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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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如意安详】我随时可走/何国忠

1940年4月26日，江冬秀自上海写信给胡适，说有人向她道贺，胡适要回国做中研院长了。江冬秀提醒胡适：“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定点，不要再把一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耳朵软，存棉花”，二人知识悬殊，但是对丈夫弱点，她知道不少。信中别字不少，不过他不像年轻时一一标出，她大他一年，再多6个月足50岁，不要求了，达意就好。她所提之事，并非空穴来风。不管出于个人恩怨，或是争权夺利，他不止一次成为箭垛。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去世。当时只设评议会，没有后来的院士制度。评议员选出3名人选，再由总统圈定其中一人为接班人。蒋介石通过幕僚陈布雷传达，他属意顾孟余，评议员认为顾孟余分量不够，更不满被指示投票，这是对自由思想和学术正气的侮辱。陈寅恪带病表明：“来重庆就为投胡先生一票。” 即便选出胡适，最后一样徒劳无功，支持胡适的人何尝不知。同是评议员的陈西莹说，胡适最适合院长一职，但是“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学人骨气还是得坚守，表态是重要过程。岳南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说1940年3月23日，评议会选出3名候选人，翁文灏和朱家骅同得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和任鸿隽各4票，顾孟余1票。蒋介石不快，他告诉行政院长孔祥熙：“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 6月22日，胡适回江冬秀信：“你谈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此事外间有许多传说，我无法过问，也无法推辞。我并不想做院长，但我此时若声明不干，那就好像我舍不得现在的官了。所以我此时一切不过问。” 那几个月日记附有剪报。其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0年7月18日一篇以〈适的新职位〉（New Post for Shih）为题的新闻说：“胡适博士不久将离开华府，改任中研院院长。” 他觉得自己该交待立场。1940年7月20日的日记说他“发愤”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说他即便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 学术界标杆象征多于实质意义胡适国内外知名，作为学术界标杆，傅斯年、陈寅恪等积极推他入前三，象征多于实质意义。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给胡适信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他弄巧成拙，内心不安，于是努力斡旋，蒋介石最后收回成命，舍胡适而圈定朱家骅。受任于败军之际，大使任务艰辛。国民党内部对胡适不满声音从没停过。胡适对身居要津的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有意见。行政院长孔祥熙本来就不喜欢胡适执行工作时不给他面子，不断在蒋介石面前贬低胡适能力，批评胡适“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宋子文则直接涉入胡适工作，1940年6月宋子文被派到美国负责借款任务后，胡适的实权被架空。1940年8月15日日记中胡适说宋子文“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立，必大怨望。”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被委为外交部长，继续长驻美国。胡适第二天记2人谈话。他曾告诉前外长郭泰祺：“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请千万不要迟疑。”同样的话他转述给宋子文。胡适说宋子文表面客气，不以上司自居：“我们只是老朋友，我们要合作。”事实并不如此。1942年5月19日胡适日记说：“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胡适说他将这些事记下来不过是“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胡适为人温和，很少发怒，日记中骂人的话少之又少。储皖峰集他的话作对子：“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胡适说上句可以改成“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他在1955年2月15日的日记中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语调积极，意思是“要尽责任。到了近世，始有人解作敷衍了事，似是错的。”

2月前

星云

星云

【如意安详】念想而已/何国忠

二战时清华与北大、南开合为西南联大，陈寅恪随校南迁，辗转数地后抵达昆明，不料大病一场，差点活不成。稍愈之后，披览报纸，看到卖书广告，驱车往观，可惜没有看头，都是劣陋之本，不值一买。主人接待殷勤，他想还人情，于是问书本以外物品，主人踌躇良久，说旅居常熟白茆港钱谦益旧园时，拾到红豆树结子一粒，藏在袋子，可以相送。陈寅恪大喜，付主人钱，表达心意。故事来自《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力作，1953年起草，1963年竣稿，是他有生之年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著作。因为文化大革命，耽误出版，此书面世于1980年，他过世11年以后。柳如是为明末清初名妓，嫁给诗坛大家钱谦益。陈寅恪对柳如是评价极高，认为她是“民族独立之精神”代表。开始著书时陈寅恪双眼已盲，只能口述，由助手黄萱笔录。陈寅恪为王国维写挽文时，提文化托命概念，他自己也如王国维，为文化不断往下坡走而心生悲感。陈寅恪在〈红豆诗〉中说“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柳如是一生行径让他内心起温暖，为之“感泣不能自已”，他说当年所购之红豆，一直收藏在书箧中，“迄今二十年。” 珍藏紅豆視如文物古董 1942年夏至1943年夏陈寅恪在广西大学任教时，宿舍在红豆树下，所结之实，比所藏略小。除了体积，似乎没有其他特征可让专家分辨彼此。但是陈寅恪却视多年珍藏如文物古董，形容它为“文学上之珍品也”。雅致情趣，无非是对念想的执着。因红豆起遐思的不只陈寅恪。“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相思〉，在红豆诗中最为人知。执着心理是好是坏？难说。至少我们因为文人坚定的决心，而读到不少好作品。 2003年马大中文系出版成立40周年论文集，赖瑞和写〈王维的“相思”和唐代的南方〉。他觉得可以配合喜庆，“以之补白，或许会更有意思。”那时他赋闲在家，用的单位和职位我印象深刻：马来西亚新山市唐代文史研究中心主任及专任研究员。赖瑞和有“流放身世”，这是麦留芳悼念他时用的形容词。麦留芳说赖瑞和“能够化险为夷，进而淡化凄凉”。2003年他50岁，新山、台大、普林斯顿大学、马大中文系，文学批评、唐史、散文创作、翻译，不同的空间和工作方向，所谓“补白”，不过借红豆和美学为漂泊人生寻找定位和趣味。赖瑞和不认为王维〈相思〉是少作，用字浅白和艰涩不一定和年龄成正比。王维大约在47岁时到过岭南选拔官员，他应该是在桂州“第一次见到高大的相思树，亲睹‘此物最相思’的‘红豆’，而写下那首流传了一千多年的〈相思〉。” 文章欣喜处在于深入简出解释相思树种类。第一类学名Adenanthera pavonina，叶子长椭圆形，广东、广西、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热带地区常见。荚果成熟后，变成红红豆子，随风飘落树下，任人捡拾。第二类属“蝶形花科”，学名Ormosia hosiei，陕西及甘肃都出现过，并非只生南国，此类植物濒临绝种。第三类则属爬藤类“相思子”，学名Abrus precatorius。所产红豆久会发黄褪色。只有第一类红豆历久不变，“正符合王维整首诗给我们的印象”。赖瑞和在文中附了一张古典相思树照片，是家乡新山市苏丹皇家公园他经常流连地方。他说王维的〈相思〉有本土风味，他家门口就种了3棵。记忆和美学互结合，假设和考证结果相匹配，我突然想起在马大中文系图书室聊天时他偶然出现的得意笑容。赖瑞和无暇兼顾陈寅恪，但是文章却提台中东海大学校园内遍植的相思树，虽然远近闻名，却不长红豆。这是常绿乔木，叶子呈镰刀形，学名Acacia confusa。他纠正年轻时我向往的图景。 “初夏的清晨，有一天我正赶一堂课，匆匆走过一棵初开花蕾的相思树，两个一年级的女生忽然惊呼起来，一起奔向那招摇的植物，争着攀折一串黄花，那黄花生得太高了，她们焦急地跳着，跃着，一种纯粹向美追求膜拜的真义与焉展开。”这是《叶珊散文集》中我熟悉的句子。赖瑞和说此树以相思树为名，“颇有破坏古典之嫌。” 对很多人来说，无红豆，也当它有红豆了。赖瑞和当然知道一切不过是念想，都年轻过，都有遐思。似乎觉得“破坏”一词重了一些，他笔锋一转，说为了避免混淆：“称之为 ‘台湾相思’，以示和 ‘古典相思 ’有别。”

4月前

星云

文艺春秋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

许地山当年因心脏病在香港猝然去世，震惊了许多朋友。台湾籍作家南渡却在异乡获得众多中国现代作家和文友的珍贵情谊，这与许地山乐于助人、开放大度的为人处事相关。尽管他在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担任主任仅6年光景，却给香港的教育和文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他之所以到香港任教源自胡适的推荐。1935年，获颁荣誉博士的胡适前往港大。当时英殖民底下的港大希望加强新文学，即试图邀请被誉为近代中国“白话文之父”的胡适，但遭到了婉拒。港大选拔人才的要求极为严格，提出了五大条件：一、拥有国际认可的高级文科学位；二、国学专家，具备10年以上的大学授课经验；三、最好是广东人，可通粤语；四、通晓英文；五、具管理才能。当时胡适力荐许地山，他说：“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好，值得佩服的，除了二周（周树人和周作人）之外，许地山是第三名。” 胡适引荐许地山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那次他到香港，先是实地考察了香港的中文教学实况。他的〈南洋杂忆〉中记录道：“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流之外。”他频频在香港公开演讲，认为香港应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许地山的背景很契合此一构想，因此对于胡适的推荐，中文学院最终一致接纳。1935年，许地山遂举家迁往香港。胡适将许地山引入了港大，5年后许地山则引进另一重要人物陈寅恪。陈寅恪一家也在1937年南渡至香港，原来他计划前往昆明西南联大授课，却碍于夫人唐筼患有心脏病，不便前往高原，所以陈寅恪只好将妻女暂托给当时也在香港的许地山照顾。不久，陈寅恪又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之聘，却在赴英之际碰上二战爆发，暂无法离港。此刻，他一家生活相当拮据。 2010年，陈寅恪的三女儿联手撰写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记述了他们当时滞留香港的境遇：“既然今年仍不能赴英，便打算开学又回西南联大。但滇越路断，回滇益难。后来幸得杭立武与香港大学商洽，并得许地山周旋，聘为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每周约两节课。每月薪水港币三百元，曾欲月俸五百元，无法办到，全由中英庚款会支付。这样全家暂留香港。”字里行间透露出女儿们对许地山的感激之情。尽管许地山和陈寅恪学术专业不同，分别专攻于新旧文学，又在宗教史研究上各有心得，却是彼此尊重。陈寅恪曾撰写〈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许地山更是推崇这位著名的史学大师，还亲自主持了陈寅恪到港大的欢迎大会。陈寅恪在港大的时间并不长，他专注授课，课余之时完成校对其代表性专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许地山积劳成疾辞世后，陈寅恪还曾代他接管业务。在悼念许地山的挽联上，陈寅恪寄寓了他们之间难得的私交：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上联叙述了许地山在人事纷扰之中仍致力于读书作文；下联则感念曾交托他照顾妻女，如今斯人已逝，回忆伤神。英文有一句话是: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将生命发挥到极致）。这些作家学人在那个动荡贫困的岁月里，却能够保持内心平和，沉潜处事，完成使命。许地山南渡之前已完成了他大部分的小说，港大的日子他虽忙于行政，却还坚持每周教学20小时以上。已有学者考证，张爱玲于1939年在港大就读时曾听过许地山的课，或至少也听过他公开演讲“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这在日后直接影响了她的英文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以及后来自译的《更衣记》。许地山自台湾到大陆，南渡香港和东南亚，最终与他的父亲许南英一样长眠他乡。这一身世，似乎在他写于20年代的南洋小说系列已埋下伏笔。其中〈海角底孤星〉这一篇写新婚夫妻迁居到槟岛，“自然他们此后定要享受些安泰的生活。然而在那邮件难通的林中，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那个时候，远方是未知，但并非不知。许地山和陈寅恪都晓得这道理。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做个有用的人【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才情与星洲情欲

1年前

文艺春秋

星云

【如意安详】我是教授/何国忠

“陈寅恪教授年寿已高，且身体素弱多病，又目已久盲，不知现今是否仍康健生存，抑已身故？其夫人唐稚莹女士现居住何处？此间宓及陈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极欲知其确切消息。敬求贵校：（一）复函，示知陈寅恪教授之现况；（二）将此函交付陈夫人手收，请其复函与宓，不胜盼感！” 1971年9月8日，吴宓致信“广州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吴宓女儿吴学昭所著《吴宓与陈寅恪》收录此信。文化大革命未结束，吴宓泥菩萨过江，受尽折磨，有一次被架上高台示众，被推下来时，不幸跌断左腿，此后生活不能自理。祸不单行，1971年6月右眼长白内障，没有及时治疗，就此瞎了。想到更早失明的陈寅恪，心情惆怅。两个月后，才知道陈寅恪和夫人已在1969年10月和11月相继去世。吴学昭说吴宓晚年常提陈寅恪，其中1973年有“6月3日，阴雨，夜1时，醒一次。近晓4:40再醒，适梦陈寅恪兄诵释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莫解其意。” 1995年4月我到英国读书，临行前将尚未还清贷款的屋子出租给朋友，自己留一小房，装箱的几千册藏书和其他杂物全存里头。装箱之前，摩娑部分书本，《吴宓与陈寅恪》让我想起不少朋友。吴学昭用吴宓日记、书信，为二人长达半世纪友情留下记录。我到英国只带和博士论文相关资料，《吴宓和陈寅恪》是例外。书172页，不厚不重，都不是理由。我预测自己在英国会想念一些朋友，也许可借这本书释怀。陈吴二人相识于哈佛大学，都很用功，谈起中西文化，旁征博引，羡煞旁人。陈寅恪大吴宓4岁，吴宓师从文学批评大师白璧德，获硕士学位，陈寅恪则一味游学，不在意名分。1925年吴宓被聘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托他筹办国学研究院，他推荐陈寅恪。陈寅恪非博士无著作，曹云祥面有难色。“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启超帮腔后，校长不再犹豫，陈寅恪和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组成国学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的话是临门一脚，但是牵线的吴宓功不可没。吴宓与陈寅恪都不评时事《吴宓与陈寅恪》说二人在清华大学经常互访或步谈，并赠诗作。1927年王国维自尽，1929年梁启超病逝。少了支柱，国学院终于停办，但是吴宓和陈寅恪只换科系，没有离开。二战过后，陈寅恪到英美求医，却无法治好眼疾。中共建国后，陈寅恪任中山大学教授，吴宓在重庆西南师院执教，虽没见面，书信不停。越是不平静的生活越能感受到知己力量。1961年8月23日吴宓到广州探望陈寅恪，子夜时分抵达陈家。陈寅恪听说吴宓已至，心情激动，用拐杖探路，摸索走出门外。“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这是他写给吴宓的诗句。吴宓未到时他不断写信提醒行程该注意之事，包括广州天气、中山大学路线车资、饮食等等琐事。余英时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已让我们领会到陈寅恪学问的深不可测。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更将这一位书斋人物拉到现实层面，引发谈兴。陈寅恪热让吴宓也成为名人。吴宓的日记、诗作相继出版。一环扣一环，我一本又一本追踪。吴宓在广州时，陈寅恪留诗相赠，其中包括“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此句用东坡〈初到黄州〉首二句而反其意。原句为“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为口忙”表面说有口福，贬官后尚可享受“鱼美”、“笋香”，实则暗喻自己话多得罪人。“转荒唐”说他生活在山水间，与渔夫、樵夫一起，喝酒聊天，“自喜渐不为人识。”余英时说陈寅恪暗示自己不怕“口祸”，继续原有工作，仍在写“颂红妆”书和写“欠斫头”诗。吴宓对登门求教学生宣布戒律：“只准讨论学术和爱情问题，而决不允许触及时事”。这样的思维和陈寅恪“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的主张一致。陈寅恪在广州时又多加“不入京”及“不接见任何外国人”。但是在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运动中，他们避不开政治，被批被斗。吴宓比陈寅恪多活几年，晚年由其堂妹吴须曼照顾，躺在病床上经常迷迷糊糊，作噩梦的时候会大声疾呼：“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2年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