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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风

近来常在车来车往的繁忙马路上看到三两个兜卖番石榴的小贩。他们手里拎着的番石榴是一小袋一小袋地分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并且已经削好皮切成大小适中的片状。见到前面交通灯转黄,车流慢下来时,赶紧凑前去兜卖。这些兜卖番石榴的小贩,几乎都是统一着装:长袖T恤,长裤,戴鸭舌帽,而且还是最遮阳的那种。这当然不是制服,而是大热天,烈阳高照下,持续在马路上跑来奔去,确实是酷热难耐。 坐在车里的我每次都很留意他们,是想看看在车龙如流水的马路上,有多少人买他们的番石榴,而那又是些什么人?却总不见有较下车窗帮衬的人——没生意呢,我心里不禁为他们着急。我之所以上心,是意识到他们都是异乡人,都是为口奔驰的一群人。而这营生看来又是如此惨淡,还能继续下吗?可情况竟然是他们的身影不仅没消失,还似乎有日益壮大的趋势——我没看见,不等于没有帮衬的人。 而现实是:生活是艰难的,人生只有快乐和痛苦两种。绝望不至于,快乐也不是常常有。但比较起来,快乐多些或少些,总算是有的。当然,我的这些所谓换位思考,即使不是悲观也是妥协的,从中感觉到有种淡淡的忧伤。仿佛生活的艰难在于一切都在衰退没落中。 可转瞬间却觉出,不是这样的,如今的社会,情况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回想过去,再对比今天,你会发现在在马路上奔来跑去都不是那回事了。至少他们都是成年人。时光倒流二三十年,在网际网络还不普及的八九十年代。每到跑马和万字博彩开彩日,在晚报还没来得及送到报摊之前,交通灯前,穿梭在马路上的是一些小孩,年龄最大也不过是十一二岁左右。手里拿着一叠影印的“开彩成绩”,竞相抢扑到车流中去,口里一迭声称:马票、万字!经过的车流,十之八九会有一只手从车窗里伸出来——生意可好着呢。没人会在意阻不阻碍交通,更没人在意孩子们的安全问题。那时我就一直在想,买马票和买万字的人有这么多吗?可想深一层,其实也很简单。人生是个很艰苦的过程,而现实与梦想是分不开的。下注等于买个希望,不妨呀,万一中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 再夜一点,夜报送到了,这些孩子们于是转卖夜报,却把夜报管叫“马票报”,一样生意兴隆。 我很怀念有夜报的那些年月。晚饭后出去散步,顺便买份夜报,到家先看标题,然后选择性大小新闻约略看一下,就像处理日常事务那样必然和自然。更怀念的是书报摊,那是个回不去的年代。愈往后看,愈多解不开的情意结。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处都是书报摊。那些摊位有些是依附在诸如海味铺、金铺、布店、咖啡店的边上。“依附”一词,是我姑且称之。因为那些书报摊是在店铺的旁边增建搭出来的一个有篷的长棚。书报摊,顾名思义,除了卖报纸,也卖书。最多的是杂志,那年代的杂志港台的占大多数(本地出版的也有五六种吧),文化、艺术、政治、文艺、娱乐、妇女、家庭,各种各样多不胜数。香港的娱乐杂志,光是电影类的就有好几种。而文化、学术、思想类的,我偏爱《明报月刊》。金庸、胡菊人、戴天,董桥,是那时的文化名人。还有美丽岛事件,看得我一愣一愣,一知半解。《姊妹》最火,是妇女洗头电发时必看的杂志,每期都有亦舒的小说。台湾的《皇冠》也不遑多让,有琼瑶的小说。那时仿佛是言情小说的天下。而另一边厢也有比较小众的《现代文学》月刊、《当代文艺》月刊,像白先勇、陈映真、林海音、徐速、刘以鬯等作家的作品,也是在那个时期接触到的。当然还有我们本土的《学生周报》和《蕉风》月刊。那是我们这一代写作人的奶水和摇蓝,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 我的惆怅是,在那个年代,文学杂志是可以摆在书报摊上让路过的人随手买的。而如今的社会,样样科技化,是所谓走在时代的尖端,但这尖端是怎样的一种走法?书报摊没了,即使有也变质了;文学杂志没了,不是因为衰退没落,而是真的没有了生存的空间,绝迹了。 相关文章: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我们这代的认同——给一位中国研究生回的信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浮想联翩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5月前
编按:今年,资深作家梅淑贞将60年代笔耕至今的作品结集成册,出版了一丛“大书”(共7本),可谓马华文坛大事。年轻作家会如何解读呢? 截至截稿,我已经阅毕丛书中的前4本:收录前辈作家梅淑贞(以下简称“梅”)早期诗作与《红楼梦》相关专栏的《梅诗集》;涵盖诗、小说、散文、翻译与书论等文体的《人间集》;以杂文为主的《游花园》和《无重点》。 原也不太熟悉梅的书写主题与风格,但通过这4本丛书,却能趋近这位在马华文坛深具影响力的前辈作家,让我这个后辈也能“胆生毛写巨人”。我想这也是7本文集同时出版的意义之一,横跨一甲子的累累硕果,再度展现读者眼前,可见作家毕生的关怀命题与风格嬗变。 ◢多语兼通的多栖作家 一位不断输出的作家,必也是一位勤勉的读者。梅只要外出超过一天,必有至少一书同行。她谓之“求生守则”。谈论作者的渊博学识之前,我想从她对语言的敏感度说起。梅的母语是台山话(“母亲是一生只说一种语言的母语忠贞分子”),而台山话系出粤语,加上作者在福建话为主的槟城长大,本身爱读外文书,成就她纵横各语种的能力。 引人入胜的语言趣谈,皆可从杂文中读到。印象深刻的包括作者中五那年竟将“离骚”与马来语的risau作牵连,用她的话来说,那便是“人生第一课的华巫比较文学”。自此,她在多种语言之间来回切换,挖掘它们的互通与差异。举例来说,〈马来国骂〉(出自《游花园》)所提到的政坛celaka风波虽早已成过眼云烟,但文章对“kaki bodek”与中文“托大脚”的异曲同工,兼及各类犀利马来骂词的分析,至今读来仍谐趣迭出。当然,那些毕竟只是趣谈,梅写得更多的则是对翻译作品的评析。比如〈译人者人译之〉分析张爱玲翻译自己作品时的取舍,同时批判Julia Lovell英译〈色,戒〉的种种缺点。 作者视粤语为瑰宝。〈火烧旗杆与其他〉回忆李大傻说粤语故事时穿插的歇后语,并以趣味横生的行文说明歇后语的生成逻辑。谈及外国明星的译名,作者认为粤译较优,“读来就如港人般麻利”。时值2010年,“推普废粤”引燃“撑粤语”运动,梅以文章发出抗议之声:“有两把口的大小官,大概也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竟然不知死活将广东话视作有欠教养的方言……” 梅的杂文以文字观察社会现象,从中读到她的态度和立场——她直批陈最良为“腐乳”,事关他视〈关雎〉为其女弟子的训诫;认为邓丽君唱的〈水调歌头〉真为“水调”,因为“苏东坡才不会创出靡靡之音”……小时候因痴迷披头四而挨巴掌,但仍坚持“这世界该允许异见,即使只是音乐。”扩而言及文学,她认为“其宗旨也不是要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是打开我们的心灵,以更开放的态度,采取不同的观点,来亲尝其甘,或是其苦。” ◢编辑甘苦谈与马华文坛 后来,她秉持这种精神成为《蕉风》的执行编辑。从她的散文,我们读到那个年代经营文艺刊物之不易。她唤《蕉风》为“宝宝”,认为编辑“充其量只是一个等着看有什么配料便烧出什么菜的厨师而已”。〈一日工作十四小时〉回忆在她接手《蕉风》以前,张锦忠与紫一思诸位前辈参与编辑时所背负的身心重荷。那些年当执行编辑还需兼顾画版,从摄影画报找插画等繁琐工作。梅还追忆起当年由于印尼禁止进口中文书,紫一思为将《蕉风》“走私”到那里所采的拆骨断筋之法——刊物被拆开两份,分别以书信寄出。 原以为阅读风气低迷是今时现象,通过梅的文章,才发现以前的杂志也不容易做。〈出版的困境〉罗列几大出版业所面对的难题,分别为功利主义盛行、影视文化入侵、找寻消遣容易、精神生活降低等,并提供解决方案。 梁文道曾经提过写时事评论的悖论——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时评当然也容易过去,“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便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遗憾的是,梅所提到的出版苦境时至今日,仍是“屹立不变”的事实。 提高阅读风气谈何容易,至少仍有一群爱书人士用心经营。梅时时捡拾记忆碎片,挂念曾与之并肩前行的文友。回首梅所处的年代,我总认为彼时“高人突起江山如画”(化用自梅的文章)。2013年我有幸在中学文艺营认识何乃健老师,浅薄的印象中他总是不愠不火,慈蔼平和。然而通过梅的散文,我才得以一窥他作为愤怒诗人,参与印度组织举办的Interlok抗议大会时的形象。 梅娓娓道来孤身远赴吉隆坡的年少岁月,幸有姚生(姚拓)与刘哥(白垚)接应,所以老来每每路径当年第一个落脚的友联出版社旧址,总是会“感到特别寂寞”。她不敢摄影,生怕把该处晃荡的幽灵带回来。记忆仿若幽灵反复重临,梅感慨:“原来过往一辈子的时间,多用在怀念斯人斯事和旧园故土,以及曾经看过的那些书。”更戏言自己为“前朝遗老”、“食古不化的守旧派”(其实她很in,很新潮,是周董的歌迷)。 为了留住旧时光,她也花了不少篇幅书写故乡槟城,“立意为我城造像,趁记忆里的往昔尚未消退之前。”所以在她笔下,读者回到昔日的槟城——发现原来Gurney Drive在Gurney Plaza与高级公寓林立以前,有一座座白宫般壮观的古老豪宅;试图重构国泰、奥迪安、首都等老戏院风光营业的旧槟榔律(Penang Road);考究Armenian Street街名的历史渊源…… ◢青春焕发的诗心 巨大的孤独感无以排遣,她曾直写“吉隆坡有一百万人又怎样,我一个都不认识。”但诗作为私密情绪的载体,抒怀言志的体裁,则见感性多情的梅淑贞。“惟我眉尖的初实/尚悬于青色的空枝”这一句诗,或许足以形容她的早期创作状态。她的少作颇具古意,“谁人盘坐岩崖上/餐我秀色苍苍”使我想起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她早期的诗亦大有悲天悯人的意味,比如〈花语〉不忍“千万朵娇娆/也被重型的机器压缩”,成为香水;却也已经开始展露不屈精神——〈孩提〉写“纵冰纵寒纵冻纵酷 皆不伤/不伤只影形单”;〈陟彼青山〉写“再仰首  凌峰的第一株针松叶/黛然地盘根在我自信的黑眸中”。 梅认为:“能使诗人挺起脊椎的,除了尊严外,便不可能有其他更好的理由了。”她不屑任何教条主义、僵固的理论或是权威,认为诗是诗人纯粹的观点结晶。《人间集》收录较后期的诗作,便彰显诗人的抵抗意识——她想在“大地的白茫茫中寻找/酷寒里的美丽/人的尊严、美德、友爱、深情、关怀、与信赖”。面对冥冥天意,她决意与之周旋:“就让我依照着这指引/匍匐去吧”。 谈起梅诗,自然避不开《红楼梦》,因古典作品丰富了梅的性格,构成了梅诗的精神底蕴。原来梅与我一样,都是“拥黛派”,然而当她看不过眼有些红楼研究诬赖薛宝钗,亦会拔刀相助,条理分明地提出各种证据反驳该论说(详见《梅诗集·咏絮才人的结局》)。专栏《红楼寻诗》除了收录评论文章,也有她为金陵十二钗各赋的一首诗,借她们的酒杯,浇心中的块垒。鉴赏《红楼梦》的诗,也总能旁征博引,将其拆解成易懂却不俗气的白话。 梅常自比《红楼梦》中学诗的香菱,像刨黛玉的诗那样,猛读各个名家的诗。她曾反问:“试问有哪一位曾跃跃欲想要成为诗人的文青,没有经过捧着心仪诗人的大作,反复沉吟观摩学习的阶段?”更坦言年轻时也曾因循经典,参考牧羚奴的诗作,东拼西凑写成〈召唤〉,不小心成为抄袭猫。幸而,后来她也走出了自己的诗路,完成香菱所完成不了的——从前人的诗的束缚中解脱。 ◢小说布下的叙事迷阵 创作多面在处理不同文体时,往往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梅的短篇小说不占大比重,仅在第二本书《人间集》读到,却在风格、语感、氛围等方面与其他文体断裂得最明显,充斥意识流、魔幻现实、超现实等表现手法。〈幻想〉、〈梦是一件事炸弹是一件事〉等作品画面跳接频繁,仿佛带读者走入镜像矩阵。情节离奇怪诞,匪夷所思,比如“两个警察左右两边的把我押上警车。警车乃作癞蛤蟆状,开车的是一只肥油四溢的猴子。” 〈衣箱〉描述主人公被一个奇异,有眼的衣箱监视,小说所营造的压迫感和恐怖气氛缓缓渗入读者的每一个毛孔。梅短篇小说中出场若干次的“魏企仪”是一名知青,时时借哲学概念叩问人生在世的意义。有没有可能,那是梅在另一个平行时空的化身? 梅在散文〈大隐于市〉中曾写过:“如果我还打算写一部伟大的小说的话,认真的‘走入生活’是必须的。”梅的小说深具人文情怀,虽然不是“议题先行”的作品,关怀女性的意图并不明显,却也在〈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揭露男性看不起女性太认真、感情用事时,自以为是的可恶嘴脸。 ◢知性与幽默兼容的杂文 梅的丛书寄到居所以前,曾和文友漫谈对梅及那年代作家的粗略印象。我们都为他们博览群书,可以读透原文书的能力而折服。而我,正好来自梅所谓的一首元小令〈天净沙〉也只读半阙,教育水平低下的世代。于是阅读梅的丛书,其实更像“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远”,收获文学书以外的视野。 她写道:“我的杂学向来无甚市场,虽然多是有根有据依书直说。凡是怀疑并非坏事,至少可以证明自己不是3岁小孩。”她的游记多见批评,直言古晋的古庙翻新重建后,“只见上上下下一片金碧辉煌,豪华过了头反显得俗艳”。槟城入遗后,战前老房子经过大肆整修,她认为只是充当门面的“花洒”(façade)。〈独裁主义者〉一文,即是对新马政治生态的观察,借口香糖禁令反思个人自由和国家繁荣何者更为重要。文末表面称赞至少新加坡官员都很干净,实则在当时高压的政治气氛下,巧弹弦外之音——“也没有父母官或老师会喝令非其族类,回去‘本来的国家’。” 另外,杂文〈有凤来仪〉从熊猫的名字谈起,竟能旁通周星驰《九品芝麻官》、香港“一楼凤”、粤曲〈凤仪亭〉;聊起数字7的迷信,融汇波音777、MH17、诺亚方舟7月17日停在阿拉法山下、广东俚语“唔理三七廿一”等杂谈;听徐佳莹〈身骑白马〉和周杰伦〈爱在西元前〉则化身历史老师,分享歌曲中的各种典故,及至纠正错误的史实;谈穿越,物理学的《时间简史》、无序状态(Entropy)、电影《回到未来》、《超时空要爱》、《月光宝盒》、《仙履奇缘》信手拈来。果真,她是一个“背书比吃生菜更容易”的人(作者语)。 如果梅愿意,我相信梅也能胜任脱口秀演员。幽默脱胎自学识,而梅的杂文总是不期然地“抛梗”,戏谑别人,也不吝于自嘲——〈玉容寂寞〉中的她,听着蒋勋念“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一边吃软绵绵的麻糬,竟然联想到杨贵妃形象;想起〈武陵春〉的双溪位于金华,她写道:“我一看便眼睛发亮,因立即想起难得的金华火腿,真是煮鹤焚琴大煞风景。”这样的“扯淡”功力,脑中的知识库还真需要有所积累才行。 ◢结集少作,回顾个人史 常常反思少作的出版意义,但毕竟我的阅历尚浅,也不容断言自己是否已经脱离“少作”阶段。阅读梅的丛书,其看待少作的态度或能提供参考。她也曾“在过去那50年不敢也不欲重看那些‘杰作’”,如今将许多旧诗文再版收录,让她“反而有种天人合一的圆满感觉”。 她在《人间集》序中写:“新的《人间集》有很多篇章,甚至可以说是后大部分的篇幅,是‘吾不欲观之矣’的文字。不想重睹的原因相当复杂,是自觉太过幼稚,或是自视过高目空一切,或是不知死活乱发噏风,又或是如同跳脱衣舞暴露太多,虽然写的时候很荡气回肠。”然而,那些近乎散佚的文字,例如〈阿杨,唉,阿杨〉却意外让梅想起一位多年不见的故人。少作的结集,何尝不是个人史的回顾与保存? 如今梅的7本大书顺利面世,内容扎实,题材多元,涵盖作者多年创作的亮眼成绩。本文只截取一个大致印象,尚有诸多精彩细节与情节,唯有亲自购书阅读,方见真章。 梅淑貞另3本新書: 相关文章: 牛忠/梅诗集 【陈瑞献特辑】梅淑贞/因缘殊胜
7月前
在新纪元的图书馆内,竟然还找到谢冰莹一本非常薄小的小说——《爱与恨》。借了出来,翻到末页,看到“赠书单位”上记录:陈川波先生。陈先生笔名长河,也是当年南洋大学中文系第五届毕业生,于70年代初期负责编辑《星洲日报》五个文艺副刊。2015年,新纪元设立“方修文库”,乃是经时任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的陈川波穿针引线。 谢冰莹于1960年离开马来西亚返回台湾师范大学任教,陈川波则于1963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就读时期还是校内重要刊物《大学青年》的编委。陈川波当年读了谢冰莹的小说,他的文学启蒙显然来自走入华校的中国现代作家。 1960年代初期的南大校园,乃至整个星马文坛,文学氛围浓厚。这时期走入南洋大学的中国现代作家就有凌叔华、梦瑶和苏雪林三位。她们虽然在大学里教授国学/古代文学,但她们本身积极创作,发表至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蕉风》,又到新马各地演讲,结交文友,亲自带领学生投入创作,甚至在本地出版自己的文学著作。台湾中兴大学罗秀美老师早有长文〈自我与南洋的相互定义——苏雪林、凌叔华、谢冰莹、孟瑶与锺梅音的南洋行旅〉,对这几位现代作家的南游踪迹作出很好的剖析。 她们在星马生活3至5年,日子不长,来去如风,却铸成印刻。诚如凌叔华、梦瑶和苏雪林之于云南园,谢冰莹则是属于太平湖的。她抵达太平华联中学执教以后,可以说比任何一个南来的中国现代作家更努力地融入本土社会。1961年,她回到台湾,首先出版《马来亚游记》,书中收入多篇她对太平湖光山色的细微观察——“游太平湖最好的时候,是清晨、黄昏、月夜,和细雨蒙蒙的时候”,可以想像这位作家如何沉浸在昔日的太平湖时光。 书中还有一篇〈马来亚侨胞的口语〉,谢冰莹胪列出本地社会惯用的口语方言,让 “想来马来亚的朋友们做个参考”。在这列表当中有个很玩味的词汇,即“来的”。谢冰莹发现本地人惯常地在每一句话后面都加上“来的”。好比说“她是作家‘来的’”、“这是什么‘来的’”……似乎都是耳熟能详的星马华语,谢冰莹老早就注意到了。今天,广东话也常有类似词缀,例如“乜嘢来噶”,“佢系先生来噶”……其字意虚化,却是日常用语。 谢冰莹还没离开太平之前,上述提及的中篇小说《爱与恨》已由蕉风出版社出版。小说以她在太平中学执教时的情况为背景,写的是一中学生因女友出轨而闹出命案,自毁了前程,打击了母亲。轻薄的小开本,内附插图,吸引了阅读目光,谢冰莹强调通过文学来教化中学生。 早在1950年代,谢冰莹已想到太平这地方来。她在新加坡作家张逸萍的散文《希望》序言中提及:“说起来,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台湾师大中国文学系,选修新文艺习作的,有一位马来亚学生,写了一篇〈太平湖之恋〉,那是一篇非常优美的小品文,真是如诗如画;我为这篇文章而陶醉,脑子里,常常会出现太平湖的影子,后来我去太平华联中学执教,可以说,也与这篇文章有关。” 还未抵马之前,谢冰莹已将小说投稿至《蕉风》。之后到了马来亚,更是积极,她在《蕉风》的文章,一是她旅居马来亚时的散文创作,另外则是她对文艺理论的写作。当时除了《蕉风》之外,还有《文学周报》,两家的编辑团队也是马华文坛主干,包括姚拓、白垚、黄崖、黄思骋等。谢冰莹亦被姚拓邀请到《文学周报》在福隆港举办的文艺营上演讲,算是和马华文坛文学爱好者首次“亲密接触”。谢冰莹是在此次讲演后再度萌起写小说的念头,《爱与恨》即是当下的产物。 这批“民国作家“的到来,在某个程度下为马华文坛增添不少姿彩,南洋对她们而言无疑是家乡和域外两地之间一个过渡的据点,当她们带着前半生的文学积累来到这里,南方暂且成了她们文人雅集的场域,不管是她们和南来文人之间,还是她们和马华文坛/文人之间,这座半岛的日常滋养了作家们的生命。
2年前
日本南侵,继以中共统治大陆所激起的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可证诸于英国殖民之下的海峡殖民地,马来亚联合邦,独立的马来西亚,以及在1965年从中分离出来的新加坡或星加坡。后者虽曰一分为二,其后多年的民间交流仍然频繁。在加拿大的“北美星马同学会”,在台的“星马留台同学会”都没改名。在星马本地华文文艺圈的交流,依旧是“星马一家亲”。这个观察乃根据个人的记忆与经历,和以下几本中肯中立的著作:林春美、马仑、黄锦树等 。 基本上,这儿仅选取至2013年仍有文艺作品发表的老辈作者群,或稍有例外的旁及。但暂不包含鲜从事文艺创作的文学历史、评论家。 群中极受两地作家仰望的有槟城的温梓川、萧遥天、星洲的方天、孟毅、连士升。中生辈且著作经常上报的作家,不论地区,有陈慧桦、李苍、林木海、萧艾、淡莹、山芭仔、温任平、鲁莽、周唤、马汉、周灿、林方、英培安、陈瑞献等等。诚然,马仑于1979年所编著的《马华写作人剪影》及随后的修订版,不偏不倚,几乎包揽所有上世纪80年代前的马华作者,不论其左右翼。当年的好几位文青创立过海天诗社、天狼星诗社、星座诗社、五月诗社等。甚至还有收购报馆以提倡文艺的文青。由于我在1970-80年代忙于学术本科的研究和教学,几乎与星马文坛脱节了。故这时段纵是我的学生辈,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们中已享誉星马文坛的有尤今、梅淑贞、马盛辉、潘正镭、希尼尔等。 值得一提的,也算例外的是出生怡保的南大中文系的尤今(谭幼今),她已出版了两百多本散文小说集,有不少还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这显示星马文坛已逐步离开冷宫文学的阴影了。怡保的潇凤,身居国际汉诗社的副主席,在提升大马的文艺国际性,可谓任重道远。据悉,黎紫书、梁靖芬也正往这方向进行,我们拭目以待。他们可能在1980年之后才出道,因在马仑1979 年的书中并没提及此四名作家。拙作《与智者愚者同行》(2019)或略有补充。  写作人野餐会 我虽没正式参加过星马各类诗社的活动 ,却参加过学生周报暨《蕉风》举办的作者聚会活动,如第一届的“星马青年作者野餐会”, 时为1961年3月18至24日,地点是波德申的清风阁。另还有一次是在邦咯岛。我在前个集会上认识了许多各地的文友如鲁莽、端木虹、马汉、辜健智、冰谷、年红、慧适、陌上桑、游汉炳、游汉维、张齐清等等。丁善雄那次受邀但没出席。会后出版了纪念刊,内包含了十多幅活动图片,以及36名参与者60年前的肖像。之后好多年他们还活跃于星马文坛。马汉在追悼张齐清一文中也报道了全部参与者的姓名,以及他们俩为落实发展文艺的意愿而收购了霹雳州的《建国日报》。他们之间更不分彼此,更遑论星马分隔,皆把感情浸淫于文艺中。 不亲的倒是互相猜忌的左右翼文人。由于报刊多接受同翼文人的稿件,投稿人可说没多大的选择。那是上世纪的事了。 在1950年代的星马文艺圈里,文艺活动多附属于报刊,偶有杂志。该时代的《星洲日报》左倾,《光华日报》右倾,《南洋商报》比较重商。销路较广的文艺刊物有《蕉风》和《学生周报》,两者皆被视为反共或第三势力的刊物。这些刊物几乎全由中国本土或香港南来的报人、文人所把持着。大家比较熟悉的便有方天、连士升、李星可、力匡、原上草、黄思骋等。他们的政治背景被分成三大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支持者,以及中立的第三势力。顺理成章的星马的作者便被冠以左右翼等之称谓。而出版《学生周报》和《蕉风》的友联出版社则左右不属。 星马分家后,两家大型的华文报章也逐渐各自改变编辑的方针,以适应国情。新加坡原来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更直接地合并成为《联合早报》。虽曰国别左右翼的老牌文人已逐渐趋向左右逢源的境地,两地的文青却以国别的作家协会彼此划定奖励的底线。 个人在六年级时便参加学生周报社(1969年后又改称为学友会)的各类文艺活动如合唱团、办壁报的文艺组等。与许多会员一样,我对蓄意赞扬劳工的诗文作品不太感兴趣,只因那类诗词过度的口号化,与政治倾向无关。    台马一家亲 际此,值得回忆的亲家多年后似乎已被“台马一家亲”替代了。大马旅台文艺作家如李永平、张贵兴、陈慧桦、林绿、黄锦树、张锦忠、李有成、钟怡雯等约三十多名文艺作者的作品 ,出现在黄锦树等三位于2014年主编的《我们留台那些年》。接下来于2022出版的巨著《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 》中,其文青数量激增。虽然他们好些已选择定居台湾,却经常回娘家,更经常为大马报章撰稿。总之,与星马本地文人之交流非常融洽。 诚然,这儿并没提及台湾更早期的著名文艺作家如余光中、司马中原、痖弦、琼瑶、李家同、张系国、李敖、柏杨、龙应台等。虽然他们的作品在星马很流行,有位也被引导编选过【南洋文艺】专辑。可惜他们中有完全不熟悉星马文化的,或有视星马文艺为冷宫文学,或有从没写过文艺作品的。文艺本质本来就不是科学,但编选不科学的文艺作品却须科学化,岂可蓄意以偏概全?多年来他们所选编的星马文艺全集,全不全? 本文仅涉及经常撰写诗歌、小说、散文的文艺作者。专攻文学史料、编撰他人作品集、时事评论的专家,可另文讨论。
2年前
“余抵星加坡,即居舅氏别庐。别庐在植园之西,嘉树列植,景颇幽胜。舅氏知余性疏懈,一切无訾省,仅以家常琐事付余,故余甚觉萧闲自适也。”这是苏曼殊小说〈绛纱记〉句子。 〈绛纱记〉讲情爱劫难,前后出现4个故事。其中叙述者昙鸾和五姑在新加坡相遇相知,因为昙鸾舅父破产,五姑父亲将已论婚嫁的恋人拆散。昙鸾和五姑私奔,北回中国。这段情缘有南洋风情,缩小我们和小说人物距离。 在悲哀的故事中,我自寻区域趣味。苏曼殊提蕉风椰雨,文字虽然不多,类如“时见吉灵人焚迦箅香拜天,长幼以酒牲祭山神”,放慢阅读速度自然不过。叙述者说舅父所开糖厂,“重要之任,俱属英人,佣工于厂中者,华人与孟加拉人参半。余默思厂中主要之权,悉操诸外人之手,甚至一司簿记之职,亦非华人。”那是20世纪初马新工厂现象,与其说华人媚外,不如说是政治现实。 地域书写只是蜻蜓点水,作者志不在写实。〈绛纱记〉内容横跨新加坡、香港、苏州及上海。情僧情根难断,爱讲俗世和净土之间的张力和矛盾。偶然路过新加坡,随手拈来为情节发展铺陈。 柳无忌〈苏曼殊年谱〉记苏曼殊1909年8月,“至上海,晤蔡折服,旋游西湖。南巡星加坡诸岛,遇庄湘及其女雪鸿。《燕子笺》 英译成。”苏曼殊离国乘船去爪哇,转站新加坡,在船上遇西班牙籍老师罗弼·庄湘和女儿雪鸿。  1896年,苏曼殊在上海教会学校求学,庄湘为英文老师。他有慧眼,对苏曼殊特别关照,雪鸿和他也谈得来。船上相逢,触发苏曼殊不少创作灵感。苏曼殊在新加坡病倒,进了医院。庄湘父女目的地是欧洲,但却留下照顾苏曼殊,等他出院后,才乘船西去。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这是苏曼殊当时所写〈题拜伦诗〉,讲拜伦也讲自己。拜伦和苏曼殊属聪敏伶俐型,二人性格相近,愤世嫉俗,率真不羁。他们渴求关爱,情绪不稳,内心经常涌现与生俱来的空虚和焦虑,顾影自怜。拜伦对生死、爱恨以及孤独感的书写,打动苏曼殊心灵。拜伦经历不少飘泊生涯,他离开英国久居希腊,无家可归的心情和苏曼殊极为相似。苏曼殊崇仰拜伦,理由不难理解。 到泰国和斯里兰卡习佛 苏曼殊在《断鸿零雁集》记说拜伦“犹中土李白,天才也。”拜伦诗“雄浑奇伟,今古诗人,无甚匹比。”他用英文写〈潮音序〉时,形容“拜伦的诗犹如使人兴奋之酒,喝得愈多,愈能感受其甜蜜魔力。”拜伦的真诚是其美感力量的来源,“他的生命,是用爱情和自由的理想编织起来的。” 〈题拜伦诗〉有小序说雪鸿“过存病榻,亲持玉照一幅,拜伦遗集一卷,曼陀罗共含羞草一束来见,且殷殷勗以归计。”雪鸿也喜欢拜伦,二人最后一次见面谈及拜伦作品,促使苏曼殊着手翻译其诗。一年以后给朋友信中,他说雪鸿“赠我西诗数册。每于椰风椰雨之际,挑灯披卷,且思罗子不能忘弭也。” 柳无忌所提英译《燕子笺》,也是和雪鸿船中交谈后所起念头。〈潮音跋〉说“甫脱稿,雪鸿大家携之马德里,谋刊行于欧土”。苏曼殊又请庄湘题词,他在写给庄湘的信中说题词“雅健雄深,人间宁有博学多情如吾师者乎。”  苏曼殊在新加坡只是匆匆过客,没有看到和当地文人交往记录。不过说起马新,还有其他事可记。 1904年,苏曼殊到泰国和斯里兰卡习佛,先在曼谷停留两个月,从乔悉磨长老学梵文于龙莲寺,在斯里兰卡则应聘于菩提寺。张国安《红尘孤旅:苏曼殊传》说苏曼殊当年朝圣拜佛路程如此:从上海出发,进入四川、云南、泰国、缅甸、印度、斯里兰卡、马来半岛、越南,然后返回中国。 苏曼殊回国后告诉朋友各地供养僧侣分别。斯里兰卡民众尊重僧侣,住持每天两次,率领僧众,身披袈裟,敲击法器。居民闻声,献上饭食,跪拜送迎。跪拜被看成是向象征佛教标签的袈裟致敬,所以僧众不必回礼。印度群众敬僧,置水果于门前,供僧饱食,而不许言谢。马来半岛也一样有特色,“在马六甲海峡东侧的雪兰莪州,僧尼不去化缘,而由施主供送,施主每天早晨将米饭、鸭蛋陈于门前,路过僧尼,可以自己取食,无需向主人化募。”读苏曼殊作品心情不易轻松平静,难得看到这些趣味横生的风土故事。
2年前
在林春美教授《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一书之后,《蕉风》所具有文学意义上的重要性,开始获得一定规模的学术研究基础。不仅是文学史的某个切面,它几乎参与并见证了整个马华文学史的发展。虽然2016年也曾举办针对《蕉风》研究的研讨会,但如同过去所说的,这方面的学术累积甚少,也一直是待探讨的对象与领域。今年4月,《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蕉风研究论文集》一书的出版,无疑是一种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展现。 《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乃集合众人之作,除了来自不同学门的研究者,也有兼具蕉风编辑与研究者双重身分的作者。如此多重的身分交织成不同的观点与视野,也进一步凸显《蕉风》自冷战背景下所创办的时代意义。那些经由文学与政治所交互形成的课题,即黄锦树于绪论指出的:马来亚化(本土化)、现代性(现代主义)、文学的自主性、大众化。 论文集的内容一共分为3辑:冷战与国族想像的讨论、编辑的思想及其实践、现代主义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路径与可能。在辑一的内容,王梅香〈香港友联与马华文化生产〉一文列为首篇,除了是作为一个文学杂志大背景的陈述,借由文化中介理论指出香港友联人于马新的文化实践;而接续着庄华兴与林春美二人则是分别指出,南来文人实践的背后其国族的想像乃是不同路径:前者是左、右翼思潮的角逐;后者是本土的、马来亚化的实践。除了行动者及不同想像的路径,黄国华从【采风】栏位的文本及其翻译,探讨《蕉风》是如何参与并回应当时的国族课题。 在辑二的内容中,4位作者分别讨论了《蕉风》编者的写作及其思想实践。贺淑芳论方天的写书主义书写、林春美论白垚的再南洋、邓观杰论黄崖的大众化实践、张锦忠论陈瑞献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些论述分别呈现不同时期的《蕉风》及其时代脉络,与其所需回应的课题。同时,作为马华文学史的侧面,它让原本隐形的文学场域轮廓得以浮现——那些左翼文学的阵营,只是这还有待进一步的探勘与讨论。 现代主义:马台的文学交流 《蕉风》经常被当作是现代派的阵营。除了预设写实派作为对立面以外,它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存在。如此的宣称,正是黄琦旺试图要反驳的。她认为,马华文学有属于本土的现代主义的可能;郭馨蔚则是指出《蕉风》的一波现代主义展现了马台两地的文学交流,包括了作品引介与思潮推动,当中白垚的新诗再革命是重要证据。从文学接受与影响的角度,李树枝尝试论证余光中在《蕉风》的登场是一种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阶段性发展。最后,张光达的论述可视作为是对现代主义之后马华新诗的一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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