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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星云
【如意安详】念想而已/何国忠
二战时清华与北大、南开合为西南联大,陈寅恪随校南迁,辗转数地后抵达昆明,不料大病一场,差点活不成。稍愈之后,披览报纸,看到卖书广告,驱车往观,可惜没有看头,都是劣陋之本,不值一买。 主人接待殷勤,他想还人情,于是问书本以外物品,主人踌躇良久,说旅居常熟白茆港钱谦益旧园时,拾到红豆树结子一粒,藏在袋子,可以相送。陈寅恪大喜,付主人钱,表达心意。 故事来自《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力作,1953年起草,1963年竣稿,是他有生之年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著作。因为文化大革命,耽误出版,此书面世于1980年,他过世11年以后。柳如是为明末清初名妓,嫁给诗坛大家钱谦益。陈寅恪对柳如是评价极高,认为她是“民族独立之精神”代表。开始著书时陈寅恪双眼已盲,只能口述,由助手黄萱笔录。陈寅恪为王国维写挽文时,提文化托命概念,他自己也如王国维,为文化不断往下坡走而心生悲感。 陈寅恪在〈红豆诗〉中说“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柳如是一生行径让他内心起温暖,为之“感泣不能自已”,他说当年所购之红豆,一直收藏在书箧中,“迄今二十年。” 珍藏紅豆視如文物古董 1942年夏至1943年夏陈寅恪在广西大学任教时,宿舍在红豆树下,所结之实,比所藏略小。除了体积,似乎没有其他特征可让专家分辨彼此。但是陈寅恪却视多年珍藏如文物古董,形容它为“文学上之珍品也”。 雅致情趣,无非是对念想的执着。因红豆起遐思的不只陈寅恪。“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相思〉,在红豆诗中最为人知。执着心理是好是坏?难说。至少我们因为文人坚定的决心,而读到不少好作品。 2003年马大中文系出版成立40周年论文集,赖瑞和写〈王维的“相思”和唐代的南方〉。他觉得可以配合喜庆,“以之补白,或许会更有意思。”那时他赋闲在家,用的单位和职位我印象深刻:马来西亚新山市唐代文史研究中心主任及专任研究员。 赖瑞和有“流放身世”,这是麦留芳悼念他时用的形容词。麦留芳说赖瑞和“能够化险为夷,进而淡化凄凉”。2003年他50岁,新山、台大、普林斯顿大学、马大中文系,文学批评、唐史、散文创作、翻译,不同的空间和工作方向,所谓“补白”,不过借红豆和美学为漂泊人生寻找定位和趣味。 赖瑞和不认为王维〈相思〉是少作,用字浅白和艰涩不一定和年龄成正比。王维大约在47岁时到过岭南选拔官员,他应该是在桂州“第一次见到高大的相思树,亲睹‘此物最相思’的‘红豆’,而写下那首流传了一千多年的〈相思〉。” 文章欣喜处在于深入简出解释相思树种类。第一类学名Adenanthera pavonina,叶子长椭圆形,广东、广西、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热带地区常见。荚果成熟后,变成红红豆子,随风飘落树下,任人捡拾。第二类属“蝶形花科”,学名Ormosia hosiei,陕西及甘肃都出现过,并非只生南国,此类植物濒临绝种。第三类则属爬藤类“相思子”,学名Abrus precatorius。所产红豆久会发黄褪色。 只有第一类红豆历久不变,“正符合王维整首诗给我们的印象”。赖瑞和在文中附了一张古典相思树照片,是家乡新山市苏丹皇家公园他经常流连地方。他说王维的〈相思〉有本土风味,他家门口就种了3棵。记忆和美学互结合,假设和考证结果相匹配,我突然想起在马大中文系图书室聊天时他偶然出现的得意笑容。 赖瑞和无暇兼顾陈寅恪,但是文章却提台中东海大学校园内遍植的相思树,虽然远近闻名,却不长红豆。这是常绿乔木,叶子呈镰刀形,学名Acacia confusa。他纠正年轻时我向往的图景。 “初夏的清晨,有一天我正赶一堂课,匆匆走过一棵初开花蕾的相思树,两个一年级的女生忽然惊呼起来,一起奔向那招摇的植物,争着攀折一串黄花,那黄花生得太高了,她们焦急地跳着,跃着,一种纯粹向美追求膜拜的真义与焉展开。”这是《叶珊散文集》中我熟悉的句子。赖瑞和说此树以相思树为名,“颇有破坏古典之嫌。” 对很多人来说,无红豆,也当它有红豆了。赖瑞和当然知道一切不过是念想,都年轻过,都有遐思。似乎觉得“破坏”一词重了一些,他笔锋一转,说为了避免混淆:“称之为 ‘台湾相思’,以示和 ‘古典相思 ’有别。”
2星期前
星云
文艺春秋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
许地山当年因心脏病在香港猝然去世,震惊了许多朋友。台湾籍作家南渡却在异乡获得众多中国现代作家和文友的珍贵情谊,这与许地山乐于助人、开放大度的为人处事相关。尽管他在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担任主任仅6年光景,却给香港的教育和文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 他之所以到香港任教源自胡适的推荐。1935年,获颁荣誉博士的胡适前往港大。当时英殖民底下的港大希望加强新文学,即试图邀请被誉为近代中国“白话文之父”的胡适,但遭到了婉拒。港大选拔人才的要求极为严格,提出了五大条件:一、拥有国际认可的高级文科学位;二、国学专家,具备10年以上的大学授课经验;三、最好是广东人,可通粤语;四、通晓英文;五、具管理才能。当时胡适力荐许地山,他说:“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好,值得佩服的,除了二周(周树人和周作人)之外,许地山是第三名。” 胡适引荐许地山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那次他到香港,先是实地考察了香港的中文教学实况。他的〈南洋杂忆〉中记录道:“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流之外。”他频频在香港公开演讲,认为香港应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许地山的背景很契合此一构想,因此对于胡适的推荐,中文学院最终一致接纳。1935年,许地山遂举家迁往香港。 胡适将许地山引入了港大,5年后许地山则引进另一重要人物陈寅恪。陈寅恪一家也在1937年南渡至香港,原来他计划前往昆明西南联大授课,却碍于夫人唐筼患有心脏病,不便前往高原,所以陈寅恪只好将妻女暂托给当时也在香港的许地山照顾。不久,陈寅恪又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之聘,却在赴英之际碰上二战爆发,暂无法离港。此刻,他一家生活相当拮据。 2010年,陈寅恪的三女儿联手撰写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记述了他们当时滞留香港的境遇:“既然今年仍不能赴英,便打算开学又回西南联大。但滇越路断,回滇益难。后来幸得杭立武与香港大学商洽,并得许地山周旋,聘为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每周约两节课。每月薪水港币三百元,曾欲月俸五百元,无法办到,全由中英庚款会支付。这样全家暂留香港。”字里行间透露出女儿们对许地山的感激之情。 尽管许地山和陈寅恪学术专业不同,分别专攻于新旧文学,又在宗教史研究上各有心得,却是彼此尊重。陈寅恪曾撰写〈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许地山更是推崇这位著名的史学大师,还亲自主持了陈寅恪到港大的欢迎大会。陈寅恪在港大的时间并不长,他专注授课,课余之时完成校对其代表性专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许地山积劳成疾辞世后,陈寅恪还曾代他接管业务。在悼念许地山的挽联上,陈寅恪寄寓了他们之间难得的私交: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上联叙述了许地山在人事纷扰之中仍致力于读书作文;下联则感念曾交托他照顾妻女,如今斯人已逝,回忆伤神。 英文有一句话是: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将生命发挥到极致)。这些作家学人在那个动荡贫困的岁月里,却能够保持内心平和,沉潜处事,完成使命。许地山南渡之前已完成了他大部分的小说,港大的日子他虽忙于行政,却还坚持每周教学20小时以上。已有学者考证,张爱玲于1939年在港大就读时曾听过许地山的课,或至少也听过他公开演讲“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这在日后直接影响了她的英文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以及后来自译的《更衣记》。 许地山自台湾到大陆,南渡香港和东南亚,最终与他的父亲许南英一样长眠他乡。这一身世,似乎在他写于20年代的南洋小说系列已埋下伏笔。其中〈海角底孤星〉这一篇写新婚夫妻迁居到槟岛,“自然他们此后定要享受些安泰的生活。然而在那邮件难通的林中,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那个时候,远方是未知,但并非不知。许地山和陈寅恪都晓得这道理。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 做个有用的人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才情与星洲情欲
10月前
文艺春秋
星云
【如意安详】我是教授/何国忠
“陈寅恪教授年寿已高,且身体素弱多病,又目已久盲,不知现今是否仍康健生存,抑已身故?其夫人唐稚莹女士现居住何处?此间宓及陈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极欲知其确切消息。敬求贵校:(一)复函,示知陈寅恪教授之现况;(二)将此函交付陈夫人手收,请其复函与宓,不胜盼感!” 1971年9月8日,吴宓致信“广州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吴宓女儿吴学昭所著《吴宓与陈寅恪》收录此信。文化大革命未结束,吴宓泥菩萨过江,受尽折磨,有一次被架上高台示众,被推下来时,不幸跌断左腿,此后生活不能自理。祸不单行,1971年6月右眼长白内障,没有及时治疗,就此瞎了。 想到更早失明的陈寅恪,心情惆怅。两个月后,才知道陈寅恪和夫人已在1969年10月和11月相继去世。吴学昭说吴宓晚年常提陈寅恪,其中1973年有“6月3日,阴雨,夜1时,醒一次。近晓4:40再醒,适梦陈寅恪兄诵释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莫解其意。” 1995年4月我到英国读书,临行前将尚未还清贷款的屋子出租给朋友,自己留一小房,装箱的几千册藏书和其他杂物全存里头。装箱之前,摩娑部分书本,《吴宓与陈寅恪》让我想起不少朋友。吴学昭用吴宓日记、书信,为二人长达半世纪友情留下记录。我到英国只带和博士论文相关资料,《吴宓和陈寅恪》是例外。书172页,不厚不重,都不是理由。我预测自己在英国会想念一些朋友,也许可借这本书释怀。 陈吴二人相识于哈佛大学,都很用功,谈起中西文化,旁征博引,羡煞旁人。陈寅恪大吴宓4岁,吴宓师从文学批评大师白璧德,获硕士学位,陈寅恪则一味游学,不在意名分。1925年吴宓被聘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托他筹办国学研究院,他推荐陈寅恪。陈寅恪非博士无著作,曹云祥面有难色。“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启超帮腔后,校长不再犹豫,陈寅恪和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组成国学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的话是临门一脚,但是牵线的吴宓功不可没。 吴宓与陈寅恪都不评时事 《吴宓与陈寅恪》说二人在清华大学经常互访或步谈,并赠诗作。1927年王国维自尽,1929年梁启超病逝。少了支柱,国学院终于停办,但是吴宓和陈寅恪只换科系,没有离开。二战过后,陈寅恪到英美求医,却无法治好眼疾。中共建国后,陈寅恪任中山大学教授,吴宓在重庆西南师院执教,虽没见面,书信不停。 越是不平静的生活越能感受到知己力量。1961年8月23日吴宓到广州探望陈寅恪,子夜时分抵达陈家。陈寅恪听说吴宓已至,心情激动,用拐杖探路,摸索走出门外。“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这是他写给吴宓的诗句。吴宓未到时他不断写信提醒行程该注意之事,包括广州天气、中山大学路线车资、饮食等等琐事。 余英时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已让我们领会到陈寅恪学问的深不可测。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更将这一位书斋人物拉到现实层面,引发谈兴。陈寅恪热让吴宓也成为名人。吴宓的日记、诗作相继出版。一环扣一环,我一本又一本追踪。 吴宓在广州时,陈寅恪留诗相赠,其中包括“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此句用东坡〈初到黄州〉首二句而反其意。原句为“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为口忙”表面说有口福,贬官后尚可享受“鱼美”、“笋香”,实则暗喻自己话多得罪人。“转荒唐”说他生活在山水间,与渔夫、樵夫一起,喝酒聊天,“自喜渐不为人识。”余英时说陈寅恪暗示自己不怕“口祸”,继续原有工作,仍在写“颂红妆”书和写“欠斫头”诗。 吴宓对登门求教学生宣布戒律:“只准讨论学术和爱情问题,而决不允许触及时事”。这样的思维和陈寅恪“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的主张一致。陈寅恪在广州时又多加“不入京”及“不接见任何外国人”。但是在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运动中,他们避不开政治,被批被斗。吴宓比陈寅恪多活几年,晚年由其堂妹吴须曼照顾,躺在病床上经常迷迷糊糊,作噩梦的时候会大声疾呼:“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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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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