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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至

1936年夏,蔣復璁致信馮至,說上海同濟大學願意聘他為教授,馮至回覆同意,7月下旬一人到上海。其妻姚可崑,同一夏天受聘天津女子師範學院教職,聽取馮至父親勸告,她婉拒邀請。家公認為天津局勢不穩,非久留之地,她最後帶著兩個月大的女兒到上海和丈夫相聚。 他們在吳淞鎮租一座小樓房,住所離同濟大學附中不遠。姚可崑被安排在同濟附設高級職業學校教德語,校址在江灣,乘小火車往來。 不久二戰爆發,同濟大學遷至浙江金華。不過兩個月,金華也成戰區,同濟大學轉到江西贛州。一年不到,輪到贛州不安全。本預定遷往廣西八步,還未上課,日軍來襲,於是改為遷校昆明。 1938年秋,姚可崑染阿米巴痢疾,十天十夜,不省人事。馮至坐在床邊,拉著她冰涼的手,日夜守護。她康復不久,馮至父親去世,局勢動亂無法奔喪,馮至讀著家書泣不成聲。不如意事接二連三,加上同濟大學日子不好過,馮至心情壞透。他兼任附中主任,面對校內左翼和右翼鬥爭,傷腦筋事層出不窮。他認為領導無能且狡詐,欺善怕惡,一度辭職抗議,被國民黨組織部長朱家驊挽留。 1938年12月馮至一家抵達昆明。一住就是7年。日子一樣貧苦,並且幾次感染疾病,但是後來轉到西南聯大執教的馮至心情大好。那裡文人薈萃,繼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學風,思想自由,各不相擾,只要把書教好,誰也管不了誰。“馮至回國已經4年,可以說是首次找到適合於他成長的土壤。”姚可崑說。 漂泊人生,淡筆濃情,姚可崑的《我與馮至》,確實好讀。雖然歷盡滄桑,筆下卻沒有悲慼控訴。出現人物,大部分是馮至益友。偶然涉及負面人事,都是蜻蜓點水。小場景處處流露溫情,提供另一種維度的人生意義。 馮至才華橫溢。璧華的《中國現代抒情詩100首》是我中學時期一翻再翻的現代詩賞析集。馮至有4首詩入選,和徐志摩並列。被選中3首詩的詩人有聞一多、卞之琳、艾青和蔡其矯,大部分詩人只有1首或2首入璧華法眼,馮至重要性不言而喻。 最有意義的事是共同散步 馮至是德國文學權威,在上個世紀50年代北大西語系,用柳鳴九在〈回憶與思考朱光潛〉中的話,馮至和朱光潛齊名,是“超越眾大家的一級教授”。對眾所周知的文壇和學術地位,姚可崑只是輕描淡寫,多年來相親相愛、互助互諒、休慼與共的經歷才是書寫回憶錄動力。“在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歲月裡,我們和中國一般的老百姓一樣,都不免要經歷某些必然的苦難和歡樂。但總的看來,我們一生的旅途上並不曾受到過什麼帶有致命性的打擊。換句活說,生活很平凡。平凡的人走著平凡的路。” 說沒有受到“致命性的打擊”,不過是看透生命本質。回憶錄只寫到1965年。若把文化大革命中離奇古怪的事蹟寫入書中,她說可以湊成一章,但是“她不想寫”。她在結束語說馮至在十年浩劫中是雙料黑貨:“既是反動學術權威又是文藝黑線上的人物”,反覆受到批判。罪狀不勝枚舉,夫婦二人從容面對時局。“更尋高處倚危欄,閒看垂楊風裡老。”在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慌亂歲月,她說他經常吟誦老師沈尹默詩句自解。 姚可崑大馮至一年,二人相戀始於1929年。1930年馮至領取官費到德國留學,姚可崑1931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後,留在女附中教書。省吃儉用,每月工資大部分儲蓄起來,備出國之用。1932年9月,她到德國:“我們不在一起時就是各人搞個人的學習,在一起時,最有意義的事是共同散步。” 姚可崑說馮至性格溫和,脾氣好,是好丈夫。在贛州時,馮至有要事到武漢。贛州、武漢常有敵機轟炸。因為要理家,她強裝平靜,事實是夜不安眠,食不甘味。身處孤城,舉目無援:“我整天懸心吊膽,怕他出事。” 姚可崑自己也是杏壇備受尊敬的人物。她本是中文老師,後來專注德文教學。她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創辦元老,也是該系知名教授。姚可崑2003年過世。《我與馮至》完成於1989年,但是遲至1994年馮至離世一年後才出版。 “一個85歲的女人,能有機會談一談跟她的伴侶共同度過的幾十年的生活,自己感到是一種榮幸。”姚可崑說。“榮幸”二字,是相濡以沫,是夫妻之間相知相處的絕佳境界。丈夫點滴,她如數家珍,所謂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細水長流,晚年說出,力道更強也更有味道。
9月前
“三十年代我否定過我二十年代的詩歌/五十年代我否定過我四十年代的創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看過去的一切都是錯/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麼那麼多/於是又否定了過去的那些否定/縱使否定的否定裡也有肯定”。詩句引自馮至1991年3月25日所寫〈自傳〉。馮至在1979年另有文章也以〈自傳〉為名,他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澄清了頭腦裡的一些混亂思想,好像又一次明確了文章應該怎樣寫,學問應該怎樣做,力求實事求是,不作違心之論。”一詩一文,見證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坎坷道路。 1993年3月2日馮至去世。徐梵澄寫〈秋風懷故人〉悼念老朋友。“逝去了這位老友,多次我忍住了慟哭,只默默在深靜的心思中,祝他永久安息!安息!安息!”徐梵澄說。《徐梵澄傳》作者孫波說當徐接到馮至女兒馮姚平電話,被告知馮病危時,他就愣住了,隨後在電話裡失聲痛哭。趕到醫院,“看到在彌留之際昏昏睡去的馮至,坐下來,雙手握住他這兄長的左手,頭抵在床邊,像孩子一樣啜泣不停。” 朋友去世,掉淚正常。但是徐梵澄當時已經84歲,且有世外高人之譽,我讀這段文字,不免思考何以重視馮至至此。徐梵澄說馮至當入儒家者流,其言行無佛教、道教、耶教、或道學家的點染。他畢生悔人不倦,桃李滿天下,“一貫是傳統儒家精神,自知或不自知其品德已甚崇高,人望亦復增上。”又說他學養深純,為人溫和、誠篤。這些風度在其他學者或也見到,但馮至不單是學者亦是詩人。“其新詩創作,中間靈氣迴旋,甚為時人所愛讀。其詩好,由於性情真。詩人是性情中人,其於朋友,也是以真性情相見。從來沒有機械之事。” 馮至出生於1905年,1922年入北京大學德文系,畢業後擔任中學老師。1930年以官費留學生名義赴德留學,1935年獲海德堡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自然與精神的類比:諾瓦利斯的文體原則》,回國後在上海同濟大學教書。二戰期間,在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工作,大戰結束後,在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 人要不斷努力提高境界 我在中學時候讀過馮至的〈蛇〉,收錄在璧華《中國現代抒情詩100首》裡,這首情詩以“蛇”為意象,抒發一位男生對一位女生的單戀感情。在詩中“蛇”和“愛”為同義詞,“你萬一夢到它時,千萬啊,不要悚懼”,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一句。馮至寫這首詩時21歲,那是敢於將澎湃心緒付諸筆下的年齡。 然後讀《杜甫傳》。那已經是好多年以後的事了。《杜甫傳》前摺頁中說這是“一部融自己的人生經驗、創作體會和研究心得於一爐的著作。”1937年,馮至顛沛流離輾轉多地,途中讀《杜工部選集》,切身體會杜甫漂泊心情。“攜妻抱女流離日,始信少陵字字真”,他決定為杜甫撰寫傳記。二戰結束後,他終於可以安心動筆。利用多年收集資料,“只希望這幅畫像使人一望便知是唐代的杜甫,可是被一個現代人用虔誠的心、虔誠的手給描畫出來的。”他說。 學術研究講求客觀和理性精神,但是有“虔誠的心、虔誠的手”,著作才有生命力,才會耐讀。馮至著書譯書,重視心靈感悟。他是歌德專家。研究歌德時,冷靜文筆中流淌情感。他將歌德和杜甫並列,說在二戰期間,他感覺更能接近他們,從中吸取精神營養:“他們遺產中的精華具有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藝術,給人以智慧和美感,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在艱難中得到鼓舞。” “我們準備著深深地領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蹟/在漫長的歲月裡忽然有/彗星的出現,狂風乍起。”這是馮至〈十四行詩〉其中一首。人的一生要領受可預測及不可預測之事物。不只酸甜苦辣,也要領受奇蹟。人要不斷努力提高境界,作好心理準備,奇蹟到來的瞬間將會耀眼奪目。 魯迅1935年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讚譽馮至為“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馮至從不沾沾自喜,他對周良沛說羅石君的詩寫得比他好,他“觀察深刻,起點高。雖然羅石君後來到日本去了,不再寫詩。可是現在提‘沉鍾’的詩人,忘了他那不是真的歷史。”馮至對待朋友完全沒有私心,徐梵澄高度讚揚他,此為原因之一。馮至遺囑簡單:“希望與我有關係的後代,老實作人,認真工作,不欺世盜名,不傷天害理,努力作中華民族的好兒女。”
9月前
1979年3月16日,徐梵澄到北京。馮至臨時有事,由女兒馮姚平迎接老友,賀麟由學生薛華陪同,同在車站的還有徐梵澄侄兒徐崇善以及外甥女姜麗蓉。徐70歲,馮74歲,賀77歲。這一幕,馮姚平和徐崇善分別寫進〈懷念徐梵澄先生〉和〈懷念吾叔徐梵澄〉裡。 徐梵澄晚年能夠安定地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著書立說,馮至和賀麟功不可沒。他們尊重學問,不虧待老友,確保徐薪金高於他們。我最近看書常不經意流連學者和同輩人在晚年互動過程。照顧朋友是美德,欣賞朋友才華是智慧。他們本非淺薄之人,早就超越施恩圖報的年齡段。 三人都是德國留學生,初識於德國西南部小城海德貝格,賀麟著有《近代唯心主義簡釋》、《文化與人生》、《當代中國哲學》等書,是新儒家思潮中重要學者。馮至是翻譯家,是歌德研究專家,也是著名詩人,他引人注目的著作還包括《杜甫傳》,毛澤東讀後說他“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好事”,1985年我在吉隆坡上海書店購得此書,只賣馬幣5角。 馮至和賀麟同月同日生,每年二人壽誕日,三人都會小聚,頗似葉聖陶晚年心境。海棠盛開時候,葉聖陶都請少年好友王伯祥、章元善、顧頡剛、俞平伯賞花。酒飯之間,憶舊而已,設宴不過藉口,在白髮蕭疏,歷盡滄桑時仍能相聚才是重點。 賀麟1982年加入共產黨,徐梵澄寫信祝賀。揚之水問為何不同行,“賀不甘寂寞,而我,甘於寂寞。”徐梵澄說。不甘寂寞不含貶意,徐說賀有風雲之氣,他自己沒有,又說魯迅有“大大的風雲之氣”,於是乎我們理解風雲之氣指涉入世哲學,有為思想。徐說他是世界的旁觀者,不積極參與社會進展,他只有“浩然之氣”。 1992年,賀麟去世,徐梵澄參加告別會。他也83歲了,一路由哲學所老師蒙登進護送,回程時他一路落淚。揚之水去看他,請他寫紀念文章。他沉吟半晌,搖頭拒絕,說對不起賀。揚之水和陸灝合著的《梵澄先生》記徐梵澄說賀麟與蔣介石結緣,他是推手之一。蔣復璁引薦徐梵澄給陳布雷,徐拒絕,推薦賀麟。賀被蔣介石接見,拿到經費,成立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蔣介石又請賀講課,一來一往,“成為賀麟以後說不清楚的歷史問題”。 心胸寬闊的老學者 徐梵澄和賀麟交往幾十年,彼此尊重對方,見面都提前寫信通知,不逾規矩。徐需要幫忙,賀施予援手,徐初回國,需要用書,賀將所藏,包括絕版書無私借出,又把一臺德文打字機借予使用。 徐梵澄和馮至互動則更加從容不迫,隨時敲門,想去就去。二戰期間,徐經常在昆明馮家借宿,一度當馮姚平書法老師。馮姚平常到徐房裡,看他刻字畫畫,她寫他用馮至小花瓶當燭臺點蠟燭,以致把花瓶燒壞。花瓶為德國好友鮑爾所送,馮至愛不釋手,他罵徐胡鬧,荒唐,但是徐只是頑皮地對他笑,“父親拿他這位老朋也沒辦法”。 馮至去世,徐梵澄寫〈秋風懷故人:悼馮至〉,這篇文章我讀了好幾回。徐梵澄說留學德國的人數不多,沒有成派,但立身處世之節度,待人接物之作風,有形或無形,能保持中國傳統美德,又能抱取德國文教之蓄華。徐梵澄說其風格“是崇樸實,不尚華靡。行直道,不尚乖巧。守忠誠,沒有變詐。通物理,亦近人情。”考其緣由,類如古之儒家,近於“逸民”,又說這些人“終其身為學者,亦非全然默默無聞,似乎皆能守其專長,深造自得,亦復樂天知命。”宗白華、陳寅恪、馮文潛、張貴永、趙伯昂皆在此列。馮至也“算得一個”。 賀麟和馮至文革時期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多次被批鬥。徐梵澄告訴陸灝他問起“文革”遭遇,二人不說。後來從董鼎山處借巫寧坤英文回憶錄《—滴淚》,徐梵澄才知大概。馮至並不在意誰傷害過他,他更在意他傷害過誰。憾事包括在“反右”中批評艾青。風平浪靜以後,覺得言論過激,艾青受委屈了。此後他好幾次在公眾場合為艾青平反,糾正自己錯誤,高度評價艾青作品。艾青諒解不理性言論產生的文化氛圍,馮至生前最後一次住院,艾青也在相同醫院留醫,馮至重病中去看艾青,兩位老人高豎拇指,互贊共勉,留下照片。 “給我狹窄的心,一個大的宇宙”,詩句來自馮至〈給孩子的詩〉,讀徐梵澄和賀麟及馮至關係,看到心胸寬闊的老學者,所謂學養,所謂人品,所謂善念,所謂厚誼,大概如此。
10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