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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尼为

居住在台中的姐姐刚生了女儿,于是我就有了成舅感。 7月杪,李女士飞往台中探望她素未谋面的外孙女,我从北部下来,陪同她这段时间在台中的行程。虽然台马两个地方的文化属性接近,生活在此处可以很轻易地转换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旅人而言,依然会有许多无法适应的地方。李女士在台的这几天都在和我抱怨,旅店提供的早餐不好吃,也找不到想要喝的咖啡,即便是便利店的热美式、拿铁或速溶咖啡都不符合她想要的味道。于是想劝勉经营奶茶店的台湾女婿去销售马来西亚的白咖啡,但这都被李女士的女儿否决。这背后牵扯到许多地方文化的因素,即便语言与肤色相同,我们依旧无法将自己的文化喜好想当然耳地套加在其他文化身上。 文化是如此,人也是。每个地方的文化都是独立的个体,一个文化接近的马来西亚人到了这里,都会感到隔阂的不适应,更何况是其他跨越种族和语言的人呢?许多文化从来没有接受的可能,只有勉为其难的习惯与妥协。这令我想起过去曾到台文所上课的日子,当时旁听了一门“跨国移动”的课程,内容涉及跨国的移民、移工和外籍新娘等课题。这三者的共通性都是一个来自贫困的“第三世界”居民,如何透过人口流动的方式,去寻找更好的生活。 外籍配偶无论是婚姻买卖或自然结合,对于现今社会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话题。但很少会有镜头关注到他们的生活,尤其来自贫困地区又从事轻微工作的移民配偶,缺乏个人发声和露面的渠道,逃跑、愚昧和骗取居留的刻板印象更是形塑出社会负面的形象,成为隐藏在城市中的阴暗面。比起来自贫困国度的居民,人们更愿意去关注那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光鲜亮丽新移民,为何在自己的国家生活,又如何夸赞自己所处的这个地方,来从中获取文化的优越感。这不仅仅是发生在台湾,同样也可以是马来西亚。 这就显得马尼尼为所写的故事为何如此珍贵。她在2013年出版的《带着你的杂质发亮》中诉说:“十年来,作为一个被视为弱势的外籍女人,我成了一只动物。我的作用是生育、煮饭。当我反抗这一切,我的婚姻就毁了。我知道,我只能隐匿地说这些话,没有报纸愿意刊登这样的文章。”书中内容讲述自己为了居留在大学毕业后就跑去结婚,随即被围困在婚姻生活,并展露出对丈夫、家婆和小叔全家的不满,颠覆人们对外籍女人在新家庭中的悲情想像。 外籍配偶在许多人的想像中都挂有一种弱势标签,特别是来自贫困的第三世界东南亚的婚姻移民——年幼贫困辍学,为了生活嫁来这里,展现出刻苦耐劳,贤良温顺,以及带有点悲情的模板故事,一再地在影视剧中上演。(他人对于东南亚国家的想像,如同我们对欧洲的想像一般,许多人都说不出英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的差别,反正都是差不多的欧洲国家。)我们无法反驳这世界确实有许多这类群体的存在事实,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无法将别人的文化、故事和背景再套加在其他人的身上。曾听马尼尼为在她的讲座中谈及,即便居留在此地那么多年,也拥有一张硕士文凭,却还是收到过政府的招生通知,内容是为了帮忙外籍配偶更好的适应当地,而邀请去上识字班的故事。荒诞的故事仿佛一再强调,即便自己拥有多少成就,却还是会被归类为一个弱势外籍女人的想像中。 台中的姐姐与我透露,她赚的钱其实比她的台湾老公还来得多,开着十几万的日产汽车,租了间四层楼的房子,有一层是自己的工作室,还养了三只猫。这三只猫叫什么名字我从来都没记住,反正黑色的就叫hitam,黄色的就叫kuning,虎斑纹路的就叫harimau,骄傲地一再和其他来过她家的人如此介绍这三只猫的新名字。对于命名,我保持着满满的成就感。 相关文章: 【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导生宴 【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虚化的写作 【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驯化
2月前
去台湾念书,是叛逆的选项。念美术系,也是。美术课上不太听话,叛逆。走进没人看好的婚姻,叛逆。30岁开启作家生涯,出发点也是为了反抗什么。 自2013年出版第一本书,10年来创作不断,她写诗,写散文,画绘本,得过一些文学奖。2024年,马尼尼为发表首部长篇作品《故乡无用》,转身凝望自己的家乡,写的尽是无用的人。 “我写的都是不讨喜的东西。我没想要迎合谁。”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受访者提供 在访谈起始,把“叛逆”两个字抛给她,她接住了,静默一阵,说很少有人看到她叛逆的问题。说着说着,叛逆几乎贯穿了她的人生走向。 小时候其实很乖的,是成绩很好的那种小孩。听话。不用师长操心。 青少年听中国摇滚,身体里隐隐鼓噪着一种年轻的愤怒,再用画笔抒发。“叛逆是在心理的,跟实际表现相反。一直到高中,我都是很乖的人。” 高中毕业,乖小孩变得乖张。“我要开始面对自己的叛逆。”叛逆是不听大人的话。叛逆也是,明明成绩很好,却背弃人人眼中“更好”的选项,报读台湾师大美术系。叛逆难容于世,往往不是因为坏或恶,而是过于天真。 “我是理科生,班上的人都想当医生、工程师,所以心里有种好像已经没法再跟其他同学聊天的感觉,因为只有我去了一条很不被看好的路。”原因很单纯,“就是喜欢画画。” 没想到大学4年,拥有相同喜好的台湾同学,却也没有要跟她说话。“他们看不起侨生。”没遇到好同学,也没遇到好老师。托着理想飞到远方,学不到半点东西。一个本该教人创作的科系,活生生吃掉一个人的创作欲望。一个毁灭梦想的地方。“毕业后我根本不想再画画。所以我其实很愤怒啊。什么都没学到。” 选择做自己,需要承受很多挫折,“美术系读出来,没有出路,没法赚钱,这些都是要去面对的。”马尼尼为曾在画廊和公共艺术公司上班,也有过到处打零工的日子,偶尔投投稿。“到后来其实也没人看好我的婚姻,我还是去结婚了,就是一种叛逆吧。” 她的婚姻生活,有先生,先生的妈妈,先生的弟弟,接着多了一个儿子。大家住在一起,台北房子小,摩擦多,磨出了她的写作欲望。 很多话想说。用他们不屑看见的方式说。 “我对我婆婆实在有太多的忍无可忍,觉得她跟原生妈妈差太多了,所以第一篇我想写的就是她。从那之后,我想写更多,写了我婆婆,写了我先生,再写我小叔,拿去投稿。” 幸运地,这些稿件被台湾独立出版社打捞,集结成她的第一本书《带着你的杂质发亮》(2013),书本原先有个更直接的名字,叫做《台湾没那么美好》。 在写作里得到解放 总是有很多愤怒。 她从不遮掩心里的恨与不满。是这些东西唤回她想创作的魂。 当了母亲,她写《我不是生来当母亲的》(2015);恨透了先生,她在诗集《我们明天再说话》(2017;原名《你父亲已经死了》)里“杀夫”;杀一次不够,先生在隐晦家庭3部曲绘本(2019;《老人脸狗书店》《我的蜘蛛人爸爸》《猫面具》)死了一次又一次。 “人都会有不满。或者说,我觉得写作者是一定要有不满,如果我真的生活很幸福、很安逸,我应该不会写作。”平淡的东西,她也不想写。“我写的都是不讨喜的东西,我也没想要迎合谁,我觉得生命再也不会去在意谁的眼光了,已经肆无忌惮,全都不管了。” 她在写作里摆脱现实的禁锢,得到解放。 回到现实,写作始终是被亲人看不起的事。10年没有上班的日子,没有固定收入喂养家庭。“被看不起是一种感觉,人的头脑会忘记细节,所以我不会去记得谁看不起过我,但有种感觉一直是这样的。”生活最辛苦的时候,也是马尼尼为觉得写作最好的时候。收入不稳定,未来不稳定,因此更要抓紧时间去写,抓紧机会去写。 定居台北这些年,她数次获得台湾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辅助,可以持续有作品面世,包括散文集《没有大路》(2018),里头写她的母亲,她的家乡。6年后,她入围台北文学奖年金奖助计划,有机会出版《故乡无用》(2024),再次书写她的故乡,她的家族故事。 “其实放很久了。我想写我妈妈那一代的人。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妈妈、故乡都是写不完的。” 故乡是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 马尼尼为的故乡有3个。 童年栽在拉美士,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小到整个城镇只有一间华小。全家住在父亲工作的橡胶厂宿舍,9年没接触过一本课外书。四年级,她转校到麻坡,住在阿公阿嬷家,读了很多很多书。14岁那年,妈妈在娘家附近买了一间房,她从爸爸的故乡搬到妈妈的故乡,在渔村溜达着长大。 3个故乡,揉成《故乡无用》里的场景,假假真真。“大部分是真的。”书里的亲戚故里,自杀的自杀,迷信的迷信,发疯的发疯,失败的失败。多是没有学历,没有发达,丑得活生生的,无用的人。 “这也是延续一种叛逆的心态吧。我从没想要自己的作品出现所谓成功的人。当然跟我的处境有关,因为经历过这种不成功的感觉,被看不起的感觉,所以我才觉得自己能和他们感同身受,也才会去写这样的东西。” 19岁去的台湾,转眼二十多年。在异乡生活的日子,已经长过待在故乡的时光。每年她会回家至少一次,也从未真的想清楚,人究竟要回来,还是继续留在那里。是故乡的力量吧,她说,一个人终究无法在他方生出归属感。 “故乡是一块泥土,它会不停长出东西。是一块野地。野生的。每隔一阵子回去看,它会长出不同的东西。”对写作者而言,“故乡也是我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 作家之外的事 故乡是写不完的,人又怎会没有乡愁。 蜗居台北多年,双脚不着泥土的地方,马尼尼为也找到她在异乡的故乡。 “我的乡愁,可能就用我的猫来填补吧。”在马来西亚,猫是在外面跑的。在台北,她可以养猫,摸猫,吸猫,跟猫一起睡觉。她把猫称作妈妈,称作故乡。“因为它是那么自然。所以我很方便,去到哪里都有一个妈妈。它就是我的故乡,我的乡愁。” 猫总是蹦蹦窜窜在她的作品里。她在诗集《我和那个叫猫的少年睡过了》(2019)写自己和猫的爱情。猫是她创作里,不满的反面,是爱。爱不会止于言辞而已。 “我一直拿台湾当局的辅助,有幸可以写作赚钱。我在想,作家之外的事情是什么?一个人能够每天坐在家里写作,完全不用对社会负责?我是不是要走出去,回馈社会?那我应该关心台湾的什么?” 她关心到了动物收容所。 2021年获得“台湾书写专案”辅助,马尼尼为走进收容所采访工作人员,写就《今生好好爱动物:宝岛收容所采访录》(2023)。期间,她看见很多洞孔,没有人填补。采访结束,她没有离开这个场所,留下当志工,找纸箱,铺纸皮,买饲料,带猫咪看医生,也发挥自身号召力,在脸书专页向大众募资、号召人们收留领养。 一边居家写作,一边闯收容所,心情落差很大。 “是完全的对比。好不容易写了一本书,你看不到任何成效。在收容所待一下午,我做志工能够影响的事,能够改变的事,我能带出一只猫,就改变一只猫的命运,是很实际很实际的。” 台湾有足够的资源和机会支撑她写作。写作给她面对生活的力量,只要还可以写,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她害怕。如今她也有能力走入台湾社会,用实际的付出带来改变,这会不会换来一丝在他乡的归属感? 不是这样的。她不是这么看的。 “我最大的惊喜是,文字能够把我带到这么远的地方,做这些事情。一个作家,出一本书十本书都可以说是走了很远,但是能够每年募到一笔钱,帮助一百只猫,其实这些都是文字的力量,是我没想到的文字可以带给我的力量。 “我觉得我真的已经去到一个很远很远我没法想像的地方了。” 更多【人物】: 台湾自然文学作家刘克襄/在菜市场里,找下一个写作题材 台湾作家马翊航/边学族语,边写族群文学 演员万芳/演出不是最终答案,每天不同的感受会产生新诠释
3月前
不确定第一次是从课本还是故事书读到有关金山公主的故事了。 看见马尼尼为的《金山公主》我就想买了,那是一种金山情意结。终于,老板告诉我另一本书补货到了,我就决定和《金山公主》一起下了单,说决定是因为真的太多书想买了,需要取舍。 书一到手,不消片刻一整座大山的传说就读完了,我反复看反复摸着画册,一直想这是小时候看的版本吗?想着想着隐隐约约记得好像真的有金桥银桥这两个条件。苏丹为了娶金山公主必须完成的条件,令当年尚幼小的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苏丹必须取获很多很多只蚊子的心,还有苏丹的血液,(不是现在读到的是要取得苏丹幼子的血液)而且我还记得这是让苏丹最后决定放弃娶公主的条件,其余的我真的记不起了,什么处女的眼泪,槟榔果汁,尤其是跳蚤的心脏,真的一点都没有存留在我的记忆库里。 关于金山,最难忘的是我18岁时,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傻劲,一早睡醒还搞不清楚爬山是怎么一回事就跟着大队攻顶的事。 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时时刻刻想在朋友群中寻找被认同的花季。记得那时是跟着和我要好的一位女同学上山的。上山前,带队老师嘱咐我们不要乱说话,也不要互相呼喊队友的名字;如果突然嗅到花香也要若无其事。老师还说只要爬过山从此就会爱上,我很记得他说的,因为当我背着行囊一直往上爬的时候,耳际就一直回荡着老师的这一句话,那时我在想所谓的爱上爬山其实只不过是老师自己的想法而已。大队都在奋力往上蛇形攀爬,我也没有回头路,越爬越高,越爬越后悔,心里想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整个过程,最为惊险的是到了一处只有石块没有什么树木的区域,因为没有树根和树枝可以让我们借力攀爬,我们必须在身上绑上安全索,在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拉着绳索慢慢攀登。一些人还因一时脚滑没有稳住重心,身体瞬间倾斜摇晃而尖叫起来。一如老师所计划般,天黑以前大伙到了金山最顶处。 母亲至今都不知道的事 我们嘻嘻哈哈的拿出小小的煤气罐煮快熟面,然后吃着说着笑着,什么跟食指般大的马陆,拇指一样大的蚂蚁,还有那美得像画的瀑布流水;然后又掀开裤管看看之前越过小溪被水蛭附吸过的伤痕……整个夜晚我在帐营里钻进来钻出去,又尝试睡到睡袋里,就只想为自己找个安睡的位子,可是刚要睡着不是被冷风吹醒,就是感觉自己突然一下往下踩空坠入无底深渊惊吓而醒。后来干脆坐起身,继续和没睡的人说着笑着。记得那一晚我们还看见了两个在黑夜里发出星光一样的眼睛,感觉很诡异但很美,我们大喊大叫的,吓得两颗星子闪烁不定。老师说:“那是果子狸,musang。”一整晚天南地北的,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但谁都没有提起过金山公主的故事…… 如果这一次的经历这样就结束了,也许我就会慢慢慢慢将爬过山的事淡忘吧。会吗?隔天大伙下山时,带队老师突然很严肃的要我们加快速度,他说山上流下来的水参杂着泥浆,还有很多落叶和树枝,怕有山洪,听罢我们都很听话的火速往下爬。雨还是追来了,而且越来越大,沙沙的风声,吹得我的心急如焚。脚下尽是泥泞,树根树枝变得滑手,我们连滚带爬,一身泥浆回到山脚,非常非常的狼狈。回到家,一进门就看见刚从新加坡工作回来的妈妈铁黑着脸,自知理亏,我默不作声。也许是还在为自己下山时失足差点从高处摔下一事而害怕,冲凉的时候,忍不住压着声音哭了。第二天我如常回校上课,放学后还偷偷到华佗诊所打了一支针才舒缓了双脚紧绷的肌肉。这也是母亲至今都不知道的事。 青春到底是什么?我想那是一种跟无知,胆粗粗又有点勇,有笑有泪的故事。时光倏忽,一眨眼30年,手上拿着《金山公主》的画册,那是我小时候听过的传说呀,于我,金山的美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传说,它还深藏了我可以细细回味的青春记忆。即使那些事一些人像风吹散了一样不留痕迹,当风又起时,却又会一一想起。 金山公主和我的年少原来都不曾老去,这一种感觉,真好。
2年前
《没有大路》是我的第一本马尼尼为(下称马),书腰上虽然明确写着这是一部长篇散文,但内容却更像是一篇破碎记忆与感受的纪录,而贯穿其中的主题是母亲以及不被理解的灾厄。 “这些年,我为了写作成为一位不务正业的人……我不再是母亲口里的谁。”我搜索马的简历,留学台湾毕业于美术系——如果她没有如此“反叛”,估计不久后便也会是当今社会下人文学科的又一牺牲品。马在书中不止一次利用文字“杀人”,这并不是指她的文字攻击欲望强烈,而是直接把人给写死,而那人是她的丈夫(还是前夫?)。一种把亲人写死写残的心境,全来自于现实中的不被理解,甚至是,排挤。 我们看看马在书中所写唯一一个和她有差不多相同境况的小阿姨是如何被对待: “我的小阿姨靠打零工为生。她衣着不光鲜。没有车。没有房子。骑脚踏车行动。她的工作和女佣没两样。但我觉得她是最接近我的人。母辈们都认为她没出息。不稳定。自我放弃……她也看书。也养猫。所有来到我家里的人,包含来来往往的蓝衣队成员,没人会看上狗一眼,更不谈摸狗、喂狗。只有她会看见狗。跟我一样看见狗。” 我们再看看作者在后记里的自白: “我的人生没有大路。对有用的事我都热衷不起来。我被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先生。也许未来自己的儿子看轻。他们都看不起我。说我懒。没用。只会吃饭。” “那个在舞台上弹琴的少女已经成为母亲。不在弹琴。她的孩子都交给保姆。她去上班。这些故事听起来都一败涂地。所有杰出的少女都成为母亲。成为母亲后就没有大路。” “同化”的灾厄,如何形成? 书中实在还有太多类似的描述,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便是一种“呢喃”、“情绪下的产物”,因此会看见许多零碎的书写。同为写作者,可以深深理解到在哪种境况下会产生出如此的笔法,而且连绵百多页——这是一种不吐不快的心境,一种想要对抗自身环境或压迫的急切。 而这种不被理解甚至是必须被“同化”的灾厄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篇短文无力探讨,但常常遭遇这种对待的却多数来自人文学科领域的人。用最常见的说法便是:读了这么多书,赚那么少钱。又或者是无法再全心全意进行自己喜爱之事,因为我们学的都是“无用之学”,负担不起家庭开销。 《没有大路》的红色书衣封底右上角处巧妙的印了书中的3行诗句: 我要去一趟图书馆 把书还清 把我妈妈找出来 我们常常陷入自我挣扎,到底是必须必须放弃所爱之事去爱所爱之人,还是失去所爱之人的爱,去成全自己所爱之事?
2年前
3年前
身为一个马尼尼为的忠实粉丝,每年看着自己喜爱的作家端出新作品,不免期待。当然,这著作产量也让人望而兴叹。今年八月底,《我的美术系少年》的出版结集过去几年作者发表于各处的散文,以及一些尚未发表过的篇章。书名取名自散文〈我的美术系少年〉并排在目次的最后,颇有阶段性告别的意味。 一直以来,马尼尼为的写作主题都扣在母亲角色与作家角色,双重身分所拉扯的一种紧张关系:“我”(身为一个作家)又常常作为句头的起始,而长、短句所营造出来的拖沓或停顿感,意象化了母亲的日常实作。逗号,日复一日地消失在生活里。这原是作家写作能力的一种展现,以子句的方式把各种日常的生活碎片,相互连结。干脆抽掉逗号,避免被层层的日常生活景观,掩盖了“我”——不管是作为母亲、作家,甚至是位艺术家。 上一本长篇散文(尽管作者并不喜欢这样的指称)《没有大路》谈论自己的母亲,而这本散文集撰写自己身为母亲在台湾——“新妻子品种”的生活。过去,马尼尼为诗作(如《明天再说话》)就以此母亲身分创作的主题,而小孩及老猫美美是经常出现的角色。不过,多数于辑一与二散文中的“母亲”在更长篇幅中被描绘得更细致,且不是明天或后天再说,而是此在的“我”不断企图从文字中增长出来。我们看见了更具体的母亲样貌,即使都是些社会意义的负面形象。 母亲被歌颂成圣母 在台湾的社会中,母亲一直是被歌颂为伟大的角色,常见的圣母、妈祖都是一种形象的展现。马尼尼为的写作却一反常道,以“女工”、“弱势者”重新定位自己的生命经验,指出台湾社会出现的一种新病状:“小孩不在自己的身边我才觉得自己像个人”(页83)——家庭主妇病。不仅道出妈妈们的育儿心声,也试图在解放受困中的母亲,建立一种新的论述。不正常才是一种正常、常态。 辑三散文较少涉及母亲的角色身分,而更多关照在“我”身上,其中〈我的美术系少年〉可谓是马尼尼为留(学)台(湾)那些年的故事。作为一个侨生在异乡就读艺术系,每每感受到各种疏离感——与同学的、与老师的、与朋友的,彷佛重新绘制了一副美术系少年的黑白图像,让她得以重返最初在台湾的经验感受。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告别用的——努力把该丢的丢掉(页227)。 或许,此篇当为书名早已明示着她的创作都始于“我的美术系少年”,而不断地写作只为了找到驱使自己努力生活下去。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