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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

为了让孩子接触更多元的文化,沙亚南拉惹敦乌达图书馆、瑞典驻马大使馆和马来西亚儿童读物联盟(MBBY)合作,举办长达1个月的绘本特展。在2月26日举办的开幕典礼上,瑞典大使馆邀请当地教授前来分享,如何透过童书绘本推动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等深刻的议题。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蔡伟传 “儿童文学对国家认同有一定的影响力,瑞典最著名的儿童文学《长袜皮皮》(Pippi Longstocking, 1945),她独立又敢于挑战权威,对瑞典人来说,她的地位不可抹灭,甚至是代表瑞典的一个象征符号。”节录自剑桥大学前任教育学院院长玛丽亚·尼古拉耶娃 (Maria Nikolajeva)的〈Two National Heroes: Jacob Two-two and Pippi Longstocking〉一文。 在瑞典,儿童绘本可说是陪伴孩童成长的好伙伴。尚未识字的幼儿,透过父母口述书中图画,塑造对社会的认知。若从瑞典的儿童文学来看,不难发现和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息息相关。 “瑞典的儿童绘本的内容涉及不同领域,无论是老师、图书管理员、学者或出版商,大家都深信阅读有改变少年的潜力,帮助他们的个人成长。”专注在儿童绘本领域、目前任教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埃琳娜·德鲁克(Elina Druker)分享。 她认为,针对生涩难懂的社会议题,儿童文学(注)让孩子们在童年时就能够接触,她分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荣誉教授鲁丁·西姆斯·毕肖普(Rudine Sims Bishop)曾发表的言论,“多元文化的文学作品,能够作为一扇窗口和一面镜子,不但让读者从窗口远望世界,也让他们从镜子看到自己。” 因此,德鲁克强调图书也能成为儿童开拓眼界的视窗,让他们更了解不同的人文风景。 *注:儿童文学的定义,是指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文学作品。 瑞典童书发展历史 19世界末20世纪,民族浪漫主义和美学运动席卷欧洲。当时瑞典的女性运动萌芽,且注重公共教育政策,当地开始关注儿童的美感教育。对此,瑞典教育改革家以及女权主义者爱伦凯(Ellen Key)呼吁,20世纪应当是儿童的世纪,提倡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她随后出版名为《儿童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的书籍。迈入新世纪之始,关乎孩童教育的权益,终于搬上历史舞台讨论。“凯强调,儿童发展不应该被框住,应追寻自由意愿。即便这样的论点,她在百年前就提出了,但其影响在瑞典尚未散去。”德鲁克说。 为了对抗工业现代化,在那时瑞典兴起的民族主义,推广回归自然的美好。瑞典画家艾莎·贝斯寇(Elsa Beskow),在1910年出版《森林里的小宝贝》(Tomtebo Barnen),描绘住在森林深处的精灵家族,和大自然共生的故事。 “贝斯寇要传递大自然美好的想法,书中的儿童善良、乐于助人,同时拥有高度的自由。尽管《森林里的小宝贝》传递道德价值的重要,同时强调孩子的个性发展不该被限制。” 而时代不停往前推进,人类面对的课题更为复杂,无阻瑞典创作者将这些议题作为童书绘本的主轴。 透过童书谈论性平 谈及性别平等的课题,瑞典是国际间的楷模。 1945年,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创作的《长袜皮皮》(Pippi Longstocking)首次出版就大受欢迎。 主角皮皮留着一头红发、两条翘起的辫子、脸上的雀斑,脚上的长袜子颜色不一,穿着自己缝制的连身裙,独自住在一栋大房子里,不需要去上学。由于放肆、自由、乐于助人的性格,皮皮成为女孩子的榜样。 “但大众对皮皮的争议不减,《长袜皮皮》挑战传统的性别规范,因为她调皮的形象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期待当时大家认为女孩得彬彬有礼,行为举止都要礼貌。” 1972年,作者古妮拉·贝里斯特罗姆(Gunilla Bergström)创作了名为《阿尔菲·阿特金斯》(Alfie Atkins)的绘本。故事中描绘主角和爸爸的故事,德鲁克说:“这或许是瑞典第一个单亲父亲的作品。”在绘本中少了母亲的角色,只有父亲一个人照顾阿尔菲,作家真实地呈现家中混乱以及衣服四散的环境。 无独有偶,阿尔菲和皮皮的都是令人头痛的“野孩子”形象,最终却成了瑞典儿童人物代表。或许,这些儿童作家们想传递的,正是人类与生俱来、却被遗忘在后的“狂野”童真。 家长也有疲惫的时候 瑞典绘本童书除了展示孩童好奇、活力满满、不受控的天性,在巴布鲁·林德格林(Barbro Lindgren)和爱娃·艾瑞克松(Eva Eriksson)创作的《野孩子》(The Wild Baby)中,更着重描绘母的疲惫心理。 “书中写到,妈妈很爱她那个小而珍贵的孩子,但他总是不听话,很吵闹……有时候,童书的内容也会把一些讯息带给成年人的内容,那些当了妈妈以后忘记的事情。” 在皮雅·林登堡(Pija Lindenbaum)所创作的《阿文的妈妈喷火了》(When Owen’s Mom Breathed Fire)中,他以恐龙的形象代替母亲,刻画阿文妈妈在教育小孩时,面临的心理矛盾和沮丧。 国际议题从小读起 2015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当时,难民乘船渡海意外身亡的死亡数字屡破纪录。而在欧洲童书市场中,也出现与难民有关的内容。瑞典儿童文学作家乌尔夫·斯达尔克(Ulf Stark)以二战时期为背景,创作《海上的妹妹》(The Sister from the Sea),讲述女孩从芬兰逃到瑞典,深刻地描绘孩子被迫离家的悲伤,与难民情况无异。 另外,林登堡的另一本童书《Poodles and Fries》在讲述“流亡”的主题上,更具批判性。故事以狗替代人型,它们因干旱被迫离家,德鲁克说:“书中一幕展示,主角航海扬帆到他国,却被当地人拒绝,这样的故事线微妙地符合和那时的局势。”透过童书绘本有助于处理可怕的新闻事件,透过书中的角色带着读者一步步了解历史故事。 “这样就能创造一个空间,让孩童讨论在现实世界难以讨论的话题。”她说。 为配合“我们来谈谈吧!”(Jom Kita Bincang)活动,即日起至4月10日,拉惹敦乌达图书馆一隅以瑞典风格打造一个小小的阅读角落。此外,在一旁也设有“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奖”(Astrid Lindgren Memorial Award )与“绝不使用暴力”(Never Violence)的展览,供民众前来感受瑞典儿童文学的魅力。 更多【新教育】: KLCC公园 巴西大师留给吉隆坡的绿宝石 带上一本书 到吉隆坡漫步 4位地贫女孩 用音乐传递希望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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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的儿童文学,他说中国其实有高水平的作品,比如201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曹文轩,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代表人物,另外还有很多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也很优秀。 儿童文学作家必然是说故事的能手,在中马作家学者交流座谈会上,中国作家薛涛小露身手即赢得满堂喝彩。 他提到他第一次知道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是四十多年前还是小学生的时候,而且知道的方式很有趣。那时候每学期拿到新书以后,她母亲都会帮他的新书包书皮,且特别喜欢在他的语文书封面上画两棵树。他问:“妈,东北没有这种树,这是什么树?”母亲说是椰子树,“这种树马来西亚才有,”他才第一次知道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一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前阵子他向母亲汇报他要去四十多年前语文书封面上长着椰子树的那个国家,问母亲去马来西亚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我母亲说,‘你要注意街边椰子树上面的椰子,据说它不会砸好人,’所以我就带着一种期待,来马来西亚我要试一试,我不是要试一试它是否砸人,我想试一试我是不是好人。我这两天每天早晨和晚上有时间的时候,我都到椰子树下面想给它站一会儿,当然小心翼翼,因为我也不清楚我是不是好人。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是一个好人,还没有被打爆……这就是我对马来西亚的认识。” 与插画大师合作出书 言归正传,说到中国的儿童文学,他说中国其实有高水平的作品,比如201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曹文轩,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代表人物,另外还有很多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也很优秀。 这次来马来西亚,他有个新书发布会,这本书是他和插画大师伊戈尔·欧尼可夫共同创作的《邀人跳舞的小兽》的马来文版,故事说有一只野兽想和人类跳舞,但大人都不同意,最后是一群孩子接受了野兽的邀请。他期待这本书出版以后,“能有更多马来西亚的小朋友和大朋友,都来和我这本书一起跳舞。” 丁墨:不容忽视网络文学 在中国,网络文学已然是不可忽视的文学形态,而且已成为影视改编一个重要来源。像几年前热播的《他来了,请闭眼》和《如果蜗牛有爱情》,就是改编自中国网络作家丁墨的同名小说。 丁墨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太典型,但又有些典型的网络作家。“说不太典型呢,是因为我个人的成长经历,跟大众心中想像的网络文学作家不太一样。但是说有些典型,是因为其实在网络文学群体中,有一批人跟我的成长轨迹是相似的。” 丁墨毕业于北京大学理工学科,从北大毕业后曾供职于金融公司,直到30岁左右才从事全职的网络文学写作,至今已有10年。 在她看来,网络文学天生带着互联网野性和颠覆的血统,是自我定义价值标准的。她说,在中国只需要一台电脑,有时候连电脑都不需要,只需要每天花几块钱去网吧上网创作,就能够没有障碍、没有边界地跟所有人分享故事。作家因为创作出经典的网络作品而改变命运的故事,在中国数不胜数。 “拿我自己的例子讲,我2012年辞职之后住在北京,有句古话说‘长安居大不易’,我那时候房子特别小,也没有书房,连书桌都没有,就只能拿着笔记本电脑趴在沙发上写,当时想着写不出来的话我就回去上班。幸好运气比较好,一年之后创作出一部当年占据所有女性向网络文学榜单冠军的作品,叫《他来了,请闭眼》,这个小说后来由霍建华和马思纯主演。” 中国网络文学市场到底蓬勃到什么程度呢?她举了一个例子,说影视市场当年热播的电视剧,可能五六年前在网络市场就已经写烂了。“网络读者可能不看了的东西,但是对观众来说它是很新的。” 网络文学在中国已经成为版权市场最大的源头,她以自己为例,目前她已有19本简体小说出版,基本上所有作品都已经同时出版了繁体、越南语和泰语,有十多本小说也已经改编成影视游戏动漫,所以她认为网络文学不仅重新定义了自我价值,也对中国版权市场的风向和发展前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说,她认为网络文学已然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是中国一大独特的文化新观,非常年轻,生命力旺盛,可以覆盖一切年龄层次和文化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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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马来西亚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本地作家许友彬认为大概是2006至2016年。那黄金年代如今已经远去,他说:“我们这边小朋友的阅读量好像越来越少。” 尽管如此,本地依然有一群人很积极推广儿童阅读还有童诗,只盼那些在孩子心田种下的儿童文学幼苗,将在不久的将来开花结果。 许友彬:写小孩爱看的故事 本地读者对许友彬不会陌生,尤其许多现在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都是看他的儿童小说长大,或者看过他被翻拍成电视剧的作品,像《七天》、《闪亮的时刻》、《十月》等等。但他其实不是一直都在写儿童小说,他年轻时什么都写,直到50岁那年才开始创作儿童小说。 当时候,本地已有不少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可是那时期的儿童小说都写得很短,基本上没超过3万字,他朋友也都说小朋友看不了超过3万字的小说,但他偏不信,心想如果小说只有3万字,故事还没进入高潮就结束了怎么行?所以他坚持要写长篇的儿童小说。 “我的目的其实不是要写文学作品,只是大家误会了,以为我想写文学作品。”他说:“我的目的是写儿童喜欢看的故事,就这样罢了,如果儿童喜欢看,我就很高兴;如果能卖得出去,我就更加高兴。那时候我们的阅读风气不是很好,如果能写一些儿童喜欢的作品,令更多人更爱看书,我觉得也是一件功德。” 当年小说写好后,当要印刷的时候,本地新书通常只印1000或1500本,但他将最低目标设定为3000本,心想如果销量没有超过3000本,他从此就不再写儿童小说。 新书推出后,他走入校园给学生导读小说,结果反应非常好,他那本小说当年不止卖出3000本,而是卖了3万本。后来他陆续写的几部小说也同样很受欢迎,2009年他就走出马来西亚,去参加北京国际书展,成功吸引中国3家出版社要跟他签约。 中国市场大,他比喻作大草原,“我觉得我一个人去吃草不够,我要带其他作家一起去吃草,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培养本地作家。” 当年他说出这个理想之后,很多人嗤之以鼻,说他不是大学教授,凭什么培养作家?但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他办比赛给奖金,还有给作家版税,试图改变本地出版业的机制。 回首过去,如果要说他最大的贡献,他觉得是给作家版税这件事。他说,以前的作家只领稿费,写多少字就领多少钱,稿费通常都给得很少。“给版税不一样,你不一定要写很多字,只要你的书卖得好,你就可以得到很多钱。后来我们这些作家,得到的钱的确比他们拿稿费可以说多10倍甚至10倍以上,所以就有很多人愿意写。” 经过多年努力耕耘,他和他的红蜻蜓出版社大概培养了20位作家,也带领了七八位本地作家进军中国市场。 黄金十年成追忆 马来西亚儿童文学的黄金年代,他认为大概是2006到2016年这段时期。那黄金十年如今只能追忆,因为拿他自己为例,10年前他的书一年能卖3万本,但现在他出书,一年要卖3000本都很困难。 “我们这边小朋友的阅读量好像越来越少,”他说,这可能跟现在学生世代习惯用手机阅读有关系,毕竟要用手机阅读长篇小说比较困难。不过说不定在手机阅读的时代,童诗反而更受欢迎,“可能下一个时代就是童诗了。” 黄先炳:推荐小朋友看好书 虽然本地学生的整体阅读量可能大不如前,但不能否认还是有些小学生很爱阅读,且国内也有一群很热心的老师,十多年来努力不懈推广儿童文学。 说到儿童文学的推手,不能不提彭亨立卑东姑安潘阿富珊师范学院中文讲师黄先炳博士。他形容自己是“种草的”,2012年创立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协会在阅读推广方面有3项重点工作:儿童阅读营、班级读书会和教师读书会。 儿童阅读营刚成立时,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儿童阅读营,有些小朋友还问工委“为什么没得玩的?”黄先炳说,儿童阅读营的概念主要是根据英国儿童文学家艾登·钱伯斯提出的阅读循环圈(Reading Circle),也就是“选书”、“阅读”和“回应”。具体来说,阅读营会向小朋友推荐好书,接着让小朋友持续默读(先从15分钟开始,再视情况拉长时间),之后请小朋友自由书写阅读心得,以及向大人介绍他们在阅读营读过的书籍。 “阅读营重点介绍的书本是有10万字的,所以小孩子不是不看长篇小说。”他说:“我们每年会换书本,这些书本大多数是儿童小说。” 这个儿童阅读营最初只在彭亨关丹举办,后来渐渐有南马和北马的小朋友慕名而来,阅读营也因此拓展到其他州举行,还发展出初阶、进阶和高阶不同阶段。初阶主要是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进阶是培养儿童的阅读能力;高阶则是培养儿童的阅读品味。 他预测,儿童阅读营来到今年将会突破150场,参与的儿童约有8000人,参与的老师则超过5000人。 如果说现在的小孩不爱看书,他表示儿童文学协会不会同意。他本身曾经在一次活动的闭幕礼上,问在场的小朋友喜不喜欢阅读,小朋友都回答喜欢。可是当他问学校的语文课好不好上,小朋友则回答“不好,很难”。 他认为,如果语文课不是学生最喜欢的科目,甚至可能是学生最讨厌的科目的时候,“我们就要检讨,到底是语文课出了什么问题。”但不管怎样,他相信只要早早在孩子心田埋下阅读的种子,喜欢阅读的孩子还是会喜欢阅读。 刘育龙:众人才推广童诗 除了儿童小说,另一种在本地比较受重视的文类是童诗。至于是什么有利条件带动童诗的发展,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刘育龙提出几个重要因素。 “首先是体制。”他说,2003年,习写儿童诗歌的技能被马来西亚课程发展司纳入小学华文课纲,当这变成需要学习的技能,家长和老师自然而然就会带领孩子去重视和学习童诗。接着从2004年开始,我国教育部每年都举办全国中小学诗歌朗诵比赛,至今办了18届,在推广童诗创作和朗诵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认为这是两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因素。 除了体制,也有很多人士在推广童诗方面功不可没。他觉得首先一定要提的是梁志庆和年红,他们俩对童诗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从著书、给讲座,到举办儿童诗歌创作比赛等各个方面都无私付出。 接下来他介绍郑秋萍。郑秋萍虽然也写童诗,但他认为郑秋萍最大贡献在于童诗的推广方面,她经常到全国各地学校给老师讲座,分享如何赏析童诗,如何创作童诗。不仅如此,她还编写好几本教导孩子如何按部就班创作童诗的著作,例如《简单有趣写童诗》第一和第二集。 另一位他很佩服的是宋飞龙。宋飞龙到目前为止已经自费出版了大约10本童诗集,就连卖书他也亲力亲为,像个苦行僧那样努力耕耘。 最后,他介绍了林健文。林健文是水利工程师,但他除了写童诗,也担任童诗创作比赛和诗歌朗诵比赛的评审,还编写《带很多的行李箱去海边》童诗集。这本童诗集除了编选成年作家写的童诗,也收录幼儿写的童诗,其中年纪最小的作者只有三四岁。 童诗创作奖项,花踪最具代表 另一方面,刘育龙也介绍本地一些跟童诗创作有关的活动,例如2022年,马大中文系和《星洲日报》联办童诗赏析和创作课程,当时除了安排5堂课,前后也举办了两次童诗创作比赛。由于活动反应不错,马大中文系后来再接再厉主办蓝月亮少儿写作班,课程内容包括童诗导读和童诗创作。 至于跟童诗创作有关的比赛,他认为最有代表的是花踪文学奖。花踪文学奖在1999年设立儿童文学奖,不但吸引本来不太写童诗的马华作家尝试写童诗,也让本来就写童诗的人终于有机会华山论剑。只可惜2007年之后,儿童文学奖被取消,但2023年征稿的第十七届花踪文学奖又特设了童诗奖,他相信这个奖项会为本地儿童文学留下清亮的回响。 还有就是彩虹出版有限公司与南马文艺研究会联办的全国华小童诗创作比赛,这个比赛至今连续举办25届,他相信这比赛已在很多孩子的心目中种下儿童文学的幼苗,“我们期待有朝一日这些幼苗能够开花结果。”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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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小坡的生日》正好是一本在炎炎夏日可赏读的小说,无它,只因为小说里绚丽缤纷的色彩太诱人了。老舍在战前两次到来星洲。第一次是1924年夏天,当时只是从上海前往伦敦,途经新加坡玩了一天。第二次则是1929年秋天,这时他执教合同期满先到欧洲游玩,后来因经济问题“钱只够到新加坡”,便乘坐三等舱前往,停留5个月之久,期间还在新加坡华侨中学任教。 第二次南来的老舍不过30岁出头。此前,他已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华语学系的讲师,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也已于1926年在上海出版。老舍这趟南行之旅,某程度是受到英国小说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影响,显然为了“找写小说的材料”而来看一看南洋的。 《小坡的生日》是地地道道的南洋儿童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小坡的新加坡小男孩和他的哥哥大坡、妹妹仙坡与同龄玩伴的生活趣事。老舍读了康拉德小说后,认为这老外把南洋写成“白人的毒物”,而东方人在西方小说里“只在那儿点缀,以便增多一些颜色”,老舍正准备反其道而行之,他一心要来写中国人的南洋。 可爱的小坡带来了一帮小孩:两个马来小姑娘;三个印度小孩,二男一女;两个福建小孩,一男一女;一个广东胖小子,就这样拼拼凑凑地在花园里玩起坐火车来,大家由小坡领着头,上路到吉隆坡去。火车玩累了,大伙说着笑话,吹起喇叭,唱起自家语言的歌儿来,玩笑着,胡闹着,打成一片。 老舍决意把小坡——新加坡第二代华人放到台面上来,以天真烂漫童趣的对话,呈现出孩群之间的互动。小坡即活泼又调皮,但他内心正直善良。小坡对“生日”很好奇,他跟妈妈之间的对话,读着就觉得逗趣: “生日就是生下来的那一天,比如仙坡是五月一号生的吧,每到五月一号我们就给她庆贺生日,明白不明白?” “妹妹不是白胡子老仙送来的吗?” “是呀,五月一号送来的,所以就算是她的生日。” “呕!我可得记住:比如明天桌椅铺给咱们送张桌子来,到明年的明天,便是桌子的生日,是这么说不是?妈!” 妈妈笑着说:“对了!” 终于到了小坡生日这一天。一家人就出门去植物园,看猴儿,看电影。电影里头出现的大脑袋把妹妹仙坡吓坏了,爸爸安慰说:“不用害怕,那是鬼子脑袋!” 后半部写小坡的梦境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小坡的朋友张秃子在校在家都不快乐,干脆把自己变成了猴王,与狼群开战起来,打得激烈,小坡也参与其中,最后为了要打救电影角色中的嗗拉巴唧,小坡带领着各族小伙伴,展开了人、狼、猴、猫和虎的大战斗。 老舍在小说中写道:“谁能拦住你作梦?先生可以告诉你不要这么着,不要那些着,可是他能说,睡觉的时候不要作梦?父亲可以告诉你,吃饭要慢慢的,喝茶不要唏溜唏溜的响,可是他能告诉你要一定怎样作梦吗?只有在梦里,人们才得到真正的自由。”老舍为小坡争取独立和自由,小坡在梦里是个真正可以发挥的人了。小坡是个“领导者”、“保护者”,他正气,也有义气,他可以团结友伴,创造社会和谐。 即将百年过去,老舍这部6万字的儿童小说,并不过时。今日少年若能把它捧在手上,仍然可穿越时光隧道回到历史现场。那年的南洋儿童,他们的成长故事,地方上的人文风情,在老舍明确的写作动机下,都得到了验证。 老舍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说过:“无论怎样吧,我想写南洋,写中国人的伟大;即使仅能写成个罗曼司,南洋的颜色也正是艳丽无匹的。”又在散文〈还想着它〉谈起那段居留星洲的想法:“我要表扬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树是我们栽的,田是我们垦的,房是我们盖的,路是我们修的,矿是我们开的。都是我们作的。毒蛇猛兽,荒林恶瘴,我们都不怕。我们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很爱南洋——它在我心中是一片颜色,这片颜色在梦中构成各样动心的图画。”站在中国本位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老舍自然认为东方人不应该是配角,也正是如此,他把东方小孩描绘为小说里最闪亮的主角。 2006年,老舍的儿子舒乙来到马来西亚,不确定是否循着父亲的足迹而来。舒乙也是知名中国作家,首部作品写的就是《老舍的童年》,他曾参与筹备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2021年在北京逝世。今天在新纪元中文系办公室入口处,直竖挂着“中文系”三个大字,即来自舒乙当年抵马时留下的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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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品能够感化本心被蒙蔽的成人,例如《小王子》就常被誉为“一本写给大人的童话故事”。许多诗人包括西西、顾城和海子的某些诗作写得接近真纯状态时,其用语和意境,亦会与童诗相近。艾默生说过:“自然的爱好者……即使进入成年,他仍然保有孩童的心灵。”《带很多的行李箱去海边:马华童诗集2022》有不少想像力非凡的作品,借着童眼让读者换个角度欣赏地球美景。比如梁志庆的〈一杯大海的橙汁〉把大海比喻成橙汁,夕阳成为香橙切片,甚为清新。 另有一批童诗作者借孩子的口吻挑战大人的思想定见。林健文的〈壁虎〉反思害虫和益虫的分类不过是人类自私的思考方式。刘雅琳的〈猫〉呈现不同宗教的天堂想像,但在孩子眼中,猫的天堂一定是有鱼的地方。周锦聪的〈我的星期八〉写孩子幻想拥有星期八,好让自己接近大自然,母亲却想要在这一天安插心算班。这些诗俨然是一首首“儿童抗议诗”,以孩子的纯洁对比大人的狭隘。 《带》也有许多抒发思念之情的童诗。尼雅的两首童诗先以轻盈的童真铺垫,再于诗的结尾处流露款款真情。我们无法断定“妈妈”何时离开了诗人,抑或这两首诗其实是诗人的午夜梦回,以当年的孩子气对多年不见的母亲表述思情。无论事实为何,这些深情的童诗,都会让读者心中隐隐浮现某个特别想珍惜的人。 事实证明,童诗也能处理很多大人的问题。杨梹把世界这个权力场比喻成重复接合拆解的方块。无花把生命比作不断转圈的陀螺,生活则是原地打转的木马。本是童趣的游戏,到了大人那里怎么就变成乏味的生活写照?大人为了什么晕头转向?作为“发问者”的孩子是不是罪魁祸首?这首诗衍生的讨论可以既有趣又深远。 小孩是天生的诗人 被分成成人组和幼儿组二辑的《带》,让我们看见两个年龄层的诗人趋近童心的不同路径。其中最小的诗人只有3岁,编者借其诗说明小孩是天生的诗人,他们写的童诗浑然天成,无需过多修辞。 主编林健文在序文写道,马来西亚缺少童诗的发表园地,许多小学老师找不到好的朗诵诗稿。随着时代变迁,童诗也不该只停留在对大自然的歌颂中。在这个背景之下,我认为《带》可以成为绝佳的参考诗集,让2022年的孩子重新接触新时代的童诗。其实,心灵麻痹的大人们更应该拥有这本诗集,以便在营营役役的人生中借几首篇幅很短的童诗,找回生命的原初悸动。于此仿拟刘育龙的〈神奇的世界〉,邀请大家一起寻回失落的赤子之心: 可不可以请你找一个星期天 带着诗集到我家来 让我们一起被吸引进 诗集那神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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