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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

4星期前
2月前
清晨的市场还笼罩在一层朦胧的薄雾中,摊贩们忙碌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商品。空气中弥漫着新鲜蔬菜的气息和刚出炉面包的香味,似乎预示着一天的繁忙将会顺利展开。然而,这份平静被突如其来的风波打破了,像是黑暗中的闪电,划破了市场的宁静。 一声激烈的争吵从市场的角落传来,声音嘈杂而混乱,犹如暴风雨中的雷鸣。摊贩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抬头望向争吵的源头。人们的目光在瞬间聚焦,那是一场由利益冲突引发的激烈争执,涉及市场上两个摊贩的货物纠纷。 张大爷是这个市场的老面孔,他的摊位上摆满了新鲜水果,每一个苹果、每一串葡萄都光鲜亮丽。而他的对手李叔则经营海鲜摊位,摊位边上的冰块上闪烁着剔透的鱼鳞。二人的争执起初只是因为一件小事——张大爷在摆放水果时不小心将几件商品撞落,正巧砸在了李叔刚刚整理好的海鲜上,李叔因此指责张大爷粗心大意,争执由此迅速激化。 随着争吵升级,双方的话语愈发激烈,手指指向彼此的摊位,仿佛要将对方的货物撕扯成碎片。周围的群众渐渐围拢过来,有的窃窃私语,有的试图劝解。市场的气氛在一瞬间变得凝重,仿佛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在展开。 争吵不仅仅是声音上的冲突,更在空气中弥漫出一种浓烈的紧张气息。张大爷的脸色涨红,额头上的汗珠如同大颗的珍珠,滴落在他手中紧握的水果上。他的声音中带着愤怒和委屈,那些积压在心中的不满似乎在这一刻全然爆发。李叔则在另一边,脸上挂着一抹坚决的神情,手中的鱼钩在阳光下闪烁出冷冷的光芒。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指责和责难,仿佛要将自己所有的愤怒和不平一股脑儿发泄出来。 议论声、劝解声、嘲笑声交织在一起。每个人的眼神中都流露出对这场纠纷的关注与好奇。那种群体的声音,像是被风卷起的沙尘,在空气中漫舞,掩盖了市场原本应有的喧闹与活力。 而最终,风波的平息却是那么平淡。几名市场管理人员赶到现场,用温和却坚定的语气劝说两位摊贩冷静下来。张大爷和李叔在经过一番争论后,勉强握手言和,虽然脸上依旧带着不满的表情,却已经没有了刚开始时的激烈与冲动。市场的秩序渐渐恢复,人们重新开始了各自的交易,仿佛这场风波只是平静日常中的一个小插曲。 我站在人群中,目睹了这一切,心中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触。风波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纠纷,它揭示了人性中的脆弱和冲突,也暴露了在利益面前的敏感与紧张。每一个争吵的背后,或许都有着更深层的故事,那些无法言说的委屈与愤怒,像是被风掀起的波澜,轻轻地掠过心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市场渐渐恢复了平静,摊贩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然而,风波带来的影响却深深地留在了每个人的心中。那些平凡的日子,在风波的洗礼下,变得更加真实而深刻。生活中的风波,虽然令人不快,却也是我们面对挑战和困难的一部分,它教会我们如何在冲突中寻找解决的智慧,也让我们在风波中更加理解彼此的情感与处境。 【作家点评/若涛】 文字顺畅,修辞成熟。作者通过描写物件,把场景写得立体鲜活。如果相同的技巧,也应用在人物上,会让故事有趣得多。文中关于两个主角的文字,多止于抽象描述,两人的互动,都仅用动词概括。因此有点像一幅细致的景物画,而不是富含情节与动感的电影或动画。最后两段把寓义道破,也不是一个好的写法。作者不妨给自己一个挑战:用故事本身把寓义带出,而不是直接道破。这样会让作品更添余韵。
2月前
2月前
4月前
4月前
(编按)今年5月13日,加拿大小说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莉丝.孟若(Alice Munro)以92岁高龄过世。約两个月后的7月7日,女儿斯金纳(Andrea Robin Skinner)在《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撰文,揭露了孟若的第二任丈夫、地理学家弗雷姆林(Gerald Fremlin)从1976年开始性侵她,当时的她不过9岁。成年以后,25岁的斯金纳曾受母亲某次谈话的启发,写信告之童年曾被继父性侵的遭遇。孟若知情后选择沉默,甚至认为自己是遭到丈夫背叛的受害者,却继续待在丈夫身边直到他过世。 文章发布后引起文坛哗然。一部分人无法接受孟若完全抛弃了女儿,认为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因此不应再阅读她的作品;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进入更幽微的小说与人性的世界,从更复杂的层面去理解或检视孟若,毕竟孟若的小说从来就不回避黑暗,她的故事总是充满生活的两难。 事件发生,孟若自然有其无法回避的伦理责任,但回到文学自身——那些作品中攸关性别、心理、权力、身体、小叙事、伤痛与恐惧的探索,若就因为创作者的“败德”而一笔勾销,作为文学读者的我们难道就比较有收获?对大部分的我们而言,孟若只是一个“路人”,可她的处境却是我们都可能碰上的考验。 那么我们往后该怎么阅读孟若、看待孟若?本期【文艺春秋】,小说家贺淑芳就试着给出了她的态度与方式—— “因为现在不是纠正什么话的准确性的时候。”——〈死亡时刻〉,《快乐影子之舞》,1968年。 “她越阴郁,越粗鄙,越不堪忍受,他们的玩笑就越多。在这种家庭,他们说你‘敏感’,就是缺点了,正如他们对我妈妈的评价一般。所有的姑姑、堂兄弟姐妹和叔叔伯伯们,对任何针对个人的残酷、鲁莽,早已经锻炼得心如铁石了,甚至似乎自己拥有的瑕疵或者失败,要是能够获得大家笑声一片,应该倍感骄傲。”——〈重重想像〉,同上,1968年。 “过去的事情,把我也孤立了。任何人但凡知道这件事,都不希望和我有什么瓜葛。”——〈多维的世界〉,《幸福过了头》,2009年。 “有一回,你最后一次出来这里时问我,将来你死后我会有什么感觉,会不会有罪恶感,我当时告诉你,我一直以为我俩可能永远无法,像我们本来应该可以的那样相互亲近。虽然当时我们都聊着,你对他人的无法信任,我却无法告诉你,其实我也一样有这种感觉,尤其关于你。我很爱你,你越是来接近我,我就越难跟你保持距离,要对你隐瞒那些我不想给你知道的事,也就越痛苦。”——Andrea写给艾莉丝‧孟若的信件,1992年,刊于《多伦多星报》,2024年。 读到Andrea的信,开头毫不保留流露她对母亲的仰慕,会忍不住心痛,因为要跟母亲说什么,本来就很困难。我对媒体报导的字眼总有保留,惟有看到那一小段公开贴出来的信件开头。不禁又想,有些内心的感觉,是新闻报导追求确定效果的策略,接近不了的。 似乎读到不只一份报导写,在这之后,重读艾莉丝‧孟若的小说,将不得不震惊于意义永远转变了,破坏不可修复。这要从《公开的秘密》(Open Secret,1994年出版)开始,里面有一篇小说〈破坏者〉(Vandals),原刊1993年《纽约客》,前一年Andrea写信向母亲坦承自己10岁时被性侵。女儿告诉母亲之后的翌年小说就刊登。大家会问:艾莉丝‧孟若怎么可能还能冷静地写作?她竟然可以维护这第二个丈夫,在2005年继父被审判有罪、缓刑两年后,她只离开他几个月,之后就回到他身边,继续同住到他八十几岁去世。拿到诺贝尔奖的2013年,她已经有了失智症,凡事得依赖他。 这篇〈破坏者〉,写一个年轻女孩9岁时被隔壁邻居的某个年长男人性侵,很多年后,女孩已经成年,某日接到邻居女人电话,叫她帮忙看水阀,她答应了,但她进入隔壁老夫妇的家之后,却展开报复,狠狠毁坏屋里的每一样东西。 小说很少笔墨描叙性侵,很隐晦,若读快了,甚至就会忽略,似有若无。大篇幅的描叙,写老夫妇,老女人贝亚跟她男人的关系,以及邻居孩子如何在丛林里跟老男人学习看植物。小说写最多的,是女人对他的迷恋,那男人又是如何地自我中心,什么话能谈,什么话绝不多谈,她必须学会他的规则。有一次,他在泳池里一边模仿老女人动作,暗地嘲笑她笨丑,一边偷摸小女孩胯下。老女人心知肚明,却竟然妒忌小女孩,偷偷跑去女孩的家做了小破坏。 似乎我们阅读小说必须克制,不把文本跟作者过度连接在一起。可是,之所以不能全然分割,是因为文学乃是情感的吐丝之物。有些作家可以把它反折变形,读来只觉得想像力奔驰,像Olga Tokarczuk,但不是每人都能如此。艾莉丝‧孟若也许是借由虚构安置了自己的生活生命,虽非交代全部。 我要继续阅读她的小说。因为我从她小说里,学到的,看到的女性处境,比任何一个地方要多。在安妮‧艾诺(Annie Ernaux)的《岁月流逝》(The Years)里开头有这么一句引言:“历史并不独属于个体”。对于非历史的小说而言,这句话也可以延伸成:“个人经验并不独属于自己。”在大历史框架里,女性的经验总是被忽视。因此小说里装载的既属于作家自身,却也是属于女性,那在这性别不平等处境中的创伤结晶体。 即使你不是母亲,没有孩子,行为正直良好,自觉没有罪恶感,但你可能仍然在这父权价值观为主流的世界里受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把艾莉丝‧孟若的书丢进垃圾桶。我想不出还会谁像她那样从这样的位置写作。1960年代,她最初写作时这么被矮化:一个会从家务事挤出时间来写小说的家庭主妇,到Andrea出世,配图照相总是三个女儿和一个母亲。她必须以“会写作的家庭主妇”这身分来亮相,没有人看重她是个作家。严重的性别偏见,可想而知。要剥夺女性作家的authority还不容易,但她还是继续写作。 “我想要藏起来,以便我可以专注投入于真正的工作,唯有在工作里,我才可能真正爱惜那个被疏离的内在自我。”(Miles City, Montana,1985年) 在这篇1985年出版的小说〈蒙他拿城〉里,一个家庭主妇意识到,她那么想要专注自己的工作,然而,只要一次注意力稍微离开看别的东西,意外就可能发生。孩子的生与死,简直像靠运气来逃过一劫。她还意识到,只要有一个人死了,痛苦以后必然会使她持续不断地责怪每一个人。 阅读艾莉丝‧孟若,会感觉到一种极特殊的,让人惊讶的敲击震撼感。她并不是特别在结构秩序上经营出色,甚至可说简直就是松散。但是,她记得许多细节,普通人会忘记的,不重要的东西,不管重不重要的,她都会全部记得似的,形成她小说中的特殊质地,虽然是虚构的文本,却拥有一种比时间流逝过去无从保留的现实,更加真实的感觉。她并没有把自己造成比实际的更完美或更伟大,她从来不曾说过自己是完美无瑕的女性。她的小说并不教导怎么才能正确。她写最多身而为人的感觉,毋宁是各种弱点与缺点。也因为如此,各种细节,人际的、母亲照料孩子的、家庭的,穷人的、负债的、逃离长女负担诸如此类……竟然能在跨境翻译之后有这么惊人的相似与普遍性。亚洲区域里的工人家庭,或者中下层家庭的问题,好像也是这样,但我们从小在教育中接受的儒家思想、尊老爱幼的价值观,主张和谐美好,以及读到的经典现代文学家,多数来自贵族或书香世家。却很难让自己辨识出,自己生命经验中的卑微低俗,如何可能叙述,仿佛这不值得写似的。 一直到失智之前,像她这样记忆力与心思细腻繁琐,无法想像罪恶感怎么承担。 1993年刊出的〈破坏者〉,写到贝亚的欲望,贝亚讨厌男朋友的正常、道德、急于合乎主流的社交欲望,偶然认识了某个相反的男人,就特意在衣服里穿着真丝内衣开车去找他: “她知道这是一种退化,又很讨人厌——她真正的想法是,有些女人,像她这样的女人,可能一直都在追寻一种可以容纳自己的疯狂。如果不是生活在一个男人的疯狂之中,那么和他生活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男人们可能会有那种很普通、很平常的疯狂,比如对某支球队的热爱。但这可能还不够,不够强大——这种不够强大的疯狂只能让女人发脾气、不满足。” 是什么东西吸引贝亚呢?她去找他时,他在挖泥土种植。 “对贝亚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眼前这一幕——看着一个男人挥霍体力工作,无视自己的存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她热血沸腾的了。拉德纳工作做得很好,身上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没有多余的赘肉,没有过剩的精力,当然也没有精心设计的对白。” 情欲像是从一种受不了的正常、守秩但枯燥无味的日常重复性网罗里,逃走的路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原因早已经潜隐在制度语言里。我们被训练成,在那围绕着性,世界就像甜甜圈般构成的秩序密码里,我们接受各种以优秀男性为主的价值观。即使某些特质,对女性本身无益。虽然如此,小说读来,并不能否定,这里面有时间沉积下来的关系,他们俩人(贝亚和那男人)都老了,她写,“夜晚在床上躺靠在一起,胳膊贴胳膊”。 有些毁坏是不能修复的,如同小说里,当她(贝亚)为了泄愤她竟然偷溜到被侵犯女孩的家,破坏女孩的家时,也破坏女孩的逝世母亲留下来的纪念物,一对耳环只剩下一个,关系永远破坏了。 在Andrea一岁时,1967年,艾莉丝‧孟若出版了《影子舞蹈》,以及小女儿12岁时,1978年出版的《你以为你是谁》,结构严谨,行文绵密,段落与段落之间有所控制、节制完成的形式优美。接着,2001年的《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出版前,艾莉丝‧孟若已经知道这事了,可能她安适于Andrea不再追诉的安全感,全书竟然没见一点心理阴影。然而,在2009年出版的《幸福过了头》,却写得很松散,我这里并不是说,松散的写作方式,就比不上结构严密的书写,不,当然不是。《幸福过了头》第一篇小说〈多维的世界〉,耐心读了几页后,就感觉有巨大的沉重感压过来。 事件已经发生过了,原因到底在哪里?〈多维的世界〉写一个遭到家暴的女工,每个孩子都被丈夫杀死了,他之所以杀死孩子,是为了惩罚妻子去找一个女性朋友聊天,好让她后悔。妻子回家,发现每个孩子死了,终于报警。之后,她依旧去探监,每次探望丈夫时的那些描叙,仿佛囚犯也是她。她去探望的囚犯就是她自己。小说中这个囚犯谈到一个多维世界,如果世界是多维的,那么死去的孩子,也可能都还在另一个空间里活着,有时候他们还会相互碰到。或许她透过这样的想像在寻找某种解脱的办法,虽然听起来不正常,但对于这个世界,正常是什么意思呢?她反问我们。 “我不是在谈什么‘原谅’,她在自己的脑海里对桑兹太太说,我永远不会这么说,也永远不会这么做。 但是,想想吧,我不是和他一样吗?过去的事情,把我也孤立了。任何人但凡知道这件事,都不希望和我有什么瓜葛。对他们来说,我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他们想起他们根本承受不了的事。” 2009年,她患癌时写的《幸福过了头》,这真是怵目的字眼,幸福过了头。我以为没有女性不喜欢这篇。小说以俄罗斯数学家索菲亚传记为题。她有个假注册的丈夫,共产党员,总想改革社会,但她总觉得这个人优柔寡断,没什么男人气概,所以她不爱他。索菲亚喜欢另一个,她在瑞典斯德哥摩尔城里遇见的法学与社会学者。她觉得冬天里对方的拥抱,可以带来像父亲般的安全感。可是对方只喜欢她小鸟依人,她越拥有成就与自主意识,他就对她越冷淡,终于婚事吿吹了。 冬天索菲亚去德国探望老师,之后,在回去斯德哥尔摩城的途中,由于听说火车途经的哥本哈根城发生了天花传染疫病,所以她换路线,兜了大圈,穿过很冷的地区,来到天涯海角。途中她看见一个母亲,拖儿带女,很多孩子,疲倦麻木、心不在焉地做些动作来安抚孩子。她觉得妇女真可怜,根本不可能获得解放。她在车厢里遇见的某个男人,也让她不禁有点遐想,到底是不是有第三种选择呢,也许不用那么英雄气概,只要对方温柔又会尊重女性。可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幻象,像索菲亚研究的余弦光波,“波浪般一圈圈地在车窗玻璃上浮现”,永远都是旅途中的幻觉。真正要面对的生命实相,是孤独,事实上,一旦能从对男性的迷恋中解脱,就能豁然开朗。她这么聪明,看世界、人际,一下子就看到和谐甜美总是表面短暂。然而世界没有准备好接受像她这样的人,想要经历,想要为自己而活,她确实这么做了。从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她就是在那个贬抑与开放的时代夹层中,极力从拉扯女性身心的各种权力剥离,拼命反弹、反抗,最后却掉进黑洞的人。 也许,她在现实中沉沦,但在写作时,却能浮上来。她的小说并没有去为父权说话。如她所言,她从来就不是女性主义者。但奇怪她那些鲜明的细节与缓慢淘写,却能让人看得清楚,女性面对的问题,女性必须脱离的幻觉,以及何以人在生命必须面对孤独与清醒。至少,她的小说,总比许多看似不杀人不见血的浪漫偶像爱情故事,带来的祸害少得多。我觉得大部分看到的浪漫爱情剧,带来的脑残与对男女两性心灵约束的洗脑,更加可怕得多。 我觉得这件事,确实把女性文学读者,或者至少是对女性议题的关心者,放在一个尖锐刀刃般难以有满意答案的地方。 我还是会继续阅读她的小说,却又不是只是把她当成理解女性处境的工具。我也觉得,Andrea不用原谅她母亲。她已经很长时间,一直崇拜着优秀的母亲,但等到2004年,从媒体报导里读到艾莉丝‧孟若讲的,不由得彻底失望。原谅是太难的事,情感有的就是有,没有的就没有。 Andrea已经在内心里做了自己的工作。她不必原谅他们。 如同Lauren Berlant说的,性的力量强大,我们都被它“毁掉了”,“性是对一个人主权的束缚”。在亲密关系里,争吵、伤害、权力争夺,经常跟性有关。但在爱与破坏,毁掉防卫边界之后,却可能对原初与自我,我们曾经以为哪个东西就是自我,以后就有了不同的发现。 相关文章: 贺淑芳 / 永在的艾丽丝·门罗,亲爱的卑微人生 林雪虹/门罗时光 梁靖芬/今时今日读孟若
5月前
喜欢听说读写各种故事,曾任星洲日报普通组记者与坤成中学历史教师。非主流00后,有痣青年,相信人性本善。 电邮:[email protected] 。 除生死,无大事。究竟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面对死亡?年轻人为何举办有关临终关怀的醒觉活动,又会如何谈论死亡呢? “大家听到死,就觉得很恐惧。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要突破这个恐惧呢?”临终关怀醒觉活动筹委会主席张菲玲这么回答。对她来说,一旦看破死亡这个课题,其实就会发觉死亡并没有那么恐怖,况且每个人都一定会面对和经历死亡。 “我们想通过这个活动,自己感受、体验、接受,最终才能走到释怀这一步。我们想通过这四个阶段(F.E.A.R),让大家看淡死亡,用更好的心态面对死亡。” 死亡是可以看破或看淡的吗?她说,如果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的时候,就会发现死亡并没有那么恐怖,在经历其事时,也不会茫然失措。 亲身体验和感受死亡 在开幕仪式致词时,张菲玲提到此次活动主题中的“蝴蝶”象征着转变、美丽、优雅和联系。正如蝴蝶从毛虫变成最终形态一样,临终关怀代表着从生命到死亡的转变,强调了死亡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循环的开始。“吻”的概念则象征着与逝者分享的连接或记忆的瞬间,温柔地提醒着人们在肉体之外的爱和联系。蝴蝶是希望、变革和生命旅程永恒美丽的象征,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如此。 感受到生命的珍贵 她说,此次临终关怀的对象,是专门针对患有绝症的人,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提供支持和舒适的形式,目的是通过满足患者的身体、情感和精神需求,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为他们的家人提供帮助和安慰。 这种关怀主要侧重于管理与绝症相关的疼痛和症状,力求让患者尽可能保持舒适。此外,临终关怀团队还为家人和护理人员提供指导和支持,提供咨询、教育和实际帮助,帮助他们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此活动精心设计了不同阶段的体验,让参与者可以感受、体验和接受死亡,最终达到释怀的目的。譬如在感受的阶段,通过观看遗物及其背后的故事,观众可以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和逝去的意义,并了解关于临终关怀和安宁关怀,加深大众对此主题的认识。 此外,活动也设有死亡体验环节,参与者需“躺”在伪棺木体验自身的死亡,进而思考生命的意义。通过冥想环节,参与者可感受生命的临在感,体验内心的平静和思索。 接受和整理情绪 有柔软才能坚强 看着学生一步步了解何谓临终关怀,直到活动期间已能够从容谈论生死,活动顾问老师姚丽洙也表示:“我希望这不只是让学生去学习如何举办一个活动,而是从中去接触大众的人性,学习如何懂得去尊重生命。” 她说,如果大家能够这么坦诚地去了解自己,接受自己的感受,包括负面的感受如恐惧与悲伤,那每个人的心都会放柔。当每个人的心能够柔软一点,将会产生巨大的力量,足以慢慢感染身边所有的人,乃至整个社会。 “我们必须要知道并了解,柔软不是脆弱,反而是坚强的源头。当一个人能够容许自己哭的时候,其实那才是最坚强的,因为我们承认自己的情绪,承认我们内在还有一个小孩。 “一旦承认了自己的情绪,其实是在拥抱自己,并且完全接纳自己,这也就足以让自己能够更坚强起来。所谓弱者,是逃避自己的柔软之处。其实坚强跟柔软不是对立的,反而应该是融合一体的。如果我们没有柔软这部分,我们是不可能真正坚强。” 最后,张菲玲也强调,悲伤是被允许的(It’s okay to be sad),如果不允许自己伤心的话,就是在跟自己搞对立。 讨论生死不再是禁忌 “如果你不让自己把情绪表达出来,那你要怎么坚强呢?一直把情绪收在心底,你是不可能坚强的。可能到最后那一刻,你真的崩溃了,那要怎样照顾好自己?其实,每个人都应该面对自己心里最深处的情绪。你可以哭,你想怎么样都可以,但你一定要面对你自己。” 临终关怀,简言之就是做好让生者安息,同时帮助生者坚强的工作。看似简单,要做好这件事却不只需要心理意识上的醒觉意识,更需要持之以恒的行动,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扶持。年轻人愿意主动迎面如此沉重的课题值得鼓励,期待有朝一日讨论生死不再是禁忌,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能够从容面对及接受自己和他人的死亡。   相關報導: “生命之旅”情景音樂會落幕 為祗園修心院籌獲43萬 將殯葬教育改革視為己任 遺體化妝師 推廣生命教育 132醫學系師生感恩致敬 送別一家3無語良師  楊偉漢《照》丈量人生 / 歐芙苓(甲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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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27日综合电)美国海军陆战队军风剽悍、勇猛顽强,向来强调打第一仗、立第一功,领导干部必须身先士卒,强调“跟我来”,而非“你去做”。若是身为海军陆战队的大家长,更须时时锻链,以作为约20万海军陆战队将士的典范。不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上将(Eric Smith)日前主动公开他在跑步训练时昏倒,被陌生路人救援的真实故事,也让海军陆战队多了真实的人性温暖。 根据《台苹新闻网》引述《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NBC News)报到,现年58岁的史密斯上将去年秋天在华盛顿自主训练3英里(约4.8公里)跑步时,忽然陷入昏迷,毫无意识地就躺在人行道上。 妇人拉隆德与老公正好经过,她们发现史密斯上将昏迷不醒,虽然仍有生命迹象但没有任何反应,立刻开始心肺复苏术(CPR),并打电话呼叫救护车。在救护车抵达前,她们为史密斯上将执行CPR约10分钟,成功维持生命迹象并有效避免了缺氧的后遗症。 史密斯上将事后回忆,自己当天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跟平常一样去跑步,“我根本不记得倒下去”。医生诊断,史密斯上将昏倒原因是心脏瓣膜的问题,所幸有路人拉隆德为他执行心肺复苏术,不但救命还有效避免了后遗症。目前史密斯上将已经完全复原了,照常跑步训练,依旧是一尾活龙与海军陆战队的最高将领。 史密斯上将夫妇已经与救治他的拉隆德夫妇见过面了。史密斯上将表示,他这条命是陌生人救的,他主动分享这件事,除了感谢陌生人让他重拾对人性的信心外,也希望海军陆战队官兵在强悍的外表下,保持对人性的信心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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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前
9月前
原题:无疑是悲剧 ——《奥本海默》的一种解读 Christopher Nolan的《Oppenheimer》暌违多时终于在戏院上线,评论界尽是好评,打得多热。 仅就取材而言,诺导已是独一无二的导演。我孤陋寡闻,眼界狭隘,想不出还有对科学知识更为较真的导演。尽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刚开始得知诺导的下部作品是人物传记,以为是新尝试,但当戏院灯光全都暗下来,奥本海默在卡文迪许实验室遇见来访的物理大神尼尔斯·玻尔,我才醒悟,《Oppenheimer》是诺导为攻克当代的最炫显学而一脉相承的电影系列。《Interstellar》将相对论的时空区间活生生地视觉化;而《Tenet》借用时间的吊诡、熵的可逆、因果的颠倒让剧情一步步绵密地冲向高潮。而这次,你瞧,奥本海默身处的时代,是物理学家推翻古典物理大厦,另立两座奥林匹克山脉(相对论及量子力学),激动人心的20世纪初叶。原子时代。说激动人心,因为课本及大多科普都这般口气。但其实将科学抽离时代背景,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最容易陷入的误区。 举个例子。爱因斯坦后来的大众形象是绝世天才、遗世独立、仙风道骨。但爱因斯坦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曾撰文〈我为何支持社会主义〉,文中有“照我的见解,今日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祸害的真正根源”这般铿锵有力的句子,晚年更是备受拥戴差点成为由犹太人立国的领导。爱因斯坦是入世的。而关于原子弹,一般认知如下:日本突袭珍珠港,原本偏安一隅的美国风风火火地加入二战,在一群(而且使命感十足,肯定如此)天才的努力下,美国将两颗原子弹投往广岛和长崎,蘑菇云冉冉升起。二战结束。故事没那么简单。20世纪初是物理界激动人心的时代,但国际局势更搅动人心,已不能用动荡二字简单形容。电影里,尼尔斯·玻尔对奥本海默说:你所揭示的不是新的力量,而是新的世界。但其实新的世界、新的格局已逐渐成形。而科技,往往是被时代推上风口浪尖的。伽利略为何会研究抛物线平面运动?为了让炮弹更精准地打落敌军。拉瓦锡为何要研究燃烧?为了让炮弹烧得更好。中世纪,欧洲处于极度分裂的状态,战火连天,谁赢得战争,谁掌握话语权,谁能稍微喘口气。而19世纪,不是麦克斯韦方程式引发电磁时代,而是为了迎合通讯更方便、更有效率的时代大趋势,历史层积岩层层叠叠的挤压之下,终于催生出麦克斯韦方程式。方便、效率,是资本主义这辆Hilux的双涡轮turbo。科学、科技从未主动。科学、科技,想来都是被动地从人类手中研发而成。 奥本海默的时代也是。A bomb。一个炸弹。一个足以让世界打从心底颤抖的炸弹,其形象早已存在于所有人心中。It’s in the air。就看谁能捕捉空中的影子,像《1Q84》中制作空气蛹那样,让The bomb化作实实在在的形体。胶着的战争局势,以一颗前所未见的Bomb解决所有问题,说到底,是人性最朴素、最原始(也可以事后诸葛地说,最孩子气)的想法。一颗Bomb,将话语权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占尽先机。原子弹不是奇迹,不是神启,而是顺着历史之河磕磕绊绊地流动,总有一天会到达的目的地。而历史之河需要一位关键人物上船,浩浩荡荡地顺势而下。这人就是头顶宽圆帽、叼雪茄、面容枯瘦、纵观一生信仰成迷的奥本海默。 观看电影期间,我始终在注意奥本海默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原子弹生成道德顾虑。但电影交错的cross cutting,让人抓不准那关键的时间点。后来我想,其实从一开始,Los Alamos的人造小镇尚未建起之前奥本海默便知道了。奥本海默是带着困惑,即便只是星星之火的困惑,上路的。说到底,美军为何找上他而不是别人?那位登门造访的General Groves说了,说你奥本海默孤高自负、行为不循常理、身家背景模糊不清。无论将军如何嘲讽,奥本海默还是被钦点。奥本海默,明显的政治左倾。电影后半,美国时任原子能源委员会(AEC)主席Lewis Strauss为私人恩怨报复奥本海默,称奥本海默是苏联间谍(和狂热的共产主义分子外遇、自己通读德语原文的《资本论》对共产思想感兴趣)、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奋力阻止后来的氢弹计划)、对国家忠诚可疑。奥本海默的抗争态度绝非坚决。我认为——仅仅是粗浅地认为——奥本海默在整个Manhattan Project,是自我分裂、自我怀疑、自我对抗自我说服的过程。自负与自卑、坚定与脆弱,像两只薛定谔的猫,哦不,一只分裂成两只的薛定谔的猫,在他心房里来回窜跳。其中一只猫越长越大,越长越膨胀,成了奥本海默最大的阴影。 总统先生眼中的crybaby 归根究底,原子弹的研发是为了抗衡德国纳粹。美国害怕纳粹拔得头筹率先制成原子弹,于是整个Manhattan Project是以德国为(想像的)轰炸对象,而持续运行的。但战争后期,希德勒自杀身亡,盟军诺曼底登陆。奥本海默坦言原子弹来不及投落德国,实在遗憾。而原子弹最终投落“显然已是强弩之末、失败在望”的日本,更加深他早已萌发的愧疚。契诃夫曾说,一个故事里要是出现手枪,那就非发射不可。当然契诃夫说的是,故事尽量简洁。但现实生活中从未发射过的手枪恐怕少之又少。奥本海默明白这道理。枪,不管什么枪,型号多少、重量多少、后坐力多少,都好,无所谓,只要出现在故事之中,那就板上钉钉非发射不可。人性。人性使然。于是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火光比太阳更亮之际,奥本海默念出了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的一句词: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摧毁者。而很快,原子弹投落广岛及长崎,作为《时代》封面人物、国民英雄会见President Truman(杜鲁门总统)时却说,总统先生,我感觉双手沾满鲜血。President Truman俏皮而骄傲地拿出一块白色手巾,说,拿去,将你的手拭擦干净。两次形象太违和。奥本海默急着要做出补偿——向总统先生提议为核武的使用制定政策。国内的,国际的。两人的面谈究竟如何无人得知,但肯定不愉快,不然President Truman不会事后称奥本海默为crybaby。奥本海默或许真的,当场泪眼朦胧? 电影最后,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的那次对话,充满寓言(警告)的,氢弹飞射,地球大气层终于燃烧起来的画面,是那只薛定谔的猫能长成的,最可怕的样子。奥本海默一清二楚。由此来看,奥本海默无疑是悲剧性的。因为矛盾,所以悲剧。这种悲剧性伴随他一生。这种悲剧性同时掀开了20世纪,以及往后的许多、许多、许多世纪,的重重序幕。我想,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自己,肯定也想到了。 诺导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奥本海默是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who ever lived。观众终于明白,诺导野心勃勃、花尽心思、借历史呼应当下的史诗巨片,从来不是单纯的人物传记那般简单。 【编辑台】记得/靖芬 振辉的文章倒数第三段说,奥本海默因投放原子弹一事始终良心不安,深觉自己满手鲜血,成了死神。杜鲁门总统见他目露泪光,忍不住抽出白手帕奚落(拿去,你这个爱哭鬼),那一幕其实还有一句对白很值得玩味——杜鲁门一字一顿地说:你以为世人会记得谁发明原子弹吗?不,他们只会记得我,这个下投放命令的人。(大意) 电影院里的我其实在想:真的吗?现在的我们是记住杜鲁门,抑或只不过记得“美国”?(你是不是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在大祸面前,个人与团队,或是实体与意识形态,谁才拥有最大的责任?若大家都有责任,一句“造化弄人”就能替一切开脱?长达3小时的《奥本海默》似乎也无力解答就是了。 【星云小词典】Oppenheimer Oppenheimer,奥本海默,原名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美国物理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本海默领导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实验室参与“曼哈顿计划”,最终研发出轰炸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因此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近期上映的电影《奥本海默》则是美英合拍的传记片,由向来爱拍科幻大片的克里斯多福·诺兰(Christopher Nolan)编剧和执导,改编自传记《美国普罗米修斯》。剧情讲述了奥本海默参与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以及他在过程中的矛盾、坚持及反思。(原稿上传于03/08/2023)
10月前
10月前
我经常会被槟城街道上那些半开半关的暧昧空间所吸引。虚掩的大门,半敞开的房间窗户,还未完全拉上的铁闸,皆是一个个微细又不经意的窗口,让行人隔着安全的物理距离,一瞥内里隐藏的真实。每每路过这些惹人遐想的空间,我都不禁放慢脚步,在不冒犯他人的情况下快速窥探里面的人和物。有时候是在铁闸后弓起背埋头整理账单的妇人;有时候是两口子在窗后晾晒衣服,有一搭没一搭地低声谈话;有时候从半关的大门看进去,房子里空无一人,一片漆黑,唯有柜子上放着的神台发出红红绿绿的神秘亮光,几尊印度神像无声地注视每天在门外经过的芸芸众生。 如斯窥探别人生活的欲望,让我想起希治阁(Hitchcock)的经典电影《后窗》。很多年前第一次看这套电影时,只记得那紧张精彩的剧情,后来重看才发现电影讨论的其实是观看的本质。电影里的男主角藏在暗处透过窗户偷窥对面大厦里的众人,好比电影院里的观众,以观看他人的人生喂养自己内心的偷窥欲与想像。然而观看是有限的,每次观看总有些风景会被遗漏或拒绝在视线范围外,亦正因为观看的限制,空间的封闭,资讯的缺失,我们才有观看的欲望,意图透过每扇门窗上的洞口,窥探最真实的人性与欲望。我想,不只是坐在电影院里,其实每次到街上走都是一次窥视的旅程,渴望在每个未知的空间里找出一条视觉隐道,一个泄漏真相的镜头,拼凑出城里人的生活原貌。电影的结局很微妙,男主角想要把他一直窥视的对象缉拿归案,结果却被对方抢先一步识破计谋,单向的偷窥突然变成四目相投的对峙,偷窥者反过来变成被观察的猎物。 那天我经过一间白色大宅,大门虚掩,隐约看到里头坐着一名低头写字的男子。我悄悄探头窥看,那男子突然转过头来,锐利的目光穿过门的缝隙,透过镜头与我四目相对。咦?原来我也是被窥视的对象吗?我连忙收起手机,落荒而逃。
12月前
在喧嚣的世界里,人们的心灵仿佛漂泊在浮沉的海洋中,时而被浪花撩拨,时而又被深渊吞没。我正要说的这个故事,或许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瞬间,却凝结了人性的复杂与多变。 那一天,在咖啡店用餐的时候,一个陌生的男人闯入了我的视野。他的容颜显露出岁月的刻痕,目光透露出一丝丝沧桑。他坐在隔了一条走道的桌子,突然主动与我攀谈,滔滔不绝地分享自己的故事。 然而,言辞间,听得出来这个陌生的男人并非出于真诚的交流,而更像是一名行骗者。他的语言虽然词汇匮乏,但开始时的确充满感染力,说着说着却又透露出一股不真实的气息。他以心脏有孔的小孩为幌子,加上自己资助作为暗示,希望也能从我这里获得医药费,但碍于初相识,不好意思开口向我募捐。他多次重复这句“不好意思”,仿佛一首歌里,飙高音的副歌一直重复播放,形成了多就是少的效应,在每一次重复之后更显虚伪。 我们需要更多警觉与真诚 这个世界上,行走江湖的人多了去。相互搀扶着走在路上兜售纸巾、拿着本子展示病弱残疾的照片,甚至单纯的拿着塑料杯子挨桌募捐,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发现这些身影。他们或许是为了生计,也有可能是在使诈,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都在尽力编织打动人心的故事。正如那个男人,他的讲话方式、内容、表情和动作,都成了一出虚拟的戏剧,不禁让我觉得他只为了骗取些许不义之财才捏造小孩心脏有孔的故事。话说回来,若是真的,何不在“分享”的时候,向我展示一些照片或是捐款单据呢?那岂不更有说服力? 然而,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我们是否也曾思考过自己的内心?当我们遭遇这样的故事时,我们是否会被感动、被触动?亦或是在面对陌生人的套路时,我们还能保持冷静和警觉?人性在这时似乎也展现出了种种的迷茫与坚定。面对这位隔着走道尝试攀谈的男人,甚至没打招呼就开始自说自爽,也不肯移步,请问真诚在哪里呢?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颗善良的种子,但当这颗种子在现实的风雨中逐渐磨灭,或者被外界的诱惑所侵蚀,善良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不清。 那个男人或许曾经也是一个有梦想、有抱负的人,但在世道艰难下,他可能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用不道德的手段来获取生存的机会。然而,无论是怎样的故事,都无法掩盖真相的光芒。行骗者的伎俩或许可以欺骗一时,却难以蒙蔽人们的双眼。 我离开咖啡店之后,在车里待了一会儿,不久,看到那个男人也离开了咖啡店。也许他只是偶然经过咖啡店,去喝杯咖啡歇一歇;也许,他是在猎奇,等待一位善心人细心聆听他的故事,并且在他说“不好意思”的时候,给予更多反馈,让他能进一步“分享”他的动人故事。可惜,他遇到了一个事事都要看实证的人,再说,未经同意就打扰别人的用餐时间,一般都是不得要领的吧。 在这个充满欺诈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更多的警觉,更多的真诚。我们不仅需要保护自己,更要保护那颗善良的种子,让它在喧嚣的尘世中仍然坚定地生根发芽。 那个突然出现在咖啡店的男人,他的话或许能让我们够感受到人性的挣扎与渴望。而在我们心灵深处,或许也能够找到更多关于善意和真诚的答案。无论是行骗者还是被骗者,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也都在这个故事中演绎着我们各自的角色。 让我们用清醒的眼睛,以及那颗始终坚持善良的心,去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1年前
人性善?性恶?一直以来,人们大都从伦理学角度去解读。但也许科学更能诠释人性? 粼粼波光在湖面随着涟漪辐射开来,那天的天气也和今天一样燠热,当惨遭人蛇掳上货车并告知已被父亲出卖时,安东尼不可置信,紧攥父亲给他零钱买的可乐,尽其所能地反抗。可当瞟到父亲双手插口袋伫立在他被拐的小店时,他放弃了挣扎。 加纳经济落后,多数孩童都跟安东尼走上相同的命运。被卖给渔家后,除了日常渔务,风险最高的任务就是下水解开被树枝缠住的渔网。 在同一个雇主下,有个与他年龄相近的少年麦克,对他照顾有加。除了教他如何讨好雇主,不受雇主儿子挑衅而惨遭毒打,甚至每次都会挺身而出,代他下潜。安东尼好奇,为何会有人愿意为别人冒生命风险…… ◢盲人“看”到他人情绪? 神经心理学家Alan Pegna有个因连续中风而失明的病患。一次复诊,Alan下意识与病患微笑点头致意,出乎意料的是病患竟以相同方式回敬!好奇心驱使下,Alan先在病患面前展示几何图形,猜中率为半数以下,一旦展示带有情绪的人类照片,答对率竟上升至60%。为了验证自己猜想,Alan换了不带任何情绪的人物照片,答对的结果又落到与几何图形相当。 后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测发现在实验时病患的杏仁核被激活,意指病患虽然失去了视觉,却能通过其他神经路径“看”到他人的情绪。此外,另一个团队的实验也揭露了当我们看到他人痛苦时,会激活负责情绪和认知能力的“前脑岛”。 虽然我们被赋予与他人共情的能力,但并非所有人都对一切悲惨事件触动,尤其是看着发生在远方天灾的新闻,无论多么高企的伤亡数据都难以触动人心,都有可能无动于衷。这其实是对人脑的一种保护机制。大脑虽然只占了全身的2-3%比重,但每天消耗近20%的能量。为了避免脑袋过载,一般都会优先处理眼前的事情。就像安东尼和麦克,在艰辛环境中相互扶持产生了更胜家人的情感,麦克愿为安东尼冒着生命危险潜水;安东尼可以伺机逃走,却为了一直对他关怀备至的麦克而留下来。 这就是Dexter Dias撰写此书的风格,在《十种人性:我们与善、与恶的距离各有多远?》里,作者以细腻笔触写下他周遭的真实案例,间中穿插各领域的学术研究,让论述更令人信服。作者将人脑分为10个模块以反映人性的10个面向,如安东尼和麦克的故事就是“感痛者”(Perceiver of Pain)。各个模块独立运作,却又有千丝万缕的牵连。Dexter是位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人权律师,尽管叙事精彩逻辑清晰,夹叙夹议的写法让此书更亲近读者,但他终究不是脑科领域的专业学者,论述的可信度还是稍微打了些折扣。 ◢睾酮水平越高,越有暴力倾向? 若对人性有兴趣,想拜读汇集权威学者多年研究成果的书籍,《行为:暴力、竞争、利他,人类行为背后的生物学》绝对是不二选择。跨领域探究一个课题几乎已经是趋势,不仅如此,作者还多加了一个参数:时间。作者探讨内外因素如何从毫秒到上千年的跨度,塑造人类最良善和最糟糕的行为。 Phineas Gage在人类行为研究领域是非常经典的案例。一次意外,一根铁棍插入左脸,再从头顶穿出。奇迹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修养后就重回职场,只是他像换了个人格,从文雅有礼变得粗野易怒,难以与人共事。“前额叶”是脑部最迟成熟的部位,主要负责认知能力和理性思考(另一个有趣现象是灵长类所处的社群越大,前额叶在脑袋中的占比越大),而费尼斯受损的部位正好是前额叶,因此他性格大转变也就说得通了。 与神经系统瞬间应对环境转变不同的是,荷尔蒙在人们采取行动前几小时(甚至前几天)就开始分泌并发挥作用。人们总把“睾酮”与暴力挂钩,以至于误以为个人睾酮水平越高,越有暴力倾向。出乎意料的是,睾酮会使人更有信心和乐观,也会抑制前额叶,使人更愿意冒险。若是身在竞技比赛,睾酮暴涌绝对有助夺魁。杏仁核与恐惧及焦虑有关,若不幸成长于家暴环境,长年处于家暴恐惧之中,受害者也可能成长为施害者。对于此类不幸群体,睾酮的增幅会影响他们的暴力倾向。 ◢拥有7R受体的人喜欢寻刺激 不同区域人类的基因组成略有不同,某些基因占比更多或更少的趋势,这是自然力量、政经制度、社会文化筛选的结果。多巴胺是负责奖赏机制的神经传导物质,当它与神经细胞的“受体”结合就会激发愉悦。负责编码D4受体的基因有至少25种变体,7R变体敏感度大大降低,若要达到相同刺激程度,7R所需的多巴胺水平须比4R变体多得多。说白话点就是拥有7R受体的人们更喜欢寻求刺激,更好创新。 数据分析,欧洲、非洲和中东人口中有大约10-25%的7R基因、在东亚则是惊人的低,区区1%左右而已。7R基因高的族群通常都经历过长时间的大迁徙,或者岛链跳跃以寻求更好的生活。东亚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为了更好的收成,高密度的劳力活动牵涉到全体社区成员,慢慢地集体主义应运而生,经济文化压力不利于特立独行的7R个体生存,因此慢慢地就将7R基因从群体里剔除至非常少量。这也可以是从分子水平对民族特性的一种解说。 ◢从表面看善恶,乖离真相 人们习惯分开看待善恶,这样会受到个人价值观影响,容易乖离事物的本质。最简单例子:雌狗出水时常招来一群雄狗,由此狗儿就被污名化为滥交。实际上狗狗只在交配季节才做爱做的事,反倒是人类全年无休不停劳作(如果不恰当,请看另一例子:单看鸭嘴兽的外表,我们会把它视作鸟类,但他们与哺乳类更亲近)。 善恶根源于同样事物,就如上所述的睾酮,一方面可增加人们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几率,另一方面却也会增加施暴的几率,但只在已经有暴力倾向的个体里发挥作用。所以作用正负与否,视情况和个体而定。此书纠正了相当多道听途说的错误观念,碍于篇幅不能继续铺叙,只能拍胸推荐:五星好书,万勿错过!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