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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蕙 | 我的双城记

倘若把吉隆坡比喻为大家闺秀，那么金宝就像小家碧玉。吉隆坡到处高楼大厦，充满野心和欲望；金宝质朴自然，保存最真实的生活形态。特别是拉曼大学的校园景色，称得起暮烟疏雨，远山蓊郁…… 双城生活模式再度启动。为期7周的集中日语课程，有机会和一群年轻有活力的大学生在一起切磋阿伊乌欸哦，是一件有意义的赏心乐事。每周4天，避开繁忙时段，我开着我的小MYVI，从雪兰莪州南部的住家出发，经由隆布大道MEX的交通枢纽穿越首都心脏地带，取道PLUS高速公路前往190公里外的霹雳州金宝市。朗朗晴空下路过几个小城镇，不经意想起那是某些名人的故乡，缅怀之情油然而生。过丹绒马林（Tanjung Malim）时，想起文史学者魏月萍就在那城的UPSI师范大学担任副教授，忽然觉得这个城镇增添了不少文化气息；途经以鸭腿面出名的美罗（Bidor）时，瞬间想到马华诗人李宗舜是在这里出生的，禁不住多望两眼；车子开进霹雳小镇地摩（Temoh）时，立马记起这个不起眼的乡间孕育了诗人学者王润华，不由得肃然起敬。金宝（Kampar）更是藏龙卧虎，人文荟萃之地。与这个昔日熠熠生辉的锡矿小镇有缘的名人雅士，十个手指数不完，以后有机会再一一细说。 [nonvip_content_start] 倘若把吉隆坡比喻为大家闺秀，那么金宝就像小家碧玉。吉隆坡和其他大城市如东京、台北、新加坡、巴黎、纽约没什么两样，到处高楼大厦，充满野心和欲望；金宝质朴自然，保存最真实的生活形态。特别是拉曼大学的校园景色，称得起暮烟疏雨，远山蓊郁。站在西湖湖畔，环视云雾飘渺的山峦，充分领略何谓湖光山色。这个曾经居住了11年的小镇，让我寻回一度失落的宁静。旧地重游，难免触景生情。阔别一年，发现金宝在缓慢而确实的转变中。多了些有规划设计的公寓住宅及公共建设，主要道路不是在修整就是在拓宽中！幸亏车流不多，没有造成堵塞现象。非营利的拉曼大学医院中医和西医部正式开放，提供门诊、住院、保健及健康检查服务，收费合理，优质的医疗资源，全面提升了金宝的医疗水平。大城市的交通让人不省心，小城则没有这方面的烦恼。金宝的美食性价比高，还能用6令吉吃到一碗叉烧云吞面或客家板面，这个价格在吉隆坡已成过去式。跟几位谈得来的朋友闲聊，大家一致认为金宝生活闲适疏淡，人情味浓厚，适合养老慢活。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虽然很多事情已经回不去当初的样子，然而无论处于怎样的时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处变不惊。有些东西留不住，放下便是了。总要学会对自己负责，让内心强大起来，无论顺境逆境，都能活得优雅自在。我能处丰富，也能处卑贱。或有余或缺乏，或贫穷或富足，皆可甘之如饴。生活的秘诀不在家道富裕，乃在知足和感恩。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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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说书】魏月萍 / 情理之间，李泽厚以美审视人间

编按：李泽厚是闻名世界的中国哲学家、美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1930年湖南出生，去年11月在美国去世，享寿91高龄。中文系生一定知道他。李泽厚50年代即崭露头角，发表了许多崭新的美学观点，80年代更掀起一股“美学热”。除了美学，他也深入哲学与思想史，极具影响力。耗了几个月，【读家说书】终于成功向本地学者魏月萍邀稿介绍这位重量级的学术巨人，文史哲爱好者，可别错过了！李泽厚先生在2021年11月2日过世，各地华文知识界纷纷表达致哀之意，他的逝世也引起马新两地的注意。李泽厚不止一次到访马来西亚，参与研讨会与发表演讲，也曾因应东亚哲学所的邀请到新加坡讲学。在中国80年代的文化热与美学热的气氛当中，李泽厚的著作与言论，受到不少青年学子的欢迎，尊其为“精神导师”。一直以来，身兼哲学思想家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两种身分的李泽厚，一方面在吸收、转化西方哲学思想资源后，于80年代不断叩问“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之后建构出实践哲学和实践美学的“本体论”论说。在同一时间，又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徐友渔便指说：“80年代思想最有高度和深度、最成体系，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无疑是李泽厚。”不过李泽厚的影响并不仅止于80年代，2000年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提出“告别革命”之说，再次引起热议。李泽厚的思想体系深邃复杂，关渉哲学、美学与文化思想，对社会抱持强烈的现世关怀。这篇文章，权为读书笔记的记述，一窥李泽厚所关怀的哲学、思想史与美学世界。 ◢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在1988年，六四事件未发生时，李泽厚曾接受访谈谈及五四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收录在《五四：多元的反思》中的〈五四与中国文化讨论的迷思〉访谈文中，针对民主和科学尚未成熟的询问，李泽厚提到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之后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讲辛亥革命时历史教训时，进一步阐发此看法。而之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影响之大，他也始料未及，他意在整理历史，却意外成了中国现实需要的触媒。李泽厚认为对治中国面对的问题需要“理性”，但这个观点很快掀起理性和非理性对立的争议，甚至出现反向意见，例如主张以感性为主导，或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其中也包括刘小枫提出基督教救中国，以终极关怀为主要诉求。不过李泽厚认为虽值得肯定理性与启蒙，但亦自觉不能止于此，遂之后又提出“提倡启蒙，超越启蒙”的看法。实际上李泽厚所谈的理性，不一味转借西方，反之，在理解西方的理性过度发展的弊病后，将导向它的对立面，即以反理性获得正当与支持的理据。尤其在审视中国仍缺乏与西方相应的条件底下，不可忽略情境的差异而等同视之；反之，作为一种工具性的理性精神，可以发挥澄清观念，走向现代的作用。更具体来说，是指现代社会需要的分析理性与批判理性。 ◢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自民国以来，在西学冲击底下，中国有没有哲学以及有没有中国哲学的问题，成为哲学研究者建立中国自身哲学体系的问题驱动力。《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及《中国哲学如何登场？》这两部谈话录，是李泽厚与作家刘绪源以对谈的方式集结而成。两人广泛谈论各种哲学问题，以及李泽厚的学术经历。尤其触及李泽厚的“情本体”、“乐感文化”，点出中国哲学的独特性，特别讲求“情感”，以及情本论为乐感文化的核心。李泽厚多次提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始于情”与“礼生于情”，抉发“情中有理”的义涵，中国人的理性是从情感发展起来。《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是《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的续编，也进一步说明了巫史传统的情理结构以及“情本体”的外推，即政治哲学的问题。其实李泽厚早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述及“中国哲学无论儒墨、老庄以及佛教禅宗都极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精神，正是以心理的情感原则作为伦理学、世界观和宇宙论的基础。”具理性又保有感性形式的审美，正是中国哲学的最高目标。对李泽厚而言：“审美是积淀着理性的感性。” 又例如他的《哲学纲要》，收录了《伦理学纲要》、《认识论纲要》以及《存在论纲要》3书，一再贯彻他所认为中国哲学是“生存的智慧”。而原本被解释为“掌握分寸，恰到好处”的“度”，在他的认识中成为一种在实践活动中的秩序构成，提供人们有关“度的技艺”的认识形式。李泽厚所注重的历史本体论，则是在动态的日常与生活“度”的实现中，“以美启真”转动人类的生命力量，由此获取作为美感本源的自由感。 ◢美学的哲学艺术李泽厚谈美学的书，无论是《华夏美学》、《美的历程》、《美学四讲》或《美学论集》等，都试图分析与说明“美”的根源性问题。换句话说，以哲学分析的思维，探究美学的实践，对于美、美感与审美等观念，作出观念澄清与本质的区别，如同他在《美学四讲》中提到：“只有从美的根源，而不是从审美对象或审美性质来规定或探究美的本质，才是‘美是什么’作为哲学问题的真正提出。” 像曾经受到批评的《美的历程》，最初被放到艺术史的脉络来看待，李泽厚曾经解释说，这实是一部“审美趣味史”。这部书后来更被视为具文学性的文本，可以当散文来阅读。也许正契合李泽厚本身所认为，写美学的评论文章，首先需要有感觉，而非是概念或理论的东西。 ◢回应桑德尔的“公正” 李泽厚在《回应桑德尔及其他》一书，针对迈可·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社群主义有不少的批评。李泽厚认为桑德尔总是能提出许多具体的事例，但在讨论问题上却很抽象，例如在谈及“公正”的重要问题基础──“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李泽厚便认为须将它限定在物质生活的指向，因为有大多主观的幸福指数调，实不可靠，无法成为普遍原则。所以他建议须回到“人类生存延续”根源上，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联系起来，那样人们所追求物质的生活快乐与幸福，才能成为普遍必然的事实，也才是人们应当追求的普遍自然的“公正”。其次，讨论公正必须注重关系和情境，不能就抽象原则来判断与决定。《回应桑德尔及其他》一书，可视为中西方哲学的对话集。李泽厚的思想史和美学研究，都是围绕着其哲学构想，形成了哲学、历史思想和美学之间的交融。书与书之间，观念与观念之间，交织着细密的关联。而“美学是第一哲学”的提法，意在说明不是“德”（道德）而是“美”（即他所说的“度”）使人成为人，虽不乏批评的声音，但洪钟声响依旧。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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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月萍/书都写好了，将来一定有用——追念余英时先生

编按：史学泰斗余英时今年8月初辞世了，享耆寿91岁。余英时名气很大，中文系生对他并不陌生，甚至崇拜他。但若未接触过中国史学，即使热爱阅读，却未必认识他了。本期【读家】邀请了曾拜访过余英时，且对他有一定了解的本地学者魏月萍，带领大家阅读余英时。 8月5日早上，被告知余英时先生逝世的消息已刷满脸书屏幕时，心里有些哀伤，却很平静。一如多年前，当知悉柳存仁、沟口雄三、荒木见悟等学人的逝世消息，已领悟那些时代学人成群地来，他们终将成群地离去。一代学人留下的丰富学问，还有为人处世的智慧，将成为后世人们追念与反躬自省的凭藉。余先生是史学家，长期在美国教学，做研究。很多华裔学者退休后，都选择回到华人世界，热闹一些。余先生却不，远离喧嚣，安心做学问。2005年有机会到普林斯顿拜访余先生，他也说：“现在安静的读书与著述的生活，就像钱穆先生一样，不再参加学术会议，不再写时评文章，以前教书都得备课，现在退休后，时间都是自己的，所以特别的珍惜。”但他一直都不是隔绝于社会与公共事务的纯粹学院派学者，身在美国，也常在华人广播电台发表论见。不少六四流亡人士如苏晓康、刘宾雁等人，能够顺利在美国安顿，他出力不少。曾向余先生询及学者与知识分子两者的关系，他说本业是做学问，知识分子是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两者并不冲突。一直是如此的信念，坚守本业又不失现世关怀。余先生一生游走于中西文化，始终关怀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的议题，研究著作丰硕，扼言之，可概括以下几个范围：一是有关史学传统、二是有关学术思想史，尤其是明清思想的变动、三是有关五四人物、论述以及人文与民主。余先生思想恢宏、论说细密，本文旨在介绍余先生一些重要的书，仅能触及其学问探究的一二面向，有遗漏处，待后来者补缀。 ◢史学以“人”为中心钱穆先生以“温情与敬意”看待历史，余先生则在1976年出版的《历史与思想》中，揭示英国历史学家柯灵乌（R.G Collingwood）“设身处地重演古人的思境”、“史学家只有深入史事的‘内在’面（即思想状态）始能把握历史的真象”的论说。书中多篇文章论及明清的思想变动，展现了“内在理路”的思想图式，对学界影响深远。重视思想内在的关联性，不意味排拒“外缘因素”，不过二者各有其应用的范围，“离则双美，合则两伤”。余先生关注处于时代与学术转型中的人物，自然会关注戴震与章学诚。戴震是清代经学家、思想家，而章学诚是史学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余先生推崇戴震，视他为清代道问学与智识主义的集大成者，不仅是戴震勇于挑战传统儒家权威（指程朱理学），崭现理性批判精神，更重要是戴震以考证训诂为工具，却不忽略义理，对于儒家的善、理与欲都赋予新的意义。而作为史学家的章学诚，则秉持“史学经世”理念，倡议读经必兼读史，在救时弊中开辟新风气。从历史识见至人物选取，余先生特别留意世变中人的际遇以及对时代的回应。如着力深刻的《方以智晚节考》，勾勒出政权易位后明代遗民的内心与精神状态。另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重寻胡适的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这几本书，可知 1949年的政治分裂效应如何影响知识人的生命抉择、思想变动以及“文”的承传轨迹，一如他所说：“我个人相信，史学似乎还是应该以人为中心。而所谓的‘人’，则并不指孤立的、个别的、以至片面的个人，而是生活在整个社会或文化中的人。” ◢《朱熹的历史世界》引起论争余先生每一本书的出版或是文章抛出的学术观点，常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1986年仍在美国教书的钱新祖出版《焦竑与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构》（英文版，中文译本在2012年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一书，余先生撰写了近60页书评，刊登于北美的《明代研究》（Ming studies）。严厉的批评，引起不小的论争，甚至蔓延至台湾学界。 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下二册，又是另一波重要的论争。朱熹是宋代的儒者、道学家，余先生不按过去分析宋明理学一贯的哲学叙述套路，他把朱熹的“得君行道”思想放到宋代的政治文化来考究，以别于抽离式的哲学分析。在两百多页的绪论中，批评一种超时空、不涉具体的历史情境的处理方式。这一波有关历史与哲学分析思维与价值衡定的分歧，重要的历史、哲学学者如陈来、刘述先、杨儒宾和葛兆光等人，纷纷写文章回应。后来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也为文检视书中“政治文化”的范围与定义，认为只从政治语境去理解朱熹与道学，仍有所不足；反之，须把视域拉宽至社会史的范畴，尤其是把士人看作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其次是掌握11至12世纪历史剧变中的社会语境，有助于理解朱熹在这段期间的政治角色。 ◢学术生命的终极关怀寻找中国思想文化的独特性与现代意义，是余先生的终极关怀，无论是《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总论》，或是《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从内在思想的探索或回应外在的挑战，他关注的是中国思想文化独特性中的思想变动、文化价值与精神取向。余先生曾以杜牧的“丸之走盘”妙喻来说明“盘”是传统的外在间架，“丸”则象征传统内部的种种发展动力。18世纪以前，中国传统内部经历了各种变动，却无法突破传统的基本格局，正如“丸之不能出于盘”。直至19世纪晚期以后，内外力量交攻，中国传统进入解体的过程，说明“丸已出盘”，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可是这之后，如何传统？如何现代？这已不仅是余先生个人的疑问，是一个须集合众力，不断探索的进程。 ◢中国轴心突破特色 2014年出版的《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余先生以中国轴心突破的历史进程，追溯天人关系以及天人合一的历史演变，除了具体指出轴心突破所奠定的一个文明的独特精神取向以及该精神特色的具体形态以外，也参照西方的宗教与哲学系统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合一观”，区隔出中国“天人合一”的特色，是回到“生命之源”，即人与天交接的终极所在（ultimate），没有发生自我与他者对峙的问题。这一本书可说是为中国思想文化找到价值本源的超越精神力量。余先生最后一本著作，是个人的回忆录。2018年出版的《余英时回忆录》中，他述说在安徽潜山的乡村生活，认识共产主义的过程，在中正大学和燕京大学念书的情景，以及在香港新亚书院时期以及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等经历。可知中国、香港、美国与台湾等地的涵养，如何形成他的学术生命与思想气质，包括对中国文化的坚持与包容，如书中记述钱穆先生的话：“读书的目的必须放得远大。…… 要具备中国文化的知识，同时也要了解世界各种文化。要发扬中国文化，也要沟通中西不同文化。” 余先生走了，他的书留下来了。记起在钱穆故居素书楼里读到的一句话：“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余先生学问的许多想法是和他的老师钱穆先生相关联，两人同样一生都为中国文化招魂，他们的书都写好了，将来一定有用。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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