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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

半个世纪在时间长河里算不算长,也许有些争议性。 倘若以人生过程不到百岁比较,相形之下,半个世纪确是有些漫长了。因为根据世界统计数据,我们人类平均寿龄为75岁,这个数字极其低微,而且是连病在床榻上的临危人士也包括在内的呢。 那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呢?有句成语形容得十分恰到好处,那便是“苟延残喘”;闭眼沉思,那情况不是惨不忍睹吗? 作为有超过半世纪稿龄的写作人,家存几千本藏书乃极其平常之事。我是一个极其懒散的写作人,家里共有7个藏书柜,藏书包括小说、散文、新诗,兼及极少的翻译作品。剔除也藏书的两个木箱之外,我家共有7个像样的书柜,说像样是因为向家私店购买的。而7柜藏书究竟有多少箱,我从来没有计算过,估计超过3000本书吧!以一个写作了几十年的作者而论,这样的藏书数量该也不算多吧! 书太多收不下 我的挚友何乃健、陈政欣,早把藏书安置妥帖,就是送给需要的教育机构。这是一个绝佳的妥善安排,裨让更多爱书者享受阅读的乐趣,也是各取所需。有例可循,十拿九稳,我便想效仿作家把书捐献出去,让家里有更多空间不至连转身都感到窒息。思之再三、立定主意之后,遂向本地中学探路。 “几千册藏书比我学校图书馆数量还多呢,我们学校里都没有这个藏书量啊!” 甫出招就遭遇栏路杆,从天劈下一记闷棍!可校长说的也是实话,图书馆容不下,难道把书籍晾在广场暴晒? 其次,我发现送书这回事也并非“安全降陆”的,乃健的书就因为当局没及时处理,被浸入货仓的雨水漫漶,以致损失惨重。另有一位诗人委托友人捐书,没想所托非人,竟然抛给收集破烂的,遭遇循环废物收购商以斤两抛售,书的下场没有比这个更悲摧的了! 首次我感触于书斋也即是“书灾”。这使我想起当年唐承庆老师把家里藏书的柜橱称为“随斋”,既称随斋下场也就顺其自然了;照顾也好,毁灭也罢,随岁月流光顺势而去,像东坡居士豪气干云的“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 本来要说的是“赠品”,却耗费不少文字讲述书橱,就因为那份赠品置于书橱内,还排在藏书前端,足足陪我走过约半个世纪了。这个圆镜内嵌入一个伟大作家鲁迅,正是木制纪念品值得珍藏的要点。虽然年长岁远,烟熏霭涤,但细心端详,整个木制结构的轮廓依然存在。一块四方小木板,被我长期置于书柜的阴暗处,自然是意味着霜冻雪藏——那个书柜收藏的都是大块巨著,好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这块小木板穿插其间,在我的心目中自有其存在的实质与必要。 这块赠品其实是我于1971年南洋大学新诗征文比赛入选佳作的作品,迄今一晃就飘逝了53个寒暑春秋。我出生于1940年杪,53年前的我正式而立,英姿雄发,气吞山河,心胸怎么藏得住那颗飞翔冲向天空而去的向往呵! 诡异的是,当年那份写诗的心,到后来一直没有实现。而今垂暮,只留下一枚褪色的木板,置于藏书之前也是留下徒然的苍白。也许,一支木制奖状,或者说赠品,能陪我走过半世纪风雨,那也是十分不易的坚持了! 常言道:“不忘初心”,若是这个理论要坚持,那我是违背写诗的初心了。我私下以为,写诗多少需要一点天分,不然,从楼上抛下一块石子,不知要打中多少诗人了! 我把写诗的“诗心”抽离,是一项对自己在写作上的负责,不想集疚过深。诗,就由富有才气的诗人去努力吧! 这是我退场的实在情况。   相关文章: 【9月当代小物件】与肯德基压力锅造型杯子的16年情缘/海角 【9月当代小物件 】金露华的时间表/金睿瑜【9月当代小物件】白丽小足球/王晋恒 【9月当代小物件】白丽小足球/王晋恒
2月前
一段时间不曾整理自己的书柜,架上的书本东倒西歪,或直立,或平躺,决定腾出一个周末的时间整理书柜。这是本科毕业之后,属于书柜的第一个“大扫除”,我逐一取下书本,将其划分为“课堂用书”及“课外读物”,进一步按学科、性质与体裁分类。由于书柜容量不大,我事先买了两个透明收纳箱,把自己不常用的书本装箱。搬搬抬抬数趟,我偶然在书柜最深处,发现了一整排白色封面的红蜻蜓少儿小说,随即抽取一本小说翻阅,在小虎队的歌声里,化身为红蜻蜓,低空飞过短暂的少年生涯。 红蜻蜓少儿小说是我高小至初中时期的收藏品,我和它的相遇始于小学图书馆。小学时期,教育部落实阅读计划,为了响应这个计划,班主任每个星期必然抽一节课带领全班到图书馆借书,这节课被我们称为“图书馆节”。班主任规定每人借3本三语故事书,而后完成阅读报告(NILAM),一个星期后到图书馆还书,再借另一批三语故事书,周而复始。往后到图书馆借书,我必然将华语故事书的配额预留给红蜻蜓小说,书脊上的红蜻蜓似为我而停驻。我在同学的大力推荐下开始阅读红蜻蜓少儿小说,一读便深深着迷。此后,每个星期的图书馆节,我都会把一只红蜻蜓带回家,收在书包里。书脊印有指甲片大小的红蜻蜓标志,填满了我本是无趣且漫长的周末小时光。 用全副身家买下“图书馆” 其实,小学图书馆的规模不大,藏书不多,加上每名学生的借阅数量相当有限,无法满足我的阅读量。每逢学校长假,我向图书馆借的小说早已阅毕,令我倍感枯燥。为了解决书荒的困扰,我总是在学校放假的第一天求妈妈带我到书局买小说。当时家里经济较为拮据,没有多余的金额让我买课外读物。我带上过年及生日收到的红包钱,走到“少年小说”的陈列架,在一片白茫茫的书海里挑书。妈妈打量着我选的小说,看了一眼标价,殊不知那时候的小说平均一本只卖18至20令吉。手抱几本红蜻蜓小说,我开心地到柜台付款。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拆开包装,用包书纸将小说包好,然后悠哉地躺在沙发上阅读。即使红包钱的数量日愈减少,但我的内心感到无比富足,因为书架上的小说渐渐多了起来。 阖上少儿小说,红蜻蜓读物在我的成长岁月里犹如蜻蜓点水,它浅浅地飞过我的童年,静静地躺在岁月的长河,培养了我的阅读习惯。时隔多年,红蜻蜓小说里的角色与情节,已经演变为记忆里的符号,遗留于白皮封面。放眼望向一整排的少儿小说,我回想了瓶子里的两条鱼,记起10月妈妈写给他的信,联想起发光虫、毒箭蛙、六六频道、杂货店的女儿……我小心翼翼地将所有红蜻蜓少儿小说拿下,仔细检查书况,不禁感叹。唉,部分少儿小说的书页已经泛黄,好在我有包书的习惯,小说的本体不至于残破。 回想起小学六年级的最后一堂论语课,老师在黑板上列了不同的物品,给予每人1000令吉的假筹码让大家竞标自己想要的物件。当时,我用了全副身家买下“一座图书馆”。或许是为了填补小时候的自卑与欲求不满,我陆陆续续把小时候读过的书买回家。升上高中后,妈妈曾经劝我把这些小说送给慈善机构。明知这些小说已经失去用途,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十分不舍。最后,我决定把红蜻蜓少儿小说塞进书柜的最深处,禁锢了为我上色的红蜻蜓。 大约十几岁时,少儿小说被改编成了电视剧。许友彬小说书页上的文字接连影视化,故事顿时活了起来。第一次感受视觉与文字的冲击,我赶紧翻出书柜最深处的红蜻蜓小说,一边看电视,一边对照小说情节。我从未想过,手上的红蜻蜓能飞入电视荧幕,打开了我的眼界,为我的未来埋下许多伏笔,至于实习期间误打误撞进了当初改编少儿小说的影视制作公司,则是红蜻蜓给我捎来的后话了。 研究机缘巧合之下,我再度捡起了少儿小说。适逢书柜大扫除,我把红蜻蜓少儿小说,连同马华文学、影视文学相关书目移向随手可取的地方。如今,我的书柜列起一本又一本的少儿小说,还原了一段纯净的岁月,却给我捎来另一波考验。“研究生”身分是我迈向另一阶段的重大考验。念了一年的研究所,每天硬啃读不完的书,日日打开电脑,分析自己下载的文献,觉得研究这条路困难重重。当我萌生放弃的念头,抬眼一看架上的红蜻蜓小说,仿佛看见了自己一度挥别的年岁。想罢,我应该为自己的初衷而坚持。打开崭新的电脑文档,我的脑袋与电脑屏幕显示的文档一样,一片空白。不知道红蜻蜓又要带我飞向哪里?是我的小学时光吗?抑或带我横跨人生的里程碑?我要跟进红蜻蜓,飞呀、飞呀……飞过绵延的山峦。
5月前
我是另类“藏书痴”。但凡我上学读过的书,我都会收藏好。从小学的课本练习簿成绩单,至大学的讲义实验报告论文,都妥妥地装箱堆在老家的储物室。 若不是有一次搬家时,我因工作走不开,不克阻止母亲将我的藏书全丢弃,也许以后我可拿着我小学的课本,与坐在怀中的孙儿一起朗咏。 我和小方是中学同学,有同一个梦想:成为工程师。我运气好,一举顺利考上。小方则须重考,次年才进大学。 我第二学年开学时,小方向我借第一年的课本。好友有求,我必应,只附一条件:保护课本,用后完璧归赵。因依我习惯,我要收藏它们。小方拍胸口承诺。 一年后,我向小方讨书。他却对我说:你的旧课本已卖给学妹了。 大势已去,惟有退而求其次:卖书的钱呢? 他嬉皮笑脸:花了。 我气得七窍生烟,痛骂了他一顿 :那你打算几时还我钱? 他依然厚脸皮:没钱,不必还啰。 从此我与小方断绝来往。 后来,每逢校友集会,我尽量不与小方同桌。即使避免不了,也借故不坐他旁边。他有时来搭讪,我也爱答不理。 寻思这次投稿内容时,我有所悟,有两件事可考虑放下。一是对失藏书的耿耿于怀,另一为对小方的食言而心存芥蒂。 到了我这年纪,即便母亲没将书本丢掉,我也是时候把不需要及多余的东西断舍。想想母亲只是替我提早施行一部分,就释然了。 而小方的所为,大可当他当年少不更事。且事情过了40年,我们还健在,生活颇好,亦能常见面,也算是难得的好缘分,还有什么值得纠结的呢?是时候脱离执著了。 于是我已放下对藏书的眷恋,也准备在甲辰年的新春校友集会,尝试与小方攀谈吧。
10月前
买的书都读完吗?本可不必回答,却有很多人爱问。读书可快可慢,可读完可不读完,读完后内容可能记得也可能不记得,且读书有愉悦和实用之别,有兴趣和研究之分。小小问题,一笑就可,一答即俗,成了说教。 俄罗斯文学翻译者高莽有一次为了工作拜访钱锺书,谈完话后提书房。他崇拜钱锺书,猜测必然处处“软皮线装的中文古籍,硬皮烫金的厚实洋书,大本小本,无所不有”。钱锺书扭头看着背后两个书柜,点出书房真貌。杨绛带他参观寝室、女儿房间、餐室小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几本书,以字典一类的工具书为主,少得惊人。“他们家中就那么些书。”高莽感到愕然。 家中书少从来不会困扰钱锺书,生活中有书即可。在干校时有一次路过菜园,杨绛往前指:“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锺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他嗜书如命,可是箱子里却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无其他书可读。杨绛在《干校六记》记二人这段对话时补充一句:“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文化大革命以后,钱锺书回归学者生涯,有书可读,踏实多了,分别只是在于书是不是藏在家里。他博览群书,仅《管锥编》就引证几千名学者论说,涉及万篇著作,所需资料,大部分从图书馆取得。他记忆力好,内容过目不忘,又勤于做笔记,信手拈来,都是学问,所需资料,呼之即出。 藏书多少和学问不一定成正比,爱看书的人未必爱写书,不必强求,两者之间划等号无疑庸人自扰。藏书在家,理由总总,为方便故,为研究故,为兴趣故,或也可能和老舍所提理由相似。 董桥在《英华沉浮录3》记老舍轶事。老舍喜欢收藏小古董,瓶瓶碗碗不管缺口裂缝,只要喜欢都买来摆。郑振铎到老舍家,看藏品后轻轻说:“全该扔。”老舍听了也轻轻回答:“我看着舒服。”两人相顾大笑,董桥说这是真正的“风雅”。 瓶瓶碗碗,喜欢以后都是情趣,藏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书买来摆,装饰住家,自己设计,面对四墙书架,学习老舍“我看着舒服”的得意心情,谁曰不宜?只要内心充实就好。既然藏书,就必然流连其中,取出放入,过程本身乐趣无穷。扬之水在〈我与书〉中说朋友为她写一副对联:“读书随处净土,闭户即是深山”,字好,意思也好。问联语出处,朋友说是梁思成书房悬联。在照片中看到,置于心,可惜原联撰者书者均未记得。扬之水又说她当时没有书房,“这一副最适宜书房悬挂的对联,只好委委屈屈躺在抽屉里。” 这样的心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上网查知,《小窗幽记》有此句,不过上下联互换,“户”取代“门”。如今有谷歌或百度帮忙,找名句出处,问题不大。耐得住寂寞,自然有意外惊喜。读不同书有不同感悟,为兴趣、为提升个人修养皆可,随着作者思维跳跃,有美学有联想,犹如进入寂静深山,空旷处景色宜人,心情祥和,净土就在眼前。想起年轻时读书,一样强调“闭门”,风声、雨声和读书声同在,主轴却是学以致用,家事、国事及天下事,放在心上。“闭门”是为“开门”或步入社会做准备。如今“闭门”,是有社会阅历后的想法,那是陶渊明“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心情。上了年纪,更能感受这种境界的可贵处。 娱乐自己的心境看待最好 境界可以为自己的年龄增值加分。繁华落尽见真淳,书房大也好,小也好,最后都得割舍,用老舍娱乐自己的心境看待最好。谷林说止庵大概有两万册藏书,扬之水不及他,估计一万册,他小门小户,应该是扬之水一半。谷林晚年和扬之水及止庵两位后辈来往频密,他们敬重谷林。3人的书我都喜欢,看到就买。扬之水说她家没有地方挂字,谷林家面积更小,很多书得放在纸箱,找起来不易。他乐观,不觉烦。他有幽默感,说年龄大者读书,因记忆衰退带来反复阅读的欢乐,是“意想不到的妙事”,文章百读不厌,常读常新,谷林自嘲说“这话其实混合对坏记性的自我陶醉。” “自我陶醉”是自嘲,也是智慧。人会老,却无阻看书习惯。有好书可读,有闲情消耗,有钱逛书店,用《小窗幽记》的话,“享世间清福,未有过于此也。”我对于纸质书迷恋如昨,虽占空间,自小习惯,看着舒服,改不了,也不想改。
1年前
身为非真诚的文耕者,我的藏书屈指可数。 室里没有书厨的影子,未曾触摸过莫言的著作,没翻阅过村上春树的名著,也没读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仅仅一而再,再而三地慢咀细嚼冰谷的散文集,它是唯一珍藏品。未曾花费过一分半毫购置文学书籍,缘于写作的念头从未在我脑海里浮现过。 于机缘巧合,有幸结识了一位资深作家冰谷。缘由我俩有多层面的亲近关系,既是同村同乡又是中小学校友,最是,他的豁达助人的纯洁心怀,使我俩间的距离越走越近。初相识时,我的文学底蕴脆弱如豆渣,仅有不过于小学水平。冰谷见情从旁助我一臂之力,将他的大作赠送让我补修阅读。他许许多多的文字反映了我俩有相似的青少年的曾经,譬如,摸黑跟随母亲穿梭于胶林,三餐粗茶淡饭,这些回望泛起阵阵涟漪荡漾于我心海深处。我坚决不可辜负他的关怀与爱心,专心一致地咀嚼他的文字。 回首前程,因由生活环境,我与华文的鸿沟宽逾一甲子,重见视之如陌客。冰谷的文字激发了我回忆深邃过往的激情,总叫我起兴挥笔抒展心绪的豪情,然,岁月流淌,锈迹斑驳的笔干,早已不听使唤了,笔不从心,加以耄耋之年滞缓了脑细胞的功能,唯以执着与怀揣着梦想迈进,一步一脚印地逾跨重重叠叠的沟壑。 性格纯朴洁白宛如胶乳,韧性若似胶丝,冰谷跬步千里的精神文耕一生,为马华文坛增添不少辉粲。他的著作,文字朴实,意境悠然,韵味不尽,读来感到亲切,它是我重新踏足久违的文海的主要推力。 人老志不老 学习深耕之路漫漫,沿途满是坎坷,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追觅遗失的拼音、拼写、含义,挑灯夜战,把《现代汉语词典》翻褶得犹若乡下老奶奶饱经岁月洗礼的脸庞。妻揶揄说 :倘使你年少时如此致力,早就该领文学奖啦!我自负而对 :人老志不老,勤学也不恨晚阿! 老天不负苦心人,庆幸深获乡亲善意拔擢,助我推舟逆流而上,突破波涛汹涌,终于我的学习坎途日渐进入悠然境界,曙光在远方闪烁。 艰耕数载后,首稿见于《星洲日报》【星云】版,仿佛在夏天看到的一缕彩霞,让我欢欣雀跃不已。 路在脚下,路在前方。总之,在漫游学海旅途上,我不是独行侠,实则在于有幸获得校友冰谷拔刀相助,此情此义没齿难忘。 冰谷附注 :刘教授从台湾到枫叶国,苦学英语,因身居魏北克Quebec,该省以法语为官方语言,刘教授如今不只学会法语,还能以法文著书立说。说到汉语拼音,我屡学不爽,最终放弃,而刘教授却贯通了,还用拼音写短文,足见他的睿智与毅力。
1年前
罗孚在〈叶灵凤的后半生〉说叶灵凤藏书中有珍本,其中清朝嘉庆版《新安县志》,叶灵凤一提即眉飞色舞。《新安县志》在广州和北京图书馆各藏一部,叶灵凤检验后确认内地所藏有残缺,仅存3部中他的《新安县志》最全。新安涵盖今日之深圳及香港地区,《新安县志》所含历史及政治意涵不言而喻,英国殖民政府关注这部书。叶灵凤在世时有人以数万港元求让,价钱相等于今日币值数百万,诱惑力虽大,叶灵凤置之不理,只让香港大学图书馆复印一份,供学者参考,没有封锁知识。于公于私,两边平衡。 定居香港以后,叶灵凤在《星岛日报》工作,收入稳定。女儿叶中敏在〈爸爸去世后〉回忆说“一家十一口的生活,全靠他一支笔杆维持。记忆中我们从小到大,没有挨过一顿饿,没有少穿过一件衣裳,家中还雇有女佣帮工,生活是中等或中上的水平。” 当爱书人易,当藏书家不易。王学泰在〈闲话藏书的闲话〉说他一度爱收古旧书,后来放弃,钱有尽,书无穷,古旧书市非他所能染指。藏书家都是有进有出,以书养书。王学泰只进不出,不愿将书当商品,终究无力和珍品周旋。叶灵凤虽不卖书,但是月月有余钱添购,积少成多。罗孚说叶灵凤家里“四壁图书,连中央之地也受到书的侵略”。 爱书就会藏书。藏书不读书,多为书商。藏书又读书,多为文人,翻了再翻,将书读得破破烂烂,面目全非。当然也有爱书者珍惜品相,印刷、封面、纸张,样样讲究。收入多年,阅读时小心翼翼,书相完好如新。至于购买不同版本,做校雠工作,则进入研究行列。读研究所的中文系学生,都有类似经验。 叶灵凤对郁达夫敬重有加。他说他的藏书“最初的胚芽,是达夫先生给了我几册,都是英国小说和散文。”郁风有一篇题为〈叶灵凤和郁达夫和书〉的文章,说叶灵凤和郁达夫有相似的读书、藏书、失书经验。郁风散文好画作好,她是画家黄苗子太太,郁达夫侄女。她说三叔郁达夫不管身居何处,“便如吸烟一样上瘾的不可一日不读书。” 用钱换书 心诚始终 郁达夫买书、失书的经历不断循环。他有不少书留在日本,带不回来。随后在北京、上海、杭州、福州、新加坡,甚至流亡印尼时,都存藏书。郁达夫在〈图书的惨劫〉大骂日军。他说战乱最难恢复的莫如文物图书。他在杭州所失之书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以来的类书,上至《太平御览》及《广记》,下至商务、中华之辞典及名人年谱。他说“像同文石印的《骈字类编》等系精本中之尤精者,即使有了钱,一时也收集不到的。”他还收有明末清初禁书,大小三百余部。清初百名家词抄、诗抄及清末道咸以后的词集等近六百余种。另有英、德、法、日文书两万余册。郁达夫留下感叹:“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 温梓川编《郁达夫南游记》,序言说1939年1月郁达夫到槟城,温梓川到酒店看他。等了十多分钟,郁达夫出现,说早上7点出门找旧书店,在一家印度人书店买了一大堆好书。其中有几本是德文的王尔德,郁达夫说“买得很便宜,每本只花二角钱”。爱书是天生的,旅游时无论如何也要抽出时间逛书店。 从前不管是从照片或亲身参观,对以书为壁的庄严布置,羡慕非常。书架直达壁顶,人在其间,文化的厚重感油然而生。如今我有书架也有藏书,让自己开心的好书不少,但是都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或善本,价钱与买入相比,只有贬值,离真正藏书家定义,相去甚远。马来西亚有人以销售名画致富,却没听过有人经营善本书维生。说来或是幸事,没有流连其中,少了诱惑,少了失书之悲凉。 “物莫不聚于所好,故叶公之好龙,则真龙入室。而况学士之于良友,贤君之于良臣乎?而独阿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见鬼神之怒贪,而不怒痴也。”这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句子。我最近写“物莫不聚于所好”,挂在书房。任何物品都会汇聚在爱好者手中,叶公喜龙,真龙最后忍不住,走到叶公面前。渴求好友,渴求良臣可作如是观。阿堵之物指金钱,蒲松龄说爱钱者多,富有者少。因为鬼神不喜贪钱无度的人。面对痴心人,鬼神则不生气。爱书人将书藏于自家,用钱换书,心诚始终。蒲松龄和鬼神打交道,鬼神对痴书者是有怜悯之心的。
2年前
1998年出版的《叶灵凤书话》中有几篇涉及藏书得失文章。在〈往事:失去的一册支魏格〉中,叶灵凤说戈宝权有一次在他书房,看到茨威格《爱书家故事》,爱不释手,非要借回家,并再三声明,看完立刻归还。茨威格旧译支魏格,是叶灵凤喜欢作家。书得之不易,在一美国杂志小广告上发现,辗转买下。虽然舍不得让戈宝权带走,却不知如何拒绝。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戈宝权离开香港,自此没见,书随人消逝。叶灵凤后来另外补上,但是版本不同,他格外怀念原来六十四开本,封面、字体、纸张都讲究,“印得那么精致……却已经无法再买得到了。” 叶灵凤怀念的是书,不是人。戈宝权是著名翻译家,虽是“知己同好”,文中匆匆带过。读到这一段,想到20年前借走我一本书的朋友。朋友为人大方,不计小节,去年过世,我怀念人甚于书。没有物归原主不是大事,印象深刻是因为这本论文选集里有我文章。先是发表在学术刊物,后有出版社将同类作品聚集一书,付若干稿费,书只送一本。朋友拿后,就没存了。整理藏书时偶尔想到此事,见面时又集中其他话题,不料朋友突然永别。以后要用此书只能求助马大中文图书馆。此书印刷编排都到位,却未达不舍阶段。 世间书汗牛充栋,个人经营不过沧海一粟,藏书纯粹方便平时阅读,少一本并非关键。爱书人容易对书产生感情是事实,一认真,每一本书都有额外故事。因书想人,因人想书,因书想书,都有可能。和书结缘,横看竖看,不是坏事。藏书读书,本是天性使然,被视为痴或癖,不过是在过程中多花时间。一点一滴,沉迷处都是耕耘痕迹。人有不同造化,书也一样。一次逆向力量,多年努力付之一炬。 叶灵凤在〈我的另一份藏书〉提惨痛经历。抗战时他在《救亡日报》工作,上海沦陷后,随报迁广州,广州沦陷后到香港,在《星岛日报》当编辑,最后定居。留在上海亲戚家近万册藏书,让他梦魂萦绕。战争结束后,方知几经转移托寄,藏书下落不明。后来去上海,心未死,“就是找回一册也好,可以拿回来作一个纪念,结果是一本也没有。”他说这批藏书,都是年轻时赚取稿费,省吃俭用而得。 公认为香港数一数二藏书家 近万册,不少。珍爱之物不见,怅然若失在所难免。“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这是司空图在〈退栖〉中句子。剑如书,书如剑,得到好剑好书犹如增添强健仆人,失去好剑好书则像永别知心朋友。 2018年过世的王学泰在《写在历史的边上》有一小段落将这种心情说得彻底。文革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孙楷第下放干校,一万余册藏书寄放办公室储存室,家人以数百元将书卖给中国书店。1974年孙楷第回北京方知此事,非常着急,书上有眉批,那是个人笔记,也是阶段性人生记录。想把书赎回,却付不起赎金。他求助周恩来,周恩来办公室批示表示关注。书店一知,把书拆卖。他得知藏书已散,一病不起。文学所所长刘再复探访时,已不能言,唯在手心写“书”一字,抱恨而终。孙楷第和王学泰都是文学所研究员。“这件事情所内老人尽知。”王学泰语句充满伤感。 比起孙楷第,叶灵凤有机会在香港开启另一段藏书岁月。就数量和性质来说,比上海更多更专,当年买不到或买不起善品,一一进入书房,其中香港书刊、西方画册珍本和西方文学书籍最让人津津乐道。 叶灵凤功底深厚,文字炉火纯青。居港后放弃早年闻名的小说创作。只写随笔,只写书话。“写书话,可以看到他与书的生死契约”,编《叶灵凤书话》的小思在后记中说。他被公认为香港数一数二藏书家。1975年去世后,先是美国西雅图图书馆愿意高价收购藏书,后来加拿大和法国各有单位来信作同样要求,子女理解父亲心情,不让藏书流落国外。法国来函最特别,提《新安县志》,愿意以超过二十多万港币收购。此事女儿叶中娴在〈我父亲的藏书〉留有记录。 《新安县志》最后经过香港新华社,送返中国大陆。其他藏书一样耗尽家人心思,在蛀虫威胁下,得移别处,最后选择香港中文大学。由搬运到修补整理,前后动员不少人,一年时间,工作才妥。1979年11月6日举行简单赠书仪式,叶灵凤太太代表接受纪念木楯。叶中娴说他们“所坚守的原则是正确的”。藏书家子女,原来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2年前
爱书者一生与书打交道,以读书、买书、教书、著书为乐。“箕踞浩歌君会否,书痴终觉胜钱痴。”诗句来自陆游〈苦贫戏作〉。形如畚箕,舒展而坐,随意自然,偶尔高歌,想读哪页,就读哪页。痴书者日子虽然相对苦贫,心中却觉得自己比钱痴者幸福充实。 文人爱讽刺钱痴者,有一故事我听人转述无数次。主角严监生,家财万贯,极度吝啬。临死,见灯盏内点着两根灯草,恐耗油过多,他伸出两个指头,迟迟不肯断气。其妾揣知其意,挑掉一根,他才放心告别人世。 故事来自《儒林外史》,书痴当然比钱痴可爱,往深一层思考,看不开才应该是讨论重点。书痴及钱痴,本质上有相似之处。钱是身外物,书也是身外物。人生无常,无常难料难测。人生有常,生老病死是规律,知道当中变化,就不会在舍得和舍不得之间挣扎。 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晚年生病,张中行住附近,常去看他。魏建功敬重老师钱玄同,几十年前影印其遗墨赠送友人,张中行收到,保存没丢。原信藏抽屉,一些已送出,尚存十几份,魏建功要张中行任选一二。张中行挑中1931年8月29日钱玄同所写信函。内容说北大决定请魏建功担任研究所职务,月薪280元。“钱先生还是那样幽默,马字用甲骨体写,画成象形的马。”张中行在《负暄琐话》这么写。张中行一向钦佩钱玄同。得到“行草很精,内容又涉笔成趣”的真迹,非常高兴。“不过回来的路上,想到桑榆晚景,及身散之的冷落情怀,心里也不免一阵凄凉。” “凄凉”是领悟人生甘苦后而散发的悲感。寒暑人生,岁数超过100者不多,把基本面看透,更可宁静平和。“及身散之”,在世时做好准备,将心爱之物赠送知音,是成人之美,是好故事,是好传统。 身外之物没有好归处的例子比比皆是,爱写书话文章的朱航满在《立春随笔》谈藏书家故事,引刘自立谈报人张契尼文章,我上网找到刘自立原文,如朱所言,书之聚散,引人唏嘘。 刘自立父亲和张契尼为《大公报》同事,张契尼本在香港工作,和金庸同一时间考入报社,虽然才气不输金庸,但是名字不响。他后来到北京,是开创北京《大公报》的先锋队员。他懂七国文字,藏书丰富,德文、法文、俄文都有,英文最多。 为爱书安排一个好归处 张契尼晚年生病,儿子住其屋,要装修,把他的藏书都卖了,邻居是《大公报》老同事,看了不忍,说其父尚未合眼,何至于此?并问能卖几个钱,儿子堂皇语5000元人民币。此时儿媳妇跑出来,一句“你他妈管得着吗?”邻居惊愣。张契尼藏书,最后被卡车载走,送到琉璃厂。 刘自立是爱书人。赶到书店时,书已上架,他想要购买的《荷马史诗》希腊文版的英文注译本,已被人带走。《莎士比亚》德文版,1864年出版,标价4000元人民币,他买不起。最后花千余元,所挑之书,都有张契尼眉批和注解。其中屠岸《莎翁14行诗歌》中译本,“有张赞成和反对其译法的批注”。《人民的英国史》上,则“页页批注,横七竖八地,批文把书都画花了。从中,可以看见张先生的缜密之思”。 我没读过张契尼的文章。但是“你他妈管得着吗?”这几个字在脑海中久久不散。当然管不住,却有很多未雨绸缪安排可供参考。 1996年秋天薛冰拜访汉学大师程千帆。程千帆说他早将藏书捐给南京大学图书馆,后来又将手稿和往来书信的文献资料捐出。“他屡屡看到师友身后图书资料散失,十分令人痛惜,所以决定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就处理好这些事情。”薛冰在《书生行止》中这么记录。 写这篇文章,纯粹是因为张契尼藏书命运而起。为藏书留下遗嘱是另外选项。文史专家王伯祥要家属记得“书籍希勿分散,赠与公家,供需用者之用”。他去世后子女遵照吩咐,采用王伯祥好朋友叶圣陶建议,将万余册藏书捐给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伯祥嗜书如命,娴熟掌故,生前节衣缩食,到处访书买书。叶圣陶经常到他家,“每次来访,总要借回一大包,定期再来换取”。文研所收到藏书后,奖励家属六千余元。孙玉蓉在《往事:人与书》提王伯祥藏书捐赠经过时说王家兄弟姐妹认为既然是捐赠,就不该受赏,征得叶圣陶同意,派代表到文研所恳请退还奖金,“最终未能如愿”,孙玉蓉说。不拿奖金面对阻碍,确实让人奇怪。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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