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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金
星云
拥抱父亲/陈志金(留台大马医生,台湾奇美医学中心加护医学部主治医师)
“爸,你跟孙子讲一下,小时候你最常跟我讲的一句话。” “虎虎,你知道‘勤有功,戏无益’是什么意思吗?” 我读小学以前,就一直在听我爸讲的一句话~ “虎虎,你抱一下爷爷” 我先让儿子抱一下我爸 然后,我再“顺理成章”的 也跟着抱一下我爸 在他80岁生日的这天 克服了我51年来 第一次拥抱我爸的障碍 我们俩,眼眶都微微泛着泪水 要克服两父子之间的许多矛盾 真的也不容易 还好有儿子当桥梁 我很常写我妈,却很少写我爸。 和父亲的纠结也几十年了! 小时候,家里贫穷,记得父亲下班回来,吃过晚餐,都会找我短暂的聊聊,然后他就外出和朋友聊天,在我们睡着后才回来。父子间没有什么深入的交谈过,他也从来不操心我的课业。父亲他只有小学毕业,母亲则连小学都没读,所以,念书从来都是“我自己的事”。父亲他没教我什么大道理,他常说“勤有功、戏无益”、“做人要有志气”、“有恩必报”,这3点我一直都有遵照。或许是因为我是长子,也或许是个性使然,认真读书这档事,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之中,也只有我一个人有认真做到。 为了让父亲安心,小学的时候,我总是在父亲下班回家洗澡的时候,大声的朗读课文给他听,其实,我是连课本都没有打开,因为早已经把课文熟背,念给他听,只是不想让他操心。 他也常叫我“不要多管别人的闲事”、“要防着别人”这或许是他之前有一些不好的经历,但是,这两点我却从来都没有遵守。鸡婆率直的个性,虽然偶尔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困扰,但是却是自己最执着、最鲜明的特质。 母亲过世之后,我其实对父亲是不谅解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怨恨的!每每想到母亲所受的种种委屈,我就会打消和他联络的念头。 父亲是个杂工,没有稳定的收入,有一段时间还迷上了赌博!有好几次是一发薪水就输光,只好由母亲硬着头皮向杂货店赊借(还好没有借高利贷)。因为小学老师和中学校长的帮忙,我中学高昂的学杂费都是全免的,只需要负担公车通勤、午餐和书籍的费用,但是奇怪的是,这些费用我却从来没有一次缺缴,这件事困惑了我许久。有一回,父亲喝醉了酒,嘴里嚷嚷着:“你们不要拿走我的钱,那是阿金读书的钱!我再怎么赌,也不会输掉他读书的钱!”直到现在,每每想到这件事,眼泪都会止不住掉下来!是的,这就是他的“分寸”!也是他对我的爱!就像读小学时,他载我去上学,没有闹钟,我却一次也没有迟到过! 搭公车远赴300公里代子弔唁 有一回,他在报章上看见我恩人的母亲过世的讣文,他竟然可以自己一个人,搭着公车依照讣文上面的地址,到达300公里外的丧家去致意。父亲对这些“白事”,礼数一向非常周到。他说,这是有钱人家的丧礼,看到别人都是送很大的花圈,他只能买个小花圈,因此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就是这么巧,刚好丧家在“车头的照片”缺一个花圈,别人送的都太大,只有他的“够小”,刚好可以派上用场,因而解决了丧家的困扰!说到这里,他脸上挂着的是既尴尬又有点自豪的微笑。这件事,我有听恩人提起过,她也很感谢父亲的心意。这是我恩人家中的大事,我没办法出席,父亲觉得这场白事,无论如何,他都得替我跑一趟。父亲说,他虽然是个“粗人”,这些人情世故,他还是知道的。 这趟回去虽然时间仓促,还是挤出一点时间回去看看父亲。谢谢他代我尽的人情世故。看着他逐渐苍老的体态,眼眶泛红的站在门口和我道别。我这次没有叮咛他烟要少抽一点,但是“爸,我爱你”这句话依然是没说出口,因为,这不是我们互动的方式,但是,我们彼此交接的眼神,已经是无声胜有声了! 台风天,飞机遇上乱流,在颠颇的机舱,赶紧把这文章写完,深怕 …… 边写边擦泪,偶尔抬头,和空姐四目交接,她该不会觉得我是被乱流吓哭的吧? 对父亲的爱,总是比较开不了口~ 但是,也是会害怕,自己会来不及说,因此,写下来提醒一下自己~ 有一天,希望嘴里能吐出“爸,我爱你!”这几个字~
2星期前
星云
星云
【ICU重症医疗现场】正义魔人的早知道/陈志金
曾有一个脑动脉瘤破裂出血的病人,送到急诊时,已经昏迷。 “据家属描述,发生的当下,病人正在和儿子讲电话,非常激动…… 实际上,他们是在吵架。” 查房的时候,护理师仔细地报告着。 “待会会客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转向住院医师。 “问儿子,他为什么要和妈妈吵架?” “不要再提这一段,避免加深儿子的内疚自责。”专科护理师知道我的用意,赶快救援提醒。 “……”住院医师似乎想再说点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就停住了。 查房后,我和他坐下来谈谈。 “追问儿子为什么要和妈妈吵架,对我们的治疗,有什么帮助?” “是没有帮助…… 可是……” “可是,你想要告诉他,下次不能这样和妈妈吵架?” “对!” “那你等她有‘下一次’的时候再说,好吗?” “蛤?” “等病人清醒、改善、拔管,可以转到一般病房,或者出院的时候,你再来提醒他,这样才能达到‘预防’下一次的效果。否则,你现在提这个,对病人的病情根本没有帮助,只会加深儿子的内疚自责。” “就是要让他内疚啊!”他义愤填膺地说。 “所以?你想要替病人出一口气?要替病人教训她儿子?你觉得妈妈会希望你这么做吗?妈妈会想要让她儿子,一辈子活在内疚自责当中吗?” “……”他低头不语。 教训别人不是我们的责任 “你想要让儿子觉悟,‘早知道’就不要和妈妈吵架吗?” “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会造成他的内疚自责?” “没想过。” “你觉得只要不吵架,动脉瘤就不会破裂吗?” “……” “你能确定动脉瘤破裂和吵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吗?” “不能。” 无法确认因果关系的事,只有“时序上相近”,我们何必去强调呢? 更何况,强调这个,对病人的治疗、对医病关系,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会让身边的人伤心。 教训儿子,不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应该要看到,儿子也是另一个需要被解救的人。 “脑动脉瘤,它就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存在脑部已经一段时间,我们平日也不可能提早知道它的存在,更无法预测它何时会破裂?也没办法预防。它的破裂,就是这么的突然!可以发生在病人正在运动、吃饭、看电视、上厕所,或者什么都没做的时候,甚至是正在跟家人讲话时,就突然发生了。”我向病人的先生、子女们说明,尽可能淡化发生的当下,病人正在做什么事。 “还好当时儿子很警觉,在电话中察觉妈妈讲话怪怪的,马上打119求救,立刻送医。发生的当下,如果身边没有人,可能就来不及抢救了。”我拍拍儿子的肩膀,也看看其他人。 “我们现在不要再回头想什么‘早知道’的事,要往前看,一起努力帮助妈妈渡过难关。” 坐在电脑前面的专科护理师,停下打字的手,给我一个肯定的眼神。 (她上次发现一位脑出血的先生,在倒下之前,是正在和太太欢爱。她觉得太太很自责,贴心的提醒我,一定要帮忙解除太太的内疚与自责。而这个秘密,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病人的小孩,和其他医疗人员都不知道。) 事件发生了,太多的“早知道”是于事无补的。转个念,才能看到每个事件的发生,也会有好的一面。与其当个嘴上的正义魔人,不如多肯定别人的努力与付出或者实质上给予帮助。 “所有已经发生的事,都是好事”,年纪大了,越来越要提醒自己,正向看待每一件事。
4月前
星云
星云
正义魔人的“早知道”/陈志金医生(寄自台湾)
曾有一个脑动脉瘤破裂出血的病人,送到急诊时,已经昏迷。 “据家属描述,发生的当下,病人正在和儿子讲电话,非常激动…… 实际上,他们是在吵架。” 查房的时候,护理师仔细地报告着。 “待会会客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转向住院医师。 “问儿子,他为什么要和妈妈吵架?” “不要再提这一段,避免加深儿子的内疚自责。”专科护理师知道我的用意,赶快救援提醒。 “……”住院医师似乎想再说点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就停住了。 查房后,我和他坐下来谈谈。 “追问儿子为什么要和妈妈吵架,对我们的治疗,有什么帮助?” “是没有帮助…… 可是……” “可是,你想要告诉他,下次不能这样和妈妈吵架?” “对!” “那你等她有‘下一次’的时候再说,好吗?” “蛤?” “等病人清醒、改善、拔管,可以转到一般病房,或者出院的时候,你再来提醒他,这样才能达到‘预防’下一次的效果。否则,你现在提这个,对病人的病情根本没有帮助,只会加深儿子的内疚自责。” “就是要让他内疚啊!”他义愤填膺地说。 “所以?你想要替病人出一口气?要替病人教训她儿子?你觉得妈妈会希望你这么做吗?妈妈会想要让她儿子,一辈子活在内疚自责当中吗?” “……”他低头不语。 教训别人不是我们的责任 “你想要让儿子觉悟,‘早知道’就不要和妈妈吵架吗?” “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会造成他的内疚自责?” “没想过。” “你觉得只要不吵架,动脉瘤就不会破裂吗?” “……” “你能确定动脉瘤破裂和吵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吗?” “不能。” 无法确认因果关系的事,只有“时序上相近”,我们何必去强调呢? 更何况,强调这个,对病人的治疗、对医病关系,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会让身边的人伤心。 教训儿子,不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应该要看到,儿子也是另一个需要被解救的人。 “脑动脉瘤,它就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存在脑部已经一段时间,我们平日也不可能提早知道它的存在,更无法预测它何时会破裂?也没办法预防。它的破裂,就是这么的突然!可以发生在病人正在运动、吃饭、看电视、上厕所,或者什么都没做的时候,甚至是正在跟家人讲话时,就突然发生了。”我向病人的先生、子女们说明,尽可能淡化发生的当下,病人正在做什么事。 “还好当时儿子很警觉,在电话中察觉妈妈讲话怪怪的,马上打119求救,立刻送医。发生的当下,如果身边没有人,可能就来不及抢救了。”我拍拍儿子的肩膀,也看看其他人。 “我们现在不要再回头想什么‘早知道’的事,要往前看,一起努力帮助妈妈渡过难关。” 坐在电脑前面的专科护理师,停下打字的手,给我一个肯定的眼神。 (她上次发现一位脑出血的先生,在倒下之前,是正在和太太欢爱。她觉得太太很自责,贴心的提醒我,一定要帮忙解除太太的内疚与自责。而这个秘密,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病人的小孩,和其他医疗人员都不知道。) 事件发生了,太多的“早知道”是于事无补的。转个念,才能看到每个事件的发生,也会有好的一面。与其当个嘴上的正义魔人,不如多肯定别人的努力与付出或者实质上给予帮助。 “所有已经发生的事,都是好事”,年纪大了,越来越要提醒自己,正向看待每一件事。
9月前
星云
优活
【陈志金医生讲座】拼凑一个“圆满”,让临终病人和家属都能无憾好好道别
面对无法救治的病人,我们要帮助他与家人完成生命中拼图,将缺少的那一块遗憾补上,让他拼凑一个“圆满”。正是因为经历过,我才了解病人家属的自责和内疚,其实我也在过程中,一点一滴的在治愈当年17岁无助的自己!
2年前
优活
星云
我常写我妈却很少写我爸 说不出口的爱 / 陈志金
我很常在文章里提到我妈,却很少写到我爸。 我和父亲的纠结几十年了。尤其母亲过世之后,我对父亲曾经是很不谅解的,甚至可以说是心有怨恨的,怨到不想与他有任何联系。后来,我才逐渐明白父亲的爱是如此的扎实,即使他从来不曾说出口。 小时候,家里贫穷。记得每次父亲下班回到家,吃过晚餐都会找我过去说说话,这是我们父子两人短暂的聊天时光,然后他 就会外出找朋友,直到我们都睡了,他才会再回来。即便如此,我们父子之问似乎没有什么太过深入的交谈。 说起来,我的父亲从来不操心我的课业,或者说在课业方面, 我从来不让他操心。父亲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母亲则是连小学都没有读过,所以说,念书这件事,从来都是“自己的事”。 或许因为我是长子,也或许是我的个性使然,认真读书这档事,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之中,也只有我一个人有真正做到。 还记得,读小学的时候,为了让父亲安心,我总是会选在父亲下班回家、洗澡时,大声的朗读课文,确定他有听到。我根本连课本都没有打开来,因为我早就已经把课文背到滚瓜烂熟,我念出来让他听到,只是不想让他操心。 有关注我的人可能都有发现,我很常在脸书或部落格写到我妈的事,不过,却很少写到我爸。其实,我和父亲的纠结,算一算大概也有几十年。父亲不太会跟我讲什么大理想或大道理,但他常说的“勤有功、戏无益”,“做人要有志气”,“有恩必报”这3点,我 倒是从以前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也尽量都遵照办理。 父亲也常叫我“不要多管别人的闲事”“要提防着别人”,这些忠告或许是跟他之前有过一些不好的经验有关。 然而,这两点我从来都没有好好遵守。鸡婆率直的个性,虽然偶尔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困扰,却是我最执着、最鲜明的特质。 我的母亲在我17岁时过世,这件事让我对父亲产生诸多的不谅解,甚至可以说是有怨恨的。有阵子,每每想到母亲生前所受的种种委屈,我就会打消和他联络的念头。 父亲是个杂工,没有稳定的收入,有一段时间还沉迷于赌博。记忆中,有好几次父亲都是一拿到薪水就全赌输了,以致家用没着落,母亲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去向杂货店赊借。还好,多亏小学老师和中学校长的帮忙,我中小学时高昂的学杂费都是全免的,我只需要负担搭公车的通勤费用、午餐费用和书籍费。奇怪的是,这些费用我从来没有一次缺缴。 这件事困惑了我许久。有一回,父亲喝醉了酒,回家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嘴里面嘟嘟嚷嚷,自言自语地说着“你们不要拿走我的钱,那是阿金读书要用的钱!我啊,再怎么爱赌,也不会输掉他读书的钱!”直到现在,一想到这件事,我的眼泪就会止不住地掉下来。是的,在我看来,这就是父亲的“分寸”,也是他对我的爱。就像我还在读小学时,即使家里没有闹钟叫醒他,他仍然会准时起床、载我去学校。小学的我,一次也没有迟到过。 有次,父亲在报章上读到我恩人的母亲过世的讣文,他竟然可以自己一个人,搭着公车依照讣文上面的地址,去到离家300公里外的丧家致意。我的父亲对于这些“白事”,礼数一向都非常周到。他后来告诉我,因为是有钱人家的丧礼,别人都是送很大的花圈,他只能买个小花圈致意,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就是这么巧,刚好丧家“车头照片”缺了一个花圈,别人送的都太大,只有他送的“够小”,刚好派上用场,解决了丧家的困扰。 说到这里,他脸上挂着的是既尴尬又有点自豪的微笑。这件事,我后来有听我恩人提起过,她也很感谢我父亲的心意。這件事是我恩人家中的大事,我因故没办法出席,所以父亲觉得这场 白事,无论如何,他都得替我跑一趟。父亲说,他虽然是个“粗人”,但这些人情世故他还是知道的。 随着在台湾的工作愈来愈忙碌,回马来西亚的次数变少了。每次回去探亲,时间都非常仓促。有次,我想尽办法挤出一点空档回老家去看看父亲,顺便谢谢他代我尽的人情事故。那次,看着他撑着逐渐苍老的体态与容颜,眼眶泛红地站在门口和我道别,我没有再叮咛他要少抽一点,我想说的是“爸,我爱你”这句话,可惜直到离别前,依然没能说出口。一直以来,这不是我们互动的方式但我们彼此交接的眼神,已经无声胜有声了。 那次,从马来西亚飞回台湾的航程中,恰巧遇上台风天,剧烈乱流使得座位起起伏伏,我的心也志怎怎。在颠簸的机舱内,我赶紧把这文章写完,深怕……一边写着,也一边擦着泪,偶尔抬头,不小心和空服员四目交接时,很怕她误以为我是被乱流吓哭的。对父亲的爱,总是比较开不了口,但总还是会害怕,自己会来不及说,因此,我写下来,提醒自己。期待终有一天,嘴里能突出“爸,我爱你!”这几个字。 阿金医师再说, 你有没有在听! 有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爱不一定会经常挂在嘴边,但是却不曾少过。他们会以他们的方式来表达,身为子女的你,或许当下一定能感受到,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可能才会觉悟“原来那就是父母爱的表现!”你是不是也要试着以你的方式,来让他们知道你对他们的爱呢?
2年前
星云
星云
乩童是我们医疗人员的朋友 / 陈志金
“主治医师在电话中向病人家属解释病况,目前冠病阴性,可解除隔离,转到一般加护病房。家属表示有乩身(神明)要看他,告知转一般病房后再去探视。目前升压剂使用,昏迷指数3分,瞳孔放大,对光无反射、无咳反射、无自呼。待有床会通知家属,家属表示希望尽快转到一般加护病房,让神明去看他。”早上的护理记录上这样写着。 因为病人住在隔离加护病房,神明的代理人(乩童),也无法靠近。 该怎么办呢? “病人家属来电表示,人在道场,请示神明表示病人魂魄不在身体内,希望我们能现在立即帮他轻敲(触摸)眉心三次,并叫唤病人姓名。”下午的护理记录上这样写着。 好险,神明代理人(乩童)有想到这个“隔空施法”,但是,需要借助护理师的手去协助。 请问,如果你是护理师,你会怎么做呢? 选项1:家属当我们很闲是吗?我们在隔离病房,各种治疗,就已经很忙了,还要帮忙做这些跟治疗无关的事? 选项2:家属怎么会相信这个呢?如果这个会有效,那就转去给神明治疗就好,干嘛还来医院? 选项3:病人已经脑干衰竭,所有治疗也没办法了。此刻,家属想要尽一点心力,如果能够减少他们的遗憾和愧疚,协助他们放下,举手之劳而已,何乐而不为呢? 各位猜猜看,我们隔离加护病房的同仁怎么做呢? 我们的目标一致 “目前已转告主护,已执行此动作。”专科护理师这样写着。 我知道这位病人,晚一点会从隔离加护病房转到我的加护病房,我就先去看看他的治疗过程和记录。 结果看到这段很温暖的记录,我非常感谢,我们隔离加护病房的同仁,愿意选择选项3。 “病人已转入,Levo 30,Dopa10。”晚上我收到传呼,病人血压低,已经使用两线升压剂了,而且剂量很高。 我马上打电话到加护病房交待:“这几天病人因为隔离,家属都没办法来探视,可以通知家属现在过来,如果符合防疫规定的话,让他们会客,我怕病人等不到明天。” “好!”护理小组长很自然的回答。他们知道,对于濒临死亡,家属的道别很重要,因此,对于这样的“弹性会客”安排,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也会尽量配合。 结果半夜家属无法过来(可能是因为交通不方便),全家人一早过来,病人也很努力的撑了一整晚。 我马上去向他们说明。 我一一的了解他们和病人的关系之后,还有两位站在比较后面,一男一女,穿着比较不一样的。 “请问两位是……”他们俩相看,不等他们回答,我马上接着说: “喔!是来‘帮忙’的朋友。” 我说明完了,也跟家属交待:“如果有习俗上的需要,比如拜拜的符、符水,可以交待我们怎么处理,我们都很乐意配合。两位‘朋友’,如果有符合防疫规定,也可以进去看看。”我眼神转向那位男的,他也微微的点头向我致意,我们彼此心里明白。 后来,这两位“朋友”没有进来。 年迈的母亲进来,对病人说:“你要放下,没有病痛了,要好好跟着菩萨走……” 从老母亲和其他家人的反应,我知道,那两位“朋友”,应该有听懂我的病情说明,也都有告诉他们,大家都“尽力”了。 乩童(神明代理人),是我们医疗人员的朋友,不是敌人。至少在抚慰家属的心灵上面,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不是站在对立面。
2年前
星云
星云
【ICU重症医疗现场】清醒的植物人 肉毒杆菌中毒事件/陈志金(台湾)
“陈医师,大家都叫我们不要让妈妈气切,开、叫也没反应,要维持下去太辛苦了!” “她会好起来的,她可以起来走路、说话、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只需要先做一个气切,让她撑过这几个月。” 当你听到这样的对话,是不是觉得我只是在安慰家属、给他们希望,同时不切实际等待奇迹的出现?不是的,我是在经过非常仔细的探究,抽丝剥茧之后,才找出了这一个“诊断”,才敢这么跟家属说。这是一个我自己从来都不曾诊断过的疾病。这个故事发生在2007年,我刚到台南还没满两年。 腹痛挂急诊却收到病危通知 那天是母亲节过后的中午,医院急诊室来了一位腹痛、觉得自己眼皮很重、全身无力的中年妇女。这样的情况再寻常不过了,抽个血、照个X光、吊个点滴,接着就是被安置在一旁,等检验报告出炉。 遇到这样心跳正常、血压正常,初步的检验、检查数据也都正常,却说自己呼吸困难、全身无力、眼皮睁不开的中年妇女,难免都会被认为是过度焦虑所造成。通常会让病人留在急诊室,待点滴打完、自觉症状有改善之后,再回家。 然而,到了傍晚,这位妇人的情况并没有如预期好转。于是,急诊医师又为她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怀疑脑中风,做了脑部断层扫描怀疑心肌梗塞,做了心电图、抽血和心脏超音波结果还是一样,全部都没有发现异常唯一的异常就是动脉血液气体分析,她血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PaCO2为57.5mmHg(标准值为35至45mmHg),由此可以看出她的换气能力变差。急诊医师就在推测,这会不会是气喘、慢性阻塞性肺病所造成,还是会厌发炎或脑干中风? 因为诊断不明确,又担心会恶化,只好先向家属“告病危”,并收住加护病房,以期后续做更妥当的照护与观察。 当天晚上9点,我收到加护病房的通知时,人已经到家了。听着电话另一端的病情报告,说病人插管了、血压偏低,我实在是无法安心,一直在猜测到底是什么疾病。后来,干脆直接冲到医院去了解。我就住在医院对面,走过去大概只需要3分钟,但我花了5分钟才出现在加护病房,因为我要先梳头发(我可以穿短裤出门,但是不能不梳头)。 面对至亲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家属心中肯定是有许多的疑问与不安。因此能够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加护病房说明,我是一定会出现的。若是再让家属等到隔天,哪怕只是几个小时,许多的猜疑与不满就会开始酝酿与发酵。 我在向家属做说明的时候,眼角余光注意到一位年轻女性正在录音,后来才知道她也是医疗人员,当下虽然心中有些担心,但并没有制止她,因为我知道家属有太多的疑问,我讲完了,他们可能也无法全盘了解或记下。虽然录音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我必须分心提醒自己“小心说话”,对于刚当主治医师的我来说,自然是“压力山大”的事。 当所有检查都跟病人意识一样:没有回应 我们再度厘清整个发病过程,一切是病人自觉无力开始,而我们手上唯一线索是血中的二氧化碳上升。她到底是无力到换气量不足,还是气道阻塞或阻力过大到影响呼吸呢?我们首先排除掉气道的问题,因为病人在插管,二氧化碳被呼吸器“洗”出来以后,她仍然呈现“昏迷”状态、全身都无法动弹。 于是,我们朝向是中枢神经的问题去思考:是脑干中风、脑炎、癫痫,或急性神经发炎疾病,像是格林巴利症候群(Guillain-Barresyndrome)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格林巴利症候群突然有了“知名度”,因为媒体一直在报导,说可能与注射疫苗有关。其实,这个病发生的几率很低,不过,在没有新冠疫情之前,加护病房偶尔还是会遇到。 偏偏病人的脑部核磁共振检查(MRI)、脑脊髓液检查、脑波都正常,这些本来期待能给我们答案的检查,仿佛在跟我们开玩笑,和病人的意识一样,不给我们回应。 由于没有一个确定的诊断,家属面对已经插管,而且昏迷的亲人,自然是非常害怕也非常担心,他们很害怕会就此失去母亲,也很担心万一母亲没能醒过来、变成植物人,他们该怎么办才好。 当一切陷入胶着之际,有位护理师发现“病人可能不是真的昏迷”,她或许只是“完全不能动”,就像一个人的灵魂被锁在躯壳里,像《潜水钟与蝴蝶》男主角那样的闭锁症候群(Lock-in Syndrome)。可是,病人脑部核磁共振检查是正常的,所以并不是脑干中风导致的闭锁症候群。那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过,护理师这个发现很重要。我试着用手指把病人的眼皮撑开,才发现她的眼球是会跟着我的手指在转动的,所以她看得到,只是某些因素让她无法自行睁眼。天啊,她是清醒的,只是全身都不能动而已! Q.什么是闭锁症候群? 造成闭锁症候群(Locked-in Syndrome)的原因以脑干功能受损为多,尤其是中风。由于大脑功能没有损伤,所以病人有情感、有情绪,记忆力、视力、听力也都正常,只是全身肌肉瘫痪,以致除了眨眼睛跟转动眼球外,什么都做不了。由于就像整个人被锁在躯壳中、动弹不得,无法凭借个人意志操控肌肉,所以被称为闭锁症候群。 呼之欲出的是诊断,还是线索的中断? 我们再度停下来,以系统性方式检视我们仅有的线索二氧化碳的移除有问题、病人的空气通道没有问题,那就是通气控制的问题。既然是通气控制的问题,我们决定从中枢神经到呼吸肌肉,逐一检视一遍,列出各种可能的诊断。 最后,我们把问题定位在“神经肌肉接合处(neuromuscular junction)”,如此一来,可能的疾病缩减至剩下3个: 重症肌无力(Myasthenia gravis) 蓝伯伊顿肌无力症候群(Eaton-Lambert syndrome) 肉毒杆菌毒素(Botulinum toxin) 中毒重症肌无力是可能的,但我们都没看过进展这么快速的,而且病人过去都没有发病过。重症肌无力常见症状是下午的时候,眼皮会开始无力,但在休息以后或睡一觉醒来的隔天就会改善,所以症状不完全像,其肌电图“重复刺激试验(Repetitive stimulation test)”的结果也不支持这个诊断。 蓝伯伊顿肌无力症候群是一种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其症状和重症肌无力很像,也会有四肢无力、自主神经失调等情况,但是多发生在:有癌症的病人身上,尤其常见于肺癌病人。不过,她并没有癌症。 至于“肉毒杆菌毒素中毒”这个病,我只有在医学系三年级时(1993年)的微生物教科书上看过,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个病,但分析起来是合理的。所以我还是帮病人抽血,送去疾病管制局(现在称疾管:署CDC)检验。此外,还要调查病人吃过的罐头或腌制食品。 于此同时,我们请病人的长女回去翻遍冰箱里的食物、照相记录,拿过来医院一一询问病人。问题又来了要怎么问?病人完全不能动,不能说话、不能写字、也不能摇头或点头,要如何向她本人确认曾吃过的食物? 灵机一动,我们想到她的脚趾头。稍早在替她做全身检查时,发现她的脚趾头还会动。于是,医护与家属分工合作,有人帮她撑起眼皮,有人告诉她如何表达如果“对”就动右边脚趾头,如果“错”就动左边脚趾头,就像开车一样,油门在右边,煞车在左边,还有人负责发问与记录。好不容易找出可疑的食物。 Q.什么情况下会肉毒杆菌中毒? 肉毒杆菌孢子广泛存在于生活中,在绝对厌氧的环境,都有机会:萌芽增殖。未经完全灭菌处理的食品于制作或包装过程可能遭受孢子:污染,再加上密闭或真空等缺氧保存的状态,就有导致肉毒杆菌中毒:(botulism)之风险。不过,肉毒杆菌毒素不耐热,煮沸加热10分钟即可被破坏,家庭自制腌制食品、真空包装食品、罐头等,食用前皆建议应:先彻底煮熟,以确保饮食安全。此外,注射肉毒杆菌毒素等医美疗程,也是肉毒杆菌中毒的途径之一。 这是一个合理的期待,并不只是等待奇迹把可疑食物送到疾病管制局做检验的同时,我们也向疾管局申请了的肉毒杆菌抗毒素(马的血清)来注射,然而此时妇人已经是全身瘫痪的状态,治疗效果当然是不好的。 极微量的肉毒杆菌毒素就有可能致命。根据文献上的记录,肉毒杆菌毒素是很强的生化武器,只需要1公克,就可以杀死100万人!不是10人,也不是100人,而是100万人! 这么微量的毒素实验室是无法直接检验的,只能用很“原始”的方式检测把病人的血打到老鼠身上,观察会不会出现眼皮睁不开、然后肢体无力等症状。 结果,所有的老鼠都死了。 当疾管局人员来电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反问他“那代表什么意思?”他说“这代表病人血液中有某种毒素,但是不确定是不是肉毒杆菌毒素。”我心想的是天啊!这个好不容易才得到的线索,难道又要前功尽弃了吗?后来,他说会把血液稀释后重做。 果然,老鼠出现典型的肉毒杆菌中毒反应。这的确是台湾很罕见的病例。几年后,我查了一下疾管署网页资料,在2012至2015年,台湾肉毒杆菌中毒确定病例数分别是0、1、0、2例,均为“散发性”病例,没有集体的中毒事件。相较于单一个案,集体中毒时会更容易联想到这个诊断,台湾最有名的肉毒杆菌集体中毒是1986年彰化“荫花生事件”和:2010年桃园大溪“真空包装豆干事件”。 找到确定的诊断很重要,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跟家属说,这是一个“会好”的病,只是在治疗期间为了让呼吸困难的病人维持呼吸,必须建立一个暂时的通道,也就是需要做气切手术。 “妈妈要先做气切,等3至6个月后、她的力气就会慢慢恢复,那时就能把气切管拿掉了,她也可以站起来走路,回复到原本的样子。妈妈的情况和脑干中风、植物人是不一样的。”我这样说明着。 只是看着躺在眼前的亲人,动也不动,家属是很怀疑我的说法的,加上他们同时也得面对许多来自远亲的压力,尤其当多数人都不觉得病人会好,建议他们不要让病人再受苦时。 若要问我当时有没有十足的把握,其实,是没有的。但根据医学教科书上的说法,这是一个合理的期待,并不只是等待奇迹而已。在病人的治疗期间,我一天说明好几次,毫无保留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事和:我们面临的困境。 最后,他们选择相信我,而我也相信他们:以他们家的向心力,是有能力支撑这几个月的疗程,好好照顾和陪伴病人直到康复的。 铁汉柔情与医病互信的辅助治疗 大约4个月后的一个下午,同事说,有一对中年夫妇来找我。 “陈医师,你知道我是谁吗?”看着眼前这一位穿着紫色外套、剪着利落短发、气色看起来不错的中年妇女这么一问,我还真的不知道她是谁。但是重症的训练,让我很快注意到她脖子上那个已经闭合的气切孔,接着我看看她身边的男士和年轻女性。“翁○○!哗,太好了,比我预期中的还快耶!”我也想起旁边的男士和年轻女性分别是她的先生与女儿。从女儿口中得知,她总共离家136天,直到中秋节才回家和大家团圆。一聊起那段住在加护病房的日子、彼此所承受的压力,我们都不自觉地眼眶泛起了泪水。 离开加护病房后,妇人转到呼吸照护中心。期间先生几乎寸步不离、无微不至,抬脚、按摩等复健工作不假他人之手,换洗的衣服、被子、床单也都亲自清洗,甚至学会了灌食:几点灌米糊、几点灌鱼汤、几点灌牛奶,记得比医护人员还清楚。 一位看似铁汉的中年男人,做起这些琐碎的工作,竟然这么的细心。他说,他之所以不离不弃的照顾太太,只因为我告诉他,他的太太会好起来。 面对这样一位全身瘫痪、连眼皮都无法张开,看起来像是“重度昏迷/植物人状态”的病人,很庆幸的,我们团队发现她是“清醒”的,然后抽丝剥茧诊断出她是肉毒杆菌中毒。接着,为了让家人相信病人“会好”、半年左右是会站起来走路的,努力建立医病间的互信,说服家属不要放弃、接受气切。 这样的结果全赖一个“正确诊断”,一个自己从来也没看过的疾病。真的不敢想像,当初如果没有这个诊断、没有人发现妇人是清醒的,结果又会是如何?我依然清楚记得每一个细节,也会时时和年轻医师分享。每一次想起来,还是很感动啊!这家人示范了家庭照顾与支持的重要,而妇人先生则示范了铁汉柔情、男子汉的能屈能伸。 我从此和这一家人成为好朋友,成为他们一家四代的医疗咨询医师,她的小女儿结婚时,还邀请我上台致词呢!每年到了农历春节和中秋节,他们都会来找我,聊聊当年的事。即使十几年过去了,家人间再聊起这个故事,大家还是会哭成一团。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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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重症医疗现场】怀孕未满3个月,要不要说?/陈志金医师
在怀孕前3个月,很多孕妇会被告知“不能公布喜讯”,否则就会怎样怎样。明明是个好消息(通常是),却得刻意装傻与隐瞒。我自己是不管那些犯什么禁忌而“能不能”说的,我要考量的是孕妇本身“要不要”说、“想不想”说。 还没当妈妈时,太座曾经是护理师。从验到“2条线”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诏告天下了。这是为了上班要避开危险,包括“躲”X光、接触到需要做核子医学检查或治疗的病人、搬重物、上夜班……趁早说出来,同事多半会互相体谅与帮忙。 其实,我跟太座都清楚知道,胎儿在3个月以前还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怀孕3个月内流产也是常有的事。我自己是不管那些犯什么禁忌而“能不能”说的,我考量的是孕妇本身“要不要”说、“想不想”说。 在我看来,太早说的坏处是:万一流产了、大家不知情,就会一直被问“现在几周了啊?”“怎么肚子还不明显呀?”“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我个人的习惯是,即使之前就知道同事怀孕的消息,不到肚子非常明显的时候,我是不会主动关心的。 记得第一次诏告天下没多久、满7周时,我们满心期待去妇产科扫超音波。结果,胎儿没有心跳了。我们都非常难过,太座更是。当然,不免要经历一段“现在几周了啊?”“怎么肚子还不明显呀?”“预产期是什么时候?”的问候,或最让人难过的问题“蛤?你已经生完了吗?身材恢复得真快!” 你知道吗?要忍痛吐出“流产了”这3个字,真的是心如刀割。旁人以为的关心,反而变成二度伤害的利刃,划在已经受伤的心上。 这样的情境,太座历经了好几次,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一次又一次的回答“流产了”。第2次是“空包弹”-Blighted Ovum,也就是所谓的“萎缩卵”,胎儿停止发育了。第3次是有听到心跳了,但开心没几周,某一天就流血了。儿子虎虎是太座怀孕第4次才生下来的,真的很不容易! 怀孕是夫妻两人的事 刚怀上虎虎时,我们都没有主动对外说,到了第7周的时候,也没有马上去扫超音波,而是再多等几周,确定没有出血才去看。因为很害怕太早知道,会再度希望落空。这一次,是等太座肚子隆起,自然显现出来,有人问了再说。 我在谈的不是“能不能”说,而是“要不要”说,因为任何人怀孕都属于个人的隐私。无意中知道别人怀孕,拜托在心里祝福就好,千万不要帮人家公开(要公开也是当事人自己公开),请尊重孕妇自己“要”公开或“不要”公开的选择。 怀孕有其不确定性,孕妇本身的心理压力也很大(尤其是高龄孕妇)。就算孕妇自己在未满3个月时公开,万一流产了,也不会是太早公开的关系。把责任都推给“太早说”,会造成孕妇的内疚与自责。 除了孕期的问候,产后有些婆婆妈妈的问题,也让人很反感。 “你们基因这么好,应该要多生几个吧?” “你们有能力养,怎么不多生几个啊?” “要给虎虎添个弟弟或妹妹,他才会有伴呀!”…… 奇怪,要不要生、要生几个,都是夫妻两个人的事,轮不到其他人来指指点点、乱给建议。尤其是你可能不知道,别人曾经经历过多少可怕的事。我自己虽然很想再生一个,但是一想到太座的经历,我只能尊重她的决定。 “我问你喔,孕妇会流产,是卵子的问题,还是精子的问题啊?”有一天晚上,太座突然问我这个问题。 “是你要问的,还是你有朋友在问……卵子和精子都有可能。” “你还记得吗?在10年前,我第2次流产的时候,我当时有问妇产科医师这个问题,他说是卵子的问题。但回家之后,你告诉我,精子和卵子都有可能……” “你是不想让我难过与自责,才这么说的吧?现在可以老实跟我说了。” “哈哈,我都忘了这件事,不过,我刚刚已经回答你了。”我给太座一个拥抱,我们相望而笑了。任何一个失落的妈妈问我,我一定都会是这个答案。因为这并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也不需要一个医学的答案。 太座提到第3次流产的事,问我记不记得那次出血时,我带她去急诊的时候,那位医师一边扫超音波,一边说的话。 “那位医师说:你确定你有怀孕吗?根本没有看到胚胎啊!”太座告诉说,她当时很气很气,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我不记得这件事了。但太座说她大概一辈子都会记得。 病历明明会记录上次门诊的验孕记录,没看没关系,但是这一句话、这样的话,真的不应该说。无论健保给付多么无理、医疗环境多么血汗、同理心多么不值钱,都不应该阻碍“我要成为一位有温度的医师”的借口。 一句无心的话,可能会造成人家一辈子的内疚和自责。我时刻都在提醒自己,“无论在什么位子,我们都可以选择,当一个更有温度的人”。我当然不能要求别人也这么做,我只能要求我自己,并试着影响那些认同我的人。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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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医生与死神殊死搏斗 陈志金医病、医人与医心
台湾奇美医院加护病房的主治医生陈志金从医23年,当中有17年在加护病房里挽救生命。他称,ICU医生像是鬼门关前的守门员,替病患守住最后一道防线,然而总有些球会“失守”,看着生命在眼前消逝。对他来说,ICU医生不仅救病人,还得拯救家属的心。当逝者已矣,他希望家属解除心中的枷锁,不要带着遗憾活下去。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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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重症医疗现场】转念就能突破对立/陈志金医师
爷爷年近90岁了,患有帕金森氏症、中风、失智症,反反复复都因为谵妄症(Delirium)而入院。照护爷爷的家属都很辛苦,因为人在谵妄的时候,除了会大吼大叫,还会拳打脚踢。 这次,爷爷是因为昏睡两天而送院。透过脑部电脑断层检查,诊断出大范围的脑出血,在紧急插管后,便被转诊到我们的医院。其实,在外院急诊的时候,爷爷的瞳孔对光已无反应,这表示脑部的生命中枢“脑干”的功能已经受损。 在神经外科医师和家属说明之后,由于评估手术助益并不大,再加上爷爷年纪很大了、又有多重慢性病,所以家属决定不手术。加护病房值班住院医师也和家属讨论了DNR(Do Not Resuscitate),即“不施予心肺复苏术”,指在病人临终、濒死或无生命征象时,不施予心肺复苏术(CPR),包括气管内插管、人工呼吸及其他救治行为,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免让病人短暂延长生命却承受急救的痛苦。 即使值班住院医师一定会很尽责与仔细和家属说明并讨论DNR的决定,我在查房时,依然会再次逐一地和每一位家属确认过他们的想法: “是否对病人的病况有充分的了解?” “家属间对DNR的想法是否有共识?” “是否清楚知道DNR的意思?”…… 这是因为之前就曾经遇过了家属签了DNR,并不是他们希望“最后阶段”不要急救,而是他们始终以为自己的家人没有这么危急、一定会好起来,所以“不需要”也“不可能会需要”走到急救这一步。这样的认知落差是很危险的,一定要好好沟通、再三确认,才能避免医病间的误会,甚至衍伸出更大的问题。 “医师,我爸爸人明明都好好的,怎么会脑出血呢?”在我确认过爷爷的两位子女对DNR的想法以后,他的女儿这样问我。有些医师听到家属这样的问题,心里大概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吧,可能还会想“最好人好好的,会需要住到加护病房”。有时候,还会被触怒。我当然知道家属是没有恶意的。 “脑出血就是会这么突然,可以前一刻是好好的、还在和你讲话,下一刻就突然倒下。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报导,不是吗?有些人,还比你们爸爸年轻很多呢!”语毕,我看到两位子女都点点头。 “爸爸的情况是谁发现的?”我所说的,他们都是知道的,只是情感上还无法接受爸爸已经脑出血这件事,才会想要问。这时,只要心平气和再陈述一次,不必觉得被冒犯。其实,我有看到他们是需要被协助的,就想再多谈一些。 “是我发现的。我爸有失智症,经常会谵妄,这个月因为谵妄的次数变多,就安排他住院治疗。他每次打完镇静的药物,就会停止躁动,接着大概会睡上一天。但这个星期以来,他几乎每天都躁动,而且这次很不一样,打了镇静的药物之后,竟然睡了整整两天。我一直跟医生说,我爸不对劲,他们才帮我爸照脑部断层扫描。是不是已经出血一个星期,只是医师没有发现?” 我知道,家属真正想问的是“医师有没有延误治疗”。更重要的是,他正在怪罪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发现”:如果我可以再早一点发现异状,爸爸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我觉得不是。这个脑出血是急性的,就是会来得这么措手不及,和这个星期的谵妄没有关系。脑出血一般不会有什么前兆,也无法预防。所以不要去想,如果早知道爸爸就不会出血。我跟你说,还是会的。 他听着我这样说,眼眶里打转的泪水差一点就要流下来。他就是要有人跟他说,爸爸会这样,并不是他的失责。 “而且啊,我觉得你做的很好,警觉度很高,有发现爸爸反应跟平常不太一样,医师也及时帮爸爸做了断层扫描。再晚几个小时,应该就来不及了。目前病情虽然很不乐观,但至少我们有争取到一些时间,可以好好跟爸爸说说话,想一想爸爸还想见什么人、还有什么心愿或放不下的事。” 爷爷应该会感觉很欣慰 兄妹俩点点头,经过我的提示,他们似乎开始转念了:从即将失去亲人的悲伤情绪中,转换成要替爸爸多做一点事、多完成一些心愿。 “你们家有什么习俗吗?有没有宗教信仰?” “我是拿香的。” “那可以求个符,或符水也可以,都拿过来、交代护理师怎么做,我们都尽量配合。没关系的,我知道那是大家的一番心意。”我话才讲到一半。 “但我爸是信天主教的。” “喔,那你们再讨论看看,请教友一起来祷告也是可以。” “陈医师,那我可以把这个放在我爸爸的床头吗?”儿子当下就把包包上的佛祖牌拆了下来。 “家人都同意吗?如果都同意,当然可以,没问题。”对于家属和病人各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医护人员要格外小心。 到了隔天查房时间。 “孙子们昨晚都来看过爷爷了。” “那个佛祖牌还在吗?其他家人有没有说什么啊?” “还在啊!而且还和圣母摆在一起呢!” “真的喔?太好了!” 当天下午,爷爷就安详的走了。 我想,爷爷看到佛祖和圣母能够和平共处,一起送他走最后一程,应该会感觉很欣慰。在看到他的子女能够释怀、转念、放下,应该会更欣慰。无论什么宗教、什么信仰,都会是我的伙伴。我的信仰则是“救病人,也要救家属”——即使病人已经无法救治,家属仍需要好好的活下去。 (摘自《ICU重症医疗现场2:用生命拚的生命》) ICU 热血暖医生陈志金 《用生命拚的生命》线上分享会 12月10日(星期五) 3PM-4PM 在大众书局“POPULAR Malaysia”脸书 facebook.com/popularmalaysia 进行线上分享会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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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重症医疗现场】谁都不能早知道/陈志金医师
几乎每天都有金粉传类似这样的讯息给我,我也尽可能的给予回复,尤其是睡前或半夜传来的,因为这代表这些事真的很困扰他,可能是找不到其他人述说,也可能是其他人无法给他一个让他释怀的解答。 某天深夜,我在脸书收到这则讯息。我知道,还有更多人有着同样的困扰,只是不好意思写讯息来问,甚至不好意思告诉其他人,只能自己承受。所以我刻意忽略掉一些病情的资讯,避免掉一些可以做为辨识的资料,把我跟金粉的对话分享给大家。 “阿金医师好,几年前,我的父亲在加护病房住了几天后去世了。他要走的前一天,一直吵着要回家,他告诉每一个去看他的家人‘我想回家!’,但是,没有人敢答应他。我们总以为等他情况稳定了、就可以出院回家了,然后再也没有那一天。” “我们在医师发出病危通知时,有依照父亲的意思签下DNR,只是对于‘没有带他回家’,我们仍是非常自责,直到几年后的今天,这件事都还揪着我的心。当时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如果你的心里也承受着这样的关卡,跨不过去,试着对号入座,看看能不能稍微释怀,一点点也好。我是这样回应他的(同时是在跟心里有着同样的结的人说): 每一位住进加护病房的老人家,都是想要回家的。只是在那个当下、治疗正在进行的时候,无论是家属或医疗团队都不可能冒着风险让病人回去。就算当时选择回去家里,在老人家喘、疼痛、各种不适的时候,却没有药物可以舒缓他的症状,只能看着他辛苦的往生,事后,大家还是会内疚与自责的。 待在ICU里,至少在过程中都有止痛止喘的药物辅助,没有让病人太辛苦,也算是努力到最后一刻了。当下“不能答应让病人回家”的决定是不得已,也是为了他好。不过,最后家属有遵照病人的意思,没有进行CPR,也算替他做了最后一件事,多年后想起来也不会觉得遗憾。 我想,老人家都不会希望看到晚辈在几年之后,还在自责这件事。他会感谢的是晚辈为他所做的努力、并且执行他的意愿。更希望家人都能放下,快快乐乐的过以后的日子,替他完成他没能做到的事,好比“你们能好好陪伴妈妈,就是爸爸希望你们帮他做的事。” “感谢阿金医师的回复。今早,我又再次因为想念而落泪。诚如您所言,如果我们真的带他回家,内疚的可能就是看着他痛苦的离开,那应该会是更深的自责感。 “谢谢您让我对这件事有了更多的释怀,我会学习放下,好好陪伴妈妈,然后期许自己跟您一样,也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有善的循环。真心感谢!” 把每个选择当成最好的选择 无论是留在医院治疗或是把病人带回家,家属多半都会为自己当时做的决定感到内疚与自责,因为人都会“假设” 那个没有做的“决定”才是比较好的。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活在自责与后悔的无限循环中。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选择。每个选择都很不容易,更何况是在ICU里面,肯定都是生死关头的“抉择”。 有时候,需要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跟分析。如果没有时间去了解,那就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虽然最后决定的人还是你,但这个人会建议你可以怎么走。 我在ICU里扮演的角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家属知道,经过讨论、有考虑过病人的喜好、价值观及他所在乎的事,才做的决定,都是好的决定,没有对错。所有“已经发生的事”都是好事,没有“早知道”这件事。 (摘自《ICU重症医疗现场2:用生命拚的生命》) ICU 热血暖医生陈志金 《用生命拚的生命》线上分享会 12月10日(星期五) 3PM-4PM 在大众书局“POPULAR Malaysia”脸书 facebook.com/popularmalaysia 进行线上分享会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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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重症医疗现场】为什么要花时间签书? /陈志金(大马人,台湾加护病房医师)
有一位网友来留言: “恕我说句不中听的,其实书的内容本身,就已经是作者最大的心意跟诚意了,除非是与读者面对面相遇或特殊的情况要勉励或送什么人,不然,先把扉页寄下来签,然后再寄回去装订,跟工厂印刷整本书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徒然消耗作者的宝贵时间跟劳力而已。” 真的很感谢他的留言,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只签一个名字,然后再用大量印刷的,或者是刻一个印章,再一本一本的盖上去,我是觉得,收到的人,不会有太大的感动。 所以,我选择一本一本亲自签,虽然看起来很像,但是,每一个签名又会长得不一样。 每一个签名,在不同的时间,可能力道不同、笔触不同、墨水量不同、心境不同,都会有些许的差异,但是,祝福和感恩的心是一样的。 这事,当然非常消耗时间和劳力。 国庆假日,我哪里也没去,就在医院关了两天在签名。 这样做值不值得?读者感不感动?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或许有人看了签名,也不会有什么感觉。 有人也不会因为有签名而买这本书。 但是,我在想,为什么有人看完书以后,会希望作者在书上留有签名? 因为那是一个“连结”,是一个记忆的“线索”,也是一份“认同”。 有不少读者看完《ICU重症医疗现场》后,深夜私讯,希望把书寄来医院,让我签完名,再寄回去。我想,他们就是认同书中的内容、很有感触,希望在书中再留下一个“连结”,作为下次再看时的一个记忆线索。而且,有签名的书,应该比较不会拿去回收吧?我是这么期待的。 看起来很“傻”,很不“值得”? 如果只是把书当成是“商品”来看,的确是如此,非常不符合成本效益。 心中有一个“遗憾” 每一本书能赚多少版税?这些时间成本的投入,根本就不“划算”!但是,如果把书当成是“一个理念的传递”:能够让阅读的人,为你的理念而感动,能够因为阅读后,而有所启发、有所释怀。 此刻,再看到这个签名,我想,对这本书的感受,就会更加的深刻,也会更愿意的协助推广、分享给身边的人。我是这么想的。 在ICU里也是一样,套一句留言者的话:“在上班时间,把病人照顾好,就已经是医师最大的心意跟诚意了”,治不治得好,尽力治疗就好。 为什么要在下班时间、假日时间还挂心病人的情况?为什么还要花费心思在家属身上?说什么“救病人,还要救家属?”其实,这么做,是因为自己心中有一个“遗憾”,想要弥补当初自己的一个“遗憾”,不希望看到有人再因为这样一个“遗憾”,内疚自责一辈子。 新书中会分享更多这些看起来很“傻”的故事。 因为我自己收到有签名的书,会有感动,我也希望收到的读者当中,也有人会感动, 所以就签了,我也不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 动机就那么单纯。
3年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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