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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说书】梁观耀 / 余英时19岁的抉择

史学泰斗余英时去年8月1日辞世，享耆寿91岁。当时【读家】曾邀请本地学者魏月萍撰写〈书都写好了，将来一定有用——追念余英时先生〉。转眼间，余英时去世一周年了。前几天收到这篇〈余英时19岁的抉择〉来稿，正巧可以刊登，让各年龄层的读者再认识余英时——他19岁那年，究竟发生什么事？如果当年没到香港，他会是怎样呢？ 1949年4月21日，共军攻破南京。一个月后，同样的命运落在上海。拿下上海的两个月之初，中共对当地的控制由松而紧。余英时之父余协中因与国民党陆军中将杜聿明有一段关系而被当局纳入紧盯名单。6月初，留下长子余英时在上海善后——顶出房子、收拾杂物运送北京住宅，余父携继母与幼弟匆匆登船逃离。6月底，19岁的余英时参加燕京大学在上海的招生考试，考取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后，离开上海，回到已经转换政权的北京就读，万料不到只读了一个学期。以学术研究为人生道路的他，当时一心一意以为只有中国本土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从未动念离开首都转往他处谋求出路，就那样沉浸在乃父的母校燕京大学幽雅环境里吸取知识，琢磨学问，一心走上学者之道。书中〈燕大学人〉一节即可见作者的深刻回忆——在系上老师授课下所受到的潜移默化。比如翁独健讲授的“历史哲学”，影响了他日后走上“思想史”的研究路数：探究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思想形成及影响时，并不专重抽象观念，而往往寻求观念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因素。 ◢“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 然而，余先生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却在这一年寒假里发生。父亲一家辗转迁居香港，着他寒假去探望。赴港探亲时，依旧一心一意想着只在寒假一个多月里与父母重聚后便回燕京继续学业，完全没有留港定居之念。他当时仍坚信，自己的生命只能和中国本土打成一片。就在归京之志甚笃之际，回程途中去广州的火车竟然故障，耽误了四五个小时，导致无法连接返京班次，只能改乘隔天的火车。正是在这短短几个小时里，他忽然改变了想法，使他从根本上怀疑回北京的决定是错误的。 “我一意要回中国本土，为自己国家尽力，也是过重外在的形式而没有触及具体内容，最后留为一种抽象之谈。我的父母即是中国的一部分，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还谈什么为中国尽心尽力？” 余氏这段自白，可视为日后他所说“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这句名言的发韧。余英时先生当然是中国人。他生长于马列主义主宰中国以前的中国。他掌握及理解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深于任何一个中共管制下被洗脑、只会喊爱国口号的中国人。他的“中国人”，乃是文化概念上的认知，而不是对政治党派的认同——中共此一政党所认同的其实是一个德裔犹太人混合前苏联独裁者的思想理念，并非讲究君子之道与宗族精神的中国传统思想。因此，他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这本充满争议的大著便说： “文化不是挂在嘴上的空洞口号，而是体现在个人的全部言行之中。……平时尽可以持论极高，现在到了实践关头，便不是空谈能够搪塞得过去的了。” 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若见诸行事之深切著名也”这句被司马迁尊奉的治史律则便是这一精神的最早呈现，而这段话除了可视为余氏做研究的基本立足点，亦可看作其个人的夫子自道，更是“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的简明注脚——他留下的等身著作，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关怀与人文精神的思辨，更成为意欲了解中国的读者，一盏又一盏的指路明灯。 ◢毛泽东时代，老学人受迫害余先生曾序巫宁坤《孤琴》，回忆了他19岁入读燕京大学一学期的事迹，可与前面所提〈燕大学人〉一节互补。尤可注意者，序里提及在读了不少毛泽东时代老学人留下的日记、书信后，深刻感受到他们在那样高压铁腕的环境下扭曲了的心理状态： “中国知识人尽管受尽了迫害和侮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却始终在共产党的精神枷锁的笼罩之下，不但摆脱不掉，甚至失去了摆脱的意志。所谓‘精神枷锁’是指知识人，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接受‘党’是决定他们存在价值的唯一精神权威。每一个知识人的评价及其正或负的程度最后都完全由‘党’的一句话来决定。如果‘党’给他‘定性’为‘反革命’、‘右派’或‘资产阶级’，他首先便会自觉罪该万死，羞愧无地；如果‘党’为他摘去上述任何一顶‘帽子’，他又立即如获新生而且感激涕零。不用说，如果他竟能批准‘入党’，那更是人生最大的荣耀，不但家人亲戚为之欢欣鼓舞，生平相知，特别是带有‘帽子’的，也都不尽要‘弹冠相庆’。” 这一精神权威现在当然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民族主义情绪可供“党”操控和玩弄，以及因高科技的兴起和运用来加强严密监控，在“社会群体性事件”火苗蔓延以前就以“维稳”之名碾压扑灭，而后继续掩耳盗铃地天下太平，日月清明，风雨如晦的“四月之声”也变调成和谐的奏鸣曲。 ◢如果没遇上钱穆，没留美…… 当年毛泽东回答如果鲁迅还活着会如何的问题，曾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如今也且来假设，要是余先生当时成功北归，没遇上钱穆、没留学美国，而是经历了今天众所周知一连串入魔般疯狂的斗争“运动”——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上山下乡、劳动改造、土法炼钢、破四旧、反右、六四……他大约亦会被“党”套上深冷的“精神枷锁”，受到极大的精神乃至肉体的折磨；不然就是当上社科院御用研究员，言皆玄远地口不臧否当代人事。说起来真是大幸。余先生今天遗留下来的煌煌著述，都有赖于他19岁那年卡在北归火车厢里思想的“天人交战”，最后决心南渡自由空气浓厚的香港所致。这一转捩点，成就一代历史大家，让吾等有机会奉读他对中国精彩的研究与观点，厘清自身文化之由来，以及其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体系的特征所在，而不会党国不分地盲目沉浸在“大国崛起”——以牺牲掉个人尊严为前提——的泡沫幻象里，甘当“党”的旗手而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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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焕然.余英时与李泽厚

告别革命，李泽厚也走了。但他曾表示：“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一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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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月萍/书都写好了，将来一定有用——追念余英时先生

编按：史学泰斗余英时今年8月初辞世了，享耆寿91岁。余英时名气很大，中文系生对他并不陌生，甚至崇拜他。但若未接触过中国史学，即使热爱阅读，却未必认识他了。本期【读家】邀请了曾拜访过余英时，且对他有一定了解的本地学者魏月萍，带领大家阅读余英时。 8月5日早上，被告知余英时先生逝世的消息已刷满脸书屏幕时，心里有些哀伤，却很平静。一如多年前，当知悉柳存仁、沟口雄三、荒木见悟等学人的逝世消息，已领悟那些时代学人成群地来，他们终将成群地离去。一代学人留下的丰富学问，还有为人处世的智慧，将成为后世人们追念与反躬自省的凭藉。余先生是史学家，长期在美国教学，做研究。很多华裔学者退休后，都选择回到华人世界，热闹一些。余先生却不，远离喧嚣，安心做学问。2005年有机会到普林斯顿拜访余先生，他也说：“现在安静的读书与著述的生活，就像钱穆先生一样，不再参加学术会议，不再写时评文章，以前教书都得备课，现在退休后，时间都是自己的，所以特别的珍惜。”但他一直都不是隔绝于社会与公共事务的纯粹学院派学者，身在美国，也常在华人广播电台发表论见。不少六四流亡人士如苏晓康、刘宾雁等人，能够顺利在美国安顿，他出力不少。曾向余先生询及学者与知识分子两者的关系，他说本业是做学问，知识分子是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两者并不冲突。一直是如此的信念，坚守本业又不失现世关怀。余先生一生游走于中西文化，始终关怀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的议题，研究著作丰硕，扼言之，可概括以下几个范围：一是有关史学传统、二是有关学术思想史，尤其是明清思想的变动、三是有关五四人物、论述以及人文与民主。余先生思想恢宏、论说细密，本文旨在介绍余先生一些重要的书，仅能触及其学问探究的一二面向，有遗漏处，待后来者补缀。 ◢史学以“人”为中心钱穆先生以“温情与敬意”看待历史，余先生则在1976年出版的《历史与思想》中，揭示英国历史学家柯灵乌（R.G Collingwood）“设身处地重演古人的思境”、“史学家只有深入史事的‘内在’面（即思想状态）始能把握历史的真象”的论说。书中多篇文章论及明清的思想变动，展现了“内在理路”的思想图式，对学界影响深远。重视思想内在的关联性，不意味排拒“外缘因素”，不过二者各有其应用的范围，“离则双美，合则两伤”。余先生关注处于时代与学术转型中的人物，自然会关注戴震与章学诚。戴震是清代经学家、思想家，而章学诚是史学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余先生推崇戴震，视他为清代道问学与智识主义的集大成者，不仅是戴震勇于挑战传统儒家权威（指程朱理学），崭现理性批判精神，更重要是戴震以考证训诂为工具，却不忽略义理，对于儒家的善、理与欲都赋予新的意义。而作为史学家的章学诚，则秉持“史学经世”理念，倡议读经必兼读史，在救时弊中开辟新风气。从历史识见至人物选取，余先生特别留意世变中人的际遇以及对时代的回应。如着力深刻的《方以智晚节考》，勾勒出政权易位后明代遗民的内心与精神状态。另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重寻胡适的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这几本书，可知 1949年的政治分裂效应如何影响知识人的生命抉择、思想变动以及“文”的承传轨迹，一如他所说：“我个人相信，史学似乎还是应该以人为中心。而所谓的‘人’，则并不指孤立的、个别的、以至片面的个人，而是生活在整个社会或文化中的人。” ◢《朱熹的历史世界》引起论争余先生每一本书的出版或是文章抛出的学术观点，常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1986年仍在美国教书的钱新祖出版《焦竑与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构》（英文版，中文译本在2012年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一书，余先生撰写了近60页书评，刊登于北美的《明代研究》（Ming studies）。严厉的批评，引起不小的论争，甚至蔓延至台湾学界。 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下二册，又是另一波重要的论争。朱熹是宋代的儒者、道学家，余先生不按过去分析宋明理学一贯的哲学叙述套路，他把朱熹的“得君行道”思想放到宋代的政治文化来考究，以别于抽离式的哲学分析。在两百多页的绪论中，批评一种超时空、不涉具体的历史情境的处理方式。这一波有关历史与哲学分析思维与价值衡定的分歧，重要的历史、哲学学者如陈来、刘述先、杨儒宾和葛兆光等人，纷纷写文章回应。后来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也为文检视书中“政治文化”的范围与定义，认为只从政治语境去理解朱熹与道学，仍有所不足；反之，须把视域拉宽至社会史的范畴，尤其是把士人看作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其次是掌握11至12世纪历史剧变中的社会语境，有助于理解朱熹在这段期间的政治角色。 ◢学术生命的终极关怀寻找中国思想文化的独特性与现代意义，是余先生的终极关怀，无论是《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总论》，或是《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从内在思想的探索或回应外在的挑战，他关注的是中国思想文化独特性中的思想变动、文化价值与精神取向。余先生曾以杜牧的“丸之走盘”妙喻来说明“盘”是传统的外在间架，“丸”则象征传统内部的种种发展动力。18世纪以前，中国传统内部经历了各种变动，却无法突破传统的基本格局，正如“丸之不能出于盘”。直至19世纪晚期以后，内外力量交攻，中国传统进入解体的过程，说明“丸已出盘”，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可是这之后，如何传统？如何现代？这已不仅是余先生个人的疑问，是一个须集合众力，不断探索的进程。 ◢中国轴心突破特色 2014年出版的《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余先生以中国轴心突破的历史进程，追溯天人关系以及天人合一的历史演变，除了具体指出轴心突破所奠定的一个文明的独特精神取向以及该精神特色的具体形态以外，也参照西方的宗教与哲学系统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合一观”，区隔出中国“天人合一”的特色，是回到“生命之源”，即人与天交接的终极所在（ultimate），没有发生自我与他者对峙的问题。这一本书可说是为中国思想文化找到价值本源的超越精神力量。余先生最后一本著作，是个人的回忆录。2018年出版的《余英时回忆录》中，他述说在安徽潜山的乡村生活，认识共产主义的过程，在中正大学和燕京大学念书的情景，以及在香港新亚书院时期以及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等经历。可知中国、香港、美国与台湾等地的涵养，如何形成他的学术生命与思想气质，包括对中国文化的坚持与包容，如书中记述钱穆先生的话：“读书的目的必须放得远大。…… 要具备中国文化的知识，同时也要了解世界各种文化。要发扬中国文化，也要沟通中西不同文化。” 余先生走了，他的书留下来了。记起在钱穆故居素书楼里读到的一句话：“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余先生学问的许多想法是和他的老师钱穆先生相关联，两人同样一生都为中国文化招魂，他们的书都写好了，将来一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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