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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EF儿童保护总监希玛森古达／推动儿童保护系统改革让受害儿童能被接住

根据多个国际儿童保护组织的数据，全球约80%至90%的儿童并非孤儿，事实上，他们至少有一位健在的父母。然而，多项研究表明，长期生活在收容所的孩子，因缺乏温暖、稳定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关爱与引导，使他们更容易成为虐待、剥削和忽视的受害者。报道：本刊特约杨林宜摄影：本报陈世伟我国于今年9月揭发了一起跨国商业机构“全球兄弟私人控股有限公司”（GISB）的丑闻。警方从全球兄弟辖下的儿童收容所救出了数百名少年与儿童，他们相信是全球兄弟成员的子女，但被强迫长期劳动，甚至遭受性侵害、虐待，也在精神上被洗脑与控制。这一事件震惊了我国社会，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本该为儿童提供庇护的收容所，反成了剥削和虐待儿童的场所。在该集团的控制下，这些孩子被剥夺了正常的成长环境，恶劣的待遇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拿督斯里南茜苏克里于10月15日在国会下议院作出汇报时指出，获救的385名7岁以上儿童中，经过评估，发现近30%（约108名）患有认知障碍。同时，所有获救的儿童中，94.3%的孩子表示至少有一位亲生父母仍在，而剩下的5.7%的儿童则没有或无法提供父母的相关信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儿童保护总监希玛森古达（Sheema Sen Gupta）在接受联访，对这起事件作出回应时强调，UNICEF随时为受害儿童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身为大马人，希玛对此事件深感遗憾，但她高度赞扬警方及其他相关机构的果断行动，特别是妇女部和社会福利局迅速接手，为受害儿童提供了及时的照料和保护。无论如何，此案仍在调查和审讯阶段，她暂不作进一步评论。良好的儿童保护系统需父母及专业人士推动根据UNICEF的最新估计，全球约有4亿名5岁以下儿童（占全球儿童人口60%）经常在家中遭受精神侵害或体罚。在大马，统计局总监拿督斯里莫哈末乌兹尔于11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儿童肢体性侵案件达到1389宗，比2022年1147宗增加了21.1%。此外，2023年福利局的数据还显示，需要照护的儿童人数从2022年的6770名增至8536名，增长了26.1%。希玛对此发表看法时表示，从另一个角度看，报案率的上升可能是因为人们对虐待或侵害儿童行为的认识加深，或者社会变得更加透明，大家更愿意举报这些行为，也说明人们不再隐瞒，而是选择站出来。 “我认为，特别是在过去十多年，人们对儿童保护的意识逐渐提高。过去在很多文化中，体罚和打骂孩子被认为是正常的，而如今，我们越来越清楚这些行为对孩子的伤害。” 希玛表示，UNICEF会继续跟踪相关数据，评估是否需要增加更多服务途径，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更有效的保护。她强调，家庭问题往往也涉及照护者，尤其是父母。因此，父母的再教育尤为重要，这有助于他们认识到哪些行为对孩子有害，并学会如何更好地教育孩子。她指出，UNICEF与大马政府及民间组织合作已有70年，大马政府一直坚定推动儿童权利和福祉。从1995年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到2001年制定《儿童保护法令》，再到2017年通过《性侵儿童罪行法令》，都体现了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然而，一个良好的儿童保护系统除了需要法律的支撑，还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员去推动和执行。她认为大马正处于关键时刻，政府不应再拖延已延迟14年的《社会工作者专业法案》，必须尽快提呈该法案，强制要求社工具备必要的资格与专业训练，确保他们掌握处理儿童保护案件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进而推动儿童保护系统的改革。 “我们可以通过大学培养专业人才，也可以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即使他们目前没有合适的资质，经过培训后也能成为合格的专业人员。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有更多经过培训的人来识别问题，减轻医生或医疗系统的负担，让其他系统也能发挥作用。例如，孩子在学校或者在社区中遇到困难时，也能得到及时的帮助。” 希玛强调，社工是保护受害儿童的“前线人员”，他们的专业素质对于推动儿童保护系统改革至关重要。社工不仅负责照护幸存者，还需要提供预防服务，如家庭支持与教育、早期干预、社区教育与宣传等。 “这是一个长远而有序的计划，旨在保障幸存儿童的最佳利益，帮助他们走向康复之路。尽管许多国家的儿童保护改革往往是在发生憾事后开始推进的，但我们应该把这次危机（全球兄弟丑闻）作为一个契机，推动改革进程，确保类似事件不再重演。” 大马缺乏专业社工体系希玛说明改革的阻力并非来自抵制。事实上，每次她与各国政府官员接触时，都没有听过“我们不想保护儿童”这样的说法。她表示，改革进展缓慢的其中主因在于优先级的安排。无论如何，她欣慰大马政府已朝着改革的目标前进，如南茜苏克里在今年9月表示，随着儿童发展局（JPKK）的成立，人手的增加和能力的提升，预计到2026年，处理儿童案件的保护官员和道德官员比例将从每年1对108人提升到1对30人。届时，妇女部将能够更全面地处理儿童案件，包括干预、评估、监督以及相关的宣传和教育活动。 “对我们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但大马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缺乏一个专业的社工体系，这必须通过立法保障，才能加强儿童保护的整个流程，包括精准地收取数据、人员配置和案件处理效率。” “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他们可能遭受的虐待，也不能在照护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心理支持。同时，父母或监护人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也至关重要，这一切都依赖于社工的专业能力，才能确保孩子获得真正的保护。” 她指出，UNICEF一直与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紧密合作，提供技术支持、经验和帮助，以改善儿童保护体系，确保相关工作顺利进行，并通过数据和证据来推动研究和改进。 “我们应该利用数据来识别问题所在，找出系统中的漏洞，确保政府的工作更加精准高效。通过数据分析，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哪些领域需要更多的支持。” 应避免儿童与家庭分离希玛还特别提到了“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概念在儿童保护系统改革中的重要性。 “《儿童权利公约》第9条阐明，每个孩子都有权生活在家庭中。因此，我们应该共同努力避免儿童与家庭分离，送入收容所。社工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必须确保所提供的帮助真正符合脆弱儿童和家庭的需求，帮助家庭维持完整。” 根据国际儿童福祉领域的专家Mulheir和Browne在2006年提出的研究，生活在收容所如孤儿院和其他儿童机构可能对孩子的心理、情感和社交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他们提倡“去机构化”，将孩子从机构中转移到家庭或社区环境，以减少这种不利影响。希玛表示，“去机构化”是一项重要的改革，目的是逐步改变儿童的照护方式，减少依赖传统的收容所，转而为儿童提供更多基于家庭和社区的支持。这意味着，孩子们不再仅仅依赖孤儿院、社会福利局和儿童福利院，而是通过新的安置方式，让他们能够在家庭或社区的环境中成长。同时，有关当局包括社工为脆弱的家庭提供所需的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照顾孩子。她提到，土耳其、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已经开始实施“去机构化”改革，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限制某年龄阶段的未成年者进入传统的儿童机构，例如意大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等国家在《为欧洲儿童打开希望之门》（Opening Doors for Europe’s Children，2015年）的倡议下，禁止两岁以下的婴幼儿进入收容所。至于受家暴和虐待的儿童，他们将获安排进入收容所，但仅为临时性或过渡性措施。每个国家都应先给孩子一个出生证明希玛也对无国籍儿童问题发表了看法。她表示，《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指出每个孩子都应拥有身分，而出生证明是确保身分的关键。 “我认为，只要不与宪法有冲突，每个国家都应该先给予孩子一个出生证明，这样他们就不会’消失‘，他们不会掉入社会的漏洞中。 “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出生证明，他／她不仅在国家系统中不存在，甚至在法律上也‘不存在’。身分对孩子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他们能否享有教育、医疗等基本权利。我们绝不能让孩子们消失在社会中，甚至不知道他们已经消失。” 无论如何，她对大马政府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肯定，并认为这是一项积极的成果。未来危机无法预测另外，希玛认为，儿童如今还面临两大难题：气候变化和数字化世界。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现在马来西亚的温度比我小时候高很多，我能明显感受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意识到气候变化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并做好准备。” “冠病疫情教会了我们，未来的危机是无法预测的，但也让我们意识到，保护孩子的工作远不止于传统的方式。” 她指出，疫情期间，线上学习成为了一种主流模式，这不仅改变了孩子们的学习方式，也影响了他们的社交和未来发展，并可能带来一些安全风险。希玛并不反对孩子们接触数字世界，但她担心的是，很多人无法完全看到数字世界的复杂性。如果孩子在没有正确引导和预判能力的情况下盲目探索，可能会面临很大风险。 “这和孩子在公园或田地里玩不同，现实世界中我们能看到孩子在哪里，知道哪些地方不安全。但在数字世界里，我们不能总是全面掌控。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走在前面，确保能提前预判、做好准备，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希玛希望父母或监护人能够引导孩子，像参与现实社会一样，让他们理解数字世界对生活的深远影响。 “就像我们小时候父母教我们过马路时要‘右看左看再过’一样，我们也需要教孩子如何安全使用数字世界。首先是让孩子们意识到这一点，然后通过立法和为数字产业制定指导方针来确保他们的安全。这非常重要，我们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要共同努力，确保数字世界对孩子们来说是安全的。” 更多【新教育】: 绘本雨林协会办绘创客孵化本地绘本创作梦 APU工业设计系学生展才华家具设计比赛创佳绩 Z世代精通科技重塑职场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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