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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勿忘国难（1）】保存513墓园还欠的东风何时来？

【最新消息！】经过4年的努力，雪隆历史与文化遗产之友协会（PESAWA，简称“历文之友”）于2024年11月22日收到雪兰莪州鹅唛县土地局的通知，根据雪州政府于2024年9月5日发布的宪报，依据《国家土地法典》第62条，鹅唛县Mukim Batu Lot 75114的土地被正式保留为非穆斯林墓地，并指定由历文之友负责管理。相关新闻请点击：513墓园列保留地历文之友：终放下心头大石 1969年5月13日是马来西亚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这场主要发生在吉隆坡的暴力冲突，成为我国政治的分水岭。此后半世纪以来，513成为一串鬼魅数字和禁忌话题，谁也不轻易提起，而“小心513重演”则变成政治人物常用来威胁选民的魔咒。 2017年，位于雪州双溪毛糯的513墓园差点被征用兴建停车场，文史工作者群起反对，把这片极富历史意义的墓地保留下来。7年过去了，513墓园现在怎样了？ 2024年4月下旬的513墓园，兴许是清明刚过，一些坟前留有祭拜用的小红杯、盛装祭品的宝丽龙饭盒，以及焚化祭品的痕迹。历史与文化遗产之友学会（历文之友，PESAWA）主席陈松青说，过些日子又到5月13日，为避开5月11日新古毛补选，今年的公祭择日5月18日举行。公祭前，他们会请人清理墓园。也不知道是谁没关好篱笆门，让附近牛只随意进出，门口就有一坨牛粪，里头更是处处“地雷”，陈松青提醒众人小心足下。除了牛只或其他动物偶尔闯入，才建不久的防爬栅栏（Anti-Climb Fence）已被撞坏。陈松青还发现，疑似有人把后方基督教墓碑上的石球抛进墓园，拦腰砸断了其中一座墓碑。这座513墓园坐落在双溪毛糯医院清真寺后方。2007年，玛拉工艺大学（UiTM）申请征用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土地时，古迹保存工作者极力反对，却也在抗争过程中意外发现了附近的513墓园。真正的转捩点是2017年，另有单位申请征用土地来建停车场，以陈亚才为首的文史工作者遂发起运动，透过时任议员向雪州政府争取保留该地段。后来，他们成立“513墓园工委会”，围上篱笆，美化墓园，举办一系列活动推动513事件的转型正义。 “513墓园工委会”即历文之友的前身。他们于2020年完成社团注册，原主席陈亚才于今年交棒给陈松青。回想2017年的停车场风波，陈松青说，“这片墓园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如果被除掉的话，真的是一个灾难。” 被视为禁忌的历史 2017年，算是513事件发生后第一次被密集提起与讨论的一年。此前，在国阵独大的政治氛围，言论自由极度受限的情况下，513事件是被压抑的禁忌话题。数十年来，政治人物常以“小心重演513”来恐吓选民，捞取政治资本。然而，2017年，马来西亚已经经历多场净选盟示威运动，巫统分裂，土团党另起炉灶，马来西亚正在经历政治洗牌。发生停车场风波时，513墓园工委会意识到必须采取一些动作争取保留墓地。“当年要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办公祭。”陈松青忆述，既要唤起社会人士注意，又不希望引起敏感，最好的办法就是公祭，拜祭死难者。而这样的纪念活动年复一年持续至今。 2018年，马来西亚首次政权更迭，希盟取代国阵执政。政治氛围转变，恰似打开讨论513事件的缝隙。隔年2019年，513事件50周年，各媒体不约而同推出相关专题报导，513墓园工委会不只举行公祭仪式，也举办多场座谈会。民间也有几场有关513事件的纪录片和短片放映会，例如覃心皓《沉默的50年》、廖克发的《还有一些树》，以及张吉安的《义山》。虽然多场活动都有政治部警察到场，但都顺利进行。 2020年全球暴发冠病疫情，马来西亚实施行动管制，当年的公祭仪式被迫停办，2021年则改为线上进行，直到2022年才复办现场公祭活动。陈松青说，自开始举办公祭后，他们在墓园张挂布条留下联系方式，希望更多死难者家属能主动接洽该会。“我们的用意是希望集中一批人，把他们（家属）集中起来，以后要做什么事情，这股力量也比较大。” “坦白讲，家属的联系进展得不是很好。”并没有太多家属因此接洽该会。陈松青认为，数十年来513事件一直被视为禁忌，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谈论和触碰。“这（513事件）对我们社会的撕裂啊，伤害太大了，后来的人都不太愿意谈。” 纪念和平乃未竟之业 513墓园工委会于2020年取得社团注册，改名为“历史与文化遗产之友学会”。现任主席陈松青表示，该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513墓园、推动转型正义，并呼吁政府解禁相关档案，还原历史真相，还死难者一个公道。他们早在2019年513事件50周年之际，就呼吁雪兰莪州政府将513墓园划为保留地。“如果这片墓地能永久保存下来，我们计划做一个和平纪念碑。” 陈松青表示，在雪州政府前行政议员邓章钦协助之下，州政府原则上同意将513墓地永久保留，测量局、土地局官员也曾一起开会。“最后一步就是等测量局测量好，把图交给土地局发出地契，可是这个临门一脚拖了大概两年。”他透露，目前该会与当局测量划分的范围有出入，因此还不能颁布宪报。对此，本刊接洽雪州行政议员黄瑞林，他于2023年接任掌管地方政府、旅游及新村发展事务，表示尚需要时间了解与跟进详情。强调互相谅解在这片墓地尚未列入宪报获得保留，意味着还不享有法律效力，历文之友能做什么？“充其量就是把围篱做好、除草、保护墓碑……因为确实发生过墓碑被人损坏了。” 历文之友计划墓地被正式保留后，在旁设立一座和平纪念碑。当墓园不再只是墓园，而被赋予新的意义，定调为和平公园，让民众纪念513事件这一集体记忆，或许是除魅的开始。陈松青强调，513墓园并不代表是一种仇恨的记忆。“我们不是说要怪罪某一方面，历史（513事件）本来就是这样的。”而马来西亚无可否认是三大民族为主的多元社会，却在513事件之后，族群之间的关系每况愈下。“现在，种族、宗教好像经常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 “如果513因为被定性为一个种族冲突，一个最严重的地方（事件），那我们是不是从这边开始化解这一种仇恨、误解。” 513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固然复杂，但陈松青表示，历文之友更想延伸谈论的是一个能够相互谅解的社会。“希望大家能够本着都是马来西亚的子民，能够互相的谅解、体谅。” 这也是为何，历文之友打算将墓园打造成和平公园。“它不会单纯纪念513，当然513是主要的载体，可是从513延伸出来，我们想要表达的是种族之间的相互谅解。” （原稿上传于02/05/2024）相关报道：【焦点/勿忘国难（2）如何回顾种族冲突与历史伤痕？】

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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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513的叙事：记忆、文学与口述历史？

513在过往像是马来西亚的梦魇，不可言说。今年，配合513事件50周年，华社主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包括讲座、放映会、513受难者墓园纪念仪式，媒体也报道513事件专题。讨论513事件的缺口被打开，过去被压抑的记忆与情感开始浮现，我们要以什么方式去述说这些故事？后513时代，我们要怎么认识这段黑暗的历史与其后续影响？民间怎么记忆公民组织业余者于6月29日在吉隆坡的亚答屋84号图书馆主办座谈会“五一三的幽灵：文学、记忆与情感”，主讲人魏月萍在会上指出，族群内部以恐惧来传承513记忆，而各族群之间对于513的社会记忆却又充满冲突与矛盾。她说：“我们对513有很多一知半解，这些模糊性、神秘性的部分恰好成为恐惧记忆与文化的传承，最后形成一个族群的集体情绪和记忆。” 魏月萍是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她举例，本地艺术家章永佳有副作品，用邮票拼贴出513时期大华戏院杀戮事件的谣言。章永佳告诉魏月萍，制作这个作品是因为常常听长辈提起大华戏院在513时期被攻击。 “章永佳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经由挪借的记忆、长辈的诉说，……形成后513作品，表现从上一代人所承接的记忆。” “谈513时，我们的了解其实来自父母辈的记忆，进而形成个人记忆，而我们却没有自觉。我们每个人好像都需要先行去魅，了解个人的513记忆来源。” 她发现，面对这段充满暴力创伤的历史，各族群往往会在心中构建防火墙，进而产生族群本位的视角与记忆。“防火墙是我们对待记忆时的一个安全机制，这个机制让我们选择对自身最安全的记忆方式。” 魏月萍比较一篇刊登于《星洲日报》的文章“大华戏院五一三 50周年祭”与历史学者Abdul Rahman Ibrahim所撰写的《吉隆坡的513事件》（13 Mei 1969 Di Kuala Lumpur），前者是华社普遍记忆的大华戏院被攻击事件，后者则是华社鲜少提起的奥迪戏院流血事件。 “《吉隆坡的513事件》中提到奥迪戏院被华人私会党占领，华人观众都被劝离戏院，而戏院里头死的都是马来观众与士兵。” “在马来叙事中，当时513之所以会演变成冲突，是因为马来人无法忍受华人当时比较极端的语言和行为。” 这些叙事不曾被纳入华社的集体记忆中，她扣问：“当不同族群身分，包括华人、马来人、印裔在谈513时，各自有不同的视角，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些不同的记忆？” 她解释，防火墙的外部是来自官方对于资料、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的控制，内部则是“源自过去记忆的传承，以致形成一种恐惧不安或不确定感”。她以印度思想家南地（Ashis Nandy）在《记忆之工》中考察记忆的方法，即不只是将记忆视为过去式的事情，而是进行式的行为，进而发现记忆建构的过程，包括个人与集体记忆中缺漏、相互竞争、扭曲失真、凝缩浓缩、二次修饰的部分。 “他去处理记忆不是要把它放进博物馆或档案局，是要掌握更逼近历史真实的方式，关注的是被历史边缘化和忘却的人们。” 怎么影响民间？另一方面，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小保表示513事件犹如历史幽灵，时不时被马来西亚当权、在野势力召唤，以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他指出，513事件后所制定的国家文化政策，独尊马来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影响所有族群的文化发展方向。 “其他文化唯有在不违背马来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情况下才会被考虑成为国家文化政策。” “不只是非马来人，马来人的文化也会被影响。只要马来文化违背伊斯兰文化，也会被排除在外。” 他形容，这最终导致非马来文化逐渐被边缘化，各族群文化被课题化。课题化指的是原本自由发展的文化受到国家政策管制，被部分精英决定其内容，民间社会则失去对于文化的话语权。吴小保表示，1980年代至1990年代之间，华团运动对于后513局势的回应并无法撼动单元主义的国家文学政策。然而，华社在经历513之后，感时忧族的情绪强烈，进而产生强烈的文史保育使命感。他举例，华社在保卫马六甲三宝山运动、广东义山搬迁的事件上，反抗能动性都很强。“感受到自己（的地位）随时会被抹掉，（华社）精英分子便时时刻刻想办法把自己的东西保留下来。” 口述历史：看见亲历者的生命槟城理科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傅向红表示，513事件被高度符号化与政治化，其命名本身便直接影响人们怎么理解与记忆这事件。她举例，有学者在事件发生后将之命名为“吉隆坡骚乱”（KL Riots），是局限在首都范围内的骚乱。然而，官方报告出来后，却以日期为事件命名，而且还定义为种族骚乱事件。另一方面，事件的时间起始点怎么被述说，也是记忆政治的一部分。华社民间记忆一般追溯至当年选举结束后、反对党游行庆祝，或5月9日被杀的劳工党员林顺成丧礼游行。官方报告则回溯至当年4月25日，巫统党员在日落洞被打死的事件。这也是马来社会忆述513的起点。傅向红表示，也有学者将事件回溯至1967年槟城大罢市事件（Hartal）或是二战后的族群关系。 “到底你要追溯513追溯到什么时候，也是记忆政治的一部分。” “这事件变成各种政治势力挪用的一个符号，……513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操弄民众情绪的符号。” 她指出，民间社会对于513事件有两种主流论述，即将事件理解为种族冲突，或视为巫统党争的结果。她批评这两种论述都忽视亲历者的生命经验。“我很不满意这两大论述，这两大论述里看不到当年亲历那场骚乱的人，他们的故事与生命在哪里？” 傅向红在偶然的机会下，与团队到513乱葬岗收集513受难家属的口述历史时，“突然间，那些有血有肉的故事就出来了”。对她而言，口述历史的重要性不只是补充官方史料的不足，更提供了新视角。她点出，民间常常渴望官方解密513事件，却忽略亲历者的生命经验，以及后续的影响。 “官方资料不再是主要参考的对象，你可以将这些血肉之躯带进历史现场，口述者的情感、情绪等都是在官方资料不会有的。” 文学的五一三：女作家如何翻转国家叙事？台湾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苏颖欣则挖掘513文学中被主流叙事忽略的问题，以虚构的文学去叙述历史的真实，进而丰富513的内容。她以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的“现在时的历史”作为方法，文学能够让个人叙事被纳入历史叙事中，让个人情感记忆去承担历史，也得以避免513历史被神秘化、被目的化或沦为“没有情感只有史料”的苍白言说。她指出，在国家叙事中，形容国家的字眼如“母国”、“母语”等，往往隐喻国家性别为女。然而，国家的行动者、执行者如“国父”、“土地之子”（bumiputera）则皆是男性。“在性别化的社会里，我们看到二元对立的性别观，男性是公领域、大历史、政治的主体，女性则是小历史、去政治、（隐藏在）背后的形象。” 苏颖欣也是主办单位业余者成员之一。她认为，女性过去被国家叙事所排除在外，近年来后513女性作家则企图翻转这种叙事，以小说人物去颠覆二元对立的国家性别观。她以今年刚出版、Hanna Alkaf所著的英文小说《天空之重》（以下简称《天》）（The Weight of Our Sky）为例，书中叙述一位马来女孩怎么在1969年种族暴动的吉隆坡街头寻找母亲。她指出，书写513的小说中，常常提及华巫跨族群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马来女性看似解放，实际上却仍受制于男性的控制。但《天》却颠覆了刻板的女性形象，“《天》的华裔男性不可靠，马来女孩最终不依靠任何人帮助，独立自主地在混乱的城市找到妈妈。” 另一方面，作者对于护士母亲的描写也超越过往无力被动的女性形象，“是一个救赎的、有希望的母亲形象，最后她和女儿一起阻止了一场华、巫年轻人之间的械斗。” 《天》也打破了之前以离散和渴望离去为主轴的513文学作品，反而强调对于历史与土地的承担。“小说到最后使用一句马来谚语‘Di mana bumi dipijak, di situ langit dijunjung’，踩着这里的土地，就要承担天空的重量。” ▲家属为在513事件中的死难者献上鲜花。（档案照） ▲立在双溪毛糯513死者墓园的纪念花圈。（档案照）（原稿上传于31/7/2019）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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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意见】如何看见逼近的伤口——贺淑芳与傅向红对谈

1969年5月13日，吉隆坡发生严重的种族暴力事件，事后官方不允许公开谈论，人民遮掩或回避禁忌。不少政客引用“五一三”这三个数字，鼓动族群之间的不信任与矛盾，至今从未止息。然而民间有一些人默默耕耘，比如保留五一三罹难者墓园、举办纪念公祭、制作回顾特辑，努力争取叙事的权利。50年就这样过去了，大家都期盼公开透明的真相探寻，以此安抚伤痛。由傅向红、覃心皓、梁友瑄、邓婉晴组成的五一三口述历史小组于2020年出版了《在伤口上重生》，制作过程超过10年，记录目击者及受难者家属口述的经历。今年8月，马华小说家贺淑芳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从几个女性的生命故事直面五一三事件。小说描绘了各个人物的身心苦难，不只是围绕在当时的事件，还有他们不断遭受余波冲击，挣扎走向缺失了的未来。 2023年9月17日，大将出版社与星叶书房邀请五一三口述历史小组成员之一傅向红，与小说家贺淑芳对谈，题为《为什么要再提起五一三事件？》，此文按两位讲者叙述而成。当大家对“议题先行”，以及任何有关五一三事件的标签有所疑虑之际，其实小说家更早遭遇，并在这场对谈中分享了自己如何思考文学创作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专注身体、医疗、疾病史相关研究的傅向红，则为读者分享为何该重视个体记忆，并将其列为历史资料的重要性。｜重新看待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贺淑芳先提出自己对于文学创作的想法： “如果我们只是书写熟悉的生活、熟悉的现实，这并非是创作。文学语言不是工具语言，这个表述与生存体验相关，也不能背离艺术的形式。” 回顾之前的创作，在短篇小说集《迷宫毯子》，她以想像、魔幻的书写描绘马来西亚，以回应暴力、欠缺、不满足的现实。而《湖面如镜》收录9篇与女性身体、跨境移动相关的短篇小说，因牵涉宗教执行、秩序相关的课题，并拥有英文翻译本而较广为人知。不管牵涉虚构的意象，还是现实的课题，贺淑芳认为作者最大的伦理责任，在于极力趋近复杂的生命状态。聚焦最新作品《蜕》，创作过程中她必须面对一直以来的书写困惑：“写完〈别再提起〉，我其实对政治跟文学之间的界线，一直存有不安。很多人都觉得，文学和政治要有距离。”当然，《蜕》这本书最后呈现多面向的人物主体。他／她被政治环境影响，受到重大事件的冲击，他们的身分不只是华人，也是母亲、丈夫、女儿、孩子等。他们拥有不同的内在与经验，以及不能言说的创伤。 “我想让读者看到的是，除了那个族群被带到边缘的位置，也希望大家看到我们对待性别的歧视，还有内心幽微的欲望。”一定有什么主导着人们，意图使他／她沉默——这跟政治上族群被边缘化是同样的权力关系。这种政治与分配，其实在生活中无处不在。那么文学与政治不能太靠近的文学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冷战以来，因为当时有剿共的意图，文学过度卸除了跟政治对话的可能，也强调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但我们不应该罔顾特殊的时代脉络，照单全收，然后延续到今天。” “我们不妨对政治作为书写主题开放。”贺淑芳认为政治主题，应该是和婚姻、爱情、孤独、个体等这几种文学书写主题处于同等位置。政治带来的压抑与冲击，它形塑我们的力量是超乎想像的。这种真实也是自我主体的一部分，而文学应该自由探索任何范围。｜当作者进入田野｜书写五一三事件，除了寻找资料、查看旧报纸，贺淑芳接触的受难者家属并不多。她能理解他们的不安，很难继续谈及更多细节，也非常感谢仅有的几次会面。如果与生活在当地的、当时参与社运的人对话，他们更愿意谈及事件的方方面面，比如当时怎么度过紧急状态的生活。 “如果有些空白的地方，对方停顿、不讲，可是你会有所感受。我也会意识到，如果用很文雅的语言来复写，那感觉是完全不对的。”田野考察工作为贺淑芳的创作带来变化，也造就和过往有别的文学语言。“事实上，我们学习的书面语，是经过教育、经过某一个时代，比如经过冷战时期，华人需要重建主体而提倡讲华语运动。这是一种塑造民族的过程。” 从收集资料到田野工作，完成《蜕》后，贺淑芳察觉自己克服了当初的担忧，跨越一种单靠想像、闭门造车的危机。为了接近当事人的视角与内心，她打破过往的美学语言雕塑，找到文学语言可以开放的界线，发出更真实的声音。因历史的全貌其实并不清晰，也无法完整。如何解释、重新提起这段历史，其实还是充满很多空间和缝隙，这也是小说可以补充现实、松动框架的缘由。她赋予人物、采访者言说的力量，在小说中竭尽所能回应事件。如此一来，他们不只是逆来顺受地经历，而是能够唤回属于自己的记忆。这也是贺淑芳阅读《在伤口上重生》的感悟。这本书使用第一人称，记录受难者家属、目击者的口述内容，行文朴素真实。比起报纸媒体刊登官方说明或其他解密文件，口述历史富有感情，能够贴近当事人。而国家档案局能够查找的资料不多，因为五一三事件在马来西亚仍然是政治上的禁忌，更凸显《在伤口上重生》是难得的一份记录。｜希望留住记录与出版｜傅向红分享《在伤口上重生》的制作过程，首先强调自己身为口述历史小组的一员，这一本记录并不属于自己的作品，“我只是负责一个平台，想办法让这些故事成为一本书，有一个记录。不算是创作，是集体努力而生产出来的成果。后来还有颖欣的加入，访问了一个澳洲的学者，这篇收录在英文版。” 英文版《在伤口上重生》名为Life After: Oral Histories of the May 13 Incident，于2022年出版，补充收录专研东南亚史的学者Anthony Reid的口述内容。当时他在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执教，见证事件前后的政策变化。Life After也附录本地学者Jomo KS的一篇后记，重新思考作为马来西亚历史分水岭的五一三事件、剖析独立前后马来民族政党的组织进程。向红很少出席公开活动讨论这本书，也曾拒绝一些演讲邀约，其实是有原因的。回想刚出版的时候，约莫2020年，是冠病病毒肆虐、政局动荡的时期。当时马来西亚笼罩在威权复辟的阴影当中，而负责出版发行《在伤口上重生》的文运出版社，其旗下一本出版品遭到查禁。“我们当时很担心，这本书好不容易出版，如果举办推介礼等活动，会不会是一种冒险。因为我们并不希望，这本好不容易收集来的故事，因为宣传而遭受打压。即便后来出版英文版，我们举办了一场简单的推介礼，也是以比较谨慎的态度来面对。” ｜交还叙述历史的权利｜傅向红觉得口述历史和小说创作的共同点，在于介入记录历史的方法。过去传统史学强调以官方书面记录为主，重视历史证据。“这证据以文字资料为主，特别以官方的书面资料为主，所以来自非官方、民间的资料难以进入历史主流。虽然这几年已有变化，很可惜马来西亚还没较多深入、全面的探讨。” 口述历史的重点，在于收集个体记忆，并将其列为资料。这种做法也会引起争议、质疑，比如情感与记忆能否纳入历史书写。因为人受情感、欲望影响，会修正记忆。而收集口述历史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情感与记忆更应该成为历史书写的一部分，因为这里牵涉人如何诠释和经历、如何述说历史，所以值得记录。向红补充，口述历史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我们往往认为，专家写的历史才具有权威。口述历史把述说的权利交给一般人，所以它有民主化的意义，历史不再掌握于少数的专家，或者掌握在官方的手中。” ｜收集口述资料的难处｜傅向红从人文关怀接触身体、医疗相关研究，一开始在2007年左右得知五一三墓园在双溪毛糯麻风病院旁。自那之后过了10年，她就读博士期间阅读了不少文献，也开始有更多想法，就此走进墓园。不止是记录墓碑，注意保留墓地，也计划花长时间蹲点收集口述资料。回想收集口述资料的时期，她稍作停顿，只因沉重难以提起。“收集口述历史的前两年，因为要承受很多情绪和苦难。我用了很多年，才慢慢把那种情绪压抑下来或遗忘，因为实在太不愉快了。” 除了共担情绪，收集资料时最重要是尊重家属的意愿，由此放弃或选择收录成书。口述小组成员思考怎么捕捉受访者的日常语言，并尝试让读者从第一人称视角认识受访者。因为这本书主要想传达的是，不要把资料、经历当成是工具，而是可以看出受访者的情感、经验和观点。｜面对创伤的过程｜星叶书房的周末下午，前来聆听讲座的读者大约有20位，间中有提问与回馈。其中一个提问是：关于受伤之后说不出来的状态，文学要如何面对沉默？贺淑芳回应，要理解“不说”，是真正的交流。“沉默非常可贵，因为其中有非常真实的部分，虽然她／他没有说出来，但其他人可能感觉到，还需要花很多时间，来想像、回应沉默。这是基于想要和其他人亲密交流的愿望，真正的亲密。” 伤口源自冲突与威胁。面对威胁的时候，我们或会产生攻击的冲动，也会回避，甚至妥协接受现有的解释。而面对伤口需要时间，这是漫长的过程，而文学、语言就是一种突破限制的媒介。 “并不是说我们讲同样一种语言，就可以彼此连结。如果文学可以让我们了解彼此，那真正连接彼此的，应该是像梦一样的语言。它可以真正治疗人的内心，让我们接受内在的混沌无序。就像向红刚才分享的一些事，我们不忍的事，我们都不知道的秘密。”自五一三事件过去五十多年，淑芳希望也愿意相信我们拥有重新提起的力量，因为马来西人已共同度过许多好与坏。（原稿上传于27/10/2023）相关文章：【读家说书】张锦忠 / 成为真正书写的人——僵局、困境与贺淑芳的小说【读家说书】刘雯慧 / 记忆与遗忘——谈贺淑芳的《蜕》【读家说书】潘舜怡／眼淚記憶513 【言路】陳利威.誰走不出513事件的陰影

7月前

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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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利威.513事件的看见和看不见

513事件的复杂性，岂能只有华人是单一的受害者。社会冲突大背景之形成，以及另一群体的失落和绝望，也是整个事件不可或缺的一面。倘若只是站在自以为的道德制高点，或只专注和沉溺自己的不幸，那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和解方式。

1年前

思考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