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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风
文艺春秋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惆怅
近来常在车来车往的繁忙马路上看到三两个兜卖番石榴的小贩。他们手里拎着的番石榴是一小袋一小袋地分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并且已经削好皮切成大小适中的片状。见到前面交通灯转黄,车流慢下来时,赶紧凑前去兜卖。这些兜卖番石榴的小贩,几乎都是统一着装:长袖T恤,长裤,戴鸭舌帽,而且还是最遮阳的那种。这当然不是制服,而是大热天,烈阳高照下,持续在马路上跑来奔去,确实是酷热难耐。 坐在车里的我每次都很留意他们,是想看看在车龙如流水的马路上,有多少人买他们的番石榴,而那又是些什么人?却总不见有较下车窗帮衬的人——没生意呢,我心里不禁为他们着急。我之所以上心,是意识到他们都是异乡人,都是为口奔驰的一群人。而这营生看来又是如此惨淡,还能继续下吗?可情况竟然是他们的身影不仅没消失,还似乎有日益壮大的趋势——我没看见,不等于没有帮衬的人。 而现实是:生活是艰难的,人生只有快乐和痛苦两种。绝望不至于,快乐也不是常常有。但比较起来,快乐多些或少些,总算是有的。当然,我的这些所谓换位思考,即使不是悲观也是妥协的,从中感觉到有种淡淡的忧伤。仿佛生活的艰难在于一切都在衰退没落中。 可转瞬间却觉出,不是这样的,如今的社会,情况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回想过去,再对比今天,你会发现在在马路上奔来跑去都不是那回事了。至少他们都是成年人。时光倒流二三十年,在网际网络还不普及的八九十年代。每到跑马和万字博彩开彩日,在晚报还没来得及送到报摊之前,交通灯前,穿梭在马路上的是一些小孩,年龄最大也不过是十一二岁左右。手里拿着一叠影印的“开彩成绩”,竞相抢扑到车流中去,口里一迭声称:马票、万字!经过的车流,十之八九会有一只手从车窗里伸出来——生意可好着呢。没人会在意阻不阻碍交通,更没人在意孩子们的安全问题。那时我就一直在想,买马票和买万字的人有这么多吗?可想深一层,其实也很简单。人生是个很艰苦的过程,而现实与梦想是分不开的。下注等于买个希望,不妨呀,万一中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 再夜一点,夜报送到了,这些孩子们于是转卖夜报,却把夜报管叫“马票报”,一样生意兴隆。 我很怀念有夜报的那些年月。晚饭后出去散步,顺便买份夜报,到家先看标题,然后选择性大小新闻约略看一下,就像处理日常事务那样必然和自然。更怀念的是书报摊,那是个回不去的年代。愈往后看,愈多解不开的情意结。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处都是书报摊。那些摊位有些是依附在诸如海味铺、金铺、布店、咖啡店的边上。“依附”一词,是我姑且称之。因为那些书报摊是在店铺的旁边增建搭出来的一个有篷的长棚。书报摊,顾名思义,除了卖报纸,也卖书。最多的是杂志,那年代的杂志港台的占大多数(本地出版的也有五六种吧),文化、艺术、政治、文艺、娱乐、妇女、家庭,各种各样多不胜数。香港的娱乐杂志,光是电影类的就有好几种。而文化、学术、思想类的,我偏爱《明报月刊》。金庸、胡菊人、戴天,董桥,是那时的文化名人。还有美丽岛事件,看得我一愣一愣,一知半解。《姊妹》最火,是妇女洗头电发时必看的杂志,每期都有亦舒的小说。台湾的《皇冠》也不遑多让,有琼瑶的小说。那时仿佛是言情小说的天下。而另一边厢也有比较小众的《现代文学》月刊、《当代文艺》月刊,像白先勇、陈映真、林海音、徐速、刘以鬯等作家的作品,也是在那个时期接触到的。当然还有我们本土的《学生周报》和《蕉风》月刊。那是我们这一代写作人的奶水和摇蓝,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 我的惆怅是,在那个年代,文学杂志是可以摆在书报摊上让路过的人随手买的。而如今的社会,样样科技化,是所谓走在时代的尖端,但这尖端是怎样的一种走法?书报摊没了,即使有也变质了;文学杂志没了,不是因为衰退没落,而是真的没有了生存的空间,绝迹了。 相关文章: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我们这代的认同——给一位中国研究生回的信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浮想联翩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5月前
文艺春秋
读家
【读家说书】王晋恒 / 读梅淑贞: 以文字叠累而起的生命厚度
编按:今年,资深作家梅淑贞将60年代笔耕至今的作品结集成册,出版了一丛“大书”(共7本),可谓马华文坛大事。年轻作家会如何解读呢? 截至截稿,我已经阅毕丛书中的前4本:收录前辈作家梅淑贞(以下简称“梅”)早期诗作与《红楼梦》相关专栏的《梅诗集》;涵盖诗、小说、散文、翻译与书论等文体的《人间集》;以杂文为主的《游花园》和《无重点》。 原也不太熟悉梅的书写主题与风格,但通过这4本丛书,却能趋近这位在马华文坛深具影响力的前辈作家,让我这个后辈也能“胆生毛写巨人”。我想这也是7本文集同时出版的意义之一,横跨一甲子的累累硕果,再度展现读者眼前,可见作家毕生的关怀命题与风格嬗变。 ◢多语兼通的多栖作家 一位不断输出的作家,必也是一位勤勉的读者。梅只要外出超过一天,必有至少一书同行。她谓之“求生守则”。谈论作者的渊博学识之前,我想从她对语言的敏感度说起。梅的母语是台山话(“母亲是一生只说一种语言的母语忠贞分子”),而台山话系出粤语,加上作者在福建话为主的槟城长大,本身爱读外文书,成就她纵横各语种的能力。 引人入胜的语言趣谈,皆可从杂文中读到。印象深刻的包括作者中五那年竟将“离骚”与马来语的risau作牵连,用她的话来说,那便是“人生第一课的华巫比较文学”。自此,她在多种语言之间来回切换,挖掘它们的互通与差异。举例来说,〈马来国骂〉(出自《游花园》)所提到的政坛celaka风波虽早已成过眼云烟,但文章对“kaki bodek”与中文“托大脚”的异曲同工,兼及各类犀利马来骂词的分析,至今读来仍谐趣迭出。当然,那些毕竟只是趣谈,梅写得更多的则是对翻译作品的评析。比如〈译人者人译之〉分析张爱玲翻译自己作品时的取舍,同时批判Julia Lovell英译〈色,戒〉的种种缺点。 作者视粤语为瑰宝。〈火烧旗杆与其他〉回忆李大傻说粤语故事时穿插的歇后语,并以趣味横生的行文说明歇后语的生成逻辑。谈及外国明星的译名,作者认为粤译较优,“读来就如港人般麻利”。时值2010年,“推普废粤”引燃“撑粤语”运动,梅以文章发出抗议之声:“有两把口的大小官,大概也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竟然不知死活将广东话视作有欠教养的方言……” 梅的杂文以文字观察社会现象,从中读到她的态度和立场——她直批陈最良为“腐乳”,事关他视〈关雎〉为其女弟子的训诫;认为邓丽君唱的〈水调歌头〉真为“水调”,因为“苏东坡才不会创出靡靡之音”……小时候因痴迷披头四而挨巴掌,但仍坚持“这世界该允许异见,即使只是音乐。”扩而言及文学,她认为“其宗旨也不是要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是打开我们的心灵,以更开放的态度,采取不同的观点,来亲尝其甘,或是其苦。” ◢编辑甘苦谈与马华文坛 后来,她秉持这种精神成为《蕉风》的执行编辑。从她的散文,我们读到那个年代经营文艺刊物之不易。她唤《蕉风》为“宝宝”,认为编辑“充其量只是一个等着看有什么配料便烧出什么菜的厨师而已”。〈一日工作十四小时〉回忆在她接手《蕉风》以前,张锦忠与紫一思诸位前辈参与编辑时所背负的身心重荷。那些年当执行编辑还需兼顾画版,从摄影画报找插画等繁琐工作。梅还追忆起当年由于印尼禁止进口中文书,紫一思为将《蕉风》“走私”到那里所采的拆骨断筋之法——刊物被拆开两份,分别以书信寄出。 原以为阅读风气低迷是今时现象,通过梅的文章,才发现以前的杂志也不容易做。〈出版的困境〉罗列几大出版业所面对的难题,分别为功利主义盛行、影视文化入侵、找寻消遣容易、精神生活降低等,并提供解决方案。 梁文道曾经提过写时事评论的悖论——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时评当然也容易过去,“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便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遗憾的是,梅所提到的出版苦境时至今日,仍是“屹立不变”的事实。 提高阅读风气谈何容易,至少仍有一群爱书人士用心经营。梅时时捡拾记忆碎片,挂念曾与之并肩前行的文友。回首梅所处的年代,我总认为彼时“高人突起江山如画”(化用自梅的文章)。2013年我有幸在中学文艺营认识何乃健老师,浅薄的印象中他总是不愠不火,慈蔼平和。然而通过梅的散文,我才得以一窥他作为愤怒诗人,参与印度组织举办的Interlok抗议大会时的形象。 梅娓娓道来孤身远赴吉隆坡的年少岁月,幸有姚生(姚拓)与刘哥(白垚)接应,所以老来每每路径当年第一个落脚的友联出版社旧址,总是会“感到特别寂寞”。她不敢摄影,生怕把该处晃荡的幽灵带回来。记忆仿若幽灵反复重临,梅感慨:“原来过往一辈子的时间,多用在怀念斯人斯事和旧园故土,以及曾经看过的那些书。”更戏言自己为“前朝遗老”、“食古不化的守旧派”(其实她很in,很新潮,是周董的歌迷)。 为了留住旧时光,她也花了不少篇幅书写故乡槟城,“立意为我城造像,趁记忆里的往昔尚未消退之前。”所以在她笔下,读者回到昔日的槟城——发现原来Gurney Drive在Gurney Plaza与高级公寓林立以前,有一座座白宫般壮观的古老豪宅;试图重构国泰、奥迪安、首都等老戏院风光营业的旧槟榔律(Penang Road);考究Armenian Street街名的历史渊源…… ◢青春焕发的诗心 巨大的孤独感无以排遣,她曾直写“吉隆坡有一百万人又怎样,我一个都不认识。”但诗作为私密情绪的载体,抒怀言志的体裁,则见感性多情的梅淑贞。“惟我眉尖的初实/尚悬于青色的空枝”这一句诗,或许足以形容她的早期创作状态。她的少作颇具古意,“谁人盘坐岩崖上/餐我秀色苍苍”使我想起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她早期的诗亦大有悲天悯人的意味,比如〈花语〉不忍“千万朵娇娆/也被重型的机器压缩”,成为香水;却也已经开始展露不屈精神——〈孩提〉写“纵冰纵寒纵冻纵酷 皆不伤/不伤只影形单”;〈陟彼青山〉写“再仰首 凌峰的第一株针松叶/黛然地盘根在我自信的黑眸中”。 梅认为:“能使诗人挺起脊椎的,除了尊严外,便不可能有其他更好的理由了。”她不屑任何教条主义、僵固的理论或是权威,认为诗是诗人纯粹的观点结晶。《人间集》收录较后期的诗作,便彰显诗人的抵抗意识——她想在“大地的白茫茫中寻找/酷寒里的美丽/人的尊严、美德、友爱、深情、关怀、与信赖”。面对冥冥天意,她决意与之周旋:“就让我依照着这指引/匍匐去吧”。 谈起梅诗,自然避不开《红楼梦》,因古典作品丰富了梅的性格,构成了梅诗的精神底蕴。原来梅与我一样,都是“拥黛派”,然而当她看不过眼有些红楼研究诬赖薛宝钗,亦会拔刀相助,条理分明地提出各种证据反驳该论说(详见《梅诗集·咏絮才人的结局》)。专栏《红楼寻诗》除了收录评论文章,也有她为金陵十二钗各赋的一首诗,借她们的酒杯,浇心中的块垒。鉴赏《红楼梦》的诗,也总能旁征博引,将其拆解成易懂却不俗气的白话。 梅常自比《红楼梦》中学诗的香菱,像刨黛玉的诗那样,猛读各个名家的诗。她曾反问:“试问有哪一位曾跃跃欲想要成为诗人的文青,没有经过捧着心仪诗人的大作,反复沉吟观摩学习的阶段?”更坦言年轻时也曾因循经典,参考牧羚奴的诗作,东拼西凑写成〈召唤〉,不小心成为抄袭猫。幸而,后来她也走出了自己的诗路,完成香菱所完成不了的——从前人的诗的束缚中解脱。 ◢小说布下的叙事迷阵 创作多面在处理不同文体时,往往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梅的短篇小说不占大比重,仅在第二本书《人间集》读到,却在风格、语感、氛围等方面与其他文体断裂得最明显,充斥意识流、魔幻现实、超现实等表现手法。〈幻想〉、〈梦是一件事炸弹是一件事〉等作品画面跳接频繁,仿佛带读者走入镜像矩阵。情节离奇怪诞,匪夷所思,比如“两个警察左右两边的把我押上警车。警车乃作癞蛤蟆状,开车的是一只肥油四溢的猴子。” 〈衣箱〉描述主人公被一个奇异,有眼的衣箱监视,小说所营造的压迫感和恐怖气氛缓缓渗入读者的每一个毛孔。梅短篇小说中出场若干次的“魏企仪”是一名知青,时时借哲学概念叩问人生在世的意义。有没有可能,那是梅在另一个平行时空的化身? 梅在散文〈大隐于市〉中曾写过:“如果我还打算写一部伟大的小说的话,认真的‘走入生活’是必须的。”梅的小说深具人文情怀,虽然不是“议题先行”的作品,关怀女性的意图并不明显,却也在〈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揭露男性看不起女性太认真、感情用事时,自以为是的可恶嘴脸。 ◢知性与幽默兼容的杂文 梅的丛书寄到居所以前,曾和文友漫谈对梅及那年代作家的粗略印象。我们都为他们博览群书,可以读透原文书的能力而折服。而我,正好来自梅所谓的一首元小令〈天净沙〉也只读半阙,教育水平低下的世代。于是阅读梅的丛书,其实更像“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远”,收获文学书以外的视野。 她写道:“我的杂学向来无甚市场,虽然多是有根有据依书直说。凡是怀疑并非坏事,至少可以证明自己不是3岁小孩。”她的游记多见批评,直言古晋的古庙翻新重建后,“只见上上下下一片金碧辉煌,豪华过了头反显得俗艳”。槟城入遗后,战前老房子经过大肆整修,她认为只是充当门面的“花洒”(façade)。〈独裁主义者〉一文,即是对新马政治生态的观察,借口香糖禁令反思个人自由和国家繁荣何者更为重要。文末表面称赞至少新加坡官员都很干净,实则在当时高压的政治气氛下,巧弹弦外之音——“也没有父母官或老师会喝令非其族类,回去‘本来的国家’。” 另外,杂文〈有凤来仪〉从熊猫的名字谈起,竟能旁通周星驰《九品芝麻官》、香港“一楼凤”、粤曲〈凤仪亭〉;聊起数字7的迷信,融汇波音777、MH17、诺亚方舟7月17日停在阿拉法山下、广东俚语“唔理三七廿一”等杂谈;听徐佳莹〈身骑白马〉和周杰伦〈爱在西元前〉则化身历史老师,分享歌曲中的各种典故,及至纠正错误的史实;谈穿越,物理学的《时间简史》、无序状态(Entropy)、电影《回到未来》、《超时空要爱》、《月光宝盒》、《仙履奇缘》信手拈来。果真,她是一个“背书比吃生菜更容易”的人(作者语)。 如果梅愿意,我相信梅也能胜任脱口秀演员。幽默脱胎自学识,而梅的杂文总是不期然地“抛梗”,戏谑别人,也不吝于自嘲——〈玉容寂寞〉中的她,听着蒋勋念“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一边吃软绵绵的麻糬,竟然联想到杨贵妃形象;想起〈武陵春〉的双溪位于金华,她写道:“我一看便眼睛发亮,因立即想起难得的金华火腿,真是煮鹤焚琴大煞风景。”这样的“扯淡”功力,脑中的知识库还真需要有所积累才行。 ◢结集少作,回顾个人史 常常反思少作的出版意义,但毕竟我的阅历尚浅,也不容断言自己是否已经脱离“少作”阶段。阅读梅的丛书,其看待少作的态度或能提供参考。她也曾“在过去那50年不敢也不欲重看那些‘杰作’”,如今将许多旧诗文再版收录,让她“反而有种天人合一的圆满感觉”。 她在《人间集》序中写:“新的《人间集》有很多篇章,甚至可以说是后大部分的篇幅,是‘吾不欲观之矣’的文字。不想重睹的原因相当复杂,是自觉太过幼稚,或是自视过高目空一切,或是不知死活乱发噏风,又或是如同跳脱衣舞暴露太多,虽然写的时候很荡气回肠。”然而,那些近乎散佚的文字,例如〈阿杨,唉,阿杨〉却意外让梅想起一位多年不见的故人。少作的结集,何尝不是个人史的回顾与保存? 如今梅的7本大书顺利面世,内容扎实,题材多元,涵盖作者多年创作的亮眼成绩。本文只截取一个大致印象,尚有诸多精彩细节与情节,唯有亲自购书阅读,方见真章。 梅淑貞另3本新書: 相关文章: 牛忠/梅诗集 【陈瑞献特辑】梅淑贞/因缘殊胜
7月前
读家
文艺春秋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
在新纪元的图书馆内,竟然还找到谢冰莹一本非常薄小的小说——《爱与恨》。借了出来,翻到末页,看到“赠书单位”上记录:陈川波先生。陈先生笔名长河,也是当年南洋大学中文系第五届毕业生,于70年代初期负责编辑《星洲日报》五个文艺副刊。2015年,新纪元设立“方修文库”,乃是经时任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的陈川波穿针引线。 谢冰莹于1960年离开马来西亚返回台湾师范大学任教,陈川波则于1963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就读时期还是校内重要刊物《大学青年》的编委。陈川波当年读了谢冰莹的小说,他的文学启蒙显然来自走入华校的中国现代作家。 1960年代初期的南大校园,乃至整个星马文坛,文学氛围浓厚。这时期走入南洋大学的中国现代作家就有凌叔华、梦瑶和苏雪林三位。她们虽然在大学里教授国学/古代文学,但她们本身积极创作,发表至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蕉风》,又到新马各地演讲,结交文友,亲自带领学生投入创作,甚至在本地出版自己的文学著作。台湾中兴大学罗秀美老师早有长文〈自我与南洋的相互定义——苏雪林、凌叔华、谢冰莹、孟瑶与锺梅音的南洋行旅〉,对这几位现代作家的南游踪迹作出很好的剖析。 她们在星马生活3至5年,日子不长,来去如风,却铸成印刻。诚如凌叔华、梦瑶和苏雪林之于云南园,谢冰莹则是属于太平湖的。她抵达太平华联中学执教以后,可以说比任何一个南来的中国现代作家更努力地融入本土社会。1961年,她回到台湾,首先出版《马来亚游记》,书中收入多篇她对太平湖光山色的细微观察——“游太平湖最好的时候,是清晨、黄昏、月夜,和细雨蒙蒙的时候”,可以想像这位作家如何沉浸在昔日的太平湖时光。 书中还有一篇〈马来亚侨胞的口语〉,谢冰莹胪列出本地社会惯用的口语方言,让 “想来马来亚的朋友们做个参考”。在这列表当中有个很玩味的词汇,即“来的”。谢冰莹发现本地人惯常地在每一句话后面都加上“来的”。好比说“她是作家‘来的’”、“这是什么‘来的’”……似乎都是耳熟能详的星马华语,谢冰莹老早就注意到了。今天,广东话也常有类似词缀,例如“乜嘢来噶”,“佢系先生来噶”……其字意虚化,却是日常用语。 谢冰莹还没离开太平之前,上述提及的中篇小说《爱与恨》已由蕉风出版社出版。小说以她在太平中学执教时的情况为背景,写的是一中学生因女友出轨而闹出命案,自毁了前程,打击了母亲。轻薄的小开本,内附插图,吸引了阅读目光,谢冰莹强调通过文学来教化中学生。 早在1950年代,谢冰莹已想到太平这地方来。她在新加坡作家张逸萍的散文《希望》序言中提及:“说起来,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台湾师大中国文学系,选修新文艺习作的,有一位马来亚学生,写了一篇〈太平湖之恋〉,那是一篇非常优美的小品文,真是如诗如画;我为这篇文章而陶醉,脑子里,常常会出现太平湖的影子,后来我去太平华联中学执教,可以说,也与这篇文章有关。” 还未抵马之前,谢冰莹已将小说投稿至《蕉风》。之后到了马来亚,更是积极,她在《蕉风》的文章,一是她旅居马来亚时的散文创作,另外则是她对文艺理论的写作。当时除了《蕉风》之外,还有《文学周报》,两家的编辑团队也是马华文坛主干,包括姚拓、白垚、黄崖、黄思骋等。谢冰莹亦被姚拓邀请到《文学周报》在福隆港举办的文艺营上演讲,算是和马华文坛文学爱好者首次“亲密接触”。谢冰莹是在此次讲演后再度萌起写小说的念头,《爱与恨》即是当下的产物。 这批“民国作家“的到来,在某个程度下为马华文坛增添不少姿彩,南洋对她们而言无疑是家乡和域外两地之间一个过渡的据点,当她们带着前半生的文学积累来到这里,南方暂且成了她们文人雅集的场域,不管是她们和南来文人之间,还是她们和马华文坛/文人之间,这座半岛的日常滋养了作家们的生命。
2年前
文艺春秋
文艺春秋
刘放/一家亲的文艺圈
日本南侵,继以中共统治大陆所激起的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可证诸于英国殖民之下的海峡殖民地,马来亚联合邦,独立的马来西亚,以及在1965年从中分离出来的新加坡或星加坡。后者虽曰一分为二,其后多年的民间交流仍然频繁。在加拿大的“北美星马同学会”,在台的“星马留台同学会”都没改名。在星马本地华文文艺圈的交流,依旧是“星马一家亲”。这个观察乃根据个人的记忆与经历,和以下几本中肯中立的著作:林春美、马仑、黄锦树等 。 基本上,这儿仅选取至2013年仍有文艺作品发表的老辈作者群,或稍有例外的旁及。但暂不包含鲜从事文艺创作的文学历史、评论家。 群中极受两地作家仰望的有槟城的温梓川、萧遥天、星洲的方天、孟毅、连士升。中生辈且著作经常上报的作家,不论地区,有陈慧桦、李苍、林木海、萧艾、淡莹、山芭仔、温任平、鲁莽、周唤、马汉、周灿、林方、英培安、陈瑞献等等。诚然,马仑于1979年所编著的《马华写作人剪影》及随后的修订版,不偏不倚,几乎包揽所有上世纪80年代前的马华作者,不论其左右翼。当年的好几位文青创立过海天诗社、天狼星诗社、星座诗社、五月诗社等。甚至还有收购报馆以提倡文艺的文青。由于我在1970-80年代忙于学术本科的研究和教学,几乎与星马文坛脱节了。故这时段纵是我的学生辈,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们中已享誉星马文坛的有尤今、梅淑贞、马盛辉、潘正镭、希尼尔等。 值得一提的,也算例外的是出生怡保的南大中文系的尤今(谭幼今),她已出版了两百多本散文小说集,有不少还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这显示星马文坛已逐步离开冷宫文学的阴影了。怡保的潇凤,身居国际汉诗社的副主席,在提升大马的文艺国际性,可谓任重道远。据悉,黎紫书、梁靖芬也正往这方向进行,我们拭目以待。他们可能在1980年之后才出道,因在马仑1979 年的书中并没提及此四名作家。拙作《与智者愚者同行》(2019)或略有补充。 写作人野餐会 我虽没正式参加过星马各类诗社的活动 ,却参加过学生周报暨《蕉风》举办的作者聚会活动,如第一届的“星马青年作者野餐会”, 时为1961年3月18至24日,地点是波德申的清风阁。另还有一次是在邦咯岛。我在前个集会上认识了许多各地的文友如鲁莽、端木虹、马汉、辜健智、冰谷、年红、慧适、陌上桑、游汉炳、游汉维、张齐清等等。丁善雄那次受邀但没出席。会后出版了纪念刊,内包含了十多幅活动图片,以及36名参与者60年前的肖像。之后好多年他们还活跃于星马文坛。马汉在追悼张齐清一文中也报道了全部参与者的姓名,以及他们俩为落实发展文艺的意愿而收购了霹雳州的《建国日报》。他们之间更不分彼此,更遑论星马分隔,皆把感情浸淫于文艺中。 不亲的倒是互相猜忌的左右翼文人。由于报刊多接受同翼文人的稿件,投稿人可说没多大的选择。那是上世纪的事了。 在1950年代的星马文艺圈里,文艺活动多附属于报刊,偶有杂志。该时代的《星洲日报》左倾,《光华日报》右倾,《南洋商报》比较重商。销路较广的文艺刊物有《蕉风》和《学生周报》,两者皆被视为反共或第三势力的刊物。这些刊物几乎全由中国本土或香港南来的报人、文人所把持着。大家比较熟悉的便有方天、连士升、李星可、力匡、原上草、黄思骋等。他们的政治背景被分成三大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支持者,以及中立的第三势力。顺理成章的星马的作者便被冠以左右翼等之称谓。而出版《学生周报》和《蕉风》的友联出版社则左右不属。 星马分家后,两家大型的华文报章也逐渐各自改变编辑的方针,以适应国情。新加坡原来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更直接地合并成为《联合早报》。虽曰国别左右翼的老牌文人已逐渐趋向左右逢源的境地,两地的文青却以国别的作家协会彼此划定奖励的底线。 个人在六年级时便参加学生周报社(1969年后又改称为学友会)的各类文艺活动如合唱团、办壁报的文艺组等。与许多会员一样,我对蓄意赞扬劳工的诗文作品不太感兴趣,只因那类诗词过度的口号化,与政治倾向无关。 台马一家亲 际此,值得回忆的亲家多年后似乎已被“台马一家亲”替代了。大马旅台文艺作家如李永平、张贵兴、陈慧桦、林绿、黄锦树、张锦忠、李有成、钟怡雯等约三十多名文艺作者的作品 ,出现在黄锦树等三位于2014年主编的《我们留台那些年》。接下来于2022出版的巨著《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 》中,其文青数量激增。虽然他们好些已选择定居台湾,却经常回娘家,更经常为大马报章撰稿。总之,与星马本地文人之交流非常融洽。 诚然,这儿并没提及台湾更早期的著名文艺作家如余光中、司马中原、痖弦、琼瑶、李家同、张系国、李敖、柏杨、龙应台等。虽然他们的作品在星马很流行,有位也被引导编选过【南洋文艺】专辑。可惜他们中有完全不熟悉星马文化的,或有视星马文艺为冷宫文学,或有从没写过文艺作品的。文艺本质本来就不是科学,但编选不科学的文艺作品却须科学化,岂可蓄意以偏概全?多年来他们所选编的星马文艺全集,全不全? 本文仅涉及经常撰写诗歌、小说、散文的文艺作者。专攻文学史料、编撰他人作品集、时事评论的专家,可另文讨论。
2年前
文艺春秋
星云
【如意安详】词客飘蓬/何国忠
“余抵星加坡,即居舅氏别庐。别庐在植园之西,嘉树列植,景颇幽胜。舅氏知余性疏懈,一切无訾省,仅以家常琐事付余,故余甚觉萧闲自适也。”这是苏曼殊小说〈绛纱记〉句子。 〈绛纱记〉讲情爱劫难,前后出现4个故事。其中叙述者昙鸾和五姑在新加坡相遇相知,因为昙鸾舅父破产,五姑父亲将已论婚嫁的恋人拆散。昙鸾和五姑私奔,北回中国。这段情缘有南洋风情,缩小我们和小说人物距离。 在悲哀的故事中,我自寻区域趣味。苏曼殊提蕉风椰雨,文字虽然不多,类如“时见吉灵人焚迦箅香拜天,长幼以酒牲祭山神”,放慢阅读速度自然不过。叙述者说舅父所开糖厂,“重要之任,俱属英人,佣工于厂中者,华人与孟加拉人参半。余默思厂中主要之权,悉操诸外人之手,甚至一司簿记之职,亦非华人。”那是20世纪初马新工厂现象,与其说华人媚外,不如说是政治现实。 地域书写只是蜻蜓点水,作者志不在写实。〈绛纱记〉内容横跨新加坡、香港、苏州及上海。情僧情根难断,爱讲俗世和净土之间的张力和矛盾。偶然路过新加坡,随手拈来为情节发展铺陈。 柳无忌〈苏曼殊年谱〉记苏曼殊1909年8月,“至上海,晤蔡折服,旋游西湖。南巡星加坡诸岛,遇庄湘及其女雪鸿。《燕子笺》 英译成。”苏曼殊离国乘船去爪哇,转站新加坡,在船上遇西班牙籍老师罗弼·庄湘和女儿雪鸿。 1896年,苏曼殊在上海教会学校求学,庄湘为英文老师。他有慧眼,对苏曼殊特别关照,雪鸿和他也谈得来。船上相逢,触发苏曼殊不少创作灵感。苏曼殊在新加坡病倒,进了医院。庄湘父女目的地是欧洲,但却留下照顾苏曼殊,等他出院后,才乘船西去。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这是苏曼殊当时所写〈题拜伦诗〉,讲拜伦也讲自己。拜伦和苏曼殊属聪敏伶俐型,二人性格相近,愤世嫉俗,率真不羁。他们渴求关爱,情绪不稳,内心经常涌现与生俱来的空虚和焦虑,顾影自怜。拜伦对生死、爱恨以及孤独感的书写,打动苏曼殊心灵。拜伦经历不少飘泊生涯,他离开英国久居希腊,无家可归的心情和苏曼殊极为相似。苏曼殊崇仰拜伦,理由不难理解。 到泰国和斯里兰卡习佛 苏曼殊在《断鸿零雁集》记说拜伦“犹中土李白,天才也。”拜伦诗“雄浑奇伟,今古诗人,无甚匹比。”他用英文写〈潮音序〉时,形容“拜伦的诗犹如使人兴奋之酒,喝得愈多,愈能感受其甜蜜魔力。”拜伦的真诚是其美感力量的来源,“他的生命,是用爱情和自由的理想编织起来的。” 〈题拜伦诗〉有小序说雪鸿“过存病榻,亲持玉照一幅,拜伦遗集一卷,曼陀罗共含羞草一束来见,且殷殷勗以归计。”雪鸿也喜欢拜伦,二人最后一次见面谈及拜伦作品,促使苏曼殊着手翻译其诗。一年以后给朋友信中,他说雪鸿“赠我西诗数册。每于椰风椰雨之际,挑灯披卷,且思罗子不能忘弭也。” 柳无忌所提英译《燕子笺》,也是和雪鸿船中交谈后所起念头。〈潮音跋〉说“甫脱稿,雪鸿大家携之马德里,谋刊行于欧土”。苏曼殊又请庄湘题词,他在写给庄湘的信中说题词“雅健雄深,人间宁有博学多情如吾师者乎。” 苏曼殊在新加坡只是匆匆过客,没有看到和当地文人交往记录。不过说起马新,还有其他事可记。 1904年,苏曼殊到泰国和斯里兰卡习佛,先在曼谷停留两个月,从乔悉磨长老学梵文于龙莲寺,在斯里兰卡则应聘于菩提寺。张国安《红尘孤旅:苏曼殊传》说苏曼殊当年朝圣拜佛路程如此:从上海出发,进入四川、云南、泰国、缅甸、印度、斯里兰卡、马来半岛、越南,然后返回中国。 苏曼殊回国后告诉朋友各地供养僧侣分别。斯里兰卡民众尊重僧侣,住持每天两次,率领僧众,身披袈裟,敲击法器。居民闻声,献上饭食,跪拜送迎。跪拜被看成是向象征佛教标签的袈裟致敬,所以僧众不必回礼。印度群众敬僧,置水果于门前,供僧饱食,而不许言谢。马来半岛也一样有特色,“在马六甲海峡东侧的雪兰莪州,僧尼不去化缘,而由施主供送,施主每天早晨将米饭、鸭蛋陈于门前,路过僧尼,可以自己取食,无需向主人化募。”读苏曼殊作品心情不易轻松平静,难得看到这些趣味横生的风土故事。
2年前
星云
读家
叶福炎 / 冷战与《蕉风》的時代意义
在林春美教授《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一书之后,《蕉风》所具有文学意义上的重要性,开始获得一定规模的学术研究基础。不仅是文学史的某个切面,它几乎参与并见证了整个马华文学史的发展。虽然2016年也曾举办针对《蕉风》研究的研讨会,但如同过去所说的,这方面的学术累积甚少,也一直是待探讨的对象与领域。今年4月,《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蕉风研究论文集》一书的出版,无疑是一种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展现。 《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乃集合众人之作,除了来自不同学门的研究者,也有兼具蕉风编辑与研究者双重身分的作者。如此多重的身分交织成不同的观点与视野,也进一步凸显《蕉风》自冷战背景下所创办的时代意义。那些经由文学与政治所交互形成的课题,即黄锦树于绪论指出的:马来亚化(本土化)、现代性(现代主义)、文学的自主性、大众化。 论文集的内容一共分为3辑:冷战与国族想像的讨论、编辑的思想及其实践、现代主义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路径与可能。在辑一的内容,王梅香〈香港友联与马华文化生产〉一文列为首篇,除了是作为一个文学杂志大背景的陈述,借由文化中介理论指出香港友联人于马新的文化实践;而接续着庄华兴与林春美二人则是分别指出,南来文人实践的背后其国族的想像乃是不同路径:前者是左、右翼思潮的角逐;后者是本土的、马来亚化的实践。除了行动者及不同想像的路径,黄国华从【采风】栏位的文本及其翻译,探讨《蕉风》是如何参与并回应当时的国族课题。 在辑二的内容中,4位作者分别讨论了《蕉风》编者的写作及其思想实践。贺淑芳论方天的写书主义书写、林春美论白垚的再南洋、邓观杰论黄崖的大众化实践、张锦忠论陈瑞献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些论述分别呈现不同时期的《蕉风》及其时代脉络,与其所需回应的课题。同时,作为马华文学史的侧面,它让原本隐形的文学场域轮廓得以浮现——那些左翼文学的阵营,只是这还有待进一步的探勘与讨论。 现代主义:马台的文学交流 《蕉风》经常被当作是现代派的阵营。除了预设写实派作为对立面以外,它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存在。如此的宣称,正是黄琦旺试图要反驳的。她认为,马华文学有属于本土的现代主义的可能;郭馨蔚则是指出《蕉风》的一波现代主义展现了马台两地的文学交流,包括了作品引介与思潮推动,当中白垚的新诗再革命是重要证据。从文学接受与影响的角度,李树枝尝试论证余光中在《蕉风》的登场是一种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阶段性发展。最后,张光达的论述可视作为是对现代主义之后马华新诗的一种诊断。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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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陈瑞献特辑】梅淑贞/因缘殊胜
自己心仪多年的偶像竟然会写信来!我高兴得以为是在作梦。但问题也立即来了:除了认得出自己和写信人的名字和另外几个字外,那封以墨水写成的蝌蚪似小小楷,却完全看不出是什么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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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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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献特辑】张锦忠/看七种重彩的云朵── 陈瑞献及其诗歌英译集
十多年前,瑞献提到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有项翻译赞助计划,希望我来译他的诗。后来因我非新加坡籍而作罢,但我们的译诗计划并没有停摆。对我而言,那是对兄长辈的承诺,没有截稿期限,但总是念兹在兹。所以十多年来,每逢寒暑假译瑞献诗都会列入计划工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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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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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献特辑】李有成/陈瑞献与《蕉风》
我与瑞献超过半个世纪的交情,非仅不因时空距离而生疏,反而因年岁日增而益形醇厚,仿如我所见的瑞献近作,早已不拘形式,自由自在,毫无罣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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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文艺春秋
游以飘/蕉风
无相的你 也是无色的 暗夜启始 咆哮过村庄 呼啸过江海 转折往东南方向 那些船只与码头 所谓流动 是有所回避 无出其右 也无出其左 肃穆的离别 穿过仄狭的削壁 从此以后 辽阔如边境以外 多人之地 就在赤道 小巧如下午 你的吹拂 就像飘扬的热带 你选择了这条路 经验就像波浪 翠绿的涌动 是一种再生能源 摇曳于温婉 与热情之间 仿佛天启 禀告新生活 异常为日常 在这样一个地方 你终于获得本色 你的出彩 给远近赏识本相
3年前
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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