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忠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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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如意安详】颇使我微笑/何国忠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加入二战。张忠栋在《胡适五论》提查尔斯．A．比尔（Charles A. Beard）分析胡适角色。比尔长期反战，不满美国被卷入战争，认为中日交涉失败，实由于胡适影响。二战爆发时，美国朝野都有共识，不涉入亚太局势。欠缺历史渊源，虽然同情中国，但是他们了解不深，关注点只限欧洲。胡适接任大使时，武汉、广州相继陷落，战力让人怀疑，蒋介石希望美国慷慨借款，美国瞻前顾后，担心血本无归。中日实力悬殊，中国以牺牲局部土地为代价，拖延时日，消耗敌人，寄望胡适增强美国对中国的认同和信心。莫高义在《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说胡适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他一心一意把美国带入太平洋大战，和中国同处一方。胡适在演讲中阐述日本经济虚弱本质，强调中国虽然遭遇困难，但是凭着誓死抗战的决心和士气，必然取得胜利。胡适出任大使消息传出时，日本《东南报》发文，建议日本委派在美国文学界有影响力的鹤见祐辅、口才出众的松冈洋右和前外交大臣石井菊次郎三人使美，抗衡胡适的说服力和国际地位。日本不希望中美关系加强，他们高度关注胡适演讲内容，1940年10月《日本时报》发表社论，批评胡适污蔑日本皇军，鼓动美国人民仇恨日本，意图让两国打仗。胡适鞠躬尽瘁，不放弃任何空间，包括通过他领取荣誉博士场合。他一生获得35个荣誉博士，三分之二在出任驻美大使期间。国民政府不少人批评胡适舍本逐末，只顾虚荣。张忠栋认为追求成效才是胡适意图：“他各处拿学位，面对各著名大学众多的毕业生发表演讲，和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同台并坐，事后并且经常是报纸上的重要新闻，这中间宣传上和外交上的意义，显然是大家所忽略的。”信手一例，1939年6月6日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胡适与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及捷克前副总统班尼士同获荣誉博士，与会者2万人。胡适演讲时谈国际理想主义，《纽约时报》大肆报导。几天后，《纽约时报》刊登特稿，介绍胡适生活、思想以及他对中日战争和未来世界看法，盛赞胡适是“为中国辩护的学者”。不当大使生活更多乐趣胡适正式上任大使以前，收到蒋介石电报，指示4项任务：政局变动中，如何促美助中、中立法、财政援助及禁军用品售日。余英时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说“除第一事有时间性外，其余三项胡适在履任后都曾做了长期的努力”。虽然胡适尽力执行政府的外交指令，但是面对处境险恶的战场，国民政府没有耐心按部就班，他们对胡适过分苛求。胡适认为美国援华制日政策的形成有赖于时局的发展，急于求成于事无补，最终欲速不达。政治空间有限，他立足于做因势利导，促成渐变的工作。他希望蒋介石“苦撑待变”。勤奋办事，朴实作风让蒋介石失去耐心，认为他在美国所争有限。宋子文被派到美国后，他处处受到牵制。1940年7月12日胡适记载宋子文对他说的话：“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此后一直有谣言胡适离职新闻。什么是正事？胡适以热情和诚意冲破弱国无外交的枷锁。费正清在《中国回忆录》里，提胡适对中美关系所作贡献，他认为胡适“很会和美国人打交道，这使他成为中国联系美国公众的一位高级人物”。使节的人格与信望，终究高于使节的官僚技能。美国总统罗斯福欣赏胡适的能力和谈吐，他毫无拘束直呼其名。和胡适一起合作募款的陈光甫在日记中说美国总统对胡适“确有好感”。胡适本是自由人，常年当教授，待人处事不违性情。1941年4月10日他写信给妻子江冬秀提起他本不拜客，不回拜客，也不请客。投入外交工作后，却得破例“受罪”。一边顶着国内政客的冷嘲热讽，一边应酬一板一眼的美国官员。心力交瘁，却不得理解。他的上司宋子文对他的排挤，他看在心里，却始终忍辱负重，大使馆工作人员没看过他发脾气。胡适在1942年9月卸任大使，告别委屈时光。 “渔父长身来，只共钓竿相识。随意转船回棹，似飞空无迹。芦花开落任浮生，长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这是宋代朱敦儒的〈好事近〉。“颇使我微笑”，1943年7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提偶读此词心情。他抄下结句，意有所指，说“此句当写给我的Washington朋友们看看。”不当大使，他有更多乐趣。

4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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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他学会假笑/何国忠

1940年燕京大学买到一块与校园相连接土地，洪业提议用来盖10间平房，提升驻校外国学者住处。校务长司徒雷登同意，派他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向董事会申请经费。哈佛燕京学社由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在1928年共同设立，以研究中国文化为目的，经费来自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遗产，洪业是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洪业1940年9月抵达美国，1941年1月离开。他顺道到母校俄亥俄卫斯良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又到华盛顿探访胡适。未见胡适以前，洪业遇哈佛数学家贝尔克夫，聊天时扯上胡适。贝尔克夫说胡适当大使后学会假笑，他看过好几次，他提起胡适变化：“学者是不能假笑的，可是一做大使就一定要假笑”。洪业怀疑胡适举止是否大变。此次航程，船停夏威夷一天。他到夏威夷大学，在校友刊里看到校长与胡适握手照片：“他的面孔实在是在假殷勤地笑，俗气得厉害。” 见面以后发现胡适依然如旧，不见俗气，松一口气。“大概是大会的时候，跟那些没关系的人说话，才摆出一副假殷勤。”洪业同情胡适。不适宜的氛围，处处客套话，只希望尽快散场。所谓假笑，不是虚伪，是不自在。畅谈甚欢。胡适要洪业搬进大使馆，并说厨子可做他喜欢的菜。不过洪业选择下榻附近旅馆，有时间就往来大使馆吃饭。《洪业传》作者为陈毓贤，大部分资料由洪业提供或口述。原著英文本198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1992年台北联经出版中译本，我手头上的《洪业传》是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审定再版本。洪业二战时到美国的叙述共4页，其中写胡适部分占一页。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比邻，二人是旧识。洪业说胡适牺牲很大。有一次晚饭，胡适半途接电话，回来后蹙着眉头。“胡太太问是谁呀？”胡适说：“很讨厌，是宋子文。他要搬进来。” 江冬秀人在上海。我用笔在“胡太太”处旁打了问号。后来发现陈毓贤在〈《洪业传》出版以后〉中已纠正错误，“应是使馆别的女士接电话”，提醒她的人是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洪业胡适都属绅士类型洪业替胡适抱不平。“国民党政府有胡适这样的人做大使是很幸运的，但偏有小人不要胡适做大使。”洪业对陈毓贤说。又听说胡适离职后蒋介石过意不去，支付3万美金，胡适虽穷却谢绝。洪业说他“拐弯抹角问胡适这大使是怎么丢的。但他是顶聪明的人，几次都轻巧地避开话题。” 洪业英文洗练，口才很好。一次聚会中，辛克莱·路易斯的太太也在，被洪业言谈吸引，她是纽约报界红人，正筹划罗斯福总统演讲，想邀洪业同台。荣誉虽高，但是演讲骂日本人是免不了的，考虑自己快要回到被日本占领的北平，洪业建议改请胡适。他帮胡适准备10分钟讲词，演讲前胡适在镜前练习一遍，洪业“建议他裁掉两分钟，以留足够的时间让听众鼓掌。”温馨有味的一幕，在苦闷的大使生涯中甚少出现过。洪业1915年赴美留学，在司徒雷登的安排下，1923年到燕京大学工作。担任文理科科长期间，他负责改造学校课程设置，取消预科，创办文理科研究院。他和司徒雷登配合无间，帮他将默默无闻的燕大提升至教会大学之首。司徒雷登1954年出版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洪业名字只出现一次。胡适受邀写序，对洪业的付出做适当补充：“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是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常时往还人，记一不识十”。老了健忘，平常来往的人，十之八九已记不得。这是杜甫句子。《杜甫传》是洪业力作。杜甫早年很多诗篇散佚，第一章写杜甫23岁前生活，洪业脱离上下文语境，以“记一不识十”为题，不过是为了表达自己缀拾零星片段和填补空白的过程。这样一点巧思，让老年和少年呼应，时光之旅多了趣味。洪业爱读杜诗，陈毓贤说他情绪激动时，杜甫诗句往往脱口而出。他小胡适两岁，都爱在旧纸堆中找情趣。知胡适提他在燕大贡献时，立即写信说自己功薄：“图书之收集，多由田洪都、薛瀛白、顾起潜诸君之力。《学报》之校订，几全由容希白、八媛兄妹之劳。《引得》之编纂则尤聂崇岐一人之功。”洪业做事一丝不苟。功劳该给谁就给谁，不含糊。这一点和胡适很像。二人都属绅士类型，不邀功，懂分寸，处处替朋友着想。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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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我随时可走/何国忠

1940年4月26日，江冬秀自上海写信给胡适，说有人向她道贺，胡适要回国做中研院长了。江冬秀提醒胡适：“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定点，不要再把一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耳朵软，存棉花”，二人知识悬殊，但是对丈夫弱点，她知道不少。信中别字不少，不过他不像年轻时一一标出，她大他一年，再多6个月足50岁，不要求了，达意就好。她所提之事，并非空穴来风。不管出于个人恩怨，或是争权夺利，他不止一次成为箭垛。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去世。当时只设评议会，没有后来的院士制度。评议员选出3名人选，再由总统圈定其中一人为接班人。蒋介石通过幕僚陈布雷传达，他属意顾孟余，评议员认为顾孟余分量不够，更不满被指示投票，这是对自由思想和学术正气的侮辱。陈寅恪带病表明：“来重庆就为投胡先生一票。” 即便选出胡适，最后一样徒劳无功，支持胡适的人何尝不知。同是评议员的陈西莹说，胡适最适合院长一职，但是“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学人骨气还是得坚守，表态是重要过程。岳南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说1940年3月23日，评议会选出3名候选人，翁文灏和朱家骅同得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和任鸿隽各4票，顾孟余1票。蒋介石不快，他告诉行政院长孔祥熙：“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 6月22日，胡适回江冬秀信：“你谈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此事外间有许多传说，我无法过问，也无法推辞。我并不想做院长，但我此时若声明不干，那就好像我舍不得现在的官了。所以我此时一切不过问。” 那几个月日记附有剪报。其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0年7月18日一篇以〈适的新职位〉（New Post for Shih）为题的新闻说：“胡适博士不久将离开华府，改任中研院院长。” 他觉得自己该交待立场。1940年7月20日的日记说他“发愤”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说他即便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 学术界标杆象征多于实质意义胡适国内外知名，作为学术界标杆，傅斯年、陈寅恪等积极推他入前三，象征多于实质意义。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给胡适信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他弄巧成拙，内心不安，于是努力斡旋，蒋介石最后收回成命，舍胡适而圈定朱家骅。受任于败军之际，大使任务艰辛。国民党内部对胡适不满声音从没停过。胡适对身居要津的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有意见。行政院长孔祥熙本来就不喜欢胡适执行工作时不给他面子，不断在蒋介石面前贬低胡适能力，批评胡适“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宋子文则直接涉入胡适工作，1940年6月宋子文被派到美国负责借款任务后，胡适的实权被架空。1940年8月15日日记中胡适说宋子文“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立，必大怨望。”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被委为外交部长，继续长驻美国。胡适第二天记2人谈话。他曾告诉前外长郭泰祺：“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请千万不要迟疑。”同样的话他转述给宋子文。胡适说宋子文表面客气，不以上司自居：“我们只是老朋友，我们要合作。”事实并不如此。1942年5月19日胡适日记说：“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胡适说他将这些事记下来不过是“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胡适为人温和，很少发怒，日记中骂人的话少之又少。储皖峰集他的话作对子：“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胡适说上句可以改成“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他在1955年2月15日的日记中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语调积极，意思是“要尽责任。到了近世，始有人解作敷衍了事，似是错的。”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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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过河卒子/何国忠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演讲，题目为〈北美独立与中国战争〉，结束后到朋友家中宵夜。几人同坐沙发。他忽然站起来说身上剧痛，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苏打酒，他一饮而尽。他的好朋友雷格曼Harold Riegelman要人送他回大使饭店。“这是胡适第一次患心脏病，此后在医院住了99天，但是他不肯遵守医师的命令，在发心脏病的第二天还坚持在另一个重要场合再度发表那篇‘佛尔居山谷 ’演说，然后才进医院。他的医生告诉我，人家好意递给他的那杯威士忌苏打酒，也许救了胡适一命。”雷格曼给陈之迈的信这么说。陈之迈在〈关于胡适之先生的一种第一手资料〉翻译了雷格曼的信。胡适在演讲中所提佛尔居山谷，取自美国历史学家John Fiske著作《美国革命》。胡适演讲内容生动，他运用自己对美国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的了解，采取听众习惯的表达形式，希望他们理解和支持中国抗战。胡适说美国革命成功，不只因为国际形势有利美国，也因为美军在佛尔居山谷坚韧的作战精神。胡适说陷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和美军历史相似，他预测中国将完成救国任务。胡适是优秀演说家，他以浅白易懂的语言将中西处境结合。他接受蒋介石委托，1937年9月抵达美国后，到处演讲，经常熬夜备稿。1938年7月20日，胡适收到蒋介石请他出任驻美大使电报。电报先寄美国，胡适正往英国船上，船在法国暂停时，钱端升被驻法大使顾维钧嘱托呈交电报。胡适毫无心理准备，在港口和顾维钧通电话时，说电报使他“十分为难”。7月24日抵达伦敦后，接到行政院长孔祥熙电报，希望他接受任职。3天后蒋介石再发电报。胡适本想推荐施植之取代，并说自己一如以往，从旁协助。后来回念一想，“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之为爽快”，他回电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他在日记中交待心情。一定要回到学术生活胡适排斥当官，妻子江冬秀也反对他投身污浊政界。1938年7月30日他还是特使时，写家书保证战事一完结“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决定接任大使一职时，他无奈说“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家书中又说他长住旅馆，灯光太高，所以眼睛差了一点。他说他刚配新眼镜。“头发两鬓都花白了，中间也有几茎白发了”。几天以后，他送照片给代表中国政府在美谈判借款的陈光甫，左边题字道：“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做了过河小卒，只许拼命向前。”后来胡适重写此诗时文字小有变动：“略”改成“偶”，“已”改成“微”，“小卒”改成“卒子”，“只许”改成“只能”。同样一首诗，他寄赠给很多谈得来的朋友。江冬秀在1937年9月初从北平搬到天津，11月中旬搬到上海。丢下家人，胡适为遥遥无期的归程感到内疚。美国日子一样难挨，还好他有不少好友。雷格曼长居纽约，是著名律师，二人是康奈尔大学同学，多年交往不曾间断。胡适去世后，他发起“胡适基金金”，分设于胡适母校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他四方奔走募集，本人出钱出力。陈之迈又记一温馨故事。他说雷格曼将自己大女儿安．厄尔曼（Ann Ulman）所写《胡适小传》寄给他，书稿完成于1938年她17岁时。她5岁认识胡适，敬佩这位长者。胡适在1943年的一次酒会中称她是“他的第一个美国籍的传记作者”。陈之迈说她文字流畅，叙事有条理。他在1966年收到书稿，不少内容已经散失。原本书稿分四节：生平、哲学、新文化运动、参考书目。照目录看来，“书稿至少有42页，现在仅存20页，每页约100宇。”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引用雷格曼对胡适心脏病发的叙述。胡适共住院77天，不是99天，胡颂平纠正了错误。又说胡适喝的是白兰地，“原信作威士忌苏打酒误”。胡适爱喝酒。台北胡适纪念馆展有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方形酒壶，里面装白兰地。他相信白兰地救过他一命。他不讳言自己曾在心脏不舒服时，喝白兰地，然后服药，1948年5月24日他写信给赵元任夫妇时说他因为心脏病，把“纸烟戒掉了”，但是不提戒酒。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监督他的护士只允许他每次喝20cc酒。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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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我不願在海外過太舒服的日子/何国忠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第二首。此诗写于1192年秋天，宋朝南迁65年，陆游在山阴，破晓时分，他步出篱门，一时怅惘，写诗遣怀。黄河滚滚东流入海，山峰高耸直入云霄，百姓在金人压迫下泪水流干，年年盼望大军北伐，年年失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召开庐山谈话会，7月16日开始，22日结束。会后胡适飞南京，住了一个多月，没有再回北平，先是寄居教育部寓所，后大楼被袭，转住中英文化协会。胡适情绪低落，陆游的不甘他心领神会。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南京“许多人请先生写字，他常写陆放翁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两句诗。” 胡适写信给妻子江冬秀说1937年7月12日飞九江时，想起20年前同一天，他从外国回来，在上海新旅社里发下一愿，决定20年不入政界，20年不谈政治。“那20年中， ‘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他有些感慨，知道未来难测：“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果然，不出两个月，我就跑出去了。” 1937年9月4日，蒋介石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三人，以非正式外交使节身分到西方。钱端升和张忠绂都是留美博士，主攻政治学，对国际事务了然于心。胡适要和南京共存亡，不想离开，中间经过许多朋友二十多天劝说，他没有改变主意，最后被傅斯年说动，胡适答应委派。决定后一刻都没耽搁，9月8日离开南京，26日抵达旧金山，当天安排对华侨演讲，以“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为题，要他们和祖国同在。10月1日，胡适在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发表演说，讲题为〈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5日，飞华盛顿。12日偕驻美公使王正廷访晤美国总统罗斯福。从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9月初，胡适辗转于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等地，他在1937年12月30日给江冬秀信说：“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劫，不知何日得了。我有时真着急，往往每天看十种报纸，晚上总是睡得很晚，白天又要奔走。”当特使期间，胡适一共做102次演讲，不少演讲行程密集。他在日记中留下记录，从1938年1月24日出行，走了1万1000里，3月18日回到纽约，不足两个月时间，他共做57次演讲。胡适以北大院长身分作民间外交非正式外交使节定义含糊，胡颂平说胡适是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身分作民间外交。他一面巡回演讲，一面拜会当地政要，争取美国和欧洲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同情和支持。除了胡适经常受到不同单位邀请演讲，张忠绂和钱端升都没有特别任务。胡适在1938年1月的几则日记中说他们“谈了许久，也想不出什么活动的方式。”二人都想回国，钱端升“恨无可立功，此念使他十分难过。”胡适只能相劝，他早知“本来深知来此无事可做，无功可立，所以当时不肯来。既来了，必须耐心住下去，有事就做事，无事就留心研究”。二人最后还是离开。张忠绂1月底回国。钱端升4月离开纽约到英国，胡适送他上船。日记这么记：“今天忽飘雪，送别殊难为怀”。第二天他写信给江冬秀：“我很觉寂寞。” 张忠绂在《迷惘集》说胡适和钱端升比他早到纽约。胡适为省钱，不选公寓，只在旅馆租两个房间。他抵达时，旅馆只剩大房。胡适是长官，理应归他，却以麻烦为理由，坚持不搬离小房。张忠绂说胡适待己薄对人宽的例子比比皆是。他们薪金由胡适分配，“适之要端升和我每月拿几百元的薪金作国内家中用度，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二人最后也受影响，谢绝薪金。张忠绂又说胡适回避在旅馆门口叫车。战争时期，给旅馆侍者小费都是负担，胡适担心“有损国体”，外出时转个小弯，不让旅馆侍者看见，然后再叫汽车。“我在政界服务期间，所见的长官能如适之清廉或稍能望其项背的极为少见。”张忠绂说。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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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景致/何国忠

我一度着迷中国现代小说。念本科时最喜欢的课是“小说赏析”。沈从文的小说读过一些。印象最深刻的是《边城》，这部描绘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我看了不止一回，翠翠的纯爱故事，让人迂回再三。《亚洲周刊》在1999年推出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出版于1934年的《边城》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1923年出版的《呐喊》。沈从文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胡适对沈从文印象极佳。1929年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学校地点在上海附近的吴淞。沈从文当时也在上海，经常发表作品，不过收入不稳定，徐志摩将他推荐给胡适，恰好胡适正为中文系物色老师。胡适认为理想的中文系不只要熟读中国历史，也要有欣赏与批评的能力，此外创作也是重要一环。胡适看过沈从文文章，他相信好的作家，可以教好学生。沈从文只读过小学，胡适却聘他为学校的中国文学讲师，理由是天才不可被埋没。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说这是破天荒创举：“这一举动对沈从文具有决定性意义，从此把他提升到中产阶级”，沈从文先后在不同大学教书。第一堂课还是闹笑话。他在学生面前呆站了10分钟，然后又用10分钟念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接着陷入沉默。最后，他在黑板上写：“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惹得台下学生大笑。这个故事几乎在每一本沈从文传记中都会读到。确实没有口才。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在〈沈从文的寂寞中〉中说他“真不大会讲课”。汪曾祺以他和西南联大的两位老师闻一多和朱自清比较。闻一多“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朱自清“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从文讲课却毫无系统。他教“各体文创作”时，以学生文章为例子，随意而谈，声音不大，湘西口音不好懂，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思想流动跳跃，常常才说东，忽而又说西，经常离题万里。但是汪曾祺敬佩沈从文。他说沈从文让学生受惠的，不是讲话，而是在学生文章后面所写评语。沈从文虽对学生的文章也会改动，却不多，但是评语却很长，有时比本文还长。评语就习作来谈，或由此说开去，谈到其他创作问题。“这实在是一些文学随笔。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汪曾祺说沈从文“哪怕是写一个便条，都是当一个作品来写的”。被批判企图轻生可惜1949年以后他改行，让人在读完他四十多本小说和散文后不免感叹。1948年3月两位左翼作家对沈从文展开批判，第一篇文章称他为 “地主阶级的弄臣”、“清客文丐”及“奴才主义者”，第二篇来头更大，撰写者是郭沫若，痛斥他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他预感未来不安的日子，但是“中国人能对中国人怎么样？”不久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反对他的大字报，一些学生是他教过的。沈从文神经崩溃，试图自杀，喝下煤油，割腕割喉。被送进精神病院。1949年8月沈从文病情好转，不过北京大学取消他的工作，他被调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从此成了古文物工作者，他对服饰、陶瓷、丝绸、刺绣都有研究，这份工作他驾轻就熟，不引人注目，有用又安全，沈从文的名字从此消失于文坛，乱世之时，这样的精神寄托是他想要的。 “风蒲猎猎弄清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这是北宋僧人道潜的〈临平道中〉。描绘暮春江南风光。微风吹来，水边蒲叶轻盈摇曳，猎猎声响。自由自在的蜻蜓想在叶尖上停留，却无法立稳。五月间在临平山下路上，边走边看，水汀沙洲，藕花无数，景色宜人。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沈从文抄此诗送人，沈从文喜爱这首诗毋庸置疑，他欣赏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宁静意识。他自己也是写景高手。他在〈泊缆子湾〉说他“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他对形体、颜色、声音，乃至气味高度敏感，能把各种印象保存在记忆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提沈从文时，高度赞扬他可以“随意写出景物和事件”。夏志清形容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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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正道/何国忠

9月1日早上10时艳阳高照，我和丹斯里古润金约好参加汝来孝恩园九一忠魂节。他从中山回来，行程单纯，第二天匆匆回去，生命有限，他做事有选择。我们是常客。说“常”，比不上连续19年都出席的七八十岁耄耋前辈，来自半岛南北东西，凌晨出发，早把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想明白。陈凯希先生在世时不曾缺席，符昌和先生也是，拿汀朱林秀琴背后默默支持，如今接替父亲郭仁德先生遗愿的郭义民一样积极进取，爱国同盟俱乐部这几年活动由他幕后策划。忠魂节纪念二次大战本地爱国志士，爱国同盟俱乐部发起人为郭仁德与陈凯希，郭仁德与陈凯希有不同政治理念，经常站在对立面，但是维护社会公义上却殊途同归。 1997年，郭仁德整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被日军于1942年9月1日围剿残杀的九一事件，他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秘书，听闻双溪多河附近石山脚处，立有18烈士碑。在同是抗日战士，并参与建碑的刘娇带领下，郭仁德在荒地树丛中找到石碑以及埋葬抗日者坟地。郭仁德于2000年5月7日安排陈凯希及一群朋友到石碑处凭吊，由于该地被征用，郭仁德和陈凯希着手移坟迁碑。郭仁德随后出任爱国工委会主席，陈凯希担任执行顾问，一起推动并发掘马来西亚在二战期间，英勇抗日守护国土事迹。郭仁德、陈凯希、符昌和出生于二战期间，他们听过或经历战争遗波、妻离子散及百业萧条的故事。“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孟子如此感叹。没有人笑到最后，一念之差，虽然父亲与兄弟不被自己杀掉，但和自己手刃相差不远。伍子胥的故事可以用来做注脚。伍家几代对楚国忠心耿耿。父亲和哥哥遭楚平王杀害，伍子胥流亡异地，最后借助吴国兵力大败楚国。为泄心头愤恨，他掘平王之墓，鞭尸出气。他的好朋友申包胥批评他不顾天道，伍子胥的理由是“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他知道自己不对，但又骨鲠在喉。伍子胥流亡以前扬言“我必覆楚。”同样来自楚国的申包胥则说“我必存之”。短短对话，让我们看到命运把两人分放在不同世界里。申包胥对于 “父兄之仇”终究隔了一层，只能心领而不能意会。伍子胥攻楚时候，申包胥跑到秦国，立于庭堂大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一共七天七夜。秦哀公最后决定：虽然楚王不讲道德，但楚国有这等忠臣，他愿意破例发兵相助。欲望过度膨胀会反噬司马迁所记故事让我动容，我在文章引过。战争往往因为一人不义之举而波及他人。“历史不会重演，过程似曾相似。”这句话说的是人性，无论人类文明如何进步，发展得多么细致，佛家所说的贪嗔痴念头却从不改变。经济学家说欲望是人们进步的动力，但是不加以控制而任由膨胀，肯定引来嫉妒怨恨或一意孤行的行动，最终反噬原本活泼而美好的生命。我们庆幸于不需成为乱世人物，但不表示世界不会爆发战乱。如今出现预警：东欧俄乌战争、中东以巴冲突、围绕东北亚的台海局势，皆让我们感受到战云逐渐在世界各地形成。我在忠魂节听郭义民和符昌和演讲，想到忠魂节特色。《论语》记颜渊问仁，孔子回答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为仁完全由自己，哪能依靠外人？孔子说得真好。为仁由己强调的是人在践行道德中的自主性。所谓自主性，意思是不受外物支配，也不是在外力的强制下执行。认清要做的事情，并且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警惕战争的恶，宣扬共生的善。责任之所在，责任之完成，最终让人获得内在的平静和充实，每一个人只有活一次的机会，为人处事自己拿主意，如果能够用情和义串联此生，痕迹必更深刻。爱国同盟俱乐部并非有钱组织，却捐200万给新纪元大学学院。“小商人和一般工人都是热心革命的分子……至于工人更来得热心，工人随随便便可以捐助二三十元，高兴的时候捐一个月、二个月的薪水也是很多。他不管自己袋里有没有钱，总是捐了以后再来设法。”这是胡汉明回忆辛亥革命时对马新华人的描述，让人身怀敬意。我们何其幸运，看到大我精神传承，我几乎认定这是马来西亚华人特色。古润金最近捐款马币5千万给新纪元大学学院，何尝不是做同样示范。我坐在台下为好朋友鼓掌，脑海中跌入人生意义的思考。教育、爱国、锄强扶弱，不会错，往前走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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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墨字烟波/何国忠

“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这是郑文宝的〈柳枝词〉。画舸指装饰华丽的船，亭亭意思是高高耸立的样子。船系在春水边，行人与友人饮酒饯别，一杯一杯再一杯，直到半醉后离去。“系”暗含柳枝题意，依依不舍之情昭然若揭。前路如何？难说。什么时候再见？也难说。无论是烟波浩荡，或是雨打风吹，画船终是载着离恨远航，驶向江南而去。我三十多年前所买《宋诗鉴赏辞典》只收郑文宝一首诗，负责赏析〈柳枝词〉的王英志说他在宋初颇负诗名，风格轻盈柔软，不脱晚唐、五代格调，可惜文集失传，只在宋人著作中保存若干篇诗文以及零星诗句。刻画离愁别恨的〈柳枝词〉意境深婉隽永。王英志特别欣赏最后一句：“采用化无形为有形的手法，使抽象的离恨化为有形的可以被载之物”。他说周邦彦〈尉迟杯〉中“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南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得离恨归去”和李清照〈武陵春〉中“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都由此脱化而来。因为读黄裳的〈宿诺〉，〈柳枝词〉再度进入眼帘。1947年黄裳起劲收集时贤书法时，托靳以寄笺纸到北平请沈从文写字，沈从文在笺纸上临写包世臣、梁同书和翁方纲三家书法。黄裳给沈从文印象不错，过后又收到他几幅字。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留下重要一章，他写了八十多部作品。上个世纪50年代被斥为 “反动作家”后，就停止文学创作，转行做文物研究。一手漂亮的小楷借自己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时做余兴发挥，为展品抄写标签之类。沈从文经历各种打击磨难，最终还是活了下来。1975年无意中听到沈从文近况，黄裳和他又开始通信。黄裳后来收到沈从文墨宝，里头四首诗，其中一首就是〈柳枝词〉。黄裳说沈从文字写得非常好，二十多年不见，“旧时面目仍在，但平添了如许宛转的姿媚”。小跋说：“试用明拓帖扉页衬纸，七分钱新制学生笔，写四小诗。纸笔均佳妙，惟执笔之手不济事。书奉黄裳兄正谬。沈从文年七十进四”。写字成无害的高级消遣得到这样一幅字，黄裳非常高兴。他说那是一小撮人张牙舞爪，全国人民痛苦忧愤的日子。“不想听或听厌了样板戏的人真是走投无路了。整天赖在公园里打太极拳也不是事。弄盆景、养金鱼、种花、捉皮虫……都成了风。”写字在这种背景下成为无害的高级消遣。他笔锋一转，说“写字也还是以抄录革命词句为好，像沈从文在这里写什么‘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也还是老大的不妥当，即使这诗是宋朝人作的也罢。” 我在网上看过沈从文一幅字，除了郑文宝的〈柳枝词〉，还有宋代道潜的〈临平道中〉以及自作诗两首。落款文字是“林轩小友博学有识，来函索书，试用新制小笔写数行小诗，纸笔佳妙，怪执笔之手不济。沈从文年七十进三于北京。”所写内容应该和黄裳所收一样。沈从文章草明显下过功夫并有造诣。其线条起落有致，气息生动。一横一撇，蕴藉风雅。他的学生汪曾祺说他“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又说“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那一辈文人大都不以书家闻名，却有一流水平的书学功底，而且背后往往出现一些让人难忘的故事。黄裳的〈宿诺〉让人回味再三，是因为他用友情将所藏书法串联起来。读了〈宿诺〉，不只让我对沈从文书法增多一分喜爱，也让我读〈柳枝词〉时，感受到“人自别离，却怨画舸”的复杂心情。黄裳说1947年8月他收到沈从文寄来条幅，他和张充和及杨金甫在颐和园中合写。沈从文夫人是合肥张家三小姐张兆和，张家4个女儿皆才貌出众，各有专长，张充和是老四。黄裳一看张充和的字立刻着迷，要靳以帮他求字。张充和嫁美籍汉学家傅汉思，1949年随夫婿赴美定居。1981年夏天黄裳接到卞之琳信，说他访美时，张充和嘱托他带信。张充和信中提“旧约”，终于在三十多年后实践，那是历尽沧桑的心情。张充和附上靳以1949年4月信影本，靳以认为她不应离开中国，前景一片大好，“这个大场面你不来看也是可惜的。”当黄裳看到靳以提醒张充和：“答应过给黄裳写的几个字也没有影子”时，心情激动，在他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朋友却郑重其事地记下。“真是说不出什么滋味”。黄裳痴坐了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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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念想而已/何国忠

二战时清华与北大、南开合为西南联大，陈寅恪随校南迁，辗转数地后抵达昆明，不料大病一场，差点活不成。稍愈之后，披览报纸，看到卖书广告，驱车往观，可惜没有看头，都是劣陋之本，不值一买。主人接待殷勤，他想还人情，于是问书本以外物品，主人踌躇良久，说旅居常熟白茆港钱谦益旧园时，拾到红豆树结子一粒，藏在袋子，可以相送。陈寅恪大喜，付主人钱，表达心意。故事来自《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力作，1953年起草，1963年竣稿，是他有生之年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著作。因为文化大革命，耽误出版，此书面世于1980年，他过世11年以后。柳如是为明末清初名妓，嫁给诗坛大家钱谦益。陈寅恪对柳如是评价极高，认为她是“民族独立之精神”代表。开始著书时陈寅恪双眼已盲，只能口述，由助手黄萱笔录。陈寅恪为王国维写挽文时，提文化托命概念，他自己也如王国维，为文化不断往下坡走而心生悲感。陈寅恪在〈红豆诗〉中说“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柳如是一生行径让他内心起温暖，为之“感泣不能自已”，他说当年所购之红豆，一直收藏在书箧中，“迄今二十年。” 珍藏紅豆視如文物古董 1942年夏至1943年夏陈寅恪在广西大学任教时，宿舍在红豆树下，所结之实，比所藏略小。除了体积，似乎没有其他特征可让专家分辨彼此。但是陈寅恪却视多年珍藏如文物古董，形容它为“文学上之珍品也”。雅致情趣，无非是对念想的执着。因红豆起遐思的不只陈寅恪。“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相思〉，在红豆诗中最为人知。执着心理是好是坏？难说。至少我们因为文人坚定的决心，而读到不少好作品。 2003年马大中文系出版成立40周年论文集，赖瑞和写〈王维的“相思”和唐代的南方〉。他觉得可以配合喜庆，“以之补白，或许会更有意思。”那时他赋闲在家，用的单位和职位我印象深刻：马来西亚新山市唐代文史研究中心主任及专任研究员。赖瑞和有“流放身世”，这是麦留芳悼念他时用的形容词。麦留芳说赖瑞和“能够化险为夷，进而淡化凄凉”。2003年他50岁，新山、台大、普林斯顿大学、马大中文系，文学批评、唐史、散文创作、翻译，不同的空间和工作方向，所谓“补白”，不过借红豆和美学为漂泊人生寻找定位和趣味。赖瑞和不认为王维〈相思〉是少作，用字浅白和艰涩不一定和年龄成正比。王维大约在47岁时到过岭南选拔官员，他应该是在桂州“第一次见到高大的相思树，亲睹‘此物最相思’的‘红豆’，而写下那首流传了一千多年的〈相思〉。” 文章欣喜处在于深入简出解释相思树种类。第一类学名Adenanthera pavonina，叶子长椭圆形，广东、广西、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热带地区常见。荚果成熟后，变成红红豆子，随风飘落树下，任人捡拾。第二类属“蝶形花科”，学名Ormosia hosiei，陕西及甘肃都出现过，并非只生南国，此类植物濒临绝种。第三类则属爬藤类“相思子”，学名Abrus precatorius。所产红豆久会发黄褪色。只有第一类红豆历久不变，“正符合王维整首诗给我们的印象”。赖瑞和在文中附了一张古典相思树照片，是家乡新山市苏丹皇家公园他经常流连地方。他说王维的〈相思〉有本土风味，他家门口就种了3棵。记忆和美学互结合，假设和考证结果相匹配，我突然想起在马大中文系图书室聊天时他偶然出现的得意笑容。赖瑞和无暇兼顾陈寅恪，但是文章却提台中东海大学校园内遍植的相思树，虽然远近闻名，却不长红豆。这是常绿乔木，叶子呈镰刀形，学名Acacia confusa。他纠正年轻时我向往的图景。 “初夏的清晨，有一天我正赶一堂课，匆匆走过一棵初开花蕾的相思树，两个一年级的女生忽然惊呼起来，一起奔向那招摇的植物，争着攀折一串黄花，那黄花生得太高了，她们焦急地跳着，跃着，一种纯粹向美追求膜拜的真义与焉展开。”这是《叶珊散文集》中我熟悉的句子。赖瑞和说此树以相思树为名，“颇有破坏古典之嫌。” 对很多人来说，无红豆，也当它有红豆了。赖瑞和当然知道一切不过是念想，都年轻过，都有遐思。似乎觉得“破坏”一词重了一些，他笔锋一转，说为了避免混淆：“称之为 ‘台湾相思’，以示和 ‘古典相思 ’有别。”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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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乐山乐水/何国忠

李埏在〈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说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念书时，钱穆住宜良，每星期四乘滇越火车到昆明，中午12时出发，5时半抵达，然后乘人力车直奔课室讲授中国通史。星期五和星期六继续上课，都是7时到9时。听课者众，椅子坐满，席地而坐不少，也有坐在窗台上的。课排晚间，只为迁就大众。西南联大继承北大自由讲学之风，允许校外人士旁听，而且尽可能兼顾其便。星期四最匆忙，从昆明车站坐人力车到课堂需一小时，晚餐顾不上，只能途中买蛋糕充饥。学生不解为何不早一天抵达。钱穆说他忙着将完整讲义写成，资料在宜良，早一天便停写一天。完整讲义就是《国史大纲》，1938年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集中于此。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别墅，原因是此楼静僻，游人不到，“正好一心写吾书。”他早餐后出寺，到山嘴处远望南山诸峰，云气转淡后离去。晚餐后，又到山下散步。“由山之东侧转进一路，两旁高山丛树，夹道直前，浓荫密布，绝不见行人。余深爱之。”秋冬日短，则晚饭前去。白天心无旁骛，专注写《国史大纲》，入夜读一阵《清史稿》后才入睡。 “楼下泉声深夜愈响，每梦在苏锡乡下之水船中。”战乱中和家人分居两地，偶涌伤感，但是心情很快收复。他不忘初衷，从没想过要和社会绝缘，他应昆明各报馆约，每星期四上午撰文一篇，轮流分交各报。吃完午餐，匆匆赶到8华里之火车站，星期日一早又从昆明回宜良。在山水间散步，感受水的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他说。情趣发自内心，大自然提供不可计数的启示和慰藉。离他住处向东8华里有温泉，通常在星期一上午，他携《陶渊明诗》，一路吟诵到那里沐浴。有商人在温泉大池旁建屋，隔为数室，浴者互不相睹。浴后坐石级上，“浓茶一壶，陶诗一册，反复朗诵，尽兴始去”。午饭后，他到县立中学图书馆借书，馆藏有二十五史。校园中多盆景，“有百年以上之栽品，亦如在苏州所见。” 课余时间游乐山水间 “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这是王安石名句，钱穆引过无数次。强调做人基本准则，只做合乎道义的事，不用担心名誉损失。他在西南联大不参与行政工作，不发表政见，默默耕耘，游山玩水不过是生活调剂，让他走得更远更踏实。他一生执教不同大学，学生对他的评语是：尽责、有教无类、贯彻言教身教精神。不管何地教书，都找到徜徉山水间乐趣。即使在北京，钱穆一样可以品味大自然之美。李埏说1936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时，钱穆来校兼课，有一天李埏求教，二人徒步沿林萌道边谈边走，到了西单，钱穆踌躇ー下，邀他到中山公园小坐，享受闹市山林之趣。“只要能立志、能用功，何患乎无师。我就没有什么师承。”钱穆说。李埏在中山公园频频点头。五十多年过后，让他一生受用不尽的话，还在耳际。 1992年出版的《钱穆纪念文集》除了收录李埏的文章，郦家驹、洪廷彦、方诗铭、诵甘、吴沛澜、洪德辉等都有文章纪念老师，几乎都提钱穆养生之法。钱穆父亲钱承沛41岁过世，长兄钱挚40岁过世，他对延年益寿之道极为敏感。诵甘提醒钱穆叮嘱学生照顾健康，并说清朝大儒钱大昕四十多岁时，小便失禁，后来身体转好，活到七十多岁。钱穆说学问要进入高深之境，没有锻炼身体是不行的。 1947年秋至1948底郦家驹在无锡江南大学随钱穆读书。每逢假日，一起外出同游。钱穆反复强调读书时心在书上，观赏风景时，心在山水间，心无二用，自然能从中感受到乐趣。读书如登山，拾级而上，登临山峰，俯视山下，必有不同，一到顶峰，方能领略一览众山小的全新境界。钱穆说读书不可自喜于一隅之得，游山不能死守于一个狭窄天地里。 “马来亚高山清凉，必有宾馆，为前英国殖民政府官员休假避暑处。余夫妇每逢假期，亦遍往游憩，少则三五日，多逾一星期，而尤爱槟榔屿，住其山上旬日。”1967年7月钱穆来马大中文系执教，学生陈启云刚从哈佛回来，也在马大中文系，一有假期，就带他旅游。钱穆不能适应湿气，胃病让他烦不胜烦，游山玩水雅兴也被破坏。本来计划留10个月，最后提前两个月回返香港，要不然《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会出现更多本地山水风景。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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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谁比他们更好/何国忠

“将来规复还校的时候，恐怕我们在满目苍凉的校园前，都要觉得不但人物已非，而且城郭也并不依旧了。在现在这个时候，一切和北大有关系的或接触过而念念不忘它的长处的人，心里面总要有一番‘拨尽炉灰成起废’，‘历劫犹堪独往来’的期望或感触罢。” 1940年8月至1941年9月，柳存仁在《宇宙风乙刊》发表《北大和北大人》系列文章。1935年他入北大国文系，两年后抗战爆发，转到上海光华大学借读，1939年取得北大文凭。《北大和北大人》发表时，北大与清华、南开大学合并，在云南组成西南联大。未来如何？无法预测。想起母校，心情复杂。“从前释迦牟尼在证道的时候不忍在一株菩提树下坐过3次，是怕情念难舍，不能割离。人生如作茧，但也情不自已，将来北京大学复兴工作，将成为一种承前启后的新兴的局面，当然不只是少数的人所朝夕企求或妄冀的也。” 过去时光温馨场面居多。进大学好处是著名学者，之前只读文章，终能一见。他说他的老师可以用动态和静态区分。前者以胡适为代表，后者以钱穆为代表。胡适在美国念书时，已为掀动文学革命作准备，其后在北大扮演开风气角色。与他有关的倡议包括整理国故、好人政府、人权治国。他为科学和民主的推广撰写文章，《新青年》、《新月杂志》、《独立评论》都留下影响力。柳存仁说蔡元培、刘师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黄侃、林琴南、辜鸿铭、梁漱溟、林损、林语堂、梁实秋、顾颉刚、陶希圣，都不能够越出动态范畴。动态老师会在北平正阳门车站办记者会，然后赶着火车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静态老师至多到故宫博物院的文献馆去搜集档案或到琉璃厂、海王村一带搜罗旧书。动态老师喜欢坐私人汽车，虽是二路货，车式不美观，但是在北平图书馆附近穿行，塔影岚光，汽笛鸣鸣，让原本就优美的景色增添风采。静态老师生活简朴，延续旧时代学者的作息方式，出门只乘人力车或步行。风格不同一目了然。以钱穆而言，他宁可在校内编著中国通史讲义，也不出席教育部史地教材的编审委员会。他宁可专注撰写西周地理考，也不愿领导或抨击新的学术运动。柳存仁爱听钱穆讲课。浓浓无锡口音，开始难懂，慢慢也就习惯。钱穆头发左右分梳，教书时手拿笔记，却从不看。柳存仁对钱穆的著作称赞不已，形容他是悲天悯人的学者哲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于卢沟桥事变前夕，“述往瞩今，条细缕明，畅论汉宋学术，是近三百年学问的渊薮”。而跋涉于湘滇旅途中所写的《国史大纲》，“在战乱播迁的动荡的时代里，苦口婆心的给予我们整个民族国家的指示、勇气和光明。” 动静风格皆是个人选择柳存仁尊敬钱穆也尊敬胡适。他说胡适风度翩翩，口才好，能容人。北大老师常一起吃饭、喝茶、聊天、反驳、以至于论战攻击。他们把自己学说和学生详细讨论，有时也攻击不同老师议论。胡适在课堂里批评过钱穆关于老子和《老子》书时代的观点，但是对事不对人。对于钱穆考据谨严，折合今古家法《刘向歆父子年谱》，他十分佩服，公开在学生面前宣传。柳存仁说胡适对有才华的学生从不吝推崇，被点名的学生包括以〈《诗》卷耳芣苢采采说〉而成名的丁声树。柳存仁印象深刻：“在胡适之先生的嘴里，从来不说丁声树是我的学生，他只是说：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 动态或静态是个人选择，也不一定得将每一位老师归类。例如钱玄同大部分时间独来独往，他名闻遐迩，文字声韵的探讨，国语运动的提倡，都有贡献。“他独自在北平中山公园的春明馆喝茶的时候，是照例谁都不理会的。”他喜欢在古木阴森的树荫底下冥心默想，有谁想到这位智者晚年因为痛心国事，愤忧郁懑，最终病殁。柳存仁说他看到北大老师“身体力行的深刻教训的宝贵。”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有理想的君子，不会为衣食住行奔波，他们在艰苦的日子里依然快乐。柳存仁引了《论语·述而》句子。他说北大老师的生活，不庄严不枯燥，是合理的修养和不断增加学问的总成绩。北大“如果不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全国的最高的权威，那么，你应该可以告诉我谁是比他们更好的。”这种为母校发声的话我爱听，在战争时更可联想其中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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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何国忠/松柏

193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因战争内迁，组建联合大学。联大文学院临时设在南岳。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他本一人独居一室，后来被安排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同住。室中一长桌，入夜，闻一多燃灯置其座位前，勤读《诗经》《楚辞》，有新见解，立刻默坐撰写。吴宓为备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吴宓在清华教书逾十年，流寓中上课，认真如昔。只有沈有鼎觉得无聊，天天想找人聊天，吴宓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 严谨不苟者包括钱穆，他一样书不离手，不喜言谈无味者。《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每星期六早，他下山到南岳市图书馆借书。图书馆藏有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四库珍本初集》，他专攻宋明各家集，都是以前未见者，借归阅读，勤作笔记。其中王安石新政诸条，后来出现在《国史大纲》里。又借王龙溪和罗念庵二人集子，读后“于王学得失特有启悟”，最后写成〈王龙溪略历及语要〉及〈罗念庵年谱〉，并且为他“此下治理学一意归向于程朱之最先开始”。《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我读过多次，7月初飞香港，手提行李箱装的是这本耐读的书。钱穆说“余之为余，则胥父母师友之赐。”他为人刚正，不喜阿谀奉承言论。书中记他在南岳时，有二学生赴延安，众人集会欢送，冯友兰和钱穆受邀演讲。冯友兰发言时对两位学生倍加奖许，钱穆致辞时却大泼冷水。他力劝在校诸生安心读书。他说青年之为国家栋梁，和将来有关，非指当前。学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以后就是国家栋梁。“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 在逃亡中做学问，并非冷对世界，恰恰因为离乱人生，不可着急。余英时在〈一生为故国招魂〉说钱穆16岁萌发爱国思想文化意识后，一直给亡国问题困扰。在新亚书院时，他多次提起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心灵上激起巨大震动。他没有走政治救国的路，而走进历史研究，他想寻找中国不会亡的证据。从北大到西南联大，他都承担“中国通史”的教学，就是这一立场的鲜明表现。何兆武听过他的课。他在《历史理性批判散论·自序》中说“《国史大纲》就是他的讲稿。和其他大多数老师不同，钱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昂，听者为之动容。” 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陈梦家劝钱穆为平日课堂所讲“中国通史”整理成教科书，这是“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也是“为时代急迫需要计”，钱穆听进去了。动笔不久，文学院迁往昆明，钱穆说昆明“交接频繁，何得闲暇落笔”，遂决定留在距昆明不远的宜良，以半星期去昆明任课，半星期闭门撰述。如此一年时间，写完《国史大纲》。寒假时汤用彤和陈寅恪过来探望，陈寅恪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孙国栋在〈师门杂忆〉中回忆钱穆，说他进入研究所第一天，钱穆要他列出所读过学术书籍。看后钱穆要他先读《国史大纲》。第三天上第二课，钱穆问进度，孙回答读了一百多页，又问心得，孙随口提几点意见。钱穆面色一变：“你完全未领会《国史大纲》的作意。你为什么两天只看了百余页？”孙辩以忙为理由，钱穆更生气了。他提朱熹名言，说做学问要有“救火”、“追亡”般迫切的心情，排百事而为之，然后才有可成。“你既已愿献身于学术，哪里能因些俗务而荒疏学业。”孙国栋听后汗流浃背。孙国栋不避当年尴尬事，他说钱穆“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从钱穆身上学到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有一次在火车途中，钱穆谈及南岳他所喜一寺，该寺庄严开阔，使人起安详宁谧、和平清静之感。抗战时，寺庙被毁。战后钱穆重游。方丈已换，遍种夹竹桃。花开季节，极为美丽，吸引许多游人。钱穆却愀然不乐，夹竹桃高不过三丈，寿不过30年，此寺必将一无所有，若改种松柏，高可千尺，寿可千年。方丈只知短暂繁华，胸襟狭窄，毫无眼界。李白诗有“松柏虽寒苦，羞逐桃李春”句子，夹竹桃和松柏之间选择，让孙国栋一生警惕。他说钱穆轻轻一语，听者终生受用。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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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平凡的路/何国忠

1936年夏，蒋复璁致信冯至，说上海同济大学愿意聘他为教授，冯至回复同意，7月下旬一人到上海。其妻姚可崑，同一夏天受聘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职，听取冯至父亲劝告，她婉拒邀请。家公认为天津局势不稳，非久留之地，她最后带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到上海和丈夫相聚。他们在吴淞镇租一座小楼房，住所离同济大学附中不远。姚可崑被安排在同济附设高级职业学校教德语，校址在江湾，乘小火车往来。不久二战爆发，同济大学迁至浙江金华。不过两个月，金华也成战区，同济大学转到江西赣州。一年不到，轮到赣州不安全。本预定迁往广西八步，还未上课，日军来袭，于是改为迁校昆明。 1938年秋，姚可崑染阿米巴痢疾，十天十夜，不省人事。冯至坐在床边，拉着她冰凉的手，日夜守护。她康复不久，冯至父亲去世，局势动乱无法奔丧，冯至读着家书泣不成声。不如意事接二连三，加上同济大学日子不好过，冯至心情坏透。他兼任附中主任，面对校内左翼和右翼斗争，伤脑筋事层出不穷。他认为领导无能且狡诈，欺善怕恶，一度辞职抗议，被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挽留。 1938年12月冯至一家抵达昆明。一住就是7年。日子一样贫苦，并且几次感染疾病，但是后来转到西南联大执教的冯至心情大好。那里文人荟萃，继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风，思想自由，各不相扰，只要把书教好，谁也管不了谁。“冯至回国已经4年，可以说是首次找到适合于他成长的土壤。”姚可崑说。漂泊人生，淡笔浓情，姚可崑的《我与冯至》，确实好读。虽然历尽沧桑，笔下却没有悲戚控诉。出现人物，大部分是冯至益友。偶然涉及负面人事，都是蜻蜓点水。小场景处处流露温情，提供另一种维度的人生意义。冯至才华横溢。璧华的《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是我中学时期一翻再翻的现代诗赏析集。冯至有4首诗入选，和徐志摩并列。被选中3首诗的诗人有闻一多、卞之琳、艾青和蔡其矫，大部分诗人只有1首或2首入璧华法眼，冯至重要性不言而喻。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冯至是德国文学权威，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大西语系，用柳鸣九在〈回忆与思考朱光潜〉中的话，冯至和朱光潜齐名，是“超越众大家的一级教授”。对众所周知的文坛和学术地位，姚可崑只是轻描淡写，多年来相亲相爱、互助互谅、休戚与共的经历才是书写回忆录动力。“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岁月里，我们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一样，都不免要经历某些必然的苦难和欢乐。但总的看来，我们一生的旅途上并不曾受到过什么带有致命性的打击。换句活说，生活很平凡。平凡的人走着平凡的路。” 说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不过是看透生命本质。回忆录只写到1965年。若把文化大革命中离奇古怪的事迹写入书中，她说可以凑成一章，但是“她不想写”。她在结束语说冯至在十年浩劫中是双料黑货：“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反复受到批判。罪状不胜枚举，夫妇二人从容面对时局。“更寻高处倚危栏，闲看垂杨风里老。”在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慌乱岁月，她说他经常吟诵老师沈尹默诗句自解。姚可崑大冯至一年，二人相恋始于1929年。1930年冯至领取官费到德国留学，姚可崑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后，留在女附中教书。省吃俭用，每月工资大部分储蓄起来，备出国之用。1932年9月，她到德国：“我们不在一起时就是各人搞个人的学习，在一起时，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 姚可崑说冯至性格温和，脾气好，是好丈夫。在赣州时，冯至有要事到武汉。赣州、武汉常有敌机轰炸。因为要理家，她强装平静，事实是夜不安眠，食不甘味。身处孤城，举目无援：“我整天悬心吊胆，怕他出事。” 姚可崑自己也是杏坛备受尊敬的人物。她本是中文老师，后来专注德文教学。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创办元老，也是该系知名教授。姚可崑2003年过世。《我与冯至》完成于1989年，但是迟至1994年冯至离世一年后才出版。 “一个85岁的女人，能有机会谈一谈跟她的伴侣共同度过的几十年的生活，自己感到是一种荣幸。”姚可崑说。“荣幸”二字，是相濡以沫，是夫妻之间相知相处的绝佳境界。丈夫点滴，她如数家珍，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细水长流，晚年说出，力道更强也更有味道。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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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视频 | 黄金炳何国忠双笔合璧华研无价墨宝赠古润金

为感谢完美集团董事长丹斯里古润金热心于华教与华社事务，华社研究中心把一幅收藏了近两年，由我国书法家黄金炳与高教部前副部长拿督斯里何国忠“双笔合璧”的对联书法，赠送予古润金。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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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何国忠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看过去的一切都是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诗句引自冯至1991年3月25日所写〈自传〉。冯至在1979年另有文章也以〈自传〉为名，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澄清了头脑里的一些混乱思想，好像又一次明确了文章应该怎样写，学问应该怎样做，力求实事求是，不作违心之论。”一诗一文，见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道路。 1993年3月2日冯至去世。徐梵澄写〈秋风怀故人〉悼念老朋友。“逝去了这位老友，多次我忍住了恸哭，只默默在深静的心思中，祝他永久安息！安息！安息！”徐梵澄说。《徐梵澄传》作者孙波说当徐接到冯至女儿冯姚平电话，被告知冯病危时，他就愣住了，随后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赶到医院，“看到在弥留之际昏昏睡去的冯至，坐下来，双手握住他这兄长的左手，头抵在床边，像孩子一样啜泣不停。” 朋友去世，掉泪正常。但是徐梵澄当时已经84岁，且有世外高人之誉，我读这段文字，不免思考何以重视冯至至此。徐梵澄说冯至当入儒家者流，其言行无佛教、道教、耶教、或道学家的点染。他毕生悔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一贯是传统儒家精神，自知或不自知其品德已甚崇高，人望亦复增上。”又说他学养深纯，为人温和、诚笃。这些风度在其他学者或也见到，但冯至不单是学者亦是诗人。“其新诗创作，中间灵气回旋，甚为时人所爱读。其诗好，由于性情真。诗人是性情中人，其于朋友，也是以真性情相见。从来没有机械之事。” 冯至出生于1905年，1922年入北京大学德文系，毕业后担任中学老师。1930年以官费留学生名义赴德留学，1935年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回国后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二战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工作，大战结束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我在中学时候读过冯至的〈蛇〉，收录在璧华《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里，这首情诗以“蛇”为意象，抒发一位男生对一位女生的单恋感情。在诗中“蛇”和“爱”为同义词，“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不要悚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句。冯至写这首诗时21岁，那是敢于将澎湃心绪付诸笔下的年龄。然后读《杜甫传》。那已经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杜甫传》前折页中说这是“一部融自己的人生经验、创作体会和研究心得于一炉的著作。”1937年，冯至颠沛流离辗转多地，途中读《杜工部选集》，切身体会杜甫漂泊心情。“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他决定为杜甫撰写传记。二战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安心动笔。利用多年收集资料，“只希望这幅画像使人一望便知是唐代的杜甫，可是被一个现代人用虔诚的心、虔诚的手给描画出来的。”他说。学术研究讲求客观和理性精神，但是有“虔诚的心、虔诚的手”，著作才有生命力，才会耐读。冯至著书译书，重视心灵感悟。他是歌德专家。研究歌德时，冷静文笔中流淌情感。他将歌德和杜甫并列，说在二战期间，他感觉更能接近他们，从中吸取精神营养：“他们遗产中的精华具有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给人以智慧和美感，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在艰难中得到鼓舞。”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这是冯至〈十四行诗〉其中一首。人的一生要领受可预测及不可预测之事物。不只酸甜苦辣，也要领受奇迹。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作好心理准备，奇迹到来的瞬间将会耀眼夺目。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赞誉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从不沾沾自喜，他对周良沛说罗石君的诗写得比他好，他“观察深刻，起点高。虽然罗石君后来到日本去了，不再写诗。可是现在提‘沉钟’的诗人，忘了他那不是真的历史。”冯至对待朋友完全没有私心，徐梵澄高度赞扬他，此为原因之一。冯至遗嘱简单：“希望与我有关系的后代，老实作人，认真工作，不欺世盗名，不伤天害理，努力作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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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突然就下雨了/何国忠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杜牧的〈江南春绝句〉。千里江南，黄莺歌唱，绿树红花，相映配搭。傍水村庄，依山城郭，酒旗迎风摇曳。杜牧爱酒，出现酒旗正常，“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他官场不顺，经常无所事事，空闲时间都在醉梦里度过，自问愁有多少。这一回出现“酒”字，只是信手拈来衬托春景，喝不喝不是重点，诗兴才是关键。水山同现，动静对比，声色交融。杜牧捕捉的是一瞬间体悟，画面是辽阔江南，没有特定地点。本是晴空万里，突然就下雨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让人凄迷的是这两句，既深邃又有韵味。寺庙交错，在迷蒙烟雨之中，走近江南，一边想起当下，一边怀古，既是渺小人间，又是浩然人间。南北朝佛教兴盛，渗透政治、经济、社会、民俗。梁武帝执政期间，大肆修建佛寺，门阀士族纷纷仿效，寺院数量大增，全国当时共有寺庙2800余座。他4次穿起法衣，入庙修行，最长一次为37天。杜牧自小接受儒家熏陶，认为“知经义儒术”，才有益社稷。他感叹精通儒学，雄才大略者，不得重用，批评执政者“不知儒术，不识大体”。杜牧对佛教意见很多。他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说“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他认为君王若溺于佛教，终成歪风，百姓蒙蔽，危害经济，国家灭亡。 “日暮千峰里，不知何处归。”这是杜牧〈池州废林泉寺〉句子，和尚突被勒令还俗，生活艰难。他虽起同情心，却认为应该从大局看社会变迁，他质疑很多人信佛不过是私心作祟。“有罪罪灭，无福福至”，不惜财力佞佛者，多是德行有亏之辈。百姓受“买福卖罪”思维愚弄，收入有限，却给和尚供奉。杜牧支持唐武宗毁佛政策：经济和民力是国家繁荣基础，人民吃饱比什么都重要。不过“四百八十寺”出现诗中，与其说非议佛教，不如说他将当下注入历史洪流，天地之间运转循环、日月交替是永远不会变的。杜牧有强烈历史感，叶嘉莹在《说中晚唐诗》讨论杜牧诗〈赤壁〉、〈泊秦淮〉及〈将赴吴兴登乐游园一绝〉都有同一特色：流露对盛衰的感叹。身在混乱时期志难舒展杜牧祖父杜佑曾任宰相，杜家地位显赫。杜佑去世后，各家分开。杜牧父亲杜从郁不善理财，名下三十多间房子在他死后全归债主。杜牧当时最多不过15岁，奴婢四散，只有一位老仆人不舍，留下照顾他与小他4岁的弟弟杜顗，天天吃野菜度日，但是从不荒废学业。杜顗自小患有眼疾，当了几年小官后，因为眼睛失明辞官，杜牧带着他到处求医，因为告假超过百日，弃官数次，兄弟情在杜顗45岁时过世告终。杜牧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本性潇洒，又重情意，为人有谋略，也懂兵法，但在牛李党争混乱时期，夹于其中，志难舒展。但他毕竟是通达之人，了解盛衰之道，对不如意事不斤斤计较。当然还有不少笔记可做。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说杜牧写诗爱用“数目垛积”，如“汉宫一百四十五”、“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南朝四百八十寺”等都是，当然可为〈江南春绝句〉加另一注释。《南史·循吏·郭祖深传》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四百八十寺”应是“五百余所”演化而成。杨慎另一番话也可一引：“十里莺啼绿映红，后人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清代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有不同看法：“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他说“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看前人评诗，确能提高鉴赏能力，有趣味处比比皆是。杜牧诗作创作年代不详者不少，〈江南春绝句〉是其一，我好奇该如何置入杜牧传记中。张锐强的《诗剑风流：杜牧传》将此诗引在846年杜牧转任睦州刺史，途经杭州时。他说“这首描写春景并感慨佛寺林立的诗作，自然不可能写于这次赴任途中，必定写于唐武宗毁佛之前”，含糊说法，不引更好。猜想作者喜欢这首诗，不舍在力作中丢弃。

5月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