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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

2月前
4月前
1969年5月13日,吉隆坡发生严重的种族暴力事件,事后官方不允许公开谈论,人民遮掩或回避禁忌。不少政客引用“五一三”这三个数字,鼓动族群之间的不信任与矛盾,至今从未止息。然而民间有一些人默默耕耘,比如保留五一三罹难者墓园、举办纪念公祭、制作回顾特辑,努力争取叙事的权利。50年就这样过去了,大家都期盼公开透明的真相探寻,以此安抚伤痛。 由傅向红、覃心皓、梁友瑄、邓婉晴组成的五一三口述历史小组于2020年出版了《在伤口上重生》,制作过程超过10年,记录目击者及受难者家属口述的经历。今年8月,马华小说家贺淑芳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从几个女性的生命故事直面五一三事件。小说描绘了各个人物的身心苦难,不只是围绕在当时的事件,还有他们不断遭受余波冲击,挣扎走向缺失了的未来。 2023年9月17日,大将出版社与星叶书房邀请五一三口述历史小组成员之一傅向红,与小说家贺淑芳对谈,题为《为什么要再提起五一三事件?》,此文按两位讲者叙述而成。当大家对“议题先行”,以及任何有关五一三事件的标签有所疑虑之际,其实小说家更早遭遇,并在这场对谈中分享了自己如何思考文学创作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专注身体、医疗、疾病史相关研究的傅向红,则为读者分享为何该重视个体记忆,并将其列为历史资料的重要性。  |重新看待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贺淑芳先提出自己对于文学创作的想法: “如果我们只是书写熟悉的生活、熟悉的现实,这并非是创作。文学语言不是工具语言,这个表述与生存体验相关,也不能背离艺术的形式。” 回顾之前的创作,在短篇小说集《迷宫毯子》,她以想像、魔幻的书写描绘马来西亚,以回应暴力、欠缺、不满足的现实。而《湖面如镜》收录9篇与女性身体、跨境移动相关的短篇小说,因牵涉宗教执行、秩序相关的课题,并拥有英文翻译本而较广为人知。不管牵涉虚构的意象,还是现实的课题,贺淑芳认为作者最大的伦理责任,在于极力趋近复杂的生命状态。 聚焦最新作品《蜕》,创作过程中她必须面对一直以来的书写困惑:“写完〈别再提起〉,我其实对政治跟文学之间的界线,一直存有不安。很多人都觉得,文学和政治要有距离。”当然,《蜕》这本书最后呈现多面向的人物主体。他/她被政治环境影响,受到重大事件的冲击,他们的身分不只是华人,也是母亲、丈夫、女儿、孩子等。他们拥有不同的内在与经验,以及不能言说的创伤。 “我想让读者看到的是,除了那个族群被带到边缘的位置,也希望大家看到我们对待性别的歧视,还有内心幽微的欲望。”一定有什么主导着人们,意图使他/她沉默——这跟政治上族群被边缘化是同样的权力关系。这种政治与分配,其实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那么文学与政治不能太靠近的文学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冷战以来,因为当时有剿共的意图,文学过度卸除了跟政治对话的可能,也强调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但我们不应该罔顾特殊的时代脉络,照单全收,然后延续到今天。” “我们不妨对政治作为书写主题开放。”贺淑芳认为政治主题,应该是和婚姻、爱情、孤独、个体等这几种文学书写主题处于同等位置。政治带来的压抑与冲击,它形塑我们的力量是超乎想像的。这种真实也是自我主体的一部分,而文学应该自由探索任何范围。 |当作者进入田野| 书写五一三事件,除了寻找资料、查看旧报纸,贺淑芳接触的受难者家属并不多。她能理解他们的不安,很难继续谈及更多细节,也非常感谢仅有的几次会面。如果与生活在当地的、当时参与社运的人对话,他们更愿意谈及事件的方方面面,比如当时怎么度过紧急状态的生活。 “如果有些空白的地方,对方停顿、不讲,可是你会有所感受。我也会意识到,如果用很文雅的语言来复写,那感觉是完全不对的。”田野考察工作为贺淑芳的创作带来变化,也造就和过往有别的文学语言。“事实上,我们学习的书面语,是经过教育、经过某一个时代,比如经过冷战时期,华人需要重建主体而提倡讲华语运动。这是一种塑造民族的过程。” 从收集资料到田野工作,完成《蜕》后,贺淑芳察觉自己克服了当初的担忧,跨越一种单靠想像、闭门造车的危机。为了接近当事人的视角与内心,她打破过往的美学语言雕塑,找到文学语言可以开放的界线,发出更真实的声音。因历史的全貌其实并不清晰,也无法完整。如何解释、重新提起这段历史,其实还是充满很多空间和缝隙,这也是小说可以补充现实、松动框架的缘由。 她赋予人物、采访者言说的力量,在小说中竭尽所能回应事件。如此一来,他们不只是逆来顺受地经历,而是能够唤回属于自己的记忆。这也是贺淑芳阅读《在伤口上重生》的感悟。这本书使用第一人称,记录受难者家属、目击者的口述内容,行文朴素真实。比起报纸媒体刊登官方说明或其他解密文件,口述历史富有感情,能够贴近当事人。而国家档案局能够查找的资料不多,因为五一三事件在马来西亚仍然是政治上的禁忌,更凸显《在伤口上重生》是难得的一份记录。 |希望留住记录与出版| 傅向红分享《在伤口上重生》的制作过程,首先强调自己身为口述历史小组的一员,这一本记录并不属于自己的作品,“我只是负责一个平台,想办法让这些故事成为一本书,有一个记录。不算是创作,是集体努力而生产出来的成果。后来还有颖欣的加入,访问了一个澳洲的学者,这篇收录在英文版。” 英文版《在伤口上重生》名为Life After: Oral Histories of the May 13 Incident,于2022年出版,补充收录专研东南亚史的学者Anthony Reid的口述内容。当时他在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执教,见证事件前后的政策变化。Life After也附录本地学者Jomo KS的一篇后记,重新思考作为马来西亚历史分水岭的五一三事件、剖析独立前后马来民族政党的组织进程。 向红很少出席公开活动讨论这本书,也曾拒绝一些演讲邀约,其实是有原因的。回想刚出版的时候,约莫2020年,是冠病病毒肆虐、政局动荡的时期。当时马来西亚笼罩在威权复辟的阴影当中,而负责出版发行《在伤口上重生》的文运出版社,其旗下一本出版品遭到查禁。“我们当时很担心,这本书好不容易出版,如果举办推介礼等活动,会不会是一种冒险。因为我们并不希望,这本好不容易收集来的故事,因为宣传而遭受打压。即便后来出版英文版,我们举办了一场简单的推介礼,也是以比较谨慎的态度来面对。” |交还叙述历史的权利| 傅向红觉得口述历史和小说创作的共同点,在于介入记录历史的方法。过去传统史学强调以官方书面记录为主,重视历史证据。“这证据以文字资料为主,特别以官方的书面资料为主,所以来自非官方、民间的资料难以进入历史主流。虽然这几年已有变化,很可惜马来西亚还没较多深入、全面的探讨。” 口述历史的重点,在于收集个体记忆,并将其列为资料。这种做法也会引起争议、质疑,比如情感与记忆能否纳入历史书写。因为人受情感、欲望影响,会修正记忆。而收集口述历史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情感与记忆更应该成为历史书写的一部分,因为这里牵涉人如何诠释和经历、如何述说历史,所以值得记录。 向红补充,口述历史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我们往往认为,专家写的历史才具有权威。口述历史把述说的权利交给一般人,所以它有民主化的意义,历史不再掌握于少数的专家,或者掌握在官方的手中。” |收集口述资料的难处| 傅向红从人文关怀接触身体、医疗相关研究,一开始在2007年左右得知五一三墓园在双溪毛糯麻风病院旁。自那之后过了10年,她就读博士期间阅读了不少文献,也开始有更多想法,就此走进墓园。不止是记录墓碑,注意保留墓地,也计划花长时间蹲点收集口述资料。 回想收集口述资料的时期,她稍作停顿,只因沉重难以提起。“收集口述历史的前两年,因为要承受很多情绪和苦难。我用了很多年,才慢慢把那种情绪压抑下来或遗忘,因为实在太不愉快了。” 除了共担情绪,收集资料时最重要是尊重家属的意愿,由此放弃或选择收录成书。口述小组成员思考怎么捕捉受访者的日常语言,并尝试让读者从第一人称视角认识受访者。因为这本书主要想传达的是,不要把资料、经历当成是工具,而是可以看出受访者的情感、经验和观点。 |面对创伤的过程| 星叶书房的周末下午,前来聆听讲座的读者大约有20位,间中有提问与回馈。其中一个提问是:关于受伤之后说不出来的状态,文学要如何面对沉默?贺淑芳回应,要理解“不说”,是真正的交流。“沉默非常可贵,因为其中有非常真实的部分,虽然她/他没有说出来,但其他人可能感觉到,还需要花很多时间,来想像、回应沉默。这是基于想要和其他人亲密交流的愿望,真正的亲密。” 伤口源自冲突与威胁。面对威胁的时候,我们或会产生攻击的冲动,也会回避,甚至妥协接受现有的解释。而面对伤口需要时间,这是漫长的过程,而文学、语言就是一种突破限制的媒介。 “并不是说我们讲同样一种语言,就可以彼此连结。如果文学可以让我们了解彼此,那真正连接彼此的,应该是像梦一样的语言。它可以真正治疗人的内心,让我们接受内在的混沌无序。就像向红刚才分享的一些事,我们不忍的事,我们都不知道的秘密。”自五一三事件过去五十多年,淑芳希望也愿意相信我们拥有重新提起的力量,因为马来西人已共同度过许多好与坏。 (原稿上传于27/10/2023) ​相关文章: 【读家说书】张锦忠 / 成为真正书写的人——僵局、困境与贺淑芳的小说 【读家说书】刘雯慧 / 记忆与遗忘——谈贺淑芳的《蜕》 【读家说书】潘舜怡/眼淚記憶513 【言路】陳利威.誰走不出513事件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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