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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

看王安忆的小说,从最早的《小鲍庄》到《长恨歌》,再到《桃之夭夭》、《一把刀,千个字》一路追随,从中得到的乐趣是看到一个作家的写作轨迹。而最大的发现是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及感受,换言之,体验也是一种实践,随着生活经验的增长,不断吸取的过程。 近些日因家人往院,我频繁进出医院;在医院陪护,其实就是静静地守着,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出门前随手从书架上抓一本丢进包里,到了取出来要看时却总是一本旧书,这倒也无所谓。就这样,看了廖辉英看王安忆,都是些旧著——从走过的轨迹中看出一种气派。作家到底是作家,不需要怎样的主义,就只是一种感情,即能讲述许多故事。而这感情也无需多浪漫,它就像闲情,可有可无却很温暖。 刚看完《海上繁华梦》,是王安忆早期的作品。书中的几个故事,各有各的独到之处,却每一个故事都有共同点,虚幻、空想、与现实距离甚远。但所描写的人物却又是那么的真实,使我想起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除了营造虚幻氛围与异样境地,一切都是真实的,在真实的世界里讲述人生的状态,以及鲜活有味的人和事。 构思这样的故事,王安忆自己说,过程异常疲累和艰难;每一个句子像挤牙膏似的挤出来,所花的时间足以写五倍同等的字数。 《海上繁华梦》,光看书名,便可预料内容是一场梦。即使抓住了发财的机会,结果也是梦一场。这非常符合中国哲学——人生若梦。 《漂洋船》说的是福建有一个姓陈的人,俗名阿昆。先人打过潮州强盗,是英雄。可是到了阿昆这一代,先人德泽已然黯淡。他是独子,还没等到他出生,父亲便登上漂洋船,随风飘到南洋去了。母亲早晚给天后娘娘上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炷清香。年复一年,父亲始终没有回来,阿昆也长大了,一如当年,又有人来邀他去漂洋,说那里遍地黄金。阿昆被说得心动了,也要上漂洋船,可是母亲不允许。阿昆自此不断做梦,老梦见那黄金铺地的地方。终于在一个夜黒风高的晚上偷偷登上漂洋船。而上岸的地方却并非如传说中那样黄金铺地。那是一个岛,虽然经济并不特别繁荣。但阿昆到底也站稳了脚,后来还娶了当地女子,就是没想过要回故乡。而寻找黄金的梦不曾中断,他不甘心,决定再登漂洋船。他努力工作,拼命存钱,终于有了一条船,然后扬帆远去……日子一年年过去,阿昆没有回来。而阿昆母亲的盼望与等待,则由他妻子来传承,一如当年。 《玻璃丝袜》的繁华梦,致富的代价是以生命换取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跑私帮货,从土匪窝里逃出生天,其中一个男人的两箱玻璃丝袜变成两箱钞票,却反被钞票困住了,日日夜夜想着如何把两箱钞票变成两箱金条,最后因不懂得“变”,亏个清光。不但人生如梦,连繁华也是一场空! 《名旦之口》是一个靠名人关系成名的故事。现实社会中,这应当是很有意味的吧。寂寂无名的牙医,诊所终日门可罗雀。一日他与太太去看名旦唱戏,名旦一出场,一片喝彩声,只有牙医无动于衷,更无心听戏,无意中瞄到名旦的牙齿,不禁眉头紧皱,抢过太太手中的望远镜,调到最高倍数对准名旦的嘴部看个不停。回家后马上给名旦写信,同时贴出告示,牙医远游,诊所暂时休业。说也奇怪,诊所休业后,名旦也不肯登台了。传闻她到处去找一位牙医。 等到诊所复业,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名旦要找的那位牙医。消息传开,诊所门庭若市。而名旦正要去牙医诊所,牙医却已经来到门口,还捎来了各方土产…… 过了不久,名旦又登台了,大家发现她出落得更加妩媚了,特别是两排牙齿,像编贝般又白又整齐。 牙医出名了,当然也致富了。这个故事的繁华不是梦,却恍然若梦。而现实社会从来都不缺这种真事——这种带动,以前叫攀龙附凤,现在叫名人效应。 这样的人与事,读来并不觉得荒唐,反见功力——题材严谨而写得轻快。几乎忘了王安忆自己说的,每个字像挤牙膏般挤出来,写得异常疲累艰辛。这种痛苦,其实也是作家的乐趣。 相关文章: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替历史写的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末代挽歌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人生轨迹
11月前
大学本科那几年,我和同学特别迷恋阅读王安忆。那时她是当红的海派作家,上海弄堂的日常气息透过她笔尖徐徐弥漫,老城风华在大戏台上演,上海女儿王琦瑶成了一代传奇。1996年《长恨歌》出版,那是我的大学时期,十里洋场沪上名媛的故事不过是个开头,此后上海里弄和北京胡同分别走入我们的阅读视域。硕士阶段,写了两篇有关王安忆的论文,至今重读仍是欢喜,近期也让王润华和南治国老师收入刚出版的《东南亚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 2003年,王安忆担任花踪评审来到马来西亚。我和曾翎龙陪同她和夫婿李章到马六甲一游。说真的,那时候我还不晓得王安忆原来跟新马也可以牵出一点因缘。很多人都不知道,王安忆有个出生在南洋的父亲。 王啸平是小说家,也是剧作家,曾在南洋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19年出生于新加坡,在那里完成小学,彼时家道中落,他的父亲原来在胶厂当经理,因意见不合,改做杂货店生意又失败。王啸平小学毕业后只好前往一家车行当学徒。他非常好学,开始接触许多中国左翼作家如鲁迅、巴金、矛盾等人的作品,左翼思想开始点燃他内心的信仰。 1936年,王啸平17岁,他和朱绪等人组织“星洲业余话剧社”,朱绪是当时剧社团长,在他领导下,旗下的特别队伍“马华巡回剧团”开始在新马大小城镇上演抗日救亡剧145场,一方面固然是展开抗战宣传,另方面则是与其他华侨筹赈抗日(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卢沟桥事变,抗日救亡风起云涌,这期间,他在《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新国民日报》发表了不少剧作评论和文学创作。1940年,21岁的王啸平到了上海,跟上海戏剧专家吴天老师学习,继续参与剧团的抗日工作。 然而,这趟一去,便是一生。他回到了念兹在兹的“祖国”,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和新加坡的祖母、父母音讯断绝,直到新中国建立才取得联系。王啸平从此还付大陆,整整40年,南洋的家人以为他已殉难,悲痛欲绝。他写到,“他们整整四十年,不知我在天涯何方,海角何地,不知我是活在人间或是早埋在荒山野地,只有日日夜夜无尽的悲伤和焦虑的折磨。”他的母亲曾对他说:“‘只要你留在我身边,我要饭也要养活你。’她最担心的是我远走高飞,‘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在那个时代南洋青年眼里是感到可笑,没有出息的。” 王啸平这个“南洋青年”在国难当前选择离乡重投祖国怀抱,实无可厚非。归侨的路,虽说是一项生命抉择,但王啸平走得一点都不容易。1950年,他和小说家茹志鹃结婚,先后生下王安诺、王安忆,小儿子则在1964年出世。1957年,他被开除党籍,划入右派,1978年才得以平反。据女儿称道,父亲后来拿到了补发工资,还上缴了20年的党费,见其赤子忠诚。1986年,退休的王啸平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南洋悲歌》,究其实乃自身归侨的故事。90年代,另两本长篇——《客自南洋来》和《和平岁月》面世,同样以方浩端这主人公串起一个“海外孤儿”的生命故事,成了自传体三部曲。 身为写作人女儿的王安忆,她对父亲似乎是从不解中追求和解。在她眼中,父亲“不知人事世故”,“再没有比父亲更不会做人的人”,“在一些最不合时宜的时候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她所敬重的父亲,这一生“只有两桩事业,一是革命,一是艺术”。虽然被开除党籍,但父亲总以自己的方式来爱国,“他对人不加矫饰,人对他也同样的不加矫饰。不以虚礼往来。” 父亲被划入右派分子后,春节亦不得回家,当时王安忆和姐姐年纪尚小,母亲独立带着她们,爸爸在南京,她们在上海,挨着日子过生活。对这个“不合时宜”的父亲,王安忆最后选择理解之同情。多年后,她在《父亲从哪里来》一文追述:“在我已是一个成年人的今天,所感悟到的父亲的不合时宜,却包含有一种沉重的悲喜剧色彩。……父亲的思路总是与这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人群不同,好像天外来客。我过去从没有认真地去想,父亲走到我们这条道路上来的困难。” 2003年12月,王安忆为花踪文学奖前来,依稀记得我们坐在马六甲老街骑楼下的一家茶餐室,南洋风吹来,赤道上独有的、黏腻的汗水味。如今翻阅文献,那一年3月,王啸平离开人世。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