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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

潘重规在南洋大学中文系执教约5年，1960年离开新加坡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教。这短暂的5年间，他在马华文坛和学界留下了深刻印迹。除授课之外，潘重规还积极写作和演讲，并专注于学术研究，尤其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在红学研究上的见解，却与马华文学史家方修产生了分歧。一场“红楼之争”正好反映了《红楼梦》在马来西亚的研究动态，更标志着红学研究在马来西亚一个重要起步。南洋大学中文系是新马早期从事汉学研究的高等学府之一，潘重规等专家开设的古典文学课程成为传播与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当时，许多中文系学子对这些中国南下的教员敬仰备至，而潘重规的教学风采尤其为人称道。据当年毕业生追忆，潘老师讲课时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一口气从上课讲到下课，内容引人入胜。尽管现有文献中并无明确说明他在南洋大学专门教授《红楼梦》，但他在新马地区的演讲和写作已经奠定他在红学研究中的地位。南洋大学宁静的学术氛围，加之母亲和妻子黄念容陪伴左右，使潘重规得以全心全意投入《红楼梦》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楼梦》逐渐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读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1958年2月9日，潘重规应邀在吉隆坡尊孔学校以“红楼梦与曹雪芹”为题演讲。他在讲座中开宗明义，对曹雪芹的身分提出了颇具争议的质疑。事实上，关于曹雪芹的身分问题，早在30年前便引发过一场学术论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认为曹雪芹是汉人，胡适则主张其为满洲人，并将《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传。潘重规在演讲中还回忆了自己与胡适的书信往来：胡适在回函中戏称他的观点与蔡元培一致，是“笨猜谜”，也是“猜笨谜”，此言一出，引得在场听众哄堂大笑。（《星洲日报》）关于《红楼梦》作者的问题，学界一直在考证派和索引派之间争论不休。从胡适、俞平伯到周汝昌，考证派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潘重规则承袭了蔡元培的思路，他在南洋再度大胆重申自己的质疑立场。1959年，他的《红楼梦新解》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可以说是他在南洋期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写到：“南来后，又在南洋大学、义华中学、吉隆坡尊孔校友会、雪华高师同学会学术研究会演讲多次。……明知全世界人士认定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而个人独持异议，自然很难得人认同……” 果然，潘重规的观点很快引起了马华文学史家方修的反驳。彼时方修正积极投入马华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并在50年代末发表了多篇与《红楼梦》相关的文章。1960年，方修以“任辛”为笔名出版了《红楼梦简说》，同样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发行，成为推动本地红学研究的重要力量。方修无法苟同潘重规的主张，认为在马新地区重新讨论《红楼梦》作者问题，只会“使到他和当地的文艺界对于红楼梦问题的见解距离得更远”。在他看来，作者身分的问题早已尘埃落定，如今再提无异于徒耗精力而已。因此，他特撰文章，凭借扎实史料逐一反驳潘重规的论点，一场前所未有的“红楼之争”随之在马华文坛蔓延开来。潘重规或以为索隐派大有机会移师南洋，东山再起，然而他却在这里遇上了秉持严谨实证精神的方修，这位不假想、亦不作猜测的史家，与他日后书写马华文学史的态度一脉相承。潘重规南渡新马的日子不长，却与方修结下了这一段难得的学术情缘。两人当时在红学上的交锋，展现了我国学人在汉学研究上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学术较量。 1960年，南洋大学首届毕业典礼结束后，潘重规与妻子黄念容离开新加坡，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继续教职。在香港，他不仅延续了《红楼梦》研究，还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并创办了《红楼梦研究专刊》，至今仍在出版。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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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

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首批聘任的院长与教授名单约有19人。据《南洋大学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当时中文系的教授即占据三位：佘雪漫、潘重规和凌叔华。前两位教授专攻古代文学，凌叔华则是民国时期的才女与现代作家。南洋大学中文系一贯追随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此时在新马地区能够成功邀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直系弟子潘重规前来执教，实属难得之举，为后来海外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中国国学基础。潘重规教授出生于美丽的江西婺源乡村。1930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字学家黄侃。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与章太炎共同开创了“章黄学派”，并与另一位恩师刘师培并称“民国三疯子”，三人因个性鲜明、学术独特而广为人知。 1929年，黄侃携潘重规前往上海为恩师章太炎祝寿，席间章太炎问其所学，对他的才华格外欣赏，借鉴唐代文人李百药之字，将原名“崇奎”改为“重规”，借以劝勉他学有所成。1932年，潘重规应黄侃之邀，回到中央大学担任助教，延续了与师门的深厚情谊。黄侃对潘重规的学识与人品颇为赞赏，曾评价道：“在千百文卷中，只有潘生一文，不但文笔精美，而字字一笔不苟的正楷，近来常来请益，诚为近代青年中之精金美玉。”他对潘重规器重有加，不仅高度认可其才气，更寄望他“可望传业”，继承自身的学术真传。最终，黄侃欣然地将长女黄念容许配予潘重规，两人成就了一段令人称羡的姻缘，成为学界佳话。 1956年，潘重规从台湾师范大学来到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将年迈母亲接抵新加坡同住。新加坡著名书法家兼诗人潘受曾作诗〈赠潘石禅教授〉以记载其孝行： “远为蛮荒至此奇，吾军旗鼓益张之，安仁涕掩西征日，子美魂销北望时。独解红楼探古梦，不妨皂帽作经师，板舆一路春先后，伫共高堂拜母仪。”诗中传达了潘重规远渡星洲讲学，不忘孝敬母亲、悉心奉养的深厚亲情。潘重规在南洋大学中文系开设了“国学导读”、“中国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史记”和“诗经”等课程，延续了“章黄学派”的学术脉络，积极推动汉学在海外的传播。翌年，潘重规的妻子黄念容也加入南洋大学中文系，两人在异乡的学术园地携手并进、琴瑟和鸣，共同为南洋大学的中文教育奉献心力。期间，他们又为南大中文学会出版首刊的《中国语文学报》供稿，在南洋大地上播撒学术种子，为新马早期的中文系学生奠定基础。首届毕业生如余秀斌、翁世华等人对恩师怀念不已，即使到了90年代末，仍不远千里到访台北探望恩师。与潘重规和黄念容有亲属关系且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还有刘太希。刘太希是潘重规的舅舅，1919年得北大校长蔡元培破格准下入学，深受当时在北大的梁启超的教益。刘太希精通书法、擅长作诗，古文造诣深厚。应时任系主任佘雪漫的邀请，刘太希前来南洋大学讲授“历代诗选”和“诗经”，与外甥潘重规夫妇及其母亲在异乡重聚。这一段学人的家庭因缘，为南洋大学中文系的历史增添了一段引人注目的传奇。刘太希在南洋大学推动旧体诗创作。1960年，南洋大学中文系举办了一连七天的“大学周”诗人雅集，并邀请刘太希和佘雪漫担任顾问。这次雅集堪称一场大型的马新诗坛总动员，吸引了李冰人、陈晴山、孔祥泰、潘受、刘楚才、黄孟文等著名诗人参与。雅集借以“云南园”为题，诗人们各抒怀抱，纷纷留下诗作，最终还出版了《云南园吟唱集》，由刘太希作序。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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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

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库中，搜得两则与严元章先生相关的重要资料。《星洲日报》于1962年9月7日刊登了题为“联合邦宪报公布禁止严元章入境”一文，另于1964年1月4日发布了关于“南大文学院院长严元章卸任原因”的报道。严元章继张天泽之后，担任南洋大学文学院的第二任院长，任期约4年。同时，他还兼任教育系教授及系主任，直至1965年离开新加坡，转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任教。 1962年，有关报道指出，当时的首相兼外交部长依据1959年移民法令授予之权力，通过宪报宣布：“为了公众安全着想，永远禁止严元章博士（Dr. Yen Yuen Chan）进入联合邦。”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当时的华人社会，尤其是教育界。早在1961年，华文中学改制之际，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被褫夺公民权，复被吊销教学准证，身为教总顾问的严元章仗义执言，因而引起当局不满。翌年，时任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他被政府即刻禁止入境。五十余年后，沈慕羽先生提及严元章的经历，无不感叹：“教总从此失去一盏明灯。”（〈严元章博士与教总及华教的关系〉）严元章虽然身在南洋大学校园，但自从英国深造归来，他即在槟城韩江中学、麻坡中化中学和峇株华仁中学服务，心中始终牵挂着马来西亚华文学校的发展。如今，他再也无法回到家园，心中的失望和无奈恐怕难以释怀。此后，他决意留在南洋大学专注办学，并复办了南洋大学教育系，致力于培养本土教育人才，延续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初衷。多事之秋，终究是事与愿违。严元章的理念与《王赓武报告书》显然存在巨大冲突。他不仅反对报告书中停办教育系的建议，还对将中国语言文学系改为“汉学系”提出异议，认为“理由亦不适当”（严元章手稿〈对于南洋大学调整学系之意见〉）。1964年，《星洲日报》报道了严元章卸任院长一职的消息，南洋大学副校长庄竹林解释，严元章“此次推辞院长职务，主要是有更多时间做研究”。尽管如此，严元章依然继续担任教育系主任，为南洋大学贡献力量。然而，明眼人皆看得出，严元章因《王赓武报告书》在南洋大学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后来，严元章赴香港执教，曾任南洋学会会长的魏维贤教授回忆说：“严博士走的那天，我还到船上去送他。” 我从教总出版的《严元章纪念文集》读到不少学人回顾严元章在南洋大学时期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他当时遭遇的沉痛感概。他在南洋大学的学生如黎达材、郑赤琰、邓日才和林源德，以及教总的同道如黄润岳和沈慕羽，每每谈起老师在这一时期教学的点点滴滴，总是流露出无限的惋惜之情。严元章回忆往昔的经历时写到：“哪怕是破落的乡村学校，我也乐意去。动机完全不是求名求利，而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当年在南洋留下来，参加华校工作，动机相同。” 严元章一生未娶。沈慕羽说他以“教育为妻，学生为子”，实在贴切。在教学岗位上，严元章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主，老师为客”的理念，认为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先“成正人”，再“成专才”，最后达到“成通人”与“成全人”的理想境界。90年代，他将自己一套教育体系整理出版为《中国教育思想源流》，其教育理念如今已成为许多华文学校办学的基本准则。 1993年，已定居香港的严元章意外获得时任首相马哈迪的恩准，得以重返家园。根据华仁中学的大事纪载，当年7月21日，严元章重返校园，与华中五校的校长叙旧，并与时任校长黄详胜及已故的罗纯良校长、白纯瑜校长和黄宋奎校长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此时，年届85的严元章重返自己曾经掌校的地方，听着自己亲笔写下的校歌“成人又成才有为且有容”，心中必定充满宽慰。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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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

芭都河边伏龙山上校舍林立气象雄青草地小花园绿树成荫诗意浓环境好好用功环境好好用功进步再进步学静兼学动成人又成才有为且有容中华文化无限好发扬光大永无穷这是1957年，由严元章校长为柔佛峇株巴辖华仁中学填词的校歌。严元章是中国四会县人，拥有金陵大学文学士和中山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并于1948年获得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赴伦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51年，他抵达马来亚，从此投入马新教育工作长达15年之久。五六十年代是马新华文教育的多事之秋。严元章却一直紧守华校岗位。1952年，他任韩江中学教务主任，1953至1954年任麻坡中化中学副校长，1955至1959年任峇株华仁中学校长，之后他应聘转至南洋大学。严元章办学态度严谨，尽为人知，他尤其重视教育工作者之间的“人事关系”。在北马期间，他曾受邀为槟华师训班的同学会发言，他说，一所学校要办好，最重要的是校董、校长和教员的和谐关系，其中又以教师的立场为最主要的教育立场。这次讲座吸引了二百多人参加，除同学和讲师外，还有太平华联中学校长姚文训、吉坡师训班讲师任雨农等。这篇讲稿的主题为“学校行政的人事关系”，后来被收入由教总出版的《严元章文集》一书。之后，严元章南下来到麻坡中化中学。为了有效解决师荒问题，1952年中化中学开办马来亚联合邦华文高级师范班（高师班），严元章除了任副校长之外，亦负责教导高师班，同时协助策划课程。第一届毕业生李云溪记述，严老师为人正直，不苟言笑，办事认真，每天邀约男同学陪老师散步话日常，然而，与其说是散步，其实也是恰当地给学生辅导；女同学则每次二人在办公室约见，每次见面半小时，且必须事先与严老师预约。严元章后来被华仁中学董事部礼聘为第六任校长。他在华仁的各种改革为这所华校的名声奠下了基础。这里尝述两件事，展现了严元章为华仁校歌写下“有为且有容”的最佳典范。 1954年，严元章在两大华文报章刊载“广求良师启”，并同时列出“1955年峇株吧辖五校董事会华侨中学教师薪级表”。据当时行情，博士资格的初中老师薪资为500至520元，高中老师薪资则为550至570元。曾任培群独中校长的沈志坚在脸书上发布了不少严元章的资料，其中还展示严校长当时签收了600元职薪的记录。启事上特别说明，严校长已与董事部达成协议，为提高华校水平，“最后取决于良师之能否集合”，因此学府提高教师福利在所不惜。除了调整教师俸金，“个人有超著之品学或特殊之苦难者，自当酌量变通。单身教师或教师小家庭之来校旅费，由校载送。家人较多者，则由本人亲自迎驾，或由校派员沿途照料，全部费用由校支付。教师到校后，由校供给住所。……此种新住宅，每间均有充足之光线空气，且均有抽水厕所及水电等设备。以后按年增建，务使全体教师安居校内……。严元章拜启”。文中字字句句均显诚意。如此规模的华文教师招聘，可谓创举。此其一。再者，当时严元章仍是麻坡中化中学副校长。招聘启事发布时，他明确注明，若在12月15日前可联系在中化中学的他；若15日之后，则可致函至峇株华侨中学（当时尚未改名为华仁中学）。他这时已受到华仁中学董事长苏木有先生的邀请，未正式上任前已与董事部达成协议，所有教师之招聘事宜由校长全权处理，显然是为自己隔年即将在华侨中学任职做好准备。招聘启事上亦强调：不论认识本人与否，统乞不吝指教！奉示之后，当于一周内作复。严元章“赐函必复”，待人处事真心诚意。他在华仁中学第8届毕业生的纪念册上写道：“好好地做人，好好地待人”，言简意赅，意义深长。校歌中的“有为且有容”也延伸了这一点，提醒我们取得成就之后，仍要做一个宽容大度的人。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旅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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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

许多人对邱新民这个名字可能不太熟悉。邱新民出生于新加坡，1953年出任居銮中华中小学第六任校长。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更是战后一代的文史学人，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甚丰，共计37本，涵盖文史、传记、宗教、思想和文学等领域。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他创作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期，《邱菽园生平》、《新加坡先驱人物》和《庄竹林博士传》皆为他的代表作。无论是邱校长任内于銮中毕业的老校友，如新加坡历史学家柯木林、马华史料家马仑、诗人叶斌，还是后来的文史工作者孙福盛，提及邱校长时无不对他的人品和掌校时期的卓越贡献赞誉有加。誉有“南国诗宗”的邱菽园，实际上是邱新民的乡亲。邱新民所著的《邱菽园生平》饱含了他对这位叔伯的深切感念。邱新民自幼颠沛流离，父亲赴泰经商时沉船身亡，母亲将出世不足百日的他托付给邱菽园。邱菽园已定居星洲，邱新民只能在亲友之间寄宿辗转。18岁那年，邱新民因时局动荡而辍学，同时返回新加坡寻找生母。他在新加坡遇见了邱菽园夫妇，邱菽园的妻子陆夫人对他善意叮咛，《邱菽园生平》中写到：“我了解她的话意，名权姐要我谨记，刻骨铭心，并立下‘以职业养学问’以了一生的愿望。所以对菽园的一生，因‘身受’的缘故，颇为了然。” 1941年，邱新民决定前往西南联大就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西南联大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高校组成，已迁至云南昆明。抗战期间，办学条件极贫乏，但在梅贻琦校长的主持下，西南联大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前行。教师的生活水平跌至冰点，学生们的日子亦极为清苦，不是躲空袭，即是跑警报。邱新民在此时进入西南联大，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或许，他是为数不多的马来亚早期学人，亲眼见证了一所大学在炮火纷飞中创造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抗战结束后，邱新民带着新婚妻子刘瑜（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回到新马从事教育工作。经时任新加坡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的引荐，两人分别在中正总校和分校任教。邱新民回到了14年前邱菽园曾带他看过的出生地老房子，而邱菽园早已在1941年离世。此次回家，标志着他们夫妻正式投身于新马华文教育的建设事业。 1953年，邱新民和刘瑜来到柔佛州的居銮小镇。邱新民接任居銮中华中小学第六任校长，刘瑜担任训育主任，并开始以笔名茀特写作。50年代，华校学生人数急速增加，校园亟需扩建。居銮中华在南峇山麓征得13.5英亩新校地，邱校长任重道远，为新校舍的扩建投入了极大的心力。从征地、筹款、动土礼到设备筹措，他都全身投入其中。邱校长曾说：“不光是‘披荆戴棘’，还要以大无畏养气‘伐荆斩棘’，我夫妇是奉这原理做事的。” 他们夫妇异常忙碌，孩子一女一男相继出生，但仍坚持将孩子带在身边。邱新民为妻子撰写回忆录《一个平凡女人的故事》，记述了居住居銮时期遇上的大水灾。当时，他们住在伊斯迈街的永春公会楼上，水灾时居民陆续前来避难，邱校长和孩子险些就被大水冲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邱校长于1956年获得奖学金前往英国伦敦大学考察一年，1957年杪返国，正逢华校改制的风波，居銮中华中学的学生也发动请愿。邱校长离开居銮，接任新加坡中正中学总校校长一职，开启了他卓越的学术之旅。“西南浪子”这个称谓正是他和前辈许云樵在切磋论学中得名的。今日走入居銮中华中学的校史馆，依然可见邱校长任内时期许多充满活力的老校园照片，包括歌剧、歌咏、銮中女子篮球队、1953年运动会、学生舞蹈等等，生动展现了这所学校曾经拥有的风姿。邱校长和太太茀特或许不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所熟知，但他夫妻俩的名字却镌刻在马华的文教版图上。居銮中华中小学的校歌即出自于邱校长之手：“南山高／銮水长／巍巍哉／我中华／作育青年冶英姿”，唱出了上一代人对家园山河的美好祝愿。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旅【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做个有用的人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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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说书】张惠思 / 上海的心跳

编按：你二刷《繁花》了吗？金宇澄的小说跟王家卫的改编电视剧，到底是毫不相干，还是相互辉映呢？本期就让你既“看”书又“看”戏，爽！ 90年代有过一段莫言王安忆王蒙等中国小说弥漫文 / 学界的时光。后来在我们周围冒现的，就是成堆如山海一样的作家，泡沫般来了又去，不是网络穿越、言情、男生女生度身定做的文学，就是小红书、Tik Tok上的青春伤痛文学，种种颠覆解构，遑论黄金之心，各爱各的萝卜白菜，读者群既分流也消散。读小说，逛超市无疑，是日常解决快感的消费品。我们大概需要新轴心，才能再度被“文学的中国”所攫获，才能触摸到某种帝国脉搏的跳动。多年前到上海参与一个研究项目，间中陪德发到华东师大敲门见许纪霖教授。许老师递来一本《繁花》送我。上海话入小说却可以畅读无阻，神奇地解决掉往昔方言入小说的窘况。网络小说起家，却隐隐有抵达更替文学范式况味之彼岸。小说中重新让人读见厨川白村两种力的淋漓撞击：生命力与人间苦。一读即惊艳。那年起此书就被放入文学概论课的阅读书单里。多年后《繁花》以“王家卫+连续剧”卷土重来，意料之中又惊讶于“纯文学”的顽固生存力，以及衍生的可能。读者的眼睛到底还是灼灼雪亮。曾经我们认识的上海，是张爱玲的民国上海、李欧梵的摩登上海、刘以鬯的舞厅上海，或王家卫的上海、张曼玉、梁朝伟的《花样年华》，那晃晃抖抖的云吞面、那大红大紫的霓虹灯下的黝黑巷子，精致的魅惑。还有李天葆那禁不住把吉隆坡上海化的春秋写法。都是各种炫技。即便没有去过上海的人，也能说一二。但那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上海样板，仿佛她自绝于中国政治现实之外，不会再有所磕磕巴巴、不会再有新的敞开或记忆。好像不曾更新的上海样本，等了好久，才等到金宇澄。金宇澄用短板字句、逗号与句号微隔，制造短促节奏，辗转多口用俄罗斯套娃故事方式，营造出我们不曾知道的上海。陶陶追着泸生，用故事套住泸生脚步。蓓蒂阿婆讲大官人与老妈妈的无心菜死亡故事。那样一千零一夜。捎带突兀的摁开话头，却说得一点也不口躁舌干。虚实相间的故事，写出溢出文本世界外的真实感。做非洲百货的阿宝。卖大闸蟹的陶陶。小咖啡馆的蟑螂。小说中捎入整首曲调的“韭菜炒蛋”流行小调和二楼窗口探出银盆面孔娘子馋死了的表情与想法。泸生在大小弄堂上课，楼板滴水，有3个允许撑伞座位的情景。灶间飘来饭菜的油锅气，教书间扭出课堂跟隔壁娘姨聊天，拈一块油煎带鱼或重油五香素鸡，边吃边教的老师。天气太热，那老师就端进来一盆水，站在学生傍边擦身。鲜活市井，又亵又真实，一颗颗噗噗跳动的心搏声。《繁花》中的男女情事、生活琐事，不营造，却步步带着风味。如序中套用罗马诗人的话“亵。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这句应出于钱锺书的引注。不再如张爱玲天真且痴的笔触，金宇澄的小说情事多未展开即抽身，透彻且残酷。小说深处盘错展开的文革印迹处处且带有老百姓私下的判断与说法，如阿宝祖父说阿宝他爸“参加革命嘛，哪里是电影里说的，上面有经费，有安排，全部要靠自家去混，有理想的青年嘛，连吃饭本事学不会，开展啥革命工作呢。因此，肚皮再饿，表面笑瞇瞇，一身洋装，裤袋里三两只铜板，真是可怜。”不回避不煽情，不歌功颂德，不夹带悲情的还原碎片。的确倒映出上海心跳的图谱。仿佛人生。王家卫和金宇澄的“不响” 要浓缩人影幢幢心孔七巧玲珑的上海长卷到映像故事中，王家卫用了6年，夹带着他一贯的精致与风情，于霓虹闪烁的光影、于出租车下来的笔直西装、油光头发、于李李的艳红厚唇与低背洋裙与高跟鞋，摒弃了熟稔的电影，转而制作足足可以紧追30集那么长的王氏影剧。真的是饱满至溢的宴席，任君取撷。上海旧吃食。怀旧场景。上海女郎的摩登与精明。高人的凌厉与智慧的眼神。以及，滚滚的商场交手、金钱、股票，土豪、急切想捞利益的各种姓氏老总种种。对于不习惯王氏电影语言的影集观众来说，无疑是一次观感的凌空拔高，吊在半空，可二刷三刷地反复惊艳于细节之严谨与用心之中。然而，跟随着王家卫电影洗礼过的观众，此次胡歌少了王氏电影中多位主角那一抹深邃眼神，看似打造魅惑形象成功的辛芷蕾的身影却总有一种纸片一样单薄的扁平，想活泼任性的唐嫣还是很难收放自如。游本昌的高人、红鹭酒家饭桌上的笑骂聊天，至真园那道霸王别姬托盘金光灿灿之中，若假又似真？一集一集看下去，心底漾漾装着一个没有心跳的上海。原因何在？王家卫说，“凡是我不想讲的、不能讲的，讲了为难自己、为难别人的，不响”。坦白得令人莫名惆怅。从金宇澄小说中扉页上写的“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来看，小说中层出不穷、一千多处的“不响”，在影剧中倒是真真确切暗哑下来。乐观的想，如一些影评揣测的或许接下来还会有续集，这不过是一个开始。泸生还没有出现。蓓蒂也还没出现。每个时代，总是会等到她自身的旺角卡门、重庆森林、东邪西毒、花样年华、2046。不响，故事还是要讲，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套下去。相关报道：范俊奇／侬好，胡歌牛忠／繁花林家豪／老上海的派头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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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旅

徐志摩的《欧游漫录》记载了诗人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的重要人生旅程，拓展了诗人的视野。回溯徐志摩36年的短暂一生，他真实地走出去深入体察外面的世界。对于那些经历过五四文学革命的中国现代作家而言，西向取经往往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朝圣之旅。《欧游漫录》并不冗长，诗人写起来也不怎么雕琢，基本上是看到什么写什么，徐志摩说“管得选择，管得体裁，管得体面”，然而，他的西伯利亚之行在今天仍然让我们对这片神秘之境为之神往。 1925年3月，徐志摩辞去北大教授的职务，决定展开第二次的欧洲之行。这次，他抱着 “独游主义”前往，将自己比作“自愿的充军”，似乎对这趟探险之旅早有准备。他从北京启程，计划在满洲里购买普通车票，直达俄罗斯的赤塔，然后再从赤塔补票前往莫斯科。徐志摩当时选择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大概是希望通过这条路径获取打开欧洲之门的钥匙。果然，他回国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这系列游记，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苏俄美景之下的丑陋一面。然而，徐志摩笔下的西伯利亚依然展现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同年4月，徐志摩得知次子彼得病殁赶往柏林。随后他前往法国向波德莱尔、小仲马等文人的陵墓凭吊，又造访伦敦拜见哲学家罗素和作家哈代，再计划到意大利会见好友泰戈尔。5月，徐志摩抵达翡冷翠时记录了这片自然美景，特别是那美丽绝伦的贝加尔湖和乌拉尔一带连绵的森林。若有机会前往一游，我会想起徐志摩所说：“下回你们要是路过西伯利亚或是同样地方，千万不要躲懒，逢站停车时，不论天气怎样冷，总得下去散步，借冰清尖锐的气流洗净你恶浊的肺胃，那真是一个快乐。” 从西伯利亚穿越来到俄罗斯，诗人对苏俄的美好想像几近破灭。昏暗的候车室、赤塔站穿着褴褛索要钱财的小孩、阴沉脸庞下假笑的西伯利亚人，他们以酒精麻醉来寻乐子，贫困和饥饿是日常写照。尽管自然景色极美，但对于追求新文化的徐志摩而言，一切都是破烂、陈旧和龌龊。莫斯科更是堕落，“血污的近迹”、“斑驳的寺院”、“泥泞的市街”、“艰难、缄默、忍耐的生活”，徐志摩所敬重的小说家托尔斯泰的著作全被禁毁，那些与列宁主义向左的俄国作家也已被放逐。“你来莫斯科当然不是来看俄国的旧文化来的”，重重地击碎了诗人的想像。徐志摩这一趟欧游，某程度上为了感情事而心里焦苦。他和陆小曼的恋情未得到认可，陆小曼频繁发病和糜烂的生活令他极为忧心。离京在外的日子，徐志摩对陆小曼自是昼夜思念，两人也全靠鱼雁往来互诉衷情。将近五个多月的分离，他们之间写了不少情书。最终，徐志摩回到北京，但碍于陆小曼父母的百般阻拦，他们的爱情始终无法获得自由。徐志摩意外逝世后，陆小曼整理了他这段时间写下的日记，以《爱眉小札》为题出版，读来情思缠绻。对于一个追求爱、美和自由的诗人而言，徐志摩更在意写作人所需的灵性。在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他同时写信给陆小曼。信里这么说道：“前年我在家乡山中，去年在庐山时，我的性灵是天天新鲜天天活动的。创作是一种无上的快乐，何况这自然而然像山溪似的流着——我只要一天出产一首短诗，我就满意。”1925年，30岁的徐志摩在这段铁路之旅中同时写下〈西伯利亚〉诗一首，“荒凉”、“冷酷”、“怨郁”，“茫茫白雪里渲染人道的鲜血”，诗人心中始终有浇不灭的一团焰火。几个月后不久，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由两个弟弟陪同下也搭乘了西伯利亚的列车，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这趟返国，张幼仪是应徐父徐申如的邀请，认为儿子再婚还必须征得张幼仪的同意，张幼仪确认他俩的婚姻已无可挽回，两老再无力阻拦。1926年，徐志摩和陆小曼正式结为夫妻。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凌叔华在南洋的文人朋友【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做个有用的人【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

1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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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

许地山当年因心脏病在香港猝然去世，震惊了许多朋友。台湾籍作家南渡却在异乡获得众多中国现代作家和文友的珍贵情谊，这与许地山乐于助人、开放大度的为人处事相关。尽管他在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担任主任仅6年光景，却给香港的教育和文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他之所以到香港任教源自胡适的推荐。1935年，获颁荣誉博士的胡适前往港大。当时英殖民底下的港大希望加强新文学，即试图邀请被誉为近代中国“白话文之父”的胡适，但遭到了婉拒。港大选拔人才的要求极为严格，提出了五大条件：一、拥有国际认可的高级文科学位；二、国学专家，具备10年以上的大学授课经验；三、最好是广东人，可通粤语；四、通晓英文；五、具管理才能。当时胡适力荐许地山，他说：“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好，值得佩服的，除了二周（周树人和周作人）之外，许地山是第三名。” 胡适引荐许地山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那次他到香港，先是实地考察了香港的中文教学实况。他的〈南洋杂忆〉中记录道：“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流之外。”他频频在香港公开演讲，认为香港应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许地山的背景很契合此一构想，因此对于胡适的推荐，中文学院最终一致接纳。1935年，许地山遂举家迁往香港。胡适将许地山引入了港大，5年后许地山则引进另一重要人物陈寅恪。陈寅恪一家也在1937年南渡至香港，原来他计划前往昆明西南联大授课，却碍于夫人唐筼患有心脏病，不便前往高原，所以陈寅恪只好将妻女暂托给当时也在香港的许地山照顾。不久，陈寅恪又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之聘，却在赴英之际碰上二战爆发，暂无法离港。此刻，他一家生活相当拮据。 2010年，陈寅恪的三女儿联手撰写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记述了他们当时滞留香港的境遇：“既然今年仍不能赴英，便打算开学又回西南联大。但滇越路断，回滇益难。后来幸得杭立武与香港大学商洽，并得许地山周旋，聘为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每周约两节课。每月薪水港币三百元，曾欲月俸五百元，无法办到，全由中英庚款会支付。这样全家暂留香港。”字里行间透露出女儿们对许地山的感激之情。尽管许地山和陈寅恪学术专业不同，分别专攻于新旧文学，又在宗教史研究上各有心得，却是彼此尊重。陈寅恪曾撰写〈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许地山更是推崇这位著名的史学大师，还亲自主持了陈寅恪到港大的欢迎大会。陈寅恪在港大的时间并不长，他专注授课，课余之时完成校对其代表性专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许地山积劳成疾辞世后，陈寅恪还曾代他接管业务。在悼念许地山的挽联上，陈寅恪寄寓了他们之间难得的私交：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上联叙述了许地山在人事纷扰之中仍致力于读书作文；下联则感念曾交托他照顾妻女，如今斯人已逝，回忆伤神。英文有一句话是: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将生命发挥到极致）。这些作家学人在那个动荡贫困的岁月里，却能够保持内心平和，沉潜处事，完成使命。许地山南渡之前已完成了他大部分的小说，港大的日子他虽忙于行政，却还坚持每周教学20小时以上。已有学者考证，张爱玲于1939年在港大就读时曾听过许地山的课，或至少也听过他公开演讲“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这在日后直接影响了她的英文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以及后来自译的《更衣记》。许地山自台湾到大陆，南渡香港和东南亚，最终与他的父亲许南英一样长眠他乡。这一身世，似乎在他写于20年代的南洋小说系列已埋下伏笔。其中〈海角底孤星〉这一篇写新婚夫妻迁居到槟岛，“自然他们此后定要享受些安泰的生活。然而在那邮件难通的林中，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那个时候，远方是未知，但并非不知。许地山和陈寅恪都晓得这道理。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做个有用的人【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才情与星洲情欲

1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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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做个有用的人

我们都知道，教科书的任务是需要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价值观。那时，许地山的〈落花生〉为马新许多华校生注入正能量。“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短短一篇记叙文，从一个家庭聚会，父亲巧妙地借机教育：“所以你们要像花生一样，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以后的作文课，又总是以“长大以后，我要做个有用的人”收尾，很大可能源于许地山的教诲。许地山比起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可以说更早到来东南亚。他于1894年出生在台湾台南，随着父亲许南英在甲午战争后颠沛流离至东南亚，最终返回福建漳州。年仅3岁的许地山曾随着父亲居住暹罗、新加坡，但不幸的是，父亲客死南洋。许地山在漳州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之后前往缅甸仰光的华侨学校任教。1917年，也是父亲因病在棉兰离世的同一年，许地山进入燕京大学攻读本科。1921年，五四运动过后两年，27岁的的许地山与叶圣陶、郑振铎在北京发起文学研究会，创办了《小说月报》。跟徐志摩一样，许地山的生命不算长，却发光。1935年，他出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此后的时光一直留在香港，1941年心脏病发作，猝死家中，不及五十天命。我和我上一代人对于许地山这位现代作家并不陌生。新纪元的方修文库和李业霖书库都分别找到前辈珍藏的《许地山选集》和《国粹与国学》。我想，方修和李业霖做学问，多少领悟了许地山这一代学人的治学之道。许地山出版了《中国道教史》、《中国服装史》、《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女装》，还有一篇书写猫经的〈猫乘〉读来何等有趣，足以看出他对挖掘新事物的好奇与热枕。比许地山小六年的老舍是他的挚友。老舍的〈敬悼许地山先生〉读起来也不沉重，反而重现了许地山生前的幽默和愉悦。许地山每遇到朋友，就忘了自己，朋友叫他去哪里，他都应诺，“他似乎永远没有忧郁，永远不会说‘不’”。老舍说他在各领域、各话题都可闲扯一番，也并非卖弄学问，而是他读的书实在多，实在透。“他独自出去，不是到博物馆，必是到图书馆，进去，他就忘了出来”，固然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和老舍于1924年前后飞抵英国，许地山到英国牛津大学读硕士，研究宗教史学；老舍则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汉语。这时的老舍初尝写作小说，拿去给许地山指正，硬要朗诵几段给他听，他说“可以，往下写吧”，老舍的第一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于是在1926年的《小说月报》上刊登出来了。许地山对于老舍来说，既是朋友又是恩师。他以东南亚和印度为背景的小说，如〈命命鸟〉和〈缀网劳珠〉最早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老舍也早已拜读过。也许是源自他飘荡困顿的南洋经历，还有他笃信基督的力量，他笔下几位坚韧的女性角色特别突出，但似乎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一再受到忽视。〈缀网劳珠〉的尚洁、〈商人妇〉的惜官、〈命命鸟〉的敏明等，可以说是最早一批流落到东南亚的华人妇女，她们凭借着坚毅忍耐，散发出女性光辉，正是宽恕与善良让她们能够在南洋域外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地。 1929年夏季，老舍从英国返国途径新加坡逗留了半年之久，很有可能一心想去一睹许地山笔下的南国风情，最后也创作出以新加坡为背景的小说《小坡的生日》。英国回来以后，二人各有际遇，已经不常联系。1935年，许地山经胡适推荐举家搬迁至香港就任港大文学院主任。此时，老舍也随着完成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显然，老舍的小说成就在今天看来远远超越许地山，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启蒙良师，老舍始终谦卑以待。许地山前往香港那一年，老舍发表了同名散文〈落花生〉，俨然是对这位良师益友的深深致敬。文章开头写道：“我是个谦卑的人，但是，口袋里装上四个铜版的落花生，一边走一边吃，我开始觉得比秦始皇还骄傲”，同样表达出自己嗜爱落花生，并享受其中。尽管平凡微小如花生，但我们都可以挺拔地做个有用的人。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才情与星洲情欲【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王安忆有个南洋父亲王啸平【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老舍与南洋的颜色也正是艳丽无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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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才情与星洲情欲

徐志摩于1928年第三次游访海外，这是他35岁短暂人生路的最后一次游历。这一年31岁的徐志摩为了排解与第二任妻子陆小曼在婚姻上的不快，毅然从上海出发，先后到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返国途中，船经东南亚，停留缅甸和新加坡。这一趟出游后，徐志摩陆续发表他的文学成果，其中以星洲为背景的小说〈浓得化不开〉（星加坡）和经典诗作〈再别康桥〉发表于12月的《新月》月刊，还包括了他在新加坡的诗作〈他眼里有你〉发表于11月的《新国民日报》。诗人的“南洋想像”早已引起多位马华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认定这一片番外之邦的椰雨蕉林给了作家别一样的幻想。〈浓得化不开〉描绘了主人公廉枫在旅途中停留新加坡时的所知所感，某种程度上反射了徐志摩在这段历程中的内在情感。这位体现着叛逆、自由和创新精神的“五四“新文学巨匠，似乎只有到了南洋异国才真正获得情欲上的快感。正如郁达夫一踏上日本的土地，那股无以抑制的情欲之火致使他“沉沦”。然而，较之于郁达夫，徐志摩似乎显得更奋进，更勇敢一些。当廉枫在新加坡遇上了那位妖艳撩人的朱古律女郎，唤醒了他内心积压已久的爱欲和热情。“你不爱我吗？我知道你爱，方才你在楼梯边看我我就知道，对不对亲孩子？紫姜辣上了他的脸庞，救驾！快辣上他的口唇了。”若不是赤道上火热的风情，徐志摩口中“浓得化不开”的爱语，也就不容易如此倾泻。这一年，已近而立之年的徐志摩经历了不少情事。1925年，徐志摩第二次欧游，他将两本日记和书信全交给了红颜知己凌叔华保管。徐志摩不交予林徽因，也没有托付陆小曼，回国后，他和陆小曼成婚，那只装载所有徐志摩秘密情史的“八宝箱”一直留在凌叔华那里。 1931年，诗人遭遇空难不幸离世。八宝箱争夺战在上述几个现代文人之间上演，最终胡适介入其中，由林徽因请求他出面找凌叔华归还两本《康桥日记》。凌叔华这个遗稿托管人并不知道日记已落入林徽因手中，甚至林徽因在晚年将之付之一炬。 1925年，年仅30岁的徐志摩已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他担任了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团的翻译，与胡适、陈西滢共同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他也是北大教授，热衷参与新月诗社，故有梁实秋这一说：胡适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但事实上徐志摩才是新月的灵魂。欧游回来后，他接任《晨报》主编，为那一趟的俄罗斯观察写下了〈欧游漫录〉，同时那些经典作品如诗集《翡冷翠的一夜》、散文集《巴黎的鳞爪》、《我所知道的康桥》和信札《爱眉小札》几乎都是在这时候写成的。随后，他与胡适等人筹办新月书店，并于1928年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新月诗派自此从北平转移至南方。 “诗人的想像”无疑是徐志摩的天赋，正如林徽因所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因。”然而，他敏锐的洞察力、冷静的分析能力，反映在新文化运动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身上。那一趟莫斯科之行，他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参谒列宁遗体，他对革命后的俄罗斯景观感到痛心。他所看到的——大学教授贫困、窝囊，“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大概就是他的被窝，头发是一团茅草”，又因为苏俄政府的专制，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他因此明白中国的革命还是必须靠中国人自己，“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不得不说，站在当时国家的改革大道上，徐志摩有着参透时局的清醒。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总是让人轻易传诵。但在徐志摩短暂如烟火的人生中，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胡适总结说，他的人生追求最终归结在爱、自由和美这三大信仰。 1956年，凌叔华应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之聘前来。你认为她在岛国上会想起30年前那些“浓得化不开”的情事吗？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马共“里边的人”—— 华校生的出路？【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选择入籍英国的汉素音【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康拉德把我送到南洋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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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马共“里边的人”—— 华校生的出路？

陈六使图书馆方修书库内找到汉素音这本小书《餐风影露》，扉页上是写着编者赠送予吴之光先生。吴之光，即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先生。此书在1958年出版，为李星可翻译，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严格来说，汉素音只是南来路过南洋，意义上不可能是方修文学史视角下的马华作家（她也一直用英文创作），但回望汉素音的几本小说，她却可能是跟马华文学靠得最近的一位域外作家。近期，马共小说出版炙手可热。首先是由黄锦树和张锦忠主编的《夕阳之歌》，接着是马共战士海凡的《雨林的背影》，每一篇皆企图勾画出那些曾隐躲在群山与群山之间的“里边的人”。“里边的人”是《餐风影露》内的章节，写的是森林里马共的生活，聚焦于新青年同志。年仅16岁就加入组织的阿蓝，他的父母遭日军屠杀，随后英军卷土重来，他的姐弟也被马来人排华杀害，英军则开始逮捕马共同志，阿蓝不得已重投森林的怀抱。另一女同志小云的母亲和弟弟都被抓进集中营，她被迫进入山里边，也鼓励很多人一同行动。她后来请求党批准自己和孙同志（此角色以郭鹤年二哥郭鹤龄为写作原型），但最终也被英军俘虏。这些“里边的人”，据说是为了“报复了我们的人民所受的冤屈”，他们攻击警察局，杀害警员，还用巴冷刀将那些曾出卖过他们的警员砍成几段。森林里有山蛭、有刺、有毛虫，当然还有抓马共的辜加兵、马来警、华人汉奸和红毛鬼子。回头再看《餐风影露》，这些青年为何要到山里来呢？他们还要去破坏胶林、铁路，和马来特警搏斗，甚至学习开枪。他们只是涉世未深的青年。然而，汉素音并未偏颇地描写了她笔下的青年马共，反倒是真实地呈现了他们凶恶的一面。在那个帝国主义时代，这些青年的前途总由不得自己主宰。“日本人走了，英国人来了。我不能进学校。他们说我年纪太大。我一辈子，除了当苦力，不能做别的事。我的朋友都在里边。出来的通通又都回去了。外边没有出路。”这时的青年对山里边的马共并不畏惧，他们恰恰觉得只有走入山里才是“出路”，绝大部分是因为理想的感召而进入森林的。今日谈及马共小说，难免绕不过《餐风影露》。汉素音以一个外来者身分介入其中，却冷静观察到“紧急状态”下的社会众生相。书中也提及为马共提供粮食的新村农民，他们一样是无辜的受害者。英国统治者回来后，“把他们都装上卡车运走了，他们的茅寮被焚毁了，他们的庄稼烧掉了，猪也屠杀了”，他们在车上曝晒了两天，又饥又渴，最后被载回新村，“住的周围被围上铁丝网”，阻止他们运送食粮给马共分子。村里的生活条件极度恶劣，雨季来了，他们被困水中，小孩病倒死去，大人割胶讨活不易，红毛鬼来看一回又走了。 “在森林中生活，最要紧的是忘记森林。……只要一注意森林，你就不能在这里边住的久了。”1956年《餐风影露》出版时，“紧急状态”法令已实施约8年之久。政局动荡，前途未卜，当时华校生该怎样选择自己的出路？“里边的人”并非全是出于自愿，“有的是因为一时气愤”，有的想逃避政府的军训，又或惧怕被英军强制逼迫征入军队，他们都是稚气未脱的青年男女，也就轻易地投降叛变。汉素音驻留马来亚长达12年，她是深入了解此地的。南洋大学授课期间，她把眼光放诸亚洲，专注于东南亚华人，又格外关切马华文艺。1954年2月16日的《南洋商报》刊登了“名作家周光瑚女士在记者职工会聚餐会中演讲‘中国人是否东南亚之一威胁’”的新闻。独立前1950年代初期，大概也不是所有青年尤其华校生有幸升学，尽管当时南洋大学犹如“横空出世”在南洋这片荒瘠的土地上，但很大可能这不是华校生唯一的出路。汉素音在星马演讲写作，汲取这片土地的故事为素材，《餐风影露》故事都发生在柔佛州的森林、乌鲁舍利（Ulu Cheli）垦区、拉必士（Lapis）胶园等，用当时汉素音当时的眼光，“这就是战又非战和又非和的马来亚”。《餐风影露》的写作最后给汉素音和丈夫带来了麻烦。丈夫梁‧康伯（Leon Comber）受到牵连被调往登嘉楼，汉素音也因此离开柔佛新山中央医院。1959年，两人的婚姻告一段落。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佛陀也到南洋来【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王安忆有个南洋父亲王啸平【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寻至伤心太平洋上来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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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佛陀也到南洋来

走过这一遭，梁启超终于明白，“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佛陀也曾来过南洋，强大的精神文明就在这片净土之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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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你们为什么不革命

5月卫塞节这周刚从斯里兰卡回来，心神至今未定，整副心思还牵念在这个无比神圣虔诚的国度之中。走在路上，随处一个转角即可见到的佛寺佛像，仿佛你在做什么，或你想做什么，皆有神灵的提示和护持，行走坐卧皆是修行。说什么也没想过，如此一个与我言语不通的地方，却有着跟我亲密相连的宗教信仰，系缚着两个不同的生命和文化。 1918岁末，梁启超率团赴欧考察，途径昔日的锡兰（即今天的斯里兰卡），并将其见闻记录于《欧游心影录》“南洋所感”一节内。他们一行七人，先经过香港、新加坡和槟城，之后到达科伦坡，即今天斯里兰卡首都。梁启超此行正逢巴黎和会召开，他原来准备会见美国总统威尔逊，争取强国支持中国收回德国侵占青岛主权，但最终却得知英、法、美等列强已决定将德国权益转让给日本，一切为时已晚。可以想像，梁启超当时万不得已的愤恨和恼怒，他即刻致电回国告知此消息，没多久，历史性的五四运动随之引发了。时局来到了这样不可逆转的地步，梁启超等人怎是焦虑了得？《欧游心影录》难免让人不时掉入灼热的思索之中。此书记录了梁启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局势的观察，对中西文化比较的剖析，对中国青年“民智未开”的隐忧，对世界思潮和文明的展望。如今百年过去，其思考仍见精辟。在46岁这一年，梁启超启动了他和朋辈们的欧游之旅，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的航行像学生旅行一样，在船上学习法文和英文。每天早晨8时，他们各自拿着书在船上朗诵，直到中午12时，再彼此交换心得。其他时间则午睡、打球、下棋和写文章。日子倒也过得清闲自在。梁启超写道：“我们须知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他把建设家国的希望押注在未来二、三十年的青年身上，尽管新中国的革命运动是当务之急，但万不可着急，“其实二三十年光阴，在国史教科书上不过占一页半页，算什么呢？我们只管兴会淋漓的做去便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份气定神闲，《欧游心影录》读来仍让人心神愉悦。我从前轻易地以为此书只是一本欧游实况录，直到最近重读，还真觉得梁启超压根儿就是神预言。正如他于1902年创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所预测那样，中国60年后将成为世界强国，并在上海博览会上向世界展露锋芒，这般胜景已然实现，今日看来，又何来不经之谈？在“南洋所感”一节中，梁启超提及他们停泊在楞伽岛，当地土人称之为锡兰，即今人所知道的斯里兰卡，竟与我们常说的“南洋”共系同一条脉搏，一切亦幻亦真，直到我自己站在斯里兰卡的狮子岩上，走入古都康提（Kandy）湖畔的佛牙寺内，想到梁启超和同伴也曾走过这段路，书中的情节即瞬间立体起来，我竟身临其境。梁启超一行人抵达科伦坡后，便租了车子前往佛教圣城康提。沿途，漫山遍谷种有椰子槟榔，椰叶婆娑，老树攀藤，路边的大象不时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口渴了，他们就在山边的瀑布舀水喝，或有当地美人剖开椰子献饮，所有景象跟我这趟游岛所见别无二致。原来我们都曾在不同时空深深被这灵境所震摄，尤其在万山环绕之中的康提湖景，美得让人窒息。梁启超说“日本的太素，瑞士的太丽，说到湖景之美，我还是推坎第”。南洋景致，如痴如醉。当晚，他们就在这里留宿，蒋百里说道：“今晚的境界，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梁启超也一夜未眠，倚山对月，默诵了几段楞伽经文，回想起午间张君劢遇到一个当地土人，才闲聊不久就问他：“你们为什么不革命？”如此一问，怪不得人家都答不上话来了。对啊，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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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我住在这地方就要管这地方的事

《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于一战结束后与同好游历欧洲写下的所闻所思。文章最初发表于1920上海《时事新报》，之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作了删改，易名《欧游心影录节录》（《心影录》），我书架上保存的就是这一本，也是当年读研时期游访欧洲后回来买下的。那时候我对这类知识分子的知性散文谈不上喜欢，这年纪重读，心底却是一湖涟漪。首先让人心旌荡漾的是梁启超这样一个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情感。他饱满的情感，让这本忧心忡忡的游记多年以后读着仍难掩对那个“觉醒年代”的激动。梁启超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一文说过：“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发展的结果常常得意外的调和。”这是1921年他在北京高校的演讲，欧游回来以后，他的文字和思想更有灵光了。《心影录》记录了梁启超偕同青年才俊蒋方震、丁文江、张君劢等七人于1918年12月底乘船，从上海启程前往欧洲的考察心得。这时欧战结束不久，中国是战胜国，举国无不欢欣，梁启超忧心却保持冷静，他挂虑的自然是国家的切身利益。这趟旅程对已步入中年的梁启超而言，可以说“换了一个新生命了”（《心影录》）。那时他当然不知道，生命原来已来到最后的10年。 1919年双十节的第二天，他们一行人已从意大利经过瑞士，回到巴黎的白鲁威公寓。这里离巴黎市中心不过20分钟的火车，但之前4个月以来的舟车劳顿让梁启超动极思静起来，他在寓所看到的景色都属于极冷的色系——“小小几间朴素楼房，倒有个很大的院落，杂花丰树，楚楚可人”，“到得我来时，那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满”，“还有些树上的叶，虽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却都带一种沉忧凄断之色，向风中战抖抖的作响，诉说他魂惊望绝。” 但梁启超别无二心，只有一件功课，即正襟危坐，抖搂起精神，专心致志为这一年游历所得奋笔疾书，《心影录》就是在白鲁威这座“深山道院”写就的。 1919年的梁启超已47岁，当时写下的这部游记已可窥见他可贵的人生历练和生命抱负。我刻意再翻查他途径南洋这一章。一行人抵达南洋时，还在槟城植物园赏荷，热带气候，汗如雨下。“想起来人类受环境的支配，真是利害，你不顺应他，你能够存活吗？现时国内大多数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怀的思想，岂不都是穿着大毛游历新加坡吗？”面对那个动辄得咎的混乱时局，人人自危，你若稍不调适自己，随时可被时代洪流淹没。当时马来亚仍是英属殖民地，梁启超来时所见处处都是南洋华侨，“新加坡、槟榔屿一带，除了一面英国国旗外，简直和广东、福建的热闹市镇毫无差别。”开矿采锡、种树胶、卖杂货，什么猪仔都有，不过是为了寻觅一方天地。梁启超一行人当时乘搭两艘船分道出发，他和蒋方震、刘崇杰、张君劢及杨维新同船。他们已有一段时日未远航，这趟远游，一为自身学问，二为国家外交，于公于私，犹如天降大任。船上的日子，但看昼夜天际，却丝毫不浪费一点时间，友人论学，志同道合，心中最在意就是中国人／华侨安身立命的课题。那一年，梁任公途径新加坡和槟城，中国人这时已下南洋许久。他们是否该赚了钱回去报国，还是留守彼邦另开一寸方圆之地，这道选择题还在心中盘旋。对于过番客，梁任公寄予厚望，《心影录》如此写着他多年前的话—— “我敢信我们中华民国，不久定要建设起来。至于南洋新国，也是民族自决的一条正路，海外侨民文化较稚，还须内地人助他开发。从前也有过些人设法劝导华侨赞助国内运动，这个固然是好。但国内的事，还应该国内人多负些义务，华侨却有他自己应做的事。什么事呢？还是那句老话，‘我住在这地方，就要管这地方的事。因为和我有利害关系。’我想我们青年，若是哪位有兴致，去传播这种思想，拿来做终身事业，倒是男儿报国一件大事哩。” 若是梁任公在天有灵，他对我住在这地方的子子孙孙也该是由衷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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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

在新纪元的图书馆内，竟然还找到谢冰莹一本非常薄小的小说——《爱与恨》。借了出来，翻到末页，看到“赠书单位”上记录：陈川波先生。陈先生笔名长河，也是当年南洋大学中文系第五届毕业生，于70年代初期负责编辑《星洲日报》五个文艺副刊。2015年，新纪元设立“方修文库”，乃是经时任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的陈川波穿针引线。谢冰莹于1960年离开马来西亚返回台湾师范大学任教，陈川波则于1963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就读时期还是校内重要刊物《大学青年》的编委。陈川波当年读了谢冰莹的小说，他的文学启蒙显然来自走入华校的中国现代作家。 1960年代初期的南大校园，乃至整个星马文坛，文学氛围浓厚。这时期走入南洋大学的中国现代作家就有凌叔华、梦瑶和苏雪林三位。她们虽然在大学里教授国学／古代文学，但她们本身积极创作，发表至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蕉风》，又到新马各地演讲，结交文友，亲自带领学生投入创作，甚至在本地出版自己的文学著作。台湾中兴大学罗秀美老师早有长文〈自我与南洋的相互定义——苏雪林、凌叔华、谢冰莹、孟瑶与锺梅音的南洋行旅〉，对这几位现代作家的南游踪迹作出很好的剖析。她们在星马生活3至5年，日子不长，来去如风，却铸成印刻。诚如凌叔华、梦瑶和苏雪林之于云南园，谢冰莹则是属于太平湖的。她抵达太平华联中学执教以后，可以说比任何一个南来的中国现代作家更努力地融入本土社会。1961年，她回到台湾，首先出版《马来亚游记》，书中收入多篇她对太平湖光山色的细微观察——“游太平湖最好的时候，是清晨、黄昏、月夜，和细雨蒙蒙的时候”，可以想像这位作家如何沉浸在昔日的太平湖时光。书中还有一篇〈马来亚侨胞的口语〉，谢冰莹胪列出本地社会惯用的口语方言，让 “想来马来亚的朋友们做个参考”。在这列表当中有个很玩味的词汇，即“来的”。谢冰莹发现本地人惯常地在每一句话后面都加上“来的”。好比说“她是作家‘来的’”、“这是什么‘来的’”……似乎都是耳熟能详的星马华语，谢冰莹老早就注意到了。今天，广东话也常有类似词缀，例如“乜嘢来噶”，“佢系先生来噶”……其字意虚化，却是日常用语。谢冰莹还没离开太平之前，上述提及的中篇小说《爱与恨》已由蕉风出版社出版。小说以她在太平中学执教时的情况为背景，写的是一中学生因女友出轨而闹出命案，自毁了前程，打击了母亲。轻薄的小开本，内附插图，吸引了阅读目光，谢冰莹强调通过文学来教化中学生。早在1950年代，谢冰莹已想到太平这地方来。她在新加坡作家张逸萍的散文《希望》序言中提及：“说起来，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台湾师大中国文学系，选修新文艺习作的，有一位马来亚学生，写了一篇〈太平湖之恋〉，那是一篇非常优美的小品文，真是如诗如画；我为这篇文章而陶醉，脑子里，常常会出现太平湖的影子，后来我去太平华联中学执教，可以说，也与这篇文章有关。” 还未抵马之前，谢冰莹已将小说投稿至《蕉风》。之后到了马来亚，更是积极，她在《蕉风》的文章，一是她旅居马来亚时的散文创作，另外则是她对文艺理论的写作。当时除了《蕉风》之外，还有《文学周报》，两家的编辑团队也是马华文坛主干，包括姚拓、白垚、黄崖、黄思骋等。谢冰莹亦被姚拓邀请到《文学周报》在福隆港举办的文艺营上演讲，算是和马华文坛文学爱好者首次“亲密接触”。谢冰莹是在此次讲演后再度萌起写小说的念头，《爱与恨》即是当下的产物。这批“民国作家“的到来，在某个程度下为马华文坛增添不少姿彩，南洋对她们而言无疑是家乡和域外两地之间一个过渡的据点，当她们带着前半生的文学积累来到这里，南方暂且成了她们文人雅集的场域，不管是她们和南来文人之间，还是她们和马华文坛／文人之间，这座半岛的日常滋养了作家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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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太平华联的谢冰莹和尊孔的张荃

萧依钊主编的《杏坛芳草——永远的邢广生》从另外一个阅读角度而言，除了为邢广生老师立传，也让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篇章的演进与形成。这些华校里许许多多可敬可贵的文化播种者，无疑是马来西亚文教建设的推手。邢老师与众多知交的交往点滴，让我们见识了为人师者的待人处世之道。书中有一篇文章写邢广生和谢冰莹以及张荃之间的情谊互动，深深吸引我。中国现代作家谢冰莹，与苏雪林、冰心、丁玲等五四时期作家齐名。1930年，她前往日本留学，却因为参与抗日活动被捕入狱，并在狱中惨遭极刑。是年，她的代表作《一个女兵的自传》出版，名声大噪。那年，谢冰莹才30岁。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兵作家，她矢志为国捐躯，她的《从军日记》是在炮灰战地完成的。谢冰莹裹小脚，绝食以求上学堂，被母亲逼婚，三段婚姻，女儿“小号兵”在文化大革命被活活打死，诸等人生历练使得谢冰莹成为中国现代作家深具传奇性的人物。谢冰莹前半生的故事和她的作品，牵动不少马华读者，邢广生老师是其一。她是通过古典诗词作家张荃与这位文学偶像相识的。1951年，张荃与丈夫陈恺比谢冰莹先抵达马来亚，并先后任教于麻坡中化中学、怡保霹雳女中、吉隆坡尊孔中学，包括在马来亚大学担任中文系讲师。跟当时许多南来马来西亚华校教学的学人一样，他们丰富的学养、谦和的品性，滋养了一代学子。张荃，祖籍广东揭阳，1911年生于北平，外祖父是桐城派古文大家姚梓芳先生，她本身则师从词学家夏承焘，专攻诗词。在马来亚教学期间，她写了好几篇在地游记如〈彭亨山中杂写四篇〉。刚离世的马来西亚历史学家李业霖先生于1955年在尊孔中学毕业，即坦言曾受教于张荃门下。张荃在马来西亚出版的《中国女文学家的故事》目前也收存在新纪元的李业霖书库。该书当年由麻坡中化校友赞助，同为中化中学校友兼马来西亚著名儿童文学家马汉，亦曾撰文特意推介。谢冰莹比张荃年长5年，她们先在台湾相识，却相知于马来西亚。1947年，张荃应聘到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今为台湾师范大学）任教，就在这时候，认识了同时期到该校的谢冰莹。1950年代，两人先后抵达马来亚。张荃约于1953年从麻坡北上吉隆坡，谢冰莹则于1957年应姚文训校长之邀到太平华联中学出任华文课主任。自那时起，谢冰莹、张荃和邢广生，三位来自当时名校的华文老师不时凑在一块交流。张荃教学的最后一站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59年，她最终难抵病魔在吉隆坡离世。彼时马来亚独立不久，华校师资力量尚且不足，这批南来执教的老师，实为当时莘莘学子注入中华文化传播的养分。谢冰莹除了在太平华联教学之外，积极投身当地的文艺活动，她在《文学周报》举办的文艺营上演讲，还给《蕉风》投稿，写小说，也写散文和游记。毕业于太平华联的马华小说家梁园，当年即受教于谢冰莹；曾任教于怡保霹雳女子中学的散文家翠园，也曾撰文纪念她和谢冰莹之间的交往。她对谢冰莹三年零一个月在太平教学的生活记述详尽，“太平既有山有水，复有风光明媚的太平湖，加上这一位已心仪已久的作家，差不多每一个周末我和家人都驰车去太平与她畅晤。”（1980年5月15日《南洋商报·商余》）这些南来马来西亚华校教书的作家学人，尽管在地时间不长，却带来深远影响。邢广生和谢冰莹缔造了40年之久的半生情缘，《杏坛芳草——永远的邢广生》一书公开了她们之间的三封私函，其中一封写于1964年，当时谢冰莹右手受伤，改用左手写信，潦草难辨的字迹上写着：“这封信你最好保存，将来我往西天以后，你可常拿出来看，也只有你配接受我这封长信，哎，可怜我已写了三小时了！” 谢冰莹的南洋书写何止留下迷人的太平湖，还有一段终究牵肠挂肚的南洋情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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