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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

前几年有学生替一个女生取了个花名,叫“四脚蛇”。听着就觉得刺耳难听。问他们为什么要为她套个这么难听的花名,他们也答不上。其实以上花名听着就明显带讽刺嘲弄之意。可怜的是有关女生也不觉有问题,是对自尊的伤害。 小时候,有同伴因为比较顽皮,结果被他当时气势压人的堂兄取了“歹仔”的代名,这名词潮语叫pai kia,意思就是一个坏得严重,没教养的孩子。取花名的人洋洋得意,却没想这难听的代号捆绑了他整个童年,这名字像颗毒瘤在浅顶渔村里四处流窜,每个见到他的村民都像口头禅一样用pai kia来叫他,叫得心花怒放。他异常抗拒这样的名字套在自己身上,可在当时阶级分明的渔村里,略显欠缺的家境是无法对抗自鸣高人的蛮横行径的。 于是,玩笑调侃的时候,歹仔;厉声喝骂时候,歹仔;当他装作充耳不闻的时候,歹仔之声更厉。这二字如魑魅魍魉,如影随形,叫得他心里难过,自卑,却无法反击。更可悲的是,这毒素蔓进校园里。他当时上学的小学校,里头的一位校长也在上课时用“好仔”这样高级的挖苦的得意口吻来取笑他。每一次这个“校长”得意时,就是全班一片哄堂的时候,那一刻,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他觉得对不起生养他的父母。 那是一段自尊深深被宰割的童年。 前些天,他在餐馆偶遇两位老浅顶,他们突然就提起,当年被唤为pai kia的是不是你。时间虽然久远,可提起,他们的语气依然流露轻佻与嘲讽,毒瘤之危害更是可见。不要轻易替人取花名,我常提醒学生。特别是难以入耳的花名,只因人家有父母,人家有名姓。 为人取花名来取悦自己,只会反映你人格的污秽,家教修养的缺失低落。那是嘴巴最低贱的行为,那是痞子的行为。若问那堂兄不知还记得吗?怕早已烟消云散,可老浅顶的谈话,却无端地挑起那不堪的回忆,心中那根早就根除的,却重新再往下扎的刺。
4月前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真难。就连要解释沟通是怎么一回事,都非常困难。 最基本的,双方都要明白沟通的目的是了解对方的想法,再从分歧、相似中找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折衷点,是吧?但只要有任何一方认为,沟通是我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儿地说出来——非常合理,相当睿智,所以你要听我的,你听我说一遍就会信服——那就马上破局了。 那么,最低要求,双方共同抱持一种善意理解原则,可以吗?这又取决于你和对方是否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有时候,若你们的信任足够深厚,似乎也不太需要那么认真地沟通了,随便坦诚地说些什么大实话,就完事了。 作为有限的人类,我们时间有限、耐性有限、注意力有限、思考能力有限、表达能力有限。讯息传达的过程里有理解偏误、认知偏误、定义偏误、逻辑偏误、推论偏误。 于是,当我说“这个做法不太妥当”的时候,这个妥当是什么意思?双方脑海里那一倏忽所想像的场景不同,设想的后果不同,那么对情景的解读与判断也各自不同——此刻,所谓妥当与否是依据谁的价值观来判定的呢? 就比如谎言,有些人的价值观让他们对说谎这个行为是零容忍的,但人类语言里有个词,白色谎言,这就意味着有许多人是以意图、结果作为判准,而不是过程如何。 在如此早期的沟通阶段,对一个情境的感受就可能有巨大的分歧,要找到一个可以继续聊下去的共识,就仰赖于双方都有强烈的沟通意愿——也就是,即使我知道那属于我不认同的部分,但我还是愿意听你继续说下去,花时间把你的思绪和理由给梳理清楚。 倘若每一个人类都有这样的修养与余裕,恐怕历史上也不会发生那么多战争了吧。 因为人类常有情绪,且情绪往往挡在理智前面。就算我内心隐约认同你所说的道理,可那么尖锐的事实伤害了我的感情,此时表示同意仿佛就像是低头认输——于是我轻慢下来,鸡蛋里挑骨头、人身攻击,可能还打算顺便激怒你一把,营造出你的态度有问题这个缝隙,让这个议题难以继续推进。 要看对方是否误解自己的讯息,只能从对方的回应来推敲?但那可能是烟雾弹,或是接下来另一个误解的起点。 又或者,双方的权力不对等,坐下来对话的根本目的不同。对方没打算改变看法,只是礼貌地和你周旋;你们看似正在对话,最终也只是鬼打墙了一遍又一遍。 真的要有效沟通,太需要双方的知识守备、思考范围、认知能力都恰好在差不多的层级。 如此,你无须费心多花500个字来解释何谓男性凝视,再用800个字来分析当代女性的审美是如何被男性凝视塑造并成为不言自明的文化,然后继续以1200个字来讨论服美役这个概念如何成为女性主义讨论自由的重要切入点。 沟通,重点在于判断和调整 私底下一对一的沟通,可能是最容易的;我们比较愿意放下心防,袒露脆弱,诚实以对。但若是社交媒体上的文字沟通,或是多人聚集的场合,在有人围观却无人主导话题的情况下,沟通往往会失去控制。 不是人类难以沟通,而是“有些什么东西”让我们不自觉地变得难以沟通,那些东西让我们失去弹性,无法调整到和对方相同的频率。 沟通,重点在于判断和调整,不是什么大师喜欢谈的“谈话技巧”,每一句将要被说出来的话,或是留在脑中没被说出来的话,都会一并把人带入多重宇宙;关键是每个人的价值观,以及当下的选择。如果刚好频率对上了,沟通就有了弹性。 你的选择是让自己舒服了?还是让对方舒服了?或是,让你和对方都舒服了?也可能是双方都不舒服呢?没有一定的答案,只是我们要和对方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当时我们和对方是什么样的关系。 你看,都说了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真难。就连要解释沟通是怎么一回事,都非常困难。这篇都已经超出千字了,可我其实还没真正写完。
5月前
大年初一,至青云亭拜庙,倒不至于去抢头香,只是求平安。无关乎迷信,仪式本身就能安定身心,所以当代神话学权威约瑟夫·坎伯有这一观念:无论东西方,在所有传统社会中,由社会授予的神话形态都在呈现于仪式,而个人则以承诺及信仰的体验给予回应。如果个人没回应怎么办?万一整个社会承继的神话、神学及哲学的传统,都无法唤醒这一类个人内在真诚的回应呢?常见结果就是伪装,觉得自己是无能的,或假装相信、试图相信,甚至模仿他人的方式,过着不真诚的生活。反之,真诚而有创造力的方式,他称为艺术的生活方式,与宗教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它是要去逆转整个权威秩序。 台湾老一辈人,嘲笑日本礼节常流于形式,称为“有礼无体”,就是目睹日本人虽重视礼节,平常习惯压抑自己,一旦三杯黄汤下肚,酒后想解放,就往墙角尿尿,全然不顾及礼仪。我留学台湾,曾听过这句老话,但“体”字如何解释,却不甚了了。某天,为了向中国人解说这句老话,忽然灵机一动,才想到“有礼无体”,实际上是说“有‘礼貌’但没有‘体贴’的心”,相通于《论语.阳货篇第十七》:“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须发自内心,从而表现于行为,倘若只有外在行为,内心无感,只是流于“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形式而已,酒后肆无忌惮,正反映出内心并无体谅他人的心情,才会任意在公共场合尿尿。 天心终要回归到诚意 拜完一轮,甚至到对面的香林寺,楼上楼下礼佛一轮,忽然口渴,就踅到附近便利商店买了瓶汽泡水,上边写着无糖,但苹果香精入口,瞬间却让自己有甜味的错觉。心想,怎会如此?于是联想起,钱锺书有篇文章〈通感〉,收录于《七缀集》,是其中7篇长文里,最短的一篇,讨论的就是文学上的“通感”现象。在没有Google、文学资料库的年代,钱老凭其博闻强记,洋洋洒洒,从东方谈到西方,列举文学经典、甚至是更生僻罕见的诗文,钱老认为:“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口、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譬如我们说‘光亮’,也说‘响亮’,把形容光辉的‘亮’字转移到声响上去,正像拉丁语以及近代西语常说‘黑暗的嗓音’(vox fusca)……”汽泡水的苹果香精味,正唤起记忆里苹果的香甜。 再依据钱老文章引伸,心理学也有所谓的“幻肢”现象,某一肢体虽因伤切除,但却产生仍在使用的错觉。综合前边坎伯的理论,再进一步思考,宗教仪式正是想接通所谓天心,而天心是最终还要回归到个人诚意,天人贯通一直是宋儒修养议题。但个人诚意又如何贯通至虚无飘渺的天心,朱熹就是透过修订礼乐的仪式,让庶民在日常实践中,一步又一步的,每日实践下去,让庶民也能从礼仪,进而追思天道何为。当然过着不追思的生活,也能种下一颗文化种子,待日后因缘成熟后,哪一天突然领悟天人贯通之路。这是哲人方东美先生所谓的“上下回向”,铺排了往下的仪式,就是待机能往上透彻,这条彻上彻下之道,我从一瓶小小汽泡水中领悟,也不枉初一拜庙,虔心毕竟通天心,古人诚不欺我。
6月前
在聊天中,乘客经常会问你当电召司机每个月收入多少?我回答他们说这行业自由,所以要自律,收入的高或低,将由你的自律所决定。你可以决定月入3000、4000或5000,视个人所需。有一个友族同胞为了筹措2万令吉的结婚费用,日以继夜用了2个月时间达到目标,然而他也付出健康受损的代价! 我也常被问起,开电召车这些时间,有遇上坏人吗?回想起来,6年来我所载过的乘客不计其数,但我可以说99.99%的国内外乘客都很有礼貌、文明和尊重司机。到达目的地,下车前乘客都会对司机说声谢谢。 顾客也常常问,你退休了为什么还要工作?说实在的,我自从退休赋闲在家,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看手机看电视节目,就无所事事,搞到自己每天坐立不安,全身病痛。尤其是冠病疫情3年,每天过着早上起来,就想到夜晚时候不知是否可以看到月亮的日子,简直苦不堪言,如坐针毡。人虽到了退休年龄,还是有份工作,日子比较容易过,生活充实,手头又有余钱可使用。 这是很不错的副业 公司很注意司机的品德修养,要求我们对乘客以礼相待,遇到无礼的搭客须保持冷静,不能与乘客发生冲突,不可粗言秽语,防止性骚扰,也严格限制取消搭客的预定。如遇到残障的乘客必须下车帮忙,必须协助抱着婴孩的妈妈,为她们开门等等。 司机非常在意搭客的数量、预定取消率、获得星星数量和乘客评语,因为这将影响司机的晋级。司机分成4级,即普通、银、金、白金,一旦升级为白金司机,将优先分配到高价位的行程。电召车司机工作自由,每天都是现金收入,可以灵活地策划财政支出。如有急事或想要短期出外旅游,只需关机即可,不用向任何人请假。所以无论待业、失业、退休者,这是很不错的副业。 开了多年的电召车,我发觉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力和反应力比以前有显著的进步,而且政府有提供社会保险80%津贴,司机只需缴20%费用。当然,道路上的风险还是存在的,每次开工之前,我心里还是默然念着“要小心、小心,还是小心……”,谁能知道明天或意外那个先降临。 近两千多个风雨的日子,庆幸退休后的自己拥有光彩余晖! 【风雨兼程的电召车生涯01】移工都有故事/程飞(吉隆坡) 【风雨兼程的电召车生涯02】健康一去不回头/程飞(吉隆坡) 【风雨兼程的电召车生涯03】骗子处处在/程飞(吉隆坡) 【风雨兼程的电召车生涯04】喜见年轻有为人/程飞(吉隆坡) 【风雨兼程的电召车生涯05】转角遇上飙车族/程飞(吉隆坡) 【风雨兼程的电召车生涯06】​我爱当电召车司机/程飞(吉隆坡)
6月前
“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这是李庆孙〈富贵曲〉中两句。李庆孙在998年考中探花,当时23岁,年轻得志。宋初放榜名字写在锦缎上,姓用大字,名用小字,金花贴在考卷上首。他情不自禁留下诗句,描绘进阶富贵心情。“洛阳才子安鸿渐,天下文章李庆孙”,他文采斐然,早有名气,小16岁的晏殊后来读了,觉得庸俗不堪。飞黄腾达又如何?晏殊讥其诗句为“乞儿相”。在宋仁宗时代也当过官的吴处厚在《青箱杂记》记了此事。 所谓富贵,不在金玉锦绣。动辄嵌金带玉,无疑拿铜臭沾污诗文洁雅。晏殊认为李庆孙不理解富贵本质。晏殊写过“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站在露台仰望天空,杨花散飘,燕子群飞。他也写过“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立于小院,梨花渐谢,月光照射,柳絮池塘,清风徐吹。“穷人家有此景否?”他问。一般老百姓只求三餐有着落,有房子遮风挡雨。“楼台”、“帘幕”、“小院”、“池塘”属贵雅人家,不必明说,拿捏错误即成炫富。 上进是好事,却忌得意忘形。晏殊出身贫穷,父亲是县衙小吏,虽然最后光耀门庭,但是不忘自省。他性喜交游,爱在家宴请朋友,只求菜肉轻便,不追豪奢。欧阳修是晏殊学生,对己严也对人严。他写诗提醒老师不应设宴取乐,而不理边境屯兵死活。诗一传开,晏殊得恶名,被政敌大做文章。晏殊不开心,觉得学生处事不够圆融。欧阳修有才,该提携时他还是会说好话。他不是圣人,虽没借机报复,此后疏远学生,只说“吾重修文章,不重他为人。”后来欧阳修奉仁宗之命写〈晏公神道碑铭〉,还原晏殊节俭本质,称誉他“为人刚简,遇人必以诚,虽处富贵如寒士”,晏殊死后所留钱财有限,其子晏几道的困顿生活说明晏殊一生自律,为自己或子孙谋取福利不是人生重点。 富贵是体内散发气质 晏殊被称为富贵词人,需要解释。富贵二字,更像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优雅气质,于人有修养有品味,于诗文有深度有气象。晏殊有〈戒欲〉一文,告诫自己“欲”乃祸之端也。他的行乐以洁身自好为前提。宋代张舜民的笔记小说《画墁录》记柳永仕途不顺,找晏殊协助。晏殊问是否经常作曲,柳永说他和晏殊一样,闲余之际以此消遣。“凡有井水处,皆能唱柳词”,晏殊知道柳永名气。紧接下来的表述,却将对话卡死。晏殊说他虽作词,却写不出类如“彩线慵拈伴伊坐”句子。他借机说柳永爱和歌妓同在,形象放浪,不是当官之料。柳永觉得无趣,立刻辞别。 “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栏干影入凉波。一霎好风生翠幕,几回疏雨滴圆荷。酒醒人散得愁多。”这是晏殊的〈浣溪沙〉。小楼门帘重重,外边燕子飞过。夜里红色花瓣掉落亭子。栏杆边自己一人,倍觉寒冷。一阵轻风,碧绿帘幕摇曳。稀疏雨水断断续续滴在荷叶。酒醒后,人走了,添了忧愁。词以浓淡色彩交替,大户人家言愁,以阁楼、以花、以风、以寒冷、以雨、以荷、以酒衬托,浓中见淡,贵雅之气若隐若现。 《青箱杂记》说晏殊“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以感官出发,所得皆是形体迹象,以心灵感受,气象神情方能涌现,叶嘉莹在〈大晏词的欣赏〉的解释让我长了不少知识:“有两个人,一同进入了金帐之第,则以感官去感受的一个人,其所见者乃但为金玉锦绣诸富贵之物质。而以心灵去感受的一个人,则其所见者乃为博大高华的富贵之气象。”在晏殊身上,富贵不是显性物质,不是矫情佩饰,而是体内散发气质,举手投足间的自然风格。 宋祁在《笔记》中说晏殊作诗万首,可惜大都散失,《全宋诗》仅留160首,笔底波澜,我们接触的只是沧海一粟。晏殊是宋初风行一时的西昆体大将。西昆体师法李商隐,主张雅颂之音,反对诗歌只应专注严酷的社会现实。西昆诸家认为现实生活丰富多采,题材千变万化,表达方式可以痛快淋漓、直截了当,也可以迂回婉转、拐弯抹角,唯不可囿于一隅,作茧自缚。 晏殊有文人用世之志。只是官越做越大,衍生复杂心境,作诗填词虽有解压之效,下笔时不免日趋小心,踌躇之余愈见婉约清雅。叶嘉莹说他的词“表现得像玉一样的温润,珠一样的圆洁”,词集取名《珠玉词》,他很早就为自己在文学上的角色盖棺论定。
10月前
4月中旬,马来半岛正逢热流来袭。空气闷得感觉只要再用点儿力呼吸,便能促动新陈代谢,刺激汗腺,给身体惹上一身黏糊糊。 那是某个周末的早晨。天刚破晓,皮肤早已感应到空气中的烫。临出门前,我忙着在梳妆台处给自己整装。5岁的女儿一般见状,也会自理。给自己换上连衣裙,架上发夹后,她便迅速投身在玩具堆里,玩起她最爱的角色扮演,像平日那样,边演边大声地说着故事。 我往脸上拍了一堆水、乳、霜、粉等化妆品。最后,画了两道眉,待打开柜子准备取出香水前,我叮咛她好收拾玩具,我们多一下就出门了。 准备下楼前,我却发现先前毯子上的玩具堆和玩具的小主人都不见了。我对着空气喊:“亲爱的,我们要准备出门咯!我收了手上的东西,就下楼去哦!”稚嫩童音从另一个房间里传来,焦急地直唤:“妈咪,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在炽热的中午,赶时间,还遇上被拖延,人一不小心就犯急躁。我不至于发怒,却边嘟囔,边往书房走去,看看她到底为了什么而磨蹭。心想,有必要的话,也给她唠叨点时间观念。 书房外,我看见小小的身影顶着一头也冒着汗的蘑菇型秀发,忙不迭地把一本本精装版绘本,叠成座座小山,从睡房搬到书房去——她在整理书本!噢,我这才想起周末是我们整理阅读过的绘本的日子。我忘了这事,而她却投身其中,不屈不挠地活动着。 我缓缓地从她身后走进书房,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她转过头来,认真的小脸瞬间划开,笑成一朵灿烂的小花。她说:“No(不),妈咪。我想自己收拾,我要给你一个surprise(惊喜)!”原来,她老早把睡房里每个晚上读了就留着、堆着的绘本,全都清空了。我看着表示感动,给了她一个感激而有力的拥抱。我说:“谢谢你愿意一起努力,让我们家变得更整洁美观。我们要快一点儿,不然迟到了也不好哦!”她回予我温暖的微笑,继续殷勤地投入收拾,在出门前把书本都整理完了。 庆幸自己当下管住了嘴巴 事后,我一直庆幸自己当下管住了嘴巴。不急着纠正,许多时候不仅改善了我们的关系,也让我能给她每次的努力,送上刚刚好的鼓励与肯定。 这不仅发生在亲子关系中。生活里,我们总会对人、事、物“惯性纠正”。从根本而言,惯性纠正是不自觉建立在主观判断与自我投射为前提,对他人行为的非客观指正。这或许也参杂着纠正者性格缺失与童年创伤的经历,有时与被纠正者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当我们习惯用自己认定的准则,去纠正别人身上“出现的问题时,我们或许忽略了,这些被我们认定的问题,在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可能是创造美好的泉源。况且,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别人经历过什么、经历着什么,与其急着纠正,不如管好自己,过好当下,这其实已是人生最难得的财富了。 不急着纠正,有时也是一种修养,是人性之美。
1年前
看见有的文学研究者,评论某某作家时说他“晚年陷入了写作的困境”云云。于是不禁思忖:一名写作者,为何要毕生追求写作上的精进或持续性呢?写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如果不将写作视为必要的谋生方式,而是为了某种“不朽”,是为了在文学史上争取一席立足之地,那么如果一名写作者已经在年轻时就创作出了有分量的、足以留名青史的代表作,又何必要求自己至老至死仍为言筌所拘? 换言之,若一名作家在文学上早已达到了一定的成就,晚年决定停止写作,又何尝不可?金庸在四十几岁时就宣布封笔,似乎亦无碍其作为武侠小说宗师的地位。张若虚仅凭一首〈春江花月夜〉,即能“孤篇盖全唐”,岂以终身写作方能留名千古? 再则,如果写作是出于情感抒发的个体冲动,或是艺术心灵的自然流露,那又何必为所谓“写作困境”而焦虑、惋惜? 史迁云:“《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赵翼云:“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学创作经常由外在环境所“感”。若世无令人发愤之不幸,则诗人何为?笔耕不辍,固然可敬;不著一字,亦得风流。或许诗意即存在于生命本身的状态,而未必要诉诸笔墨文辞。写作与否,并非生命价值的唯一依归,若为“作家”、“诗人”的身分所迫而要求自己持续产出“高质量”作品,却实非个人的由衷之言,或亦沦为“职业化写作”耳。 写所欲写 行止由心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写作行为本身,即是一种存在论。写作的姿态,是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存在状态。我写故我在。若然,则写作又纯粹是个人的一种生活习惯,相当于“学无止境”之修养,甚或为琴棋书画之消遣,故无需迎合外界的标准与评价,但以兴之所至,为文之所在。如果写作只是为了服务于某种文学思潮,仅作为借以证明该创作理论行之有效的实验或实践,这似乎恰恰悖离了文学作为自由之艺术空间的本意。后现代主义提示了某种游戏与实验的创作观,然而所谓“游戏”或许亦应随心所欲,而非“为游戏而游戏”。虽然文学创作很多时候难免受到一些当代思潮的影响,但大可不必将自我拘束于特定的文学理念或审美范式,不必用某种风格或流派来框限自己。不要为了追求自由,反被“自由”所拘。对于特定文学思潮或评审标准的刻意迎合,未必就比对于大众与通俗趣味的迎合更加可贵。 也许写作是为了陶冶“文心”,而“文心”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审美之眼来洞察宇宙。因此写作之修炼亦为心灵之修炼,近乎某种宗教信仰,在写作的状态中对世界产生一些难以名状的了悟,获得一些超越现实凡俗的终极愉悦。也许这样的说法会遭到现实主义者的批评,然而在我看来,“文心”之涵养,可以是“为己之学”,也能是“为人之学”。因为无数“个体”的总和,就是整个“社会”。如果“文格”即“人格”的理想前提能够成立,则“文心”即为“人心”,将之推及外部社会,则一个“文学”的社会,应能成为一个道德的和善社会。想起龚师鹏程尝称“文学性”的根源在于孟子所谓“良知”,或许亦有此意。由此看来,文学的真正困境在于丢失了原初的“善端”,惟有驻守,方能行远。倘若迷于文之声色,毋宁归返无文之初。 东坡论文云:“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所以想写即写,写你所欲写,行止由心。至于什么高雅低俗,什么主义、什么流派,就留待历史来评价吧——何况历史书写也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没有人能够握有绝对的论断之权。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2年前
2年前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