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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

胡玖洲和林宇轩(在台北)的对谈,我当天因为新年机票价格原因留在马来西亚。看到胡玖洲在脸书贴文中写道: “宇轩谈及台湾写作人目前有许多对于历史的互文,传统再书写,关注自己台湾身分价值的作品。但我就目前马来西亚观察来看,反而是相反的处境。这像是一个马来西亚70年代出生及以上的人会书写的题材,你很难在年轻写作者的作品中再看到历史、马共、雨林、种族等台湾人对马华文学印象标签作品的书写。没有什么华人认同,马来西亚人和中国人的认同焦虑,马华的新生代似乎正处于‘去马华标签’的过程,转而往自身情感与其他方向去书写。这或许是‘马华’传统的流失,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脉络中缺乏标志,但在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背景下,不去写胶林雨林,也不应该再写胶林雨林。” 让我在(诗集)首发时回顾起自己写作以来的身分认同问题。“马华文学”在课堂上广义定位为“马来西亚华语文学”,但如此以来,只要在马来西亚用华语书写和用华语书写的马来西亚人就算得上“马华文学”吗?我认为是有待商榷的。在写作内容内向化的时代,转向自身内在情感这事不只发生在马华文学当中,应该说这种内向化的书写方式在世界华语文学中正在崛起,且数量大增。虽然说台湾目前有许多对于历史的互文,传统再书写还有乡土意识,但无可否认的是,在逐渐年轻化的读者涌现中,内向化的书写往往更受欢迎。 我在书写《凋零与丰收:致芬妮》这本诗集时,努力将自己剔除外,更是陷入思考,我该如何在内向化的写作时代中将自己分割出来,或说我该如何体现我身为马来西亚人的这个身分。 说来惭愧,对于马华文学的记忆,在到台湾读大学前仍停留在高中课本上方路老师的一两首作品,当时甚至对于现代诗和古典诗都不知该如何分类。最初阅读的新诗作品是香港诗人陆颖鱼老师的《淡水月亮》,因而喜欢上诗,再来在徐国能老师的新诗课上得到启蒙,初期临摹孙梓评老师《善递馒头》写作,而后疯狂摄取台湾诗人的语言风格,意象群。 如此一来,在我回头阅读马华诗人的作品时,隐约能读出我的诗作与马华诗人的作品略有不同。在未经历,未阅读马华文学作品之下;未使用马来西亚意象,语言风格有所差异的情况下,我是否能够算是“马华诗人”? 因此在这本诗集写作的两年内,回到马来西亚时我偶尔会自驾游去观察马来西亚的风景人文,只为寻找有别于台湾文学,而属于马来西亚的,有所经验的独特意象。只为在台湾出版的我能够向读者展现马来西亚的风景人文。 在我们失去对历史、马共、雨林、华人认同,马来西亚人和中国人的认同焦虑记忆标签之后,我们还有什么?那些我们虽不能遗忘,但未经历过的书写往往显得不尊重,那我们到底还有些什么可以写的?我坚信有许多内容正在等待我们脱离滥情去寻找。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句话在这边如此使用略有不当,但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形容。在内向化书写逐渐盛行,新生代逐渐脱离历史的时代中,新生代写作者更应该去探询的是如何在滥情的时代中展现属于“马华文学”的特殊表征,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文学脉络中寻求全新的标志。 相关文章: 章楷治/企图成为诗人 章楷治/错日
8月前
1年前
若说第一本作品是作为“诗人”的宣示并取得头衔的正当性,那么,接下来的作品或为诗人俨然熟练的幻术范式。获知诗人陈奕进出版第二本诗集《在卡美洛当左派》,不免为之振奋。这是继他2018年出版《零号幻术》后的作品。 相较于《零号幻术》,《在卡美洛当左派》仅收录44首诗作,并附一首以英文字母按顺序串成的长诗〈结界〉,不失为是一本精巧的诗集。不仅如此,从目次中能见诗人于各辑的设计与安排,以及对诗集的命名,也早已为其诗作布置了一个场景及世界观。如为其写序的杨佳娴所言,“如何可以容纳左派呢?”——这同样是来自于诗人的叩问,也或许多首诗作中,也都没有一个(能够准确回答的)答案。 有抒情、取消,自我虚化 诗集共3辑,分别以“剑与圆桌的裂痕”、“对抗纪事”与“阿瓦隆”为题。辑一的“裂痕”来自于〈闹钟〉所述“以一场炸裂为初始/如此合理,如此符合宇宙的条规”,可条规总是会改变的,一如早已不复存在的圆桌武士团,只留得〈节食主义的政治危机〉的讪笑与〈乡愿〉的暮色。“我们都受困于此 / 完美的骗局当中被迫聆听加害人的说辞”,这只能是幸存者的结局吗?还是有其他的可能? 于是,辑二则是诗人以幸存者之姿的〈对抗纪事〉并为其下了个注:“我无法描述我的敌人、正因为它们无处不在,或更危险的是——它们可能……不在。”于是,只能用编号让其此曾在,尽管无从判断是时间或日期。唯有诗人才能“回归那回归的回归”。一直到辑三〈阿瓦隆〉,仿佛才能见诗人各种幻术的施展与变形:“是哪个本我急欲/依附于手指之上/还原自己”,有抒情、有取消,甚至自我虚化。可是,这终极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 诗人为辑三〈阿瓦隆〉留下注解:“幻想与文字到此、也不过是游戏。唯有输赢,超越理念”,可真的有什么输赢可言呢?尤其,当诗人创造一套游戏,又置身于游戏中。或许,诗人最终(只能)回到自己所建立的〈结界〉——王国去,毕竟“作为我的我,与我们的我们/必要征服虚空!”。当结界被划出了,意义也才能在此赋予。 作为一个较为亲近的读者而言,《在卡美洛当左派》部分也写了我的心声和经历。这或许就是生活在同时代作者的相似经验。不过,从《零号幻术》到《在卡美洛当左派》亦追随着罗兰·巴特的步伐,即是从“写作的零度”到“此曾在”,那显然是写作上的一大往前的迈开。只是,这左派终究只有“派”(福建话发音)。
1年前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 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他看见春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 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 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1931年1月20日,胡适从上海乘船去青岛,航行中读《梦家诗集》,内分4卷,诗40首,包括写于1928年的〈一朵野花〉。胡适在日记中说陈梦家的文字“爽快流利处有时胜似志摩。” 陈梦家本科未毕业时,已是新月诗派大将。他小胡适20岁,二人没见过面。女诗人方令孺当时在青岛,聚会中听胡适赞扬《梦家诗集》,转告陈梦家。受宠若惊,陈梦家写信致谢。胡适回一封长信,以〈评〈梦家诗集〉——复陈梦家的信〉为题,发表在《新月》第3卷第5-6合期上。胡适说:“我最喜欢〈一朵野花〉的第二节,一多也极爱这四行。这四行诗的意境和作风都是第一流的。” 陈梦家在中央大学法律系读书时,闻一多在该校任教,徐志摩是兼课教授。受二人影响,他也写新诗。毕业后追随闻一多,当其助教,没当律师。 杨牧1966年到柏克莱加州大学读书,师从陈世骧。有一段时期专注先秦文学,诗少写。陈世骧担忧,不希望杨牧纯粹只是一名学者:“我真怕你走了陈梦家的路,梦家是我的好朋友,我看你们的性格很像,梦家后来都不写诗了,跑去搞甲骨文、搞先秦。” 我没进大学以前,以为一样沉浸于方块文字,研究和创作理应相去不远。杨牧在〈柏克莱:怀念陈世骧先生〉所记纠正我的认知。学术规范百年不变,唯有研究成果才是判定学者水平的标准。我进研究所时,更能感受当中鸿沟。创作只能当成兴趣,不是重点。 诗人变成学者 和创作一刀两断  赵萝蕤的母亲期待和赵家有同样地位的乘龙快婿,陈梦家除了诗名,一无所成。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虽然没有反对二人交往,却要他规划未来,继续深造,在学术上建立地位。从诗人变成学者,陈梦家曾经挣扎。本来可以在课余间兼顾诗作,但是陈梦家考进燕京大学后,就一心一意研究古文字,并且发现其中乐趣,心定以后,就和创作一刀两断。 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就读期间,陈梦家根据甲骨文和金文探讨商周时代的宗教、神话和礼俗,在《燕京学报》、《禹贡》、《考古》等杂志发表长短不一的论文,才华和功力高于同辈,一出手就让专家前辈另眼相看。他的老师闻一多诗名赫赫,对甲骨文、金文和神话研究都有心得。他不觉得陈梦家不写诗有什么可惜,上天自会安排康庄大道。他对梁实秋说:“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考古学家对古器物常爱不释手,私人收藏更是司空见惯。陈梦家1944年至1947年在美国讲学,回国后开始花心思收藏明清家具。赵萝蕤博士论文未完成,多留美国一年,陈梦家省吃俭用,将收藏的各种成果,一一告诉妻子,为这一批家具添更多故事。文化大革命时,收藏被没收,1978年被平反后,旧物陆续归还。赵萝蕤将手稿、日记、资料全部捐给考古所,在所长夏鼐的建议下,考古所整理出版陈梦家著作。陈梦家遗留下的明代家具则搬到赵宅。赵萝蕤晚年和弟弟赵景心及弟媳同住,原本想按陈梦家遗愿,将家具捐给上海博物馆,因赵景心绝食抗议,只能作罢。赵萝蕤去世后,赵景心将家具卖给上海博物馆,以1000万人民币成交。 一捐一卖,境界不同。方继孝不认可赵景心做法,认为有损陈梦家高度。方继孝尊敬陈梦家,偶然在北京潘家园买到大批陈梦家原件书信。他说陈梦家一生重情义。徐志摩去世,他帮忙整理遗诗遗稿。闻一多去世,他不停资助闻家。翻译家芳信去世,陈梦家和赵萝蕤在经济上一直照顾其遗孀和两名孩子。知道赵洵美患病,他立刻将半个月工资寄给好朋友。这些事在他所写的《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记之甚详。 陈梦家1966年第二度自杀时赵萝蕤卧病在床,死后没有丧礼,骨灰也没有留下。浙江上虞老家有陈梦家衣冠冢,碑上刻〈一朵野花〉,写此诗时陈梦家18岁。赵萝蕤说诗作中他自己最喜欢这首。 相比第二节,我更喜欢第一节,第二节文字欠缺第一节的含蓄。以前练字时抄过。最近重写一次,还是停留在第一节。知道陈梦家悲凉人生后,第一节最后两行让我恻然。
1年前
二、有人,所以有很多书 有人出书,一般首刷1000本,至多2000。马来西亚市场小,首刷能卖完已可找棵树还愿,额手称庆不愧对环境。这些年来,有人印书量逾20万,设若每种滞销200本,一条数计下来,免不了有几万本存书。存书何处,这是个问题。 有人出版社原本只有两个仓库,一个在我家,腾出一间空房,每种书收几本至几十本,遇有小量补书,如月树书店、大将书行、季风带书店等,我自执书前往。另一处在永联印务厂,辟了个空间给有人存书,书印好即配送通路(一般也就三五百本),余书进仓库,待代理补书(早年的诺文,及其后的大众书局和有店),也协助运送。有人没发行专员,多得永联给了个方便(虽然仓库也算租金),以致多年运作无碍。这得特别感谢永联印务负责人Ms. Sim,若无她居中协调,有人恐怕经营不下去。 一次永联遭逢白蚁之灾,仓库的书毁了三分一,痛定思痛后决定狡兔三窟,另在月树租了个房间当仓库,把一些书转移过去,也接受大众退书。渐渐的,月树也容不下了,遂又在吉隆坡怡保路珍珠坊租下第四个仓库。大众退书是很可怕的,试过一回一退100箱,六七千本书。箱头越叠越高,搬运的体力活,不足外人道。一回仓库满溢,经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中文学程主任许德发安排(他有许多学生,毕业后在各地中学执教),老师们组了车队载走了几千本,带回学校图书馆或分送给学生。今年又有大量退书,老师们又来搬了一次。另外也分了两批,送到新纪元大学学院和艺青出版社,托他们到学校跑动时送给师生。 三、有人渐入中年 有人坚持不抛售书籍,因为这与杀鸡取卵无异,没有回头路,是戕害品牌和出版行业的作为。个中情由,我在〈关于大坏狼及其他——兼至我的朋友、作者、同业及读者〉一文[4]多有提及。虽然这坚持不符成本效益——3个仓库(还免除了自家房间)年租金近万令吉,而一年间能从仓库调书,重见天日的恐怕不多;但收(守)得住便有希望,书是有价值的。感谢老师们在满仓时为我们散书,免掉毁书时的不忍与愧疚。学生是一颗颗种子,你给他一本书,他往后可能长成一位读者,或一位作家。 《有本诗集》好几位诗人,都是有人出版社创社股东。两位六字辈(方路、刘育龙),6位七字辈:曾翎龙、龚万辉、黄惠婉、周若涛、杨嘉仁、翁婉君(后称翁菀君)。此外还有3位股东:陈翠梅(七字辈,导演)、李红莲(七字辈,文字工作者)及锺进贺(八字辈)。锺进贺于2006年成立万挠男孩出版社,专营儿童书;方路随后也经营“阿里路路”品牌,出版了好几本自己的书。 迈入20周年,有人出版社出书已近200种。多年来都是我管编务(兼发行、送书、仓管),杨嘉仁管行政和账目,周若涛管网络(有人部落和有店网络书店)。编辑一直都是陈文礼,校对也一直仰赖许钦斐和王国刚。封面设计除了龚万辉,后来也找了农夫。多得股东们信赖,不曾置喙社务和编务。除了又集过一次资,在没有固定办公室和员工的情况下,堪堪做到收支平衡。当然,也没分过钱就是了。 林金城是我们的老大哥 有人创立后那几年,着实办过不少活动。2006年杨嘉仁策划了“1726”八字辈聚会(他自己却没出席),17至26是那年八字辈的岁数,方肯在聚会中途闪了进来,那时她刚出版小说集《看见红雨伞》。此后她和嘉仁因为有人部落的言论风波往返交流,隔年便走在了一起。又有一年,知食份子林金城导览吉隆坡茨厂街,在制作公司工作的李雅丽欲约访金城,也前来参与。2007年,我们到雪州北部新古毛看水坝,金城领吃,当地人雅丽当向导;两年后文友团同游寮国,若涛雅丽已成一对恋人。我们戏称:搞有人出版社没什么赚头,但留下两百种书,也撮合了两段姻缘。 那些年,林金城一直是我们的老大哥,有人办文化沙龙,他是核心组织者,带领我们穿街过巷、翻山越岭,足迹(及口水)所及,新山、麻坡、东甲、马六甲、芙蓉、万挠、乌鲁音、煤炭山、双文丹、新古毛、直凉、淡马鲁、关丹、甘马挽、瓜拉登嘉楼、哥打峇鲁、甲板、怡保、太平、十八丁、实兆远、大山脚、槟岛;乃至台北、金边、龙坡邦、大阪、京都都去过了,留下不少地志书写和诗篇。同行旅伴除了有人诸子,常见的还有刘育龙、谢增英、吕育陶、周秀洋、林健文、黄俊麟、张丽珊、邱俊丽、黄建华、陈子韩、薇达、欧佩琼等人。 2016年9月12日,林金城脑溢血昏迷。就在前几天,他带着詹宏志、黎智英、张大春等人北上寻幽觅食,送走客人后当晚便倒下了。前阵子他还雀跃说,詹宏志、胡金伦等友好要把他的知食著作带到台湾力推。但他醒来后已经走不动了。这像一个分水岭,此后有人作者群纷纷步入中年,有了家累,心态也已不同,不复是往日说走便走的如风少年。 因为文学而结识的朋友,因为有人出版社而延伸出来的一段段旅程,隐身在一首诗、一篇散文或小说里。有时我会想,有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故事,或故事已经攀爬过顶,接下来只能是下坡路了。可以从容一些,看看对面走来的那些从前的我们,劝说前路迂回,但不走走看,你又怎么会知道。 想起2009年从龙坡邦往关西瀑布,大伙儿见路边摆卖蜜瓜,长长一列阵势惊人,喜孜孜买了好几粒,带到龙坡邦一家高级餐厅央请厨师帮忙削皮切块。饭后作甜品,大家吃了一口觉得不对:蜜瓜一点也不甜。但为了不辜负煞有介事的厨师(把瓜边切成齿状漂亮摆盘),以及大费周章像是捡到宝的自己,我们只好一块接一块硬吞,还要装作津津有味,貌似好甜,好甜。 你没吃过你不知道,蜜瓜还真是甜的——相隔这么久,这趟旅途最叫我们挂念的便是这些蜜瓜。你说,寮国到底有什么?有蜜瓜啊。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在大学毕业那年,杨嘉仁驾着他那辆旧国产车,载我们穿越大学岭迂回的旧路,到吕育陶蒲种旧居游说他投资出版《有本杂志》。是夜大雨,雨扫发了疯似的狂扫,但机械与人力何其相似,编程了的极速(及生老病死)总有框限,扫不清瓢泼雨箭,看不清前路,也还是一头栽了前去。 及至那天通宵编完一期杂志,我从育陶家中离开,一人驾车上高速,为了不致睡着打开崔健(我们有了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力量),音量转至最大;按下车窗,风狂灌进来,还算茂盛的头发打在脸上── 仿佛昨日,一甩头,时光已经那么遥远。 注:[4] 见曾翎龙《吃时间》,2018,页229-231。 青年翻页见中年——有人出版社20年记(上)/曾翎龙(有人出版社总编辑)
2年前
一、有人的贵人们 2003年6月,有人出版社第一本书《有本诗集:22诗人自选》出版,收入六字辈诗人方路、刘育龙、吕育陶,七字辈诗人周锦聪、林健文、陈耀宗、张惠思、罗罗、陈燕棣、木焱、曾翎龙、龚万辉、黄惠婉、刘艺婉、Skyblue、张玮栩、周若涛、杨嘉仁、翁婉君、骆雨慧、刘庆鸿,八字辈诗人林颉轹共158首诗作。诗人们集资,各自缴付200令吉,得回20本书。草创期通路不通,我们找了城邦的周金明代理,蒙他豪爽包销400本,几乎立刻付清书款,至今感念。若第一本便出书不利,不知此后还有没有人。 张景云为《有本诗集》写的序文〈语言的逃亡〉,谈及他偏爱的非/反诗意写作,看来是婉转的提醒──里头大多数诗作他大概并不满意,至少不是他属意的写法。他愿意写序,期许的竟或是年轻人的躁动,不晓得会闹出什么动静来。记得书成后,与他约在吉隆坡文化街紫藤茶坊茶聚,席间少话,但可以感知他乐于亲近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总带反骨,总要做出不一样的事来,好比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一个现代诗人必须具有平衡的存在意识和历史意识,两者融合于一才能成就个人写作之中的软哲学写作内容。”2016年,有人出版社出版他编并序的《威北华文艺创作集》[1],期间他二度乘搭轻快铁到八打灵再也Amcorp Mall及百乐花园与我和杨嘉仁聚谈,贝雷帽斜肩包底下翻出的眼光笔意,依旧是别无二家的长者学养和风范。 彼时有人诸子(我、杨嘉仁、周若涛、龚万辉等)都只二十多岁,作品累积不多,《有本诗集》之后,有人出版的都是六字辈(甚至更早)的前辈作品:方路诗集《伤心的隐喻》(2004)、散文集《单向道》(2005)、朵拉微型小说《掌上情爱》(2005)、冰谷散文集《走进风下之乡》(2007)等。这些前辈们愿意把作品交托“年轻的”有人出版,既是勉励扶持后辈,或也说明马来西亚文学出版行业萎靡,可选择的管道有限。 父母知道这条路不好走 我1999年工余与友人筹办《有本杂志》[2],及至创办有人出版社。出版方路诗集《伤心的隐喻》时,我们特地邀请星洲日报集团总编辑萧依钊,出席在吉隆坡大将书行楼上举办的推介礼。有她“加持”,出版路上应当顺当。新闻见报后,有人出版社抛头露面,胆子壮了,路好像也走得比较稳。 路加(曾志伟)也出席了方路诗集推介。他是工大“孤舟工作室”元老,也写诗。参加过有人的几次活动,总是静静的来,静静的走。有人草创期阮囊羞涩,他投了一笔钱进来,“拿去用,不客气”。杨嘉仁说他是天使投资者,其实他哪是投资,他是单纯喜欢文学,连带也喜欢喜欢文学的人。方路散文集《单向道》印好后,我和嘉仁拿着书在他公寓楼下徘徊,他住的公寓便是姚拓住的公寓。那时他大概已不能说话,我们不知道应不应该打扰。后来我们把书放进他的邮箱,离开后收到他的SMS:“下回见”。没有下回了,2005年9月,他因鼻咽癌英年早逝。一晃18年,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会不会阅读有人的书呢。但愿他们知道,爸爸是天使。 2007年,时任财团法人台北书展基金会董事长林载爵,邀请有人赴台免费参展。我在台北书展的东南亚华人出版与市场论坛,发表了〈马来西亚华文出版:现况、问题与前景〉一文[3]。2008年,林载爵又邀请我到韩国首尔,出席第七届东亚出版人会议兼世界编辑大会。对于甫成立没几年的出版社以及没什么经验的编辑,这些邀约都是巨大的鼓励和肯定。 大众书局负责中文书采购的韦翠群和周强生,诺文代理历任负责人Lora、Vynnie,大将出版社社长傅承得、大梦书房彭早慧等人,都曾在有人成长路途中扶过一把。他们先后退休或离职,叫人惊觉有人已经走了20年,从周遭一直都有前辈长者善意劝勉,到人群越走越稀落,有人着实不再年轻。 年轻的时候,父母知道我在办出版社,没有言语。他们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不愿鼓励,却也无从劝阻。因为常要取书送书,这里那里摆个小书摊,我买了一架小推车。记得是70令吉,五金店的廉价货色,用久了会金属疲劳,推手和轮轴折合处会松裂。一天送完书回家,得载家人外出用餐,把推车取出靠在墙边。隔天醒来,发现推车轮轴上下两面都钉牢了铁片,不再松松脱脱。这是父亲的默许吧。说起来,这辆推车也有20年车龄,四处征战依旧硬朗,父亲近年却是多病了。 2003年,有人出版社像是在贫瘠土壤意外冒出的一株新芽,在众人的期待和呵护底下,慢慢长出枝叶,舒展手脚。如今虽不至于蓊郁展伞,庇荫后人,却也自成一处绿景,可以吞吐些新鲜气息了。(明日续完) [1]《威北华文艺创作集》出版缘由颇为曲折,可参阅张景云3万字〈编者序〉,《威北华文艺创作集》,2016,页i-lv。 [2]有人出版社前身。可参阅曾翎龙〈想我杂志的弟兄们〉,有人部落,2005:https://www.got1mag.com/blogs/linloong.php/2005/07/12/a_sa_e_eo_c_af_a_a [3]全文见有人部落,2007年:https://www.got1mag.com/blogs/got1mag.php/2007/05/20/ebnaf_eyiao_e_ma_a_oc_if_c_fas_a_a_ei_e_   青年翻页见中年——有人出版社20年记(下)/曾翎龙(有人出版社总编辑)    
2年前
2年前
2年前
相信肯花时间赏脸读【牛杂】的读者都会有一个共识:牛忠的中文水平太一般了。他们是对的,还有我的写作好友都可以作证。对我中文水平的评语,我最喜欢的是好友熊佳慕。他说我的文字是笨笨的,好彩是有自己的态度,非面目模糊的人。算是另类的截长补短吧! 我写作好友个个写得一手好文章,熊佳慕不可能是个例外。他尤其喜欢写诗,有诗人之称。刚在脸书看到脸友庄若贴文:“中文诗坛的小王子,中国有顾城,台湾有林群盛,我国有苏旗华。”熊佳慕就是苏旗华。 第15届花踪文学奖,熊佳慕获得评审的新诗奖。得奖名单公布后,发生了一件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荒谬事,竟然有人向花踪举办当局举报熊佳慕的诗是抄袭另一个诗人的,只因为两首诗的题目是同一个字:盐!经过Sherlock Holmes和Miss Marple的查探,水落石出,当然是举报人的一派胡言,无中生有。只是不明白举报人的居心何在。 有个脸书诗人问为什么熊佳慕没有像假牙出一本诗集。这一问我才记起多年前熊佳慕曾出过一本诗集,只是鲜为人知。这本精美诗集是他亲手手工制作,不出售,只送朋友。每本都印上了收诗集人的名字,非常珍贵。我是其中一个幸运者。收集签名书成狂的光头佬有一次问我,怎样才可弄到一本在手。我笑说等我不在时,可以和我的遗产受益人买吧! 我是个不懂诗的人,所以更喜欢熊佳慕的散文。迈克自传式的《花债》出版后,他写了一篇读后感的散文,是我读过写迈克最感性最入微最好看的一篇。不瞒你,我原本也想写一篇《花债》读后感,读了熊佳慕的佳作后,我立刻打住。我总不能像贾宝玉在冯紫英家的饭局设下的酒令,学薛蟠满口荒唐不知所谓的胡言乱语,面对有学问人,无地自容,贻笑大方吧! 熊佳慕参加本地和海外的文学写作比赛,得奖无数,我说他是个常胜冠军。今年台湾桃园鐘肇政文学奖,他就得了散文首奖。每次他得奖总是静悄悄不让人知道,但是我到处有密探,知道后叫他传得奖文章让我拜读。 这篇得奖散文题为〈我看见〉,写得真是好。是写他记忆里在曼谷,伊斯兰堡,伦敦,吉隆坡,东京,伊朗,巴黎等世界各地身边擦身而过的陌生人,一幕一幕生动感人令人过目难忘的画面,会想起Aki Kaurismaki的电影。 多年前,一晚在SS2为食街坐着吃晚饭,面对我的是一个20岁不到的文静年轻人,身穿大两号的白色衬衫和深色裤,身边放着旧公事包,一口一口慢慢的吃着一碟杂饭,一菜一肉加米饭加菜汁。吃完后碟上没剩下一粒米饭,一脸满足拿起公事包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有点揪心,有点伤感,想着下次在为食街再遇见他,要请他吃一餐丰富的杂饭。可是我再也没见过他了。读了〈我看见〉,我想起了他,这就是受了好文章流光溢彩的影响。   更多文章: 牛忠/晚节不保 牛忠/性欲 牛忠/花絮 牛忠/命题 牛忠/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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