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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下）

文．照片提供：黄子珊【第17届花踪报告文学奖首奖作品】生命像破布，仿佛是地球上多余的人第一次到他们家拜访，我见到了沙烈的妻子玛素玛（Masooma Sepas）。五官精致深邃的玛素玛在阿富汗是电视主播，但在这里，还没学会当地语言的她几乎失语，只能以阿富汗传统食物──马铃薯煎饼，以及全程亲切的微笑来招呼我。语言障碍，还不是夫妻俩最大的挫败。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从天气到食物，一家人都难以适应。住到第三年，沙烈还是经常闹肚子，妻子和孩子的皮肤敏感也一直无法痊愈，全身尽是来历不明的红疹。不得已去看医生，诊费一次一百，是他们大半个月的伙食费。医生怀疑水源和居住环境不干净，他们加装滤水器，后来还索性搬了家，问题依旧没有改善。最艰难的时候，沙烈连买食物的钱都掏不出来。有一次孩子肚子饿，向他讨吃的，他只能给孩子一杯水。孩子不依，不断跟爸爸哭闹，“我不要喝水！我不渴！我是肚子饿！” “身为父亲，那一刻，我真的愧对孩子。”沙烈垂下了头，声音很低很低。有那么一刻，我生怕眼前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会哭出来。那么巨大的创痛和悲伤，任谁也是接不住的。盘缠用尽、没有身分、水土不服、至亲离散……，独处时，沙烈也常常自问：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要承受这一切？郁闷的时候，他唯有执笔书写。 “……我的生命就像一片破布。这里刚补好，那里又破了，仿佛永远补不完。自从成为难民，每一口呼吸都如此煎熬，每一步都如此疲惫。我感觉自己是地球上多出来的一个人，一个备受诅咒的人，只能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无人闻问……” 他感觉自己像是个快要溺水的人，却没有人听见他的求救声──事实上，无处容身的难民，似乎连呼救的权利都没有。而那些无处可寄的心情，最后也只能留给自己。 “……或许，我犯的罪就是在战争中活了下来，我的罪就是为了保护家人离开了祖国。这些真的罪大恶极吗？为什么我活得像个犯人？为什么我必须躲躲闪闪？……” 与其等待被救，不如以戏剧自我救赎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断在崩溃的边缘挣扎轮回，如同困兽。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妻子的眼神失去了往日的神采。他赫然惊醒，“与其等待被谁救赎，我必须主动做些什么来改变，帮助我的家庭，帮助这个难民社区。” 沙烈决定试着回到剧场。他勉强振作起来，在2017年6月创立了难民剧团。 “难民的生活是孤立于当地社会的，他们不相信自己，没有话语权，只能躲藏于城市之中，把自己关在房里胡思乱想。所有的难民都跟我一样迷失、沮丧。” 沙烈想再次通过剧场，让难民演出自己的故事，借以提升自身价值和意识，达到疗愈、对话、教育的目的。沙烈在阿富汗时就接触过“受压迫者剧场”（The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这种剧场起源于1960年代的巴西，主张协助受难者走进剧场，将自己的故事写成剧本，并亲自演出。在欧洲、台湾、南非、菲律宾等地，这种从民间出发、由民众演出、让民众讨论，充满革命色彩的受压迫者剧场，一直是草根社群最重要的抗争手段，也是最有效的发声工具。在大量的讨论、对话中，受难者还能从个人意识的觉醒，进一步转化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行动。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类剧场是在马尼拉。在那里，人们把它称作“民众剧场”（People’s Theatre）。当时，政府计划拆迁马尼拉市区历史悠久的贫民窟，走投无路的贫民在当地戏剧团体的帮助下，走上街头演出自己的故事，向社会大众反映自身困境，为自己争取在这座城市的一席之地。菲律宾民众剧场是在1960年代马可斯总统（Ferdinand Marcos）独裁时期盛行起来的。在民众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结合戏剧、音乐、舞蹈、肢体等多种艺术元素的演出，成了最佳的宣导工具。“当时只要有游行，就几乎有表演。”在这波浪潮中长大的菲律宾资深剧场人威尔逊，最终见证了一场和平革命──独裁者在群众压力下，黯然下台。此后，菲律宾民众剧场继续发挥批判政府、赋予民众话语权的角色，为当地社会带来了许多改变，被喻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民众剧场之一”。这些成功的例子，一直是沙烈投身戏剧创作的动力。但回到现实，他的剧团，一切还得从零开始。沙烈将剧团取名为“Parastoo”，在波斯语中，这是一种美丽的燕子，总是在迁移，就像游牧民族一样，“这是最能代表我们难民的象征。” 接着，他向难民社群广发消息，又举办试镜，尝试说服大家演出，同时召集难民成为幕后工作人员。忙了整整三个月，只有六个人加入，“很多难民告诉我，我们需要的是工作和粮食，参加剧团是于事无补的。” 沙烈不是不理解的。他自己也穷得八斤八两。开始排练之初，他连搭巴士的钱都没有，每次只能从家里走四十分钟的路到排练场地。即使如此，剧团还是在成立的同一年，就发表了第一部作品──讲述阿富汗战争的《历史的苦涩滋味》（The Bitter Taste of History）。剧终时，沙烈望向昏暗的观众席，发现有人在拭泪。那是第一次，他找回了“生而为人”的价值。 “经营剧团以后，我发现自己情绪好了很多。”原本一心想帮助别人的沙烈，没想到先救赎了自己。通过他设计的剧场活动和游戏，难民也慢慢重新建立自信，走出忧郁，“至少他们不再为自己的难民身分感到耻辱。” 在舞台上演出自己的生命故事 “加入剧团，是我成为难民后最棒的一件事。”法哈娜（Farzana Hussaini）是剧团的第一批演员，经常在剧中担纲主角。我对这个女孩印象很深刻──浓眉大眼，标准的中东美女。在《沉默的呐喊》演出被迫早婚的少女时，还只是初中生的她一点都不怯场，把那个想要突破命运枷锁的少女演得丝丝入扣，很是触动我。法哈娜是沙烈的妻姨。和家人逃到马来西亚那年，她只有十岁，但聪颖的她很快就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我第一次到沙烈家拜访，法哈娜就是我们的翻译。法哈娜和家人都以为马来西亚将会是他们的“第二家园”，没想到这个城市并不欢迎他们，“很多人警告我们不要出门，会被抓。”有一次，法哈娜的妹妹因为没有证件被抓走，“但我们听说十四天内是不准家属探望的，所以那两个星期我们完全不懂妹妹在哪里，到底如何。” “刚到的前几年，我们感受到很多歧视和憎恨。”黑暗的日子仿佛没有尽头，把她变成了一个内向胆怯的女孩。过去，每当有人问她从哪里来，她都不敢承认自己是难民，只能撒谎是留学生，“我觉得很难堪，虽然我们根本没做出任何伤害这个国家的事。”直到走进剧场，她才学会表达情绪，找到自我价值，也逐渐变得积极开朗。已步入中年的莫哈末（Mohammad Ismail Zafari）在加入剧团前，也有类似的经历，“难民的生活真的很窘迫，过去的我每天都很沮丧，也想过要自杀。” 难民生活颠沛流离，备受情绪和压力困扰，但在有限的资源下，根本无暇照顾他们的心理健康。即使在首善之都的雪隆地区，为难民提供心理治疗的地方也寥寥可数。于是，那些坠落的灵魂，最终就像落入大海的雨滴，只泛起短暂的涟漪，便消声匿迹。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过这里。只有在小小的舞台上，他们得以写自己的剧本，演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苦闷和彷徨。越来越多难民加入剧团，而且不再只是阿富汗人，还包括缅甸罗兴亚人、巴基斯坦人、叙利亚人等。沙烈受到很大鼓舞，“之前有个母亲不赞成儿子参与剧团，觉得生活都成问题了，演戏太不切实际，但看过孩子演出后深受感动，现在他们一家有四个成员都加入了剧团，包括这位母亲！” 他持续培训演员，也开始受邀主持戏剧工作坊，并与本地和国外不同的剧团合作。为了专注剧团事务，加上妻子后来在一所国际幼儿园找到了工作，沙烈索性辞掉工作，全职投入创作，希望帮助更多难民。剧场，是他们向社会发声的媒体冠病疫情结束后，剧场重开，沙烈又带着难民做了几个演出，引起的回响越来越大。每每演出结束，沙烈都会请观众代入剧中角色，尝试处理角色遇到的问题，或与观众交流讨论，“如此一来，本地观众有机会站在我们的处境思考，希望继续打破难民和本地社会的隔阂。” 难民没有发声的媒体，剧场，就是他们的媒体。当年，少年在艺术学院那片瓦砾中埋下的种子，竟然在四千多公里外的马来西亚，开出了花。沙烈没有闲下来。他又发起募捐图书活动，他告诉我：“我对自己立下目标，打算每次见到一个难民青年，就送他一本书。他们已经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必须多阅读来充实自己。他还计划设立社区图书馆，希望难民有个空间一起阅读、讨论，支援彼此。我问他进展如何，“书是募到了，但没钱买书橱。” 沙烈一直想多做一些，多走一步，只是资源实在太有限，每一步都窒碍难行。但他不允许自己放弃，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不断告诉自己：“可以灰心，但不能绝望。” 想家的时候，沙烈就打开手机相册，看看那些在阿富汗拍的照片。离家时，孩子都还小，随着时间过去，他们已渐渐遗忘阿富汗。而他最大的遗憾，就是父母身体不好，他却不能在身边照顾他们。“我常梦见妈妈。我长得像她，有时照镜子会误以为自己看见她。” 一别多年，沙烈和父母一直没有再见面。一家人要再团圆，却不知会是何时。远方，硝烟仍未散去。而这座城市里，还有无数难民隐身在社会的暗角，卑微地等候命运的发落。撇开难民的身分，他们首先是个人，需要的不过就是一家团聚三餐温饱免于恐惧──这些生而为人的基本需求。在沙烈身上，我看到挣扎，也看到希望；我看到命运的不义，却也看到人性的光辉。 “你还会想回家吗？”我曾经这么问过沙烈。 “如果没有人身安全问题，我今天就回家！”他的语气很笃定，“我要回去帮助家乡的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过上好生活。” 诚然，如果不是生命受到威胁，不会有人愿意冒险，千里跋涉到陌生的国度，过着寄人篱下、亲人离散的生活。 “我很羡慕马来西亚多元共存的文化，阿富汗是单一族群社会，却还是无法融洽相处。”他是由衷地羡慕。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沙烈只能关注眼前的事。现在，他和所有的难民都是命运共同体。冠病暴发期间，他更义不容辞配合非政府组织，向难民社群宣导防护，也经常随义工去派发口罩和物资，俨然难民社区的领导人。有一次，我载了几袋二手衣服和物资送去他家，他正准备出门去参加一个葬礼，“有个人在阿富汗被杀了，这里的家人为他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我要过去致意一下。”他淡淡地说着，仿佛对这样的事早已司空见惯。在距离阿富汗千里之外，这将是一个没有死者的葬礼。在漫长而未知的流亡途中，难民连至亲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编按：文內小标题乃编辑所下）相关稿件：《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上）【花踪17.报告文学奖决审会议记录】大部分作品符合“报告”原则，但欠缺文学性【花踪文艺营01】小说：过去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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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上）

文．照片提供：黄子珊【第17届花踪报告文学奖首奖作品】关上门，日光灯暧昧的光线，把浓浓的夜色、街头的喧嚣全挡在外头。安邦一所社区礼堂内，十几个人忍受着燠热，时而低声吟唱，时而挣扎咆哮，全神贯注地排练着。一旁，导演沙烈瑟巴斯（Saleh Sepas）不时以达利语（Dari）给演员指点，同样七情上面。达利语是阿富汗人其中一支最广泛使用的母语。沙烈和一众演员，都是在马来西亚的阿富汗难民。沙烈在阿富汗本来就是戏剧导演。毕业于喀布尔大学戏剧系后，他就加入当地电台担任编剧和导播。他去探访监狱女性，鼓励女性反抗家庭暴力，后来更获得BBC聘雇，制作青少年教育节目，同时继续以戏剧四处普及民主选举意识、提升女性权益、关注战争中的孤儿。他有稳定的工作、有车子、有房子，每个月还会捐出部分收入给贫困家庭。即使阿富汗早已因为长期战乱而满目疮痍，他也不曾想过要离开。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他们不喜欢我做的事，想对付我。” 第一次见面时，沙烈才刚开始学英语。在阿富汗，沙烈不曾说英语，现在他只能用极缓慢的语速，艰涩而吃力地表达当时的恐惧，“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他们列入黑名单。” 或许依然心有余悸，或许是太过深恶痛绝，沙烈始终不愿亲口指名道姓那三个字──塔利班。沙烈的上半生，几乎都是在烽火中度过的。 1983年他出生之时，阿富汗正和入侵第四年的苏联打得不可开交。几年后，苏联久攻不下决定撤军，塔利班组织却随之崛起，并很快在1996年成功夺权。之后的五年，塔利班施行极端伊斯兰法，仇视一切现代事物──不准女性上学就业，禁止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绘画等所有娱乐和文化活动。塔利班还成立了宗教警察，严厉执法──女孩去上学，会被泼硫酸；有人仅仅只是听了音乐，就被抓去鞭打。 2001年，911事件发生，美国马上驻军阿富汗，扶持新政权。然而，新政府软弱腐败，国家依然萎靡不振。于是，塔利班一边休养生息，一边不时发动游击战和恐怖袭击。为了扩充兵力，塔利班拿着食物、衣服和现金到贫困家庭，换取他们把孩子送到宗教学校接受洗脑。孩子在稚嫩的童年里学会了仇恨，满13岁就接受军事训练，最终成为塔利班口中的圣战士──在阿拉伯语中，“Taliban”正是“神学生”的意思。凭借戏剧的力量，发动温柔的革命也是911那年，沙烈进入喀布尔大学美术学院修读戏剧系。在那个三餐不继的年代，这几乎是没人要申请的学科，“搞艺术甚至会被耻笑，但我相信艺术是有力量的。”沙烈回想开学之时，“整个科系只有十二个新生。”而当时阿富汗的全国人口，有将近两千万。至于那所“艺术学院”，不过是一栋被砲弹炸剩一半的建筑废墟。就在这一片残垣败瓦中，满腔热血的少年沙烈，埋下了“以戏剧改变社会”的梦想种子。为了支持儿子四年的学费，原本为农民的父亲也从家乡来到了喀布尔，在建筑工地打工。其实，在全国被砲火炸得坑坑洞洞、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已经很久长不出农作物。农民早就砍掉果树、舍弃小麦，转而栽种价钱更好的罂粟。紫红色的罂粟花绚烂美丽，可以提炼成海洛因、鸦片等各种重度成瘾物品，很快就扛起了阿富汗经济的半壁江山，更一度占据全球近九成的毒品市场（注1）。这也成了塔利班主要的收入来源。军阀割据、毒品、贫穷……，绝望的百姓纷纷逃离家园。而今，离散在外的阿富汗难民高达两百七十万，是全球第三大难民群体（注2）。走不了的，继续身陷泥沼。很多家庭负债累累，只能把未成年的女儿嫁人，为全家人换来短暂的经济纾困。据估计，阿富汗有近三成的女孩在十八岁以前就结婚（注3）。她们往往遭到虐待、强奸、劳役或难产致死。想要摆脱旧俗、追寻自由的女孩，甚至会被家人以捍卫家族的名义杀害。如果人间有地狱，阿富汗，就是地狱。即便如此，对沙烈来说，这里始终是家──家里有东西坏了，你不会一走了之，而是想办法去修好它。“阿富汗有九成女性是受压迫的，只能在家听节目，获取知识。同样的，小孩子如果没有接受正规教育，长大了就只能拿起枪去打仗。阿富汗需要这些节目、戏剧去宣导平权、民主。” 沙烈以微弱但坚定的力量，在剧场的地板上，发起了温柔的革命──从在喀布尔，辗转到吉隆坡。晚上八点半，难民演员完成了最后一次的排练。第二天，这部由沙烈编导的戏剧《沉默的呐喊》（Screaming In Silence），正式在一年一度的吉隆坡“难民节”公演。难民节由本地社运人士于2017年创办，通过难民的演出、论坛、市集、美食等，邀请本地民众走进难民的世界，希望借此消弭社会对难民的误解。他相信艺术可以改变社会、命运，但是…… 那天，在Publika商场小小的黑箱剧场里，全场座无虚席。台上，演员生涩却投入──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剧中，十二岁的女孩被父亲强迫嫁给比她年长很多的男子，以抵销家里的债务。女孩拼死抵抗，因为她没有忘记，母亲就是早婚难产而死的。结婚当天，女孩从夫家逃走，最终却因为犯上“逃婚罪”被抓进监牢。最后一幕，女孩愤怒地对着看守她的女狱警咆哮，女狱警却提出了一个方法，说可以帮她脱罪，“我可以安排你嫁给裁决这个案件的法官，你自己决定吧！” 整部剧在这里结束。在观众的惊愕中，主持人上台开启了讨论环节：“你觉得女孩该如何抉择？她可以怎么自救？”观众很踊跃发言，但没有一个人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沙烈也没有答案。很多问题亦然。一如超过十八万难民在马来西亚的处境（注4），往往也只沦为“问题”。如何解决，没有人有答案。但在阿富汗工作那十年，沙烈始终执拗地相信：艺术可以改变社会、改变人的命运──他只是没想到，最先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发现自己被恐怖分子盯上的那天，沙烈在人来人往的喀布尔街头，感到阵阵寒意──那是一记警钟。他不是没听说过媒体或社运分子被塔利班袭击杀害的事，有些甚至就近在咫尺──就在喀布尔市中心、号称保安森严的大酒店，阿富汗籍的知名法新社记者沙达阿末（Sardar Ahmad）和妻儿正在用餐时，遭武装分子用机关枪扫射，一家五口，只有小儿子幸存。沙烈也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五岁，最小的才出生九个月。比起资源、人脉都更强的国际媒体记者，要对付一个籍籍无名的导演，甚至无需如此劳师动众，“他们随时可以在我车里放炸弹。只要五美金，就有人愿意做。” 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人命如蝼蚁。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他必须保护自己和家人。2016年，沙烈带着父母、妻子和孩子，仓促离开住了33年的家。离家那一刻，他连想都来不及想，这一走，是不是就再也回不了头？他甚至没来得及回头多望一眼。从喀布尔一路流亡到印度、巴基斯坦，年事已高的父母再也承受不了舟车劳顿，沙烈只好把父母托付给在巴基斯坦的叔叔，他则带着妻小来到了吉隆坡。“抵达那一天，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听说安邦住着很多阿富汗难民，打听到一户同乡的地址，就到那里敲门，请求借宿。” 那是他成为“难民”的第一天。“我们连枕头都没有，只能把衣服叠起来枕着睡。” “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这个问题，我问过好几个中东难民，“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友善国家。”“小时候电视上都说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国家中最发达的。”“这里比较安全稳定。”答案不外乎这几个。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有比他们早来的亲友，可以投靠。截至2023年7月，马来西亚的阿富汗难民有三千一百九十个（注5）。只是，马来西亚没有签署1951年的《难民公约》，不收容难民，亦不承认难民地位。在这里，难民唯一的合法证件，是联合国难民署颁发的难民证。然而，申请难民证耗费时日，等待审核的过程中，难民随时会被当作“非法移民”逮捕坐牢。即使有了难民证，难民也不能工作或到正规学校念书，医疗福利和人身安全亦没有太多保障。走在路上，他们经常受到执法人员勒索、威胁，甚至拘留。初来乍到之时，沙烈每次出门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谁。但他不得不出门找工作。和所有难民一样，沙烈卷起袖子，去端盘子、当搬运工人……，“做满一个月，才拿到两百令吉。” 庆幸的是，他们一家很快就拿到难民证。不久，他又遇到一个雇主，请他处理文书工作，换取每个月一千块的物资。三个月后，他在安邦租下一间小公寓，添置了几件旧家具，勉强拼凑出了一个“家”的雏形，孩子也开始到难民学校上课。逃亡的生活，总算安顿了下来。（编按：文內小标题乃编辑所下）注1：《Life Under Taliban》Masuma Tavakoli, 2019, published by Gerakbudaya Enterprise 注2：https://en.wikipedia.org/wiki/Afghan_refugees#:~:text=Between%202002%20and%202012%2C%205.7,the%20country’s%20population%20by%2025%25.&text=Afghanistan%20is%20one%20of%20the,after%20Syrian%20and%20Venezuelan%20refugees. 注3：https://www.unicef.org/press-releases/girls-increasingly-risk-child-marriage-afghanistan 注4&注5：https://www.unhcr.org/my/what-we-do/figures-glance-malaysia#:~:text=As%20of%20end%20July%202023,registered%20with%20UNHCR%20in%20Malaysia. 相关稿件：《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下）【花踪17.报告文学奖决审会议记录】大部分作品符合“报告”原则，但欠缺文学性【花踪文艺营03】出版：中心与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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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首先是人相信艺术可以疗愈伤痛

与来自阿富汗的Parastoo剧团导演萨列·瑟帕斯（Saleh Sepas）见面的那日，他忽而道歉说可能没准备好，因为前几天刚失去了家乡的叔叔。2021年8月，塔利班组织持续进攻阿富汗大片土地，随之占领了首都喀布尔与总统府。在战火不断的阿富汗，人民辗转流落他乡，一夜之间失去了政府、身分、亲人与梦想……一如2017年来到马来西亚的萨列。 Parastoo剧团是他设立以连接难民、移民与在地人的沟通平台，艺术与戏剧是他们对话的媒介。8月11至13日将在DPAC上演的《Red Soil of Kabul》，剧中Hemmat和Abbas等人用他们稚嫩的童声，呐喊出战火中难民的勇敢、力量与希望。战争与和平的抗衡萨列带我们到Parastoo的黑箱练习空间，房间不大，16位青少年阿富汗演员，正穿着他们的戏服彩排。他们五官精致，更多还说着流利的英语，其中一位年龄最小的演员是萨列的儿子。他说：“来到这里之后，他们的第一语言是英语，已经不太会说家乡母语达利语了。” 那一场戏排的是3个阿富汗小孩在战壕中互相争斗，一言不合便举起枪支射杀。虽然有语言隔阂，但想起萨列所说的：“如果孩子小时候不接受教育，长大之后会变得如何？他们只能成为恐怖分子，拿起枪就去射杀与打仗。” 萨列想借来临的演出唤醒人们，对于儿童保护与人道主义的危机意识。《Red Soil of Kabul》这部剧讲述的是两种思想的抗衡——战争与和平，“我们坐下来对话，这将是一场具有能量的演出，”萨列说。社区剧团连接不同社群难民 2017年，萨列开创了Parastoo剧团。刚来马来西亚那阵子，他忽而失去了所有——“身为一个难民，我没有工作的权利，带来的钱在短时间内也花光了。” 失去了朋友与工作的他仿佛身处孤岛，每天醒来都是黑暗相迎。他发了许多电邮至非政府组织寻求援助，却杳无音讯。那时便想，自己能如何带着家人走出逆境？创办剧团的念头随之而生。最早，剧团只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但如今，它则面向大众。“这是一个连接难民、移民与在地人的平台，他们互相启发与教育，”萨列说。剧团目前有上百位工作人员，除了戏剧表演，也举办工作坊、技能训练等等。好比采访当天，剧团里的其中一位女演员就拿着一台单反相机负责摄影，制作人Sherrina也说，希望孩子们除了表演，也能掌握更多技能，这是支撑他们的实际财富。 2017年成立时，他们通过难民组织招募成员：“当时，没有人相信艺术的力量。发出去的通知石沉大海，3个月后也只有6位阿富汗难民加入。他们毫无经验，我听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剧场？”萨列说。经过了6年的推广，人们逐渐相信了艺术的力量。《Red Soil of Kabul》这部剧招募演员时，消息通过他们的社群媒体扩散开来，仅仅一天时间，就有超过50位难民演员试镜。 Parastoo更像一个社区剧团。早前，他们举办了有关难民心理健康与家庭暴力的工作坊，希望成为他们的后盾。不限于阿富汗社群——索马里、巴基斯坦、缅甸、也门等，都可成为他们的一分子。在阿富汗提倡民主，电台是女性的大学萨列从喀布尔大学美术学院毕业那天，就获聘于阿富汗电台Killid，在当地语言中意味着“钥匙”。工作中，他甚至采访了监狱里的女性，透过剧本写作向民众传达家庭暴力的信息。一年后，他到另一家媒体Farda担任撰稿、导演与主播，这些经验铺就了他后来的机会——在BBC的阿富汗教育计划中担任节目的撰稿与导演，长达8年之久。该档节目中，共有70名专业演员之多。他笑说：“里头的演员来自各地，而那时我还很年轻，有时觉得自己在导自己的爷爷！”然而，这是他在阿富汗的最后一份工作，提倡选举、民主、人权与教育。 “我知道我们的人民需要这样的节目。阿富汗的妇女失去了丈夫，没有经济依靠，她们在家只能听节目，这是她们的大学。” 制作节目期间，团队会到各地询问民众——你们希望能从这档节目获得什么？萨列希望带给他们的是，一种和平生活方式的想像。后来，塔利班锁定节目负责人，四处找寻并一一杀害，之后的事情便是流连在战火间。逃离阿富汗那天，对萨列而言糟透了：“这从不在我的计划之内，但枪队锁定了我，在我喀布尔的家门前放炮弹。” 萨列在印度新德里回不去，便与妻子及3个小孩来到马来西亚。一夜间失去了家国、身分、权利、生活、经验，这几乎是人生的全部。美术学院被炮弹炸毁废墟中学习艺术 2001年，萨列进入喀布尔大学美术学院的戏剧组。该年11月，美国支持的阿富汗北方联盟进入喀布尔，塔利班纷纷逃至国外。对他们而言，那天以后的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塔利班政权之下，人民被伤痛与恐惧笼罩。“你现在不会在阿富汗找到美术学院。就在上周，一名阿富汗男孩因为听音乐，就被塔利班抓去鞭打。” 一切都被严禁。音乐、影视、戏剧……各种形式的艺术，如同萨列所说，就像倒退回一百年前的时空。因此2001年当美国带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盟友组成的联军进入阿富汗——“全国人就像庆祝新年那样开心，理发店里都是男人，想把胡子剃干净。” 然而人们身陷战争之苦，无人愿意相信艺术的力量。人们常会拿美术学院的学生当笑话，“批评我们只会跳舞。当时跳舞娱乐在阿富汗是很糟的事，但实际上它并不。”所幸的是，萨列的父亲认同他，与他一同来到喀布尔，在一栋建筑里当基建工人，陪他完成大学学业。战争中，美术学院被炮火攻击，半个建筑被摧毁。他们的课堂，几乎就在烟雾弥漫、黑暗无光，没有桌椅与窗户的情况下进行。美术学院人烟稀少，全国1969万的人口中，只有大约18名学生就读；夜晚，30条野狗散落在那幢半废墟建筑…… 艺术作为疗愈的方式这是萨列回忆中的求学光景。他们不得不离开家园，但来到马来西亚因政府并未签署难民地位公约，因此他们没有工作与享受基本服务的权利，小孩亦不能通过正常管道上学。在没有政府与援助的情况底下，绝望是一幅难民图象。将近43%的难民面临心理健康问题：“他们需要治疗。戏剧与艺术就是疗愈的方式之一，”萨列说。 “如果有人把门关上，我们何不开上一扇窗？”Parastoo即是这么一扇窗，用艺术提供难民小孩教育：资料搜集、写作、导演、演绎、舞台制作…… 同时，也让在地民众更理解难民真正的样貌——为什么我们必须逃离自己亲爱的国家，来到马来西亚？“而我在这里工作与生活，我不想难民成为我唯一的身分，我首先是一个人。” 正因是人，Parastoo剧团在2020年曾与Instant Café Theatre（ICT）共同演出“And Then Came Spring”，唤醒人们对人道主义的关怀。那一次，演员来自不同社群如巴勒斯坦、叙利亚、缅甸、阿富汗等，超过1000名观众来到DPAC观赏演出。正因收获正面的回响，他们今年决定办一场以祖国阿富汗为题的演出——《Red Soil of Kabul》，演员皆由阿富汗难民组成，萨列说：“因为这是一个属于阿富汗的故事”。《RED SOIL OF KABUL》演出资讯2023年8月11日（星期五）@8.30PM 2023年8月12日（星期六）@3PM 、8.30PM 2023年8月13日（星期日）@3PM 、8.30PM 地点：Damansara Performing Arts Centre (DPAC) 票价：RM 35, RM 65 and * RM 150 Golden Ticket 购票链接：https://www.dpac.com.my/product/red-soil-of-kabul 脸书专页：Parastoo Theater Team 更多【新教育】文章：把故乡之音带往台湾到一个地方就用鼓说一个故事饥饿30青年特务走访沙巴内陆社区打破贫穷刻板印象 Kongsi Co-op合作社连接人、土地和自然葛亮／游走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泰莱大学“THE SHOW”时装秀看见新时尚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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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下）

《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上）

难民首先是人 相信艺术可以疗愈伤痛

难民首先是人相信艺术可以疗愈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