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官方机密法令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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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猷荃 | 缓慢收网，就是无心反贪

神秘人选择分段式的发放消息，展现一定的策略性。反贪会可能忧虑，反应过快会掉入一个具政治目的的局。神秘人向网络媒体爆料：某州众多州议员，甚至州领导，涉及贿赂。爆料不仅是口头说说，还有视频以及短讯通话为证。据神秘人的说法，他已通过律师，数次向反贪会举报该贪腐事件。但反贪会似乎不紧不慢，所以才通过媒体爆料。在马来西亚，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各部门的大小问题，有时若无媒体朋友的协助曝光，或通过网络疯传，不少高官犹如小拿破仑，更多是懒得理会，或是架设障碍，让举报者，知难而退。神秘人也希望，能够获得《2010年吹哨者保护法令》的保护，以免举报不成，反被检控，或者与他所指责的贪官一锅粥。吹哨者法保护，一般比较常用于工业关系（雇佣关系）法律，保障雇员检举企业内部的不当以及非法行为后，不被秋后算账。马来西亚的吹哨法令，是有明确保障针对官方机构的举报者。法令的导言就明确指出，法令的目的，就是要“鼓励针对公立与私人机构的不当行为”。当然，相对“企业吹哨”，涉及公家机关的“政治吹哨”，法令内文就有致命性的限制。法令第6条，列明人们可以针对不当行为进行举报，但是：只要这些举报 “不被其他法律明确禁止” 。在马来西亚，《1970年官方机密法令》就明确禁止任何人透露被列为官方机密的资料。此类资料，往往是“政治吹哨”的关键性内容。看来吹哨法在最关键的领域，还是无法保障吹哨者。此次爆料的神秘人，看来希望获得法令第7(1)(b)以及第9条的保护。该条列明，吹哨者享有民事与刑事免责权。根据目前消息，神秘人是行贿方与被指受贿州议员的中间人。倘若属实，此人在现有吹哨法的条例下，似乎就难以获得他所希望的免责权。这是因为，吹哨法第11条明确列明，免责权在六种情况下不适用。其中第11(1)(a) 列明：如果发现举报人本身涉及所举报的案件，其免责权可被撤除。吊诡的是，涉案人士往往也掌握最多不当行为的内情与证据。以目前的案例，人们可能认为，如果吹哨法没有明确保障涉案的举报人免责，不当行为团伙“内部起义”，举报案件的动机就降低。举报者最终如果还是同样受罚，举报行为对自身利益自然是弊多于利。但吹哨法明确排除保护涉案人士的举报，有其制度的考量。倘若犯罪团伙成员以率先举报逃避刑责，犯罪主脑就有机会让手下顶罪，自己却可以通过吹哨法逍遥法外。全覆盖的免责，可能会破坏刑罚的相应性原则。比较合理的做法是，依然允许涉案人士举报，但让检控机关决定是否免责，或以较轻的刑罚检控涉案者。法官在判刑时，也可以基于涉案者协助破案，选择轻判被告。以上各手法，显然比单纯通过吹哨法让涉案吹哨人全面免责更具灵活性。然而，如果投报对象是执政者，举报者担心检调部门不仅不会合理减轻刑责，还可能进行政治报复。如果检调机构公信不存，这个担心，就非常合理。此次案件的另一看点，正好就是反贪会。反贪会表面上看来反应缓慢，甚至不作为。这相对于之前雷厉风行，高调调查陈年旧案（敦达因案件），以及国盟领袖案件（吉打稀土、雪州挖沙等等），反差更是明显。反贪会调查收网过慢，实际效果就让任何可能的犯罪行为，有灭证、串供、潜逃的风险。这对最后检控的证据收集会有莫大的影响。倘若人们认为，这种拖延是策略性的帮助贪腐分子，实不为过。神秘人选择分段式的发放消息，展现一定的策略性。反贪会可能忧虑，反应过快会掉入一个具政治目的的局。但神秘人目前公开宣称，案件证据已经早前通过律师提呈反贪会。反贪会不作为，才选择通过媒体公布。如果论述属实，反贪会的做法就对团结政府的反贪形象构成重大打击。国盟以及其他政治势力，向来抨击安华的反贪更多是政治性报复。其实，国盟领袖涉及的案件，好几宗进入司法程序后，控方确实提供了足够的证据。然而，倘若团结政府治下的反贪会，给人严厉对待政敌，宽松对待自身的印象，这自然让人对整个团结政府打贪的诚意，有所质疑。将反贪与检调成为政治武器，恐难吸引中间选民的支持。国盟也更有借口，跳脱贪腐的包袱，向支持者扮演恶意检控被害人的形象。即使觉得目前呈交到其手上的证据不足，反贪会也应该基于公众关注，主动积极并透明化的介入调查。这不仅关乎此个案的是非曲直，也关系到我国当下反贪机制的公信。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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