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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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如意安详】我随时可走/何国忠

1940年4月26日，江冬秀自上海写信给胡适，说有人向她道贺，胡适要回国做中研院长了。江冬秀提醒胡适：“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定点，不要再把一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耳朵软，存棉花”，二人知识悬殊，但是对丈夫弱点，她知道不少。信中别字不少，不过他不像年轻时一一标出，她大他一年，再多6个月足50岁，不要求了，达意就好。她所提之事，并非空穴来风。不管出于个人恩怨，或是争权夺利，他不止一次成为箭垛。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去世。当时只设评议会，没有后来的院士制度。评议员选出3名人选，再由总统圈定其中一人为接班人。蒋介石通过幕僚陈布雷传达，他属意顾孟余，评议员认为顾孟余分量不够，更不满被指示投票，这是对自由思想和学术正气的侮辱。陈寅恪带病表明：“来重庆就为投胡先生一票。” 即便选出胡适，最后一样徒劳无功，支持胡适的人何尝不知。同是评议员的陈西莹说，胡适最适合院长一职，但是“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学人骨气还是得坚守，表态是重要过程。岳南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说1940年3月23日，评议会选出3名候选人，翁文灏和朱家骅同得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和任鸿隽各4票，顾孟余1票。蒋介石不快，他告诉行政院长孔祥熙：“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 6月22日，胡适回江冬秀信：“你谈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此事外间有许多传说，我无法过问，也无法推辞。我并不想做院长，但我此时若声明不干，那就好像我舍不得现在的官了。所以我此时一切不过问。” 那几个月日记附有剪报。其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0年7月18日一篇以〈适的新职位〉（New Post for Shih）为题的新闻说：“胡适博士不久将离开华府，改任中研院院长。” 他觉得自己该交待立场。1940年7月20日的日记说他“发愤”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说他即便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 学术界标杆象征多于实质意义胡适国内外知名，作为学术界标杆，傅斯年、陈寅恪等积极推他入前三，象征多于实质意义。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给胡适信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他弄巧成拙，内心不安，于是努力斡旋，蒋介石最后收回成命，舍胡适而圈定朱家骅。受任于败军之际，大使任务艰辛。国民党内部对胡适不满声音从没停过。胡适对身居要津的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有意见。行政院长孔祥熙本来就不喜欢胡适执行工作时不给他面子，不断在蒋介石面前贬低胡适能力，批评胡适“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宋子文则直接涉入胡适工作，1940年6月宋子文被派到美国负责借款任务后，胡适的实权被架空。1940年8月15日日记中胡适说宋子文“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立，必大怨望。”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被委为外交部长，继续长驻美国。胡适第二天记2人谈话。他曾告诉前外长郭泰祺：“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请千万不要迟疑。”同样的话他转述给宋子文。胡适说宋子文表面客气，不以上司自居：“我们只是老朋友，我们要合作。”事实并不如此。1942年5月19日胡适日记说：“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胡适说他将这些事记下来不过是“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胡适为人温和，很少发怒，日记中骂人的话少之又少。储皖峰集他的话作对子：“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胡适说上句可以改成“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他在1955年2月15日的日记中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语调积极，意思是“要尽责任。到了近世，始有人解作敷衍了事，似是错的。”

2月前

星云

星云

【如意安详】老兔子/何国忠

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蔡元培在法国，收到教育总长范源濂一封信，说“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希望他早日归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 1912年蔡元培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为其次长，重回北京不过是重操旧业。蔡元培胸襟开阔，二人位置倒转于他不是大事。蔡元培履历标青。25岁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甲午战争后他提倡新学，回乡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后来又任上海澄衷学堂校长及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1904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先到柏林，后到莱比锡大学听课及研究。1911年回国。1912年冬天又去德国。孙中山和袁世凯决裂后，召他回国讨论国事。几个月后他再到欧洲，选择国家是法国。蔡元培称赞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他自己也一样学贯中西。北大在1898年以京师大学堂为名而建立，教员都有官僚积习，学生为了仕途，只重视阿谀奉承之术。蔡元培10月上海登陆。不少朋友持异议，认为北大腐败，颓风难挽，整顿不成，徒毁名誉。12月蔡元培与范源濂见面，觉得北大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一任。” 第一天上班，校工门口排队行礼，蔡元培“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在北大念书的顾颉刚这样形容。那一天是1917年1月4日。几天以后他在学生面前致辞：“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诸君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宗旨既定，自趋正轨。”他期待新的校园氛围。蔡元培出生于丁卯末1868年1月11日。同样属兔，比他小两轮的胡适称他为“老兔子”。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星光灿烂。他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断断续续掌校10年半。既有大智，又有大勇，面对政治乱局，进退有据，中间8次辞职，理由不同，包括为学生请命、抗议政府欠薪、政府干预校务等。写过多篇北大旧事的陈平原说辞职举动“特殊”，蔡元培“给北洋政府很大压力，让其内火中烧而又有苦难言，还不得不再三表示挽留。” 表面是好好先生北大是新文化运动中心，蔡元培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树立典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其风格。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为革新派，黄侃、辜鸿铭、刘师培、陈汉章等人为守旧派。五四运动后期革新阵营占上风，但是蔡元培不排斥守旧阵营，蔡元培容纳异己的雅量让人津津乐道。陈独秀写信给胡适说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不是骑墙，而是“很有主义，很有分寸”。蔡元培尊重讲学自由。“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融合。” 对于文化兴革蔡元培身体力行。1900年他和黄世振在杭州举行婚礼时，就让亲戚朋友大吃一惊。唐振常的《蔡元培传》说安排虽让人不解，却开风气之先。蔡元培不循浙江风俗挂三星画轴，而改悬红帐子，上绣孔子二字，以铭其奉献教育之志。婚礼一样充满仪式感，他设场请几位朋友辩论男女平等问题，代替闹房环节。吸引人注意的片段还真不少。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说他参加同盟会后，坚信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1904年居上海时他租一屋，和几位朋友学习制作炸药。毕竟是书生，其革命工作不顺利，1907年蔡元培远离是非地到德国留学。走过留痕，林语堂在〈记蔡孑民先生〉说一次他到北大找蔡元培为书求序。“北大校长候客室当中玻璃架内，陈列一些炸弹、手榴弹”。大概是告诉访客他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表面是好好先生，关键时刻还是会流露硬朗本色。蔡元培无事时常写字送人。爱写对联包括“闲翻酒券供临帖，静对梅花好看书”。管继平《纸上性情：民国文人书法》记钱玄同在一次饭局中说蔡元培的字蹩脚，“怎么让点了翰林的？”蔡元培幽默回答说主考官喜欢黄山谷的字：“他说我写的字像黄，所以取了。” 印象深刻的掌故岂只一桩。曾在北大教书的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中说：“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老兔子”高风峻节，让人敬佩。

2年前

星云

头条

【如意安详】旧梦/何国忠

1917年1月蔡元培被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推荐下，在上海主持《新青年》编务工作的陈独秀受邀担任文科学长。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也名列在内。这些年轻教授有抱负，想施展却找不到方向。摸索之余，“他们忽然感到清凉了，爽快了，豁然开朗了。他们兴奋的互相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有阵风来了，那是东风。东风来了，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高中时读李敖〈播种者胡适〉，茅塞顿开。“东风来了”一句，让我心潮澎湃。1917年9月，胡适到北京大学教书。“蔡校长仔细看了看他，然后露出高兴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欢了这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李敖这么写。东风即春风。陈之藩写胡适时用书名《在春风里》，形容后者风范。9篇纪念文章中，5篇以胡适给他的信作内容。1947年，陈之藩大学三年级，在广播里听到胡适演讲后，给胡适写信，表达其中不同意见。胡适很快回信，此后通信不断。陈之藩形容胡适“没有进亦忧，退亦忧，他是进亦乐，退亦乐。他看到别人的成功，他能高兴得手舞足蹈，看到旁人的失败，他就援救不遑。日子长了，他的心胸，山高水长，已不足以形容。”胡适写信都有年份，省得后人考证麻烦。陈之藩若疏忽年份，收到回信必是“不要忘了写年”。让人如沐春风的智者世间不缺。遇上最好，遇不上则从书斋中填补遗憾，从他人文字感受人间美好一面。蔡元培和陈独秀长胡适不少，陈之藩比胡适年轻几十岁。思维开阔始终是前提，情谊不一定从同辈中取得，忘年之交所散发的人性光芒，一样让人读得津津有味。虎年一过，就是兔年。胡适属兔，所以想起他。胡适初到北大，不足27岁。个人学养与才华，是他名满天下的凭藉，但是蔡元培和陈独秀对他的知遇，却为五四运动增添温情。陈独秀在蔡元培去世后有感而发：“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蔡元培和陈独秀也属兔。胡适出生于辛卯1891年12月17日，被称小兔子。陈独秀出生于己卯1879年10月9日，为二号小兔子。蔡元培出生于丁卯末1868年1月11日，是老兔子。胡适随陈独秀的话戏称“北大是由于3只兔子而成名的”。无意中背熟胡适的诗胡适眼中的蔡元培德高望重，无权位欲，无名利心，雅量让人难忘。掌校北大后，采取新旧俱罗，兼容并蓄方针。当时新旧之争不断，非常热闹。胡适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其中不乏国学根底深厚者。只看胡适几篇文章就断定他为人中豪杰，蔡元培胸襟之大，至今熠熠。陈独秀推荐胡适，慧眼一样独特。1916年底，在美国读书的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寄到《新青年》，发表在第2卷5期上，紧接下来一期，陈独秀刊出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声援胡适，铿锵有力的话是这一段：“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胡适“暴得大名”，陈独秀是始作俑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3人都和政治牵扯不断。蔡元培表面文质彬彬，温和宽厚，但是革命情怀一贯始终，该离开书斋时就不躲于人后。陈独秀为人满腔热血，有不羁之才，从不缺席轰烈运动。胡适为人冷静，虽然强调容忍，却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座右铭。3人除了在学术研究上有争议，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常归向不同阵营，彼此不会强求对方，不曾影响友谊。 “山下绿丛中/露出飞檐一角/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对他高唱旧时歌/声苦无人懂/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温旧梦。”李敖在〈播种者胡适〉篇首引胡适〈旧梦〉，这是胡适在另一个兔年，丁卯1927年7月所写。余光中在《左手的缪思》中引此诗说胡适在诗史上重要性“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他认为台湾“几乎任何新诗人的作品都超越了《尝试集》”，又说“不该把他的新诗登了又登”。李敖不会同意余光中看法，他引过几次，应该是喜欢这首诗的。确实不必一刀切。胡适有不少诗的意境让我读后难忘，也无意中背熟。春节到了，写字送给和我一样兔年出生的同学。兔年来了又走，走了再来。梦虽旧，有梦还是好的。

2年前

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