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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学者李有成／世界动荡思想自由是最大的幸福

“事无大小，真正有兴趣的事情只要好好去做，就不会产生怀疑，长期做下去必然会有成绩。成绩未必要他人认可，顺其自然，做了就会水到渠成。”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兼前所长李有成走过了将近50年的学术之路，回过头来给还在徘徊的年轻学子，也给自己总结的一句箴言。报道：本刊梁馨元摄影：本报黄安健问及李有成，最近正在读的一本诗集是谁的作品？他说是一位日本诗人，名字有些长，几日繁忙的行程后一时记不上来。聊起他曾写过的一首诗作，他继而在手机里迷宫般的文件夹花了好些时间查找，边找边指着荧幕说：“都换夜间模式了，这样看起来比较不吃力。” 后来他终于笑着说找到了，也想起那位日本诗人的名字，就叫谷川俊太郎。若不是有这样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执着，可以一头栽进学术，且一栽就是一生吗？ “以前我们要处理一个议题，要花很长时间把整座图书馆都翻遍，就为了找到一篇论文。没有它可不行，有时还要托美国的朋友给寄过来，”回顾学术之路，李有成缓缓说道。时代变动的旁观者，无人得以独善其身 1948年，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宣布马来半岛进入紧急状态。那是战后3年，李有成出生于吉打州马莫河口北侧的班茶渔村。“那时，并不会有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于是当我长大，第一个逐渐了解的就是‘国家’的概念。” 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随之而来的是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这个国家的形式、版图、治理方式的变化从我童年到少年时代慢慢开始变化，而这个更动的过程中从没有人问过我。” 他从渔村走来，踏上学术旅程，成为台湾外文学界重量级学者；在台湾待了超过50年，先后到过美国杜克大学、宾州大学、纽约大学及英国伦敦大学的高思密学院与亚非学院进修与研究。他的足迹也是不停在移动的。作为子民，当整个大时代的齿轮无声变动，他感受最深似乎是自己即使置身其中，却只能在旁观看。他眼见，有些事件历历在目；也耳闻，听过一些记忆现场：1956年11月23日，千余名学生聚集在锺灵草场罢课，镇暴队随着情势恶化发射了第一枚催泪弹。烟雾弥漫中，抗议的学生被驱散，教育部下令关闭学校21天。这一阵巨浪般的学潮，就因为校方接受政府津贴。当他在1960年进入锺灵国民型中学，一切已经回归平静；但平静抑或动荡，才是常态？60年代中期的槟城，李有成确实身在其中，那是他一段“光明与美丽的时代”。彼时，行经街头不难看见从越南战场到来度假的美军，以及川流不息的三轮车夫。这是他记忆中的旧景象——越南战争正在发生，且仅相隔一条海上边界。批判，意即思考合理性李有成在如此光景中，无可逆转地从少年摇身成青年。“在我住的地方，对面就是一间带有色情的酒吧。美军常去那间‘快乐酒吧’，偶尔会听见反越战的示威抗议，后来我也写成了散文，”他说。尽管当时的他只是一个少年，但身处抗衡声浪之中，巨大的社会变动就在眼前，无人得以视而不见。正是这样的变动，影响了李有成看待世界的方式及其政治意识——这一段短暂还在本土的日子，无疑就是他的型塑期（Formative Years）。因而，他后来的文学与学术关怀，似乎总离不开种族、阶级等议题，“虽然写的是现代史，可是里面存在批判性，批判的意思就是希望透过创作与学术，刺激读者去思考现存的东西合不合理。” 思考现状，以及捏塑未来。这是他希望通过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刺激。驾驭自由——自由不等同于随心所欲 “以前写诗，每一个句子都要想尽办法，语言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缓缓笑说。从他第一本诗集《鸟及其他》，到更后期的《迷路蝴蝶》《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蝉声》，一条诗的幽径已然铺展开来。早年，他受美国意象诗派的影响，非常注重意象使用；但后来他把自己从既定概念中解放出来，尝试接触不同样貌的诗篇。他继而想起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一场上万人的朗诵会，体育馆里坐满了听众。他们沉静、端坐，只为了听一个人，把人民为立国而与以色列对抗的那些过去与正在发生的战争，转换成柔软的诗的文字。 “竟然有一个民族可以对诗如此狂热。”正是因为关怀，让诗人与读者产生了共感，引发了一场奇妙的情动。近十年来，他说少了从前那样对纯粹诗的语言的追求，“可能是很生活化的语言，它放在一首诗里，就是一首诗。后来看诗看的是一个整体。” 从旧有的方法中解放之后，他似乎感受到写诗的自由。但驾驭自由容易吗？他说：“自由是不容易的，它考验你如何掌控。给你自由可能就会胡来，要如何克制、妥善应用，这是驾驭自由的能力。” 当它是一片自由的土地，仿佛意即无疆无界，更无所谓线索。因此他曾经在《迷路蝴蝶》诗集里头写下“诗无定法”四字——它意味着自由，但不等同于随心所欲。“更是一个挑战，你必须建立自己一套处理诗的方式，或应用的语言。” “说得严肃点就是功力吧，要不就是经验的累积。” 通过创作与学术，介入现世而经验，仿佛就是现世走过的足迹。他提起“Worldly”这么一个字，在古英语里所用的是worold，指的亦是“人类存在，生活事务”。透过学术与创作，他希望能回到现世，介入现实之中——“刺激自己去思考一些现存的问题，最后的理想当然是希望能够让生活、社会更合理。” “学术跟创作，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它们都用文字，只是叙事语言、处理方式不一样。” 但回过头来，他始终认为“关怀面向都是相同的，所以我的学术与创作，或是思想也好，当中的批判性多少就是介入到现世的——现在世界的事。” 作为读书人，他追求的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哲学也是，刺激我们思考追寻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人生。”他继而聊起中央研究院里的朋友：“那些做科学研究的朋友，他们终其一生希望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这点我们是一样的。” 幸福之路，百般风景。于他，幸福却是异常简单——“就是在一定的规范之内，我们能够自由做想做的事情。比如思考与写作，只要不犯法就不能有所干涉。”因而在这个明亮的现世，李有成把握思想与诗语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对于驾驭自由的修炼。一朵黄花风铃木，悄然落下，无声无息卑微地，落在佛口什么事也没发生佛只是微笑，无语或许，因为这是春天（节录〈这是春天〉，李有成《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蝉声》，受访者提供）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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