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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报告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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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下)
文.照片提供:黄子珊 【第17届花踪报告文学奖首奖作品】 生命像破布,仿佛是地球上多余的人 第一次到他们家拜访,我见到了沙烈的妻子玛素玛(Masooma Sepas)。五官精致深邃的玛素玛在阿富汗是电视主播,但在这里,还没学会当地语言的她几乎失语,只能以阿富汗传统食物──马铃薯煎饼,以及全程亲切的微笑来招呼我。 语言障碍,还不是夫妻俩最大的挫败。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从天气到食物,一家人都难以适应。住到第三年,沙烈还是经常闹肚子,妻子和孩子的皮肤敏感也一直无法痊愈,全身尽是来历不明的红疹。不得已去看医生,诊费一次一百,是他们大半个月的伙食费。医生怀疑水源和居住环境不干净,他们加装滤水器,后来还索性搬了家,问题依旧没有改善。 最艰难的时候,沙烈连买食物的钱都掏不出来。有一次孩子肚子饿,向他讨吃的,他只能给孩子一杯水。孩子不依,不断跟爸爸哭闹,“我不要喝水!我不渴!我是肚子饿!” “身为父亲,那一刻,我真的愧对孩子。”沙烈垂下了头,声音很低很低。 有那么一刻,我生怕眼前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会哭出来。那么巨大的创痛和悲伤,任谁也是接不住的。 盘缠用尽、没有身分、水土不服、至亲离散……,独处时,沙烈也常常自问: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要承受这一切? 郁闷的时候,他唯有执笔书写。 “……我的生命就像一片破布。这里刚补好,那里又破了,仿佛永远补不完。自从成为难民,每一口呼吸都如此煎熬,每一步都如此疲惫。我感觉自己是地球上多出来的一个人,一个备受诅咒的人,只能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无人闻问……” 他感觉自己像是个快要溺水的人,却没有人听见他的求救声──事实上,无处容身的难民,似乎连呼救的权利都没有。而那些无处可寄的心情,最后也只能留给自己。 “……或许,我犯的罪就是在战争中活了下来,我的罪就是为了保护家人离开了祖国。这些真的罪大恶极吗?为什么我活得像个犯人?为什么我必须躲躲闪闪?……” 与其等待被救,不如以戏剧自我救赎 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断在崩溃的边缘挣扎轮回,如同困兽。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妻子的眼神失去了往日的神采。他赫然惊醒,“与其等待被谁救赎,我必须主动做些什么来改变,帮助我的家庭,帮助这个难民社区。” 沙烈决定试着回到剧场。他勉强振作起来,在2017年6月创立了难民剧团。 “难民的生活是孤立于当地社会的,他们不相信自己,没有话语权,只能躲藏于城市之中,把自己关在房里胡思乱想。所有的难民都跟我一样迷失、沮丧。” 沙烈想再次通过剧场,让难民演出自己的故事,借以提升自身价值和意识,达到疗愈、对话、教育的目的。 沙烈在阿富汗时就接触过“受压迫者剧场”(The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这种剧场起源于1960年代的巴西,主张协助受难者走进剧场,将自己的故事写成剧本,并亲自演出。在欧洲、台湾、南非、菲律宾等地,这种从民间出发、由民众演出、让民众讨论,充满革命色彩的受压迫者剧场,一直是草根社群最重要的抗争手段,也是最有效的发声工具。在大量的讨论、对话中,受难者还能从个人意识的觉醒,进一步转化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行动。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类剧场是在马尼拉。在那里,人们把它称作“民众剧场”(People’s Theatre)。当时,政府计划拆迁马尼拉市区历史悠久的贫民窟,走投无路的贫民在当地戏剧团体的帮助下,走上街头演出自己的故事,向社会大众反映自身困境,为自己争取在这座城市的一席之地。 菲律宾民众剧场是在1960年代马可斯总统(Ferdinand Marcos)独裁时期盛行起来的。在民众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结合戏剧、音乐、舞蹈、肢体等多种艺术元素的演出,成了最佳的宣导工具。“当时只要有游行,就几乎有表演。”在这波浪潮中长大的菲律宾资深剧场人威尔逊,最终见证了一场和平革命──独裁者在群众压力下,黯然下台。此后,菲律宾民众剧场继续发挥批判政府、赋予民众话语权的角色,为当地社会带来了许多改变,被喻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民众剧场之一”。 这些成功的例子,一直是沙烈投身戏剧创作的动力。但回到现实,他的剧团,一切还得从零开始。 沙烈将剧团取名为“Parastoo”,在波斯语中,这是一种美丽的燕子,总是在迁移,就像游牧民族一样,“这是最能代表我们难民的象征。” 接着,他向难民社群广发消息,又举办试镜,尝试说服大家演出,同时召集难民成为幕后工作人员。 忙了整整三个月,只有六个人加入,“很多难民告诉我,我们需要的是工作和粮食,参加剧团是于事无补的。” 沙烈不是不理解的。他自己也穷得八斤八两。开始排练之初,他连搭巴士的钱都没有,每次只能从家里走四十分钟的路到排练场地。即使如此,剧团还是在成立的同一年,就发表了第一部作品──讲述阿富汗战争的《历史的苦涩滋味》(The Bitter Taste of History)。 剧终时,沙烈望向昏暗的观众席,发现有人在拭泪。 那是第一次,他找回了“生而为人”的价值。 “经营剧团以后,我发现自己情绪好了很多。”原本一心想帮助别人的沙烈,没想到先救赎了自己。通过他设计的剧场活动和游戏,难民也慢慢重新建立自信,走出忧郁,“至少他们不再为自己的难民身分感到耻辱。” 在舞台上演出自己的生命故事 “加入剧团,是我成为难民后最棒的一件事。”法哈娜(Farzana Hussaini)是剧团的第一批演员,经常在剧中担纲主角。我对这个女孩印象很深刻──浓眉大眼,标准的中东美女。在《沉默的呐喊》演出被迫早婚的少女时,还只是初中生的她一点都不怯场,把那个想要突破命运枷锁的少女演得丝丝入扣,很是触动我。 法哈娜是沙烈的妻姨。和家人逃到马来西亚那年,她只有十岁,但聪颖的她很快就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我第一次到沙烈家拜访,法哈娜就是我们的翻译。 法哈娜和家人都以为马来西亚将会是他们的“第二家园”,没想到这个城市并不欢迎他们,“很多人警告我们不要出门,会被抓。”有一次,法哈娜的妹妹因为没有证件被抓走,“但我们听说十四天内是不准家属探望的,所以那两个星期我们完全不懂妹妹在哪里,到底如何。” “刚到的前几年,我们感受到很多歧视和憎恨。”黑暗的日子仿佛没有尽头,把她变成了一个内向胆怯的女孩。过去,每当有人问她从哪里来,她都不敢承认自己是难民,只能撒谎是留学生,“我觉得很难堪,虽然我们根本没做出任何伤害这个国家的事。”直到走进剧场,她才学会表达情绪,找到自我价值,也逐渐变得积极开朗。 已步入中年的莫哈末(Mohammad Ismail Zafari)在加入剧团前,也有类似的经历,“难民的生活真的很窘迫,过去的我每天都很沮丧,也想过要自杀。” 难民生活颠沛流离,备受情绪和压力困扰,但在有限的资源下,根本无暇照顾他们的心理健康。即使在首善之都的雪隆地区,为难民提供心理治疗的地方也寥寥可数。于是,那些坠落的灵魂,最终就像落入大海的雨滴,只泛起短暂的涟漪,便消声匿迹。 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过这里。 只有在小小的舞台上,他们得以写自己的剧本,演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苦闷和彷徨。 越来越多难民加入剧团,而且不再只是阿富汗人,还包括缅甸罗兴亚人、巴基斯坦人、叙利亚人等。沙烈受到很大鼓舞,“之前有个母亲不赞成儿子参与剧团,觉得生活都成问题了,演戏太不切实际,但看过孩子演出后深受感动,现在他们一家有四个成员都加入了剧团,包括这位母亲!” 他持续培训演员,也开始受邀主持戏剧工作坊,并与本地和国外不同的剧团合作。为了专注剧团事务,加上妻子后来在一所国际幼儿园找到了工作,沙烈索性辞掉工作,全职投入创作,希望帮助更多难民。 剧场,是他们向社会发声的媒体 冠病疫情结束后,剧场重开,沙烈又带着难民做了几个演出,引起的回响越来越大。每每演出结束,沙烈都会请观众代入剧中角色,尝试处理角色遇到的问题,或与观众交流讨论,“如此一来,本地观众有机会站在我们的处境思考,希望继续打破难民和本地社会的隔阂。” 难民没有发声的媒体,剧场,就是他们的媒体。 当年,少年在艺术学院那片瓦砾中埋下的种子,竟然在四千多公里外的马来西亚,开出了花。 沙烈没有闲下来。他又发起募捐图书活动,他告诉我:“我对自己立下目标,打算每次见到一个难民青年,就送他一本书。他们已经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必须多阅读来充实自己。他还计划设立社区图书馆,希望难民有个空间一起阅读、讨论,支援彼此。我问他进展如何,“书是募到了,但没钱买书橱。” 沙烈一直想多做一些,多走一步,只是资源实在太有限,每一步都窒碍难行。但他不允许自己放弃,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不断告诉自己:“可以灰心,但不能绝望。” 想家的时候,沙烈就打开手机相册,看看那些在阿富汗拍的照片。离家时,孩子都还小,随着时间过去,他们已渐渐遗忘阿富汗。而他最大的遗憾,就是父母身体不好,他却不能在身边照顾他们。“我常梦见妈妈。我长得像她,有时照镜子会误以为自己看见她。” 一别多年,沙烈和父母一直没有再见面。 一家人要再团圆,却不知会是何时。 远方,硝烟仍未散去。而这座城市里,还有无数难民隐身在社会的暗角,卑微地等候命运的发落。 撇开难民的身分,他们首先是个人,需要的不过就是一家团聚三餐温饱免于恐惧──这些生而为人的基本需求。在沙烈身上,我看到挣扎,也看到希望;我看到命运的不义,却也看到人性的光辉。 “你还会想回家吗?”我曾经这么问过沙烈。 “如果没有人身安全问题,我今天就回家!”他的语气很笃定,“我要回去帮助家乡的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过上好生活。” 诚然,如果不是生命受到威胁,不会有人愿意冒险,千里跋涉到陌生的国度,过着寄人篱下、亲人离散的生活。 “我很羡慕马来西亚多元共存的文化,阿富汗是单一族群社会,却还是无法融洽相处。”他是由衷地羡慕。 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沙烈只能关注眼前的事。现在,他和所有的难民都是命运共同体。冠病暴发期间,他更义不容辞配合非政府组织,向难民社群宣导防护,也经常随义工去派发口罩和物资,俨然难民社区的领导人。 有一次,我载了几袋二手衣服和物资送去他家,他正准备出门去参加一个葬礼,“有个人在阿富汗被杀了,这里的家人为他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我要过去致意一下。”他淡淡地说着,仿佛对这样的事早已司空见惯。 在距离阿富汗千里之外,这将是一个没有死者的葬礼。在漫长而未知的流亡途中,难民连至亲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编按:文內小标题乃编辑所下) 相关稿件: 《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上) 【花踪17.报告文学奖决审会议记录】大部分作品符合“报告”原则,但欠缺文学性 【花踪文艺营01】小说:过去和未来
13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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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上)
文.照片提供:黄子珊 【第17届花踪报告文学奖首奖作品】 关上门,日光灯暧昧的光线,把浓浓的夜色、街头的喧嚣全挡在外头。安邦一所社区礼堂内,十几个人忍受着燠热,时而低声吟唱,时而挣扎咆哮,全神贯注地排练着。 一旁,导演沙烈瑟巴斯(Saleh Sepas)不时以达利语(Dari)给演员指点,同样七情上面。 达利语是阿富汗人其中一支最广泛使用的母语。沙烈和一众演员,都是在马来西亚的阿富汗难民。 沙烈在阿富汗本来就是戏剧导演。毕业于喀布尔大学戏剧系后,他就加入当地电台担任编剧和导播。他去探访监狱女性,鼓励女性反抗家庭暴力,后来更获得BBC聘雇,制作青少年教育节目,同时继续以戏剧四处普及民主选举意识、提升女性权益、关注战争中的孤儿。 他有稳定的工作、有车子、有房子,每个月还会捐出部分收入给贫困家庭。即使阿富汗早已因为长期战乱而满目疮痍,他也不曾想过要离开。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他们不喜欢我做的事,想对付我。” 第一次见面时,沙烈才刚开始学英语。在阿富汗,沙烈不曾说英语,现在他只能用极缓慢的语速,艰涩而吃力地表达当时的恐惧,“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他们列入黑名单。” 或许依然心有余悸,或许是太过深恶痛绝,沙烈始终不愿亲口指名道姓那三个字──塔利班。 沙烈的上半生,几乎都是在烽火中度过的。 1983年他出生之时,阿富汗正和入侵第四年的苏联打得不可开交。几年后,苏联久攻不下决定撤军,塔利班组织却随之崛起,并很快在1996年成功夺权。之后的五年,塔利班施行极端伊斯兰法,仇视一切现代事物──不准女性上学就业,禁止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绘画等所有娱乐和文化活动。塔利班还成立了宗教警察,严厉执法──女孩去上学,会被泼硫酸;有人仅仅只是听了音乐,就被抓去鞭打。 2001年,911事件发生,美国马上驻军阿富汗,扶持新政权。然而,新政府软弱腐败,国家依然萎靡不振。于是,塔利班一边休养生息,一边不时发动游击战和恐怖袭击。为了扩充兵力,塔利班拿着食物、衣服和现金到贫困家庭,换取他们把孩子送到宗教学校接受洗脑。孩子在稚嫩的童年里学会了仇恨,满13岁就接受军事训练,最终成为塔利班口中的圣战士──在阿拉伯语中,“Taliban”正是“神学生”的意思。 凭借戏剧的力量,发动温柔的革命 也是911那年,沙烈进入喀布尔大学美术学院修读戏剧系。在那个三餐不继的年代,这几乎是没人要申请的学科,“搞艺术甚至会被耻笑,但我相信艺术是有力量的。”沙烈回想开学之时,“整个科系只有十二个新生。”而当时阿富汗的全国人口,有将近两千万。 至于那所“艺术学院”,不过是一栋被砲弹炸剩一半的建筑废墟。就在这一片残垣败瓦中,满腔热血的少年沙烈,埋下了“以戏剧改变社会”的梦想种子。为了支持儿子四年的学费,原本为农民的父亲也从家乡来到了喀布尔,在建筑工地打工。 其实,在全国被砲火炸得坑坑洞洞、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已经很久长不出农作物。农民早就砍掉果树、舍弃小麦,转而栽种价钱更好的罂粟。紫红色的罂粟花绚烂美丽,可以提炼成海洛因、鸦片等各种重度成瘾物品,很快就扛起了阿富汗经济的半壁江山,更一度占据全球近九成的毒品市场(注1)。这也成了塔利班主要的收入来源。 军阀割据、毒品、贫穷……,绝望的百姓纷纷逃离家园。而今,离散在外的阿富汗难民高达两百七十万,是全球第三大难民群体(注2)。走不了的,继续身陷泥沼。很多家庭负债累累,只能把未成年的女儿嫁人,为全家人换来短暂的经济纾困。据估计,阿富汗有近三成的女孩在十八岁以前就结婚(注3)。她们往往遭到虐待、强奸、劳役或难产致死。想要摆脱旧俗、追寻自由的女孩,甚至会被家人以捍卫家族的名义杀害。 如果人间有地狱,阿富汗,就是地狱。 即便如此,对沙烈来说,这里始终是家──家里有东西坏了,你不会一走了之,而是想办法去修好它。“阿富汗有九成女性是受压迫的,只能在家听节目,获取知识。同样的,小孩子如果没有接受正规教育,长大了就只能拿起枪去打仗。阿富汗需要这些节目、戏剧去宣导平权、民主。” 沙烈以微弱但坚定的力量,在剧场的地板上,发起了温柔的革命──从在喀布尔,辗转到吉隆坡。 晚上八点半,难民演员完成了最后一次的排练。第二天,这部由沙烈编导的戏剧《沉默的呐喊》(Screaming In Silence),正式在一年一度的吉隆坡“难民节”公演。难民节由本地社运人士于2017年创办,通过难民的演出、论坛、市集、美食等,邀请本地民众走进难民的世界,希望借此消弭社会对难民的误解。 他相信艺术可以改变社会、命运,但是…… 那天,在Publika商场小小的黑箱剧场里,全场座无虚席。台上,演员生涩却投入──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故事。 剧中,十二岁的女孩被父亲强迫嫁给比她年长很多的男子,以抵销家里的债务。女孩拼死抵抗,因为她没有忘记,母亲就是早婚难产而死的。结婚当天,女孩从夫家逃走,最终却因为犯上“逃婚罪”被抓进监牢。最后一幕,女孩愤怒地对着看守她的女狱警咆哮,女狱警却提出了一个方法,说可以帮她脱罪,“我可以安排你嫁给裁决这个案件的法官,你自己决定吧!” 整部剧在这里结束。 在观众的惊愕中,主持人上台开启了讨论环节:“你觉得女孩该如何抉择?她可以怎么自救?”观众很踊跃发言,但没有一个人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 沙烈也没有答案。 很多问题亦然。一如超过十八万难民在马来西亚的处境(注4),往往也只沦为“问题”。如何解决,没有人有答案。 但在阿富汗工作那十年,沙烈始终执拗地相信:艺术可以改变社会、改变人的命运──他只是没想到,最先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发现自己被恐怖分子盯上的那天,沙烈在人来人往的喀布尔街头,感到阵阵寒意──那是一记警钟。他不是没听说过媒体或社运分子被塔利班袭击杀害的事,有些甚至就近在咫尺──就在喀布尔市中心、号称保安森严的大酒店,阿富汗籍的知名法新社记者沙达阿末(Sardar Ahmad)和妻儿正在用餐时,遭武装分子用机关枪扫射,一家五口,只有小儿子幸存。 沙烈也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五岁,最小的才出生九个月。比起资源、人脉都更强的国际媒体记者,要对付一个籍籍无名的导演,甚至无需如此劳师动众,“他们随时可以在我车里放炸弹。只要五美金,就有人愿意做。” 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 人命如蝼蚁。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他必须保护自己和家人。2016年,沙烈带着父母、妻子和孩子,仓促离开住了33年的家。 离家那一刻,他连想都来不及想,这一走,是不是就再也回不了头?他甚至没来得及回头多望一眼。 从喀布尔一路流亡到印度、巴基斯坦,年事已高的父母再也承受不了舟车劳顿,沙烈只好把父母托付给在巴基斯坦的叔叔,他则带着妻小来到了吉隆坡。“抵达那一天,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听说安邦住着很多阿富汗难民,打听到一户同乡的地址,就到那里敲门,请求借宿。” 那是他成为“难民”的第一天。“我们连枕头都没有,只能把衣服叠起来枕着睡。” “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这个问题,我问过好几个中东难民,“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友善国家。”“小时候电视上都说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国家中最发达的。”“这里比较安全稳定。”答案不外乎这几个。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有比他们早来的亲友,可以投靠。 截至2023年7月,马来西亚的阿富汗难民有三千一百九十个(注5)。 只是,马来西亚没有签署1951年的《难民公约》,不收容难民,亦不承认难民地位。在这里,难民唯一的合法证件,是联合国难民署颁发的难民证。然而,申请难民证耗费时日,等待审核的过程中,难民随时会被当作“非法移民”逮捕坐牢。即使有了难民证,难民也不能工作或到正规学校念书,医疗福利和人身安全亦没有太多保障。走在路上,他们经常受到执法人员勒索、威胁,甚至拘留。初来乍到之时,沙烈每次出门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谁。 但他不得不出门找工作。和所有难民一样,沙烈卷起袖子,去端盘子、当搬运工人……,“做满一个月,才拿到两百令吉。” 庆幸的是,他们一家很快就拿到难民证。不久,他又遇到一个雇主,请他处理文书工作,换取每个月一千块的物资。三个月后,他在安邦租下一间小公寓,添置了几件旧家具,勉强拼凑出了一个“家”的雏形,孩子也开始到难民学校上课。逃亡的生活,总算安顿了下来。 (编按:文內小标题乃编辑所下) 注1:《Life Under Taliban》Masuma Tavakoli, 2019, published by Gerakbudaya Enterprise 注2:https://en.wikipedia.org/wiki/Afghan_refugees#:~:text=Between%202002%20and%202012%2C%205.7,the%20country’s%20population%20by%2025%25.&text=Afghanistan%20is%20one%20of%20the,after%20Syrian%20and%20Venezuelan%20refugees. 注3:https://www.unicef.org/press-releases/girls-increasingly-risk-child-marriage-afghanistan 注4&注5:https://www.unhcr.org/my/what-we-do/figures-glance-malaysia#:~:text=As%20of%20end%20July%202023,registered%20with%20UNHCR%20in%20Malaysia. 相关稿件: 《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下) 【花踪17.报告文学奖决审会议记录】大部分作品符合“报告”原则,但欠缺文学性 【花踪文艺营03】出版:中心与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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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17.报告文学奖决审会议记录】大部分作品符合“报告”原则,但欠缺文学性
本届花踪报告文学奖共收到16篇作品参赛,经初审评委郑丁贤、杜晋轩、曾毓林选出9篇作品进入决选。评委会推选李慧玲为评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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