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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财政预算案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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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第二副部长雅马尼表示,繁荣税预料至少为大马带来30亿令吉的收入,但这30亿令吉的收入,足以缓解政府的财务赤字吗? 2022年财政预算案公布了1个月,同时也在11月18日于国会二读通过。这也代表2022年财案中宣布的各项措施,将会一一落实,其中一项自财案宣布以来,就一直引起各方争议不断的措施,就是繁荣税的实施。 由于繁荣税的实施,主要冲击上市公司及大企业,因此财案于10月29日星期五公布,富时大马综合指数在紧接着的星期一就猛挫了33点,各类股票市值蒸发约250亿令吉。尽管政府多次强调这是一次性的税收,目的是让不受冠病疫情影响的企业为国家复苏出一份力。但是,对投资者来说,在经过将近2年的疫情肆虐、全球经济不景及多次的行动管制令的冲击下,营运成本高涨、消费情绪受影响,基本上大部分行业都是负成长,政府却因为少数企业得以逆流而上,在这艰难时期向他们征收额外税务,对有关企业形同惩罚。 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者来说,这项措施为他们带来一个信息,就是政府可以随时向企业征收一次性税收,这让他们无法预估在马来西亚投资的成本和风险,影响我国吸引外资的努力。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在财案宣布当晚,就表示此举将打击投资者情绪,也影响大马在同区域的竞争力。 财政部第二副部长雅马尼表示,繁荣税预料至少为大马带来30亿令吉的收入,但这30亿令吉的收入,足以缓解政府的财务赤字吗?在前不久我们公司的年度财案讲座“2022财案零距离”中,我对政府2017年,即6年前的收入与开销,与2022年财案中预计的收入与开销做了下列的比较表: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总开销在短短6年内飙升了27.4%,可是总收入却只微升了仅仅的6%,其中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于直接税收,即公司税及个人所得税。即使明年政府能够收到预计30亿令吉的繁荣税,仍然不足以应付不断增加的开销,而且繁荣税也只是一次性的税收,过后我们又何以为继呢?别忘记,我们现在还增加了一个冠病基金,而这项基金尚不知会持续多久。 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我国的公司税率原本就已经相对偏高,加上现在的33%繁荣税,更是成为东盟国家中税率最高的国家。今年6月七国集团峰会所制定的全球最低的企业税率水平,也不过是15%,当时我就写过一篇评论,表示这对马来西亚吸引外资的努力将会是一大冲击。政府在此时宣布的33%繁荣税,给投资者带来的负面影响,绝对不仅仅在于有关税务所带来的额外经营成本。 如果我国的税务制度还不改革,长此以往,政府的赤字只会越来越严重。从“表一”我们可以看到,2017年消费税还未取消的时候,这项税收占总收入的20%,而加诸在公司税和个人税的压力也没那么重,这让政府有下调公司税率的空间,让我国的税率在区域更具竞争力。事实上,消费税不管对企业或个人来说,都是更透明、公平的税制,同时可以更有效减少漏税的情况。工商界这几年来一直呼吁政府恢复消费税,正是因为商家在经历两种不同税制的比较后,发现消费税让他们更具竞争力。 当然,我们不否认当年我国消费税的执行有一些不足之处,包括在消费税落实初期,由于商家和消费者双方对有关税制的不了解,而引发的情绪性通膨,让物价一直高居不下,导致很多人抗拒消费税,进而施压政府取消有关税制。同时由于进项税索回的拖延,也导致商家现金流出现问题,是当年消费税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及其他工商组织近年来呼吁政府重启消费税时,都要求调低税率,从3%开始,同时检讨中小企业的营业额门槛,让它们豁免消费税,避免加重中小企业的经商成本之余,可加强国家收入基础,让国家税收更加平衡及增加政府收入。政府也多次强调,在疫情消退后将重启消费税。 随着南非又一个冠病变种病毒株的出现,我们可以预见这场疫情并不会这么快消退,政府需要更具弹性的财务能力,来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不管是援助人民、扶助中小企业、复苏经济都需要一定的资金,因此税制的改革迫在眉睫,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以及高瞻远瞩的全面计划,列出明确的时间表及相关细节,让全国人民及企业能够清楚的了解这项税制,以及重启的时间表,做好准备,避免重演2015年首次推行消费税时的混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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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19日讯)针对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已向政府申请一栋价值1亿令吉的豪宅作为退休奖励一事,巴西古当国会议员哈山卡林指出,政府必须解释允许此事的权力或法律来源是什么?政府是否告知总检察长?“赠送”土地和房屋给前首相的做法何时开始?土地是否属政府、政府是否进行评估? 伯拉敦马是否同获房屋? 哈山卡林今天发文告说,纳吉已被法庭定罪,是否有权获得国家和政府的任何奖励或馈赠,而有关的土地和房屋是何种形式,是否前首相敦阿都拉也获得价值约7500万令吉的土地和房屋? “政府是否已作出最终决定,还是只是原则层面的决定?那么,前第四和第七任首相敦马哈迪是否已获得土地和房屋?” 希盟或不再支持财案 他表示,如果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利不出面就此丑闻作出完整解释,国会反对党领袖拿督斯里安华已表明会重新探讨之前与政府所达成的任何谅解备忘录模式。 “希盟极有可能不再支持2022年财政预算案委员会阶段辩论。” 他说,2022年财政预算案于11月18日仅通过政策层面的投票,不属完全通过,预算案将于11月22日开始进入委员会级辩论。 “2022年财政预算案若在三读前的最后一个投票阶段无法获得批准,依斯迈沙比利领导的政府失去合法性,包括首相在内的整个内阁都必须辞职。” 哈山卡林也说,2022年财政预算案总拨款超过3000亿令吉,希望在健康和经济领域使国家复苏,此时一旦“节外生枝”,是令人非常难过和不幸的事。 财长东姑赛夫鲁于11月18日在国会下议院证实,纳吉已提交申请,要求在首都黄金地段兴建金额高达1亿令吉的豪宅,而首相办公厅接获有关申请后,已依据1980年国会议员(薪酬)法令第21条文,申请授予纳吉获得价值1亿令吉的首相退休后奖励,但有关申请仍在等待内阁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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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18日讯)新山中华总商会于今午举办《振经济刻不容缓·2022年马来西亚财政预算案》中,大约60名线上聆听者最为关注的课题,即是收入汇款特别计划(PKPP)。 其中,主讲人张载洲指出,政府只要求大马税务居民(Resident)把在外国带回来的收入进行呈报,至于在外国的总收入是不需要呈报的。 另一主讲人张菽芸认为,若税务居民要避开这项税务,可以赶在今年12月31日之前,将多余的外国存款,汇回大马。 随着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在2022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不再豁免海外收入的所得税后,内陆税收局如今向在海外拥有收入存款的大马税务居民,推出收入汇款特别计划(PKPP)为期半年,税率仅3%。  历时近3小时的这场讲座,结束前接受线上聆听者留言提问,超过半数的提问皆与收入汇款特别计划有关。 对于有者询问:如果以带现金的方式把新币带回大马然后再兑换成马币,那么钱币兑换商是不是会把其个人资料上报给税收局? 张载洲回应表示,根据现存的钱币兑换条例,任何人兑换超过3000令吉面额的外币,都需要被记录身份证资料呈报予国家银行。 此外,有者询问:“我在大马为新加坡公司工作,新加坡公司给予薪水到大马,那意味着在(明年)1月份至6月份我每次拿薪水都要缴付3%税务?也是要向IRB(内陆税收局)以个人呈报收入?” 对此,张载洲表示,在大马所得收入原本就该呈报所得予税收局,所以跟这个(PKPP)是没有关系的。 有者询问:“如果长期在越南工作,收入也在越南缴税,2022年开始凡是汇款回来大马的钱也一样每次要付3%税务吗?这样他们也要在大马税收局呈报越南工作收入(明细)吗? 张载洲对此回应表示,在国外的个人是不需要呈报总收入的,只需要呈报汇款回来的那笔数额即可,并且可以是在扣除在越南缴税额之后缴交大马方面的税务。 张菽芸对此补充表示,如果长期在越南工作者,要先知道是否是大马税务居民(一年内在马居住超过182天者),如果不是税务居民就不需要被征税。 上述线上讲座,邀请到5名主讲人开讲,包括:大马特许会计师张载洲以及澳洲注册会计师刘建源分别针对2022年马来西亚财政预算案分析开讲、英国国籍注册认证审核协会认证的主任审核员黄金德主讲《间接税务》、大马特许税务协会会员张菽芸主讲《多项税务更新》、消费税及企业与业务顾问李扬成主讲《如何运用定价转移制定公司长期发展策略》。 为讲座主持开幕仪式的新山中华总商会第二副会长刘元鸿表示,政府实施的针对性措施,可能无法同时让全部中小企业受惠,但是企业如能在这一段时期,透过改革转型,换位思考,重新调整方针。 他说,透过类似商业讲座,提升自己营商知识,透过专人解析,将能为自己的企业助力,时刻营造一个具创意思维、不断改进的管理团队模式。 他指出,该商会多年来与ASQ Consulting Group联合举办财政预算案讲座及各类型讲座,此次的主讲人也都来自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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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确保公平税收方面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因为它过于温和,缺乏所需的政治和官僚气概。 2022年财政预算案在很多方面都试图给人留下prihatin(关怀)的印象,且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民的需求和关注。这一点尤其直接体现在福利援助方面——因为在提供现金援助方面没有任何松动。 在策略1:“恢复生命和生计” 下,将推出大马一家援助金(BKM)来加强关怀人民援助金(BPR),其总额稍高(2000令吉,相比起之前的1800令吉),而且覆盖面更有针对性(如为单亲家庭提供额500令吉外援助)。 政府也在认真看待社会保护的问题。2022年财政预算案将i-Saraan计划的受益者扩大至自雇人士和没有固定收入的人。政府如今也将为年龄介于55至60岁之间的会员提供最低15%或最高每年250令吉的津贴。 根据策略4:“支持公共服务领域”,将向130万名56级及以下的公务员提供700令吉的特别援助金。而100万名退休公务员则获得350令吉。 但是,政府在确保公平税收方面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因为它过于温和,缺乏所需的政治和官僚气概。 有关企业收入超过1亿令吉征收33%“繁荣税”以及上市股票买卖合约印花税从0.1%提高到0.15%和取消每份合约200令吉上限的宣布,在11月1日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市时,引发了一波卖压。 这导致大马股票交易所的马股市值蒸发了338亿令吉,尽管FBM(富时综合指数)KLCI(吉隆坡综合指数)只下降了2%。预计这种下降趋势将是短暂的。 征收资本利得税(CGT)——在性质上更具累进性和公平性——会不会催生出类似的结果? 最有可能的或许是有了一定的门槛,一旦CGT成为一个永久特征,市场最终也会接受它。 《星报》于2021年2月3日刊登Harvey & Associates公司顾问Harvindar Singh的文章《洞察力——在大马推出资本利得税的影响》指出,尽管有CGT,但越南股市去年还是上涨了14% 作为一个有效的反投机工具,CGT可以帮助稳定价格(尽量减少波动),特别是与“仙股”(价格在1.50至1.00令吉及以下的股票)有关的股票。 现在,如果大马股票交易所因投机或赌博活动而闻名,我们是否会感到自豪? 此外,CGT将抵消股票保证金融资机制(即从经纪人或银行贷款购买股票)的自由供应,这可能导致出现“强制买卖”的结果——市场波动。 当然,强制买卖可能会产生类似于“繁荣和萧条”现象的潜在连锁反应,包括对贷款的银行产生同样严重的影响。想想不良贷款(NPLs)和“有毒”资产。 正如智库埃米尔研究机构(Emir Research)在2021年10月13日的文章〈2022年财政预算案与第12大马计划——债务上限、暴利与资本利得税〉中提到的受监管卖空活动(RSS)的情况一样,CGT也可以帮助完善现有的措施,以减少对保证金追缴的风险(即当股票价值下跌时给户头充值)。 事实上,正是由于上述原因,CGT也符合伊斯兰价值观,更别说其他主流宗教的价值观了。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财政预算案并没有提到重新征收商品及服务税(GST)。如果是为了填补国库缺口,为福利援助提供资金,那就太尴尬了——因为这意味着重新征收的时候,B40群体并没有减少,而是随着来自M40群体的20%家庭的加入而增加。 也就是说,当负担将由不断扩大的B40群体人口来承担时,就不应该征收GST,因为他们的购买力多年来已被严重削弱,并因疫情而变得更糟。 因此,只有当更多的人进入作为中产阶级支柱的M40群体时,GST才能卷土重来——反映出购买力的整体提高。 再来看收入,根据《2022年财政展望与联邦政府预估收入》(第142页),预计收入将增加5.9%,达到2340亿令吉,“与更好的经济前景一致”。 预计仅所得税就占2022年预算的37.5%(第102页)。 预计这样一个仅略低于整体预算拨款来源一半的数字,所得税(个人、公司、石油、预扣款等)将承担沉重的财务负担。 但这样的预测是否现实——有鉴于行管令期间收入下降的环境,因此任何利润都必须由限制现金流来抵消? 贷款和政府资产的“使用”(售卖、租赁等)预计只占2022年财政预算案的29.5%。这意味着大部分贷款将被用于债务展期。 根据第4章:2022年财政展望的债务管理,“…预计2021年,政府的总贷款将达到2108亿令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9%…1104亿令吉(将被用于)偿还利息,而[只有]988亿令吉[用于]赤字融资”(第163页)。 当然,债务展期是一种正常的财政政策做法。而EMIR研究机构一直主张,政府的预算案不像家庭那样。任何约束都是自我施加的。 ​尽管如此,我们也意识到,由于我国货币的地位,我们也存在一些限制。我们当然不希望把自己置于外汇投机者能狙击到的地位。 为此,我们提醒政府注意其现有的债务展期安排,并敦促政府制定一个(较低的)  “比率”,例如3比1,即每3000亿令吉的赤字开销,有1000亿令吉被用于债务展期。这是为了确保贷款的生产部署。; 也许这应该被纳入即将出台的《财政责任法》中。 这也应该使我们的债息费用(debt service charges )得到控制——当更多的钱被用于消费,这将带来收入方面的回酬(例如税收),然后可用于偿还债务。 更关键的是,我们没有“印钞机”的经验(这是一个用词不当的例子——因为印钞机不是为了印制新钞或 “金融资产净额”,没有相应的负债,不是为了财政部或甚至中央银行,而是为了商业银行的金库提供资金,防止存款被提取)或更准确地称为“货币融资”(MF)。 货币融资只是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甚至欧盟在某种意义上通过欧洲中央银行)直接和间接地做的事情。推出货币融资的国家通常也提出结构性债务展期。 这是因为在经济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政府都必须首先支出,然后才能征税和/或贷款。 在美国,纳税义务(从字面上)消失了。纳税人不需要(从本质上)为财政部提供资金,财政部只需指示相关的联邦储备银行分行(从其在中央银行的账户中)将资金记入谁的账户,谁就是收款人。早在1946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RBNY)主席比尔兹利(Beardsley Ruml)就在其题为《纳税收入已经过时》的演讲中提出了这个观点。 但我们可以进行量化宽松(QE)。 量化宽松将有助于保持我们的大马政府债券(MGS)和伊斯兰债券(Sukuk)等支付的低利息,此举反映了量化宽松的一种间接方式。有限形式的量化宽松将相应地支持有限或温和形式的货币融资——国家银行可以为我们的财政支出提供资金,这可以帮助减少我们某程度上的债务展期。 也就是说,与其从我们的机构投资者那里借钱来展延我们先前存在的债务,不如利用量化宽松来先发制人(通过债券持有人将其长期持有的债券转让给中央银行)。 简而言之,国家银行可以直接注销(有限的)债务(长期债券),或者根据诸如五年期限的证券回购协议(10年期限的大马政府债券的一半)转售,即转售债券以换取商业银行的现金。 现在,这些现金将来自政府早前的赤字支出——要么来自税收加贷款,要么仅是贷款。 实际上,与其债务展期,即借钱直接偿还贷款: 1.我们必须先借钱来花; 2.这些支出(财政注入——贷款的有效使用)然后作为“储备金”出现在国家银行的商业银行账户中; 3.之后,储备金被用来回购政府债券; 4.买卖的收益将由国家银行移交给财政部(连同利息),在时机成熟时偿还债务。 这需要协调一致的策略性财务和货币政策,也是EMIR研究机构一贯的主张。 (本文由莱益士胡先(Dr Rais Hussin)與 Jason Loh共同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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