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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佳兰

3天前
流军在《跋》中沉痛地写道:“边佳兰原是鱼米之乡。战前欣欣向荣,村民安居乐业。那次逃难之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村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次的逃难是边佳兰村民心中永远的痛。屡次重读记下的文字就心情沉重,心酸泪垂。” 1940年生于马来亚柔佛州边佳兰的新华作家流军,在1985年的《热带文艺》创刊号中有一篇《我怎样写起小说来——兼谈〈浊流〉的创作》。他在文中阐明自己的胶工出身:“我出生在马来亚南端的一个小乡村里。父母靠割胶为生,由于家穷,我九岁才上学。当时的学校是全日制的。每天早上,我都得帮母亲割胶,到十点多钟才能到学校。那时已经上了两节课。因此,我的功课往往跟不上。” 新马华人家庭的命运与橡胶树捆绑在一起的事实,跃然纸上。除了胶工外,流军还当过杂货店店员、代课老师、工场书记、船厂经理、商人,丰富的人生历练加上博闻强记和文笔流利,让他在书写小说时能够得心应手。 多次改写《海螺》和《丁香》 1997年8月,流军写好30万言长篇小说《海螺》,刚好这时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小说版编辑陈和锦向他邀稿,但由于《海螺》篇幅太长,在陈和锦的建议下,流军改以《海螺》女主角丁香的故事为主体,写成传记式小说《丁香》,1997年11月连载于《南洋商报》,并收录于2012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丁香》。 第一稿的《海螺》在2001年完成修改工程,2002年由北京文联出版社出版。十多年后,流军应台湾秀威资讯之邀,从2018年开始为《海螺》进行瘦身手术,历两年半完成删减手术。2021年11月,繁体字版的《海螺》在台湾面世。 之后,流军对《丁香》的内容进行补充和修改,为配合英译本的篇名TropicalTale,《丁香》的标题改为《椰风蕉雨》,并以此为主题篇,收录在刚出版的小说集《椰风蕉雨》中。 这就是流军三写《海螺》与二写《丁香》(《椰风蕉雨》)的全经过。对于台湾版的《海螺》和新书中的《椰风蕉雨》,流军是比较满意的。 《椰风蕉雨》是以百年前柔佛州南部的万和镇为背景:“万和镇位于柔佛州极南端,人口两千来户,一半住在老巫河口,以捕鱼为生,其余的散居于老巫河中上游,以务农和采割甘密维持生计。此外有百多个刚过番的新客在森林里砍树开荒。他们来自中国乡下,没钱付船费被卖到卢家庄当猪崽。” 在流军的笔下,丁香是万和镇风情万种但水性扬花的女人,曾与几个男人相好。镇上的人说她克夫伤财,然而,万和镇首富卢水雄却看上了她。卢水雄纳丁香为妾后,隔年柔佛苏丹王赐予拿督头衔,苏丹后收丁香为干女儿,并把老巫河中游东岸上百依格的土地当礼物送给她。届时卢水雄40岁出头,膝下犹虚,丁香嫁给他后生了双胞胎男儿。 故事情节虚实相生是流军小说的一大特点。2024年8月,流军告诉我,小说《椰风蕉雨》中有六成的内容真实,四成虚构。女主角的原型是来自中国福建乡下的两位妙龄女郎,他把穿插发生于中国和马来亚的故事定格在柔佛州,并把丁香化身为娘惹,使其形象更为本土化。由于丁香是柔佛苏丹后的干女儿,即便卢水雄一开始就识破她红杏出墙,两个孩子不是他的后代,也只能忍气吞声。 在父权为主的百年前马来亚社会,丁香的出现,无疑是向父权挑战的一大女性形象。 小说的灵感来自破船和海螺 在新版《海螺》后记中,流军交代了他当初书写《海螺》的缘起,这篇缘起后来整理成《从饱含沧桑的破船到〈海螺〉》一文,发表在2022年12月19日《联合早报·阅读》。他在此文中说:“故乡老家前面百米外就是老巫河口。河口东边有片红树林。林里有艘破船龙骨。船壳腐朽不堪,桅杆埋在泥里,末梢露出泥面。骨架邋遢却挺拔刚劲。高约五米,长约三十米,下半部布满螺壳,上半部长满青苔。” “为什么红树林里会有破船?”这个困扰流军许久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有一次,他路过泉州,顺便到文物展览馆参观。展馆外有一艘破船龙骨,是之前出土的郑和下西洋的大宝船。这艘破船与他故乡红树林里的破船颇为相似,流军方才意识到,故乡那艘破船可能也是郑和下西洋时因触礁沉没而被大浪冲到边佳兰老巫河口的。此时,流军萌发为故乡那艘破船写小说的念头。 “破船”这个物象不只出现在《海螺》,也出现在小说《椰风蕉雨》中。流军把幼年发现破船的经历,套用在中国南来的猪崽汪海螺的身上。汪海螺在赚够钱赎身离开卢家庄后,一天,扬帆到老巫河口游逛,穿过红树林,发现河湾里有艘大船斜躺在沙滩上。原来是艘被人遗弃的破船,汪海螺拣起卵石敲敲船身,船身坚实牢靠;爬上船舷敲敲甲板,甲板牢固平稳。他寻思拆掉桅杆,把船身扶正,钉个框架,盖上亚答,围上板墙,有门有窗,好歹是个家。几天后破船上的房子搭好了,由于破船长满螺壳,汪海螺取名为“海螺屋”。 当初《海螺》的稿件改好了,流军遇到取书名的问题。后来,他家里的几个海螺给了他灵感。他在《从》中透露,那些螺壳是他孩提时从老家门前的红树林里捡回来的。螺壳可当号角,吹起来声音很响亮,钻几个洞眼可当螺笛。螺笛声委婉动听,教人陶醉。《海螺》中也有螺笛,那是猪崽罗海彪过番时从乡下带来的,想念家人时、苦闷时、开心或愤恨时,都可吹螺笛抒情。既然螺笛声是小说的主旋律,流军便以《海螺》作为书名。 把破船改建成可遮风挡雨的海螺屋,把海螺制作成可吹奏抒发思乡之情、发送暗号、传递凄凉爱意等哀怨乐声的螺笛,这些从“破”到“立”的建构,正是流军小说中现实主义的来源和基础。 除了《海螺》外,小说《椰风蕉雨》中也有螺笛的影子,那是男主角汪海螺抒发思乡之情的工具:“离家已经八年多,想起家人就牵肠挂肚,彻夜难眠。然而人隔万重山又能怎么样?万般无奈,他只好吸旱烟,吸过烟后吹螺笛。他吸一阵吹一阵。旱烟吸出乡土味,螺笛吹出故乡音。青烟缭绕,乡音哀怨,愁丝如网,悱恻缠绵,他的心在沥沥淌血。他哭了,脸上爬满泪珠。他边哭边吹,边吹边哭。哭声抽搭,笛声哽咽。笛声飘过万和镇,镇上的人听了黯然神伤;笛声飘过森林,唤起开荒猪崽重重的乡愁。” 螺笛也是汪海螺向情人丁香发送暗号的工具,螺笛声“有时雄壮有力,卟嗡卟嗡,像凯旋的军号,穿云裂石,震得天花板簌簌作响”。苏丹后去世后,丁香的后台倒了,卢水雄对于汪、丁二人的奸情不再容忍,把丁香关在小瓦屋内。汪海螺无法继续与丁香幽会,他从远方传来的螺笛声变成传递凄凉爱意的声音:“笛声时而凄切哀怨,时而悱恻缠绵。心有灵犀,她知道汪海螺为她牵肠挂肚,魂牵梦萦。”这是丁香听到螺笛声后的心理陈述。 抗日和反殖民是新马文学创作的母题 《椰风蕉雨》书中的其他小说,例如《不归路》《魂兮归来》,与马华小说家陈政欣小说《武吉镇轶事》之《暗流涌动》和《武吉镇上36小时》等同属抗日、反殖民小说。 《逃荒——日军入侵前夕逃难实录》更像是一篇小说化的散文。流军在《跋》中沉痛地写道:“边佳兰原是鱼米之乡。战前欣欣向荣,村民安居乐业。那次逃难之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村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次的逃难是边佳兰村民心中永远的痛。屡次重读记下的文字就心情沉重,心酸泪垂。” 我联想到文莱作家刘华源的散文《和平终于来了——日军占领文莱60周年回顾》,此文是回顾文莱百姓在日本投降后,从避难区回返原乡的真实过程。无论是在日军来犯前,百姓集体逃难,还是在日本投降后,百姓集体回归,日本军国主义者带给东南亚人民的苦难都是巨大而难以想象的。 流军的《狼烟》与陈政欣小说《武吉镇轶事》之《武吉阴魅》,新华作家张曦娜的小说《边城2009》《云氏海鲜馆》等篇章,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上述篇章让我更加确信,即使那个可歌可泣的年代已远去,抗日与反殖民恒是新马华文文学创作的母题。 流军今年2月初连载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的小说《玉王传奇》,起因于十多年前他应北京作家协会之邀,到云南省采风21天,一行人在走滇缅公路时,在腾冲待了两天。腾冲是玉器中心,加工厂有好几间,玉料来自缅甸,一个玉商给他们讲述玉王的故事。刚好流军也有一位黑道朋友曾在那里走私玉,机缘巧合之下,他写成此小说。 总的来说,流军小说中的现实主义至少有三个特点。首先,在流军的小说题材内容中,有一半是来自真实的经验或体会,另一半则是自己想象力的创造。文学的最大魅力,莫过于虚实相生的完美结合。 其次,流军人生阅历丰富,认识三教九流的人物,例如马共干部、云南省走私玉的人。单就马泰边境和平村,他便数次走访。这些广大的人脉资源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为他的小说书写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素材。 还有,流军的小说主要在于反映光怪陆离的人生百态,且他善于在小说中融入熟悉的物事,例如破船和海螺,这为他的小说生色不少,也提升了阅读旨趣。 相关文章: 流军/玉王传奇(上) 流军/玉王传奇(中) 流军/玉王传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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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文史工作者莫家浩,年初出版首部个人著作《臆造南洋:马来半岛的神鬼人兽》。这本书集结了他数十年来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田野观察,书中处处可见专属马来半岛的色彩,谈论人群关系、传说记忆、符号仪式等,盼人们得以摆脱悲情看南洋史。   虽然莫家浩自小偏爱历史,但中学选的却是理科。大学到中国深造,选的也不是历史而是国际政治,“外交官”“智库”是他对于未来职业的想象。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他的计划,最终赶不上变化? 或许人在异乡生活,才更愿意展现“马来西亚人”的身份。 莫家浩回忆起首次穿上马来服装,是留学海外时的一场文化交流活动。他说:“我去了中国,才真正见识到大马的多元文化。我的马来西亚同学来自各地,当时我也才认识东马的朋友,才发现他们很懂马来文化。” 而大马政治的变化也让还是学生的他倍感意外,“2008年大选我人在国外,我平时不太关注选情,因为觉得结果都一样,没想到槟城发生政治海啸。”那一年,行动党以在野党之姿,从当时为国阵成员之一的民政党,手中夺下槟州政权。 一股“对自己的国家认识不够”的想法,在莫家浩心中发酵,“虽然我是读国际政治的学生,但对家乡的事不够熟悉、也不够敏感。”在硕士的毕业论文中,他改为研究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以槟城钟灵独中和新山宽柔独中为例,谈论两者在独中的改制事件中的选择。 “由于我在中国读国际政治,所以研究马来西亚教育也算是国际课题,但偏向以社会史或地方史的角度去看,可能在那时候就埋下根源。”对他而言,中国求学的那几年,在寻找自我的旅途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一环。 “人有时候要拉开一个距离,才可以回看自己。”他说。   返马任母校的历史老师 从中国留学归来,他回到宽柔中学古来分校教历史,同时出任历史学会顾问。只不过,授课的内容专注在世界史和中国史,并非他最有兴趣的马来西亚华人史。 2011年时,莫家浩参与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担任管委一职,接触与本地华人历史有关的研究。工作包含协助馆方办展、搜集资料、撰写稿件。当时,在同是文史研究者白伟权的邀请下,他参与新山绵裕亭义山抄录墓碑的田野工作。 回忆过往热血事迹,莫家浩自嘲说:“当时年轻什么都不懂,用粉笔拓碑看不到字迹就用手抹。一天抹10个碑,抹到最后指纹都不见了。”但在走入田野后,他却真切地感受到“历史就在手中,只待你解谜”的那股快感。 “在田野中发现历史,等着我们去解答,不再从只是从书里找答案,我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于是,他自我反问:“我就想是不是该去做田野调查?”但身为教职人员的忙碌,让他无法两者兼顾,直到隔年爆发边佳兰征地事件。 事缘,石化工业发展开到边加兰,影响当地的7个村落、5座义山、7间庙宇和6所学校。 “那时的新闻写说,铲泥机在边佳兰铲走一座坟墓,那个老人家托梦给家人。在内文也提到边佳兰有很多义山,这些坟墓都陷入危机。”在好奇心的趋势下,莫家浩开著车从新山来到了边佳兰。   开启边佳兰10年的考察之旅 每个地方都有专属的故事,从义山坟墓到村落里的庙宇,他发现这里的华人社会和文献记载的不一样。 “一般上,我们会用城市或城镇的角度去理解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像是华人一定有组织,或者以会馆、庙宇、方言为区分单位,好比义山就有广东义山和福建义山等分类。” 唯有在边佳兰,华裔居民以一湾一村一山的格局分布,各村湾建有学校、神庙。莫家浩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是用方言,而是用以村为单位?这里一间会馆也找不到。没有会馆,那边佳兰又是如何形成华人社会?”他带着一连串对这里的的好奇,10年间来回往返边佳兰的村与村之间。 莫家浩间中辞去老师的工作,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深造,最后成功取得历史博士学位,论文写的就是边佳兰。问起考察时遇到的难题,他表示当时石化工程进驻中,处处都是重型车辆蹂躏柏油路的痕迹。 “从新山开车到这里一整天都在田野,无论是抄碑或在庙里看文物。晚上回家可能都十一二点了。我车开到都要睡觉了,路况也很糟糕、危险,现在回想起来都怕。”     历史的本质就是不断变化 如今多年过去,昔日边佳兰的渔村风景不在,新兴商店林立,当地居民也搬入了新住所。莫家浩分享,部分受影响的居民迁入六湾的新园区,“开始有人从不习惯关门到习惯关门,要找朋友就得驾车;没有咖啡店让大家聚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个新公园没几棵大树所以很热,原有的乡情慢慢退却中。” 问及看着边佳兰情况演变至今,会否感到遗憾?他坦言不会用“遗憾”形容这里的变化,“边佳兰早在19世纪开始,就经历橡胶园丘、油棕到近期石化工程的产业转型。而历史是一直在变化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有遗憾,因为有得利的人就会有失落的人,所以历史是复杂的。”   用人类学的角度看历史 非科班出生的历史学家,莫家浩这样形容自己,“早期不曾受过本科训练是我的弱点,但优点是看事情的视角更多元。国际政治教会我关注事情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至于看出事件的一体两面,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博士班的训练,即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历史。 听着难懂,进一步要求莫家浩举例说明,他说:“在田野调查的训练过程中,我老师强调‘开口问’是最后一步。在不赶时间的前提下,先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鼻子嗅。好比你来到一场庙会,就坐一个地方一直看,看到大家都忘记你的存在,自然会看到很多有趣的情景。”   忆起首次在边佳兰头湾的护福庙,落实上述田野方式时的忧心忡忡,他表示:“全头湾只有一间咖啡店兼杂货店,看店家的心情营业。我担心去那里没有地方吃饭怎么办?”他向指导老师表达了忧虑,换来要他甭担心的答复:“老师告诉我,田野最不用担心就是吃饭,要我去就对了。” 开启田调的首日,坐在庙旁的莫家浩被当作记者,当地村民接二连三上前问问题,“我跟他们说有兴趣来看看而已,大家就开始喂我吃东西。”无需特意走上前搭话,待久了居民就会找上门开启话题,“第二次来,他们会说‘又来啊’……慢慢地,村民们反问说‘做么你这样迟来? 等你等很久了!’” 参与观察村民的日常,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长期观察。莫家浩表示,人类学的研究方式虽然耗时长,但能够看出连村民本身都不自觉的生活痕迹:“我曾经跟着渔民去捕鱼、进芭。若以年为周期,定期回到边佳兰,看到的事物会越来越多。”   盼提高本地人对文物的认知 若说起真正的遗憾,他坦言便是那些留不住文物、建筑和人。 “我们很常有个观念叫‘不觉得自己老’。我很常问老人家:你家有没有那些老东西啊?”而莫家浩往往得到的回复,竟是:“哎呦,你不早点讲,那些老照片我昨天烧掉了。”他认为提升本地人对文物、古迹价值的认知,迫在眉睫。 而身为一名文史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充当“调和者”的身份。他举例,好比一间庙宇,有的人认为漏水就得重修,神明才开心;有的人认为这是古迹,不可以随便修。 “要如何让意见不和的双方互惠互利,避免达到零和、这个最糟糕的结果,是我们最大的挑战。”莫家浩进一步说:“在完全保存与完全不保存之间还有很多阶段,从记录到有限的复制、有限的转移,还有完全转移,间中还有很多过程。” 他表示,这便是“think like a native”(知道土著如何思考),即一种人类学研究历史的方式。先把事情对错放在后头,融入社区了解问题,从中找到一个共生的方式,那样文史工作者才能展开更多保存工作。 “我们最怕资料、史料不见,你至少给我拍个照、让我复制一份,保存不到整个坟墓,保存墓碑好吗?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啊。”他说。   更多【人物】文章: 调酒师易柏翔Seven Yi/以调酒穿针引线 叙述餐饮风味的诗意 金曲台语歌后郑宜农 / 放慢腳步找自己,困惑有什么关系 歌手阿莲娜·沐塱/一把加贝琴 说加拉必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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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佳兰12日讯)救救龙虾宝宝! 素有“龙虾故乡”之称的边佳兰,近几年随著龙虾需求暴增出现供不应求现象,当地捕捞活动因龙虾价好而愈加频繁,令龙虾宝宝面临成长危机,亟需大家共同携手,遵守及教育大众,少于6公分的小龙虾“不捕、不收、不吃”,为未来永续发展出一份力。 根据渔业局保育和保护部门2023年的数据,边佳兰(即柔佛海峡与东海岸一带)的龙虾产量于20年前可达到每年400吨,惟如今每年的产量仅有100吨,产量明显剧减。 为了提升及恢复龙虾产量,渔业局除了特别成立保护委员会监督渔民的捕捞活动,也透过“龙虾保护区行动委员会”采取系统化龙虾保育措施来增加龙虾产量。 同时,当局也在去年落实了保护龙虾条例,规定渔民必须将体积小于6公分(长成6公分需耗时3年)的龙虾放生,因为龙虾长至6公分左右正是适合繁殖的阶段。 受访渔民也告诉星洲日报《大柔佛》社区报,基于龙虾产量每况愈下,他们如今出海捕捞龙虾还得碰碰运气。 “运气好时可以捕到数公斤,但触霉运时,一只龙虾也抓不到。”这就是边佳兰捕捞龙虾渔民当前的写照。 众所周知,边佳兰距离柔佛州著名旅游景点迪沙鲁只有半个小时车程,因此经常吸引许多国内外旅客到访品尝道地海鲜,尤其是盛名远播的边佳兰“青壳龙虾”,更是不可少的盘中餐。 据了解,自迪沙鲁往边佳兰的道路扩建及提升后,周末和公共假日涌至边佳兰四湾吃海鲜的访客,相比疫情前增加了不少。 旅客人数上升,意味边佳兰独有的青壳龙虾需求也飙升,不过,餐馆业者、收购商、渔民却面临了“需求高,产量低”的供不应求窘况。 海鲜餐馆业者陈宏辉透露,在今年的农历新年假期,涌入当地吃海鲜的旅客非常多,据他观察,这一波人潮对比疫情前更甚。 他指出,早年餐馆供应的龙虾皆为本土龙虾,但自从本地龙虾产量大减,不足以应付市场需求后,他唯有进口澳洲龙虾“补货”。 经营餐馆多年的他坦言,早期一组收购商一天可供应餐馆七八十公斤龙虾,可是如今一天有十来公斤已经很不错了。 龙虾大减,除了与季节有关,他相信过度捕捞造成小龙虾来不及成长及繁衍也有很大的关系。 他认为,长此以往,对餐馆及其他相关行业的业者皆不利,因此,当局有必要严厉监督及执法,并从教育著手改变现状。 “譬如在澳洲,相关政府单位便规定少于200克的鲍鱼不能抓,在当地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概念,本地也应该做到这种程度。” 退休渔民张先生(85岁)指出,五六年前开始收购龙虾时,他需要准备2个约6呎长的水池放置龙虾,可是近年来,一个池都装不满,平均一天仅收购到5公斤左右的龙虾,可想而知反差有多大。 他说,要达到渔业局规定的标准的话,“合格”龙虾必须超过100克。 他同样认为,灌输民众“不捕、不吃小龙虾”的概念很重要,否则“青龙”(青壳龙虾)不保。 拥有逾40年捕捞龙虾经验的渔民王国春(63岁)形容,20年前,一天要捕获二三十公斤龙虾很容易,不过近年要有10公斤都很难。 “我看这里的龙虾产量至少减少了60%。” 他表示,自己一般是在农历四月至八月这段期间到深海捕捞龙虾,因为这时期的龙虾体积比较大。 根据了解,80年代,1公斤龙虾的价格大概在二三十令吉,如今这种高端海鲜,1公斤可去到150令吉,因此吸引许多人加入捕捞龙虾行列。 有20年捕捞经验的陈宝吉(60岁)指出,随著龙虾价高,捕捞龙虾的人越来越多,单是有牌照的,加起来都超过了逾百艘渔船。 他提到,在龙虾产量减少及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自己有时从清晨6时许出海到上午10时许回来,极可能空手而归、倒贴柴油费,面对“赚不到吃”的现实,他也在考虑是否要提早退休。 61岁的林友胜猜测,边佳兰一带的填海工程或多或少影响了龙虾的繁殖,是促成当地龙虾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 “以前在大湾的海床有很多石头,那时龙虾挺多的,可是填海后,龙虾没有去处,数量明显减少。” 他指出,“青龙”是边佳兰的特色,而且体积相对较大,其他地方未必找得到。 45岁的王良友则提及另一种情况。 他说,戴乐集团(DIALOG)进驻边佳兰后,其油气储存槽一带的海域,即10海哩范围皆属于限制区域,渔民不可侵入。 “可是,偏偏是在这一带,即大湾、二湾和新湾,是龙虾产卵的集中地。” 以上情况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可以说明,渔民可捕捞龙虾的范围又进一步缩小。 正因为可捕获的龙虾不再像以前那样丰盛,他说,自己只好以捕鱼来交替,填补龙虾收入减少带来的影响。 另一方面,根据渔业局保育和保护部门的信息,龙虾的交配期一般落在8月至9月间,尽管龙虾一次能产出最高达200万颗卵,可是能够成功孵化成小龙虾的机率却很低。 有鉴于此,除了前述提及的一些保护措施,当局也促请渔民放生产卵的雌性龙虾,并且在每年12月至2月的淡季,禁止拖网渔船在特定海域及范围捕抓龙虾,以保护成熟龙虾及它们的栖息地。 同时,当局也提醒民众,应该拒绝食用龙虾宝宝,保护龙虾的生态链。
11月前
70年代高级英文中学刚毕业就变成无业游民,白天在凿石城伯父的米铺打杂,黄昏就返回家乡破舯舡当社团黄昏班的免费辅导员,指点一群没有机会升中学的少女。母校李校长生怕我“误入歧途”,在父亲的怂恿下,好话一句,男儿志在四方,我无可奈何,只好离乡背井到300公里外,举目无亲的边佳兰四湾岛渔乡(双溪龙引,Sungai Rengit)育本学校当临时英文教师,后来逐渐安家落户,直待了13年成为半个四湾人。 当地渔村都异口同声说白礁岛就是白屿,距离四湾岛大约三十多公里。当年远眺或鸟瞰岛礁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岛上上附设灯塔,岛礁附件海产特别丰盛。 如果天气晴朗,岳父的两个捕鱼助手海脚没有出现,恐怕又会错过渔汐了。如果碰上学校放假或周末,我会毫不犹豫,准备出海协助他。 岳父出生于笨珍县龟咯山顶,并非马来西亚公民,性格孤僻自卑,自称老粗一个。他在家很少开口说话,除非要我替他写短信向新加坡鱼行替他买渔网、绳子以及铅锤等。 他认为我是一名教师,身材高挑,文质彬彬,气力不足,何况大海无遮拦,处身在大海作业就是冒险的活动。不过只要他心情好,不暴躁,我就有机会参与他们去体验一下渔民在波浪汹涌的大海与天搏斗的精神。 海风习习,凉意沁入心脾,顿时觉得心旷神怡。眼看海鸟低掠高飞,穿过一波又一波的浪花,身临其境,如此情景,简直教人难以忘怀! 约莫半个时辰光景,渔船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们就到白礁岛附近停下马达,开始捕鱼,他们撒了挂网后就等候鱼群入网,海脚用笼筐钓捕龙虾,我等闲视之,鱼线钓钩扣上鱼饵,将浮子与铅锤抛向海水里,屏息静候鱼儿上钓。运气好的话,就可以钓到石斑、午鱼、鲨鱼之类。 如果天放晴,岳父就把渔船停泊在岩礁附件,我们涉水带着工具捡贝壳,或敲牡蛎(蚝);幸运的话,晚餐就有厨房高手的太太,她熟悉我舌尖的口味,常常亲手清蒸小龙虾、蚝仔米线或蚝煎佐餐,也将酸辣烧石斑与蚝煎送给邻居分享美食佳肴。 离开了四湾岛几十年 1月25日《星洲日报》头版大标题就是引起争议的白礁岛课题。回想2008年5月23日,国际法庭最后裁决白礁岛主权归属邻国新加坡,中岩礁主权判归马来西亚。当时大马与新加坡皆大欢喜,宣布接受和遵守国际法院的判决。随后柔佛州苏丹谕令州政府设立小组上诉国际法庭争取白礁岛的主权。理由是马来西亚中央政府不了解柔佛州政府的人民的需求。 白礁岛就是我梦魂萦绕、当地渔民赖于生存的岛礁。我不知道当年四湾岛的学生(如今大多已是新加坡公民或新加坡永远居民)如何面对白礁岛的主权的争议。正如苏东坡所记叙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我也离开四湾岛几十年了,岳父与原配已作古数十年。午夜梦回,往事历历在目,教人不胜嘘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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