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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

小时候的每个周末,妈妈会把我送去外婆家过夜。屋子不大但睡房却有4个。妈妈说3个房间是给我那3个在外地工作的舅舅的,还有一个是外公外婆的。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储藏间。 一打开储藏间的门,灰尘像蒲公英一样到处飞扬。窗被杂物挡住了。阳光进不去,于是任黑暗填满空间。与表妹玩躲猫猫时,我最喜欢躲在里面。里面有张小床,一个橱柜,还有一堆箱子,里面是一些纸张和泛黄的书。一些破旧的家具堆在角落,我就躲在家具空隙,小声地呼吸,尽量不引起注意。表妹害怕储藏间。黑黑的,窄窄的,所以每次我都是最后一个被找到。她明明知道我就在里面,却不敢进去,只能认输,然后等满身灰尘的我气势昂昂地爬出来。不过进去储藏间的次数多了后,好奇心渐渐膨胀。它不止有杂物,还有一些被灰尘模糊了脸庞的洋娃娃和玩具小熊。泛黄的书页爬满了时间留下的斑点,字迹模糊不清,但看得出字迹清秀。至于那张小床,它软乎乎的,床头上有一些褪色的彩色贴纸。 那个是我的房间。妈妈告诉我。一次从外婆家回来,我问起了关于储藏间的事。妈妈说,床单的颜色是她自己选的。玩具小熊是她16岁时朋友送给她的。那些书有的是在很久以前就倒闭的书店买的言情小说,有的是妈妈18岁前写的日记。这些东西妈妈结婚时没有带走,全部留在了那里。过了很久,它变成了一个充斥着灰尘与黑暗的储藏间,然后变成我躲猫猫最喜欢的地方。但我有些奇怪。舅舅的房间一直是干净明亮的。尽管他们都在外地工作,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他们有专属的睡床,有他们自己存放少年记忆的归处。但我的妈妈没有了。 房间一再堆上杂物 这件事随着我长大而被我遗忘。我上了大学,平常学校假期时才能回来。我的房间一切都是我自己装饰的。浅蓝的壁纸,床边的夜灯,白色的书桌,都是我选的。然后,很平常的一天,从大学归来的我发现房间里多了一些纸箱和杂物。每一次把它们移出我的房间,下次我回来,就会发现它们又增加了同伴,静静地待在角落里。在移除它们第三次后,我突然明白了些什么。就像妈妈在外婆家里的处境一样,我也许在家人眼里也有了除了女儿以外的身分。他们似乎很娴熟。当他们认为时机成熟,就熟练地将女儿从家剥离出来。我问,为什么一直把东西放进我房间。你很少回来,就放一下。家里太多东西了。平淡的回答却激起我的鸡皮疙瘩。 他们没有恶意。但储藏间的情景在我眼前显现。从前女儿们因为婚姻离开家,现在因为教育离开家,于是女儿的房间就变成最不需要维护的东西。因为,我们都默认女儿一定会离开家。我忽然意识到,不论是上一代,还是看似开明的我们,所有人都默认这样的事。毕竟,就连我在年幼时也没觉得妈妈的房间变成储藏间有什么不对。 当女儿有了其他的身分或者不再长住家里,似乎家就不再是家,而只是一个停泊站。就算经常来访,却再也回不去。身为女儿的我能做的似乎就只有捍卫好自己的房间。那是最后能证明在一个家里,我是我的证明。我还没有成为谁的妻子,还没有成为谁的母亲。
2月前
5月前
“如果不是刚好要离开工厂去领取难民卡,我现在已经再次回到扣留营了,”通过通译员,Y苦涩又庆幸地告诉我们。 Y是一名18岁的缅甸钦族(Chin)少年,刚刚获得马来西亚联合国难民署(UNHCR)批准其难民身分的申请。他在一年前因非法入境而遭到移民局逮捕,被提控上庭后,遭遣返出境。 法庭判处他罪成后,他在监狱和扣留营辗转几个月,才终于被遣返回缅甸。拘留的日子里,他被迫和数十个人在牢房打地铺。他没有获得足够的水和食物、遭到其他囚犯的霸凌和殴打,在发高烧时,没有得到药物和医治。当时,他年仅17岁。 他回到缅甸后成日担惊受怕,随时会因为种族身分而被军人捉走殴打。因此,他决定再次逃到马来西亚。这一次,他获得联合国难民署所发的难民卡。在领取难民卡的那天,移民局突袭了他工作的工厂,逮捕了在那里工作的无证移工。要不是刚好离开工厂前往联合国难民署,当时身上没有合法证件的他,将第二次被移民局逮捕。 然而,难民卡并未给予他合法居留在马来西亚的身分。 “无证移民”并不一定等同于难民。无证移民指没有合法证件或并非通过合法管道入境我国者,广义上也包括了难民、非法劳工等。但其他无证移民与难民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在母国未必受到迫害,可以随时返回母国;后者则在母国受到迫害,因此被迫逃离,也无法安全返回。 联合国对难民的定义如下: “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其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通俗来说,难民是指在本国因人身安全问题而逃到另一个国家的群体。他们在逃到新的国家之后,可以向该国的联合国难民署提交难民申请,以获得难民身分。 然而,在马来西亚的法律下,联合国难民署所授予的难民身分,实际上并不具有法律效应。我国没有任何法律授予难民合法地位,因此他们不能申请任何准证和居留权,也无法合法工作。难民卡只赋予他们暂居我国、等待被安置到第三国家的权利。 虽然如此,根据政府近年来所采取的政策,触犯《移民法令》的难民不会被提控和遣返,前提是首先,该难民拥有联合国难民署所授予的难民身分;第二,罪行是在获得难民身分后所犯。 因此,只要执法当局逮捕无证移民,他们就应该按照程序和联合国难民署核实其身分。如果那是登记在册的难民,执法当局就应该将他释放而非提控;反之,他将会在《移民法令》第6(1)条文下被提控。一旦罪成,可被判处监禁和罚款,在完成服刑后,将被遣返出境。 值得一提的是,已向联合国难民署提出申请但还未获得批准的移民,并不在注册难民之列。联合国难民署审核难民申请的过程可长达数年之久,在这段时间,这些移民处在惊险又尴尬的灰色地带——前来马来西亚是为了避难,却又不算难民;无法回到母国,也不能在马来西亚找到容身之处。这些日子里,他们的生活像《富都青年》里的阿邦那般,日日想尽办法躲避移民局的搜查。 除了缺乏明文法律保护难民,马来西亚政府也不曾签署两份主要的国际难民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虽然如此,让人稍感欣慰的是,法庭在法律的限制下仍作出一些有利于难民的判决。 在森林走了一天一夜 在Ali Salih Khalaf v Taj Mahal Hotel一案中,工业法庭裁定难民拥有工作的权利,也可在遭到不公解雇时,援引《工业关系法令》和《劳工法令》索赔。然而,我国并没有指定任何明文法律给予难民和国人一样的劳工权益与福利。因此,实际上,难民和其雇主依然会遭受执法当局的刁难。 另一方面,在Tun Naing Oo v Public Prosecutor一案里,一位难民被控非法入境,被地庭判处监禁和两下鞭笞。高庭在审理复核申请时取消了鞭笞刑罚,并且指出难民已经因受迫害而逃离家园,所以鞭打他们是极不人道的做法。 即使有司法、联合国难民署和人权组织的努力,我国政府对待难民的态度却远远算不上友善。 2021年,缅甸爆发内战,无数人逃离家园。在这个节骨眼上,移民署决定遣返1086名缅甸籍无证移民,引起国内外人权分子的抗议。即使马来西亚国际特赦组织紧急向法庭申请了暂时禁令,要求移民署暂缓执行遣返事宜,移民署仍强制将他们遣返。 2019年5月,泰国社运分子Praphan Pipithnamporn因批评泰王,而逃至马来西亚寻求政治庇护。然而,时任首相马哈迪却将她强制遣返,全然不顾她是联合国难民署登记在册的难民。她一在曼谷下机,就遭到泰国执法当局带走,从此没有人听到她的消息。 每一天,都会有无证移民因未获得难民卡而遭到逮捕、提控、遣返,就算是幼儿,也会和母亲一起被关到扣留营。当年17岁的Y,并未因未成年的身分而得到任何怜悯。 最后,考量到生命安全,Y还是决定回到这块不曾欢迎他的土地。他细细向我们描述了他偷渡进来的经过—— “人蛇将我和其他偷渡者塞进一辆载满鸡只的货车。里面的空间太小了,所有人无法一同坐下,因此一部分的人蹲下、一部分站着,轮流休息。大概在车厢里呆了两天,我们才到达缅泰边境。进入泰国后,我们不吃不喝,在森林里行走了一天一夜。后来,我们又渡过一条河,终于到达马来西亚。” 听起来很像电影情节,但这些是Y的第一手故事。Y生错了血脉和国土,但他仍是活生生的、与我们并无二致的人类。 截至2024年,在我国,仅仅是与联合国难民署登记的难民就超过18万名,未登记的数字绝对更加庞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鲜少瞥见难民的身影,但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中,他们艰难又顽强地生存。 马来西亚身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万万不该再继续漠视难民的窘境。早在2018年,希盟就在竞选宣言里提出将承认难民身分以及保证他们合法工作的权利,同时也将签署《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笔者由衷地希望,希盟尚未遗忘从前的豪情壮志,尽快落实曾许下的承诺。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制定完善的法律,认可难民的法律身分、居住和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建立社会保护网。 因为得以安全、有尊严地生活,不是特定人士享有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生来被赋予的基本人权。(本文作者为见习律师)
5月前
6月前
过年期间重遇多年不见的前老板,他叫我招集一些同事,与他聚聚。我只招了4人。6年前的老板,并不是很多人想再见和敍旧的。可悲不?前老板临退休前,就一直挂在口中说,人啊现实得很,人走茶凉。也许他见证过他自己前老板的经历吧,方能十分准确和感概地说出那情景。职场上没了身分,同事自然是没有了的,但以前觉得那些同事又可兼为朋友的“朋友”,也会忽然消失不见了。 其实也难怪旧同事的,各人身分不同,有着自己的职责与顾虑。前老板始终是过去式的,没有了现今在公司的身分,很多公事上的话题敏感不好提及。除去公事,那只有私事了。除非前老板在职时与员工打成一片,而且又受同事喜悦爱戴,否则私事也不会轻易地提上交流。 公司的领导,身分摆得很清楚。有了身分,无往不利。说话可大声些,受奉承可理所当然些。有些过分的还狐假虎威,剥削小员工福利。工作几十载,看到好多起起落落的,有身分的领导。但我始终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果关系之说。身分若不是靠真材实料赢来的,终究是非常脆弱的。 去年底,一位朋友被公司裁员了。从前当高职时,过年时收到的礼篮,一双手的手指数不完。但一日职业身分没了,过节的礼品也消失了。很现实是吧?职场上的利益权衡,就是如此显白的。 没有职业身分而带来的另一苦恼的事,就是不能再向银行信用或申请贷记卡等。纵然你有丰厚的固定资产,但因没有保障的现金流和公司薪酬收入,申请银行的财务资金便利,定是困难重重的。所以若能在职场身分未失前,安排好财务之事,则可免去失身分后尴尬无奈的处境。 身分是付出代价后赢来的 其实见过很多“退休”人士,对失了身分的那种不知所措的心情。尤其是那些裸退的,没有为退休而做准备的人。很多人在职时,觉得忙得焦头烂额,身心疲惫,只要把工作辞退,身心状态必定好转。但眼见的好转也只是那短短的昙花一现,接下来没有身分后的矛盾心情才更长远。身分虽说是个虚名,却能常挑动你的神经。除非你已有准备接受新的“退休人士”身分,要不然在这随时要你呈报身分的地方,确会令你觉得唐突和尴尬。你看,哪怕只是填个商户的会员表吧,身分也得报上来。入境旅客也得公开身分,更甭说填各个政府部门的表格。身分含义很多。它可代表着我们的社会地位及责任,也可代表着不同的商业机遇与价值。身分很重要。 身分确实很重要呀,一旦没有了某一身分,说话也得掂量一下。就如我那离了婚的朋友,看着她那生活颓废和没有自律的前夫,也不可再出声劝他一二。若和前任有孩子,牵连就更烦些。前任若生活不恰可影响孩子,处理关系可更糟糕。没有了夫妻身分,那么前任的私事,也容不得一个外人来打扰吧?劝不得,说不得,关系奥妙,令人懊恼得很。 远方亲戚的一个孩子,去年因家里出了点小问题,向大学申请了一年休学假,回囯休息。亚洲人的文化始终有异于西方文化,一年休学假,在我国并不普遍。回国后,她就面对很多的身分问题。无论是拜访亲戚朋友,去看医生或上美容院洗脸,好多人总是非常关心她休学一年内的“身分”。该做个无所事事的待学的学生?该领个业余工作者的身分?还是该去上一些轻松的短课程?那些浓厚的关心,把她压得透不过气。 身分这话题好像有点老生常谈,但它确实存在困扰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很奇妙吧?没有身分,好多人会幽怨地推搪做不成事的原委。有了身分,又有了许多的责任与压力。古往今来,有实质和被尊重的身分,都是得付出努力和代价赢来的。每一个身分都附带着责任,有这个认知,我们方能好好执行身分的责任。不是每个身分的责任都能令人得心应手,也不是每个身分都是有实质的价值,我们得常权衡自己的能力与利弊,方能掌握和发挥赋予我们的身分。
8月前
9月前
10月前
10月前
1年前
1年前
1年前
树周等了17年,终于在今年7月初获得了公民权,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树周现年29岁,早在12岁申请身分证被拒后,他就非常烦恼。我劝他不要气馁,我会协助他,让他取得一个确定的身分。 他的父亲在二十多年前逝世,母亲不知所措,对处理身分证一事毫无头绪。他的邻居带他来找我,希望我能协助他取得一纸证书,证明他的身分。虽然我很忙碌,可是有人要求帮忙,我便会放下自己的工作,愿意为他服务。 我带树周到附近的登记局询问,又带他到新山的总部寻觅解决方案,然而多次前往登记局奔波都没有进展。我不灰心,我相信只要有毅力,有奋斗的精神,必定会成功。 直到他18岁那年,我再次尝试带他到登记局新山总部与官员会面。我向官员道明来意,官员看了他的资料说,他18岁了,已经有资格为自己申请公民权。听他这么说,申请蓝色身分证一事又向前跨进一步,出现了曙光。 既然官员都这么说了,我当然更毫不犹豫地为他索取申请公民权的表格,细心地填妥相关资料,连同所需证件交回登记局总部。表格有一栏需填写父母的资料,不能空着,因他的父母都不在了,所以我免为其难地填上我的名字,作为他的监护人。 过后我想,如今18岁的树周已达到自立年龄,身上没有任何身分证件,出门时一定很不方便,万一被警方拦截和询问就更麻烦了。于是我向登记局官员表达了我的担忧,好心的官员想了想,向我提议:先让他申请一张临时证件,就是“青色身分证”。 我立刻着手替他申请。申请青色身分证的手续也很复杂,不过只要能帮助他,肯定他的身分,再困难也值得。 常打电话询问进展 提呈了申请表格,约莫一个月后,登记局那里便有了回音,通知树周去该局口试,了解他目前的状况。再大约过了半年,他就成功领到一张青色身分证了。有了青色身分证,树周得到很多便利,比如能去考驾照和申请工作,出门时也不用战战兢兢,这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件喜事。 但申请马来西亚公民权一事却过了好久,也没有任何消息。我告诉他,申请公民权很费时,他一定要有耐心、有毅力,也提醒他要时常跟进和拨电话去内政部询问。 树周的确很听话,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很勤劳,每隔一个月就拨一次电话到内政部和登记局询问进展。可是,获得的都是相同的答案:你的申请还在处理中。虽然如此,他毫不灰心,仍然继续联络有关当局。 也许是他经常联络当局感动了内政部官员,在他提呈申请10年后的今天,即2023年6月杪,他终于收到了内政部的批准通知,他可以获得公民权了! 他非常雀跃。我们安排在7月5日这天,到布城内政部总部领取批准信函,然后到柜台呈上资料。官员审查后,直接通知他在当天下午3时宣誓,即向国家元首宣读誓词。 宣誓完毕,官员说,你申请公民权的工作大功告成,并通知我们一个星期后再回到该局领取身分证。 7月12日,我们再次回到登记局。由于当初帮他申请公民权时我是他的监护人,所以在程序上,我必须做指模认证和签名。拿到了确认信,为了避免拖延,我又立刻带他到3楼的登记局申请蓝色身分证。官员吩咐他一个小时后回来领取。 就这样,“幸运的”,树周终于拥有了公民权和蓝色身分证。他从此脱离无国籍的困扰,成为了一位马来西亚公民。
1年前
最近看了由马来西亚导演廖克发拍摄的纪录片《一边星星一边海浪》(Between the Stars and Waves),深有感触。这部纪录片在2022年第59届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短片”奖项中得到了提名,可惜无缘获得该奖项。《一边星星一边海浪》讲述我国沙巴一座水上村庄的生活,这里面聚集着100万名无国籍人口,他们因为不被承认身分,获得不了最基本的人权保障。在这个号称“地球村”的自然世界里,在所有人都宣称自己是“世界公民”的现代世界,突兀的出现一大群因为一道道国家边境的灰色地带而“没有身分、没有家”的人,这是何等的讽刺…… 【阳光与阴影】 “遇到警察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办?”他不带一丝犹豫地说了“lari(跑)”,遇到警察得跑成了嵌进骨子里的意识,但仔细回想他们做错了什么,想必他们也没有除苦笑之外的更好回应。 这是摄影团队与一个小男孩的对谈。成年人逃的时候会直接跳进海里,游到别人的住所;小孩则躲到床板下或者被锁在房间里。记得小时候有一次遇见警察来检查,他因为太过紧张就跟着妈妈一起跳进了海里,当时他还不会游泳,差点被咸咸的海水给吞没。至此,尽管回忆起曾经与死神擦肩的瞬间,他依旧不时露出傻笑,就像分享在班上发生过的糗事一样。憨态阳光的笑容让一切生活苦难在他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直到他说起了突然离世的弟弟,眼神才慢慢出现心痛与惋惜。“到了另一个世界,我的弟弟就没有母亲了”,每每回想起他带着泪腔说的这句话,酸涩都会由心底攀上泪腺。 阳光与阴影并存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条村子也一样。村里一部分小孩家庭管教很严厉,严禁他们抽烟、赌博,万万不能让自己模糊的身分再浇上一层污点;同样也会有一部分孩子走上了歪路,在村口买上特意包装好50仙一包的强力胶后,到礼堂后方吸食,有一些吸到精神失常,有一些则突然有一天就死掉了。 这是摄影团队采访一群小孩时他们说的。这让人不禁联想,是不是有一天他们被认可、被关注、被重视了,因为这些阴暗而死的孩子就会少一些;邪恶固然无法根除,但是不是能让他们再少一点、更少一点呢? 【MERDEKA:自由】 纪录片中经常听到孩子们的歌曲和诗句里出现“merdeka”一词。这词触动我的那个瞬间,是一个女孩在夜晚唱歌前所吟的一段话,内容大意是:“Merdeka!Merdeka!Merdeka!不要抛弃我们……” 这一遍遍的“merdeka”,流露出的意思并不完全是字幕上的“自由”或独立广场上的“独立”。“自由”与“独立”,在这群孩子身上体现的是未曾获得过的安全感和保障,他们的自由并不建基于拥有足够能力后所选择的独立与自由,而是自小就被丢进丛林中孤身与自然搏斗的“被独立”和“被自由”。 这一小块土地上,就有着100万个被以国家为单位组成的世界所抛弃的孩子,一群被政治、环境、规矩、社会所“独立”的孩子。 【一边星星,一边海浪】 纪录片最后是一段长达数分钟的长镜头,孩子们撑着靛蓝色的夜空从热闹的市集走回他们居住的水上村庄,能照亮他们道路的路灯随着他们离家越近,而变得越来越少。勉强将热闹的市集与沉默的村庄连接起来的,是一条长长的木桥,左右皆是海水,除却孩子们的打闹声,就仅剩下鞋子与海浪拍打木桥的声音。 每到夜晚,他们都只能靠着海面上反映的月光与村庄的零散灯光走过这条木桥回家。回到村内,连接起各家各户的依旧是两侧漆黑得像能吞噬一切的海水,以及中间那条他们唯一依靠的木桥。星星那端的人们习惯了如同飞蛾般扑向光明,而他们只能继续承受海浪的拍打。若非廖克发导演与其团队的镜头,这座水上村庄或许永远不会有在星空中闪过的瞬间,在这个如狼似虎般追逐光明的时代,回顾阴暗处的人事物已然成为一种奢侈的无用功。 最后想借纪录片中一位义教老师给孩子们的话作结,“心是一个地方,一个储存爱的地方。”(原句: Hati itu satu tempat, tempat untuk simpan cinta)人类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超越本能的爱,人会关心世界发生的事情、人会为别的物种发起限制同类的社会契约、人会为了许多间接的因素而抑制自己的欲望,正是这种“多管闲事的爱”造就了我们的独特。 或许我们会因为种种因素,无法具体地为他们做些什么、贡献些什么,但希望他们知道,当他们遥望星空,星星也在遥望着他们。 爱是形而上的,其力量也是。领导人、政治家、社会学家、警察、商家自然有他们必须考量与顾虑的地方,但你我作为平凡生活中的平凡人,我们所释放的爱与关心又为何必须与他们挂钩呢?
1年前
曾有一段时间,我沉迷于研究各种算命术——西洋占星、八字命盘、玛雅星盘、紫微斗数、人类图、东方星宿、生命灵数等等——不是因为我相信命运这回事,恰恰相反,一开始我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这一些算命术不可信,仅仅是察言观色的话术,是大数据里的统计学与概率,是心理暗示效应,反而会局限人们掌握并塑造自己想打造的生命轨迹。 可后来我玩出了一点意思。约莫在我把这些算命术当成有趣的社交谈资,再把身边的朋友都轮番算了一轮之后,有天我感觉自己仿佛摸到了一点儿命运的规律。怎么说呢,先不谈流年、大运与命盘这些大题,单论那些大家最热衷的先天气质、性格、才能,若我用不同的算命术帮同一个人卜算,竟然可以算出同样的东西来。 就仿佛,隐隐中真的存在着那么一条命运之河,不同的算命术就如不同的语言,不约而同把这一条命运之河指认了出来。 那一刻开始,我变得敬畏命运。 随着年岁也经历了许多事。有天等到大脑前额叶发育好了,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梳理以往的错误与悔恨,但突然却又“认命”了——无论你怎么复盘和反思,从前那个时间节点上的你,就是会冲动,就是会说出那句话,就是会做出那个举动,就是会做出那个选择,因为当时的你是更久远的每一个你慢慢堆叠出的你,没有办法抽离境况、用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与权衡;那个你注定不是现在这个已经经历了事的你。所以,该有的后悔一定会后悔,该有的遗憾终究要遗憾——这就是命运吗? 命运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它像是一种纯粹的偶然性,决定了你在人生游戏里最初始的那手筹码,以及往后累加的每一张手牌。与此同时,这纯粹的偶然性却也成了某种不可违抗的必然性,你的知识、眼界、性格、家庭资源、人际网络,甚至是你最常去的早餐店。 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常常是因为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性格。性格,是我们每一天和外界互动中凭本能或思索之后产生的各种反应,而环境框定了你的自我可以拓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会相信是自我意志让我们做出了人生中的每一个重大决定,可我们也常常忘记思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自我意志。 我们热衷于讨论平行时空,有另一个你,和眼前的你做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于是走上了不同的命运。我们总是想像自己有机会“挣脱命运的安排”;这句大词有好多诠释空间,贫困家庭的孩子奋斗成为富商是改写命运;印度女童逃离村庄成为女大学生是摆脱命运;因为睡迟了没登上失事的MH370航班?也似乎是逃脱了命运。 和马斯克互换身分 但除了明显的灾祸和幸运之外,我们却也难以用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个别人士的命运,比如说,某天有个神秘力量和你商量,让你和特斯拉公司的总裁马斯克互换身分,你得以体验一种从来不曾经历的生活,而且似乎是一种比你的平凡人生更有趣、更刺激、更有意思或者更伟大的生活——你会想交换吗? 也许你会好奇,但若深思熟虑之后,你很可能是不愿意交换身分的。 因为,当你变成马斯克之后,那个躯体里的你,还是原来的你吗?你的家人朋友不再和你有关系,早餐店阿姨不知道你的老样子是什么,原本适合你的衣服剪裁和颜色也不再成立,从前让你津津乐道的事业成就无法再被提起——你将失去人生至今所有的情感联系,也因此,你的记忆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换句话说,你原本的那个“自我”就消失了。这段故事,你也无人可诉说。 那么,关于命运,我们还可以讨论什么?我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开始享受际遇对我所造就的一切体验。也许依然有疑惑,有偏执,当然也会有惊喜,有平静;可以努力,但不必恐惧,无需预设自己的角色与目的地,随遇而安。我想,这就是接纳自己的意思吧。我们都可以好好地活得明白。
2年前
查看了一下明年的农历年在2月,和先生商量明年一起回家过年,毕竟疫情暴发以来已整整3年没回马过年,而今年先生因为工作关系请不到假,就我一人孤零零回家过了年。 先生问我说∶“那我该怎么样跟老板要请假呢?” 我∶“就直接说要回家过年啊!” 先生∶“不行!我不能让老板误认我是中国人!” 我惊呆了。先生居然有“不能让老板发现他过农历年”这样的意识。误认为中国人又不是什么大事……噢,不对, 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有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暴发后,日本人比美国人更不喜欢中国。 初到日本的时候,我去一家语言中心面试当英语老师。面试官看到我的履历表上写着精通英语、中文、马来文,便问我是否也能教中文。我老实告诉她,虽然中文是我的母语,但因为日语能力欠佳的关系,恐怕不能胜任。面试官让我当场示范教学,我胡乱拼凑当时脑海里仅有的日语单词,教了她拼音,结果意外被录用,就这样在语言中心当起了英语兼中文老师。 上班第一天,语言中心负责人给我准备了一面小旗子,旗子上写着我的姓,方便我跟学生做自我介绍。但那是一面红彤彤、左上角有5颗星星的中国国旗。我跟负责人说,旗子搞错了,我的国籍是马来西亚。负责人表现出抱歉,但却没有即时更换一面旗子给我,而我也不想为难她去画一面有14条红白条纹,还有一个14个角的星星的旗子,就动手给自己画了一面代表自己国家的马来西亚国旗。 想起初来乍到日本的自己,也曾努力地向别人解释的自己身分。日本人对于马来西亚的认识不深,说起马来西亚,一般会问马来西亚是不是那个有鱼尾狮的地方。顺着他们理解的鱼尾狮,我进而解释,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位于泰国和新加坡之间的国家。但地理位置搞清楚了,关于我为什么长得不像他们想像中的“马来西亚人”,而且为什么马来西亚人会说中文等问题,又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而往往长篇大论后,过不久大家又以为会说中文的我来自中国。 渐渐地,对于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身分,也不再纠结。但有一阵子却也曾为身为马来西亚华人而感到沮丧。原因是,总感觉自己哪里也不属于。国内一些政治家,总是三不五时发表一些种族言论,而政策体系也总是把一些族群排除在外,即便你认定那就是你的国家,但国家并没有完全认同你。反观在日本,很多时候,外国人和当地人可以获得同等的福利待遇。 马来文在日本有市场 近几年,马来西亚在几项民调中被投选为日本人退休后最想移居的国家而在日本逐渐打开知名度,加上在马来西亚居住的日本著名艺人GACKT和一些日本YouTuber的影响,马来西亚对于日本人不再陌生,想去马来西亚看看、旅游的日本人也越来越多。因为这样,马来文在日本有了市场,而我也因此获得了马来语的配音工作、受邀在大学、私塾里开设马来文班,也曾为即将外派到马来西亚的日本公司职员讲授有关马来西亚工作文化。大家总说马来文没什么用途,但多掌握一门语言,其实就是一种优势,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自此,我不再因为“不属于哪里”而沮丧,而是为自己能够生长在多语环境、并拥有到哪都可以快速适应并生存的能力而感到庆幸,及一点点骄傲。 其实,关于身分认同这件事是非常政治性的。人在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身分认同,就像马来西亚华人在国外说自己是马来西亚人,但在国内却又无法不在填写一申请些表格的时候,在族群的那一栏填上“华裔”,强调自己的“华族性”。然后在异国生活,却又无法不融入当地社会,而将自己原本的身分隐藏起来,塑造新的身分。无论是什么样的身分,或许只有懂得在对的场合套用对的身分,并满足当下利益,才是最佳的生存之道。 我跟先生说,无论你以什么理由及身分请假,反正,我们明年一起回家过年去!
2年前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