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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

6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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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元以一位诗人之死,操演了诗的意义与可能。诗人纵然是“一无是处,手无寸铁的/祸之弱民”,但诗能引起人们心中的革命。而诗名〈无用之石〉(当然也解作“无用之诗”),暗应着《庄子》“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古老辩证。对于诗,诗人仍抱有信仰,毕竟诗人已向我们揭示“柔软之物,总有太多可能”。 触及诗集,首先就看到诗人别出机杼的目录设置。全书分5辑:“风无意义撩拨”“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再往前走会没顶”“一些明媚的理由”“无用之石》,分别冠以Sinfonia、Sarabande、Sicilienne、Passepied、Encore 5种乐曲的名字。 识者必然知晓此类乐曲之间的流别,再细读各辑收录的诗歌,也自然领略它们与名下诗歌调性的相契。Sinfonia,歌剧中的序曲,诗人召唤各式生灵拉开诗集的帷幕,那里潜伏着广袤的生态与诗意。Sarabande,庄重而缓慢的萨拉邦德舞曲,却曾因“有伤风化”而被禁止;无独有偶,此辑的诗歌正游离在风化以外,遍布的情欲暗示,使人于理不合地颤栗骚动。Sicilienne,长于抒情的慢步舞曲,诗人在此辑中安放散文诗,释放犹如烟圈一般缠绕的复沓长喃。Passepied,快步舞曲,诗人向读者邀约,一起走入明媚轻快的断句。Encore,安可,诗人虽宣称自己“从不谈论重要的事”,但我们清楚意识到这是此地无银的宣示——那些攸关生死政治、严肃沉重的诗歌都放入了此辑。 在诗歌的开展中,诗人不断地呈现自己的疲软与冷感:“仿佛毫无立场的草丛/并不需要理想的方向”。吊诡的是,诗集中不乏诗人对时局、政治的思考,这一批诗歌大多保留于最后一辑中,处理的课题涵括政治、历史、战争、地志。诗人的思考亦转向自我生活。诗人首先善于揭开事物的反面——“感知是礼物也是诅咒”“她便带着天赋的沉重覆没”。这当中自然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 诗能引起心中的革命 其次,诗人对各类情感有所疑虑。对于亲情,诗人直言“所有的亲情都是一段负债”;对于爱情,诗人说“我们似乎,总无意成为彼此的阻碍/但不至于厌恶”。诗是诗人本身最思虑的所在,它被置放在硬与软的辩证中(诗集中,硬软并非仅攸关情欲)。〈无用之石〉是此类思考最集中的表现。馨元以一位诗人之死,操演了诗的意义与可能。诗人纵然是“一无是处,手无寸铁的/祸之弱民”,但诗能引起人们心中的革命。而诗名〈无用之石〉(当然也解作“无用之诗”),暗应着《庄子》“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古老辩证。对于诗,诗人仍抱有信仰,毕竟诗人已向我们揭示“柔软之物,总有太多可能”。 关于诗集的技法,限于篇幅,这里仅从词语搭配揭示一二。字词间的排列组合本有无限可能,但在惯常的文章中,此类无限的可能先需被囚禁于“常理”“语法”等设置的重重牢笼;唯有在诗歌中,那些牢笼稍微松开。且看诗人诗歌中各种词汇的组合——“一片永恒的无家可归感”“绿地的卵巢”“伤心的马脚”“二手转卖的中古情感”“冗芜而长满毛发的呻吟”……此类例子多不胜数,还待读者自己探寻。细揆此类组合,“的”前后衔接的词汇,平日八竿子都打不着;但在诗人的笔下,它们剑走偏锋地被收编于同个诗句内。初看于理不合,但再细细咀嚼,又被个中混搭而迸发而出的、石火般的诗意所说服。此类狡黠的颠覆包括诗人对经典的再利用——“而它就快消失了/我相信其言也善”,显然檃栝自《论语·泰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风无意义撩拨〉,全诗或许便是对“风吹幡动”禅宗公案的现代演绎。至于诗歌中诸如九色鹿、果陀、阿芙罗黛蒂、莉莉丝……各自乞灵、取资的古老意象便不再详举。夐古的事物蛰伏于现代的诗句中,待读者不期而遇。 石(诗)持续燃烧发烫,邀请你一同走入幽微闪烁的黑曜灵光。 日尝/当诗人告白失败时 【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王晋恒访梁馨元、胡玖洲、陈凯宇 【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我们易变、不稳定、模糊,且复杂的蓝色时期 【花踪16.马华小说评审奖】丘凯文/阿婆(上) 【花踪16.马华小说评审奖】丘凯文/阿婆(中) 【花踪16.马华小说评审奖】丘凯文/阿婆(下)  
1年前
你了解90后吗?九字辈马华作家,你认识的又有谁?且看同辈的王晋恆,如何呈现一起出书的梁馨元、胡玖洲和陈凯宇,看看跟你想像一样吗? 1. 常有人说写作要有社会价值,但其实新生代作家关怀的主题,更多在于“私我”。请问“私我”的写作难道就不具有社会意义吗? 胡:通常会提倡社会价值的都是些现实主义作家,现在这种类型的作家其实已经很少见了。即便我常说自己的作品和诗风是伪现实主义,许多的内容都是从社会新闻和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截取,再进行部分虚化加工改造。但我的诗都是从我的视角出发,去书写我所历经和见过的生活。我并不博爱,也没有想要改变世界的野心,自然也不愿去灌输读者什么社会价值。其实每个人的作品只要能满足自己就无愧于心了。 梁:我永远都围绕在这样的质疑中,直到现在不得不认真地去回答这个问题,便像是尝试说服自己——这样写也没关系。但首先什么是社会价值?社会又有广义狭义之分,回到最狭义它指的或许就是“民生”。你我为国家的子民,我们何以生存,何以存在?如此“存在的状态”,又间接把独立的灵魂串联而成一个大面积的社会。这个悲伤弥漫的时代,药物依赖、抑郁、自杀也早已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自我书写如是苦行,它未必比其他书写来得轻松;而且书写本来就是一个建立关系的过程,我们孤独地写,他们远远地读,我们的悲伤相互指涉。 陈:一度也有过这样的怀疑:我写的东西这么私密,它的意义是什么?更消极一点,它会不会是无谓的产物?再换个角度去看,充分具备众所期待的社会价值,以大历史为背景和叙事框架的书写,是不是就对社会产生了绝对的影响和作用?我总觉得,这两个是可以并列而论的,没有高低之分或有用无用之别,就是从不同的关怀进行呈现——你直写外面的世界,我写我从窗口所看见的世界。当前的生活形态例如城市生活,会更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以个体为主,这某程度上成为了我的书写取向。简单来说,私我的书写其实也可以是以小见大,从个人经验投射出集体经验,无论是书写和阅读都有了更多的空间。散文集中〈隔离的猫〉其实就是进行这样的实验。 2. 馨元说,这些年她已经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转换成为现实主义者。玖洲在后记中也提到圈外人对诗人的想象除了饱读诗书,也难逃“贫穷”的诅咒。也有人说,安逸富足的生活不利于创作。借此想请问3位,在创作生涯中,如何平衡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所有人) 胡:我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我是个非常爱钱的人,如果有两个人同时找我合伙经营书店和杂菜饭,我绝对会拒绝前者。甚至可以说,所有最终能够出书的写作者都必须是现实主义者。平衡理想和现实最好的方法是能够将理想拿去卖钱,每个人的写作都需要有反馈才能有动力继续下去,这些反馈可以是读者、奖项、荣誉,尤其金钱,这都是一种写作的续命方式,只有能够在写作的路程中不断得到反馈,不断续命,最终才能支撑到出版一本自己的著作。虽然说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你当然可以说书写是一种疗愈自己的方式,但空谈梦想的理想主义者都死得特别快,当理想无法支撑现实时,写作的动机就会消失。只有成功将文字转换成其他价值,才能有继续保持理想的动机。 梁:有人会把理想放在现实里面,但我会把他们隔得很开,也算是对它的保护吧。一位很要好的同事在喝醉以后告诉我:“真是幸好,我认识的你,不是写诗的你。我常常在网上很多文学活动看到你的名字,我总感觉那是你的分身。”(当时的os:写诗的我真的有那么糟吗?)会这么做,是因为确信那个写诗的自己与现实的自己,是永远不可能共存的了,她们只能彼此忍让。因而该现实的时候,我总会本能地求存。求存包括尽量让自己明亮起来,如一个正常人那样合群、说话,不留一丝喘息的空间去赚钱。只有现实足够丰厚了,积攒了足够的底气,再回过神来端详理想。且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变得那么现实的理由。 陈:必须要先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啊。道理像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给自己的情书》,林夕作词);也像是最理想的写作环境: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已经在新加坡居留多年,当前傍着的教职工作也让生活算是稳定无虞,但我其实是抱着恐惧和怀疑,处在这种种许多人尽信和向往的安逸舒适之中,就算合约时期尚未结束,也经常会在离开和留下之间不断地思索去向。尽管繁重的工作量削减了写作的时间,教学语言的简化也让写作语言改变了不少,但这样的紧绷感是促使我不断找到方法写下去的原因。本身也知道成为全职作家以后是更艰巨的挑战,目前就只想照顾好自身的生活条件,同时能够保持敏锐的观察与觉知,继续书写下去。这便是理想。 3. 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玖洲,在你的诗集中常见元宇宙、少女小冰等未来名词。比如〈观音嬷,诗,和元宇宙〉一诗,即将传统和未来的意象作了一次fusion。你认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如何影响当代人的文学创作? 胡:创作作为一种创造的结果,不仅局限在文字和文学,也可以转换成IG图文、Youtube、TikTok等影音载体进行,其本质都是在说故事。但科技改变的主要是读者接收内容的方式,读者不会有耐心在你的作品停留太长的时间。你可以发现短篇小说的读者比长篇小说多,而网络上的诗比小说容易引得关注,短诗又比长诗的传播效果更佳,最好能够在两三行的句子间就触动读者的内心。通俗、口语、直达情感的高潮成了当代文学的趋势,因此会发现这类口语文学的作品越来越多。 而就科技写作的内容来看,我从来不看好AI的写作,就目前的水准要超越人类还要遥遥无期。当ChatGPT横空出世时,一堆作家开始感叹AI写作要取代人类时,我的感想是你居然会害怕AI写作的烂诗,看不出区别证明你的文字水准和AI写得一样烂。但蹭热度要趁早,科技迭代迅速,难保多几年就没人关注科技写作的题材了。 4.    愤怒出诗人,玖洲的〈红色〉、〈假装死亡很遥远〉等诗都批判着体制;馨元的〈在田里睡觉的一株伤痕麦子〉、〈无用之石〉则关心远方的政治难民。然而现实是,我们的呐喊似乎微乎其微,当权者甚至不愿审核我们的华文创作。在这个背景之下,写政治诗还有意义 胡:我其实在整理打算出版的诗集时,才发现年轻时居然写了这么多政治诗,政治诗的书写其实是一种冲撞体制和规则的方式。这让我想起自己2015年写的第一首诗作〈城市〉,这其实是首政治诗,后来投去了中学的文学奖,那时的文学奖的规章写明,内容不得涉及宗教、政治等敏感因素,但保持着叛逆的心理还是投了政治诗。后来都很少碰政治诗了,像晋恒说的:愤怒出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早已没有那种愤怒的情感。政治书写固然重要,但少了这种一腔热血的愤怒,最后就只剩下使用诙谐和自嘲的语言去写作了。 梁:写政治诗对我而言,并不是顺其自然发生的事情,只是想跳脱自我书写,看看在那以外还有什么可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去爬梳背景,研读大量资料,寻找打动自己的点。打动不一定是愤怒,或许是种共情也说不定。但有时我会怀疑,仅仅通过阅读二手资料,并未亲临过任何现场,走过田野便写就的诗篇,那样的“呐喊”会否片面与过激了些?我也还在寻找所谓意义。 5.     身体的即是政治的。凯宇和馨元的书写常常涉及身体和情欲,请问你们认为身体书写在这个时代,具有哪种力量? 陈:我并没有特别思考我的书写面向对这个时代具有哪种力量,或对于马华同志文学有什么贡献,这多少有点妄自菲薄的意味。但董启章老师在序文中其实精准地点出,以身试险似乎是我的深层写作动机。我是非常认同的。书本收录的文章线索也相当清楚:原生家庭——情感——情欲——我与书写的亲密关系。我不太能够清楚界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是因为早熟的缘故吗?),我发觉自己对于情感、情欲和身体的觉知,要比其它事物更敏锐。以此为始,很多时候我往往是经过这些去定义我的存在。也因为它们某程度上的抽象、看不见,我于是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去建构出它们的真实样子。从更私密(自私)的角度看,因为这些还原与建构,我找到了一个方式去留下或接受,那些已经不再一样的旧地,以及离开的人——在这些人事物被时间篡改得面目全非以前。 梁:当我写身体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生态”的身体。我们用四肢、五官去与宇宙万物连结,去抵达生态中巨大的静谧或翻涌。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早上我都会为阳台的花浇水;突然某日才发现,我日复一日在做的,竟是滋养一盆盆近乎枯槁的花木。不抱任何期待地为将死的花木浇水,本就自带荒谬;以荒谬之姿行走人世,亦是写诗的冒险实验精神。那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那些被动且了无生趣的枯叶,但这个世界仍给我许多善意,还有人愿意为我灌水。 写作是场坦荡的冒险,即是“身体帮我闯了祸,因而有了秘密,那无以言说的炽热的欲望”——欲望如此危险,却是异常迷人,像颗历经抛光的黑曜石;但它畏光,且光天化日无法明亮示人。因而我将它吞下,并直视它在体内发烫。 直到那天,我们或许会发现它并不如想象中噬人,并接受它——也许只是一只黑鸟飞过,我们短暂经历一场颤抖;也许只是细叶芒搔过手臂,我们拍了拍,就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6. 馨元在〈阿芙萝黛蒂的浴室〉中寄望阿芙萝黛蒂和象征邪恶的莉莉丝在一起。请问馨元,你认同我把你的诗集形容为“莉莉丝之歌“,其中的诗句,是为了拯救每个服膺于天神意志的阿芙洛黛丝吗? 梁:我觉得晋恒这个诠释很有趣。莉莉丝是夜间活动的夜魔,她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女人,女神之母。在苏美语中,Lil指暴风或恶魔,Lulu则指情欲。〈阿芙萝黛蒂的浴室〉里头写:“我允许你看你自己,看你的媚惑/看你眼角下的痣/我允许你看,你身体的每一处线条/言溢于表的写意”但为什么,凝视欲望这件事本身,需要被谁允许呢? 说成拯救,或许有点言重了。我们很常羞于在光明之下谈论欲望,它被视为不道德的、污秽的,但实际上欲望不止局限于求性、求爱;求知与求生的欲望彼此等同,一样磨人,且没有谁能够更轻易地与新来的欲望共处。在这意义上,我无能于拯救,只希望多少能释出一些凝视欲望的勇气。 7.    接下来的问题我想请问凯宇。董启章老师在序文中说“散文需要人设”。你对这个说法有何看法?延伸讨论,我想要问你一些老套的问题——你认为散文与小说的分界在哪里?在散文中揭露某些私事,你是否会加工处理某些情节以自我保护? 陈:所谓“人设”,我想是看待事物的一套方式,那是一种聚焦,因为聚焦,所以清楚。因为书写和摄影一样,都是不断地框起和抓取角度,那很多时候都是作者自身的局部,而无法等同于他整个人。将内容连贯起来,不难发现一些有所冲突的地方,例如〈牛皮癣是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温柔的,好像彼此一起找到了一个面对关系的方法;但在更多的篇章(时候),父亲是沉默不语、带着暴力和批判、说话不着边际的形象。这些都是真真实实的,来自于生活不同的阶段和事件。 在奖制之外,我并不喜欢讨论散文与小说的分界,那更多是取决于读者愿意相信什么。毕竟当你愿意说真话的时候,仍然会有人可以认为你说的是谎言。很简单的说,就是对得住良心。关于对揭露私事与细节的加工处理,我在这之前有一个界定是,如果我必须把某个缺憾之情感对象、或悲伤事迹写下,他必须已经从我的生活完全离开而不会再有任何交集。这某程度上是对于对方的尊重。 8. 请问留学和行旅的经历如何影响了你们的创作? 胡:留学最大的收获在于有机会接触其他的文学社群,进而认识更多在写诗的人,这都是无法透过出版品完成的。在马来西亚和我同辈的文学写作人大多都是中文系背景,但我在台湾与我谈论诗的都有着各自不一的背景:外文系、戏剧系、物理系、资工系等,他们不一定都是写作老练的写作者,但他们都是对于现代诗有热情的年轻读者。他们的阅读范围广泛,涉及多国语言诗歌的阅读,以及对文学的解读都能依靠自己的学识背景进行讨论,偶尔交换彼此的新诗作品,这是在马来西亚看不到的景观。这是马来西亚作者和读者人数稀少,背景单一所无法望及的。 留学的经历对写作的帮助更多是在视野和阅读上的补充,写作毕竟是一个人的事情,如果说影响我的创作,可能仅有题材的扩充吧。 陈:其一,留学使我得以拉开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旁观我生长的地方,很多原先模糊的观念和来历变得清晰起来,与家人之间也因为离开而变得更亲近。其二,因为展开了自己的生活,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所有的新鲜事物无疑都是直面身体的碰撞,新的朋友、感情、地方,都方方面面地滋长了自己身在异地,或面对原生家庭作为第一张脸的书写。其三,因为大学正好有开设写作班、性别课、电影课,这种种课堂契机让我从中找到自己写作的声音,以及书写的面向,甚至结识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写作者。即使时常身陷孤独、茫然和焦虑的挣扎,但把这些视为活着的常态,似乎就足以是活下去的理由。 相关报道:【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我们易变、不稳定、模糊,且复杂的蓝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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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了解90后吗?九字辈马华作家,你认识的又有谁?且看同辈的王晋恆,如何呈现一起出书的梁馨元、胡玖洲和陈凯宇,看看跟你想像一样吗? 龚万辉于2022年花踪文学奖颁奖典礼结束后,说90后新秀目前处于“蓝色时期”。所谓的蓝色时期有两层意义,其一指的是动画《蓝色时期》年少的矢口八虎在绘画技艺上的磨练与追寻,其二是指毕加索在20至24岁时阴冷又忧伤的画风。龚万辉认为“在‘蓝色时期’的短暂的几年之间,却是他(毕加索)最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时光。” 如果将字辈比喻作班级,马华文坛的九字辈可以95年作为分水岭。《蕉风》做过两期间隔10年的九字辈访谈,95前被喻为“先驱者”,95后则是“后段班”。分而治之倒也不是两班人水火不容,而是在这个时间点来说,不少95前早已出书,不在新秀之列。今年10月,轮到梁馨元、胡玖洲和陈凯宇的文字付梓出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字,通过以上3位青年作家的诗与文,我们读到这个世代在大环境的峡壁之间,如何自信却也迷茫地走在追寻的道上。90后的文字大多关注“私我”,但正如凯宇所说:“私我的书写其实也可以是以小见大,从个人经验投射出集体经验,无论是书写和阅读都有了更多的空间。” ◢身体是一座受伤的欲望森林 “诚实面对身体深处之需,总好过在青春的尾巴坐以待毙。”凯宇的散文集《深夜拾荒手记》如此写道。印度教把人的身体比喻成一座庙宇,所以书写身体,哪怕是最私密的部位,都可以被视作神圣的心灵活动。舌尖流溢欲望之味,逗引潜意识压抑的本我:“日久为常,对于七情六欲之口味的耽溺,自然不再只限于光照渐稀的黄昏,还有嘴馋的夜深、父母外出的时刻。”对镜审视身体,亦是直面父权和社会的压迫:“如何像个男孩子?那时候,这是一道生殖器官无论如何勃起或柔软,也无法替我定义的问题。”随岁月变化的岂止是人心,甚至包括私密的体味:“将错归咎于时间以前,止汗剂的变色最先让我想到的其实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决定从对方可见之处把自己深藏起来,也远远隔开,是一种明明相互记得,却拒绝了一切问候寒暄……” 凯宇赤裸袒露患有牛皮藓的身躯,同时反思畸形的拇指,连同其密友H的单眼皮,都是命运的注解,预示崎岖的人生:“唯独左手拇指的河岸地形一如最初,我站在河的一岸,H站在对岸。”谈及身体书写,凯宇说道,他通过情感、情欲和身体的书写,可以借语言去建构它们的真实样子——“从更私密(自私)的角度看,因为这些还原与建构,我找到了一个方式去留下或接受,那些已经不再一样的旧地,以及离开的人——在这些人事物被时间篡改得面目全非以前。” 梁馨元的《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中的身体则迷幻且潮湿如一座丛林,可以纳含粗粝的岩石或灵性的黑曜石,常有奇异的生物出没,比如黑黄色马陆、火蚁、长脚蜘蛛、白角九色鹿……它们是青春爱欲的意象,其中更包括蝶豆花(clitoria)与性器的互相指涉。“当我写身体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生态’的身体。我们用四肢、五官去与宇宙万物连结,去抵达生态中巨大的静谧或翻涌。”馨元在访谈时这样说道。 馨元的新诗集是“莉莉丝之歌”合集,以波德莱尔式的败德,拯救那些被男性凝视、意淫和道德规训的阿芙萝黛蒂。馨元如是回应我的解读:“说成拯救,或许有点言重了。我们很常羞于在光明之下谈论欲望,它被视为不道德的、污秽的,但实际上欲望不止局限于求性、求爱;求知与求生的欲望彼此等同,一样磨人,且没有谁能够更轻易地与新来的欲望共处。” 于是她写道:“我欲成为那样美丽的女子/在我还来不及/从善以前”;那个美丽女子“粗鄙而美丽”,养着恶灵并把信仰纹在眉头。馨元写诗,是在歧义的陌路上寻觅未被道德儒衣包裹的真我。 ◢忠心不二的孤独 欲望与孤独是孪生的。叔本华:人生实如钟摆,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摆动。因为有了欲望,人才会深陷“求不得苦”。馨元写欣慕之情:“爱完之后呢?或许是死/我羡慕那些怀着爱/奔赴死亡的人/但同时,替他们痛苦”;写自卑之情:“她们是天生的美丽/而我仅仅是,人造的赝品/住在一座满布瑕疵的人身城池/肤表尽是,上帝恩赐的碎屑”;写人与人不相通的情感:“人多的地方,会快乐/但快乐的人不清醒/孤立却并连的房/寂寞之时也能偷听”。 那些细琐的孤独感,可有书写的意义?馨元答:“这个悲伤弥漫的时代,药物依赖、抑郁、自杀也早已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自我书写如是苦行,它未必比其他书写来得轻松;而且书写本来就是一个建立关系的过程,我们孤独地写,他们远远地读,我们的悲伤相互指涉。” 尘世索爱,等待果陀,情欲的变幻无定,是凯宇和馨元新书的重要主题。凯宇善于铺排长篇幅的散文,以承托绵长情绪。〈借火〉写的是作者在交友软体寻找爱与陪伴的经历。迷离、幽暗、孤绝、迷蒙,仿若一出王家卫的电影,纤细刻画当代人情感的易碎和空虚。其他写恋人的篇章比如〈两河〉、〈之间〉借偌大城市的背景,衬托人的孤独渺小:“作为重点交通枢纽,听闻地下街有二十几个出口之多,一如单字的Y可以孵化出许多关键词,Young、游人、愉快、永远、欲望、Yesterday,还有很多很多。” ◢偏不主义 辛波斯卡:“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谈胡玖洲,我想先从“写诗的荒谬”说起。辛波斯卡的〈种种可能〉重复以“偏爱”昭告自己的价值观,而胡玖洲则在〈偏不主义〉一诗中表现他的执拗。如果时下的文青生活已经变成一种表演,那他的立场绝对是反文青,反美学的。《我们在房里看A片》辑四〈文青生活手记〉讽刺伪文青的浅薄、附庸风雅是对文艺的亵渎,比如随便将句子分段即当成诗;故作含蓄换假文青头像;使用高深莫测的语词故弄玄虚…… 在影像时代写诗,搞文艺,注定是不入流的活动。于是才有了玖洲的〈我们在房里看A片〉,宁可“天未亮,我将诗集藏匿在A片的空匣子/以兽性包装诗性,融入日复一日的人群”。面对文艺的堕落,至终成为美丽空壳,诗人无疑是失望的,然而这已经不是煽情的抒情年代,所以我们读到诗人的语言一贯戏谑,借以挑战体制和俗众。 愤怒出诗人,玖洲的新书同时收录很多政治诗。然而,在这个不读书的时代,文学人的呼声微乎其微,政府甚至懒于审查我们写的东西。被问及书写政治仍是否有意义时,玖洲这样回答道:“政治诗的书写其实是一种冲撞体制和规则的方式。”他忆起中学时故意投敏感的政治诗给中学文学奖的叛逆经验,却感叹如今“少了这种一腔热血的愤怒,最后就只剩下使用诙谐和自嘲的语言去写作了。” 馨元也写出不少具有人文关怀的新诗,比如关心远方事件的〈在田里睡觉的一株伤痕麦子〉、〈无用之石〉。但是她坦言写政治诗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是为了跳脱自我,寻找诗艺上更多的可能性。 掀开历史的伤痕,她的文字轻柔:“月光缓缓降落在左手上/他终于看懂屋子、人和家国都向左边靠拢/的理由。而只有麦子,依然安详地/保持一株麦子应有的姿势/在田里睡觉”。花踪得奖作〈无用之石〉对照诗与强权、死亡、战争的关系。既哀伤无力,却又凸显诗意精神作为金刚石般的永续存在: 而他终究被掏空。他们割开诗人的身体 取出珍稀脏腑与无用的结石 那闪亮之矿,说着诗的遗言—— “他们朝头部射击, 却不知革命其实在心中” ◢流动,变幻中的蓝色时期 90后写作群中,最年轻的馨元也已经24岁,时近而立之年,书写主题自然难以和成长的失落感脱钩。 凯宇行至人生路口,回望故乡,感叹道:“一个地方走向正确,往往不会有太多恋旧的负累、集体的抗议。好像本应是这个样子。”现代人因为交通便利总是处于流动状态,彼此交换着故乡,正如凯宇在〈填海〉所写:“当外坡人甘于远离海岸而纷纷涌入吉隆坡,我却自觉是一颗鼻牛,干燥且灰,因缺乏弹性而迫切往外钻;钻入半岛以北的槟岛和以南的新加坡,钻入冬天的港岛——那些被海环抱的城市。” 凯宇说:“留学使我得以拉开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旁观我生长的地方,很多原先模糊的观念和来历变得清晰起来,与家人之间也因为离开而变得更亲近。”远走他乡,才能更全面地观照故乡。玖洲留学台湾的经验,让他对国家、种族、语言和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初阶语文助教心得报告书〉中,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一起学习中文,最后挑起诗人内心的疑惑:“——是侨生吗?是侨生吗?仿佛沉默地/时间再次退缩回喑哑,连结与我共同的记忆”。 罗伯特·哈斯:“因为初尝大人的悲伤让我们感觉长大。”我们的青春变化,或许是社会化的进程。沿途我们抛弃什么,收获什么?二十几岁,以凯宇的话来说便是我们“重新感受并且覆盖幼年第一次失衡、跌倒流血、撞破头割损手、第一天上幼稚园、第一次跟家人在超级市场走失等等生命经验。” 书写,会不会是无法割弃,保护自我的抵抗运动?询及现实生活和书写之间的关系,玖洲说:“如果有两个人同时找我合伙经营书店和杂菜饭,我绝对会拒绝前者。”凯宇直言:“必须要先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啊。”而馨元倾向清楚分开现实的自己和写诗的自己,让她们彼此忍让,彼此共存:“只有现实足够丰厚了,积攒了足够的底气,再回过神来端详理想。且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变得那么现实的理由。” “少年精力无穷,最具象的无疑是书写之欲。不怕书写的徒然,便是对于消逝和缺憾的补偿。”凯宇在后记的这句话很适合引为结尾。原本也想问大家有关未来五年还会不会写作的问题,却也知道人生之轨本来就无法预测。未来5年,我们没能预见自己身处何处,是否还有经济和时间的余裕去写作,至少这一刻,大家仍旧信仰着文学。 纵观3本新书的内容和标题,一般人可能轻易以“私欲”、“身体”标签90后作家。但是分类帽总会失准。这里,想要以原是军事术语,后来被商人用来描述21世纪的概念V.U.C.A.定位我们的新时代书写。 V.U.C.A.是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缩写。20世纪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艾略特的〈荒原〉推动了现代主义。到了21世纪,世界遭逢巨变,所以文学作品自是更难以读懂,方能应付时代之需。凯宇、馨元和玖洲的新书尝试捕捉的正是那些多变、不确定、复杂且模糊的议题。 他们正是新时代之声。 相关文章: 【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王晋恒访梁馨元、胡玖洲、陈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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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觉得我们这班90后像是古埃及人面狮身,又像俄国传说长着人头的Gamayun先知鸟——一半老派一半新潮,不伦不类。我们既享受21世纪的科技快捷便利,又因父母影响和童年回忆,以致精神总徘徊在上世纪70、80、90年代那已被时光长河浸泡濯洗得日益褪色的鲜亮情怀。 正因如此,晋恒的文字总能引起我强烈的情感共鸣。我这样一个不大爱读散文的严重偏食型读者,在新书到手读了第一篇文章以后,就忍不住想一口气读完整本书才算过瘾。 写散文并不如想像容易。尤其当所有人的题材都取自生活大小事、童年回忆、缅怀逝去亲人、大学生涯、青春爱恋;且马来西亚四季如夏,日常生活难见各种中文文学里常用作意象的绿植花卉——我们写不了“月落乌啼霜满天”般的不朽失眠、写不了“独钓寒江雪”的苍凉悲壮、更写不出“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摧残”的绵绵憔悴与愁绪。在大自然的更迭变换里,我们被动地摄下一张张蕉风椰影、稻香禾浪、湿黏炎日和烟雨蒙蒙,寄托我们骨子里对淳朴家乡的眷恋、对乡音的归属感、对青春的不舍、对亲人爱人的深沉思忆……如此介于丰盛与匮乏间的资源环境底下,要把散文写得有趣且有情致、深情而不矫情,更是难上加难。 毫无疑问,晋恒的文字是能打动人心的。 他敢于将自己面对人间悲欢离合时的脆弱与无助赤裸裸地摊在文字里,亦勇于将自己少时那些未经现实人情炎凉修饰的、如盛唐富宋豪放派诗词般任性飞扬的痴狂与梦想,恣意地倾泻注入文字。这一份无畏,造就他文章里独一无二的真诚与深情。在这个凡事皆讲求精雕细琢的重工时代,这一点纯真和憨实,正正是我们这一代艺文爱好者最渴望的浪漫。 写出感动“半异乡人”的北马 书中对北马各城镇小巷的描写——报摊、点心楼、菜市场、庙会、七月歌台、福建话与潮州话夹杂,全都是我这个在北马生活了二十余年的半异乡人所熟悉且无自觉已深深依恋的烟火。在这一座由文字与充沛情感所造的幽谷里,我的思绪忍不住狂奔,到老家黑胶唱片机和音响设备还未沦为文青摆设的时候、到父亲仍能引亢高唱“停住这风Oh baby,长夜抱拥Oh darling”的时候、到外婆乐此不疲地做酿豆腐的时候、到太奶奶为金叶菊气愤的时候、到我还能为某位学长傻笑流泪的时候、到大学宿舍那片总受星空眷顾的草坪……这些曾经无比真挚的爱恨嗔痴终随案牍劳形、岁月消耗、泪光折射,逐渐变得稀碎模糊。 现实世界没有任意门,更没能像《The Sims 3》的虚拟人物跨时空瞬移,所有美好画面只能随书本合上消失匿迹。而青春回忆是否就只能因成长而硬生生被断舍离? 我想起《淮南子》“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或许,这就是时光幽谷的存在意义。纵然现实时移势易,也要怀抱赤子之心,纯粹去爱,纯粹去梦。否则,也太对不住曾经多么热烈不羁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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