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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

1990年5月,徐梵澄写信给侄儿徐崇善,说岁月悠忽,已至老年,正读《百源学案》,有感一事。邵雍病重时,程颐去看望他,问永别以前,有何劝告。邵雍说:“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乎?” 邵雍自号安乐先生,喜爱《易经》。他眼中的程颐为人严厉,一板一眼。他认为处事圆融,一切留余地,才是待人之道。徐梵澄赞誉:“此乃阅世极深后,为后人作一极佳之箴言”,并提起“直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的人性弱点,要侄儿警惕。 经历越多,越能消化前人智慧。引古人箴言,不过是提自己服膺的修行之道。徐梵澄处事恬淡,对物质不讲究,也不慕名利。和他来往密切的邻居詹志芳在〈琐忆徐梵澄先生〉说他晚年写作不要稿费。又说有一次她策划给癌症病人开办音乐会筹款,徐梵澄不留名,捐出1000元,为捐献者中最高者。他去世后,詹志芳在遗物中发现另外多种捐款收据。 徐梵澄在印度33年中,其中28年是在阿罗须多创办的修道院中,阿罗须多有圣哲雅号,和圣雄甘地及圣诗泰戈尔同列印度“三圣”。阿罗须多于1950年去世,晚年只专注著述,掌舵的是一位名叫密那的法国女人,里头的人称她为“母亲”,贵族出身,能力极强,从经费到实际管理,她一手操办。 徐梵澄敬佩“母亲”,有3次他起回国念头,都被“母亲”以中国局势不稳定阻止,其中一次大发脾气,说他躲不过反右和文革。修道院有具规模的手工造纸厂、印刷厂和发行网,“母亲”给徐梵澄经费,让他在香港购买华文铅字,印刷他认为有用的作品。徐梵澄不领薪水,生活起居由“母亲”照顾。他利用修道院收藏,完成多本著述。 扬之水不认同“母亲”作法,孙波的《徐梵澄传》依传主,沿用“母亲”,扬之水在她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则以“法国女人”称呼她。她认为她虽然重视徐梵澄才华,“但实际上却是将他作高级雇工使用的:不开工资,只包一切生活用度。他著了书,出版后,也不给分文稿费,甚至书也不给一本的。”她去世后,学院衰败,“梵澄先生才争得了归国的机会。” 连宾馆钱也付不起 扬之水愤愤不平有其依据。1978年,徐梵澄回到中国,临走前身无分文,只有一张机票。他到大使馆,听说他是鲁迅和毛泽东的学生,又写得一手文情并茂书信,虽无国籍,工作人员对他客气,护照办成。抵达香港,却因为1949年以后不曾入住中国,需要签证,回家日期又被蹉跎,还好香港朋友邵嘉猷资助,处理大小事,最后徐梵澄安然无恙抵达长沙三哥家。 家人不知怎么处理这位一贫如洗的归国学人,徐梵澄连宾馆钱也付不起。最后长沙市外办出面解决,将这位老侨胞安顿在市委招待所。孙波的《徐梵澄传》叙述这一段尴尬行程。 最后联络上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好朋友冯至和贺麟,徐梵澄的学术地位被抬高至大师等级。他被安排到任继愈领导下社科院宗教所,院里无权任命一级研究员,他被定为一级半研究员。虽低冯至和贺麟半级,但是两位老友对他关怀备至,以他华侨身分,将月工资定为500元人民币,成为当时社科院中薪水最高研究员。社科院也答应徐梵澄要求:不参加政治学习,不带研究生,不接受任何采访。 淡泊惯了。“先生居室的简单。大概是我所有认识的人中之最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朝南的书房内,一张书桌,两个小书架,两个沙发,还有两个上了锁的立橱,仅此而已,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电视机、音响之类的……朝北的一间,也是书房,桌上笔墨纸砚,旁边还有一盘未下完的围棋。”这是陆灏对他居所的描述。 加一则有关马新小事。1973年,“母亲”病逝,修道院停止出版工作,他的生活大不如前,闲时重温古典,以优美笔调,叙述苍凉而感伤的故事,发表在马新华文报纸上。之前编辑频频来信索稿,说写什么登什么,并且稿酬优厚。虽所得无多,但不失为小补。 他告诉扬之水,他的几组文章“希腊古典重温”、“澄庐文议”、“谈书”,都是当时书写。有一次友人将新加坡《星洲日报》剪报寄给他,发现编辑把“梵”写为“焚”,一字弄错,意思大变,真是由“静”趋“动”,由“生”至“死”了。初觉滑稽,忽而又觉此中有歪打正着理趣。他说:“善哉,此等文字,焚之可也。”
7月前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东西跟数字息息相关;时间、日期、金融卡密码、身分证、电话号码……大大小小的数字如影随形。就如我们数不清天空有多少星星一样,既然摆脱不了,与它和平共存就是了,谁叫我们是数字公民? ​ 偶读清代诗人郑板桥的〈咏雪〉:“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深受触动。这首用数字堆砌的七言绝句堪称数字诗的杰作。北宋哲学家邵雍也用数字勾勒一幅淡雅的田园风光图:“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运用数字和量词将烟村、亭台与鲜花并列,乡间景象跃然纸上,达到绝佳的修辞效果。 在古诗词中出现的数字,哲理与意境兼备,增添不少文学趣味。唐朝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气势何等磅礴;明朝诗人屈大均的“桃三李四已成溪,六七花东八九西。一尺髻高愁堕马,五更衾冷怨鸣鸡”,把数字不按次序镶嵌在诗句中,令人惊叹数字修辞的玄妙。 村上春树是数字修辞高手,作品带有数字的有《1973年的弹珠玩具》、《遇见100%的女孩》、《1Q84》。小说中使用数字修辞的情节随处可见,以《听风的歌》为例,故事里的“我”和好友“老鼠”花了一整个夏天“喝干了25公尺长游泳池的啤酒,剥掉可以铺满杰氏酒吧地板5公分厚的花生壳”;“我”养成一种怪癖,就是喜欢将所有事物换算成数值,比方一上电车就开始算乘客人数,算阶梯的级数,只要一闲下来便数脉搏。这样的数字修辞可解读为描写小说人物疏离的生活方式,现代人的虚无与孤独,正是村上一贯的创作主题。   [nonvip_content_start] 中外电影或电视剧名带有数字也很多:《第三个人》、《四月物语》、《七宗罪》、《海角七号》、《8号房间》、《金陵十三钗》、《长安十二时辰》都是。香港导演王家卫就把数字玩得炉火纯青,如在《阿飞正传》里有一段经典场景。影片中张国荣想跟张曼玉做朋友,想出了“看着我的手表”的追求术。张曼玉问他 “干嘛要看住你的手表啊?” 张国荣说“就一分钟。”于是张曼玉耐着性子等了一分钟。眼看张曼玉上钩,张国荣进一步追问:“今天几号啊?”张曼玉答“16号。”张国荣说:“16号,4月16号,1960年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这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得这一分钟。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事实,你追不回了。” 王家卫借着《阿飞正传》描述一名孤独男子对数字的执着,而《2046》被认为是其续篇,一班开往“2046” 的神秘列车帮助人们寻找失去的记忆,非常村上春树。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东西跟数字息息相关;时间、日期、金融卡密码、身分证、电话号码……大大小小的数字如影随形。就如我们数不清天空有多少星星一样,既然摆脱不了,与它和平共存就是了,谁叫我们是数字公民?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