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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国非

2022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九枪》引用警员密录器第一视角的画面,让观众隔着荧幕“眼睁睁看着”遭警员连续射击9枪的越南移工阮国非(Nguyen Quoc Phi),全身赤裸,流着鲜血沾满尘土,躺在警车旁垂死挣扎……这是片中最争议、最让人难以直视的画面。 “我让你不舒服,也就是让你没办法消费这个片子。”导演蔡崇隆希望观众带着这种没办法消化的心情离开,回到现实世界再次看到移工时,眼光可能从此不同。 “因为你曾经见证过一个真实移工的死亡,而且是在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跟过程里面死亡的。然后你要不要继续让这件事情发生,你要不要再变成一个大社会的共犯?”蔡崇隆说,这是留给观众的道德选择。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受访者提供、 《九枪》脸书粉丝专页 2017年8月31日,台湾新竹,27岁越南移工阮国非遭警方追捕,被22岁的警察陈崇文连击9枪倒地,约半小时后才送医,最终失血过多身亡。事件当时引起台湾社会舆论二元对立,有者质疑警方执法过当,有者认为死者是非法移工,支持警方。2019年,陈崇文遭判业务过失致死罪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3年。 2023年10月15日,《九枪》在隆雪华堂放映,人在台湾的导演蔡崇隆特地与马来西亚观众连线对谈。他解释,以阮国非事件“借题发挥”拍成的《九枪》,还加入了几起移工工伤身亡事件,目的是探讨移工在台处境,延伸审视移工聘雇的结构问题。 两周后,与蔡崇隆连线越洋专访,谈起两地的映后座谈,观众都聚焦那个赤裸移工与一批民防人员及警察对峙的画面。他会延伸讨论,把焦点从事主个人拉抬到结构面去讨论:移工为何从合法变非法,还要逃跑?中介制度怎么剥削了移工?警察为何对已经中弹的人连开那么多枪?警政训练有什么不足? 那个对峙现场,蔡崇隆形容为台湾社会的缩影,一群人对一个移工不闻不问,甚至有点非人化。可是,纪录片拉长了时空距离,观众可以轻易对片中状况发表意见。他促请观众回看身处的环境,主流大众看到移工死于非命的社会新闻,不也见怪不怪? 当把现象集中在一个纪录片里,观众不得不面对,就会有批评或讨论出来。“我觉得我的角色就是提醒大家,你批评现场那一群人没有错,”蔡崇隆说,“但是其实我们其他人也没有好到哪边去。” 他以汉娜·鄂兰说的“平庸之恶”来形容,台湾移工半奴隶的状态也是主流社会同意或至少默许的,或知道移工正面临压迫结构,却也真的没做什么。蔡崇隆拍摄《九枪》的主要目的,正是希望观众不要只把愤怒或不满留在观影现场,也要回到自己身上来想。 马来西亚同样依赖移工劳动力,同样的移工议题是你我也该思考的。 恐惧不能以“歧视”一言蔽之 阮国非事件的那场对峙也透露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主流且人数较多的一群人,害怕一个没有穿衣服的移工。蔡崇隆认为不能以“歧视”一言蔽之,那种感觉混有漠视、无视、恐惧、排斥。 “那个恐惧怎么来的?”蔡崇隆的团队思考后认为是因为陌生而产生恐惧,“我可以再退一步,因为无知而产生仇恨。我们对特定族群的无知和陌生,可能带来没有必要的仇恨跟恐惧。 “对我来讲,有色眼镜跟语言跟文化有关。” 蔡崇隆还有一个身分——越南女婿。2009年他与太太阮金红结婚,还指导她拍摄纪录片《失婚记》和《再见可爱陌生人》。 2017年,两人在居住的嘉义民雄成立“越在嘉文化栈”,成为新住民(婚姻移民)姐妹、东南亚移工休闲玩乐、聚餐的地方。 因此,蔡崇隆认识很多移工和新住民朋友。即便他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越南话,双方有语言隔阂,“但是因为我相信文化没有高低,我不会因为他们文化和我不一样,就觉得高高在上。”说到吃,他也毫不挑剔,有些台湾的越南女婿一辈子都不敢吃鱼露,但他都敢品尝。 蔡崇隆对不同生活饮食文化保持开放,让移工、新住民也接纳了他。“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善意,透过长期的相处是会感受得出来的。”他认为,换位思考,愿意了解他人的文化和语言,保持开放态度去与他们互动,这些差异就可以跨越了。 制度下无声的他们 早在《九枪》之前,蔡崇隆在2000年代初就拍摄了《移民新娘》三部曲,探讨台湾移民新娘的现象。他的作品都在关注弱势群体,包括移民、劳工、娼妓、死囚。但他其实不喜欢用“弱势群体”来形容他们。 “实地访问、接触他们,我都觉得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只是因为一些制度或法令造成不公义,让他们变成结构下的弱势者。”他说太太会煮饭、捕鱼、种田,会做水泥、木工、电工,方方面面都比他强。“其实我们要反省结构造成的问题,不然的话就是一直给他们贴(弱势)标签和负面化他们。” 是怎样的背景打开他对结构弱势群体的关注?蔡崇隆想过,应该是源于自己曾活在升学主义结构下,一点也不快乐。长大后他看清很多社会问题源于制度和结构,移工议题也一样。既然有机会当记者,他又在公共电视拿着纳税人的钱制作纪录片,那就更有义务让更多人知道,移工不是真正的弱势者。不只如此,他不想只是帮移工群体代言或诠释,“我希望他们自己也能够发展自己发声的能力。” 记住这个不舒服 然后选择 “我常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发生了,你光难过或无力感其实是没有用的。”很多场《九枪》映后座谈,蔡崇隆都会这么提醒观众。移工议题是社会结构问题,背后有不合理的聘雇关系、高额的中介费用、基本人权等。 “在私领域或公领域,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蔡崇隆以自己为例,拍摄纪录片,让观者更了解移工的处境。在越在嘉文化栈,他们找来律师、心理师、药剂师合作,东南亚朋友遇到问题可以来这里寻找专业咨询。担心语言不通?他们有很多新住民姐妹担任翻译。“让他们在问题刚发生的初期就能得到一定的关心或解决,而不用到后来发生很严重的冲突或人权问题,才只能靠一些移工NGO去抗议或法律途径。” 蔡崇隆强调,并非因为他是越南女婿才能做这些事。身为大学教授,他鼓励学生开线上中文班,依不同主题教导移工关键会话,学生和越南移工也慢慢变成好朋友。“这个就是学生可以做的事情,只是刚好我这个老师媒合了他们。” 在蔡崇隆看来,台湾同志人权走得较前是有其基础的,很多大学在十几年前就陆续成立性别人权社团,年轻人参与并努力着。移工议题也一样,他认为学生可以在学校成立多元文化社,在社团脉络下去倡议或支持移工。 一个国家接受且仰赖另一个国家输出的劳动力,但回到人的根本,你我有没有意愿和动力去了解对方?蔡崇隆自认,《九枪》传播的是负能量,但他真的希望观众记住这个不舒服,看到这场死亡更多是周边人的冷漠造成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冷漠是让你不舒服的,那请你不要继续下去。” 蔡崇隆档案 1986年毕业自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是戒严时期的末代大学生。不过当时社会早已松动,他看禁书、禁片,梦想当记者,用合法身分去探究好奇,了解台湾社会和整个世界。 毕业后他如愿成为文字记者,后来进入电视台制作深度专题,再加入公共电视制作纪录片。现在,他是独立纪录片导演,也在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担任副教授。 更多【人物】文章: 马来文学家林天英/一无所有的日子 诗是逃离的出口 台湾休闲农场之父张清来/开创农场魅力 盼休闲农业能得诺贝尔 舞蹈家林怀民/别离云门 乐享云淡风轻 华文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文学或有一天变小众 但仍然存在 艺术家Bono Stellar/创作不只是在画布上
11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