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Mother Pattu》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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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Saras Manickam／在写作中冒险掀开底层样貌

2019年，印裔作家莎拉斯（Saras Manickam）以大马第一人之姿，凭借短篇故事〈My Mother Pattu〉，赢得英联邦短篇小说奖（Commonwealth Short Story Prize）的亚洲区域奖。4年后，她交上另13个故事集结成书。虚构的情节，读着读着却异常真实。故事中的印裔屡屡被称作“吉灵仔”（Keling），也因为肤色与政府大学擦肩；印尼女佣被主人虐打后逃逸，成为无证移工；含冤入狱，最终以溃疡死在监牢的青年…… 这些在我国悬而未决，甚至是禁忌的课题，书写成文字似乎有些冒险。无视旁人的劝说，莎拉斯说：“我知道不写一定安全，但若只写故事好的一面，我不会称自己为作家。” 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何正圣初次见莎拉斯，是在一场聚焦在身分、亲密关系和多元文化的分享会。在台上，她念出获奖作〈My Mother Pattu〉中的一小段落： “Whore I say. Whore!’Pattu used theyvadiye, a Tamil word for whore that was unspeakable，a word that once uttered meant there was no going back for speaker and listener.”（“‘妓女，我说的是妓女！’Pattu用了“theyvadiye”，这是一个淡米尔语中不可言说的词语，一旦说出口，对说的和听的人来说就无法收回。）莎拉斯进入笔下的角色，透过麦克风念出一名被限制教育的印裔妇女Pattu，如何透过言语侮辱她的女儿，只因为女儿拥有其不曾有过的自由。而这样不讨喜的角色，比起厌恶，读者更多的是感到揪心，“所有事情不是非黑即白，人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受害者不总是受害者，受虐的人也可以是施虐者，他们也有可能成为加害者，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一点。” 正如书中第一个章节的人妻Sundari，即便丈夫给了全部的爱，但自由于她始终奢侈，“Sundari无法自主看望父母，那时的她便意识到爱是不够的，身为女性必须拥有自主和选择权。”莎拉斯使用故事中的角色深入说明后，不自禁叹道：“人性是很复杂的。” 莎拉斯写的是街坊茶余饭后的话题。虽然你我再也熟悉不过，但她透过一次次与人的交流，深入了解话题主角的背景后加以创作。这一则则看似轻松无伤大雅的八卦闲聊，活生生地反映出这座城市底层最真实的样貌。而一名作家书写的题材千百种，莎拉斯选择掀开基层积累已久的课题，其中原因或许得从她自己的故事说起。约人交流听故事莎拉斯自小在霹雳安顺长大，她在家中排行第五。书本陪伴她成长，成为作家的梦或许就这样一点一滴注入心中。在梦想实现以前，她先在霹雳乡镇的一所中学担任教师，后来到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深造，成为教师培训学院的指导老师、文案工作者、英文课本的编辑等。对莎拉斯来说，与人交流是一大享受，书里的故事便是这样“听”来的。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为了撰写与人类学有关的论文，她在一所公认的问题学校待了9个月。 “我的学生大多住在吉隆坡组屋，当时很多女学生放学后不回家，搭小巴士到百货公司晃悠，避开挤满人的小小的空间。他们过着就是这样的生活。” 莎拉斯走入这群学生的世界，以朋友的身分聆听他们的故事，“我在教室里与这些孩子朝夕相处，最终得到他们的信任。你知道吗？他们都经历过可怕的事，我把这些都写入论文，在答辩环节时因为太震惊，教授无法接受。” 此外，莎拉斯不戴有色眼镜和学生共处，“我从不评判这些学生，我不会告诉他们‘你是坏人’。我没有经历过他们的痛苦，又从何批评？所以我书写真实的故事，不以受害者为视角出发打同情牌，而是让读者自行判断。” 除了探讨女性的自主权，《My Mother Pattu》此书中也触及许多种族课题。作家不能只写好的一面 “On the billboard along the streets, they show everybody being best friends with each other but the Chinese, Indians, Malays, they live in their own bubbles and the politicians make sure they don’t trust each other too much.（从街道上的广告牌，他们展现了和谐友好的一面，其实华巫印活在自己的泡泡里，政治家必须确保他们间互不信任。）”——〈When I speak of Kuala Lumpur〉关于这片土地的问题由来已久，但提起则需要勇气。莎拉斯笑言，在碰触一些敏感课题时身旁不乏劝阻声音，“在马来西亚，我们总害怕写‘冒犯他人的文字’。但我认为把它写出来后让人们思考以及对话，或许是一名作家能做的。”她亦强调自身并非激进分子，“我是个胆小的女人，但记录身旁正发生的事是我能做的。我也知道不写一定安全，但若只写故事好的一面，我不会称自己为作家。” 家人是坚持的力量 “Kannan can’t speak. Can’t brush his teeth, bathe or wash his bum. Can’t button his shirt, pull up his pants or feed himself…After I’m dead and the husband too, who will love my son? ”（迦南无法言语。不能刷牙、洗澡或擦洗屁股。不能系扣衬衫，提拉裤子或自己喂食……在我死后，丈夫也离世后，谁会爱护我的儿子呢？”）——〈Will You Let Him Drink the Wind?〉虽然抱持着这样的信念，但一路走来不容易。因为找不到保姆，莎拉斯辞掉教师培训的工作，在家照顾两个小孩。她改以自由业者的身分，靠接文案、编教材和讲师等工作为生。在完成家务和工作后，莎拉斯才有专属的写作时间。 “我儿子在5、6岁时，看到我每天在工作。他在餐厅观察到服务员负责收钱后，便忍不住问我：妈妈你为什么不去当服务员呢？你可以直接拿钱。”回忆起孩子的童言童语，莎拉斯嘴角情不自禁上扬。而透过儿童的视角，她看到更广泛的世界，“在他们的眼中，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这也影响了我看待人的角度。” 同样收录在《My Mother Pattu》的〈Dey Raja〉，便是她专注写作后第一篇发布的作品，说的是在印度社会中父母支配婚姻的故事。至于获奖作品〈My Mother Pattu〉，却是她这10年间，不断反复修改才写出的故事。写作最好的回馈方式在这趟创作旅程中，她遇上身兼作家、编辑和出版商的莎伦（Sharon Bakar）。在她的带领下，莎拉斯开始精进写作技巧，之后更自费到布拉格参与写作交流课。在这期间，她亦受邀到瑞士参与驻地作家项目。 “我绝对是幸运的，一路走来获得许多人的帮助，现在我也想要把接受到的好分享出去。”写作，也许是她回馈这些好的最佳方式，莎拉斯希望借由《My Mother Pattu》中14则短篇故事中的角色，教会人们在困难当前绝不回避。 “他们不以受害者的身分自居，即便偶尔抱怨生活不公后，也不责怪任何人，坚强地走下去。”她说。更多【人物】文章：香港漫画教父黄玉郎／手机漫画是新出路媒体工作者闾丘露薇／报道受限改写小说记录时代的心意仍没变北雁山人汤余铭／听从内心找到生命的创作目标导演蔡崇隆／如果冷漠让你不舒服那请你不要继续下去马来文学家林天英／一无所有的日子诗是逃离的出口

1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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