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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路蝴蝶》

“事无大小,真正有兴趣的事情只要好好去做,就不会产生怀疑,长期做下去必然会有成绩。成绩未必要他人认可,顺其自然,做了就会水到渠成。”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兼前所长李有成走过了将近50年的学术之路,回过头来给还在徘徊的年轻学子,也给自己总结的一句箴言。 报道:本刊 梁馨元 摄影:本报 黄安健 问及李有成,最近正在读的一本诗集是谁的作品?他说是一位日本诗人,名字有些长,几日繁忙的行程后一时记不上来。聊起他曾写过的一首诗作,他继而在手机里迷宫般的文件夹花了好些时间查找,边找边指着荧幕说:“都换夜间模式了,这样看起来比较不吃力。” 后来他终于笑着说找到了,也想起那位日本诗人的名字,就叫谷川俊太郎。若不是有这样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执着,可以一头栽进学术,且一栽就是一生吗? “以前我们要处理一个议题,要花很长时间把整座图书馆都翻遍,就为了找到一篇论文。没有它可不行,有时还要托美国的朋友给寄过来,”回顾学术之路,李有成缓缓说道。 时代变动的旁观者,无人得以独善其身 1948年,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宣布马来半岛进入紧急状态。那是战后3年,李有成出生于吉打州马莫河口北侧的班茶渔村。“那时,并不会有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于是当我长大,第一个逐渐了解的就是‘国家’的概念。” 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随之而来的是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这个国家的形式、版图、治理方式的变化从我童年到少年时代慢慢开始变化,而这个更动的过程中从没有人问过我。” 他从渔村走来,踏上学术旅程,成为台湾外文学界重量级学者;在台湾待了超过50年,先后到过美国杜克大学、宾州大学、纽约大学及英国伦敦大学的高思密学院与亚非学院进修与研究。他的足迹也是不停在移动的。 作为子民,当整个大时代的齿轮无声变动,他感受最深似乎是自己即使置身其中,却只能在旁观看。他眼见,有些事件历历在目;也耳闻,听过一些记忆现场:1956年11月23日,千余名学生聚集在锺灵草场罢课,镇暴队随着情势恶化发射了第一枚催泪弹。烟雾弥漫中,抗议的学生被驱散,教育部下令关闭学校21天。这一阵巨浪般的学潮,就因为校方接受政府津贴。 当他在1960年进入锺灵国民型中学,一切已经回归平静;但平静抑或动荡,才是常态?60年代中期的槟城,李有成确实身在其中,那是他一段“光明与美丽的时代”。彼时,行经街头不难看见从越南战场到来度假的美军,以及川流不息的三轮车夫。这是他记忆中的旧景象——越南战争正在发生,且仅相隔一条海上边界。 批判,意即思考合理性 李有成在如此光景中,无可逆转地从少年摇身成青年。“在我住的地方,对面就是一间带有色情的酒吧。美军常去那间‘快乐酒吧’,偶尔会听见反越战的示威抗议,后来我也写成了散文,”他说。 尽管当时的他只是一个少年,但身处抗衡声浪之中,巨大的社会变动就在眼前,无人得以视而不见。正是这样的变动,影响了李有成看待世界的方式及其政治意识——这一段短暂还在本土的日子,无疑就是他的型塑期(Formative Years)。因而,他后来的文学与学术关怀,似乎总离不开种族、阶级等议题,“虽然写的是现代史,可是里面存在批判性,批判的意思就是希望透过创作与学术,刺激读者去思考现存的东西合不合理。” 思考现状,以及捏塑未来。这是他希望通过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刺激。 驾驭自由——自由不等同于随心所欲 “以前写诗,每一个句子都要想尽办法,语言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缓缓笑说。从他第一本诗集《鸟及其他》,到更后期的《迷路蝴蝶》《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蝉声》,一条诗的幽径已然铺展开来。 早年,他受美国意象诗派的影响,非常注重意象使用;但后来他把自己从既定概念中解放出来,尝试接触不同样貌的诗篇。他继而想起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一场上万人的朗诵会,体育馆里坐满了听众。他们沉静、端坐,只为了听一个人,把人民为立国而与以色列对抗的那些过去与正在发生的战争,转换成柔软的诗的文字。 “竟然有一个民族可以对诗如此狂热。”正是因为关怀,让诗人与读者产生了共感,引发了一场奇妙的情动。 近十年来,他说少了从前那样对纯粹诗的语言的追求,“可能是很生活化的语言,它放在一首诗里,就是一首诗。后来看诗看的是一个整体。” 从旧有的方法中解放之后,他似乎感受到写诗的自由。但驾驭自由容易吗?他说:“自由是不容易的,它考验你如何掌控。给你自由可能就会胡来,要如何克制、妥善应用,这是驾驭自由的能力。” 当它是一片自由的土地,仿佛意即无疆无界,更无所谓线索。因此他曾经在《迷路蝴蝶》诗集里头写下“诗无定法”四字——它意味着自由,但不等同于随心所欲。“更是一个挑战,你必须建立自己一套处理诗的方式,或应用的语言。” “说得严肃点就是功力吧,要不就是经验的累积。” 通过创作与学术,介入现世 而经验,仿佛就是现世走过的足迹。他提起“Worldly”这么一个字,在古英语里所用的是worold,指的亦是“人类存在,生活事务”。透过学术与创作,他希望能回到现世,介入现实之中——“刺激自己去思考一些现存的问题,最后的理想当然是希望能够让生活、社会更合理。” “学术跟创作,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它们都用文字,只是叙事语言、处理方式不一样。” 但回过头来,他始终认为“关怀面向都是相同的,所以我的学术与创作,或是思想也好,当中的批判性多少就是介入到现世的——现在世界的事。” 作为读书人,他追求的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哲学也是,刺激我们思考追寻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人生。”他继而聊起中央研究院里的朋友:“那些做科学研究的朋友,他们终其一生希望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这点我们是一样的。” 幸福之路,百般风景。于他,幸福却是异常简单——“就是在一定的规范之内,我们能够自由做想做的事情。比如思考与写作,只要不犯法就不能有所干涉。”因而在这个明亮的现世,李有成把握思想与诗语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对于驾驭自由的修炼。 一朵黄花风铃木,悄然 落下,无声无息 卑微地,落在佛口 什么事也没发生 佛只是微笑,无语 或许,因为这是春天 (节录〈这是春天〉,李有成《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蝉声》,受访者提供)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