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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年华】伍燕翎/刘太希诗人雅集云南园

潘重归的三舅刘太希，是当年南洋大学中文系的翘楚，尤在古代文学的教研与传播方面享有声誉。刘太希于1957年抵达南洋大学，比潘重规稍晚一年，负责讲授《历代诗选》《诗经》和《各体文习作》。虽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便在父亲翰林学士刘楠轩的熏陶下浸染古文，累积了深厚的文学修养，奠定了“北大才子”之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刘太希投身抗日救亡，出任国防部秘书要职，抗战期间常以诗作赠予将士，鼓舞士气，由此结交了诸多军政要员。战后，他归心治学，未再涉政。甲子之年踏足南洋，他的行事愈发从容自适。相比其他南来的中文系教授，刘太希似乎更为“安分守己”，潜心于古诗词研究。在南洋大学，刘太希倾力推动师生古体诗创作。他与同期的凌叔华教授各擅其长，两人一专于古典，一擅于现代，并驾齐驱，共同构成了南洋大学中文系新旧文艺交汇的盛景，成为新马高等府学中推动马华文艺的重要力量。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了首届毕业典礼。1955年，大学初建，横空出世，举城为之欢腾；4年寒窗，学成之日盛典如期，必然再掀欢腾，盛况空前。惜我辈来迟，星洲虽近实远，唯有凭借文字，梦回云南园的美丽与喧闹。园中有八角亭数座，漫山相思树影婆娑，又有红墙绿瓦互映成趣。据传引得佘雪漫教授作诗云：“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自此传颂不息，成为每位南大人心中的千古绝唱。毕业礼前夕，刘太希于《南洋商报》发表了〈南大文学院同学录题辞〉，寄语文学院莘莘学子。他写道：“文学院里所形成的风气，往往就是一个大学的学风。一个大学的学风，又往往就是一个国家的士风。……所以文学院的教育，书本还在其次，最重要的还是培养或感化人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所应注重的是人格教育。”（《南洋商报》，1959年12月19日）彼时，报章对于毕业礼的报道如潮涌来。南洋大学学生会正举办文学周，文学院礼堂连日文化学术座谈，校内各大社团代表登台论道；晚间游艺会座无虚席，全校师生纵情欢聚，乐声不绝。就在这一夜，中国文学研究会诗词组在顾问刘太希和佘雪漫教授的引领下，于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特邀中文系师生及新马诗坛名流共襄。席间，南大师生纷纷展出诗词创作，雅集中亦不乏“即席诗”佳作，才情尽显。同年7月，诸诗汇集成册，结为《云南园吟唱集》。刘太希作序道：“今者吉日良辰，群贤毕至，赏心乐事，倾盖题襟。”时隔一甲子，重读吟唱集，会稽兰亭修禊之翰墨风流，原来曾几何时再现南洋。此吟唱集子中，刘太希以雅集即席诗七律居首，可见其领航典范风采。其中一首〈前题〉既记述当年毕业典礼盛况，亦描绘他身居云南园的悠然——“……老我居夷德不孤，讲舍偷闲狎鸥鹭。兹邦游赏殊寂寥，云南园境差堪赋。……”诗中得见云南园中鸟鹤流连、景致天然。刘太希虽暂居五载，却怡然自适，寄情诗词。授课与写作之余，刘太希迅速融入本地文化圈，与在地诗友建立起深切情谊。1960年，他参加了新加坡“新声诗社”主办的“庚子诗人节雅集”，会后诗作发表于《南洋商报》。此诗社由南渡诗人黎国昌与当地诗人共同创办，旨在弘扬旧体诗词的创作。刘太希在这里结识了不少南渡同道，彼此谈诗论道，抒发对时局变迁的感概以及去国之后的忧思之情。刘太希的〈夜过南洋报社与振夏、心影诸君纵谈〉一诗，诗题提及两位好友——陈振夏和曾心影，皆为当时报界才俊。尤其是《南洋商报》主笔曾心影，其笔力犀利，社论老成，古文功底深湛，常与刘太希共话，畅谈诗文。云南园雅集之上，总少不了他们二人的身影。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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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

潘重规在南洋大学中文系执教约5年，1960年离开新加坡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教。这短暂的5年间，他在马华文坛和学界留下了深刻印迹。除授课之外，潘重规还积极写作和演讲，并专注于学术研究，尤其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在红学研究上的见解，却与马华文学史家方修产生了分歧。一场“红楼之争”正好反映了《红楼梦》在马来西亚的研究动态，更标志着红学研究在马来西亚一个重要起步。南洋大学中文系是新马早期从事汉学研究的高等学府之一，潘重规等专家开设的古典文学课程成为传播与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当时，许多中文系学子对这些中国南下的教员敬仰备至，而潘重规的教学风采尤其为人称道。据当年毕业生追忆，潘老师讲课时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一口气从上课讲到下课，内容引人入胜。尽管现有文献中并无明确说明他在南洋大学专门教授《红楼梦》，但他在新马地区的演讲和写作已经奠定他在红学研究中的地位。南洋大学宁静的学术氛围，加之母亲和妻子黄念容陪伴左右，使潘重规得以全心全意投入《红楼梦》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楼梦》逐渐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读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1958年2月9日，潘重规应邀在吉隆坡尊孔学校以“红楼梦与曹雪芹”为题演讲。他在讲座中开宗明义，对曹雪芹的身分提出了颇具争议的质疑。事实上，关于曹雪芹的身分问题，早在30年前便引发过一场学术论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认为曹雪芹是汉人，胡适则主张其为满洲人，并将《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传。潘重规在演讲中还回忆了自己与胡适的书信往来：胡适在回函中戏称他的观点与蔡元培一致，是“笨猜谜”，也是“猜笨谜”，此言一出，引得在场听众哄堂大笑。（《星洲日报》）关于《红楼梦》作者的问题，学界一直在考证派和索引派之间争论不休。从胡适、俞平伯到周汝昌，考证派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潘重规则承袭了蔡元培的思路，他在南洋再度大胆重申自己的质疑立场。1959年，他的《红楼梦新解》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可以说是他在南洋期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写到：“南来后，又在南洋大学、义华中学、吉隆坡尊孔校友会、雪华高师同学会学术研究会演讲多次。……明知全世界人士认定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而个人独持异议，自然很难得人认同……” 果然，潘重规的观点很快引起了马华文学史家方修的反驳。彼时方修正积极投入马华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并在50年代末发表了多篇与《红楼梦》相关的文章。1960年，方修以“任辛”为笔名出版了《红楼梦简说》，同样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发行，成为推动本地红学研究的重要力量。方修无法苟同潘重规的主张，认为在马新地区重新讨论《红楼梦》作者问题，只会“使到他和当地的文艺界对于红楼梦问题的见解距离得更远”。在他看来，作者身分的问题早已尘埃落定，如今再提无异于徒耗精力而已。因此，他特撰文章，凭借扎实史料逐一反驳潘重规的论点，一场前所未有的“红楼之争”随之在马华文坛蔓延开来。潘重规或以为索隐派大有机会移师南洋，东山再起，然而他却在这里遇上了秉持严谨实证精神的方修，这位不假想、亦不作猜测的史家，与他日后书写马华文学史的态度一脉相承。潘重规南渡新马的日子不长，却与方修结下了这一段难得的学术情缘。两人当时在红学上的交锋，展现了我国学人在汉学研究上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学术较量。 1960年，南洋大学首届毕业典礼结束后，潘重规与妻子黄念容离开新加坡，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继续教职。在香港，他不仅延续了《红楼梦》研究，还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并创办了《红楼梦研究专刊》，至今仍在出版。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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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活动】唤醒文学被忽视的力量新纪元文学创作营&文学奖养成班

新纪元大学学院日前举办了两个性质接近的文学创作活动：文学创作营与文学奖养成班。作为统筹的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郑诗傧副教授说明，随着社会全球化及中国崛起，语言发展和经济实力有对等关系，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系统化地学中文。我们应该进一步提倡学生深化中文应用的能力，这其中包括欣赏与分析。文化底蕴让我们走得更远，保持优势。我们貌似是大陆港台以外应用中文领域最如鱼得水的一群，然而现今学习趋势恰恰相反。部分家长认为中文能力只涉及听、说、读、写。随着全球对文案越来越重视，对语言要求便不只是停留在沟通。另加人工智能的出现，我们唯有深化和强化中文，才能应付未来局面。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去赏析优美的文章，鼓励孩子更懂得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完整的想法。郑诗傧提及，日常教书时发现学生很容易放弃表述。当他们无法用语言清晰表述，她都会鼓励孩子尽量提升这项能力。她本身很重视阅读与创作，主催这两个活动，并不是以功利角度看待这件事，而是想透过一些积极因素激发年轻人创作。“年轻人很需要被肯定、需要平台，得奖无疑是一个最快被关注的渠道。喜欢写作的人心里都有同一种声音，希望被看到，得到有代表性的作家、评审老师的肯定，告诉他‘你是可以的’。” 有些事情羞于出口，不表示它不存在。她鼓励青年作者勇于谈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方法才可以得到出书或得奖的荣耀？文学奖养成班是基于这点而设立的。至于青年创作营则是下放到更广的层面。新纪元大学学院适逢其时，除了驻校作家杨隶亚，还有伍燕翎、王修捷、黄子扬，校友邢诒旺、谢明成、梁馨元、丘凯文、李承澳等人。青年作家，可培养新一代的青年作家。文学营导师蔡晓玲博士也分析了两个文学活动的分别：一个是面向明日之星，一个是面向中学生。当然，后者也可以是前者。她相信创作这件事无法通过传统教学那种老师教学生的输入方式，但可以通过创作经验或观念的分享，让另一个人有所获得。文学奖犹如四年一度的奥运新纪元大学学院创意与品牌部总监黄子扬也提及，10年前他还是个新秀，文学奖对他的意义是被文坛看见，证明自己，透过参与文学奖拿到进入文坛的入门票。10年后他还是会参加文学奖，看待文学奖却已有不同观感。“短短10年内，媒介变化很快。如今每个人都有发表作品和发声的机会。文学奖保留了一种专业性，经由更专业的眼光去评作品到了什么水准。让资深作者去评断年轻人，对年轻人是很重要的。” 文学奖是一个标杆，如奥运选手不断锻炼自己，四年一次互相竞技，看到自己水准写到哪里、自己作品是长什么样子。透过“新秀的标杆”，透过文学奖去证明自己达到哪个高度，这其中有一种专业性存在。换言之，文学奖在日益泛滥的发声渠道里，依然是新晋作家的定海神针。杨隶亚认为，如果文学是你的兴趣爱好，无论几岁都能参加文学奖，文学始终向所有人敞开怀抱，没有年龄限制，以学生参赛来说，不只能在出社会之前取得一份专业认可，奖金还比在校园打工更多。“我常鼓励年轻作者多多参赛，因为新手特别有‘得奖运’，他们作品中的纯粹，常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敢，让我们看见年轻人是如何打破时代框架，这是最可贵之处。” 蔡晓玲则认为，首先还是要找到自己真正关心的事，这应该是比考虑得奖与否、回响如何，摆在更前面的东西。如果是为了得奖而写、为了写而写，散文的话很容易变成为文造情，小说的话也恐怕会过度炫技。先通过散文与自己对话，回到那些深刻的场景中。不是日常琐碎的，而是深刻完整的片段。这些片段有可能是当下的处境，也可能是很久远以前的回忆。但即使是当下的事，它必然是被过去的某些经验所影响的。沿着时间的长河一直往回追溯。 “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你驾着车在一条路上，你看着旁边那条与你反方向的路有无数的车，堵着，而你这条道上并没有车。于是你不断地驶向过去，一边写，一边追问与思考。如果是发自作者内心的声音或关怀，即使幻化成小说中虚构的情节，还是能触及幽微处，让读的人——不管是文学奖评审或一般读者，也有所共鸣。” 文学的社会价值杨隶亚说道，如果文学是你的兴趣爱好，你或许喜欢读、喜欢写，其实不一定要参加文学奖，它可以是生活中陶冶性情的存在；倘若你心中向往成为一名“作家”，渴望“出书”，那么规划自己的“创作方向”就很重要了。这次的文学写作课程最关键是“构思一本书”的诞生，不再只是把累积多年的作品整理集结，她想和大家分享如何写“创作计划大纲”，让创作者尝试挖掘自己最关心、最擅长的主题，进而成书——往往这样的作品最能反映“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也是我们为何会创作的初衷。文学会带来怎样的社会价值？郑诗傧特地提及一本书籍：林达夫妻所著的《像自由一样美丽》。一群犹太儿童被拘禁于集中营时恰巧跟文学家、教育家一并羁押，他们貌似没有明天，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可以用文学和艺术去点燃最后的希望与艺术火苗。若儿童能幸存，心中还有一丝光，就可以对抗黑暗。而文学，就是这种光。“侵略家占领一个地方首先一定是残害知识分子及艺术家。他们害怕社会开眼，而我们应该做对的事情：应该让青少年乃至社会开眼。” 相关报道：【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活动】动手升级再造把垃圾变黄金【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看清医美价值及概念误区恢复原有自信【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文化说】纸扎艺术需新血夕阳行业【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文化说】方志聪教练：跆拳道展现人生态度【动力青年/《学海》少年】在数字时代阅报，鼓励中学生紧跟社会动态【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为什么我会被抛弃？”弃婴展“提倡尊重生命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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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

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首批聘任的院长与教授名单约有19人。据《南洋大学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当时中文系的教授即占据三位：佘雪漫、潘重规和凌叔华。前两位教授专攻古代文学，凌叔华则是民国时期的才女与现代作家。南洋大学中文系一贯追随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此时在新马地区能够成功邀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直系弟子潘重规前来执教，实属难得之举，为后来海外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中国国学基础。潘重规教授出生于美丽的江西婺源乡村。1930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字学家黄侃。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与章太炎共同开创了“章黄学派”，并与另一位恩师刘师培并称“民国三疯子”，三人因个性鲜明、学术独特而广为人知。 1929年，黄侃携潘重规前往上海为恩师章太炎祝寿，席间章太炎问其所学，对他的才华格外欣赏，借鉴唐代文人李百药之字，将原名“崇奎”改为“重规”，借以劝勉他学有所成。1932年，潘重规应黄侃之邀，回到中央大学担任助教，延续了与师门的深厚情谊。黄侃对潘重规的学识与人品颇为赞赏，曾评价道：“在千百文卷中，只有潘生一文，不但文笔精美，而字字一笔不苟的正楷，近来常来请益，诚为近代青年中之精金美玉。”他对潘重规器重有加，不仅高度认可其才气，更寄望他“可望传业”，继承自身的学术真传。最终，黄侃欣然地将长女黄念容许配予潘重规，两人成就了一段令人称羡的姻缘，成为学界佳话。 1956年，潘重规从台湾师范大学来到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将年迈母亲接抵新加坡同住。新加坡著名书法家兼诗人潘受曾作诗〈赠潘石禅教授〉以记载其孝行： “远为蛮荒至此奇，吾军旗鼓益张之，安仁涕掩西征日，子美魂销北望时。独解红楼探古梦，不妨皂帽作经师，板舆一路春先后，伫共高堂拜母仪。”诗中传达了潘重规远渡星洲讲学，不忘孝敬母亲、悉心奉养的深厚亲情。潘重规在南洋大学中文系开设了“国学导读”、“中国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史记”和“诗经”等课程，延续了“章黄学派”的学术脉络，积极推动汉学在海外的传播。翌年，潘重规的妻子黄念容也加入南洋大学中文系，两人在异乡的学术园地携手并进、琴瑟和鸣，共同为南洋大学的中文教育奉献心力。期间，他们又为南大中文学会出版首刊的《中国语文学报》供稿，在南洋大地上播撒学术种子，为新马早期的中文系学生奠定基础。首届毕业生如余秀斌、翁世华等人对恩师怀念不已，即使到了90年代末，仍不远千里到访台北探望恩师。与潘重规和黄念容有亲属关系且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还有刘太希。刘太希是潘重规的舅舅，1919年得北大校长蔡元培破格准下入学，深受当时在北大的梁启超的教益。刘太希精通书法、擅长作诗，古文造诣深厚。应时任系主任佘雪漫的邀请，刘太希前来南洋大学讲授“历代诗选”和“诗经”，与外甥潘重规夫妇及其母亲在异乡重聚。这一段学人的家庭因缘，为南洋大学中文系的历史增添了一段引人注目的传奇。刘太希在南洋大学推动旧体诗创作。1960年，南洋大学中文系举办了一连七天的“大学周”诗人雅集，并邀请刘太希和佘雪漫担任顾问。这次雅集堪称一场大型的马新诗坛总动员，吸引了李冰人、陈晴山、孔祥泰、潘受、刘楚才、黄孟文等著名诗人参与。雅集借以“云南园”为题，诗人们各抒怀抱，纷纷留下诗作，最终还出版了《云南园吟唱集》，由刘太希作序。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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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

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库中，搜得两则与严元章先生相关的重要资料。《星洲日报》于1962年9月7日刊登了题为“联合邦宪报公布禁止严元章入境”一文，另于1964年1月4日发布了关于“南大文学院院长严元章卸任原因”的报道。严元章继张天泽之后，担任南洋大学文学院的第二任院长，任期约4年。同时，他还兼任教育系教授及系主任，直至1965年离开新加坡，转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任教。 1962年，有关报道指出，当时的首相兼外交部长依据1959年移民法令授予之权力，通过宪报宣布：“为了公众安全着想，永远禁止严元章博士（Dr. Yen Yuen Chan）进入联合邦。”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当时的华人社会，尤其是教育界。早在1961年，华文中学改制之际，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被褫夺公民权，复被吊销教学准证，身为教总顾问的严元章仗义执言，因而引起当局不满。翌年，时任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他被政府即刻禁止入境。五十余年后，沈慕羽先生提及严元章的经历，无不感叹：“教总从此失去一盏明灯。”（〈严元章博士与教总及华教的关系〉）严元章虽然身在南洋大学校园，但自从英国深造归来，他即在槟城韩江中学、麻坡中化中学和峇株华仁中学服务，心中始终牵挂着马来西亚华文学校的发展。如今，他再也无法回到家园，心中的失望和无奈恐怕难以释怀。此后，他决意留在南洋大学专注办学，并复办了南洋大学教育系，致力于培养本土教育人才，延续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初衷。多事之秋，终究是事与愿违。严元章的理念与《王赓武报告书》显然存在巨大冲突。他不仅反对报告书中停办教育系的建议，还对将中国语言文学系改为“汉学系”提出异议，认为“理由亦不适当”（严元章手稿〈对于南洋大学调整学系之意见〉）。1964年，《星洲日报》报道了严元章卸任院长一职的消息，南洋大学副校长庄竹林解释，严元章“此次推辞院长职务，主要是有更多时间做研究”。尽管如此，严元章依然继续担任教育系主任，为南洋大学贡献力量。然而，明眼人皆看得出，严元章因《王赓武报告书》在南洋大学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后来，严元章赴香港执教，曾任南洋学会会长的魏维贤教授回忆说：“严博士走的那天，我还到船上去送他。” 我从教总出版的《严元章纪念文集》读到不少学人回顾严元章在南洋大学时期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他当时遭遇的沉痛感概。他在南洋大学的学生如黎达材、郑赤琰、邓日才和林源德，以及教总的同道如黄润岳和沈慕羽，每每谈起老师在这一时期教学的点点滴滴，总是流露出无限的惋惜之情。严元章回忆往昔的经历时写到：“哪怕是破落的乡村学校，我也乐意去。动机完全不是求名求利，而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当年在南洋留下来，参加华校工作，动机相同。” 严元章一生未娶。沈慕羽说他以“教育为妻，学生为子”，实在贴切。在教学岗位上，严元章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主，老师为客”的理念，认为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先“成正人”，再“成专才”，最后达到“成通人”与“成全人”的理想境界。90年代，他将自己一套教育体系整理出版为《中国教育思想源流》，其教育理念如今已成为许多华文学校办学的基本准则。 1993年，已定居香港的严元章意外获得时任首相马哈迪的恩准，得以重返家园。根据华仁中学的大事纪载，当年7月21日，严元章重返校园，与华中五校的校长叙旧，并与时任校长黄详胜及已故的罗纯良校长、白纯瑜校长和黄宋奎校长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此时，年届85的严元章重返自己曾经掌校的地方，听着自己亲笔写下的校歌“成人又成才有为且有容”，心中必定充满宽慰。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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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

芭都河边伏龙山上校舍林立气象雄青草地小花园绿树成荫诗意浓环境好好用功环境好好用功进步再进步学静兼学动成人又成才有为且有容中华文化无限好发扬光大永无穷这是1957年，由严元章校长为柔佛峇株巴辖华仁中学填词的校歌。严元章是中国四会县人，拥有金陵大学文学士和中山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并于1948年获得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赴伦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51年，他抵达马来亚，从此投入马新教育工作长达15年之久。五六十年代是马新华文教育的多事之秋。严元章却一直紧守华校岗位。1952年，他任韩江中学教务主任，1953至1954年任麻坡中化中学副校长，1955至1959年任峇株华仁中学校长，之后他应聘转至南洋大学。严元章办学态度严谨，尽为人知，他尤其重视教育工作者之间的“人事关系”。在北马期间，他曾受邀为槟华师训班的同学会发言，他说，一所学校要办好，最重要的是校董、校长和教员的和谐关系，其中又以教师的立场为最主要的教育立场。这次讲座吸引了二百多人参加，除同学和讲师外，还有太平华联中学校长姚文训、吉坡师训班讲师任雨农等。这篇讲稿的主题为“学校行政的人事关系”，后来被收入由教总出版的《严元章文集》一书。之后，严元章南下来到麻坡中化中学。为了有效解决师荒问题，1952年中化中学开办马来亚联合邦华文高级师范班（高师班），严元章除了任副校长之外，亦负责教导高师班，同时协助策划课程。第一届毕业生李云溪记述，严老师为人正直，不苟言笑，办事认真，每天邀约男同学陪老师散步话日常，然而，与其说是散步，其实也是恰当地给学生辅导；女同学则每次二人在办公室约见，每次见面半小时，且必须事先与严老师预约。严元章后来被华仁中学董事部礼聘为第六任校长。他在华仁的各种改革为这所华校的名声奠下了基础。这里尝述两件事，展现了严元章为华仁校歌写下“有为且有容”的最佳典范。 1954年，严元章在两大华文报章刊载“广求良师启”，并同时列出“1955年峇株吧辖五校董事会华侨中学教师薪级表”。据当时行情，博士资格的初中老师薪资为500至520元，高中老师薪资则为550至570元。曾任培群独中校长的沈志坚在脸书上发布了不少严元章的资料，其中还展示严校长当时签收了600元职薪的记录。启事上特别说明，严校长已与董事部达成协议，为提高华校水平，“最后取决于良师之能否集合”，因此学府提高教师福利在所不惜。除了调整教师俸金，“个人有超著之品学或特殊之苦难者，自当酌量变通。单身教师或教师小家庭之来校旅费，由校载送。家人较多者，则由本人亲自迎驾，或由校派员沿途照料，全部费用由校支付。教师到校后，由校供给住所。……此种新住宅，每间均有充足之光线空气，且均有抽水厕所及水电等设备。以后按年增建，务使全体教师安居校内……。严元章拜启”。文中字字句句均显诚意。如此规模的华文教师招聘，可谓创举。此其一。再者，当时严元章仍是麻坡中化中学副校长。招聘启事发布时，他明确注明，若在12月15日前可联系在中化中学的他；若15日之后，则可致函至峇株华侨中学（当时尚未改名为华仁中学）。他这时已受到华仁中学董事长苏木有先生的邀请，未正式上任前已与董事部达成协议，所有教师之招聘事宜由校长全权处理，显然是为自己隔年即将在华侨中学任职做好准备。招聘启事上亦强调：不论认识本人与否，统乞不吝指教！奉示之后，当于一周内作复。严元章“赐函必复”，待人处事真心诚意。他在华仁中学第8届毕业生的纪念册上写道：“好好地做人，好好地待人”，言简意赅，意义深长。校歌中的“有为且有容”也延伸了这一点，提醒我们取得成就之后，仍要做一个宽容大度的人。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旅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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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

许多人对邱新民这个名字可能不太熟悉。邱新民出生于新加坡，1953年出任居銮中华中小学第六任校长。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更是战后一代的文史学人，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甚丰，共计37本，涵盖文史、传记、宗教、思想和文学等领域。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他创作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期，《邱菽园生平》、《新加坡先驱人物》和《庄竹林博士传》皆为他的代表作。无论是邱校长任内于銮中毕业的老校友，如新加坡历史学家柯木林、马华史料家马仑、诗人叶斌，还是后来的文史工作者孙福盛，提及邱校长时无不对他的人品和掌校时期的卓越贡献赞誉有加。誉有“南国诗宗”的邱菽园，实际上是邱新民的乡亲。邱新民所著的《邱菽园生平》饱含了他对这位叔伯的深切感念。邱新民自幼颠沛流离，父亲赴泰经商时沉船身亡，母亲将出世不足百日的他托付给邱菽园。邱菽园已定居星洲，邱新民只能在亲友之间寄宿辗转。18岁那年，邱新民因时局动荡而辍学，同时返回新加坡寻找生母。他在新加坡遇见了邱菽园夫妇，邱菽园的妻子陆夫人对他善意叮咛，《邱菽园生平》中写到：“我了解她的话意，名权姐要我谨记，刻骨铭心，并立下‘以职业养学问’以了一生的愿望。所以对菽园的一生，因‘身受’的缘故，颇为了然。” 1941年，邱新民决定前往西南联大就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西南联大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高校组成，已迁至云南昆明。抗战期间，办学条件极贫乏，但在梅贻琦校长的主持下，西南联大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前行。教师的生活水平跌至冰点，学生们的日子亦极为清苦，不是躲空袭，即是跑警报。邱新民在此时进入西南联大，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或许，他是为数不多的马来亚早期学人，亲眼见证了一所大学在炮火纷飞中创造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抗战结束后，邱新民带着新婚妻子刘瑜（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回到新马从事教育工作。经时任新加坡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的引荐，两人分别在中正总校和分校任教。邱新民回到了14年前邱菽园曾带他看过的出生地老房子，而邱菽园早已在1941年离世。此次回家，标志着他们夫妻正式投身于新马华文教育的建设事业。 1953年，邱新民和刘瑜来到柔佛州的居銮小镇。邱新民接任居銮中华中小学第六任校长，刘瑜担任训育主任，并开始以笔名茀特写作。50年代，华校学生人数急速增加，校园亟需扩建。居銮中华在南峇山麓征得13.5英亩新校地，邱校长任重道远，为新校舍的扩建投入了极大的心力。从征地、筹款、动土礼到设备筹措，他都全身投入其中。邱校长曾说：“不光是‘披荆戴棘’，还要以大无畏养气‘伐荆斩棘’，我夫妇是奉这原理做事的。” 他们夫妇异常忙碌，孩子一女一男相继出生，但仍坚持将孩子带在身边。邱新民为妻子撰写回忆录《一个平凡女人的故事》，记述了居住居銮时期遇上的大水灾。当时，他们住在伊斯迈街的永春公会楼上，水灾时居民陆续前来避难，邱校长和孩子险些就被大水冲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邱校长于1956年获得奖学金前往英国伦敦大学考察一年，1957年杪返国，正逢华校改制的风波，居銮中华中学的学生也发动请愿。邱校长离开居銮，接任新加坡中正中学总校校长一职，开启了他卓越的学术之旅。“西南浪子”这个称谓正是他和前辈许云樵在切磋论学中得名的。今日走入居銮中华中学的校史馆，依然可见邱校长任内时期许多充满活力的老校园照片，包括歌剧、歌咏、銮中女子篮球队、1953年运动会、学生舞蹈等等，生动展现了这所学校曾经拥有的风姿。邱校长和太太茀特或许不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所熟知，但他夫妻俩的名字却镌刻在马华的文教版图上。居銮中华中小学的校歌即出自于邱校长之手：“南山高／銮水长／巍巍哉／我中华／作育青年冶英姿”，唱出了上一代人对家园山河的美好祝愿。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旅【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做个有用的人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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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旅

徐志摩的《欧游漫录》记载了诗人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的重要人生旅程，拓展了诗人的视野。回溯徐志摩36年的短暂一生，他真实地走出去深入体察外面的世界。对于那些经历过五四文学革命的中国现代作家而言，西向取经往往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朝圣之旅。《欧游漫录》并不冗长，诗人写起来也不怎么雕琢，基本上是看到什么写什么，徐志摩说“管得选择，管得体裁，管得体面”，然而，他的西伯利亚之行在今天仍然让我们对这片神秘之境为之神往。 1925年3月，徐志摩辞去北大教授的职务，决定展开第二次的欧洲之行。这次，他抱着 “独游主义”前往，将自己比作“自愿的充军”，似乎对这趟探险之旅早有准备。他从北京启程，计划在满洲里购买普通车票，直达俄罗斯的赤塔，然后再从赤塔补票前往莫斯科。徐志摩当时选择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大概是希望通过这条路径获取打开欧洲之门的钥匙。果然，他回国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这系列游记，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苏俄美景之下的丑陋一面。然而，徐志摩笔下的西伯利亚依然展现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同年4月，徐志摩得知次子彼得病殁赶往柏林。随后他前往法国向波德莱尔、小仲马等文人的陵墓凭吊，又造访伦敦拜见哲学家罗素和作家哈代，再计划到意大利会见好友泰戈尔。5月，徐志摩抵达翡冷翠时记录了这片自然美景，特别是那美丽绝伦的贝加尔湖和乌拉尔一带连绵的森林。若有机会前往一游，我会想起徐志摩所说：“下回你们要是路过西伯利亚或是同样地方，千万不要躲懒，逢站停车时，不论天气怎样冷，总得下去散步，借冰清尖锐的气流洗净你恶浊的肺胃，那真是一个快乐。” 从西伯利亚穿越来到俄罗斯，诗人对苏俄的美好想像几近破灭。昏暗的候车室、赤塔站穿着褴褛索要钱财的小孩、阴沉脸庞下假笑的西伯利亚人，他们以酒精麻醉来寻乐子，贫困和饥饿是日常写照。尽管自然景色极美，但对于追求新文化的徐志摩而言，一切都是破烂、陈旧和龌龊。莫斯科更是堕落，“血污的近迹”、“斑驳的寺院”、“泥泞的市街”、“艰难、缄默、忍耐的生活”，徐志摩所敬重的小说家托尔斯泰的著作全被禁毁，那些与列宁主义向左的俄国作家也已被放逐。“你来莫斯科当然不是来看俄国的旧文化来的”，重重地击碎了诗人的想像。徐志摩这一趟欧游，某程度上为了感情事而心里焦苦。他和陆小曼的恋情未得到认可，陆小曼频繁发病和糜烂的生活令他极为忧心。离京在外的日子，徐志摩对陆小曼自是昼夜思念，两人也全靠鱼雁往来互诉衷情。将近五个多月的分离，他们之间写了不少情书。最终，徐志摩回到北京，但碍于陆小曼父母的百般阻拦，他们的爱情始终无法获得自由。徐志摩意外逝世后，陆小曼整理了他这段时间写下的日记，以《爱眉小札》为题出版，读来情思缠绻。对于一个追求爱、美和自由的诗人而言，徐志摩更在意写作人所需的灵性。在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他同时写信给陆小曼。信里这么说道：“前年我在家乡山中，去年在庐山时，我的性灵是天天新鲜天天活动的。创作是一种无上的快乐，何况这自然而然像山溪似的流着——我只要一天出产一首短诗，我就满意。”1925年，30岁的徐志摩在这段铁路之旅中同时写下〈西伯利亚〉诗一首，“荒凉”、“冷酷”、“怨郁”，“茫茫白雪里渲染人道的鲜血”，诗人心中始终有浇不灭的一团焰火。几个月后不久，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由两个弟弟陪同下也搭乘了西伯利亚的列车，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这趟返国，张幼仪是应徐父徐申如的邀请，认为儿子再婚还必须征得张幼仪的同意，张幼仪确认他俩的婚姻已无可挽回，两老再无力阻拦。1926年，徐志摩和陆小曼正式结为夫妻。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凌叔华在南洋的文人朋友【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做个有用的人【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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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年红篇，上）】“读书，一定要出国吗？”

缘起：为了表彰和感谢那些多年来在文学领域默默耕耘的资深马华作家，肯定他们为华文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策划“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系列”，邀请资深作家发表“我写作历程中最满意的代表作”。这个系列旨在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和分享他们的写作历程和文学生涯的平台，也是对那些长期以来默默为文学事业付出努力的作家们的一种诚挚的感恩和致敬。——策划人：伍燕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 / 新纪元中文系教授） 1975年4月，我被调派到偏远的乡镇一所小学服务，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这里的生活环境与我长期居住的城市的确有所不同；没有超市，少了娱乐场所——只有一间少人问津的露天电影院，日常生活显得单调多了。这里虽有一家私营发电厂，却常有电力不足的现象，没有自来水，每天必须打取井水。来往的通道大都是崎岖的山路，四面八方尽是农耕地，有大片的油棕园，木薯耕种地……入夜后，一片宁静。我住的房子附近，有一间相当大的木板厂，经常有载满大树桐的大卡车经过，掀起滚滚红泥尘埃……闲暇时，我会到木板厂去看看，偶尔也会和厂工聊聊，更喜欢听驾树桐卡车的司机的惊险故事。驾卡车载树桐是“卖命行业”，发生意外的死伤风险很大；从事这一行业的，无非是想多赚点钱养家和让子女受较好的教育。眼看这群为生计，为理想拼命苦干的劳动者，不禁引起我内心的波动，泛起写下一篇反映他们勇于面对现实，有血有泪的小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我塑造了卡车司机大猪和跟车员疯狗仔，他们都是勤奋苦干的劳动阶级，而他们都有善良的爱心；他们有时感到无奈，但是不会放弃深藏内心的理想，特别是下一代的教育前途。除了反映当时社会的一些生活面貌，我也不忘为他们提出教育政策方面的偏差带给他的困扰和不满！于是，我在1978年10月20日动笔写〈兄弟情〉，21日便脱稿了。隔天我把这篇短小说投寄给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的主编甄供。同年11月19日发表了，版头还有插图。 1979年6月间，我突然收到一本〈兄弟情〉的“星马文学选集”，由新加坡高虹出版社出版。对我来说，这应该是一种肯定。过后〈兄弟情〉这篇短篇小说还先后收录在国内外的一些书刊里，〈兄弟情〉能在不同书刊上刊载，对我是一种勉励，也让我感到欣慰。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语文局在1983年成立了“各民族作家活动谘询委员会”后，便积极推动各民族作家交流活动，促进团结。其中一项计划是互译各民族作家的作品。《这一代》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国家语文局为了进一步推动多元文学，宣扬“不认识就没有爱”的概念，特地选在1988年9月16日晚上举办新书推介礼。我被Dewan Sastera月刊主编兼国家语文局各民族作家活动谘询委员会主席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安排上台朗读Tali Persaudaraan （〈兄弟情〉）。当晚，我很兴奋，也很用心地朗诵，还特别重点地念出其中几段对话： “读书，一定要跑到外国去吗?” “我也不知道。过去，我弟弟老是说，要在我国读。可是，最后，却又出国了。”大猪有些懊恼地说：“谁叫他考不进去……” “好在外国水准比较低，不然，他没书读，说不定也会和我们一样，成天在卖命哪！” “现在，我什么也不问了，只知道汇钱、汇钱，不停地汇钱……” 台下的教育部长很严肃地在聆听着，我很想让他听到我们的心声！故意通过两个老粗的口中说出二猪考不进本地大学却能升入外国大学，最后还获得奖学金到加拿大去深造。大猪的这个弟弟，本想留在本地为国服务，无奈环境所逼，学成必须留在外国工作…… 教育部长在茶叙时间只和我握握手，微笑着点点头，并没说什么。〈兄弟情〉确是我喜欢的作品之一，所叙述和描绘的虽是上世纪70年代的故事，然而小说中所谈及的一些问题，到今天似乎仍然存在；而像大猪和疯狗仔这样儿不幸却又勇于面对现实的人物也时时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喜欢的作品还有《井边》、《爱的赌注》、《魔轮》和《一把大雨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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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

许地山当年因心脏病在香港猝然去世，震惊了许多朋友。台湾籍作家南渡却在异乡获得众多中国现代作家和文友的珍贵情谊，这与许地山乐于助人、开放大度的为人处事相关。尽管他在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担任主任仅6年光景，却给香港的教育和文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他之所以到香港任教源自胡适的推荐。1935年，获颁荣誉博士的胡适前往港大。当时英殖民底下的港大希望加强新文学，即试图邀请被誉为近代中国“白话文之父”的胡适，但遭到了婉拒。港大选拔人才的要求极为严格，提出了五大条件：一、拥有国际认可的高级文科学位；二、国学专家，具备10年以上的大学授课经验；三、最好是广东人，可通粤语；四、通晓英文；五、具管理才能。当时胡适力荐许地山，他说：“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好，值得佩服的，除了二周（周树人和周作人）之外，许地山是第三名。” 胡适引荐许地山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那次他到香港，先是实地考察了香港的中文教学实况。他的〈南洋杂忆〉中记录道：“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流之外。”他频频在香港公开演讲，认为香港应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许地山的背景很契合此一构想，因此对于胡适的推荐，中文学院最终一致接纳。1935年，许地山遂举家迁往香港。胡适将许地山引入了港大，5年后许地山则引进另一重要人物陈寅恪。陈寅恪一家也在1937年南渡至香港，原来他计划前往昆明西南联大授课，却碍于夫人唐筼患有心脏病，不便前往高原，所以陈寅恪只好将妻女暂托给当时也在香港的许地山照顾。不久，陈寅恪又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之聘，却在赴英之际碰上二战爆发，暂无法离港。此刻，他一家生活相当拮据。 2010年，陈寅恪的三女儿联手撰写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记述了他们当时滞留香港的境遇：“既然今年仍不能赴英，便打算开学又回西南联大。但滇越路断，回滇益难。后来幸得杭立武与香港大学商洽，并得许地山周旋，聘为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每周约两节课。每月薪水港币三百元，曾欲月俸五百元，无法办到，全由中英庚款会支付。这样全家暂留香港。”字里行间透露出女儿们对许地山的感激之情。尽管许地山和陈寅恪学术专业不同，分别专攻于新旧文学，又在宗教史研究上各有心得，却是彼此尊重。陈寅恪曾撰写〈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许地山更是推崇这位著名的史学大师，还亲自主持了陈寅恪到港大的欢迎大会。陈寅恪在港大的时间并不长，他专注授课，课余之时完成校对其代表性专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许地山积劳成疾辞世后，陈寅恪还曾代他接管业务。在悼念许地山的挽联上，陈寅恪寄寓了他们之间难得的私交：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上联叙述了许地山在人事纷扰之中仍致力于读书作文；下联则感念曾交托他照顾妻女，如今斯人已逝，回忆伤神。英文有一句话是: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将生命发挥到极致）。这些作家学人在那个动荡贫困的岁月里，却能够保持内心平和，沉潜处事，完成使命。许地山南渡之前已完成了他大部分的小说，港大的日子他虽忙于行政，却还坚持每周教学20小时以上。已有学者考证，张爱玲于1939年在港大就读时曾听过许地山的课，或至少也听过他公开演讲“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这在日后直接影响了她的英文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以及后来自译的《更衣记》。许地山自台湾到大陆，南渡香港和东南亚，最终与他的父亲许南英一样长眠他乡。这一身世，似乎在他写于20年代的南洋小说系列已埋下伏笔。其中〈海角底孤星〉这一篇写新婚夫妻迁居到槟岛，“自然他们此后定要享受些安泰的生活。然而在那邮件难通的林中，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那个时候，远方是未知，但并非不知。许地山和陈寅恪都晓得这道理。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做个有用的人【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才情与星洲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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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做个有用的人

我们都知道，教科书的任务是需要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价值观。那时，许地山的〈落花生〉为马新许多华校生注入正能量。“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短短一篇记叙文，从一个家庭聚会，父亲巧妙地借机教育：“所以你们要像花生一样，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以后的作文课，又总是以“长大以后，我要做个有用的人”收尾，很大可能源于许地山的教诲。许地山比起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可以说更早到来东南亚。他于1894年出生在台湾台南，随着父亲许南英在甲午战争后颠沛流离至东南亚，最终返回福建漳州。年仅3岁的许地山曾随着父亲居住暹罗、新加坡，但不幸的是，父亲客死南洋。许地山在漳州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之后前往缅甸仰光的华侨学校任教。1917年，也是父亲因病在棉兰离世的同一年，许地山进入燕京大学攻读本科。1921年，五四运动过后两年，27岁的的许地山与叶圣陶、郑振铎在北京发起文学研究会，创办了《小说月报》。跟徐志摩一样，许地山的生命不算长，却发光。1935年，他出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此后的时光一直留在香港，1941年心脏病发作，猝死家中，不及五十天命。我和我上一代人对于许地山这位现代作家并不陌生。新纪元的方修文库和李业霖书库都分别找到前辈珍藏的《许地山选集》和《国粹与国学》。我想，方修和李业霖做学问，多少领悟了许地山这一代学人的治学之道。许地山出版了《中国道教史》、《中国服装史》、《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女装》，还有一篇书写猫经的〈猫乘〉读来何等有趣，足以看出他对挖掘新事物的好奇与热枕。比许地山小六年的老舍是他的挚友。老舍的〈敬悼许地山先生〉读起来也不沉重，反而重现了许地山生前的幽默和愉悦。许地山每遇到朋友，就忘了自己，朋友叫他去哪里，他都应诺，“他似乎永远没有忧郁，永远不会说‘不’”。老舍说他在各领域、各话题都可闲扯一番，也并非卖弄学问，而是他读的书实在多，实在透。“他独自出去，不是到博物馆，必是到图书馆，进去，他就忘了出来”，固然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和老舍于1924年前后飞抵英国，许地山到英国牛津大学读硕士，研究宗教史学；老舍则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汉语。这时的老舍初尝写作小说，拿去给许地山指正，硬要朗诵几段给他听，他说“可以，往下写吧”，老舍的第一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于是在1926年的《小说月报》上刊登出来了。许地山对于老舍来说，既是朋友又是恩师。他以东南亚和印度为背景的小说，如〈命命鸟〉和〈缀网劳珠〉最早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老舍也早已拜读过。也许是源自他飘荡困顿的南洋经历，还有他笃信基督的力量，他笔下几位坚韧的女性角色特别突出，但似乎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一再受到忽视。〈缀网劳珠〉的尚洁、〈商人妇〉的惜官、〈命命鸟〉的敏明等，可以说是最早一批流落到东南亚的华人妇女，她们凭借着坚毅忍耐，散发出女性光辉，正是宽恕与善良让她们能够在南洋域外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地。 1929年夏季，老舍从英国返国途径新加坡逗留了半年之久，很有可能一心想去一睹许地山笔下的南国风情，最后也创作出以新加坡为背景的小说《小坡的生日》。英国回来以后，二人各有际遇，已经不常联系。1935年，许地山经胡适推荐举家搬迁至香港就任港大文学院主任。此时，老舍也随着完成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显然，老舍的小说成就在今天看来远远超越许地山，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启蒙良师，老舍始终谦卑以待。许地山前往香港那一年，老舍发表了同名散文〈落花生〉，俨然是对这位良师益友的深深致敬。文章开头写道：“我是个谦卑的人，但是，口袋里装上四个铜版的落花生，一边走一边吃，我开始觉得比秦始皇还骄傲”，同样表达出自己嗜爱落花生，并享受其中。尽管平凡微小如花生，但我们都可以挺拔地做个有用的人。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才情与星洲情欲【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王安忆有个南洋父亲王啸平【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老舍与南洋的颜色也正是艳丽无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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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才情与星洲情欲

徐志摩于1928年第三次游访海外，这是他35岁短暂人生路的最后一次游历。这一年31岁的徐志摩为了排解与第二任妻子陆小曼在婚姻上的不快，毅然从上海出发，先后到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返国途中，船经东南亚，停留缅甸和新加坡。这一趟出游后，徐志摩陆续发表他的文学成果，其中以星洲为背景的小说〈浓得化不开〉（星加坡）和经典诗作〈再别康桥〉发表于12月的《新月》月刊，还包括了他在新加坡的诗作〈他眼里有你〉发表于11月的《新国民日报》。诗人的“南洋想像”早已引起多位马华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认定这一片番外之邦的椰雨蕉林给了作家别一样的幻想。〈浓得化不开〉描绘了主人公廉枫在旅途中停留新加坡时的所知所感，某种程度上反射了徐志摩在这段历程中的内在情感。这位体现着叛逆、自由和创新精神的“五四“新文学巨匠，似乎只有到了南洋异国才真正获得情欲上的快感。正如郁达夫一踏上日本的土地，那股无以抑制的情欲之火致使他“沉沦”。然而，较之于郁达夫，徐志摩似乎显得更奋进，更勇敢一些。当廉枫在新加坡遇上了那位妖艳撩人的朱古律女郎，唤醒了他内心积压已久的爱欲和热情。“你不爱我吗？我知道你爱，方才你在楼梯边看我我就知道，对不对亲孩子？紫姜辣上了他的脸庞，救驾！快辣上他的口唇了。”若不是赤道上火热的风情，徐志摩口中“浓得化不开”的爱语，也就不容易如此倾泻。这一年，已近而立之年的徐志摩经历了不少情事。1925年，徐志摩第二次欧游，他将两本日记和书信全交给了红颜知己凌叔华保管。徐志摩不交予林徽因，也没有托付陆小曼，回国后，他和陆小曼成婚，那只装载所有徐志摩秘密情史的“八宝箱”一直留在凌叔华那里。 1931年，诗人遭遇空难不幸离世。八宝箱争夺战在上述几个现代文人之间上演，最终胡适介入其中，由林徽因请求他出面找凌叔华归还两本《康桥日记》。凌叔华这个遗稿托管人并不知道日记已落入林徽因手中，甚至林徽因在晚年将之付之一炬。 1925年，年仅30岁的徐志摩已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他担任了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团的翻译，与胡适、陈西滢共同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他也是北大教授，热衷参与新月诗社，故有梁实秋这一说：胡适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但事实上徐志摩才是新月的灵魂。欧游回来后，他接任《晨报》主编，为那一趟的俄罗斯观察写下了〈欧游漫录〉，同时那些经典作品如诗集《翡冷翠的一夜》、散文集《巴黎的鳞爪》、《我所知道的康桥》和信札《爱眉小札》几乎都是在这时候写成的。随后，他与胡适等人筹办新月书店，并于1928年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新月诗派自此从北平转移至南方。 “诗人的想像”无疑是徐志摩的天赋，正如林徽因所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因。”然而，他敏锐的洞察力、冷静的分析能力，反映在新文化运动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身上。那一趟莫斯科之行，他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参谒列宁遗体，他对革命后的俄罗斯景观感到痛心。他所看到的——大学教授贫困、窝囊，“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大概就是他的被窝，头发是一团茅草”，又因为苏俄政府的专制，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他因此明白中国的革命还是必须靠中国人自己，“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不得不说，站在当时国家的改革大道上，徐志摩有着参透时局的清醒。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总是让人轻易传诵。但在徐志摩短暂如烟火的人生中，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胡适总结说，他的人生追求最终归结在爱、自由和美这三大信仰。 1956年，凌叔华应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之聘前来。你认为她在岛国上会想起30年前那些“浓得化不开”的情事吗？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马共“里边的人”—— 华校生的出路？【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选择入籍英国的汉素音【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康拉德把我送到南洋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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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马共“里边的人”—— 华校生的出路？

陈六使图书馆方修书库内找到汉素音这本小书《餐风影露》，扉页上是写着编者赠送予吴之光先生。吴之光，即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先生。此书在1958年出版，为李星可翻译，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严格来说，汉素音只是南来路过南洋，意义上不可能是方修文学史视角下的马华作家（她也一直用英文创作），但回望汉素音的几本小说，她却可能是跟马华文学靠得最近的一位域外作家。近期，马共小说出版炙手可热。首先是由黄锦树和张锦忠主编的《夕阳之歌》，接着是马共战士海凡的《雨林的背影》，每一篇皆企图勾画出那些曾隐躲在群山与群山之间的“里边的人”。“里边的人”是《餐风影露》内的章节，写的是森林里马共的生活，聚焦于新青年同志。年仅16岁就加入组织的阿蓝，他的父母遭日军屠杀，随后英军卷土重来，他的姐弟也被马来人排华杀害，英军则开始逮捕马共同志，阿蓝不得已重投森林的怀抱。另一女同志小云的母亲和弟弟都被抓进集中营，她被迫进入山里边，也鼓励很多人一同行动。她后来请求党批准自己和孙同志（此角色以郭鹤年二哥郭鹤龄为写作原型），但最终也被英军俘虏。这些“里边的人”，据说是为了“报复了我们的人民所受的冤屈”，他们攻击警察局，杀害警员，还用巴冷刀将那些曾出卖过他们的警员砍成几段。森林里有山蛭、有刺、有毛虫，当然还有抓马共的辜加兵、马来警、华人汉奸和红毛鬼子。回头再看《餐风影露》，这些青年为何要到山里来呢？他们还要去破坏胶林、铁路，和马来特警搏斗，甚至学习开枪。他们只是涉世未深的青年。然而，汉素音并未偏颇地描写了她笔下的青年马共，反倒是真实地呈现了他们凶恶的一面。在那个帝国主义时代，这些青年的前途总由不得自己主宰。“日本人走了，英国人来了。我不能进学校。他们说我年纪太大。我一辈子，除了当苦力，不能做别的事。我的朋友都在里边。出来的通通又都回去了。外边没有出路。”这时的青年对山里边的马共并不畏惧，他们恰恰觉得只有走入山里才是“出路”，绝大部分是因为理想的感召而进入森林的。今日谈及马共小说，难免绕不过《餐风影露》。汉素音以一个外来者身分介入其中，却冷静观察到“紧急状态”下的社会众生相。书中也提及为马共提供粮食的新村农民，他们一样是无辜的受害者。英国统治者回来后，“把他们都装上卡车运走了，他们的茅寮被焚毁了，他们的庄稼烧掉了，猪也屠杀了”，他们在车上曝晒了两天，又饥又渴，最后被载回新村，“住的周围被围上铁丝网”，阻止他们运送食粮给马共分子。村里的生活条件极度恶劣，雨季来了，他们被困水中，小孩病倒死去，大人割胶讨活不易，红毛鬼来看一回又走了。 “在森林中生活，最要紧的是忘记森林。……只要一注意森林，你就不能在这里边住的久了。”1956年《餐风影露》出版时，“紧急状态”法令已实施约8年之久。政局动荡，前途未卜，当时华校生该怎样选择自己的出路？“里边的人”并非全是出于自愿，“有的是因为一时气愤”，有的想逃避政府的军训，又或惧怕被英军强制逼迫征入军队，他们都是稚气未脱的青年男女，也就轻易地投降叛变。汉素音驻留马来亚长达12年，她是深入了解此地的。南洋大学授课期间，她把眼光放诸亚洲，专注于东南亚华人，又格外关切马华文艺。1954年2月16日的《南洋商报》刊登了“名作家周光瑚女士在记者职工会聚餐会中演讲‘中国人是否东南亚之一威胁’”的新闻。独立前1950年代初期，大概也不是所有青年尤其华校生有幸升学，尽管当时南洋大学犹如“横空出世”在南洋这片荒瘠的土地上，但很大可能这不是华校生唯一的出路。汉素音在星马演讲写作，汲取这片土地的故事为素材，《餐风影露》故事都发生在柔佛州的森林、乌鲁舍利（Ulu Cheli）垦区、拉必士（Lapis）胶园等，用当时汉素音当时的眼光，“这就是战又非战和又非和的马来亚”。《餐风影露》的写作最后给汉素音和丈夫带来了麻烦。丈夫梁‧康伯（Leon Comber）受到牵连被调往登嘉楼，汉素音也因此离开柔佛新山中央医院。1959年，两人的婚姻告一段落。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佛陀也到南洋来【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王安忆有个南洋父亲王啸平【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寻至伤心太平洋上来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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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选择入籍英国的汉素音

尽管韩素音这译名较为普遍，但作家本身更喜欢“汉素音”，我们且用她自己喜欢的名字。汉素音和马来西亚的文教圈有着非常深刻的因缘。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南来的作家如过眼云烟，来了又走了，然而，汉素音的身影却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华文学校、文学历史版图上。我们也许经常问，这些作家给这地方带来了什么影响，但我们其实忘记，这片土地的充沛资源与独有特质，也丰盛了他们的写作和生命。他们的到来，真实地打开了他们的写作视野。这位混血儿作家汉素音，原名周光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1933年进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两年后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医。汉素音于1952年至1964年间旅居马来亚，相关事迹记录在章星虹出版的《韩素音在马来亚——行医、写作和社会参与》里。然而，如果我们回顾她好几本打着“韩素音自传”为名堂的小说，不禁会对她波折起伏的生命事迹，感到恻然。她于2012年在瑞士洛桑（Lausanne）寓所离世，享年95岁。这漫漫人生历程之中，她有12年是在马来亚／马来西亚度过的。 1952年，汉素音与时任英属马来亚警察政治处助理处长梁康柏（Leon Comber）结婚，婚后移居新山。这是汉素音的第二段婚姻。此后，汉素音积极参与到马来亚社会。从新山中央医院行医到开设自己的药房；从进入南洋大学文学院执教到担任义务校医；从公开演说到案头写作，她对马来亚从战后走向独立后的各种重要议题，尤为关注。我想尝试从她的自传体小说《吾宅双门》（My House Has Two Doors），追溯汉素音的生命抉择。汉素音一直以英文创作，她的小说之所以能够进入马来西亚华人的视域，全凭背后才华出众的译者。《吾宅双门》正是描述了她从1948年1964年在马来亚／马来西亚的生活经历，这本小说很大程度上勾勒了当时的社会情境。彼时的马来亚处于紧急状态，也是国际冷战时期，而汉素音在第一任丈夫唐黄保于1947年战死国共内战战场后，独自携带养女蓉梅，前往香港。 “命运仿佛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刻，把我安置到她所在的那个地方。”多少次来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汉素音都不是没有选择，而是她知道，怎么选择。汉素音一直是“中国之声”，她通过写作和演讲无数次表达了自己的立场。然而，什么原因使她后来入籍英国？ 1950年初到香港之时，汉素音邂逅了《泰晤士报》驻港澳洲籍战地记者伊恩，伊恩是有妇之夫，但他们很快就高调地陷入恋情。命运弄人，伊恩被派往朝鲜前线时，不幸遇难，“他的吉普车被一颗地雷炸飞了”。《吾宅双门》的第一章就记录了她这份悲恸：“第二天我照常上班。随后伊恩从朝鲜寄出来的信开始抵达，一封接一封。……他怎么可能死了呢？……于是坐到打字机前，卷上一张纸，开始写我的《爱情至上》。” 我们无法想像汉素音这时期的处境。她只身带着蓉梅在香港医院上班，蓉梅生病还吐了血。1954年，汉素音的护照快过期了，“可是我不想找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发护照”，然后她在香港又被认为是“赤色分子”、“亲共分子”，此去前路，该作何打算？《吾宅双门》记述了汉素音当下的心声：“我觉得自己这一下会成为没有国籍的人了。也许被逐出香港，带着蓉梅，乘上一条没有目的地的船。”那么巧，这位英籍马来亚警察处长梁康柏出现了。他在《吾宅双门》中化身为伦纳德。小说中的伦纳德对汉素音深有好感，他不像一般殖民入侵者的爪牙，谈到马来亚的紧急法令时，他说：“我们实在没有道理回到亚洲来。这一切早晚要结束。……我们答应他们独立，然后我们讲话不算数，设法把事情弄糟，以便有个借口赖着不走。” 这句话大概说到汉素音心坎里去了。1952年，汉素音最终决定和梁康柏结婚。同年，她的小说《爱情至上》（A Many-Splendoured Thing）在伦敦出版。1955年，美国电影公司改编后搬上银幕，同时在马来亚上映，次年获得三项奥斯卡奖。《爱情至上》写的却是她和伊恩的生死恋。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佛陀也到南洋来【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你们为什么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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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佛陀也到南洋来

走过这一遭，梁启超终于明白，“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佛陀也曾来过南洋，强大的精神文明就在这片净土之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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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废物式养老”思维／鼓励长者独立自主，维护长者尊严

“日式介护员第一个要学的就是“自立支援”，鼓励老人家自己独立，不是去照顾他，不是什么都帮他做。老人会依赖你，他们身体的机能会一步步的退化，从开始手脚不灵活，肌肉衰退，伴随功能衰退，最终影响心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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