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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绘本

为了让孩子接触更多元的文化,沙亚南拉惹敦乌达图书馆、瑞典驻马大使馆和马来西亚儿童读物联盟(MBBY)合作,举办长达1个月的绘本特展。在2月26日举办的开幕典礼上,瑞典大使馆邀请当地教授前来分享,如何透过童书绘本推动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等深刻的议题。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蔡伟传 “儿童文学对国家认同有一定的影响力,瑞典最著名的儿童文学《长袜皮皮》(Pippi Longstocking, 1945),她独立又敢于挑战权威,对瑞典人来说,她的地位不可抹灭,甚至是代表瑞典的一个象征符号。”节录自剑桥大学前任教育学院院长玛丽亚·尼古拉耶娃 (Maria Nikolajeva)的〈Two National Heroes: Jacob Two-two and Pippi Longstocking〉一文。 在瑞典,儿童绘本可说是陪伴孩童成长的好伙伴。尚未识字的幼儿,透过父母口述书中图画,塑造对社会的认知。若从瑞典的儿童文学来看,不难发现和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息息相关。 “瑞典的儿童绘本的内容涉及不同领域,无论是老师、图书管理员、学者或出版商,大家都深信阅读有改变少年的潜力,帮助他们的个人成长。”专注在儿童绘本领域、目前任教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埃琳娜·德鲁克(Elina Druker)分享。 她认为,针对生涩难懂的社会议题,儿童文学(注)让孩子们在童年时就能够接触,她分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荣誉教授鲁丁·西姆斯·毕肖普(Rudine Sims Bishop)曾发表的言论,“多元文化的文学作品,能够作为一扇窗口和一面镜子,不但让读者从窗口远望世界,也让他们从镜子看到自己。” 因此,德鲁克强调图书也能成为儿童开拓眼界的视窗,让他们更了解不同的人文风景。 *注:儿童文学的定义,是指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文学作品。 瑞典童书发展历史 19世界末20世纪,民族浪漫主义和美学运动席卷欧洲。当时瑞典的女性运动萌芽,且注重公共教育政策,当地开始关注儿童的美感教育。对此,瑞典教育改革家以及女权主义者爱伦凯(Ellen Key)呼吁,20世纪应当是儿童的世纪,提倡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她随后出版名为《儿童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的书籍。迈入新世纪之始,关乎孩童教育的权益,终于搬上历史舞台讨论。“凯强调,儿童发展不应该被框住,应追寻自由意愿。即便这样的论点,她在百年前就提出了,但其影响在瑞典尚未散去。”德鲁克说。 为了对抗工业现代化,在那时瑞典兴起的民族主义,推广回归自然的美好。瑞典画家艾莎·贝斯寇(Elsa Beskow),在1910年出版《森林里的小宝贝》(Tomtebo Barnen),描绘住在森林深处的精灵家族,和大自然共生的故事。 “贝斯寇要传递大自然美好的想法,书中的儿童善良、乐于助人,同时拥有高度的自由。尽管《森林里的小宝贝》传递道德价值的重要,同时强调孩子的个性发展不该被限制。” 而时代不停往前推进,人类面对的课题更为复杂,无阻瑞典创作者将这些议题作为童书绘本的主轴。 透过童书谈论性平 谈及性别平等的课题,瑞典是国际间的楷模。 1945年,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创作的《长袜皮皮》(Pippi Longstocking)首次出版就大受欢迎。 主角皮皮留着一头红发、两条翘起的辫子、脸上的雀斑,脚上的长袜子颜色不一,穿着自己缝制的连身裙,独自住在一栋大房子里,不需要去上学。由于放肆、自由、乐于助人的性格,皮皮成为女孩子的榜样。 “但大众对皮皮的争议不减,《长袜皮皮》挑战传统的性别规范,因为她调皮的形象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期待当时大家认为女孩得彬彬有礼,行为举止都要礼貌。” 1972年,作者古妮拉·贝里斯特罗姆(Gunilla Bergström)创作了名为《阿尔菲·阿特金斯》(Alfie Atkins)的绘本。故事中描绘主角和爸爸的故事,德鲁克说:“这或许是瑞典第一个单亲父亲的作品。”在绘本中少了母亲的角色,只有父亲一个人照顾阿尔菲,作家真实地呈现家中混乱以及衣服四散的环境。 无独有偶,阿尔菲和皮皮的都是令人头痛的“野孩子”形象,最终却成了瑞典儿童人物代表。或许,这些儿童作家们想传递的,正是人类与生俱来、却被遗忘在后的“狂野”童真。 家长也有疲惫的时候 瑞典绘本童书除了展示孩童好奇、活力满满、不受控的天性,在巴布鲁·林德格林(Barbro Lindgren)和爱娃·艾瑞克松(Eva Eriksson)创作的《野孩子》(The Wild Baby)中,更着重描绘母的疲惫心理。 “书中写到,妈妈很爱她那个小而珍贵的孩子,但他总是不听话,很吵闹……有时候,童书的内容也会把一些讯息带给成年人的内容,那些当了妈妈以后忘记的事情。” 在皮雅·林登堡(Pija Lindenbaum)所创作的《阿文的妈妈喷火了》(When Owen’s Mom Breathed Fire)中,他以恐龙的形象代替母亲,刻画阿文妈妈在教育小孩时,面临的心理矛盾和沮丧。 国际议题从小读起 2015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当时,难民乘船渡海意外身亡的死亡数字屡破纪录。而在欧洲童书市场中,也出现与难民有关的内容。瑞典儿童文学作家乌尔夫·斯达尔克(Ulf Stark)以二战时期为背景,创作《海上的妹妹》(The Sister from the Sea),讲述女孩从芬兰逃到瑞典,深刻地描绘孩子被迫离家的悲伤,与难民情况无异。 另外,林登堡的另一本童书《Poodles and Fries》在讲述“流亡”的主题上,更具批判性。故事以狗替代人型,它们因干旱被迫离家,德鲁克说:“书中一幕展示,主角航海扬帆到他国,却被当地人拒绝,这样的故事线微妙地符合和那时的局势。”透过童书绘本有助于处理可怕的新闻事件,透过书中的角色带着读者一步步了解历史故事。 “这样就能创造一个空间,让孩童讨论在现实世界难以讨论的话题。”她说。 为配合“我们来谈谈吧!”(Jom Kita Bincang)活动,即日起至4月10日,拉惹敦乌达图书馆一隅以瑞典风格打造一个小小的阅读角落。此外,在一旁也设有“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奖”(Astrid Lindgren Memorial Award )与“绝不使用暴力”(Never Violence)的展览,供民众前来感受瑞典儿童文学的魅力。 更多【新教育】: KLCC公园 巴西大师留给吉隆坡的绿宝石 带上一本书 到吉隆坡漫步 4位地贫女孩 用音乐传递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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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大人要给孩子找中文绘本不难,市场上也有很多英文绘本,可是马来文绘本相对不多,尤其由本地人原创的马来文绘本更是少之又少。也许因为这样,本地中学老师凯鲁(Mohd Khairul Azman Ismail)创作的马来文儿童绘本更显难得,他的作品特别受中文圈家长的喜爱,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不久前在雪州一个书展活动,有一位叫伊丽莎白的华裔小学生在妈妈陪同下,请求绘本作家凯鲁为她签书。伊丽莎白很喜欢凯鲁的绘本,她翻开绘本里描绘马来传统糕点的那一页,一一说出每种糕点的名字,显然她从凯鲁的绘本学习到不少东西。 凯鲁其实是业余的绘本作家,他的正职是中学老师,目前在沙亚南一所国中教伊斯兰教育和阿拉伯文。他说:“华裔家长真的很给力,他们舍得买很多绘本给孩子阅读。据他们说,他们孩子已经有很多中文和英文绘本,缺的是马来文绘本,可马来文偏偏又是学校的必修科,所以只要看见不错的马来文绘本,他们都会很支持。” 凯鲁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受中文圈家长欢迎是2022年。那一年,他因为肺炎在医院住了两三个月,即使手上扎着针,他仍坚持在病房里画画。当时,关于他生病和需要筹医药费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传开,不久后他就收到很多购书订单,这些订单大多来自华裔家长。 他的太太阿丝依法(Asyifah)至今仍然深深感激:“他在留院时突然间就爆红了,我们也不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但确实收到很多来自国内各地的订单,多到我们需要加印书本。” 当然,凯鲁作品受欢迎不只因为他是本地作家的关系,事实上他有实力,作品曾经得到多个国际奖项的肯定,例如入选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荣誉榜单、韩国南怡岛绘本插画双年展和荣获东南亚儿童绘本卓越奖。 以猫头鹰作个人标志 凯鲁创作儿童绘本的起点始于2013年,那年他参加教育部的教师创作项目(Program Pembangunan Pengkarya Guru),这个项目旨在培训有才华的老师出书,例如有的老师写诗,有的老师写小说,而他选择创作绘本。 虽然他不是美术科班出身,但他父亲是吉兰丹的峇迪画家,他从小就受父亲启发很爱画画。另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人是已故绘画大师尤索夫盖佳(Yusof Gajah),多年前他参加尤索夫盖佳主持的工作坊,工作坊结束后两人仍保持联系,他常登门拜访尤索夫盖佳,请大师点评作品。 他说:“大师都不收费,我就带炸香蕉去拜访他。平时如果我有任何疑问,我也会直接向他请教。”不仅如此,他还效仿尤索夫盖佳凌晨3点起来画画,画完后拍张照片请大师点评,大师都不吝于指点哪里好、哪里不好。 尤索夫盖佳以绘画大象闻名,他名字“Gajah”指的就是大象。而凯鲁的昵称是“Khairowl”,字尾“owl”是猫头鹰的意思,猫头鹰俨然已成为他的标志,他画过几本以猫头鹰为主角的儿童绘本,自创的出版社也叫“Owlybooks”。 在很多童话故事中,猫头鹰常以智者的形象出现,凯鲁就是喜欢猫头鹰的智慧象征,而且他说猫头鹰很容易画,用几何图形就能够组合成猫头鹰的模样,小孩子学起来也很容易。 除了猫头鹰,他也画过很多动物,比如他最新作品的主角是猫咪,这个系列出现的5只小猫咪Tam-tam、Bani、Koko、Omot和Oyen都是他真实生活中的宠物,每只都有鲜明个性,他心想既然他如此熟悉它们,何不就以它们为创作题材?   与太太合作创作绘本 从2013年开始学习出版到现在,凯鲁创作了将近40本儿童绘本。这些作品有的是他一手包办;有的是别人负责写故事、他负责画图,其中大概10本是他跟太太阿丝依法的联手之作。 阿丝依法也是中学老师,和凯鲁同样来自吉兰丹,同样到约旦留学,也同样是伊斯兰教育和阿拉伯文科的老师。 “别看绘本的文字很简短,”阿丝依法说,其实要把故事讲好不容易,因为绘本的原则是“show, don’t tell”,意思是不要用说教的方式讲故事,也不要把所有故事细节讲得清清楚楚,但要如何让读者领略内容隐藏的旨意,那就非常考验作者说故事的功力。 画图也同样不简单,比如凯鲁去年住院期间画了一本关于农历新年的绘本,里头描绘华人新年习俗和各种年饼,当他向网友分享作品时,有人指出他误把中秋节月饼当年饼,他只好重新画过。“所以说,儿童绘本虽然是给儿童阅读,但不能因为读者是小孩而马马虎虎,我们动笔前还是要好好考究,避免传达错误讯息。” 在本地从事绘本创作,凯鲁认为主要难题在于不知道家长会如何使用绘本。他说:“有些家长把绘本交给孩子就不管了,但儿童绘本不能这样,家长应该与孩子共读,因为绘本里有很多隐藏的意涵,每读一次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还有一些家长,认为绘本的字数太少,但如果要有很多文字,那就不是绘本,是桥梁书了。” 欣慰的是,他说,现在越来越多家长能够接受绘本图多字少的表现方式,所以绘本读者变得越来越多。只不过现在的孩子习惯滑手机,这对出版实体书的绘本作家和出版商来说都是一大挑战。虽然不能否认手机里也会有很多很棒的内容,可是滑手机毕竟跟手上捧着实体书阅读的体验很不一样,“我们还是希望把实体书还给儿童世界。” 教程工作永远摆第一 凯鲁从以前到现在都坚持以水彩作画,他对作品素质要求很高,包括书本应该用什么样的纸张印刷,还有印刷的色彩应该怎么调,这些他都很讲究,他之所以成立出版社,其实也是为了对自己作品有绝对的掌控权。 虽然绘本出了一本又一本,但他没有忽略他在学校的教学工作。平时在班上,他喜欢一边讲课,一边在板上把内容画出来,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话,学生会比较容易吸收知识,上课也会变得更有趣。校方当然也知道他很会画画,所以即使他不是美术老师,学校的壁画都会交给他创作,还有学校的美术学会也是由他指导。 对他而言,创作绘本是他的兴趣,更是他自我疗愈的一种方法。像他去年生病住院的时候,是绘画让他暂时忘却伤痛,也是他排遣心中郁闷的情绪出口。但不管怎样,他一直都很清楚应该把教书摆在第一位置,绘本才是第二,“而第二永远不可以侵犯第一,如果影响了就是不对。” 教书确实是老师重中之重的工作,但是他觉得,如果老师有其他方面的才华也别埋没,不妨找机会试试看能不能施展才华。像他当年如果不是参加教育部的教师创作项目,他不会知道原来自己除了教书,也可以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绘本作家。 “本地如果有好的作品就应该支持和推广” 要推广儿童阅读,很多人都会选择从绘本开始。巴生培英华小的资料中心负责老师罗燕斐在为学生挑选绘本时,发现市面上华文绘本很多,英文绘本也不难找,可是马来文绘本少之又少。于是她开始去了解本地有哪些马来文绘本,机缘巧合下接触到凯鲁的作品,她觉得难得有中学老师创作儿童绘本,最重要是“他的作品很贴近孩子的生活,也像很多英文儿童绘本那样注重押韵,读起来比较简单且有趣”,因此想要把凯鲁的作品介绍给学生还有其他老师。 近年来,投入马来文绘本创作的人比较多,她举例像Gasing Buku起点文化,虽然这家出版社成立没有很久,可是出版马来文绘本的努力值得肯定。除此之外,还有几家出版社也致力于推广马来文绘本,可惜要在本地市场撑下去还是不太容易。 作为学校的阅读推广老师,她乐于向学生推荐好的作品,并且想过要邀请像凯鲁这样的马来作家到学校办分享会。这么做不仅仅因为要给小学生多接触马来文读物,也因为她一直认为,“本地如果有好的作品就应该支持和推广。”   更多【新教育】文章: 离开家乡远赴他乡 在独中的国际生  Colllab社计手 汇聚建筑师和大学生推动社区建设 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跨过山河寻找被遗忘身影 为西马18族原住民发声 【火星计划】 以废弃油棕园 造灾害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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