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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勞

1月前
2月前
3月前
5月前
6月前
6月前
7月前
天還未亮,詩妮和艾諾已經準備出門到醫院了;她們的上班時間同樣早上7時開始,但一般要提早半小時到醫院。詩妮工作到晚上8時,艾諾下午5時下班,但準時下班是很少發生的事,一般都是超時工作一兩小時,而且沒有加班補貼。 天還未亮,詩妮和艾諾已經準備出門到醫院了;她們的上班時間同樣早上7時開始,但一般要提早半小時到醫院。詩妮工作到晚上8時,艾諾下午5時下班,但準時下班是很少發生的事,一般都是超時工作一兩小時,而且沒有加班補貼。 同屋的貝蒂還在醫院裡待命(On Call),雖然她昨晚7時就值班了,指明工作至早上11時,通常也是過了中午甚至更遲才能離開醫院。 她們三人從私立大學醫學系畢業後,在二線城市的縣醫院實習,大家合租屋子,互相照應。 她們平均每星期要做兩天早上7時至晚上8時,兩天早上7時至傍晚5時,1天待命(晚上7時至中午11時),待命第二天是休息日,但吃了早餐就睡覺補眠,醒來已經傍晚時分,所以真正週休只有一天。 遇下班也要“完成工作為止” 小文說,雖然每個班次的工作時間分別是10小時、13小時和16小時,但他們的職務是“完成工作為止”,很少有機會準時回家。所以估計每星期最少工作70小時。 小文說,實習第一星期很多同學都崩潰了,她們3個人在異鄉加上不適應工作文化,覺得根本挨不下去。 照顧百名病人 累到“倒地就睡” “我們在大學裡課業再難也沒有想過放棄,實習後才知除了學問,還要處理文書,和其他部門溝通、安排轉送病人、處理人際關係,應對導師的嚴厲要求和被苛責等等,覺得好難好難。” 第一年實習醫生不多,她們每個人照顧一個病房數十至百名病人,回到家已經筋疲力盡,有時踏進大廳倒地就睡了。 艾諾說:“我們立志當醫生,是想要醫人和救人,但是實習的日子幾乎把初心都磨滅掉。” 疫情改變了很多人的三觀,尤其年輕人追求松馳的生活,努力工作之後就努力玩樂放鬆,然而實習醫生不論時間還是精神都讓她們無法過著一般年輕人的生活,甚至連請假和週休都是最後一分鐘才知道。 小文曾經消極地向母親表示要放棄當醫生了,母親並沒有大力反對,惋惜是難免的,但她擔心女兒是一時之氣,只能鼓勵她挨完2年實習和1年正式醫生的日子,拿到執業執照再另做打算。 母每月搭巴士數小時探望 小文的母親黃女士受訪時表示,看到女兒要犧牲這麼多時間和精神,有時也想幹脆讓她轉行,因為人生不能只有工作而沒有了自己。為了遷就女兒,她每一兩個月搭巴士數小時到外州探望她。 “雖然說要經過嚴厲磨練才能成就一名醫生,但是畢竟時代不同了,而且各種輔助醫學的人工智能已經出現,理應醫生的工作獲得減輕。更何況,新生代醫生要承繼的是醫學知識和經驗,而不是上一代醫生經歷過的艱苦煉獄。” 小文坦言,如果現在選擇退出,會顯得脆弱和難以面對同學親戚朋友;艾諾想到父母花這麼多錢栽培她,這時候放棄太可惜了;貝蒂說從來沒有這個念頭,就是再苦也會撐下去。 許多同學紛轉換跑道 問3人是否後悔選擇念醫科時,她們都說不會,畢竟這是她們當初最興趣的科系,就算不當醫生,還可以從事其他行業,也可以到診所當普通醫生或從事醫美。 他們好幾位同學已經轉換跑道,有的去從事銷售醫藥器材的工作,或轉投不相關的行業,這就是醫學系的生態,已經沒有什麼好驚訝。 林桂斯:制度有缺陷需藥方解決過勞 檳城雙溪峇甲醫院前院長林桂斯醫生指出,政府必須承認現有的制度有缺陷,坦承這些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必須著手製定一個全面的策略,才能解決醫生過勞的問題。 他說,雖然醫院管理層,尤其是政府醫院無法控制派駐醫院的醫生人數,但院方至少可先分析分配到各專科的醫生情況,並嘗試使用世界衛生組織的人事工作負載指標需要(WISN),解決醫院內分佈不均問題,確保醫院內的工作負擔均勻分配。 他說,院方也需要確保基本設施,如待命室、員工休息室及工作環境安全且宜居,同時需關注醫生的培訓需求,因醫療行業是一個需要終身學習的行業。 “待命”含義大不同 “待命背後有各種各樣的含義,待命醫生可以是初級醫生在週末輪班時瘋狂地工作,有的是躺在床上,還需將手機鈴聲開到最大聲放在床邊的外科醫生。” 也是上議員的林桂斯說,醫生待命的頻率因國家、部門及勤務輪值表而異。 他舉例,在皮膚、風溼病及精神病科工作的醫生,可能不太需要在非工作時間緊急工作,普通外科、骨科及麻醉科可能會有繁忙的勤務輪值表,有關專科醫生經常需要在非工作時間緊急看診,因此需要更多醫生填補待命勤務輪值表。 他指出,在英國及馬來西亞,待命意味著: ·在非工作時間輪班,如醫生在週末或夜間工作,就等於是在待命。 ·舉例醫院所有外科醫生,會有一個團隊負責替新的病患看診。如果該名醫生是團隊一員,該醫生就在待命中。 ·出於某種原因,夜間工作的醫生需要諮詢專科醫生的意見,被聯繫到的醫生被視為待命。 分佈不均致加班 此外,林桂斯認為,導致醫生加班的主因是醫生在各州、醫院以及各醫學專科之間的分佈不均,雖然本地公共部門的工作量與員工不匹配的情況確實存在,但並非所有醫院都受影響。 “因為這裡的情況如此糟糕(例如,在急診室看醫生前,需要等待數小時),所以我們會相信其他地方也一定如此。” 他引述2018年國家衛生人力資源概況說,我國的醫生與人口的比例介於沙巴的1.2至森美蘭的4.1,當時全國平均每千人口有1.9名醫生。 他說,數據的平均值可能誤導大眾以為我國缺乏醫生,但實際上是醫生的分佈不均,森美蘭與沙巴之間的差異就足以證明此事。 “造成這種困境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是,我們目前沒有任何有關醫生安全工作時間的法律或指南。” 他指出,英國2016年起為接受培訓的英國國民保健署(NHS)醫生和牙醫,提供服務條款和條件,也遵守歐盟工時指令。 輪班取代待命行不通 詢及以輪班制度取代待命制度是否可行時,林桂斯說,雖然輪班是不錯的建議,但由於分佈不均等問題,這項建議目前行不通。 “並非所有部門都需要醫生全天候在醫院值班,有時,傳統的待命制度可能就足夠了。” 他認為待命制度仍有需要,以確保醫生全天候隨時待命,應對患者和任何醫療緊急情況。 “至於繁忙的醫學學科,理想的情況是可能為初級醫生採用輪班制度,專科或顧問醫生則採取主動或被動待命制度。” 醫藥協會主席:週末待命津貼該加了 另一方面,馬來西亞醫藥協會主席阿茜珊針對醫生待命津貼指出,專科醫生的週末待命津貼為每次值班250令吉,比駐院醫生的220令吉僅多30令吉,促請政府調高待命津貼。 “(專科醫生的)週末待命津貼也只比平日待命津貼多20令吉,而駐院醫生的平日待命津貼為200令吉,專科醫生待命津貼為230令吉。” 待命值班時間及津貼 工作日 工作時間 工作時長 待命津貼 週一至週五 早上8時至下午5時(履行正常職責),再從下午5時接班(隨時待命)到隔天早上8時,早上8時繼續工作至下午5時 33小時 每次200令吉 週末和公共假期 早上8時簽到,值班至隔天早上8時 24小時 每次220令吉 備註:*政府醫生一般的工作時間:早上8時-下午5時*若醫生星期日待命值班,星期一需要照常上班(早上8時至下午5時)*並非所有醫生都需加班,有些醫藥部門採用輪班制,所以不符合待命津貼或加班費的條件 醫生加班已成常態工作量之重 外人難懂 “加班是醫生的必經之路,醫生需要加班大家都知道,但醫生加班的頻率及工作強度,其他人未必明白。” 在政府醫院服務的一名醫生(匿名)對星期天頭條專案小組說,醫生加班次數、頻率及工作量胥視各種因素,如人手及醫院情況,若所在部門缺乏醫生,醫生就需經常待命加班。 每個部門有不同體制,急診室需確保足夠人手,所以實行輪班制,其他部門一般上以待命方式工作。 需提早到醫院準備 大多數政府醫生工作時間為早上8時至下午5時,看起來是每天工作的8小時,但實際上他們需要提早半至一小時到醫院做準備,還要長時間待命或加班。 “如果一星期只需待命一天,醫生還有足夠時間休息,但現在的情況是,很多醫生每隔兩三天就需待命,對醫生是極累又充滿壓力。” 當醫生7年的他而言,凌晨3時至4時是最疲憊的時刻,他慶幸同事及專科醫生給予支持,如果搭檔的是不負責任的同事,工作就比較辛苦。 “現在情況是醫生大規模外流(mass exodus)。體制沒有為醫護人員提供有利的環境,導致很多醫生離職,醫生人數減少,其他醫生就要承擔更大壓力,惡化的工作環境導致更多醫生想離職,形成惡性循環。” 推拉效應 醫生紛出走 他指醫生離職是“推拉效應”促成,把醫生推離的因素是工作環境,把他拉出去的因素是外面有更好的待遇及機會。其他國家已制定培訓機制,醫生要往專科發展也比較容易,薪酬也是其中一個因素。 他說,醫生的待命津貼已經13年沒有調整,百物卻不斷漲價,會覺得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 他認為衛生部必須改善整個體制,包括考慮全面輪班值,並調漲醫生的津貼。 相關文章: 醫生出走(一)| 醫生丟信潮 醫學生剩半 政府醫院 病很重 醫生出走(二)| 實習耗盡熱忱 壓力挨出病 我就這樣放棄當醫生
12月前
從尼泊爾飛來的家人是第一次出國,第一次乘搭長途班機,第一次感受尼泊爾以外的世界。五十多年來在高山上過著簡樸生活的Palden媽媽,她第一次感受這麼炙熱的天氣,第一次嘗試住在高樓裡頭看高樓,第一次看這麼寬大平坦的大道公路,第一次看到海的地平線,第一次用雙腳感受海水…… 15天招待尼泊爾家人來馬,並且宴請兩晚婚宿的“特別企劃”。昨晚凌晨尼泊爾家人飛回去了,我終於鬆一口氣,腦袋可以離開“what’s next”的頻密運轉。明明當初設想一切溫馨從簡為上,但為何實踐起來卻有種過勞的感覺?看別人在旅遊,自己卻沒有精神鬆弛下來的旅遊狀態,熬夜接機和送機,身體其實極度飢渴一場回神的午覺。不斷安排家人的行程與婚事,另一邊廂要兼顧生計,心理是飽受怠慢顧客的內疚。無力地看著自己跳過很多用心感受的當下,努力的走在前面給大家綢繆接下來往哪去,生怕錯過很多美好時刻,所以不斷拍照。而最多感受消化的一刻,竟然就是回看照片與給社交媒體上post的一刻。 我想這就是無論你多想形式上輕鬆,但當面對的是你在意的人時,我們都逃不過想給他們完美體驗的心態。再累也有腎上腺素上升撐一下,一轉身就利用時間做一點自己的日常小事,每一時每一刻都不想耽誤海外家人的可能行程,也許這就是給團聚付出的心意。 [nonvip_content_start] 從尼泊爾飛來的家人是第一次出國,第一次乘搭長途班機,第一次感受尼泊爾以外的世界。就說說五十多年來在高山上過著簡樸生活的Palden媽媽。對一位簡樸的高山人來說,她第一次感受這麼炙熱的天氣,第一次看那麼大的水族館和那麼多種類的魚,第一次嘗試住在高樓裡頭看高樓,第一次看這麼寬大平坦的大道公路,第一次看到海的地平線,第一次用雙腳感受海水,聞到鹹鹹的海水味道。有人看我在社交媒體發看海感想圖說:“當我們在感嘆自己有缺時,原來海的另一邊還有人沒有看過海”。是千真萬確的。從她的視角看出去,她的人生對我來說就是我阿嬤那一代的人,突然跳過了一大截,來到了我們這一代的世界一樣。在她的世界裡,沒有與社會脫節這件事,因為她是一個一出生就與大自然、原材料為伍的高山人,是一位活在傳統民族意識、社區習俗裡的人。在她的世界裡從不曾有過比較,因為根本不用知道、沒機緣知道,但也在高山的鄉下活得好好的,養育了3個孩子,最近幾年因為家公家婆百年歸老,她在鄉下的“家人職務”才完全的畢業了。 所以說孝敬老人、孝敬Palden媽媽,對我來說就有一種要孝敬阿嬤的感覺。她有著一股從歷史走出來的堅韌,不是我或我爸爸這兩代人來的,而是我阿嬤那一代的人,曾經與山林為伍生活,養大小孩很艱辛,作為女人更是不簡單的人。 離我遠去的“孝敬心”,突然這兩個星期全部歸位。新的家人,就好比補給我在這個家缺了的那一塊。我必須承認,由始至終,在人生路上是特別喜歡當“照顧者”的。當照顧者,心裡的愛源源不絕,眼裡的光不斷被點燃,口袋裡的錢花得理所當然的值得。
1年前
2年前
3年前
3年前
過去兩個星期裡,筆者有兩位朋友分別因腦溢血中風及缺血性腦中風而送入醫院急救,所幸都吉人天相,在鬼門關前止步,被搶救回來。 事件令我想起數週前,國外一項由移動手機公司Kisi所展開的調查顯示,吉隆坡是僅次於迪拜和香港,全球第三過度勞累的城市。 我並不驚訝這項調查的結果,因為除了吉隆坡,國內其它大城市也面臨了高度發展所帶來的後遺症,如嚴重塞車、狹小的居住空間、缺乏運動與休閒的場所、生活費高漲及依賴外食等。 長期生活在如此高壓力的生活環境下,國人的生活素質大幅下降,連帶精神與身體的健康也每況愈下。 種種生活壓力,讓越來越多國人患上高血壓及心臟疾病,加上沒有時間在家烹煮而須在外用餐,攝取了過量的鹽與糖份,也難有時間及缺乏適合的場地與設施運動減壓,所以每年死於心臟疾病的國人與日俱增。 根據衛生部2020年發佈的數據顯示,患有三高,即糖尿病、高血壓及高膽固醇的國人有170萬人,另外約340萬的國人患有其中二高。 兩者加起來,佔了2020年大馬總人口3200余萬的百份之十六,也就是約每6個國民中就有一人至少有兩高,這是一個多麼恐怖的數據啊! 再者,大馬目前是東南亞各國中最“肥胖”的國家!衛生部年初發表的“全國健康及病發率調查報告”,該部預測在2023年時,大馬罹患肥胖症者將達人口的23%至24%,即每4人中就有一人是肥胖症患者! 這無疑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證明國人的健康已到了非常警戒的水平了。 報告也指出,2019年時國人的肥胖率是51%,比2011年的29.4%增長了21.6%,2019年罹患肥胖症者約有19.7%。數據證明國人的健康每況愈下,與不良的生活素質與生活方式是息息相關的。 在這科技發達的年代,我們在工作及生活上都離不開電腦,手機及平板,殊不知這幾樣東西除了有大量輻射,對身體不好外,更徹底改變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大人小孩都人手一機,吃喝拉撒都機不離身,與親友都疏遠了。 我們每天花在這些器材的時間,如果能用在更有意議的活動,如閱讀、運動、烹飪與家人親友溝通等,必定會使我們精神及身體方面更為健康。 各階層的政府部門也應探討如何有效提升公共交通效率,減少人民卡在車龍,省下的時間就可以多陪伴家人,或進行各種運動及鍛鍊,從而達到放鬆精神、減少壓力、身體健康的目標。 同時,各地方政府也應多建造公園或者運動設施場地,如籃球、足球及羽球場等,讓人民可以放鬆精神及進行各種體育活動,提高身體健康素質。 當然,人民也應有自律精神,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如早睡早起、不暴飲暴食、不抽菸酗酒。凡事處變不驚,放鬆心情,努力減少壓力,讓三高遠離自己。 有了健康的國民,政府也可以節省大量的資源在這一方面的醫療補貼, 邁向更為富強的道路! 更多報道,請留意星洲日報、星洲網。
3年前
3年前
“他把車停在醫院的停車場,就是坐在車裡一直哭,不想上班。” 這是好多年前,剛出社會的我們聚在一起時,和彼此分享踏入江湖的點滴時聽到的。這裡的“他”,在學生時期的閃閃發光大家有目共睹,在做實習醫生時的跌宕大家也看在眼裡。 前幾天朋友A在IG“限動”(限時動態,Story)上轉發了一名實習醫生墜樓的新聞,在一連串的限動裡,他寫下也曾是實習醫生的自己遇到的坎坷;現在想來,其實也是整個實習醫生群體須面對的日常。 但這所謂的“常態”,真的正常嗎? 在職場上被罵、被羞辱,提出異議時,前輩總說“我們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好似我們撐不下去,就是不一樣,就是草莓族,就是心理素質有問題。搭配著今早在報章上看到的標題“建議醫科學生進行測試,確保具好醫生心理素質”,內心有疑問,所謂“好醫生”,該是學習和經驗的總和,不該在18歲入學時,就把標籤貼上,決定他們的一生。 你看,箭靶始終是對著接收謾罵、被霸凌和選擇跳下的一方。 事情發生了,我們的目光是落在墜落的對方身上:你的韌性不夠嗎?你不夠堅強嗎?你的內心不夠強大嗎? 若我們抬起頭,把目光看向前方,是否會看到那巨大的,有著人為和環境因素構成的陰影,在高樓之上? 職場霸凌和過勞文化,無所不在。這樣的職場文化,不只在醫界發生。 在任何行業,隨手抓個社會新鮮人,他的故事,都有雷同之處。主管嘶吼,前輩的辱罵,也發生在茶水間、會議室,在所有的四面牆之間和之外。 還有一個常態是,工時要長,你才是好員工。我曾在職場上,看著同事在吃午餐時,互相比較昨天誰做得最晚,對比之下最早放工的那位,面對的是“你很爽哦?不忙哦?”的窘境。還有在會議上或績效評估過程中,工時長的,會歸類在培養、高年終獎金的位置上。 而工時長的、過勞的,在返家路上遇到車禍,也是企業內常遇見的事。但大家仍舊不以為然,仍歌頌著超時工作,喜滋滋的把“我昨晚10點才下班”當成勳章掛在身上。 抽絲剝繭這些所謂的“常態”,你會看到前人留下的足跡,最常聽到都是“我以前的執行長說能熬的才是好員工”、“要經得起罵和攻擊才是心理素質強的人”、“我們以前都是這樣那樣”等。於是一輩再一輩,一代再一代,我們從前輩身上學習,然後內化,再到輸出,我們最終都成為了當初自己懼怕的那個人。 不是說前輩的方式不對,在他們的年代,或許是要拼了命,或許是要樹立權威,或許是要以罵的方式,才能把工作做好。不同年代要面對的課題,始終不同。這一代不是草莓族,也不是弱不禁風。只是把事情完成的方式不一樣了,我們想要的是,是在完成目標的過程中,在朝九晚五的工作裡,多一些的尊重,多一些的包容,多一些的同理。 我們始終,是在不同年代賦予的環境下,長大成人。 那這個歷史彌久的問題,有解方嗎? 在職場裡,讓我們開始注入“心理安全感”。 構築安全的職場文化 一些企業這幾年已開始積極倡導“多元共融”(Diversity & Inclusion)的實踐。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造就了職場上的多元團隊。但不同於你我的人多了,下一步該怎麼走? 幾個月前麥當勞在對待身心障礙群體一事裡,就已展現出“多元共融”的重要。若我們也能把此概念,在每一個領域和行業,由內而外的落實,我們的職場,可以不一樣。 而“多元共融”影響的,不只是職場的塑造,還有團隊和企業的工作表現。谷歌發起的“亞里士多德項目”結果揭露,有著“心理安全感”(psychological safety)的團隊工作表現高效,因為他們勇於分享不同的意見,遇到難題敢舉手指出問題所在。有著“心理安全感”的團隊,沒有不安,沒有恐懼,沒有指責。有的只是,大家齊心協力,往共同的目標邁進。所以在過程中,大家提出的異議,或有別於大多數人的想法,會被認為是善意的而不遭到無謂的攻擊。 若一家企業有著讓人心裡感到安全的職場文化,員工在面對霸凌、不良善的工作環境時,會勇於站出來提出意見做出改變。而非被迫唯唯諾諾,隱忍所有,當最後一根稻草往身上扔,最終從高樓上,一躍而下。 所謂解方,是時間、努力和方法的總和。這一次實習醫生墜樓事件,還有好多沒上社會新聞但我們都知道的員工崩潰描述,是體制和職場文化的產物。 去解構整個職場文化,再構築一個我們的理想職場模樣,需要時間,也需要整個社會的合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再看到,更多墜落的生命。
3年前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