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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系统

美国的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员汤普森日前遭枪杀,而在现场遗留的弹壳上刻有或代表避免理赔的“3D”策略的三个字,即“拒赔”(Deny)、“撤销”(Depose)、“抗辩”(Defend),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医疗保健系统普遍不满的关注。 “3D”策略,即一些保险公司可能会透过拖延理赔时间、拒绝理赔要求,或在法律上抗辩来降低赔付成本,通常被批评为不公平对待保户的商业策略。这三个字曝光后,社媒上出现关于医疗保险公司使用这些策略逃避支付医疗检查或癌症治疗费用的恐怖故事。 与患病和生病的消费者的争斗只是许多人对医疗系统的不满之一,该系统还因神秘的计费做法、不透明的中间人、令人困惑的术语和价格过高的药品而受到批评。 虽然调查显示制药公司可能比医疗保险公司更不受欢迎,但后者在近几十年来不断发展的以利润为导向的美国体系中占据着更基础的作用。 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格·肖表示,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处在完全私有化和完全政府运营之间,这个市场享受着“比平均水平更大的自由”。 但他指出,医疗系统融合私人和公共治理的“混合”性质并不是美国医疗系统中最不寻常的特征,最不寻常之处是,该国是唯一一个不保证医疗保健为一项权利的发达经济体。 自由市场的特质为联合健康等保险公司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该公司在2023年花费了近150亿美元用于股息和股票回购。汤普森被枪杀的前一晚,联合健康集团预计2025年的收入至少为4500亿美元,比3年前的水平增长近40%。 肖认为,私人保险公司在美国医疗保健领域的地位根深蒂固。 该行业的历史可追溯到1920年代的得州,当时发明健康保险是为了帮助医院支付未付发票,并帮助那些想要获得医疗服务的患者。 该系统最初由非营利蓝十字计划主导,在二战后开始流行,当时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公司会提供健康保险,而不是更高的工资。私营公司Aetna和Cigna于1950年代出现。记者兼医生罗森塔尔在2017年出版的《美国病》一书中写道:“对健康保险的新需求带来了商业机会,并催生了一个具有其他动机的新兴市场。” “一旦医疗保险被广泛接受,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医院适应其财务激励,从而改变了医生的行医方式,彻底改变了制造商生产和销售的药品和设备的类型。” 即将卸任的总统拜登把矛头对准制药商和其他参与者的医疗保健暴利行为,但主要关注的并不是保险公司。 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主席莉娜汗与其他机构就“医疗保健领域的企业贪婪”的影响发起了一项“跨政府调查”。但这项努力主要针对可能试图收购医疗保健资产的私募股权公司。 YouGov今年9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健康保险在人们认为应受到更严格监管的行业中排名第五。这意味着公众认为健康保险公司的可信度不如色情业者或银行家,后两者的排名较低,但比分别排第一至第四名的人工智能、制药、社媒和枪支行业的公司更可靠。 12月5日,YouGov在汤普森枪击事件发生后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59%的美国人对他们的医疗保险“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 肖认为,由于人们对背负沉重医疗债务的担忧日益增加,医疗保险行业在未来几年可能会面临来自华府的重大施压。 但他并不认为当前的关注浪潮会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挑战,部分原因是最尖锐的批评可以不被考虑,因为那是来自纵容暴力的极端分子的批评。 他说:“我不认为这是该行业的弗洛伊德(被警察压颈致死的黑人)时刻”,“也不认为这会促使该行业和监管机构进行深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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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是不是因为本身就在这一行,最近一打开社交媒体又开始看到铺天而来关于医生的囧境。从人手严重短缺,资薪脱轨,医生集体罢工,甚至还发生了病人疑是等待就医时间过长而持刀发难。这不禁的让人怀疑是否我们的医疗体系也开始老了,不合时宜了,也到了该“就医”的时候?请你老实说,别不好意思…   曾几何时,医生这一个行业是多少热血学生们梦寐以求,挤破脑袋都想钻进去的大热门。悬壶济世,光宗耀祖,受人敬佩,衣食无忧,想一想腰板都挺直了不少,头顶的星星也更闪亮了。医生彷佛就是职业中的天花板,高峰中的巅峰。但事总与愿违,只有入了行后才发现除了苦干熬夜伤身体外,这高强度的职业赚到的更多的只是疲惫不堪。“每个行业都辛苦的啦?律师工程师也不是做到半死,薪水还比你们低。你选这一行之前就应该预料到的啦,可以不要那幺矫吗?”   在面对这些不公的时候,我们一早就尝试反馈过,但一直都是不了了之。而当新冠疫情突然到来的那一刻,我们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在刹那间一爆即发。那时候,我们是千千万万对眼中的主角,是希望的寄托,是生命最后的守护者。在万众瞩目的焦点下,人们才愿意把焦点放在我们身上。也从那一刻起,才渐渐的从我们那一层层的糖衣下,意识到医生或许没有想象中的体面,甚至还有一些可怜。在顶着抗疫英雄的光环和舆论的压力下,政府迫于无奈在一定的程度上给予了许多补偿。许多的合约医生也是在这一危机中得以转为正。但在转了正之后才发现,其实现有的工资和福利才是最致命的硬伤。   名誉上的肯定对实际情况没有什幺改变。当他们又在一次想要揭竿而起的时后,一切都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抗疫情绪已退,民众又需要面对疫情过后经济萧条所带来的种种挑 战。财米油盐都已经自顾不暇,谁还会在意那周而复始一直解决不了的课题。民众从原先的同情和打抱不平,慢慢的变得麻木,再后来甚至认为医生居功自傲,贪得无厌,不懂得体恤民间辛苦而感到反感。   其实追根究底,这一切问题的源头来自于有限的资源和不均的分配。马来西亚被誉为全世界拥有最好的医疗系统的国家。但这说的不是我国的医疗水平比其他国家来得先进,而是它可以覆盖绝大多数的国内范围,让每一位人民都可以享用医疗服务。而更要命的是它还不怎幺跟你要钱,住院手术等有近全额经贴,绝大部分药物又可以免费或低价拿走。这样的佛心的医疗系统还不拿个全球第一也有点说不过去吧?但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医疗系统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合约医生的由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政府在维持这一独特的医疗系统上,开始越来越吃不消,入不敷出。收到全球经济的影响和马币逐渐的弱势,国家的收入也不再像之前那幺可观。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冲击,人口快速的增长,药物喋喋不断的涨价,所有的所有无一不把这医疗系统推向奔溃的边缘。但人们早已经习惯了这种便宜无负担的医疗服务,现在再想从他们身上掏钱无疑是天方夜谭。强行执行的话势必引起民怨载道,满天谩骂。所以就算是预算多幺的吃紧,在这种必遭民意反噬的浑水前,所有高官政客们都会避而不谈,或仓促略过。毕竟谁也不想成为首个削弱大众医疗福利的“千古罪人”。   所以就算是再有能力的卫生部长,在这一课题上都束手无策。一味的声东击西,避其锋芒的在原地踏步,直到下一位接班人的出现,又重复干着同样的死循环。   在拨款上得不到突破,那剩下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节源开销。但只增不减的病人需要用到更多的病床设备和药物,所需要的医护人员也只会越来越多。这才导致了政府想尽办法想要以最少的钱聘请最多的人,买最多的药。这在正规书面上是完全行不通的,政府配备给卫生部的公务员包括医生的人数是固定的,不能随意增加。就好比一间医院真正需要的是1000名医生,但它的配额最多就只有700人,那所剩下300位医生就必须以合约的方式来聘请。这就 是合约医生一开始的由来。   但他们对外说的并不是政府不够配额请不起医生,而是指责医生数量太多导致过剩。于是,手一挥,笔一划,把医学生名额一下子大幅度的减少了一大半。对于这一个缺少长远性策划的抉择,大家还拍手叫好,称赞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手段,三五两下就把问题解决了。在一开始的两年,这一举措确实减少了实习医生需要等待入职的时间,医生过多的舆论也逐渐减少,一切看似都在好转。直到新入职的医生的人数越来越少,待职的空缺越来越多,人手严重不足的时候,才开始发现事情的严重性。   原本需要七八位医生管理的病房一时间就只剩下两三位医生,一位医生必须扛起两到三份的工作量。长时间的过高的工作压力,怎幺能让人吃得消呢。这时医院才催命般的向上头索取更多的人手,现在不止人没有,连手也无法给你。谁叫你大量的减少医学科名额不说,还一直对外宣布医生严重过剩,只有傻子才会继续选择修读漫长烧脑的医科吧?   这时政府又会想说只要增加回医学生的名额和鼓励更多的学生读医,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是你今天所种下的果也需要一段时间时间让它开花结果,最快也需要一个3到5年的时 间。但这迫在眉睫的燃眉之急又该当如何有效的解决呢?本来就公认需要漫长等待的政府医疗服务就因为人手短缺而需要等上更久的时间了。从原本的三到四个小时到现在的七八个小时,任谁耐心再好也不愿意这样浪费自己那宝贵的时间吧?医生们在上层的压力下,就只好加快速度看病问诊。   但凡人的能力始终有极限,你体力再好也不可能在一小时内跑完50公里一样,更何况是需要小心仔细的问诊?病人们也面对着糟糕的看病体验,许多人一大清早从大老远的搭车的医院看病,等了半天终于轮到自己,医生只是仓促的看了看后就叫你到药房拿药。真的应验了那句等待5小时,看病5分钟。但医生们也实在没有办法再多花一些时间在你身上,因为你的身后还有一大长龙的病患。很多的病人也因此而不满到上方投诉,当然这是病人们的权利,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去投诉,让上层们了解事情的严重性。 拆东墙来补西墙   在民众繁繁的投诉下,上头一定会很快的有所行动。设立更多的临时诊所,加长医护人员的工作时间,从别处调动和加派人手。问题看似不大,一下子就能解决了。但羊毛始终出在羊身上,你从别人那里借来了人手后,别人那里自己又不够人手,他们又需要从其他地方索求帮助。这也是为何医生们有着频繁的人事调动,需要背井离乡和家人分开到其他地方去。这就是我们一直惯用的方法,拆东墙来补西墙,实在不行就先把屋顶也拆下来应急。一味的想用简单快速又粗暴的捷径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努力寻找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   薪资不公也是医生们致命的一击。谈钱伤感情,一句简而有劲的话就充分的诠释金钱的重要性,要不然它怎幺会伤害到感情呢?在大家的眼里,好的医生就应该全心全意救死扶伤,视金钱如粪土;也只有低劣贪婪的庸医才会想在病秧子身上捞取不义之财。我绝对赞成这一句话,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什幺比生命更为可贵了?但在要求医生对你的生命负上责任之前,至少也要确定他们可以拥有一个不错的生活保障吧。   你是否知道医生值班熬夜24小时,才拿着那区区9令吉的时薪?物价早已像火箭般一发不可收拾的飞涨,杂饭从五块涨至十令吉,理发从20令吉涨到40,屋价就更不用说了。但薪水就像扎了根似的还在原地踏步。熬过了实习当了几年医生后,薪水还是在四五千令吉中徘徊,不肯向上爬。   反观你之前的的同学朋友们,比你先一步踏入社会,摸爬滚打的一步步往上爬,有些甚至还当上了大经理或老板。除了有丰厚的薪水外,每年还有几个月花红入账。现在就连有些外劳的薪水都可以达到五六千令吉,一些网红或是销售推销员更是赚到盆满钵满。这不禁寒了医生们的心,难道医生们的付出就那幺不值钱吗?再想想自己的家人,原本就给不到他们时间上的陪伴,现在连物质上也有所亏欠,这条路再走下去真的值得吗?   “四五千算多了啦,怎幺还不知足?既然做到这样不爽就不用做啦!反正医生过多,你不做后面大把人强着做啦……”   的确,后面还有许多的年轻医生,但他们一旦踏入工作后,也会陷入这一个困境,不满着一样的问题。你知道吗,据不完整统计,从2018年至今,已经有大约七千名医生包括专科 在内离开政府医院,这相当于每4人当中就有一位已经离职,其他3个或许正在离职的路上。这数据难道不惊人吗,如果工作待遇是好的话,还会有那幺多人离职吗?其实要不是救人所带来的使命和成就感,真的想不到任何一个留下来的理由。但在这物质为上的社会里,没有金钱的支撑根本就坚持不了多久。或许现在的你一点也不在意,认为大不了以后到私人医院就医便是。这想法没有毛病,但吃米别不知米价,现在的医疗费用已经远超昂贵,绝大部分的人民都负担不起,小病还好说,大病的话卖车卖房卖肾也远远不够。这些只有在你有了亲身经历,支付过私人医院的费用,才会明白自己的想法多可笑,自己的薪水多幺的渺小,政府医院收费到底有多佛心。 津贴应以收入来决定   唠叨了大半天,到底有什幺实际的解决方案吗?我并没有任何高见,但我认为政府可以选择性的对不同的群体给予不同数额的津贴。津贴的多少以收入的高低来决定,低收入的应当享用原本的全额补贴,而高收入的群体只可以获得小部分的帮助并鼓励他们到私人医院就医。这样,在减少医院开销的同时,也可以让医院腾出多余的手来来面对日益增加的病人。此外,问诊收费也应当从原本的一令吉提升至5到10令吉;药物方面也只对昂贵的药物给予补贴,其余的一律按照市价收费。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意识到一路来政府到底在药物上花了多少钱,才会更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药物,而不是 理所当然的拿了一大堆药物却又不吃。   天地下是不可能有免费的午餐,人民也是时候为自己的健康附上一定的责任。省下的开销就可以提升破旧不堪的医疗器材和改善医护人员的福利。   最后再说一句,不吃草的马儿是注定跑不远的,当你只愿意给花生的时候,你就只配得到猴子。试想所谓的生老病死,人生必经的每个阶段都和医疗系统脱离不了关系。你总有一天一定会用上它。所以,在我们还没有把温水中的青蛙煮熟之前,请先一步把火种扑灭。  
2年前
已经不在所谓的火地狱里,所以可以平和地说话。 在马来西亚开始当实习医生的前几个月,受了尤其亚洲国家常见的等级文化冲击,一边适应工作量与工作时长和休假日与薪金不相符的生活,和面对比从前更艰难的未来。A对我说,以我如此愤世嫉俗的态度,怎能在这样的职场走得长远。那时我不高兴地想,错的不是我的愤世嫉俗,是令我愤世嫉俗而没人觉得应该改变的事情。 原本很长远的路,结束在一份澳洲医院的入职通知书上。 我在远方的土地,感受了另一次完全相反的文化冲击。在澳洲,医生等级顺序基本分为:实习医生(Intern),住院医生(resident medical officer),主治医生(registrar),专科顾问医生(consultant)。工作的第一天,紧急部门的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和顾问医生对我特别友善,完全超出我的预料。他们耐心地引导我电脑操作系统,各种表格的所在处,解答我的困惑,甚至确保我的身分识别卡可以感应开启职员厕所的门。工作中场休息,恰巧和顾问医生一起在茶水间喝咖啡一边闲聊。我在如今看来可笑的诧异中思考,随意和顾问医生同桌毫无意图地聊天这回事发生在马来西亚的几率。我以为这样善良的开始只是意外的幸运,还悄悄问身边的同事,称呼比我们职位还高的老板们,真的可以直接用他们的名字吗。我们和住院和主治医生交谈,像朋友一样没有等级上的负担;和顾问医生交流,可以自如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虚心接受他们慷慨的教育,没有崇高或卑微,施舍或乞讨的错觉。就连其他同事如护士或药剂师通常直接呼唤医生们的名字,也只有少数病人会用“医生”为前缀地称呼我们。 相反,在马来西亚或者其他相似的亚洲国家,医生被赋予光环,被过于崇高化,以致在等级最上层的医生,被众人毕恭毕敬地对待,而他们也可以近乎为所欲为地因为大事或小事,有理由或没理由地对下属不给颜面地数落。由于工作性质关乎人命,处事严格和不容许错误或懒散的态度,完全可以被理解,也不是这里想讨论的事情。但碰多了上司不知何故发脾气的事故,让我想起1971年津巴多(Zimbardo)进行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在实验里,24位普通人被随机分配扮演监狱看守或囚犯的职责。才没几天,他们完全融入角色,扮演看守的变得嚣张甚至展现虐待倾向,囚犯忘了这只是角色扮演而没有抗议。在马来西亚,等级较高的医生如住院医生(medical officer),可以对实习医生大呼小叫,原因可以鸡毛蒜皮如为什么和他说话前没请安。他们处于比实习医生高的位子,感受到任意把情绪发泄在下属身上而无人管束的快感,肆无忌惮对下属下命令的权力,面目随着日子的叠加愈加不好看,人人敬而远之。 机会并不从天而降 到了新环境,面对健康的工作文化,合理的工作时长和薪金,有组织性的医疗系统,我不再有愤世嫉俗的理由。偶尔回想过去的经历,我会质疑自己有什么资格拥有相对非常优秀的一切。但是有一天,一位专科顾问医生对我说,you are an excellent intern, we are lucky to have you,让我察觉自己已经太内在化自我抨击和接收抨击,连建立自信和觉醒自我价值也需要被提醒和重新学习。 从前忙着想如何存活过每一天,现在可以生活在每一天,多了精神上的空间理解病人治疗方案背后的理由,也被教导为人医者该有的思考方式和处事态度。这些条件给予我的平稳状态,间接让我理解A说的不该愤世嫉俗。既然马来西亚各种根深蒂固的问题过了多年依然存在,必须留在那个生态系统奋斗的人,就该懂得调整心态,才能面对无数不易的每一天。离开的人,也是曾经努力的人,而机会并不从天而降。成年人,不管留下或离开,好或坏,都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后记| 不排除其他国家如美国也过于崇高化医生;在工作环境相对很好的澳洲,也会出现有毒文化(toxic culture)和不把下属看在眼里的专科医生,比如Yumiko Kadota的《Emotional Female》里就描述了她在澳洲Neurosurgical专科训练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不排除马来西亚有很多友善的好医生,反而觉得马来西亚的有毒文化近年似乎正在改进,倒是各种制度问题一直未被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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