应,却不接受总统府资政名义和俸禄。大势已去,无望做大事,但是在野独立,和国民党保持距离底线必须坚持。  1949年4月6日,他从上海登船到美国。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师一去不复返,留下来的朋友因为随后而来的政治风暴饱受折磨,他则带着中华民国身分遗憾步入飘零晚年。
5天前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这是陶渊明〈拟古九首〉之九。内容说在长江边种桑,指望三年后采叶。眼看枝条日渐茂密,滔滔江水忽来,江岸崩溃。树叶被摧折,根株漂浮大海。无叶可食,春蚕如何吐丝,无丝织布,寒衣何来?应将桑树种于高原,如今懊恼无用。 叶嘉莹赏析此诗提鬼谷子河边树典故。赶车的人经过河边路,信手折枝,随后狂风大浪把树根冲毁。“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非也,是“所居然也”。松树和柏树山上高长,扎根牢固,人不砍伐,非天地恩惠,一样是“所居然也”。陶渊明化用典故,他要维护晋室,可是没有力量。晋室无救,自作自受,后悔已晚。 胡适在1949年1月2日日记抄此诗,没置评语。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似是阳历前夕,先生和傅斯年在南京度岁。相对凄然。”二人喝酒,背诵此诗。“忽值山河改”是心情写照,“两人都掉泪了”。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包围北平四郊。12月13日蒋介石派陈雪屏催促胡适南下。他不同意:“外患来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国内的叛乱,怎好丢开北大不管了?”他筹备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和《水经注》版本展览,又忙着撰写纪念文章。有人建议北大南迁,他说“我做的是北京大学的校长,离开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校长?” 蒋介石14日两次打电报,说时间紧迫,胡适作了决定。他给汤用彤、郑天挺留下便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已装好的一百多箱书无法带走,他拿着小提包和妻子出门,包内有几册他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以及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教育部长朱家骅从南京来电,说陈寅恪全家同行,北大校长室秘书邓广铭在陈寅恪大嫂家找到他。在〈我与胡适〉中,邓广铭说陈寅恪提到他11月接获通知,但他不坐国民党飞机,“现在跟着胡先生走,心安理得。” 邓广铭说胡适不是因为名列战犯名单上才离开。当时传言甚盛,说共产觉要他做北平图书馆长,不过胡适怀疑:“共产党能让我做图书馆长吗?”比起共产党,他更信蒋介石。就如陈垣给他公开信所言,他认为“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 1948年12月15日晚6时半,专机降落南京,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等人接机。国民党争取到25位学者,除了胡适和陈寅恪,还有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 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南京中研院,遥祝北大五十校庆。“胡适讲话时,泣不成声”,耿云志《胡适年谱》引第二天《大公报》新闻,胡适说“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 回国后最伤心的事 胡颂平根据邵玉铭在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看到一段记载,说胡适在12月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他“老泪纵横”,后悔抗日胜利后,花太多时间在自己兴趣的学术活动,未在思想战场努力,以致共产主义横行。“如果还有任何事他能做而能挽救中国,他一定去做。” 邵玉铭没有提供确切时日。那一天也是12月17日,外交档案其实是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格里德(JeromeB.Grieder)在《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有详细叙述。司徒雷登说国民政府致命伤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无能为力的。”我收藏的是1989年江苏出版社鲁奇译本。对了原文,鲁奇将Tears came to his eyes译成“他的眼里噙着泪水”,邵玉铭用“老泪纵横”更有悲意,当天是胡适57岁生日。 胡适何尝不知民心大变。1948年10月28日日记他提见蒋介石。除了批评“经济财政改革草案,实有大错误”,还说“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 1946年胡适任校长,本想凭个人威望将北大引领为国际一流大学。局势不稳,一切空谈。他不仅为北大,也为整个国家难过。在南京时,胡颂平前往探望,工人在壁炉上添煤,谈起房子和煤,他难掩自责心情:“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国家花钱招待吗?”胡颂平不知如何回应,安慰说“先生如能到外国去替政府做些外援的工作,还是可以救国的。”他感叹一句:“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气氛凝固,胡颂平一下子“喘不出气来。”
2星期前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到米粮库4号找文学院长胡适,发现心乱如麻的人不只他一位。校长蒋梦麟在南方,多位朋友想听胡适意见,胡适认为应是局部事件,不至于扩大。他原定当日下午6时赴南京开会,正等消息。不久收到旅行社来电,说津浦通车照常,他依预定时间离开北平。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8日日军入城,分驻天坛、旃坛寺和铁狮子胡同等处。8月11日清晨,“公超,树人,实秋和姚从吾就陪同胡适之太太离平赴津。在张皇失措中从吾还给胡太太丢了一只箱子”。罗常培在〈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回忆慌乱处境。 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将8月11日错置为7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说7月28日他在南京“发一电回家,尚能通”,29日提“早起始知北京事骤变,宋哲元全部退出,北平事交给张自忠维持,昨日南北西苑俱惨败!”8月12日他发电要妻子江冬秀“留津待电”,又说在苏州沪江中学的大儿子祖望已安全抵达南京。14日发电说她可尝试南行,他说朋友会提供资讯。8月26日胡适有完整家书,他要她安心暂住天津友人家,他会“设法随时寄钱”。 1937年9月8日胡适离开南京赴美,启程前两天写信给江冬秀说已经安排祖望到武汉大学读书,要她照顾好小儿子思杜。他寄600元,并说临走前会另寄一笔。他写道:“一切事,请你自己作主,我完全放心。我知道你是最能决断的。最要紧的是保重身体”。 胡适在1938年2月12日家书谈起归期:“我自己也不知道,恐怕我要多住几个月,也许要住一年。”1938年12月4日心脏病发,12月14日家书提入院事,只说操劳过度,医生要他休息。他说“再静养十几天,就可以全好了”。他住院77天,1939年3月14日信中才说详情。江冬秀着急,托张慰慈发电,要胡适辞职。4月11日胡适在信中说知道此病不可儿戏,他会当心:“我此时的情形,当然不能辞职”。5月8日再提此事:“我此时没有法子可以听你的话”,不过要她放心:“睡觉我现在改早多了。医生说我心脉很好”。 家书少提工作细节,但是经常报告身体状况,偶尔叙述熟悉朋友在美情形,财务困境也多次触及。1938年11月21日说他当大使50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借钱应用。”他说不怕吃苦。1939年9月21日他提住院77天费用,虽有折扣,但是住院费和医疗费总共付四千多元。他每月只有540元美金,一场病去了8个月俸金。行政院长孔祥熙汇3000美金辅助,国难时刻,他分文未取。陈光甫、李国钦两位朋友帮他最多:“我借了他们的钱,慢慢的还他们,不要紧。你也不必替我着急。” 不建议妻子来美 1939年9月胡祖望到美国读书,经济压力更大。1940年3月21日家书中说他没有能力送两个儿子在美国留学,同一天他写信给思杜,希望他明白父亲心情:“我此时不能叫你来美国,因为一来我没有钱,二来我要减轻身上的累赘,使我随时可以辞职。”不过1941年9月他还是硬着头皮将思杜接来美国读书。一家人只剩江冬秀在中国。 战时外交绝非寻常。1939年11月14日家书说,江冬秀不懂英语,华盛顿少中国人,无人聊天,她肯定不习惯。作为大使夫人,不能谢绝应酬,他在1941年4月10日家书再提不建议妻子来美原因。他说天天穿大礼服,吃规矩菜,说应酬话,非常难受:“你若在这里,还是跟着我受罪呢?还是关在房里不出来应酬?”他希望她谅解:“你我的生活只可做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生活,不能做一个外交官的家庭生活。” “明星惨澹月参差,万窍含风各自悲。人散庙门灯火尽,却寻残梦独多时。”明亮星星黯淡无光,月亮若隐若现,万空中凄风来袭,诉说悲情。曲终人散,庙门深锁,灯火熄灭,留人孤独追寻破碎梦境,度过漫漫长夜。这是王安石的〈腊享〉。1943年1月3日日记中胡适抄下最后两句。他说过去20天,先是他生日,接着是圣诞节和新年,许多朋友拜访他,两个儿子也来了。然后大家离开。想起荆公诗,倍觉孤单。 江冬秀在1937年11月搬到上海,胡适按时寄钱,又嘱朋友照顾。1939年11月16日家书说知道她收两个干女儿,替她高兴。1946年6月5日胡适乘船离开美国,7月5日上午9时抵达上海海关码头,9点半到百老汇大厦,受市政府招待。他在日记中写道:“11点,始见冬秀,9年不见她了。”
4星期前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加入二战。张忠栋在《胡适五论》提查尔斯.A.比尔(Charles A. Beard)分析胡适角色。比尔长期反战,不满美国被卷入战争,认为中日交涉失败,实由于胡适影响。 二战爆发时,美国朝野都有共识,不涉入亚太局势。欠缺历史渊源,虽然同情中国,但是他们了解不深,关注点只限欧洲。胡适接任大使时,武汉、广州相继陷落,战力让人怀疑,蒋介石希望美国慷慨借款,美国瞻前顾后,担心血本无归。中日实力悬殊,中国以牺牲局部土地为代价,拖延时日,消耗敌人,寄望胡适增强美国对中国的认同和信心。 莫高义在《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说胡适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他一心一意把美国带入太平洋大战,和中国同处一方。胡适在演讲中阐述日本经济虚弱本质,强调中国虽然遭遇困难,但是凭着誓死抗战的决心和士气,必然取得胜利。 胡适出任大使消息传出时,日本《东南报》发文,建议日本委派在美国文学界有影响力的鹤见祐辅、口才出众的松冈洋右和前外交大臣石井菊次郎三人使美,抗衡胡适的说服力和国际地位。日本不希望中美关系加强,他们高度关注胡适演讲内容,1940年10月《日本时报》发表社论,批评胡适污蔑日本皇军,鼓动美国人民仇恨日本,意图让两国打仗。 胡适鞠躬尽瘁,不放弃任何空间,包括通过他领取荣誉博士场合。他一生获得35个荣誉博士,三分之二在出任驻美大使期间。国民政府不少人批评胡适舍本逐末,只顾虚荣。张忠栋认为追求成效才是胡适意图:“他各处拿学位,面对各著名大学众多的毕业生发表演讲,和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同台并坐,事后并且经常是报纸上的重要新闻,这中间宣传上和外交上的意义,显然是大家所忽略的。”信手一例,1939年6月6日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胡适与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及捷克前副总统班尼士同获荣誉博士,与会者2万人。胡适演讲时谈国际理想主义,《纽约时报》大肆报导。几天后,《纽约时报》刊登特稿,介绍胡适生活、思想以及他对中日战争和未来世界看法,盛赞胡适是“为中国辩护的学者”。 不当大使 生活更多乐趣 胡适正式上任大使以前,收到蒋介石电报,指示4项任务:政局变动中,如何促美助中、中立法、财政援助及禁军用品售日。余英时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说“除第一事有时间性外,其余三项胡适在履任后都曾做了长期的努力”。 虽然胡适尽力执行政府的外交指令,但是面对处境险恶的战场,国民政府没有耐心按部就班,他们对胡适过分苛求。胡适认为美国援华制日政策的形成有赖于时局的发展,急于求成于事无补,最终欲速不达。政治空间有限,他立足于做因势利导,促成渐变的工作。他希望蒋介石“苦撑待变”。 勤奋办事,朴实作风让蒋介石失去耐心,认为他在美国所争有限。宋子文被派到美国后,他处处受到牵制。1940年7月12日胡适记载宋子文对他说的话:“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此后一直有谣言胡适离职新闻。 什么是正事?胡适以热情和诚意冲破弱国无外交的枷锁。费正清在《中国回忆录》里,提胡适对中美关系所作贡献,他认为胡适“很会和美国人打交道,这使他成为中国联系美国公众的一位高级人物”。使节的人格与信望,终究高于使节的官僚技能。美国总统罗斯福欣赏胡适的能力和谈吐,他毫无拘束直呼其名。和胡适一起合作募款的陈光甫在日记中说美国总统对胡适“确有好感”。 胡适本是自由人,常年当教授,待人处事不违性情。1941年4月10日他写信给妻子江冬秀提起他本不拜客,不回拜客,也不请客。投入外交工作后,却得破例“受罪”。一边顶着国内政客的冷嘲热讽,一边应酬一板一眼的美国官员。 心力交瘁,却不得理解。他的上司宋子文对他的排挤,他看在心里,却始终忍辱负重,大使馆工作人员没看过他发脾气。胡适在1942年9月卸任大使,告别委屈时光。 “渔父长身来,只共钓竿相识。随意转船回棹,似飞空无迹。芦花开落任浮生,长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这是宋代朱敦儒的〈好事近〉。“颇使我微笑”,1943年7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提偶读此词心情。他抄下结句,意有所指,说“此句当写给我的Washington朋友们看看。”不当大使,他有更多乐趣。
1月前
1940年燕京大学买到一块与校园相连接土地,洪业提议用来盖10间平房,提升驻校外国学者住处。校务长司徒雷登同意,派他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向董事会申请经费。 哈佛燕京学社由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在1928年共同设立,以研究中国文化为目的,经费来自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遗产,洪业是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 洪业1940年9月抵达美国,1941年1月离开。他顺道到母校俄亥俄卫斯良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又到华盛顿探访胡适。 未见胡适以前,洪业遇哈佛数学家贝尔克夫,聊天时扯上胡适。贝尔克夫说胡适当大使后学会假笑,他看过好几次,他提起胡适变化:“学者是不能假笑的,可是一做大使就一定要假笑”。 洪业怀疑胡适举止是否大变。此次航程,船停夏威夷一天。他到夏威夷大学,在校友刊里看到校长与胡适握手照片:“他的面孔实在是在假殷勤地笑,俗气得厉害。” 见面以后发现胡适依然如旧,不见俗气,松一口气。“大概是大会的时候,跟那些没关系的人说话,才摆出一副假殷勤。”洪业同情胡适。不适宜的氛围,处处客套话,只希望尽快散场。所谓假笑,不是虚伪,是不自在。 畅谈甚欢。胡适要洪业搬进大使馆,并说厨子可做他喜欢的菜。不过洪业选择下榻附近旅馆,有时间就往来大使馆吃饭。 《洪业传》作者为陈毓贤,大部分资料由洪业提供或口述。原著英文本198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1992年台北联经出版中译本,我手头上的《洪业传》是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审定再版本。洪业二战时到美国的叙述共4页,其中写胡适部分占一页。 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比邻,二人是旧识。洪业说胡适牺牲很大。有一次晚饭,胡适半途接电话,回来后蹙着眉头。“胡太太问是谁呀?”胡适说:“很讨厌,是宋子文。他要搬进来。” 江冬秀人在上海。我用笔在“胡太太”处旁打了问号。后来发现陈毓贤在〈《洪业传》出版以后〉中已纠正错误,“应是使馆别的女士接电话”,提醒她的人是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 洪业胡适都属绅士类型 洪业替胡适抱不平。“国民党政府有胡适这样的人做大使是很幸运的,但偏有小人不要胡适做大使。”洪业对陈毓贤说。又听说胡适离职后蒋介石过意不去,支付3万美金,胡适虽穷却谢绝。洪业说他“拐弯抹角问胡适这大使是怎么丢的。但他是顶聪明的人,几次都轻巧地避开话题。” 洪业英文洗练,口才很好。一次聚会中,辛克莱·路易斯的太太也在,被洪业言谈吸引,她是纽约报界红人,正筹划罗斯福总统演讲,想邀洪业同台。荣誉虽高,但是演讲骂日本人是免不了的,考虑自己快要回到被日本占领的北平,洪业建议改请胡适。他帮胡适准备10分钟讲词,演讲前胡适在镜前练习一遍,洪业“建议他裁掉两分钟,以留足够的时间让听众鼓掌。”温馨有味的一幕,在苦闷的大使生涯中甚少出现过。 洪业1915年赴美留学,在司徒雷登的安排下,1923年到燕京大学工作。担任文理科科长期间,他负责改造学校课程设置,取消预科,创办文理科研究院。他和司徒雷登配合无间,帮他将默默无闻的燕大提升至教会大学之首。 司徒雷登1954年出版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洪业名字只出现一次。胡适受邀写序,对洪业的付出做适当补充:“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是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常时往还人,记一不识十”。老了健忘,平常来往的人,十之八九已记不得。这是杜甫句子。《杜甫传》是洪业力作。杜甫早年很多诗篇散佚,第一章写杜甫23岁前生活,洪业脱离上下文语境,以“记一不识十”为题,不过是为了表达自己缀拾零星片段和填补空白的过程。这样一点巧思,让老年和少年呼应,时光之旅多了趣味。 洪业爱读杜诗,陈毓贤说他情绪激动时,杜甫诗句往往脱口而出。他小胡适两岁,都爱在旧纸堆中找情趣。知胡适提他在燕大贡献时,立即写信说自己功薄:“图书之收集,多由田洪都、薛瀛白、顾起潜诸君之力。《学报》之校订,几全由容希白、八媛兄妹之劳。《引得》之编纂则尤聂崇岐一人之功。”洪业做事一丝不苟。功劳该给谁就给谁,不含糊。这一点和胡适很像。二人都属绅士类型,不邀功,懂分寸,处处替朋友着想。  
1月前
1940年4月26日,江冬秀自上海写信给胡适,说有人向她道贺,胡适要回国做中研院长了。江冬秀提醒胡适:“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 要那(拿)的定点,不要再把一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耳朵软,存棉花”,二人知识悬殊,但是对丈夫弱点,她知道不少。信中别字不少,不过他不像年轻时一一标出,她大他一年,再多6个月足50岁,不要求了,达意就好。她所提之事,并非空穴来风。不管出于个人恩怨,或是争权夺利,他不止一次成为箭垛。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去世。当时只设评议会,没有后来的院士制度。评议员选出3名人选,再由总统圈定其中一人为接班人。蒋介石通过幕僚陈布雷传达,他属意顾孟余,评议员认为顾孟余分量不够,更不满被指示投票,这是对自由思想和学术正气的侮辱。陈寅恪带病表明:“来重庆就为投胡先生一票。” 即便选出胡适,最后一样徒劳无功,支持胡适的人何尝不知。同是评议员的陈西莹说,胡适最适合院长一职,但是“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 学人骨气还是得坚守,表态是重要过程。岳南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说1940年3月23日,评议会选出3名候选人,翁文灏和朱家骅同得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和任鸿隽各4票,顾孟余1票。蒋介石不快,他告诉行政院长孔祥熙:“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 6月22日,胡适回江冬秀信:“你谈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此事外间有许多传说,我无法过问,也无法推辞。我并不想做院长,但我此时若声明不干,那就好像我舍不得现在的官了。所以我此时一切不过问。” 那几个月日记附有剪报。其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0年7月18日一篇以〈适的新职位〉(New Post for Shih) 为题的新闻说:“胡适博士不久将离开华府,改任中研院院长。” 他觉得自己该交待立场。1940年7月20日的日记说他“发愤”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说他即便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 学术界标杆  象征多于实质意义 胡适国内外知名,作为学术界标杆,傅斯年、陈寅恪等积极推他入前三,象征多于实质意义。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给胡适信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他弄巧成拙,内心不安,于是努力斡旋,蒋介石最后收回成命,舍胡适而圈定朱家骅。 受任于败军之际,大使任务艰辛。国民党内部对胡适不满声音从没停过。胡适对身居要津的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有意见。行政院长孔祥熙本来就不喜欢胡适执行工作时不给他面子,不断在蒋介石面前贬低胡适能力,批评胡适“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 宋子文则直接涉入胡适工作,1940年6月宋子文被派到美国负责借款任务后,胡适的实权被架空。1940年8月15日日记中胡适说宋子文“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立,必大怨望。”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被委为外交部长,继续长驻美国。胡适第二天记2人谈话。他曾告诉前外长郭泰祺:“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请千万不要迟疑。”同样的话他转述给宋子文。胡适说宋子文表面客气,不以上司自居:“我们只是老朋友,我们要合作。”事实并不如此。1942年5月19日胡适日记说:“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胡适说他将这些事记下来不过是“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 胡适为人温和,很少发怒,日记中骂人的话少之又少。储皖峰集他的话作对子:“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胡适说上句可以改成“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他在1955年2月15日的日记中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语调积极,意思是“要尽责任。到了近世,始有人解作敷衍了事,似是错的。”
2月前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演讲,题目为〈北美独立与中国战争〉,结束后到朋友家中宵夜。几人同坐沙发。他忽然站起来说身上剧痛,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苏打酒,他一饮而尽。他的好朋友雷格曼Harold Riegelman要人送他回大使饭店。“这是胡适第一次患心脏病,此后在医院住了99天,但是他不肯遵守医师的命令,在发心脏病的第二天还坚持在另一个重要场合再度发表那篇‘佛尔居山谷 ’演说,然后才进医院。他的医生告诉我,人家好意递给他的那杯威士忌苏打酒,也许救了胡适一命。”雷格曼给陈之迈的信这么说。  陈之迈在〈关于胡适之先生的一种第一手资料〉翻译了雷格曼的信。胡适在演讲中所提佛尔居山谷,取自美国历史学家John Fiske著作《美国革命》。胡适演讲内容生动,他运用自己对美国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的了解,采取听众习惯的表达形式,希望他们理解和支持中国抗战。胡适说美国革命成功,不只因为国际形势有利美国,也因为美军在佛尔居山谷坚韧的作战精神。胡适说陷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和美军历史相似,他预测中国将完成救国任务。  胡适是优秀演说家,他以浅白易懂的语言将中西处境结合。他接受蒋介石委托,1937年9月抵达美国后,到处演讲,经常熬夜备稿。1938年7月20日,胡适收到蒋介石请他出任驻美大使电报。电报先寄美国,胡适正往英国船上,船在法国暂停时,钱端升被驻法大使顾维钧嘱托呈交电报。胡适毫无心理准备,在港口和顾维钧通电话时,说电报使他“十分为难”。7月24日抵达伦敦后,接到行政院长孔祥熙电报,希望他接受任职。3天后蒋介石再发电报。胡适本想推荐施植之取代,并说自己一如以往,从旁协助。后来回念一想,“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之为爽快”,他回电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他在日记中交待心情。 一定要回到学术生活  胡适排斥当官,妻子江冬秀也反对他投身污浊政界。1938年7月30日他还是特使时,写家书保证战事一完结“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决定接任大使一职时,他无奈说“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家书中又说他长住旅馆,灯光太高,所以眼睛差了一点。他说他刚配新眼镜。“头发两鬓都花白了,中间也有几茎白发了”。几天以后,他送照片给代表中国政府在美谈判借款的陈光甫,左边题字道:“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做了过河小卒,只许拼命向前。”后来胡适重写此诗时文字小有变动:“略”改成“偶”,“已”改成“微”,“小卒”改成“卒子”,“只许”改成“只能”。同样一首诗,他寄赠给很多谈得来的朋友。  江冬秀在1937年9月初从北平搬到天津,11月中旬搬到上海。丢下家人,胡适为遥遥无期的归程感到内疚。美国日子一样难挨,还好他有不少好友。雷格曼长居纽约,是著名律师,二人是康奈尔大学同学,多年交往不曾间断。胡适去世后,他发起“胡适基金金”,分设于胡适母校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他四方奔走募集,本人出钱出力。陈之迈又记一温馨故事。他说雷格曼将自己大女儿安.厄尔曼(Ann Ulman)所写《胡适小传》寄给他,书稿完成于1938年她17岁时。她5岁认识胡适,敬佩这位长者。胡适在1943年的一次酒会中称她是“他的第一个美国籍的传记作者”。陈之迈说她文字流畅,叙事有条理。他在1966年收到书稿,不少内容已经散失。原本书稿分四节:生平、哲学、新文化运动、参考书目。照目录看来,“书稿至少有42页,现在仅存20页,每页约100宇。”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引用雷格曼对胡适心脏病发的叙述。胡适共住院77天,不是99天,胡颂平纠正了错误。又说胡适喝的是白兰地,“原信作威士忌苏打酒误”。  胡适爱喝酒。台北胡适纪念馆展有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方形酒壶,里面装白兰地。他相信白兰地救过他一命。他不讳言自己曾在心脏不舒服时,喝白兰地,然后服药,1948年5月24日他写信给赵元任夫妇时说他因为心脏病,把“纸烟戒掉了”,但是不提戒酒。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监督他的护士只允许他每次喝20cc酒。
2月前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第二首。此诗写于1192年秋天,宋朝南迁65年,陆游在山阴,破晓时分,他步出篱门,一时怅惘,写诗遣怀。黄河滚滚东流入海,山峰高耸直入云霄,百姓在金人压迫下泪水流干,年年盼望大军北伐,年年失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召开庐山谈话会,7月16日开始,22日结束。会后胡适飞南京,住了一个多月,没有再回北平,先是寄居教育部寓所,后大楼被袭,转住中英文化协会。胡适情绪低落,陆游的不甘他心领神会。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南京“许多人请先生写字,他常写陆放翁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两句诗。”  胡适写信给妻子江冬秀说1937年7月12日飞九江时,想起20年前同一天,他从外国回来,在上海新旅社里发下一愿,决定20年不入政界,20年不谈政治。“那20年中, ‘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他有些感慨,知道未来难测:“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果然,不出两个月,我就跑出去了。”  1937年9月4日,蒋介石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三人,以非正式外交使节身分到西方。钱端升和张忠绂都是留美博士,主攻政治学,对国际事务了然于心。胡适要和南京共存亡,不想离开,中间经过许多朋友二十多天劝说,他没有改变主意,最后被傅斯年说动,胡适答应委派。  决定后一刻都没耽搁,9月8日离开南京,26日抵达旧金山,当天安排对华侨演讲,以“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为题,要他们和祖国同在。10月1日,胡适在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发表演说,讲题为〈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5日,飞华盛顿。12日偕驻美公使王正廷访晤美国总统罗斯福。  从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9月初,胡适辗转于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等地,他在1937年12月30日给江冬秀信说:“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劫,不知何日得了。我有时真着急,往往每天看十种报纸,晚上总是睡得很晚,白天又要奔走。”当特使期间,胡适一共做102次演讲,不少演讲行程密集。他在日记中留下记录,从1938年1月24日出行,走了1万1000里,3月18日回到纽约,不足两个月时间,他共做57次演讲。 胡适以北大院长身分作民间外交 非正式外交使节定义含糊,胡颂平说胡适是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身分作民间外交。他一面巡回演讲,一面拜会当地政要,争取美国和欧洲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同情和支持。除了胡适经常受到不同单位邀请演讲,张忠绂和钱端升都没有特别任务。胡适在1938年1月的几则日记中说他们“谈了许久,也想不出什么活动的方式。”二人都想回国,钱端升“恨无可立功,此念使他十分难过。”胡适只能相劝,他早知“本来深知来此无事可做,无功可立,所以当时不肯来。既来了,必须耐心住下去,有事就做事,无事就留心研究”。二人最后还是离开。张忠绂1月底回国。钱端升4月离开纽约到英国,胡适送他上船。日记这么记:“今天忽飘雪,送别殊难为怀”。第二天他写信给江冬秀:“我很觉寂寞。”  张忠绂在《迷惘集》说胡适和钱端升比他早到纽约。胡适为省钱,不选公寓,只在旅馆租两个房间。他抵达时,旅馆只剩大房。胡适是长官,理应归他,却以麻烦为理由,坚持不搬离小房。张忠绂说胡适待己薄对人宽的例子比比皆是。他们薪金由胡适分配,“适之要端升和我每月拿几百元的薪金作国内家中用度,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二人最后也受影响,谢绝薪金。张忠绂又说胡适回避在旅馆门口叫车。战争时期,给旅馆侍者小费都是负担,胡适担心“有损国体”,外出时转个小弯,不让旅馆侍者看见,然后再叫汽车。“我在政界服务期间,所见的长官能如适之清廉或稍能望其项背的极为少见。”张忠绂说。
2月前
我一度着迷中国现代小说。念本科时最喜欢的课是“小说赏析”。沈从文的小说读过一些。印象最深刻的是《边城》,这部描绘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我看了不止一回,翠翠的纯爱故事,让人迂回再三。《亚洲周刊》在1999年推出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出版于1934年的《边城》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1923年出版的《呐喊》。 沈从文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胡适对沈从文印象极佳。1929年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学校地点在上海附近的吴淞。沈从文当时也在上海,经常发表作品,不过收入不稳定,徐志摩将他推荐给胡适,恰好胡适正为中文系物色老师。胡适认为理想的中文系不只要熟读中国历史,也要有欣赏与批评的能力,此外创作也是重要一环。胡适看过沈从文文章,他相信好的作家,可以教好学生。 沈从文只读过小学,胡适却聘他为学校的中国文学讲师,理由是天才不可被埋没。 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说这是破天荒创举:“这一举动对沈从文具有决定性意义,从此把他提升到中产阶级”,沈从文先后在不同大学教书。 第一堂课还是闹笑话。他在学生面前呆站了10分钟,然后又用10分钟念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接着陷入沉默。最后,他在黑板上写:“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惹得台下学生大笑。这个故事几乎在每一本沈从文传记中都会读到。 确实没有口才。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在〈沈从文的寂寞中〉中说他“真不大会讲课”。汪曾祺以他和西南联大的两位老师闻一多和朱自清比较。闻一多“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朱自清“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从文讲课却毫无系统。他教“各体文创作”时,以学生文章为例子,随意而谈,声音不大,湘西口音不好懂,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思想流动跳跃,常常才说东,忽而又说西,经常离题万里。 但是汪曾祺敬佩沈从文。他说沈从文让学生受惠的,不是讲话,而是在学生文章后面所写评语。沈从文虽对学生的文章也会改动,却不多,但是评语却很长,有时比本文还长。评语就习作来谈,或由此说开去,谈到其他创作问题。“这实在是一些文学随笔。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汪曾祺说沈从文“哪怕是写一个便条,都是当一个作品来写的”。 被批判企图轻生 可惜1949年以后他改行,让人在读完他四十多本小说和散文后不免感叹。1948年3月两位左翼作家对沈从文展开批判,第一篇文章称他为 “地主阶级的弄臣”、“清客文丐”及“奴才主义者”,第二篇来头更大,撰写者是郭沫若,痛斥他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他预感未来不安的日子,但是“中国人能对中国人怎么样?”不久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反对他的大字报,一些学生是他教过的。沈从文神经崩溃,试图自杀,喝下煤油,割腕割喉。被送进精神病院。1949年8月沈从文病情好转,不过北京大学取消他的工作,他被调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从此成了古文物工作者,他对服饰、陶瓷、丝绸、刺绣都有研究,这份工作他驾轻就熟,不引人注目,有用又安全,沈从文的名字从此消失于文坛,乱世之时,这样的精神寄托是他想要的。 “风蒲猎猎弄清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这是北宋僧人道潜的〈临平道中〉。描绘暮春江南风光。微风吹来,水边蒲叶轻盈摇曳,猎猎声响。自由自在的蜻蜓想在叶尖上停留,却无法立稳。五月间在临平山下路上,边走边看,水汀沙洲,藕花无数,景色宜人。 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沈从文抄此诗送人,沈从文喜爱这首诗毋庸置疑,他欣赏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宁静意识。他自己也是写景高手。他在〈泊缆子湾〉说他“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他对形体、颜色、声音,乃至气味高度敏感,能把各种印象保存在记忆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提沈从文时,高度赞扬他可以“随意写出景物和事件”。夏志清形容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
3月前
“将来规复还校的时候,恐怕我们在满目苍凉的校园前,都要觉得不但人物已非,而且城郭也并不依旧了。在现在这个时候,一切和北大有关系的或接触过而念念不忘它的长处的人,心里面总要有一番‘拨尽炉灰成起废’,‘历劫犹堪独往来’的期望或感触罢。” 1940年8月至1941年9月,柳存仁在《宇宙风乙刊》发表《北大和北大人》系列文章。1935年他入北大国文系,两年后抗战爆发,转到上海光华大学借读,1939年取得北大文凭。《北大和北大人》发表时,北大与清华、南开大学合并,在云南组成西南联大。未来如何?无法预测。想起母校,心情复杂。“从前释迦牟尼在证道的时候不忍在一株菩提树下坐过3次,是怕情念难舍,不能割离。人生如作茧,但也情不自已,将来北京大学复兴工作,将成为一种承前启后的新兴的局面,当然不只是少数的人所朝夕企求或妄冀的也。” 过去时光温馨场面居多。进大学好处是著名学者,之前只读文章,终能一见。他说他的老师可以用动态和静态区分。前者以胡适为代表,后者以钱穆为代表。 胡适在美国念书时,已为掀动文学革命作准备,其后在北大扮演开风气角色。与他有关的倡议包括整理国故、好人政府、人权治国。他为科学和民主的推广撰写文章,《新青年》、《新月杂志》、《独立评论》都留下影响力。柳存仁说蔡元培、刘师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黄侃、林琴南、辜鸿铭、梁漱溟、林损、林语堂、梁实秋、顾颉刚、陶希圣,都不能够越出动态范畴。 动态老师会在北平正阳门车站办记者会,然后赶着火车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静态老师至多到故宫博物院的文献馆去搜集档案或到琉璃厂、海王村一带搜罗旧书。动态老师喜欢坐私人汽车,虽是二路货,车式不美观,但是在北平图书馆附近穿行,塔影岚光,汽笛鸣鸣,让原本就优美的景色增添风采。静态老师生活简朴,延续旧时代学者的作息方式,出门只乘人力车或步行。 风格不同一目了然。以钱穆而言,他宁可在校内编著中国通史讲义,也不出席教育部史地教材的编审委员会。他宁可专注撰写西周地理考,也不愿领导或抨击新的学术运动。 柳存仁爱听钱穆讲课。浓浓无锡口音,开始难懂,慢慢也就习惯。钱穆头发左右分梳,教书时手拿笔记,却从不看。柳存仁对钱穆的著作称赞不已,形容他是悲天悯人的学者哲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于卢沟桥事变前夕,“述往瞩今,条细缕明,畅论汉宋学术,是近三百年学问的渊薮”。而跋涉于湘滇旅途中所写的《国史大纲》,“在战乱播迁的动荡的时代里,苦口婆心的给予我们整个民族国家的指示、勇气和光明。” 动静风格皆是个人选择 柳存仁尊敬钱穆也尊敬胡适。他说胡适风度翩翩,口才好,能容人。北大老师常一起吃饭、喝茶、聊天、反驳、以至于论战攻击。他们把自己学说和学生详细讨论,有时也攻击不同老师议论。胡适在课堂里批评过钱穆关于老子和《老子》书时代的观点,但是对事不对人。对于钱穆考据谨严,折合今古家法《刘向歆父子年谱》,他十分佩服,公开在学生面前宣传。柳存仁说胡适对有才华的学生从不吝推崇,被点名的学生包括以〈《诗》卷耳芣苢采采说〉而成名的丁声树。柳存仁印象深刻:“在胡适之先生的嘴里,从来不说丁声树是我的学生,他只是说: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 动态或静态是个人选择,也不一定得将每一位老师归类。例如钱玄同大部分时间独来独往,他名闻遐迩,文字声韵的探讨,国语运动的提倡,都有贡献。“他独自在北平中山公园的春明馆喝茶的时候,是照例谁都不理会的。”他喜欢在古木阴森的树荫底下冥心默想,有谁想到这位智者晚年因为痛心国事,愤忧郁懑,最终病殁。柳存仁说他看到北大老师“身体力行的深刻教训的宝贵。”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有理想的君子,不会为衣食住行奔波,他们在艰苦的日子里依然快乐。柳存仁引了《论语·述而》句子。他说北大老师的生活,不庄严不枯燥,是合理的修养和不断增加学问的总成绩。北大“如果不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全国的最高的权威,那么,你应该可以告诉我谁是比他们更好的。”这种为母校发声的话我爱听,在战争时更可联想其中悲痛。
4月前
1924年5月底赵元任和杨步伟离开哈佛,启程到欧洲。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聘请赵元任,他答应,不过先要履约到欧洲,旧事清了,心里才踏实。他们先去英国,再往法国,又到德国,见朋友,住40天。杨步伟在《杂记赵家》记旅程经过,包括捕捉留欧学生不为人知一面:鼓吹离婚。其中陈翰笙和顾淑型及徐志摩和张幼仪成为焦点,“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杨步伟点到为止,没有多加评论。 陈翰笙和顾淑型同在1897年出生,都是学界风云人物。陈翰笙1915年留美,考进波莫纳学院。先念地质学,后改学欧美历史。在留学生中以成绩标青著名。顾淑型在1917年留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系。二人是自由恋爱绝佳示范,1922年婚后同到德国柏林继续学业,夫妇一向合作无间,被怂恿离婚,匪夷所思。鼓吹离婚事我在文章引过,奇怪举动。沉思一会,没有纠缠前因后果,历史中群体心理被扭曲案例,岂止一桩? 赵元任和杨步伟婚姻也被点名,罗家伦在德国遇见他们,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步行,揶揄杨步伟比赵元任大,杨步伟不甘示弱,要罗家伦不要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她说。杨步伟是医生,见多识广,能力和口才都非泛泛,没有人敢唆使赵元任离婚。 1918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玩偶之家》被重点讨论。书中主角娜拉反抗性别歧视,为摆脱夫权束缚的玩偶命运,离家出走。胡适写〈易卜生主义〉,指男尊女卑是文明耻辱,他乘势批评婚姻制度:“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 婚姻自由是知识青年理想。徐志摩为离婚,写堂皇信给张幼仪,说真生命、真幸福和真恋爱都是“自奋斗自求得来”,他们应该“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徐志摩千方百计要离婚,朋友全力支持。张幼仪在回忆录《小脚与西服》中说离婚协议书是在德国柏林吴经熊住所签定,第二儿子彼得出生大概一个月后。“他有四个朋友也在客厅里,他们绕着他走来走去,一副要保护他的样子。我只认得其中两人,吴经熊和金岳霖。”签字以后,“他的朋友挤在我们身边向我们道贺,大家都想握徐志摩的手。”她几乎控制不了情绪,想“对他们每个人发起火来。” 老舍著小说《离婚》,初版于1933年。男主角老李的婚姻是父母之命,没有感情基础。生有一男一女,太太是农村妇女,只会做家务,出不了厅堂。到北平后,处处成为笑柄。他有离婚冲动,却挣不脱桎梏。他暗恋隔壁马少奶奶,她丈夫长年不在,对她不闻不问,以为关系迟早结束,不料丈夫回家,马少奶奶与丈夫和好如初,老李希望破灭,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家乡。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专门一章讨论老舍。他认为老李不离婚,是性格“软弱”使然。他说以“离婚”为书名,“象征着一些人不能做到的一种勇敢行为,因为他们满足于‘婚姻’……对奇糟不堪的现况卑躬屈膝。”不离婚原因昭然若揭:怕冒险,怕社会眼光,没有人“有胆量先提出来。” 爱情不是生命唯一事 这是从男方角度思考,女方怎么想,无法兼顾。徐志摩离婚后,家里不能谅解。老师梁启超也反对他离婚,认为“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又提醒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 梁启超当然知道自由婚姻之可贵,但是好伴侣可遇不可求,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满足得宁贴也极难”,一直期盼梦想之神圣境界,不过是自寻烦恼。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是胡适诗句。胡适鼓吹婚姻自由,纯粹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承受新旧文化冲突,了解梁启超苦口婆心。怎么可能不爱自由呢?爱自由的意念他人未必了解,选择“不自由”,也是个人自由。五四人物精彩地方在于处处凸显张力,提供后人思考空间。胡适和江冬秀不般配结合,却白头到老,“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说的是无奈处以及生命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胡适不会同意不离婚是软弱性格使然。爱情是生命重要事,但不是唯一事。这是命运题,不是选择题。还好如今配偶被安排的例子少之又少。
7月前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句出自《论语·学而篇》。为人弟为人子,进家孝顺父母,出外顺从兄长,行为谨慎、守信,有爱心,并且亲近仁者。上述几点做到之后,若有余力,则应研习六艺之文。 白先勇在《蓦然回首》说他在成功大学念了一年水利工程后,发觉没有兴趣,第二年转台湾大学外文系,事先没和父母商量。其父白崇禧秉性刚毅,喜怒不形于色,知道儿子善读书,在水利工程系考第一名,不解。儿子说了半天,父亲知道大势已定,没有坚持,但忍不住用“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发出惋惜话,白先勇说他只能含糊回应“人各有志”。其母发挥慈爱本色,“行行出状元”,她说。 几年以后,母亲病故下葬,白先勇按伊斯兰教仪式走40天坟后,出国留学。白崇禧送机,步步相依,送到飞机梯下。“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白先勇说。文章有感情铺垫,就是耐读。 读胡适《南游杂忆》,想起中学时白崇禧名字如何进入眼帘。胡适书中两篇文章〈广西〉和〈广西的印象〉提白崇禧,以其字健生称呼,印象是好的。1935年1月胡适由广州飞梧州,第二天在南宁见白崇禧。胡适被力劝延后归期,增加演讲次数,顺道旅游。住了15天。 胡适因反对读经、拜孔、拜关岳等复古活动得罪广东政府,不获准在广州演讲。走后第二天,广州各报刊登中山大学中文系古直、锺应梅及李沧苹三教授联名电文。他们致电广东省党、政、军、警、宪各首脑,要求将胡适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又致电广西省党、政、军、学首脑,要求将胡适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意料之外是李沧苹发表声明否认参与此事,胡适将此闹剧记在《南游杂忆》里。 广东将领有流氓气,白崇禧有文化气。他礼贤下士,作为邀请人,一切安排妥当。胡适乘坐飞机,除梧州和南宁,又到武鸣、柳州、桂林、阳朔等地。胡适说读经、拜孔、拜关岳、修寺、造塔等迷信或恋古风气,他在广西境内看不到。 白崇禧有幽默感 胡适提广西家喻户晓故事。白崇禧下令将香火鼎盛的桂林城隍庙摧毁,地方绅士担心得罪神灵,要求白母出面劝阻。白崇禧回应方法独树一帜,他在庙墙贴上公文,声明如有灾殃,与人民无干,他一人承当。地方绅士接受解释,负责人则在拆庙时事先烧香,说明上命差遣,概不由己。白崇禧破除迷信有法,不惹民怨。胡适又记有一次收到祀孔通令,白崇禧幽默地说“得造个新孔庙”,因为原有孔庙早已移作他用。 胡适在《四十自述》回忆自己11岁时受范缜和司马光文章启发,成无神论者。有过将泥菩萨抛毛厕建议,虽因同行者反对作罢,但是却大无畏拿着石子丢掷神像。白崇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胡适竖起大拇指。 白崇禧外号小诸葛,有运筹帷幄军才。他与同学李宗仁、黄邵竑在军阀混战时崛起,建立新桂系,成功统一广西全境。三人团结一致,后来黄绍竑离开广西,投靠南京政府,位子由黄旭初取代,但无损分工合作氛围。胡适南游时,是广西最稳定时期,胡适借用美国传教士艾迪(Sherwood Eddy)的话,称广西是中国模范省,爱国者“必然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又借艾迪的话对比广州政府,艾迪“很明白地赞美广西,而大骂广东政治的贪污”。《南游杂忆》还附录大公报主笔胡政之文章,里头称赞“广西改革力量达到下层”。 国民党失守大陆,蒋介石将不少责任推给白崇禧。1994年白先勇在美国提早退休,那时他57岁,希望重写民国历史,为父亲讨公道。他与廖彦博合著的三册《悲欢离合四十年:白崇禧与蒋介石》最为人所知。白崇禧在大陆三次反蒋,埋下祸根。他在台湾虽持陆军一级上将职位,却无实权,且被特工监视,外出有黑色吉普车跟着。“车子号码是155429”,白先勇记得一清二楚。白崇禧有幽默感,一次吉普车抛锚,白崇禧要侍从告诉特工不必紧张跟丢,他们的车子会等吉普车修好才开走。 1952年11月,胡适自美返台,白崇禧及一些国民党将领到机场接机,白先勇所编《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收有当时合照。胡适捧着花,白崇禧在旁,灿烂笑容掩不住沧桑历史。二人晚年都在台湾,都因心脏病去世,都回不了中国,都带着遗憾。
9月前
1935年元旦上午,胡适南下,1月4日天未明抵香港。“我在船面上眺望,看那轻雾中的满山灯光,真像一天繁星。”胡适住香港大学校长William Hornell家,香港1月天气好,满山绿叶,到处浓艳鲜花,胡适形容自己有“赶上春了”的快乐。 我寻览胡适著作几十年,一些片段印象深刻。念本科时在图书馆找到《南游杂忆》,中文藏书在图书馆主楼第4层,假期人少,随兴阅读。看到“南”字,本能反应,南至何方?到马来西亚否?果然非我希望之南,香港是最远处。 为了接受港大名誉博士学位而有此行。〈香港〉一文中着墨最多的是海景。看海湾,看远近岛屿,胡适说气象比青岛、大连壮丽。又说晚上登高,天黑轻雾,朝山下望,全市灯火,比纽约和旧金山夜色更壮丽。再借朋友话加持,香港夜景,只有巴西首都丽阿德耶内罗和澳洲的西德内可以相比。拥有的总是不珍惜,胡适笔锋一转继续发挥:“香港应该产生诗人和画家,用他们的艺术来赞颂这里的海光山色。有些人听了颇感觉诧异。他们看惯了,住腻了,终日只把这地方看作一个吃饭做买卖的商场,所以不能欣赏那山水的美景了。” 胡适短时间掌握地方特色,演讲即席发挥是其长处。他说港大医科与工科表现最好,文科最弱,掌校英国人对中国文史隔膜,港大中国学者则是旧式文人,教学跟不上时代,还好新任校长和文学院长有改革意向,请了不少著名学者拔刀相助。 5天里演讲5次,3次英文,两次中文。其中一场题为《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提广州。胡适说很多广东人反对语体文,主张用古文,又提倡读经,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何如此?他“真不懂”。 《南游杂忆》正文包括〈香港〉、〈广州〉、〈广西〉及〈广西的印象〉。胡适一生和权力中心纠缠,香港和广州之行展现他典型面貌。读经由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提倡,胡适在香港演讲内容传到广州,外号“南天王”的陈济棠大发脾气。船一靠岸,胡适收到朋友纸条,要他“诸须谨慎。”不久又有人劝他离开当地,以免发生纠纷。知道行动被限制,胡适心中不快。他不畏惧强权,在友人安排下,胡适拜访陈济棠讨公道。 拜访陈济棠是高招 陈济棠说读经、祀孔、拜关岳都是他主张,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但“做人”之“本”必须到古文化里寻求,他骂胡适忘本。胡适不认可,但是语调平和。“本”是分歧点,胡适说陈济棠要的是“二本”,他要的是“一本”,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一本”之学是胡适一贯主张,不同的社会问题有不同药方,国家内忧外患,旧有的文化思维有碍科学或现代技术的学习,教育制度不改革,中国不可能有足够理工人才。他不反对经典研究,却反对借经典做复古运动。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这是《礼记·儒行》的句子,儒者可以亲密而不可以威胁,可以亲近而不可以强迫,可以杀头而不可以羞辱。胡适写过送人,不过将“儒”改为“士”字。 胡适在舆论界声名显赫,要对付胡适,须三思而后行,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说主动拜访陈济棠是高招:“尽管两人谈话并不投机,但仅仅是陈济棠总司令接受胡适拜访并交谈了一个半小时这一事实,就足可保障胡适在广州绝不会发生安全问题。” 行程却完全被打乱,依旧不能演讲。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原本宣布停课两天,方便学生听胡适演讲,看到势头不对,宣布取消节目,学校照常上课。其他主办单位也害怕出事,计划在4天中10次演讲全部告吹。 只能随遇而安,走访名胜。游览已作为第一中学的广雅书院旧址时,被学生认出并要求合照,回程竟引起七八百名学生跟着胡适一起步行,都不说话,送他到校门口。“他们脸上的神气都很使我感动”。胡适不忘调侃,他说演讲虽然热闹,结束后即散。无法演讲影响更大,鼓励大家思考不允许理由,“我最大的辩才至多能使他们想想一两个问题,我不演讲却可以让他们想到无数的问题。”胡适说这是不言之教,并称“广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 白崇禧、黄旭初1月8日发专电给胡适,说广东广西相距不远,希望胡适“惠然来游,俾得畅聆伟论”,天地大得很,胡适在广州停留两天半,11日乘飞机去广西。
9月前
温源宁写胡适,文章不长,却因为和胡适共事过,借近距离之便,捕捉到不少特征。他说胡适和蔼可亲,招人喜欢,是许多人眼中的老大哥。胡适“并非风流绅士,却具有风流绅士的种种魅力。”他说在社交场合中,胡适是夫人、小姐们喜欢谈话的对象,他具备“有一搭、没一搭,说些鬼话”的本领。他有妙法,“能叫人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傲慢的人,受到他的殷勤款待就高兴。愚拙的人,看他平等待客也觉得舒畅。” 文章写于1934年,原文是英文,最初发表在《中国评论周报》(China Critic)“知交剪影” 专栏。〈胡适〉一文发表后,林语堂觉得有趣,译成中文。1935年1月温源宁将17篇英文小品,包括〈胡适〉一文结集出版,1988年中文本面市,书名取《一知半解》,翻译者南星。后来江枫增加温源宁另外26篇小品,重新翻译,附录英文原文,以书名《不够知己》在2004年出版。 南星和江枫所译〈胡适〉虽然忠于原文,却不拗口,功力还是好的。林语堂则取其貌,意译之处甚多,例如以梁潄溟、吴宓、徐志摩等人对比胡适,原文不见。林语堂也熟悉胡适,译文因此增加亲切度。林语堂译文说胡适六分学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罗撒克逊留学生,又说不能称胡适为风流才子,因为“他的立身行事,也颇谨严,如对冬秀之始终如一便可看出”,译文还说胡适“在女子前献殷勤,打招呼,入其室,必致候夫人,这是许多学者所不会而是适之的特长。” 至于“见女生衣薄,必下讲台为关课室窗户。这是适之的温柔处,但是也不超过盎格罗撒逊所谓‘绅士’的范围。”李敖的〈播种者胡适〉中引过同样故事。胡适作风,迷倒过李敖。柳存仁在〈北大与北大人〉谈温源宁文章,说这样的事情他在胡适课堂上目睹几次,“每一次的关窗都是关得恰到好处的,他从来没有在6月17号以后还去关教室里的玻璃窗。”为何特别提“6月17号”,生前在马大中文系讲学多次的柳存仁没有说明。只能用常理推断,大概是天气转热,不怕着凉,但是点出这么详细的日期还是让人不解。 是不是绅士不重要 柳存仁提胡适其他特质。他说胡适谈吐可爱,讲课有趣,条理不紊,清清楚楚。神态和姿势恰到好处,他“将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的抑扬顿挫”。胡适有纯正学者气息,“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胡适“被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的传说,他深信不疑,因为胡适说过:“我对于演讲,也可以算是久历疆场的老将了。”胡适说话不会让人觉得自夸。“这是胡先生的妩媚处。”柳存仁说。 说胡适是绅士,是往他身上加持。林语堂译文暗中一讽,说在激进作家眼光,绅士是让人“极讨厌”的名称。鲁迅是其中一位对绅士一词敏感的作家,他认为文人中有不少惺惺作态者,喜爱模仿西洋绅士,有机会撕掉这些人的假面具,何乐不为?梁实秋后来以〈绅士〉为题,撰文辩护。他说绅士是尊称,指“有资望有财产有体面的人” ,不料“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却流行舆论界,绅士成不祥之物。梁实秋自嘲活在黑白颠倒的年代。 梁实秋引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牛曼定义。牛曼说绅士“就是一个从不令人感觉苦痛的人”,从不妨碍“他所接触的人们之举动的自由和坦然”,绅士努力让自己所接待的人处于宾至如归的状态。泰然自若是制造良好气氛的关键词:“对于羞怯的人他要温柔,对于疏远的人他要和蔼,对于蠢陋的人他要宽厚,他要能知道和他对谈的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定义符合温源宁对胡适的描绘。牛曼又说绅士有惠于人时,行若无事,“非不得已时不标榜自己,从不以报复的口吻维护自己,流言毁谤从不入他的耳,对于妨碍他的人们,他也不轻加揣测,无论什么事总是向最好的方面解释,与人争论从不卑陋小器,从不起不公允之优势”,我们读不同学者所撰写的胡适研究,大体能够理解胡适做人原则,离此不远。 1935年,胡适发表小诗〈飞行小赞〉。诗分两节,第一节为“看尽柳州山/ 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须半日/ 地上五千里”。第二节胡适写“古人辛苦学神仙/ 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炼/ 也腾云无碍。”是不是绅士不重要,虚名或头衔不重要,骨子里的气质和作风才会激起我们谈兴。乐人乐己,不负人不负己,觉得自己腾云无碍,也希望别人一起同行。
10月前
许地山当年因心脏病在香港猝然去世,震惊了许多朋友。台湾籍作家南渡却在异乡获得众多中国现代作家和文友的珍贵情谊,这与许地山乐于助人、开放大度的为人处事相关。尽管他在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担任主任仅6年光景,却给香港的教育和文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 他之所以到香港任教源自胡适的推荐。1935年,获颁荣誉博士的胡适前往港大。当时英殖民底下的港大希望加强新文学,即试图邀请被誉为近代中国“白话文之父”的胡适,但遭到了婉拒。港大选拔人才的要求极为严格,提出了五大条件:一、拥有国际认可的高级文科学位;二、国学专家,具备10年以上的大学授课经验;三、最好是广东人,可通粤语;四、通晓英文;五、具管理才能。当时胡适力荐许地山,他说:“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好,值得佩服的,除了二周(周树人和周作人)之外,许地山是第三名。” 胡适引荐许地山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那次他到香港,先是实地考察了香港的中文教学实况。他的〈南洋杂忆〉中记录道:“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流之外。”他频频在香港公开演讲,认为香港应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许地山的背景很契合此一构想,因此对于胡适的推荐,中文学院最终一致接纳。1935年,许地山遂举家迁往香港。 胡适将许地山引入了港大,5年后许地山则引进另一重要人物陈寅恪。陈寅恪一家也在1937年南渡至香港,原来他计划前往昆明西南联大授课,却碍于夫人唐筼患有心脏病,不便前往高原,所以陈寅恪只好将妻女暂托给当时也在香港的许地山照顾。不久,陈寅恪又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之聘,却在赴英之际碰上二战爆发,暂无法离港。此刻,他一家生活相当拮据。 2010年,陈寅恪的三女儿联手撰写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记述了他们当时滞留香港的境遇:“既然今年仍不能赴英,便打算开学又回西南联大。但滇越路断,回滇益难。后来幸得杭立武与香港大学商洽,并得许地山周旋,聘为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每周约两节课。每月薪水港币三百元,曾欲月俸五百元,无法办到,全由中英庚款会支付。这样全家暂留香港。”字里行间透露出女儿们对许地山的感激之情。 尽管许地山和陈寅恪学术专业不同,分别专攻于新旧文学,又在宗教史研究上各有心得,却是彼此尊重。陈寅恪曾撰写〈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许地山更是推崇这位著名的史学大师,还亲自主持了陈寅恪到港大的欢迎大会。陈寅恪在港大的时间并不长,他专注授课,课余之时完成校对其代表性专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许地山积劳成疾辞世后,陈寅恪还曾代他接管业务。在悼念许地山的挽联上,陈寅恪寄寓了他们之间难得的私交: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上联叙述了许地山在人事纷扰之中仍致力于读书作文;下联则感念曾交托他照顾妻女,如今斯人已逝,回忆伤神。 英文有一句话是: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将生命发挥到极致)。这些作家学人在那个动荡贫困的岁月里,却能够保持内心平和,沉潜处事,完成使命。许地山南渡之前已完成了他大部分的小说,港大的日子他虽忙于行政,却还坚持每周教学20小时以上。已有学者考证,张爱玲于1939年在港大就读时曾听过许地山的课,或至少也听过他公开演讲“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这在日后直接影响了她的英文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以及后来自译的《更衣记》。 许地山自台湾到大陆,南渡香港和东南亚,最终与他的父亲许南英一样长眠他乡。这一身世,似乎在他写于20年代的南洋小说系列已埋下伏笔。其中〈海角底孤星〉这一篇写新婚夫妻迁居到槟岛,“自然他们此后定要享受些安泰的生活。然而在那邮件难通的林中,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那个时候,远方是未知,但并非不知。许地山和陈寅恪都晓得这道理。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 做个有用的人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才情与星洲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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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1954年10月25日,张爱玲在香港寄《秧歌》给胡适。胡适在1955年1月25日回信,给予这本书正面评价。张爱玲在〈忆胡适之〉引录全信。他称赞她写人情很细致。还问英文本何时出版,又要她多寄两三本中文本,他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胡适认为“叙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删”,张爱玲认同:“那整个的一章是勉强添补出来的。”因为担心故事平淡,不合读者口味,她特别提“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她和东南亚,主要是马新一带读者原来如此接近过。我将“东南亚”三字加圈,就不知后来此地销路如何。 1955年11月,暂居纽约的张爱玲和锡兰朋友炎樱,拜访住曼哈顿区一座普通公寓的胡适。这一次见面张爱玲对胡适着墨不多,反倒提江冬秀多一点,似说夫妇二人不般配:“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又说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炎樱到处打听,对张爱玲说不大有人知道胡适,“没有林语堂出名”。张爱玲为胡适辩护,这些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张爱玲在父亲的书桌读完《胡适文存》,父亲和姑姑闹翻不来往,但二人都是胡适读者。父亲说“你姑姑有两本书还没还我。”姑姑直接说“这本《胡适文存》还是他的。”她母亲和姑姑都认识胡适,一起打过麻将。姑姑在报纸上看到胡适照片,胡适打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姑姑说他“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 二家早有来往。1882年,张佩纶推荐胡铁花给东北边境钦差大臣吴大澂,胡适说这是其父事功开始。张佩纶贬谪时,胡铁花远道寄函安慰,并寄银二百两。张佩纶似甚感动,遗集收推荐胡铁花信。可见张佩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胡适在1955年11月10日日记叙述渊源,他那时方知才华横溢的女生是张佩纶孙女。 她最后一次见胡适 张爱玲对两家交往所知不多,小时听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牵涉许多人名,她不喜政治,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张爱玲在〈忆胡适之〉将她和胡适的互动都记下来。她说和胡适交谈,如对神明。每一次见面大部分时间都是胡适说话,她当听众。 感恩节那天,怕她寂寞,胡适和太太约她到中国餐馆,接到电话时她已吃过,还闹肚子呕吐,也就没去。又提有一次胡适去看她,她住专门救济贫民的救世军女宿舍。她带他到足有学校礼堂大的客厅,胡适直赞地方好,“不像是敷衍话。”张爱玲说。小坐片刻后,她送他,又在大门外台阶说了些话。冷风从赫贞江上吹来。胡适望着街口露出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他竟怔在那里。围巾裹得严实,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大大的头脸,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张爱玲也往河上望去,“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她最后一次见胡适。 漂泊处境,无需明说。“醉何如,梦里不知身是客”,胡适留有这样一幅字,送给姚鹓雏,落款没有年月。胡张二人纽约相遇,李煜词句最能道出心情。张爱玲初到美国,生活不安定。胡适则寂寞凄清,面对财务困境。1956年11月18日,他给赵元任写信:“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坐吃两三年。”这也是他后来回台定居的其中理由:“因为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 1958年,张爱玲申请参加南加州一个艺文作场,为期半年,胡适替她作保,又借通信顺便把她送的《秧歌》寄还。通篇圈点,她说“适之先生的加圈似是两用的,有时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时候是语气加重。”他又在扉页上题字。胡适的认真让她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1962年胡适过世,张爱玲没有立刻写纪念文章,她的心情惘惘,不愿意朝噩耗方向思索。直到她译《海上花》,突然想到胡适若在,请他帮忙介绍,他一定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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