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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评

从影片、播客听过毛尖说话以后,见字闻声。她的文章有声,读着仿佛能听见她以机关枪似的语速,以及不带情感的冷血讽刺。直到见到真人毛尖,又觉得闻声见字。哈赤哈赤速记她说的话,敲出字来就是一串名句。例如,她说少时家里那本不停被传阅的金庸武侠小说: “从薄薄的一本,被翻成厚厚的一本,都是因为很多人的抚摸痕迹。这是一本书的成长史,也是一个年代的金庸阅读肉身体验,就是一本书被活活看得很厚……”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陈敬晖 毛尖家的那本金庸几乎24/7为读者服务。毛尖从傍晚6时读到晚上9时,上床睡觉后交给姐姐读到晚上11时,因为高中生可以不用那么早睡。大人更有资格熬夜,所以11时后妈妈接着读,读完小姨继续读。 “书如果是有生命的话,它就会被我们家累死!”毛尖说,“因为它从6点被接力到早上6点,整整12个小时没有被关上过。”不仅如此,早上6点上学去,那本金庸还会在班上继续接力读,最终还给同学带回家去,继续它的传阅旅程。 那是读书最好的年代 毛尖1970年出生于中国浙江宁波,成长于1980年代,1988年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她形容,那是怎么可能不成为文艺青年的年代。曾经文革时期被批判的“灰皮书”,各种西方世界名著开始流通。《基督山伯爵》(又译《基督山恩仇记》)凭票供应,“你知道,任何书一旦凭票或一旦被禁,它就会让人涌起更强烈的欲望。” 某一天父亲朋友送来一套《基督山伯爵》,那晚晚餐就吃得特别丰富,外婆劏了一只鸡招待人家,谢谢那份厚礼。“因为我父母那一代太匮乏了,让他们人到中年的时候还如饥似渴地读名著。”曾经匮乏,才有后来汹涌的阅读热潮。 毛尖说,宁波图书馆里的名著被写上许多旁批,“就像弹幕一样,今天的弹幕不是新的东西。”她又用“激情”来形容那个时代的读者。好比《茶花女》的故事被套用在各自县城,旁批上各种结局,又被下一个读者替旁批再旁批,最后索性夹一张纸,批个过瘾。 “那真的是一个读书最好的年代。”虽然书籍被弄得脏兮兮,“但我们真的在那些脏兮兮的书上收获了人生最丰美的滋养。中国流行语内卷指过度竞争,现代人“卷”习题、考题,毛尖的年少时代“卷”课外书,在课堂上读名著,老师也不揭穿。 就连写〈我的理想〉,毛尖写想当作家都会被同学质疑,被父母笑话“作家这职业是你能高攀的吗?”1988年她上大学,学校里的讲座都是关于文学的。她还记得,“先锋作家”马原来演讲,一整个队伍浩浩荡荡跟在后头。 文学、文艺是在1990年代跌落神坛的,也就是影视剧《繁花》演的商战,那个经济起飞的时代。毛尖感觉到校园氛围变了,同学纷纷出国,没出国的就去外资企业打工。“金钱这个维度进来了。”清贫年代大家都穿得差不多,有了钱以后就会攀比,金钱慢慢变成社会新的衡量标准。“以前作家有很多稿费,但稿费很快在外资企业的工作面前不值一提了。” 和烂片死磕到底 当然,小时候的作家梦没灭过,不然就不会有眼前的作家毛尖了。《一寸灰》《夜短梦长》《非常罪非常美》《凛冬将至》,多是她的影评、影剧笔记、杂谈。很多朋友鼓励她也去写写小说,但毛尖直言,批评的激情始终还在,压制了创作的欲望,所以还是专注于写专栏、批评文章。 批评文章始于大学时期跟着老师做文化研究。2000年开始,毛尖在香港《信报》写专栏,写对社会的批判和文化观察,25年来练就自认比较讽刺,但被他人认为很刻薄的风格。 去年底开始,毛尖在B站(哔哩哔哩视频网站)开设频道《影评人毛尖》,延续专栏“短平快”的风格。 见字闻声或闻声见字,就是这样来的。她解释,专栏只有差不多1000字,学究气的书面语是不可能吸引读者的,所以需要短平快,对不满的东西直接表明。 “我这么快这么直接地讲,或者说有时候甚至被人家认为是刻薄的表述方式,也是来自于我对当代一种批判生态的强烈不满。”毛尖不客气说道,明明是一个很差的电影硬被说成是比较好的文本,包含了对观众的误导。“即便是做广告,你也不能黑的说成白的。” “你不能用非常曲折的各种话语包装成漫长的文风,让读者不知道你的立场到底在哪里,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还是不是推荐这个电影。” 把烂说成好于毛尖而言简直天理不容,但直肠直肚的批判,下场就是得罪人。在弹幕、留言区被骂,被很多朋友“拉黑”也就罢了,可电影是门大生意,批评可能会坏了别人的生意,让她妈妈担心得劝她“不要再去骂人家的电影了”,生怕她被上门寻仇。“所以有时也觉得挺对不住我妈的,我那么大年纪了,我妈还在为我的生命安全操心。” 所幸,切身的生命威胁不曾发生过,但那些言语上的恶言从没阻止过毛尖。“大家都各种表扬,说真话的人挺少的。我不说好像自己是那几个说真话的人,但至少我摆明了要和烂片死磕到底的决心。” 久而久之,毛尖批评出了名,剧组求她写剧评,还说“没关系,你骂好了。”烂片找上门,令她有感影评人已经到了那么卑微的地步,说好说坏都没关系,人家要的只是流量,曝光就是一切。 批评了,一票人又冲着烂片之名买票入场;不批评,她又想中国电影的批评声音真是太少了。朋友多说她把生命中最好的时间拿去看烂片,“如果放在为人民看烂片的位置上,我又觉得是值得的。” 看烂片也能看出成就,毛尖自认,这些年中国影视剧把饭菜拍好,有她千万分之一的功劳。宫廷菜总不能每次拍得像塑料一样,霸道总裁不会天天吃牛排喝红酒。她真切地认为,把影视剧中的衣食住行拍好才是最好的国家宣传,“菜拍好了,饭拍好了,主旋律就拍好了。” 把电影看成时间度量衡 毛尖脑子里有个影视资料库,好比在谷歌或百度输入关键字,就能匹配出相似系列、风格、年代、套路等相关资料一起比对,然后洋洋洒洒地分析批判。说是膝跳反应,她又觉得没那么快,“我大约能完成时间地理风格的拼图,否则的话也不敢在江湖上谈电影,而且说实在现在的影迷段位都非常高。” 毛尖本来自觉是看很多电影的人,但1997年到香港科技大学念博士时,一踏进图书馆就被震撼到了。“看到那些收藏我一下觉得好惭愧,里面有好多好多电影,可能说80%的电影我都没看过,我一下觉得这个世界在等待我。” 她那时候差不多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待在图书馆,平均每天看5部电影,看到电影都成为了她的时间度量衡,看到图书管理员以为她是哪个老师的小孩没事干在馆里待着,看到毕业离校时特地去向馆员告别。 电影资料库是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郑树森(William Tay)所成立,毛尖在那里建立脑袋里的电影知识坐标,而且到现在她还是一直保持看片。后来回到上海,拜盗版猖獗所赐,她的电影阅读面又拉开了。虽然这话说得奇怪,但她挺感谢盗版。 “而且那时候盗版的老板都特别懂电影,会给片子打分。”当毛尖有点质疑,老板会头头是道讲片子好在哪里;当她拿起一张通俗的片子,老板还会看不起,美学鄙视一番。有些盗版老板看起来就是专业出身,多少让她意识到自己本是玩票性质,不是念电影专业科系。这就让她更积极,要把电影看得比专业还好。 影视剧已走到文化C位 从当年有份把书翻肿的文艺青年,到现在成为阅览影视万千的影评作家,毛尖说,影视剧已经走到文化C位(center,中心位置)。在她生长的年代,饭桌上、同学间谈的都是长篇小说,现在谈的都是影视剧。“影视剧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载体。” 那个变化表现在,以前作家去写影视剧还得偷偷摸摸不用真名,现在是影视剧来改编文本,作家开心得不得了。影视剧能随便改,王家卫改编的《繁花》骨肉、气质还在,但已不像原来的小说,大量故事是编剧写的。 “有人敢反对吗?只要你拍得好,影视剧就是可以予取予夺的,因为影视剧已经走到文化C位了。” 是好是坏?电视剧《繁花》一开播,小说一下多卖几百万册;《我的阿勒泰》一拍好,李娟的书即刻销量大增。这样的文化倒流,毛尖是挺认可的。相辅,“也不一定相成啦,有时候也会做出一些反面宣传。” 那个B站里冷面的影评人毛尖突然又出来了,说影视改编有时也会做成反面宣传,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影视剧(《红高粱》)拍得多烂啊,要是影视剧先拍出来,我说莫言那个诺贝尔奖都拿不到了。” 更多【人物】: 书法家王冬龄/乱书是自己的艺术语言 创作歌手戴佩妮/不给自己设标签 叛逆玩音乐 双金歌手黄子轩 / 回乡谱唱客语文化,却走了更远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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