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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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如意安详】落花轻拍肩/何国忠

“鲁迅去世后，停放在万国殡仪馆的小房间时，梵澄一清早就去吊唁，悲伤至极，泣不成声，当时他告诉许广平，鲁迅给他的信，可以集成厚厚一本。”这是赵家璧在《文坛故旧录》所记。赵家璧在《编辑忆旧》也提徐梵澄。他说鲁迅晚年十分看重周文、葛琴及徐梵澄，为他们改稿写序。周文1952年去世，葛琴在文化大革命时被迫害致残，只有徐梵澄长寿平安。鲁迅宠爱徐梵澄，他告诉许广平“凡有可造之才，不忍其埋没”。赵家璧说他收鲁迅49封信，其中8封谈徐梵澄所译《尼采自传》。徐梵澄写有〈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长2万字，眼高手高，文气飘逸，灵光处处，隽永耐读。赵家璧说鲁迅死后，徐梵澄“杳无音讯”。原来侨居印度33年，从事教学、著述与翻译。1979年回国，受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一样大隐于市，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他终身未婚，甘于淡泊，饮食起居自己料理，不收生，不立门派，独来独往。扬之水和陆灏因为编者身分，和徐梵澄来往频密，二人在2009年合著一本小书《梵澄先生》。徐梵澄用英文介绍中国文明，著作包括《周子通书》、《肇论》、《唯识菁华》、《易大传——新儒家入门》，又用中文介绍西方文化，翻译《尼采自传》和《苏鲁支语录》等书。他在印度文明造诣更少有学者可以匹比，中译印度哲学经典有《神圣人生论》、《综合瑜伽论》、《五十奥义书》等书。悠悠人生，视一切偶然。他告诉扬之水，他并“没有匡世救国的心，不过求学问，求真理，一日不懈此志罢了，又引了鲁迅的那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徐梵澄常写古诗，扬之水爱“落花轻拍肩，独行悄已觉”一句，说“很有韵味”。徐梵澄身材瘦高，爱散步，人和诗，学问和悲喜，处处引人联想。最可贵的是可掌握意愿虽然担当得起重量级学者称呼，著作曲高和寡却可以预见。俗名因为鲁迅关系，稍有提升。20岁时，写杂文和短篇小说，寄给鲁迅，经推荐后刊登。到鲁迅家，目的为领稿费，却更爱听教诲。他启程到德国留学前一天，向鲁迅告别，不断出现沉默时刻。鲁迅从抽屉里取出一叠钞票，说是所存稿费，却比平时增加。走时鲁迅送到大门口，他鞠躬，一伸身，鲁迅突然目光辉射，执着他右手猛然一握，“我感到那手力极强。这是以前未曾遇到过的，我吃了一惊，便分别了。那一握，是教示，是勉励，使人精神振起，要努力，要争气，要在外国好好读书。”徐梵澄说。 1929年8月，徐梵澄入海德堡大学。鲁迅托他代购版画及书刊，徐梵澄所选，皆为精品。二人信中内容，虽有不少涉及银钱、书画汇收之事，但是讨论艺术品之余，可看到美学造诣。徐梵澄在大学选修几门艺术课，闲中学习版画创作。鲁迅珍藏版画中有6幅徐梵澄作品，其中一幅鲁迅中年半身像，用在鲁迅编译《一天的工作》包封上。鲁迅“两眼炯炯有神，突出中式长袍衣领上的两颗盘纽，刀法粗矿有力，颇有特色。”负责编辑的赵家璧说。徐梵澄有不同常人作风，鲁迅欣然接受。鲁迅推荐徐梵澄杂文时说他“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作短评，颇似尼采”。徐梵澄要求保留原稿，鲁迅请许广平代劳，抄了几次许广平发牢骚，鲁迅只好亲自动手。他向《自由谈》编辑黎烈文求助，说抄录费力费时，“忙时殊以为苦，不知馆内有人抄写否？”徐梵澄不知自己要求造成鲁迅困扰，他以为鲁迅身为大作家必有助手，原来是两老代劳。徐梵澄说他自己“真该死”。鲁迅的信不幸在抗日战争时，和徐梵澄藏书同时丧失。徐梵澄记忆力超强，“信中的话，格言似的，当时揣摩很久，所以记得。”〈星花旧影〉共引述14封来信内容。第2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贫贱而肆志，富贵则骄人，中国现在嚷口号的人，大致皆有此病。”徐梵澄说鲁迅在谈话中，多次讲到有些革命人士，成了反革命者，怎样“用他人的血来洗自己的手”。鲁迅校刊过《嵇中散集》，将嵇康诗句“贵得肆志，纵心无悔”改动，嵇康原意说人生最难能可贵的是可以随心所欲掌握意愿，无怨无悔追求理想。徐梵澄说他“自抚生平，从来未尝富贵过。处贫贱是其常情，也未曾怎样肆志。”我忍不住用毛笔将嵇康诗句抄了下来，虽然知道所谓境界，常常知易达难。

7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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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惊雷/何国忠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鲁迅诗作〈无题〉，内容说面黑老百姓流离失所于荒芜野草中，不敢慷慨悲歌，不敢引发动地哀声。鲁迅心里千头万绪，但是他思维开阔，连通广袤大地。虽然表面沉寂，却坚信春雷即将萌动，将黑暗化为光明。 1934年5月日本作家新居格到上海拜访鲁迅并求字，鲁迅以诗作相赠，落款“戌年初夏偶作，以应新居先生雅教”，其中雷一字，用古字“靁”。1961年10月，毛泽东以狂草横幅书写，送给到访日本民间代表团，纸高33厘米、宽85.5厘米，毛泽东说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又要郭沫译成日文。毛泽东加持，媒体宣扬，诗更为人所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第二天，新居格以日文发表文章纪念，同年11月被译成中文，以〈鲁迅其人〉，刊登于上海《国闻周报》。文中称鲁迅为“文学者而兼思想家”，又说鲁迅成就“非其他的作家文学者所能企及的。” 新居格于1951年去世，1976年鲁迅展览会在日本仙台举行，其夫人把鲁迅手迹拿出展览。新居格崇拜鲁迅，其夫人说，裱好的诗作，“挂在书房里，以便经常诵读，缅怀鲁迅，激励自己。” 诗里诗外，都有故事。其中惊雷二字，更是马大学生多年心中抹不去痕迹。我1984年进马大念本科时，参与华文学会复办工作，对春雷大汇演历史步步追踪。马大华文学会1974年12月被令关闭，春雷大汇演是导火线，除了零星剪报，政府为此事所发表白皮书我一字不漏阅读。李亚遨所编，2010年出版的《于无声处听春雷——1974年春雷事件的回忆与见证》，书名不瞒鲁迅提供的精神资源。吴建成回忆1970年他入马大就读，大一下学年收到传单，有些惊奇，因为之前华文学会宣传文字全篇英文，偶尔出现中文，也只为点缀用途。“才知道马大华文学会改组了，从此以后不再英文至上” 。能进马大者，都是天之骄子，马来文英文皆可，如吴建成者，在意中文尊严。心灵被触动，毅然加入华文学会，后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朋友，“我整个生命因此而蜕变。” 吴建成形容那段岁月“浪漫又自豪”，他爱中华文化，情怀不孤。赖兴祥在英校念大学先修班时，华文是第二语文，滋味不好受，进马大后参加华文学会，和坚守自己，不随波逐流的人一起，顿生“殊荣”之感。姚丽芳和陈丽碹捕捉当年印记，感受大体相似，以“无怨无悔”形容冷暖经历。刘崇汉说关心社会，走入民间为“正道” ，侯亨能说是“气概”显露。事发三十多年后，虽曾沧桑，澎湃心情，依然可见。马大华文学会在1972年举办“春自人间来” 南北马巡回演出，各地华团如教师会、校友会、华文独中协助承办，随后学生以文艺推动社会改革的热忱不断强化。1973年马大华文学会联合四十余华团筹办春雷大汇演，为华文独中发展基金募款。当时政府排斥左派意识形态，冷战思维浓烈，华文学会和社会运动结合，很快成为被怀疑对象。1974年3月春雷大汇演3位筹备成员被捕，但是其他人不畏惧，坚持完成任务。一切准备就绪，4月彩排时，警方郑重告知不批演出。1974年12月，政府以共产党渗透校园为由，查封马大华文学会，更多学生被拘留。 12年没有华文学会春雷惊蛰，一声巨响，受影响的不只当年马大学生，后来者的大学生活也变了样。马大整整12年，没有华文学会存在，筹办文化节目举步维艰。中文系学生自由度相对宽广，但是参与者不能涉及外系学生。悲情笼罩校园，不知如何寻找空间控诉。李亚遨在序文说虽然春雷大汇演无法正式演出，却不愿历史成灰，遂编书从头细说。他说数十团体联办，数千演员参与，数千幕后工作人员默默付出，受关注度是空前的。马大华文学会串联南北马以及东海岸团体，频密出版快讯，韧度和深度，确实值得纪念。虽然只在吉隆坡一地演出，“如果在国家室内体育馆连演7天，观众可达4万人。改为容量较小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9天演20场，亦会有2万5千人。”李亚遨说出他们策划时的激昂心情。侯亨能回想从前，忍不住加一句：“我们那一代人现在还对生活充满热情吗？”时代变了，表述方法必然不同。我读鲁迅诗，读马大华文学会历史，始终相信冷漠不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共性。

7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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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过年/何国忠

1934年大年初二鲁迅写〈过年〉，他说不过旧历年已经23年。鲁迅谈过小孩过年。在〈阿长与山海经〉说“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想到明天买来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在〈祝福〉中，他描绘民间对新年的重视：“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 1894年鲁迅祖父周福清因为在乡试贿赂考官沦为钦犯后，周家自此没落。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时，为节省路费，回家次数有限。在日本留学7年间，更是没有机会享受家乡过年气氛。 1909年鲁迅回国，先是教书。1912年经许寿裳推荐，教育总长蔡元培安排鲁迅至教育部任职，此后大事小事日记可见，节日一并标明。1916年除夕“伍仲文贻肴一器、馒首廿”，1917年除夕“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1918年大年初一与周作人“览厂一遍”，厂甸庙会售卖字画、旧书、古董、手工艺品、年画杂货、各式玩具，鲁迅常去淘货。 1919年除夕“背部痛，涂碘酒”，初一晚“服规那丸三粒”。同年7月，鲁迅和两位弟弟商量后，卖绍兴祖宅，购置八道湾胡同住所。母亲及周建人一家，搬到北京，跟原本寓居北京的周作人一家，全住一处。1920年除夕“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祭祖仪式，日记仅见一次。1921年大年初一“上午寄新青年社说稿一篇”。1922年日子一样单调，除夕“游小市，夜爆竹大作，失眠。”大年初一日记只留四字：“休假，无事。” 鲁迅从家庭所得温暖有限，母亲安排的婚姻以悲剧收场，他和朱安建立不起感情。1923年和周作人闹翻后，春节给他蒙上更多郁闷气氛。1924年除夕夜，鲁迅“饮酒特多”，初一李遐卿携子来访，留他们午饭。初二下午许钦文来，晚上，他难抑寂寞，“失眠，尽酒一瓶”。鲁迅对过年不上心，却因为几天假期，起床稍迟，不是逛书店，就是和朋友吃饭或投入工作。1921年大年初一写完〈故乡〉。1924年大年初三，小说〈祝福〉完稿。1925年大年初一，译《出了象牙之塔》两篇，又写成〈风筝〉，初二“夜译文一篇”，初三“下午至夜译文三篇”。1933年大年初一分别为好友许寿裳、画师望月玉成和台静农书写自撰诗三首。组织家庭后心态变化 1927年和许广平同居后，不再孤家寡人。1928年除夕，鲁迅“同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1929年大年初二，“同柔石、三弟及广平往爱普庐观电影。” 辛亥革命以后，废除农历呼声不绝于耳，激进知识分子认为阳历比农历科学，不改变即无法接轨国际。起先有圜转空间，阳历、农历并用，后来发现效果不彰，遂下重药。国民政府在1929年，坚决废除农历，推行阳历，新年假期改在阳历1月1日至3日。农历新年不放假，祭祖、拜年、贴春联等习俗，移至阳历元旦。报章社论甚至喊出“不过阳历年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农历新年有浓厚的文化内涵，辞旧迎新根深蒂固，非阳历所能取代。农历变“废历”，老百姓顿时有失根之感。1935年除夕鲁迅写信对友人黄源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自己组织家庭以后，鲁迅心态变化。1934年春节他“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鲁迅放鞭炮始于1933年周海婴4岁时。那年除夕夜，他“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他爱看孩子嬉戏。鲁迅1934年所写〈过年〉意有所指，他不同意农历新年被压迫。可喜纪念节日不少，可是“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他说农历新年是自家东西，格外庆贺，“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是鲁迅的〈答客诮〉。对孩子没有感情未必是真豪杰，怜爱孩子不见得不是大丈夫。寥寥文字，鲁迅解释简单哲理。他说兴风狂啸的老虎，也会边走边回头，看顾小老虎。春节习俗不少，若无情字围绕，无家人加持，无小孩笑声，一切逊色。看电影，放鞭炮，和家人一起，且行且珍惜，当然鲁迅事先不知道自己人世间的岁月原来如此短促。

10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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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艺前辈马仑先生/李开璇（新山）

黄贵文先生问，有没有空喝茶？我说有。以为中东的战争和以色列会是大家关心的话题，来到咖啡馆，见马仑先生也在那里，就不约而同，换了一个题目：马华文艺。马仑是马华文艺的一面旗帜，看见这面旗你就知道自己走近了文坛。他总是随时随地让人们接近文坛。他走向喝茶地点的时候，总是提着一个塑胶袋，里面装着准备送人的文艺书。有他自己的作品，也有其他文友的著作。他替那些很少出来打交道的文友们送书。马中断交那些岁月，中国好像在地球上消失了，关于它的被转述的消息都是些坏消息。中华文化成为国家的弃儿，中华儿女沦为二等公民。关于它的任何一件事都讲不清楚，即便是纯表演的舞狮舞龙不也被骂了一通？还有谁要跟你谈马华文艺？还没开口，就觉得眼前仿佛站着一个独裁者，你说什么他都立刻反对。然而我们凭着简单的喜爱接近着它，感觉上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着，仿佛做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华文课开在下午放学后，其他同学都回家去了，全校已经一片肃静，唯有我们这个华文班还有一点声音。喜欢新诗和华文刊物的几个同学，私底下进行讨论和分享，却不让学校和老师知道。书包里的华文刊物，上正课时不能让老师或巡察员看见，看见了是要被没收的。我们的眼睛也就自然而然往学校以外的地方看。那时，几家华文报的文艺园地，每个星期都会开出两三朵文艺的花。好像开在沙漠上，非常的艳丽。我读书的时候要帮父母亲做农事。家里有几亩橡胶园，“收胶”后的下午，有一点空闲的时间，便一面擦着手背仍旧发出臭味的胶丝，一面到住家附近一间杂货店找报纸看。武侠小说和新闻往往已经握在别人手里，文艺版却鲜少有人问津。只要找到准没有人跟你抢。可有时它无端端失踪，因为店主认为这张不重要，拿去包东西或垫蔬菜去了。通常也只有武侠和文艺我能好好读上几段，然而要从头读到尾却很少能够做到。一来环境吵杂，二来总有人邀我下象棋。尽管如此，作家们的名字被编者放在显眼的地方，掠过眼帘又一再被提起，留下深刻的印象。譬如易梵、云里风、原上草、一介、陈雪风、梦平、芭桐、马仑、高坤镇、凝秀等，随便列举便有这好几个。感觉上他们是一群人，散布在各地，有着共同的理想。我那时不知道马仑、梦平、芭桐、丘岷和邱子浩原来是同一个人，至于作家们写了些什么我也没有特别的印象。不似高尔基、鲁迅、巴金的印象深刻。然而他们将道地的生活写了出来，说出了父母亲们的心声，我们少年的感受，这一点却是没有东西可以代替。连篇累页的新闻是特权人物的传声筒，而那些声音都是些没有营养的怪音，看了总是令人气愤和不安，武侠小说则是逃避现实的麻醉药。只有文艺的园圃里散发着纯真的生活气息。它是一条涓涓的流水，我们在里头涤荡却浑然不知。梦平先生就坐在我的前面，我还保留着对他的仰慕，所以向来称他为“前辈”。梦平写小说很快，什么题材似乎都可以应付，手到擒来游刃有余，虽然不怎么在乎文字的雕琢。他谈到好友高秀的时候，说高秀的文笔非常好，在他之上。然后说，他写了大约200篇小说，当年在黄梨乡的10年最为多产。然而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有才华，而是由于勤劳。严歌苓女士也说过同样的话，当时她在发表一场演讲。她说，写小说不是有没有才华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你付出多大努力。这是一项劳力密集的工作，作家是另一类工人，他们进行着脑力的劳动。一只孜孜不倦的工蜂马仑已达望九之年，显得有些疲惫。但是他不愿意呆在家中，老是要到处走动。我的两个写作的朋友黄贵文先生和宋铭先生都曾经载过他。有时候，他的儿子丘量栋先生把他载到聚会地点。他说，有一次他的一个亲戚载他到吉隆坡，经过一个花园时，他想起，碧澄先生就住在那个花园，赶忙按照地址寻上门去，果然见到了碧澄。他们就这样成为好朋友了。前些年，碧澄来到新山，特别叫马仑安排一桌文友互相认识。他们的圈子以这样的方式不断扩大。他讲话时声量很低，周遭稍微有点吵，就会被盖过。他又患有青光眼，给他的脑力劳动带来不小的困难。然而他在青光眼的蹂躏下，竟在疫情期间完成了一部关于这个瘟疫的长篇小说。这许多年来他写了不少关于作家的事迹，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似乎使他更加看透人生。他很随意地谈论着文坛的几件趣事，估计我们认识哪些文友，就谈谁。想起当年马华文史界有“三剑客”，就是方修、赵戎和马仑，后来黄梅雨也加入这个行列。姑且不论成绩如何，光是愿意下放文史界的烂摊子当苦役，就已经叫人肃然起敬了。如今只剩下马仑一人，可谓奇货可居。他可是一张蓝图画到底，紧握着马华文艺的旗帜，不曾做过逃兵。马仑把一本新出版的《马仑序跋导言及其他》推到我面前。这么快！又出新书！我说，旋即看见封面内页他挥洒的签名，还是一贯的称我为“李开璇兄”。真不好意思，我小他十多岁，应该是“老弟”了。马仑自然不会在这里混淆，然而他温文儒雅的气质总是经常无缘无故外泄。写新诗的黄贵文先生也拿着一本，正在翻阅。集子里有四十多篇文章，是他多年来给文友的新书写的序文、献辞或俳句。他在这些文章里畅谈他们交往的经过，给这些同道适当的鼓励和肯定。附上图片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字里行间也随处可见他对文艺的评论和观点。曾经有人把这种现象评为文艺界的互相吹捧，责为不健康的风气。当然，过度的和不符合事实的褒扬可以被这样诟病，然而我们确实无需对这种现象过于呵责，实际上从这些所谓“吹捧”中写作人并无什么利益可图。马华文艺既得不到国家的认同，也缺乏系统性的支持，每个作家都是一根自生自灭的野草，彼此之间要是没有一点感情，不是这样互通声息，单有艺术的评论又有何用？这三尺文坛能够支撑到今天吗？写作人通常都很脆弱，没有几个生来就是百毒不侵的勇士。总觉得马仑先生在写作人之间的沟通串联，正是好比一只孜孜不倦的工蜂，呵护着它的巢。马华作家在华文文艺界大抵都称不上“顶尖”。一来，这里不是中华文化的中心，而是边缘。边缘大抵不会被中心看重，更不会被选为标杆。我们的作家的确也只是做些传承的工作，扮演一个外国作家的角色。再多的“吹捧”，料想也不会改变这个认知。对于“名声”我们无需过于追求也不宜完全漠视，至于自己为什么获得那样的名声，或者为何失去了，又或何以受损了，都应该给与认真的对待。自己心中有把尺，不是别人一句评语就可以左右的。正因为平凡，我们这里的写作人没有顶尖作家那样的思想包袱，不怎么受“名誉”的影响，而是看破了天命似的写生活抛给他们的题材，按照自己的能力走自己的道路。“顶尖”需要“平凡”衬托，绿叶牡丹，相得益彰。而平凡作者的付出也是付出，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马仑。他所做的，何尝不是我们以前所做的那些事，几个文友经常互相联系的版本？只是，马仑把它变成了自己毕生的使命，而我们只当它为一种社交活动。

11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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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难得糊涂/何国忠

新年夜晚，老人坐在窗前仰望广漠蓝空。一颗流星划过，坠落在黑暗之中。他低下头，看着前面两条路：一条阳光普照，鲜花盛开。一条阴暗潮湿，蛇蝎遍地。突然发现自己正步行在第二条路上。他大惊，绝望大喊：“回来吧，我的青春，让我重新选择我的路。”这一喊，把自己弄醒了。大喜，原来是梦。他不是老人，他还年轻，梦中走错路，陷入困局，醒来就是重来，前路宽广。在绿原的《绕指集》读到此故事，法国作家让·波尔·里希特撰写，志在说教。我脑海中跑出几幕小学情景，老师带着藤鞭，但无阻学生喧嚣和蹦跳。又想起干浄白衣蓝裤，总在放学时看到一二处污渍。没有珍惜光阴的概念，虽然功课应付自如，底子却是好玩放任。绿原说“作者故意把它只写成一个梦，以便给主人公留一个亡羊补牢的机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浅白道理。几十年寒暑，活得如何，心中早有账本。里希特的小故事，上年纪者读来只有青春不再的无可奈何。路好路坏，皆是过去。年轻人有梦，年长的人不曾破例，认老时候，梦更多更频，进入里希特所叙述的梦境不无可能。不管途中有没有绝望高喊，醒来独坐窗前仰望广漠蓝空，感叹一句，岁月不可能回头了。鲁迅有一篇题为〈立论〉的散文，说有孩子出世，办满月宴，有客人说孩子将来发财，得到主家感谢。又有客人说孩子将来升官，也得到主家恭维。却有一客人说孩子将来会死，引起众怒，被痛打一顿。口不择言不遭人喜，社交场合有本身约定俗成的准则。与其说人类热爱谎言胜过热爱真理，不如说一般人怕老、怕病、怕死，忌讳不吉利唇舌。人人希望长寿、健康、样貌永驻，没有人愿意目睹身体退化，不过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防老、抗老，保持青春心态，不过是人生过程中的美学调剂，拉锯一阵，最终理解人在宇宙间渺小如尘埃，地球不因我们出现才开始转动，也不因我们老去放慢转动速度，懂得拿捏就是艺术。“艺术”是绿原所用词汇，我借来一用。不必担心无所事事 “使臣捕兽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尚少也。”这是《鬻子》中鬻熊自我介绍。他在周文王面前辩护自己在猎场虽然无法像年轻人一样英姿凛凛，但是献策助国，90岁的他不言输不认老。古今中外，宁在职场上病故的人不少，战国名将廉颇的例子家喻户晓。他年老不忘战场，无奈赵王拒绝，郁郁而终。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批评者有其立足点，生老病死是常态。虽然有一些人在体质或心理比同龄人强大，但是从亮丽舞台退场是迟早事，坚持不老只会增加被羞辱的风险。 1950年10月周作人写信给康嗣群，说他托友人方纪生找书画大家陆和九，刻自己笔名寿遐一印，不料误刻成遐寿。方纪生拟请陆和九重刻，但周作人觉得篆文有意思，既已刻好，干脆配合篆刻，改自己笔名。寿遐或遐寿，皆高龄之意。当时周作人65岁，他在1948年已自称“寿遐老人”，早已认老，笔名刻错，小事一桩，顺其自然，更见韵味。郑板桥留有“难得糊涂”四字让人喜欢。所谓糊涂，实则清醒，那是回应扰攘社会的策略。利害关系此起彼伏，乱世之时更要掌握分寸，进退拿捏考验个人智慧。人情若不练达，天天如履薄冰，身陷险地或不知。糊涂的清醒或清醒的糊涂，不过是为自己寻找安宁之地，不害人，走走小我路线，要求不高，不应苛责。难得糊涂，充斥着浓浓的自省成分，郑板桥写下来，提醒自己天天反思。过去既然是自己走过来的，未来当然也要自己走去。少点得失心，也要为“不做名人而奋斗”，这是巴金晚年写信给冰心时说的话。 3年疫情期间，我大半时间在看书，疫情过后，给书本的时间不减。翻书之余，读不少作家涉及退休或晚年生活。“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近识峨眉老，知予懒是真。”这是杜甫名句，诗人早就告诉我们不必担心无所事事，自在的生活不是人人享有。“感谢造化给予了我多余的岁月和家国的安宁，我可以除了照顾我自己的内心以外，不必再追求什么身外的东西，于是读书变成了漫步山阴道上，随处都可留连了，这回才真的懂了于不求甚解之中，每有会意的乐趣。”我读书不忘寻章摘句，鹤西在《初冬的朝颜》提及退休10年的生活，这是上了年纪的人的心得。

12月前

星云

即时国际

视频 | 文豪的后代也不爱看书？鲁迅孙子：90%的时间刷短视频

中国知名近代作家鲁迅的孙子周令飞，近期一句“90%时间刷短视频，10%看书”引发网友热议。相关话题“鲁迅孙子称看书和刷短视频（影音）比例是19开”及“鲁迅孙子自称90%刷视频10%看书”皆冲上微博热搜榜，今日点量已分别突破134.4万及1.2亿次。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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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 上海万圣夜变万梗节变身李佳琦大白鲁迅针砭社会

（上海1日综合电）周二晚上的万圣夜，上海市淮海路、巨鹿路人满为患，警方当晚对巨鹿路158号区域采取“只出不进”限流措施，地铁淮海中路站也封站应对。上海年轻人连续数夜在街头cosplay（角色扮演）迎接万圣节，在众多变装中，不仅有传统惊吓妆容、漫威名人和卡通人物等，还有网红李佳琦、核酸检测人员等中国热门话题人物。上海年轻人在万圣节变装狂欢中玩出了社会元素，被网民称之为中国的“万梗节”。除了再现如来佛祖、甄嬛等经典影视角色，亦有举“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牌子的鲁迅，抱高考教材的黑眼圈高中生等本土元素。此外，还有年轻人取材于现实，有冠病疫情防控中无处不在的“大白”，有颓废不堪的挂上“乙方”牌子的打工人，还有人带着电脑、上面写有“决战双十一”。一名男子戴上“淘宝一哥”李佳琦头像，身穿印有“哪里贵了”的黑色T恤，讽刺花西子79元眉笔事件。还有一男子身披跌幅惊人的上证指数走势图，旁边一人手中拿一把韭菜，讽刺中国股市“割韭菜”的现象，引起热议。“韭菜”指的是被官方或者商家压榨的普通民众。根据网络上的视频，一位参与者办成了民国时期的作家鲁迅，在人群中背诵起了鲁迅写过的文章，鼓励年轻人发声。“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不必听自暴自弃之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说到这里，他身边的警察开始阻止他讲话，并在旁观者的笑声中被赶走。另一段视频显示，两位扮成“大白”的人被警察带离了活动现场。具体原因不详。花西子79元眉笔事件是指，李佳琦近日在直播活动中介绍79元一支的花西子眉笔时，看到有网民留言说越来越贵了，他反问：“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睁着眼睛乱说，国货品牌很难的。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该言论一出立刻引发热议，在网络上不断发酵，引发退粉潮。对于“过洋节”争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称，万圣节被“中国化”了，吁“国人别怕洋节”。（明报∕美国之音）上海延安中路，鲁迅在街头发表演讲随后被警察驱赶离开。 pic.twitter.com/5rB21GHV03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October 31, 2023

1年前

国际拼盘

开门见山

黄泉安.从“孔乙己文学” 看中国年轻人思潮

时至今日，孔乙己的故事又在中国年轻人群中广传必有其因，可能，网民是讽刺社会高低层面的脱钩，间接又回击中国官方对青年就业难的一些说法。也可能，“孔乙己文学”风气是把中国青年和就业问题捆绑一起，年轻人“毕业就是失业”的火焰，是一股暗势力，但不知日后如何收场。

2年前

开门见山

文艺春秋

【文学关键字】卢姵伊/（不）也是生活

给年轻朋友写信，数次谈及搁置的写作，遂想起单纯的书写初期，书写与生活都有瓶颈。

2年前

文艺春秋

旅情

叶蕙／酷日本是怎样炼成的

这些年日本竭力于打造Cool Japan形象，从动漫、J-pop、电子游戏、时尚、饮食到生活方式，在软实力输出上取得辉煌的成果，致使日本流行文化被世界广泛认知。日本在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的转折点，一次是645年的大化革新，一次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都是借助于吸收中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日本文化可说是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融合发展而成的。其中中日两国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公元7世纪日本便向隋唐时期的中国取经，汉字佛学儒学经典很早就传入日本，对日本的语言和文学生成带来极大的影响，现代日语中也混杂了不少汉语言的基本要素。文学是文化的内核和基础，也是了解一个国家的最佳渠道。近年日本大量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金庸的武侠小说便是其一。他的小说如《神雕侠侣》还以RPG方式融入游戏里，形成一种奇特的跨文化现象。日语中大量使用汉字，有助于理解金庸小说中关于武功招式的特有术语，如夺命追魂剑、九阴白骨爪、一阳指、降龙十八掌、吸星大法、九阳神功、葵花宝典等，就算望文生义也无伤大雅，只要加注释义即可，这也是其他翻译语言无法做到的文学魅力。金庸小说主要是由早稻田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冈崎由美带领一批汉学家翻译，并由她亲自参与批阅、润笔或监修。冈崎教授同时也是古龙小说译者，负责翻译并监修《小李飞刀》、《陆小凤传奇》等系列。 20世纪初的日本较重视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和中国作家莫言分别于2000年和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日本学界开始高度关注汉字圈的当代文学。中港台作家如阎连科、陈浩基、吴明益、甘耀明、伊格言的作品近年在日本颇受注目，加深了华语语系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翻译在文化传播上起到至关紧要的作用。我想起今富正巳、荒井茂夫、山口守、舛谷锐、及川茜等日本华文文学研究者，他们特别致力于译介马华文学，写过许多有关马华文学在日本的翻译现况的论文。曾经翻译李永平的《吉陵春秋》、贺淑芳的《湖面如镜》等小说的大学讲师及川茜曾于2018年来马访问，她在文学讲座会上表明自己之所以选择马华文学翻译，是因觉得大马的多元文化及社会议题值得日本关注和借鉴。今天还有谁敢说日本人只懂得模仿？日本文化之独特在于包容与开放，其文化内涵也随着时代转变。知名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曾提出震惊学界的杂种文化论，认为日本文化发展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也是日本在历史进程中文化特色的总结，经过千锤百炼，才有今天文化输出的“酷日本”国家战略。更多文章：叶蕙／走过悲伤的旷野叶蕙／聚散不由我，何处说离愁叶蕙／鲸鱼律师的反击叶蕙／记忆中的花裙子叶蕙／曾经遗失的美好

2年前

旅情

星云

【如意安详】踏过樱花/何国忠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这是苏曼殊〈本事诗〉十首中第九首。春天，蒙蒙细雨，传来箫声。想起家乡，想起波澜壮阔浙江潮。脚穿芒鞋，手托破钵，飘泊在无人相识的土地上。踩着樱花，孤独向前，自问一下，究竟已经走过几座桥啊? 尺八源于中国，流行日本，因长1尺8寸得名，《中国大百科全书》说唐时期，尺八是宫廷乐舞中伴奏乐器。宋代以后，箫、笛等乐器取代尺八，在中国日渐式微，20世纪末期，中国乐师在日本被尺八吸引，重新带回发源地。苏曼殊诗引我上网看〈尺八·一声一世〉纪录片，午后吉隆坡有雨，幽幽自知，苍茫音色回环旋转，陡增诗中深邃悲意。苏曼殊擅长制造回肠荡气意境。凡心既动，被称情僧，不无道理。柳无忌在《苏曼殊及其友人》中说： “曼殊的〈本事诗十章〉全为百助而作。”似真似幻恋情，引人沉思。〈本事诗〉为作者1909年春天寓居日本时作。其中第六首有家喻户晓句子：“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诗句改自张籍〈节妇吟〉中“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文字更动，俗世爱恋转化成大悲意境，在家或出家、此岸或彼岸，鸿沟之间皆是人生历练。老和尚心目中的美人查苏曼殊经历，得出几段恋情。第一位对象是姨表姐静子，为童年玩伴，苏曼殊东渡日本见养母时再续旧缘，姨母也愿撮合。静子痴情，非他不嫁，但是苏曼殊脑海存佛家清规戒律，最后选择逃避。静子愁绪难解，含恨离世。第二位对象是英文老师庄湘女儿雪鸿。二人是师兄妹，初识时年龄尚小，后来苏曼殊往南洋轮船中再度邂逅，情丝难掩。从香港到新加坡，海上四日，苏曼殊将雪鸿所带《英吉利闺秀诗选》翻译完成，手稿封面记“曼殊阿阇梨《英吉利闺秀诗选》一卷，西班牙雪鸿手抄于南天旅次。”情缘落幕后，见字如见人，苏曼殊有一段时间对着雪鸿字迹呆若无人。第三位对象则是乐伎百助枫子，二人音乐会相遇，一个是去国离乡亦僧亦俗才子，一个是阅人无数气质如旧才女，彼此互相欣赏，花前月下低言细语。苏曼殊为她留诗最多，也为她作画，最后又不忘僧人身分，犹豫纠结。百助心伤，分手断丝，再无音信。苏曼殊渴望真爱，却压抑激情，不曾彻底。恋情有多个版本，叙述近乎小说，年份或人物有不少凌乱处。柳亚子在〈对飞锡潮音跋的意见〉讲述刘三询问苏曼殊身世。“这不成什么问题，马马虎虎就算了。”苏曼殊回答。刘三不以为然：“终身大事，如何可以马马虎虎？”苏曼殊“不则声，自吸着他的雪茄烟。”刘三即刘季平，是苏曼殊好友。苏曼殊生计捉襟见肘，经常断炊，刘三是贵人，倾囊相助。“生天成佛我何能？幽梦无凭恨不胜。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这是苏曼殊写给刘三的诗。苏曼殊放任不羁。鲁迅眼中苏曼殊“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 ”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记鲁迅回忆苏曼殊。鲁迅虽然欣赏苏曼殊才华，却觉得他为人“颓废”。照顾苏曼殊的朋友如刘三者不少，他们珍惜苏曼殊，担心其经历不被详录。死后，友人锲而不舍，希望还原真相，莫衷一是结论，让读者雾里看花，其中包括静子和百助是否同一人。周作人在〈曼殊与百助〉说：“大抵老和尚心目中有一种理想的美人，在文章里描写出意中人的时候，总用这一套话，不问本人是甲是乙。”他怀疑苏曼殊单恋，抱着幻影，见了百助、静子等人，“硬把这个幻影罩在她们身上，对着他们出神，觉得很愉快，并不想戳破纸窗讨个实在，所以他的恋爱总没有转到结婚问题上去。”周作人是对的。他说苏曼殊的诗文有“真气与风致”。用文学角度看苏曼殊作品，以自己的感性面对苏曼殊的感性，就不会拘泥主角真实身分，也许更能进入其内心世界。〈本事诗〉第九首先以〈有赠〉在《南社》第一集刊出，时为1909年，1910年才与其他〈本事诗〉一同发表于《南社》第三期，1914年被收录在《燕子龛随笔》中，题为〈春雨〉。樱花虽美，却易飘零，丝丝小雨，惆怅伤感，箫声传耳，柔肠寸断。红尘孤旅的凄清弥漫全诗。人之所以出现痴迷，是因为心有挂碍。烦恼不尽，不得解脱，踏过樱花，一桥走完，又是另一桥。

2年前

星云

读家

【读家说书】梁观耀 / 余英时19岁的抉择

史学泰斗余英时去年8月1日辞世，享耆寿91岁。当时【读家】曾邀请本地学者魏月萍撰写〈书都写好了，将来一定有用——追念余英时先生〉。转眼间，余英时去世一周年了。前几天收到这篇〈余英时19岁的抉择〉来稿，正巧可以刊登，让各年龄层的读者再认识余英时——他19岁那年，究竟发生什么事？如果当年没到香港，他会是怎样呢？ 1949年4月21日，共军攻破南京。一个月后，同样的命运落在上海。拿下上海的两个月之初，中共对当地的控制由松而紧。余英时之父余协中因与国民党陆军中将杜聿明有一段关系而被当局纳入紧盯名单。6月初，留下长子余英时在上海善后——顶出房子、收拾杂物运送北京住宅，余父携继母与幼弟匆匆登船逃离。6月底，19岁的余英时参加燕京大学在上海的招生考试，考取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后，离开上海，回到已经转换政权的北京就读，万料不到只读了一个学期。以学术研究为人生道路的他，当时一心一意以为只有中国本土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从未动念离开首都转往他处谋求出路，就那样沉浸在乃父的母校燕京大学幽雅环境里吸取知识，琢磨学问，一心走上学者之道。书中〈燕大学人〉一节即可见作者的深刻回忆——在系上老师授课下所受到的潜移默化。比如翁独健讲授的“历史哲学”，影响了他日后走上“思想史”的研究路数：探究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思想形成及影响时，并不专重抽象观念，而往往寻求观念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因素。 ◢“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 然而，余先生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却在这一年寒假里发生。父亲一家辗转迁居香港，着他寒假去探望。赴港探亲时，依旧一心一意想着只在寒假一个多月里与父母重聚后便回燕京继续学业，完全没有留港定居之念。他当时仍坚信，自己的生命只能和中国本土打成一片。就在归京之志甚笃之际，回程途中去广州的火车竟然故障，耽误了四五个小时，导致无法连接返京班次，只能改乘隔天的火车。正是在这短短几个小时里，他忽然改变了想法，使他从根本上怀疑回北京的决定是错误的。 “我一意要回中国本土，为自己国家尽力，也是过重外在的形式而没有触及具体内容，最后留为一种抽象之谈。我的父母即是中国的一部分，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还谈什么为中国尽心尽力？” 余氏这段自白，可视为日后他所说“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这句名言的发韧。余英时先生当然是中国人。他生长于马列主义主宰中国以前的中国。他掌握及理解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深于任何一个中共管制下被洗脑、只会喊爱国口号的中国人。他的“中国人”，乃是文化概念上的认知，而不是对政治党派的认同——中共此一政党所认同的其实是一个德裔犹太人混合前苏联独裁者的思想理念，并非讲究君子之道与宗族精神的中国传统思想。因此，他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这本充满争议的大著便说： “文化不是挂在嘴上的空洞口号，而是体现在个人的全部言行之中。……平时尽可以持论极高，现在到了实践关头，便不是空谈能够搪塞得过去的了。” 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若见诸行事之深切著名也”这句被司马迁尊奉的治史律则便是这一精神的最早呈现，而这段话除了可视为余氏做研究的基本立足点，亦可看作其个人的夫子自道，更是“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的简明注脚——他留下的等身著作，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关怀与人文精神的思辨，更成为意欲了解中国的读者，一盏又一盏的指路明灯。 ◢毛泽东时代，老学人受迫害余先生曾序巫宁坤《孤琴》，回忆了他19岁入读燕京大学一学期的事迹，可与前面所提〈燕大学人〉一节互补。尤可注意者，序里提及在读了不少毛泽东时代老学人留下的日记、书信后，深刻感受到他们在那样高压铁腕的环境下扭曲了的心理状态： “中国知识人尽管受尽了迫害和侮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却始终在共产党的精神枷锁的笼罩之下，不但摆脱不掉，甚至失去了摆脱的意志。所谓‘精神枷锁’是指知识人，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接受‘党’是决定他们存在价值的唯一精神权威。每一个知识人的评价及其正或负的程度最后都完全由‘党’的一句话来决定。如果‘党’给他‘定性’为‘反革命’、‘右派’或‘资产阶级’，他首先便会自觉罪该万死，羞愧无地；如果‘党’为他摘去上述任何一顶‘帽子’，他又立即如获新生而且感激涕零。不用说，如果他竟能批准‘入党’，那更是人生最大的荣耀，不但家人亲戚为之欢欣鼓舞，生平相知，特别是带有‘帽子’的，也都不尽要‘弹冠相庆’。” 这一精神权威现在当然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民族主义情绪可供“党”操控和玩弄，以及因高科技的兴起和运用来加强严密监控，在“社会群体性事件”火苗蔓延以前就以“维稳”之名碾压扑灭，而后继续掩耳盗铃地天下太平，日月清明，风雨如晦的“四月之声”也变调成和谐的奏鸣曲。 ◢如果没遇上钱穆，没留美…… 当年毛泽东回答如果鲁迅还活着会如何的问题，曾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如今也且来假设，要是余先生当时成功北归，没遇上钱穆、没留学美国，而是经历了今天众所周知一连串入魔般疯狂的斗争“运动”——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上山下乡、劳动改造、土法炼钢、破四旧、反右、六四……他大约亦会被“党”套上深冷的“精神枷锁”，受到极大的精神乃至肉体的折磨；不然就是当上社科院御用研究员，言皆玄远地口不臧否当代人事。说起来真是大幸。余先生今天遗留下来的煌煌著述，都有赖于他19岁那年卡在北归火车厢里思想的“天人交战”，最后决心南渡自由空气浓厚的香港所致。这一转捩点，成就一代历史大家，让吾等有机会奉读他对中国精彩的研究与观点，厘清自身文化之由来，以及其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体系的特征所在，而不会党国不分地盲目沉浸在“大国崛起”——以牺牲掉个人尊严为前提——的泡沫幻象里，甘当“党”的旗手而不觉。

2年前

读家

读家

练芷瑄 / 鲁迅不爱她

在老师的介绍下，看了这篇文章〈鲁迅妻子朱安〉，深受作者的文笔吸引，于是看了这本《一生欠安》。看书时，觉得像是那些女人正对我们娓娓道来她们一生的故事，平平淡淡的，却又充满哀伤。我很喜欢朱安那篇，开头是：“下花轿时，我掉了绣花鞋，是凶兆。”这一句话，揭示了她支离破碎的一生。鲁迅是闻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写了许多文章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所以他让朱安不必缠足。可朱安是古代女性，不敢挑战，也不能挑战朱家的传统。她只能唯唯诺诺地往大鞋里塞棉花。鞋子却在下花轿的时候掉了，欲盖弥彰。她迈着三寸金莲，被风云突变的世道裹挟着，颤巍巍地撞进新时代。她深爱着她的丈夫鲁迅，可鲁迅不爱这个旧时代的女人。他嫌弃不识字的她、缠足的她，厌恶着还活在旧时代的她。鲁迅甚至对外宣称： “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太太。这是母亲送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赡养义务，至于爱情，我并不知。”这场婚姻带给两人无数的痛苦。朱安以为只要愿意像蜗牛一样努力从墙底一厘一厘往上爬，爬得虽慢，但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她以为能等到鲁迅回心转意，可鲁迅却遇上了许广平（第二任妻子），还生了一个儿子。守了大半辈子活寡鲁迅这一生洋洋洒洒写了许多，却没有一字关于朱安。他为许广平写下〈芥子园画谱〉：“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人们甚至将这对般配的碧人爱情称作“最好的爱情”。可有谁看见了朱安，看见了那个孤独地守了大半辈子活寡的女人？人们不过认为朱安是个目不识丁、毫无才情的女子，被鲁迅抛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最多再唏嘘上一声。鲁迅死后，朱安生活困窘，不得已变卖鲁迅的书籍，可鲁迅的朋友、弟子却坚决阻拦，说她不懂文化，不知道这些作品的价值。而朱安只说了句：“你们只说先生的遗物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谁来保存我呢？”一片悲凉。如果鲁迅不曾在到日本留洋前对她说：“你名朱安，家有一女，即是安。”，如果朱安没有等他5年，如果朱安没有嫁给鲁迅，或许她这一生不必如此荒凉。她不必一直努力衡量与丈夫的关系，不必努力了解新世界，安心地做大家闺秀。她的付出究竟只是枉然。

2年前

读家

文艺春秋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日式的裸露与坦荡

郁达夫总是自嘲自己是夹缝中生存的“零余者”，无一刻不是觉得自己是世上多余的人，或也因如此，他故意蔽美扬恶，让所有的目光聚焦在他的文字里。

2年前

文艺春秋

读家

黃俊德 / 让倾囊而出的悲悯撞个满怀

萧红的这本作品选集，包含了她的多篇散文与小说，并且还有一篇哑剧〈民族魂鲁迅〉——还真不晓得萧红写小说之余，另有剧本创作。前面篇幅是散文的部分。其实萧红的散文，本质上也还是小说，她几乎脱离不了写小说的习惯。读着她早期的生平事迹，我的脑海不断回闪《黄金时代》的电影片段。那个时代太苦了，但萧红也还是有勇气，有能耐地活着过来，冬天没有床，没有枕头，没有冷衣，一天几个馒头将就过去；向老师借钱，老师又恰好不在；去当铺就去当铺；肚子疼则稀粥勉强暖一暖，而她所以那么狼狈，纯是为了脱离“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的地主父亲与绝无自由可言的家庭。她宁愿饿死冻死，都坚持不回家，坚定拒绝了弟弟的劝说。她早早就看透了自己家庭的黑暗，回去不过就是，压抑至死而已。之后我开始读小说部分，撇开地方语言造成的隔阂与白话的不够纯熟不谈，萧红的小说基本上都不差，例如〈桥〉用象征手法来揭示贫富之间的桥是如何虚幻，颇为成功；〈马房之夜〉的孤独氛围也渲染得强而有力；〈牛车上〉则讲述小环境的百姓怎样受伤害于大环境的战争情势，就近指远；〈小城三月〉这篇却写得不很好，虽然说叙事者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夏志清评白先勇之〈玉卿嫂〉，尝谓容哥儿是个小孩，所以爱说话，乃合常理，论者或不该视为缺点），不过无关宏旨的话还是嫌多了，拖垮了节奏，情节散散的，最后也没多大转折。我特别注意此篇的写成年份，竟是1941年完成。我一开始还揣度是她的“少作”，因为萧红不至于那么弱，也许是她那时精神体力上已经很差了吧，影响了她真正的小说家本色。读萧红，会湿了双眼但另外一篇〈手〉，却大好。讲述一个苦涩而让人不忍的学校霸凌故事。萧红一贯冷静，细细描绘“黑手人”王亚明在校园遭遇的种种不幸。其中说到王亚明半夜被同学排挤，人人都不愿意和她挨着睡，她只好睡在过道长椅上，而她的物品，包袱围绕着长椅那一幕，真是“攻击性”极强的一笔。王亚明终于谈到手何以那么黑时，我不禁又湿了双眼。我读萧红，第一次红了双眼，是〈牛车上〉那位妇女哄完孩子睡着后就想去投河，又想到把剩下的钱都放在孩子的身上后才去投…… 萧红对受苦者的悲悯之心，往往于不动声色的节制叙事中，倾巢而出，撞得读者满怀，不愧是早慧的小说家。这本选集，薄薄一册，没有收录到《生死场》、《呼兰河传》等萧红的代表作，〈回忆鲁迅先生〉同样缺席，是不小的遗憾，只有等以后再找来读了。

2年前

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