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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险

医疗需求是一直被那些在财富金字塔顶端,或者想要获得更健康和长寿的人们在拉动,底下的人们也只能被动跟随。 最近出现关于医药卡保费调涨40%至70%的新闻,这不是什么严谨报道,而是《马来前锋报》根据访问了一些投保人后所得出的结论,更多是一种民情抒发。殊不知,这则新闻病毒式地在各媒体中传播开来,而舆论雪球越滚越大,现在还要闹到国会里。 大家想要国家银行又是介入,又是给出一个合理说明,解释为何他们罔顾人民利益。一些网民在社媒发表看法,那语气仿佛是要把保险公司架上断头台,让人有一种身处法国大革命的错觉。 所有的政客都急着扮演人民利益的守护者。哪怕他们心知肚明,保险公司调整保费的前提是得到国家银行的点头。但又如何?纵使知道了,该闹还是要闹,因为这么做有选票。这就是民主政治无法避免的闹剧。 我大胆猜测《马来前锋报》所采访的投保人在比较不同保费的差异时,并不是同一个保险产品,又或者,投保人的保费增长和其年龄有关,因为很多医药卡是以5年来计算投保人的保费,所以每个阶段的保费调整都比较大。故此,会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投保人从保费较低的年龄段迈入保费较高的年龄段,就会有 “保费飙涨” 的感觉。 说回正题,医药卡费用涨价,或者说给人一种胡乱涨价的错误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最简单的,就是保险经纪和投保人之间的沟通问题。说实在话,许多投保人根本看不明白那叠又长又厚的保险文件,就连我对当中的内容也晦涩难懂。如果你要保险经纪和潜在客户逐条说明这些特定条件,这保单一定无法成交。 试想一下,你今天去买一罐保健品,推销员每个成分和你说明,从医学名称到成分比例、到效果、到科学研究,到临床试验等等…你想要像YouTube广告那样跳过都不行,烦都烦死了。就算你最后还是买了这保健品,大概率之后也不会再向这位推销员购买。 这就是现实。在销售领域里,不当销售(mis-selling)是无可避免会发生的事情。这是系统性问题。所有保险公司都尽可能加强职业操守相关的训练,以确保这问题控制在一个可接受范围之内。要注意,是 “可接受范围” ,不是100%杜绝。系统性问题是不可能100%杜绝的。 而许多保险的不当销售,无非是承诺和兑现有所出入时爆发。说好怎么都不会涨价,但还是涨了;说好怎么都可以索赔,但还是被拒绝赔偿了… 撇除沟通问题,那么为什么医药费用会上升? 我问你:炒粿条为什么会涨价?可以是面粉涨价导致粿条涨价、可以是煤气涨价、可以是鸡蛋涨价、可以是食用油涨价,也可以是炒粿条的劳动成本也涨价。撇除政府的干预,所有涨价的源头,都来自于一个简单不过的经济学道理——需求大于供应。 而医药费为何会上涨?因为: 药物和仪器上涨。疫情后,更多新药物和医疗仪器问世。你也可以理解为人们更注重健康,或者疫情期间把这些产品研发给压缩和延后,导致现在呈现井喷式的数量。 令吉疲弱。这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治疗需求增长。人变老了,也变有钱了,变得怕死,也愿意花钱延长寿命。 护士短缺。卫生部长说过,2030年会有60%的医护岗位空缺,许多护士都被中东国家吸纳。 除了令吉疲弱,以上诸多因素,并不只是我国面对而已,全世界都有同样的困扰,只是程度上的差异。 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那就是这个世界的有钱人只增不减,而人们的寿命也是如此(假设没有世界大战)。这么一来,医疗需求是一直被那些在财富金字塔顶端,或者想要获得更健康和长寿的人们在拉动,底下的人们也只能被动跟随。 至于说你说保险公司是吸血鬼,我觉得这有点夸张。要知道,保险公司是盈利团体。只要是谋利,而且是合法手段,自由市场就不该有什么 “逼良为娼” 的胡闹剧本。大家都是成年人,不是吗?如果你觉得A公司的保单贵,那你大可找B公司的保单,市场里有好些保险公司供君选择。自由市场,自由选择。 况且,人家保险公司比你还担心这保险产品无法持续运作。所以,保险公司是希望增加“共同支付”(co-payment),以减少保费,让投保人继续投保。国家银行也大力推行这个概念。不过,据我的了解,许多投保人都不愿意选择这类保单。因为他们认为保险就应该是 [vip_content_start] “自助餐” 的概念,他们支付了保费,然后就要吃到饱,吃到吐为止。 聊完了私人医疗,我们看看公共医疗。 马来西亚的医药体系非常特殊。政府长期给予大量医疗津贴,人们不满私人收费,可以寻求公家服务。还是那句,自由市场,自由选择。 在这里顺便和大家聊聊一些关于保险的迷思,那就是: 保费永远不涨。理论上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保险产品,都会分成几个部分,一个是医疗保障的支出,另一个则是保单的“现金价值”(cash value)。按理说,保险公司会用这些现金价值去投资,以维系这份保单。如果大家都安分守己,照顾健康,没有胡乱索赔,那么这些现金理应够用。反之,如果出现索赔过多的情况,严重影响现金价值,那么这份保单要继续运作,要么增加保费,要么是降低保额。 保单一定要买最贵的。正因为大家觉得买保险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加上不愿看到自己的保费“打水漂”,往往在购买人生第一份保单时,都倾向于购买最贵,或者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保单。在我看来,这就是保险经纪的职业操守问题。 全世界都知道医疗通胀往往都是双位数,是比官方通膨率更高的水平。不管保险公司的精算师再怎么厉害,都不可能模拟得到所有的情景。你可以模拟10年,那么接下来的10年呢? 我们的保单保额在面对未来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时,难以提供足够的缓冲。故此,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保单,大家都是在这条道路上不断给自己的保单升级,以此来抵御风险。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2000年最贵的保单保额,到了2010年就是一个笑话,再到了2024年就是施舍金额。也正因为是动态,应该用当下的财务能力来衡量,慢慢改善。这是许多大学毕业生刚踏入职场所容易犯下的理财错误。 老实说,这一轮的闹剧,我认为对推广更为便宜的保单和普及保险的重要性,毫无帮助。这种把私营企业和人民报道发展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关系,是弊大于利。 更重要的是,医疗保险和健康的问题,并不会因为你讨厌它而不存在。 文章提及的共同支付(co-payment)保单运作原理,可看作者这两篇文章: 健康是你自己的事,你准备好了吗? 保险共付:健康投资还是负担加重?
2星期前
浪费通常发生在人们不在乎成本时,就像自助餐中拿了一大堆食物却吃不完一样。但,浪费不全然是零成本。这些损失表面由保险公司承担,实则最终转嫁给自律的投保人。 看到一则报道,讲述本地一位前保险公司高管进行一项手术和住院后,院方给出的厚厚账单令他感到迷惑,声称当中有许多花费项目是他的职业生涯中闻所未闻,而且也对高昂的医疗费用感到困惑。 凭他的职业生涯和地位,他自然能负担得起这笔医疗费。他的疑问更多在于日益复杂的治疗手段和费用,以及是否所有院方所建议的治疗手段都是必要的。 都说健康是无价的,不过,那只是哲学上的意义。现实社会里,许多事情都是有价的。不久前,国家银行就提到,保险公司需要重新审视他们的保险产品,推出一个医疗保险共付(co-payment)的选项,以确保医疗保险能够永续运营。 “保险共付” 指的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共同承担部分费用,而不是全部由保险公司支付。例如,投保人可能需支付医疗费用的5%,其余部分由保险公司承担。此外,有些保单还包含自付额(deductible)的条款,要求投保人在一年内自行承担首1,000令吉的医疗费用,之后才可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说到这里时,相信很多人已经按耐不住了,认为这些保险公司就是要从投保人身上榨取更多利益。先别急着骂,让我们深入探讨。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什么是保险。简单来说,就是由一群人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每个人固定出一笔钱来成立一个基金,当中要是谁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需要一笔费用,那么就会从这基金里拨出来缴付。这是基础逻辑。不过,要付诸行动,自然会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执行人来判断到底收取多少费用才是合适的,以及什么费用是能够报销的。这位独立人需要非常超然,才能做到不偏不倚。 但是,这种想法是非常难实现的,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是一个高风险群体所成立的基金,很快就会弹尽粮绝,因为索偿频率会很高。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组织来聚合更多不同类型的人们,才能通过广泛的风险分散,确保基金的稳定与可持续性。 这个组织,就是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通过收集投保人的个人信息,形成一个超大型的利益共同体,然后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推算且模拟每年可能会发生的赔偿。他们的奖励也来自于成功维系每一个基金的永续发展,同时通过对这些资金的再投资来获得额外的投资收益。 因此,保险是一门给风险定价的行业。在风险管理领域,通常可以粗略分为风险发生的概率高低和损失金额的大小。每种风险都有其特定的数值评估。其中,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尤为重要。 在经济学里,如果一个人发现不遵从良好守则后,竟不需要承担所有成本,就会有诱因去违反守则。这就是道德风险。 在保险的世界里,道德风险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如果投保人发现保险公司没有仔细查证就让自己索赔,那么自然就会有诱因不断地去索赔。不久前,台湾就有一则新闻,说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密集地投保意外险以及意外伤害险,并积极地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跌倒” ,再拿着公交运营方的道歉函件去看诊,还将药品变卖牟利。这一骗,就长达10年之久。据记录,这对夫妇一家三口平均每个月跌倒十余次。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极端,处心积虑地去找时机 “跌倒” 。 然而,日常生活中,许多不幸事件虽然不是我们主动追求的,却往往是被动产生的,例如因懈怠导致的问题。与健康相关的,就是其中一大例。 举例来说,马来西亚人的饮食习惯非常不健康,加上拥有汽车的成本相对较低(马来西亚汽车数量为3,600万辆,比人还多),进而导致肥胖成为国人常见的健康疾病。肥胖是一种慢性病,会促使多种疾病发病,例如2型糖尿病和心脏病等等。 这种情况下,无论保险公司怎么筛选投保人,他们都绕不开有肥胖问题的群体,而且比例可能会越来越高。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就是,当拥有疾病风险而索赔的人数变多,为了让这些保单得以运作下去,唯有提高保费。可是,这么做除了对那些积极 照顾健康的投保人不公平,也会让该保险的永续发展成为难题。倘若停止运作,对那些已经投保许久,在未来有索赔需求,但尚未索赔的投保人,也不公平。 另一种道德风险情景就是当投保人投保了医疗险,他们的健康风险就转移给保险公司。对他们来说,既然已经交了保费,自然就有持无恐,什么头晕、身体发热,都去问诊。一些医疗机构知道你有保单罩着,他们也放开来给建议,什么药物和保健品都给你,反正你也不在乎,吃不完大不了就放在家里收集灰尘。就如开头里的前保险公司高管提到的,是不是所有院方所建议的治疗手段都是合适的?过度治疗(over treatment),就是一种医疗体系的浪费。 浪费通常发生在人们不在乎成本时,就像自助餐中拿了一大堆食物却吃不完一样。但,浪费不全然是零成本。这些损失表面由保险公司承担,实则最终转嫁给自律的投保人。 这就是我们说的道德风险。 因此,需要有一些机制来反过来逼人们去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也正视治疗手段。 保险共付就是如今医疗体系需要的改革。下一篇继续说保险共付的优缺点。
4月前